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纳粹黄金---二战中纳粹德国与中立国的黄金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5:45:09
一、默克斯藏宝
纳粹黄金，就像一道划过天空的闪电，带给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了许多争论和困惑，甚至在战后50多年，这些争论仍在继续。引起这场争论的主要因素是纳粹黄金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它的涉及面极广，大致上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存于梵蒂冈、瑞士、南美的银行，甚至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局；第二部分在战争期间被藏匿，用于纳粹的战后复兴；第三部分被逃脱制裁的纳粹高级将领所据为己有；剩下的则被战胜国占有。目前对这些财富的数目存在很大分歧，并引起了很多争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财富的价值直至今天依然难以做出准确的估算。此外，还有很多纳粹财富可能已被用于其战后复兴。
在德国还未彻底崩溃之前，纳粹党上层官员就制订了周密的复兴计划。纳粹早有计划把在战争中掠夺的财富运往其它国家隐藏起来。与此同时，盟国也在尽力寻回这些财富，然而他们直到1945年4月初才意识到这项任务的规模之大，形势之复杂。
1945年3月22日晚，乔治·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渡过了莱茵河，到4月4日中午已经占领了图林根地区的默克斯村（Merkers）。当天下午，盟军反谍报部门（CIC）的一个特遣队盘问了附近地区的一些难民。他们从难民口中得知，在温德斯塔尔矿业公司的某座钾盐矿附近有过不寻常的“活动”。盟军司令部在得到消息后，下令在该地区实行宵禁。
4月4日傍晚，一辆美军巡逻吉普车在默克斯村看到两名国妇女违反宵禁令在街头行走，于是停下来对其盘问。她们自称是法国难民，其中一人即将分娩，要到邻近的基瑟尔巴赫村（Keiselbach）去找接生婆。美国士兵把该妇女带上吉普车，送到了基瑟尔巴赫村，还为接生婆提供了帮助。次日清晨，在送这两名妇女回家的路上，当吉普车路过凯瑟罗达矿井（Kaiseroda Mine）的井口时，美军士兵问这是一座什么矿。令他们大为惊讶的是，其中一名妇女指着那里说：“那就是藏金子的矿井”。
该地美军指挥官拉塞尔中校（William A. Russell）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于当天中午前往默克斯。经过询问难民确定了消息的真实性。此外拉塞尔还得知德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保罗·赖夫博士（Paul Rave，他还兼任柏林国家美术馆的助理馆长）正在那里看护一些藏在矿井中的名画。拉塞尔接着盘问了矿上的大小官员，以及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外汇部首席出纳员维尔纳·维克（Werner Veick）。维克向美军交代说，从1942年8月26日起，德国国家银行就把其黄金储备以及党卫军在该银行帐户上的掠夺财物（包括黄金、外汇和艺术品）藏到默克斯的矿井中，藏匿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1月27日，一共运来76批次财物。此外在1945年3月16日、20日和21日，德国东部地区的14家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将其藏品运到了那里。由于美军进展神速，德国人曾想将默克斯宝藏转移到别处，但还没来得及筹集车辆，美军先头部队就已经到达了该地。
为了加强对矿井的保卫工作，拉塞尔下令在其周围拉起了军用电网。他起初命令第712坦克营前往默克斯保卫矿井入口，但到晚上又发现了5个其他入口，一个营显然不足以担任警戒任务。于是赫伯特·厄内斯特少将（Herbert L. Earnest）命令第773反坦克营和第357步兵团前往默克斯增援。拉塞尔还将这个矿的情况通知了美军第12军的指挥官。
7日清晨，这个矿井的所有入口已被全部发现，并派兵守卫。上午10点钟，拉塞尔和另两位美军军官，以及赖夫博士和矿上的官员从主坑道进入矿井。在离地面2200英尺的主隧道内，他们发现了堆放在墙边的550个大麻袋，里面全是德国马克钞票。再往里走是一堵三英尺厚的砖墙，中心是一扇厚重的钢制保险门，后面可能藏有一座地窖。此时巴顿的部队正在闪电般地进入德国，急需人手执行战斗和占领任务。当他得知矿内只发现大量德国马克纸币而没有黄金的消息后，立即下令357步兵团撤离该矿，只留下第1营继续驻守。
