超级军网转帖：反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2:24:10
反恐是一场战争。
恐怖主义是与正规作战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作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恐怖分子不采用正面作战的作战方式，而以偷袭为主，并不以对方军事人员为目标，而是以平民为主要杀伤对象。通过杀伤平民的方式制造巨大政治压力，达到政治目的。这是老鼠与大象的战争。正规军在反恐作战中往往并不能有效发扬火力和各种专业军事技术，在与恐怖分子的对抗，显得笨拙而不灵活。反恐作战，情报比火力重要，政治比军事重要。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要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分析清楚战争的来龙去脉。如此，才能从根源入手，解决问题，做到军事问题政治解决，事半功倍。否则，单纯依靠军事打击，必然疲于奔命，师老兵疲，事半功倍。
恐怖组织与有组织犯罪组织一样，也具有章鱼型的结构。首脑指挥走卒，首脑提供智力，走卒提供炮灰。进一步考虑，这些恐怖组织的首脑的背后，往往是某些大国的情报机构。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恐怖组织的首脑，也不过是某些大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而已。这些大国的情报机构（比如中情局）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实际上，支持分裂势力，削弱其它国家，在黎塞留的时代，法国与西班牙争雄的时候，便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恐怖组织常见的运转模式是：恐怖组织的首脑，蛰伏海外，向国内传递指令，操纵组织运转，通过离岸金融中心，不断向国内输送金钱，维持组织运作。这些金钱，通过非政府盈利机构，三转两转，转入境内负责指挥走卒的中层干部手中。
境内存在的往往是中层干部和源源不断发展的走卒。即使把这些中层干部和走卒全部消灭，只要海外的首脑还活着，恐怖组织死而不僵，随时可能春风吹又生。
打击恐怖组织，斩首行动效果也未必好。一方面，恐怖组织的首脑，往往隐匿起来，甚至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庇护。另一方面，即使消灭了首脑，组织内部很可能再次产生新的首脑。再者，敌对国家的情报机构还可以寻找新的代理人。这并不难。
切断境内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类似断粮，可以使境内的恐怖组织瘫痪。在不断推动金融自贸区发展，各类民间非政府盈利组织蓬勃发展的今天，完全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并不容易。总会有一些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点点滴滴地渗透进来。何况，这并不是治本的办法。
各类恐怖组织，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为恐怖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走卒。一个走卒死掉了，很快就会有新的走卒补充上来。这些走卒都是本土产生的，平时都是合法公民或者合法居留者，因为非法入境的外来的恐怖分子很快就会被认出来。只有铲除不断滋生恐怖分子的社会基础，才能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走卒，往往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的经济地位长期难以改善，对社会结构悲观厌恶，甚至仇视社会，希望采取激烈的手段改变现有社会结构。一旦他们与极端思想结合，往往就会成为不怕死的炮灰。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不足，必然有一部分劳动力长期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这些人长期生活困苦，改善无望。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些劳动者集中在某些人群之中，比如英国北爱地区的爱尔兰后裔。在有些国家，虽然没有种族歧视性政策，但是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事实上的隔离，导致一部分民族大多数劳动力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比如，错误的语言政策，使少数民族青壮年由于语言障碍，既难以就业也难以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再比如，错误的刑事政策，使多数人对少数民族青壮年敬而远之，导致这些年轻人在社会上处于孤立的状态。这些劳动力，只能依靠贩卖小吃，特产为生，生活自然贫困。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有限，也就容易接受极端思想，成为廉价炮灰。事实上，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与全社会受教育程度呈反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社会，信教的人数越少，宗教的地位越低。
这些劳动者生活困苦，少数人穷奢极侈，必然充满怨恨。渴望获得帮助和慰藉，任何给予他们经济补助和心理慰藉的人，都会获得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他们很容易成为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炮灰。
恐怖组织的首脑和中层干部，则往往来自社会中上层。这些人，拥有巨额的财富，受过良好的教育，野心勃勃，觊觎更大的权力。他们拿出一点小钱，施舍一些小恩小惠，就能聚拢一大批走卒，获得巨大的人望。
默许、鼓励、甚至支持这些人通过原始积累等手段据敛财富，获得政治地位等各类扶植这些人的政策，是愚不可及的领导人才会推行的政策。这些愚蠢的领导人往往背叛群众路线，而是信仰精英政治。他们希望培养富有、精明的少数民族“代理人”管理“愚昧、贫穷、落后”的大多数，却不知道这样的政策培养出来的不是管理少数民族的“代理人”，却恰恰是与自己作对的首脑和中层干部，那些“愚昧、贫穷、落后”的大多数则成为受他们指挥的炮灰。
宗教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问题。教义的争夺，从深层次看，都与世俗利益密不可分。中世纪农奴接受一种教义的原因，往往是他们的领主推广这种教义。这些农奴受教育不深，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必然随大流信仰自己主子推崇的教义。而这种教育，则是与他们的主子的世俗利益，密不可分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宗教问题已经逐步弱化了。但是，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种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再度复活了。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政府为了一点小钱，把教育、医疗和养老推向市场，成为大多数劳动者身上沉重的负担；二是因为政府推行大规模市场化，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各种社会公益行为推给民间组织；三是因为大批劳动者长期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迫切需要这些救济和公益活动和心理安慰。于是，那些野心勃勃社会上层，拿出一点小钱，就可以控制一大批社会底层。
一些长期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几口人只有一双鞋的家庭，自然愿意接受地下宗教学校提供的免费食物、教育、衣服、和一对一的老师关爱。他们获得了经济补助和心理慰藉，自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对方的宣传。这样的宗教学校会教给他们什么呢？无非是“我是主的小绵羊”，或者“真主万能，消灭异教徒之类”。何况，多数人都是感恩戴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男人留起大胡子，女人穿起只露出眼睛的长袍，便不足为奇了。
某些地区推行私有化之后，宗教势力迅速发展，原因其实也是类似的。大下岗的重灾区，也是邪教传播的重灾区，就是这个原因。
恐怖组织的首脑与中层干部，与那些走卒，在经济上，往往处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位置，是对立的位置。但是由于缺乏教育，或者接受了泛阶级教育和极端宗教思想教育，缺少社会阶级分析的能力，这些走卒往往只能看到小恩小惠，感恩戴德，并不知道自己的苦难，其实恰恰与这些人的剥削密不可分。他们在感激之情的鼓舞下，心甘情愿为这些首脑和中层肝脑涂地。
民族、宗教问题，并不是恐怖主义的根源，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经济矛盾。以民族、宗教问题为反映的恐怖主义，不过是经济矛盾在民族、宗教方面的映射。如果不能正视恐怖主义出现的根源，那么恐怖主义现象，绝不会局限于民族地区。
从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考虑，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毛主席的时代中国没有恐怖主义：在那个时代，恐怖组织的首脑和中层干部，是拿不出足够的财富要买人心的；多数劳动者的生活虽然简朴，但并不是没有希望的；绝大多数人在经济地位上是平等的；国家并不把基本教育、医疗等生活服务作为谋利的手段；信仰平民路线而不是精英政治，境内没有产生走卒、中层干部和首脑的土壤；境外渗透的武装特务，也没有立锥之地。
反恐是一场战争，是一场争夺人心向背的战争，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打好反恐战争，要解决经济问题，也要调整执政理念。
反恐是一场战争。
恐怖主义是与正规作战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作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恐怖分子不采用正面作战的作战方式，而以偷袭为主，并不以对方军事人员为目标，而是以平民为主要杀伤对象。通过杀伤平民的方式制造巨大政治压力，达到政治目的。这是老鼠与大象的战争。正规军在反恐作战中往往并不能有效发扬火力和各种专业军事技术，在与恐怖分子的对抗，显得笨拙而不灵活。反恐作战，情报比火力重要，政治比军事重要。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要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分析清楚战争的来龙去脉。如此，才能从根源入手，解决问题，做到军事问题政治解决，事半功倍。否则，单纯依靠军事打击，必然疲于奔命，师老兵疲，事半功倍。
恐怖组织与有组织犯罪组织一样，也具有章鱼型的结构。首脑指挥走卒，首脑提供智力，走卒提供炮灰。进一步考虑，这些恐怖组织的首脑的背后，往往是某些大国的情报机构。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恐怖组织的首脑，也不过是某些大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而已。这些大国的情报机构（比如中情局）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实际上，支持分裂势力，削弱其它国家，在黎塞留的时代，法国与西班牙争雄的时候，便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恐怖组织常见的运转模式是：恐怖组织的首脑，蛰伏海外，向国内传递指令，操纵组织运转，通过离岸金融中心，不断向国内输送金钱，维持组织运作。这些金钱，通过非政府盈利机构，三转两转，转入境内负责指挥走卒的中层干部手中。
境内存在的往往是中层干部和源源不断发展的走卒。即使把这些中层干部和走卒全部消灭，只要海外的首脑还活着，恐怖组织死而不僵，随时可能春风吹又生。
打击恐怖组织，斩首行动效果也未必好。一方面，恐怖组织的首脑，往往隐匿起来，甚至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庇护。另一方面，即使消灭了首脑，组织内部很可能再次产生新的首脑。再者，敌对国家的情报机构还可以寻找新的代理人。这并不难。
切断境内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类似断粮，可以使境内的恐怖组织瘫痪。在不断推动金融自贸区发展，各类民间非政府盈利组织蓬勃发展的今天，完全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并不容易。总会有一些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点点滴滴地渗透进来。何况，这并不是治本的办法。
各类恐怖组织，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为恐怖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走卒。一个走卒死掉了，很快就会有新的走卒补充上来。这些走卒都是本土产生的，平时都是合法公民或者合法居留者，因为非法入境的外来的恐怖分子很快就会被认出来。只有铲除不断滋生恐怖分子的社会基础，才能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走卒，往往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的经济地位长期难以改善，对社会结构悲观厌恶，甚至仇视社会，希望采取激烈的手段改变现有社会结构。一旦他们与极端思想结合，往往就会成为不怕死的炮灰。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不足，必然有一部分劳动力长期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这些人长期生活困苦，改善无望。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些劳动者集中在某些人群之中，比如英国北爱地区的爱尔兰后裔。在有些国家，虽然没有种族歧视性政策，但是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事实上的隔离，导致一部分民族大多数劳动力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比如，错误的语言政策，使少数民族青壮年由于语言障碍，既难以就业也难以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再比如，错误的刑事政策，使多数人对少数民族青壮年敬而远之，导致这些年轻人在社会上处于孤立的状态。这些劳动力，只能依靠贩卖小吃，特产为生，生活自然贫困。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有限，也就容易接受极端思想，成为廉价炮灰。事实上，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与全社会受教育程度呈反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社会，信教的人数越少，宗教的地位越低。
这些劳动者生活困苦，少数人穷奢极侈，必然充满怨恨。渴望获得帮助和慰藉，任何给予他们经济补助和心理慰藉的人，都会获得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他们很容易成为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炮灰。
恐怖组织的首脑和中层干部，则往往来自社会中上层。这些人，拥有巨额的财富，受过良好的教育，野心勃勃，觊觎更大的权力。他们拿出一点小钱，施舍一些小恩小惠，就能聚拢一大批走卒，获得巨大的人望。
默许、鼓励、甚至支持这些人通过原始积累等手段据敛财富，获得政治地位等各类扶植这些人的政策，是愚不可及的领导人才会推行的政策。这些愚蠢的领导人往往背叛群众路线，而是信仰精英政治。他们希望培养富有、精明的少数民族“代理人”管理“愚昧、贫穷、落后”的大多数，却不知道这样的政策培养出来的不是管理少数民族的“代理人”，却恰恰是与自己作对的首脑和中层干部，那些“愚昧、贫穷、落后”的大多数则成为受他们指挥的炮灰。
宗教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问题。教义的争夺，从深层次看，都与世俗利益密不可分。中世纪农奴接受一种教义的原因，往往是他们的领主推广这种教义。这些农奴受教育不深，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必然随大流信仰自己主子推崇的教义。而这种教育，则是与他们的主子的世俗利益，密不可分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宗教问题已经逐步弱化了。但是，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种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再度复活了。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政府为了一点小钱，把教育、医疗和养老推向市场，成为大多数劳动者身上沉重的负担；二是因为政府推行大规模市场化，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各种社会公益行为推给民间组织；三是因为大批劳动者长期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迫切需要这些救济和公益活动和心理安慰。于是，那些野心勃勃社会上层，拿出一点小钱，就可以控制一大批社会底层。
一些长期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几口人只有一双鞋的家庭，自然愿意接受地下宗教学校提供的免费食物、教育、衣服、和一对一的老师关爱。他们获得了经济补助和心理慰藉，自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对方的宣传。这样的宗教学校会教给他们什么呢？无非是“我是主的小绵羊”，或者“真主万能，消灭异教徒之类”。何况，多数人都是感恩戴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男人留起大胡子，女人穿起只露出眼睛的长袍，便不足为奇了。
某些地区推行私有化之后，宗教势力迅速发展，原因其实也是类似的。大下岗的重灾区，也是邪教传播的重灾区，就是这个原因。
恐怖组织的首脑与中层干部，与那些走卒，在经济上，往往处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位置，是对立的位置。但是由于缺乏教育，或者接受了泛阶级教育和极端宗教思想教育，缺少社会阶级分析的能力，这些走卒往往只能看到小恩小惠，感恩戴德，并不知道自己的苦难，其实恰恰与这些人的剥削密不可分。他们在感激之情的鼓舞下，心甘情愿为这些首脑和中层肝脑涂地。
民族、宗教问题，并不是恐怖主义的根源，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经济矛盾。以民族、宗教问题为反映的恐怖主义，不过是经济矛盾在民族、宗教方面的映射。如果不能正视恐怖主义出现的根源，那么恐怖主义现象，绝不会局限于民族地区。
从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考虑，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毛主席的时代中国没有恐怖主义：在那个时代，恐怖组织的首脑和中层干部，是拿不出足够的财富要买人心的；多数劳动者的生活虽然简朴，但并不是没有希望的；绝大多数人在经济地位上是平等的；国家并不把基本教育、医疗等生活服务作为谋利的手段；信仰平民路线而不是精英政治，境内没有产生走卒、中层干部和首脑的土壤；境外渗透的武装特务，也没有立锥之地。
反恐是一场战争，是一场争夺人心向背的战争，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打好反恐战争，要解决经济问题，也要调整执政理念。
恐怖主义是与正规作战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作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恐怖分子不采用正面作战的作战方式，而以偷袭为主，并不以对方军事人员为目标，而是以平民为主要杀伤对象。通过杀伤平民的方式制造巨大政治压力，达到政治目的。这是老鼠与大象的战争。正规军在反恐作战中往往并不能有效发扬火力和各种专业军事技术，在与恐怖分子的对抗，显得笨拙而不灵活。反恐作战，情报比火力重要，政治比军事重要。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要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分析清楚战争的来龙去脉。如此，才能从根源入手，解决问题，做到军事问题政治解决，事半功倍。否则，单纯依靠军事打击，必然疲于奔命，师老兵疲，事半功倍。
恐怖组织与有组织犯罪组织一样，也具有章鱼型的结构。首脑指挥走卒，首脑提供智力，走卒提供炮灰。进一步考虑，这些恐怖组织的首脑的背后，往往是某些大国的情报机构。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恐怖组织的首脑，也不过是某些大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而已。这些大国的情报机构（比如中情局）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实际上，支持分裂势力，削弱其它国家，在黎塞留的时代，法国与西班牙争雄的时候，便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恐怖组织常见的运转模式是：恐怖组织的首脑，蛰伏海外，向国内传递指令，操纵组织运转，通过离岸金融中心，不断向国内输送金钱，维持组织运作。这些金钱，通过非政府盈利机构，三转两转，转入境内负责指挥走卒的中层干部手中。
境内存在的往往是中层干部和源源不断发展的走卒。即使把这些中层干部和走卒全部消灭，只要海外的首脑还活着，恐怖组织死而不僵，随时可能春风吹又生。
打击恐怖组织，斩首行动效果也未必好。一方面，恐怖组织的首脑，往往隐匿起来，甚至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庇护。另一方面，即使消灭了首脑，组织内部很可能再次产生新的首脑。再者，敌对国家的情报机构还可以寻找新的代理人。这并不难。
切断境内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类似断粮，可以使境内的恐怖组织瘫痪。在不断推动金融自贸区发展，各类民间非政府盈利组织蓬勃发展的今天，完全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并不容易。总会有一些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点点滴滴地渗透进来。何况，这并不是治本的办法。
各类恐怖组织，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为恐怖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走卒。一个走卒死掉了，很快就会有新的走卒补充上来。这些走卒都是本土产生的，平时都是合法公民或者合法居留者，因为非法入境的外来的恐怖分子很快就会被认出来。只有铲除不断滋生恐怖分子的社会基础，才能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走卒，往往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的经济地位长期难以改善，对社会结构悲观厌恶，甚至仇视社会，希望采取激烈的手段改变现有社会结构。一旦他们与极端思想结合，往往就会成为不怕死的炮灰。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不足，必然有一部分劳动力长期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这些人长期生活困苦，改善无望。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些劳动者集中在某些人群之中，比如英国北爱地区的爱尔兰后裔。在有些国家，虽然没有种族歧视性政策，但是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事实上的隔离，导致一部分民族大多数劳动力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比如，错误的语言政策，使少数民族青壮年由于语言障碍，既难以就业也难以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再比如，错误的刑事政策，使多数人对少数民族青壮年敬而远之，导致这些年轻人在社会上处于孤立的状态。这些劳动力，只能依靠贩卖小吃，特产为生，生活自然贫困。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有限，也就容易接受极端思想，成为廉价炮灰。事实上，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与全社会受教育程度呈反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社会，信教的人数越少，宗教的地位越低。
这些劳动者生活困苦，少数人穷奢极侈，必然充满怨恨。渴望获得帮助和慰藉，任何给予他们经济补助和心理慰藉的人，都会获得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他们很容易成为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炮灰。
恐怖组织的首脑和中层干部，则往往来自社会中上层。这些人，拥有巨额的财富，受过良好的教育，野心勃勃，觊觎更大的权力。他们拿出一点小钱，施舍一些小恩小惠，就能聚拢一大批走卒，获得巨大的人望。
默许、鼓励、甚至支持这些人通过原始积累等手段据敛财富，获得政治地位等各类扶植这些人的政策，是愚不可及的领导人才会推行的政策。这些愚蠢的领导人往往背叛群众路线，而是信仰精英政治。他们希望培养富有、精明的少数民族“代理人”管理“愚昧、贫穷、落后”的大多数，却不知道这样的政策培养出来的不是管理少数民族的“代理人”，却恰恰是与自己作对的首脑和中层干部，那些“愚昧、贫穷、落后”的大多数则成为受他们指挥的炮灰。
宗教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问题。教义的争夺，从深层次看，都与世俗利益密不可分。中世纪农奴接受一种教义的原因，往往是他们的领主推广这种教义。这些农奴受教育不深，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必然随大流信仰自己主子推崇的教义。而这种教育，则是与他们的主子的世俗利益，密不可分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宗教问题已经逐步弱化了。但是，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种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再度复活了。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政府为了一点小钱，把教育、医疗和养老推向市场，成为大多数劳动者身上沉重的负担；二是因为政府推行大规模市场化，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各种社会公益行为推给民间组织；三是因为大批劳动者长期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迫切需要这些救济和公益活动和心理安慰。于是，那些野心勃勃社会上层，拿出一点小钱，就可以控制一大批社会底层。
一些长期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几口人只有一双鞋的家庭，自然愿意接受地下宗教学校提供的免费食物、教育、衣服、和一对一的老师关爱。他们获得了经济补助和心理慰藉，自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对方的宣传。这样的宗教学校会教给他们什么呢？无非是“我是主的小绵羊”，或者“真主万能，消灭异教徒之类”。何况，多数人都是感恩戴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男人留起大胡子，女人穿起只露出眼睛的长袍，便不足为奇了。
某些地区推行私有化之后，宗教势力迅速发展，原因其实也是类似的。大下岗的重灾区，也是邪教传播的重灾区，就是这个原因。
恐怖组织的首脑与中层干部，与那些走卒，在经济上，往往处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位置，是对立的位置。但是由于缺乏教育，或者接受了泛阶级教育和极端宗教思想教育，缺少社会阶级分析的能力，这些走卒往往只能看到小恩小惠，感恩戴德，并不知道自己的苦难，其实恰恰与这些人的剥削密不可分。他们在感激之情的鼓舞下，心甘情愿为这些首脑和中层肝脑涂地。
民族、宗教问题，并不是恐怖主义的根源，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经济矛盾。以民族、宗教问题为反映的恐怖主义，不过是经济矛盾在民族、宗教方面的映射。如果不能正视恐怖主义出现的根源，那么恐怖主义现象，绝不会局限于民族地区。
从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考虑，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毛主席的时代中国没有恐怖主义：在那个时代，恐怖组织的首脑和中层干部，是拿不出足够的财富要买人心的；多数劳动者的生活虽然简朴，但并不是没有希望的；绝大多数人在经济地位上是平等的；国家并不把基本教育、医疗等生活服务作为谋利的手段；信仰平民路线而不是精英政治，境内没有产生走卒、中层干部和首脑的土壤；境外渗透的武装特务，也没有立锥之地。
反恐是一场战争，是一场争夺人心向背的战争，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打好反恐战争，要解决经济问题，也要调整执政理念。
反恐是一场战争。
恐怖主义是与正规作战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作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恐怖分子不采用正面作战的作战方式，而以偷袭为主，并不以对方军事人员为目标，而是以平民为主要杀伤对象。通过杀伤平民的方式制造巨大政治压力，达到政治目的。这是老鼠与大象的战争。正规军在反恐作战中往往并不能有效发扬火力和各种专业军事技术，在与恐怖分子的对抗，显得笨拙而不灵活。反恐作战，情报比火力重要，政治比军事重要。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要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分析清楚战争的来龙去脉。如此，才能从根源入手，解决问题，做到军事问题政治解决，事半功倍。否则，单纯依靠军事打击，必然疲于奔命，师老兵疲，事半功倍。
恐怖组织与有组织犯罪组织一样，也具有章鱼型的结构。首脑指挥走卒，首脑提供智力，走卒提供炮灰。进一步考虑，这些恐怖组织的首脑的背后，往往是某些大国的情报机构。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恐怖组织的首脑，也不过是某些大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而已。这些大国的情报机构（比如中情局）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实际上，支持分裂势力，削弱其它国家，在黎塞留的时代，法国与西班牙争雄的时候，便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恐怖组织常见的运转模式是：恐怖组织的首脑，蛰伏海外，向国内传递指令，操纵组织运转，通过离岸金融中心，不断向国内输送金钱，维持组织运作。这些金钱，通过非政府盈利机构，三转两转，转入境内负责指挥走卒的中层干部手中。
境内存在的往往是中层干部和源源不断发展的走卒。即使把这些中层干部和走卒全部消灭，只要海外的首脑还活着，恐怖组织死而不僵，随时可能春风吹又生。
打击恐怖组织，斩首行动效果也未必好。一方面，恐怖组织的首脑，往往隐匿起来，甚至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庇护。另一方面，即使消灭了首脑，组织内部很可能再次产生新的首脑。再者，敌对国家的情报机构还可以寻找新的代理人。这并不难。
切断境内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类似断粮，可以使境内的恐怖组织瘫痪。在不断推动金融自贸区发展，各类民间非政府盈利组织蓬勃发展的今天，完全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并不容易。总会有一些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点点滴滴地渗透进来。何况，这并不是治本的办法。
各类恐怖组织，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为恐怖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走卒。一个走卒死掉了，很快就会有新的走卒补充上来。这些走卒都是本土产生的，平时都是合法公民或者合法居留者，因为非法入境的外来的恐怖分子很快就会被认出来。只有铲除不断滋生恐怖分子的社会基础，才能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走卒，往往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的经济地位长期难以改善，对社会结构悲观厌恶，甚至仇视社会，希望采取激烈的手段改变现有社会结构。一旦他们与极端思想结合，往往就会成为不怕死的炮灰。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不足，必然有一部分劳动力长期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这些人长期生活困苦，改善无望。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些劳动者集中在某些人群之中，比如英国北爱地区的爱尔兰后裔。在有些国家，虽然没有种族歧视性政策，但是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事实上的隔离，导致一部分民族大多数劳动力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比如，错误的语言政策，使少数民族青壮年由于语言障碍，既难以就业也难以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再比如，错误的刑事政策，使多数人对少数民族青壮年敬而远之，导致这些年轻人在社会上处于孤立的状态。这些劳动力，只能依靠贩卖小吃，特产为生，生活自然贫困。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有限，也就容易接受极端思想，成为廉价炮灰。事实上，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与全社会受教育程度呈反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社会，信教的人数越少，宗教的地位越低。
这些劳动者生活困苦，少数人穷奢极侈，必然充满怨恨。渴望获得帮助和慰藉，任何给予他们经济补助和心理慰藉的人，都会获得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他们很容易成为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炮灰。
恐怖组织的首脑和中层干部，则往往来自社会中上层。这些人，拥有巨额的财富，受过良好的教育，野心勃勃，觊觎更大的权力。他们拿出一点小钱，施舍一些小恩小惠，就能聚拢一大批走卒，获得巨大的人望。
默许、鼓励、甚至支持这些人通过原始积累等手段据敛财富，获得政治地位等各类扶植这些人的政策，是愚不可及的领导人才会推行的政策。这些愚蠢的领导人往往背叛群众路线，而是信仰精英政治。他们希望培养富有、精明的少数民族“代理人”管理“愚昧、贫穷、落后”的大多数，却不知道这样的政策培养出来的不是管理少数民族的“代理人”，却恰恰是与自己作对的首脑和中层干部，那些“愚昧、贫穷、落后”的大多数则成为受他们指挥的炮灰。
宗教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问题。教义的争夺，从深层次看，都与世俗利益密不可分。中世纪农奴接受一种教义的原因，往往是他们的领主推广这种教义。这些农奴受教育不深，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必然随大流信仰自己主子推崇的教义。而这种教育，则是与他们的主子的世俗利益，密不可分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宗教问题已经逐步弱化了。但是，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种领主与农奴的关系再度复活了。这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政府为了一点小钱，把教育、医疗和养老推向市场，成为大多数劳动者身上沉重的负担；二是因为政府推行大规模市场化，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各种社会公益行为推给民间组织；三是因为大批劳动者长期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迫切需要这些救济和公益活动和心理安慰。于是，那些野心勃勃社会上层，拿出一点小钱，就可以控制一大批社会底层。
一些长期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几口人只有一双鞋的家庭，自然愿意接受地下宗教学校提供的免费食物、教育、衣服、和一对一的老师关爱。他们获得了经济补助和心理慰藉，自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对方的宣传。这样的宗教学校会教给他们什么呢？无非是“我是主的小绵羊”，或者“真主万能，消灭异教徒之类”。何况，多数人都是感恩戴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男人留起大胡子，女人穿起只露出眼睛的长袍，便不足为奇了。
某些地区推行私有化之后，宗教势力迅速发展，原因其实也是类似的。大下岗的重灾区，也是邪教传播的重灾区，就是这个原因。
恐怖组织的首脑与中层干部，与那些走卒，在经济上，往往处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位置，是对立的位置。但是由于缺乏教育，或者接受了泛阶级教育和极端宗教思想教育，缺少社会阶级分析的能力，这些走卒往往只能看到小恩小惠，感恩戴德，并不知道自己的苦难，其实恰恰与这些人的剥削密不可分。他们在感激之情的鼓舞下，心甘情愿为这些首脑和中层肝脑涂地。
民族、宗教问题，并不是恐怖主义的根源，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经济矛盾。以民族、宗教问题为反映的恐怖主义，不过是经济矛盾在民族、宗教方面的映射。如果不能正视恐怖主义出现的根源，那么恐怖主义现象，绝不会局限于民族地区。
从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考虑，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毛主席的时代中国没有恐怖主义：在那个时代，恐怖组织的首脑和中层干部，是拿不出足够的财富要买人心的；多数劳动者的生活虽然简朴，但并不是没有希望的；绝大多数人在经济地位上是平等的；国家并不把基本教育、医疗等生活服务作为谋利的手段；信仰平民路线而不是精英政治，境内没有产生走卒、中层干部和首脑的土壤；境外渗透的武装特务，也没有立锥之地。
反恐是一场战争，是一场争夺人心向背的战争，也是一场经济战争。打好反恐战争，要解决经济问题，也要调整执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