18日清晨，拉塞尔、一名部队公关人员、摄影师、记者和第282战斗工兵营的工程师再次进入该矿。他们来到地窖前。现代化的钢门很难撬开，但是保险门周围的砖墙很容易就用半根黄色炸药炸开了。
美国人发现他们进入了天方夜谭般的宝库。周围的景象难以用预言形容：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有照明的、宽23米、长45米的密室。里面有超过7000个作了标记的袋子，高度齐膝，足足码了20排，每排间距大约是1米。房间另一边发现成捆的现钞，每捆的标签上都印“梅尔默”（Melmer）的字样。这些箱子明显属于纳粹党卫军的化名账户，这是关于纳粹在欧洲所掠夺财富范围和复杂的首条线索。
他们打开袋子，将这些财物列入清单： 8198块金锭；55箱金砖（每箱2条，每条重10公斤）；数百袋黄金器皿和制品；超过1300袋的金马克、金法郎和金镑；711袋20美元金币；来自15个其他国家的数百袋金银币；数百袋外汇钞票；9袋珍稀的古代金币；2380袋和1300箱的德国马克现金，面值达27.6亿；20块各重200公斤的银锭；40袋银条；63箱另55袋银盘子；1袋白金（内有6块白金锭）；还有从不同国家掠夺的110袋钻石和珠宝。在其他的隧道里还发现大量来自欧洲各国博物馆以及从私人那里抢来的珍贵艺术品：油画、版画、铅笔画、雕刻、古董钟表、集邮册……。这些宝藏还揭露了纳粹的残忍性：在金制品中包括数袋从灭绝营的囚犯口中拔掉的金牙。
巴顿注意到其中的外国货币和艺术品，迅速认识到这笔巨大的财富背后的政治性。他立即请求将该笔财富交由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HAEF）接管。艾森豪威尔任命伯恩斯坦上校（Bernard D. Bernstein）为G5/SHAEF的财政副主管。4月15日，在战斗机的护卫下，这些财宝由数百辆卡车运往法兰克福的德国国家银行。8月中旬，盟国对其进行了称量和估价。其中的黄金价值262,213,000美元、白银270,469美元。另外还没有对一袋白金和8袋稀有金币进行估价。
1946年初，默克斯宝藏中的货币黄金（金砖、金条和金币）被移交给盟国战争赔款委员会（IRA，Inter-Allied Reparation Agency），最后交给美英法三国黄金归还委员会（TRA，Tripartite Commission for the Restitution of Monetary Gold），他们负责尽快将这些黄金交还给受害国的中央银行。
在欧洲找到的其他纳粹宝藏没有任何一批能与默克斯宝藏相匹敌。另一笔规模近似的宝藏是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政权（Ustasha）掠夺的黄金，但这批黄金最终并没有被找到。有迹象表明，它们极有可能被梵蒂冈和中央情报局秘密运出了欧洲。这份宝藏究竟有多少留在梵蒂冈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还发现了几处规模较小的纳粹藏宝。纳粹曾经在这里设立了坚固的“人民堡垒”，试图进行最后的顽抗。
人们对于默克斯宝藏的具体价值并不存在分歧。争论在于这些宝藏的来源，以及后来是如何处理的。另一个谜团是这份宝藏在纳粹掠夺的巨大财富中占多大比重。
为了对纳粹所掠夺的财富价值做一个估测，可以用二战时纳粹贸易伙伴国的黄金储量作为参考。在战争期间，一些国家在中立国的保护伞下与纳粹继续进行贸易往来。下面的表格列出了这几个主要贸易国黄金储量的变化（单位为百万美元）。
国家
1939年储量
1943年储量
增长
西班牙
42
104
62
瑞典
160
456
294
土耳其
88
221
234
葡萄牙
79.5
447.1（1945）
367.6
瑞士
503
1040
537
当然，这些国家黄金储量的增长并非只与纳粹有关，因为盟国也曾与这些中立国进行贸易。
中立国从纳粹方面接受好处的另一个证据来自瑞士各银行向瑞士财政部申报的总帐。它从1941年的3.32亿美元猛增至1945年的8.46亿美元。其中至少不低于5亿美元来自纳粹德国。这个数字与克林顿时期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相吻合。该报告指出二战期间瑞士曾经接收了价值4.4亿美元的纳粹黄金，其中3.16亿是纳粹从别国掠夺的。另外还有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从德国国家银行转到了两家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意志银行。这批黄金随后被卖到土耳其以换取外汇。报告还指出，另有超过3亿美元的黄金通过瑞士的中转，分别流入了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
上述国家被列入这份名单并非偶然。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曾向纳粹提供战争所需的基本原料。瑞典提供了用于炼造高级合金钢的优质铁矿砂，土耳其提供了铬，西、葡西两国提供了钨。这三种金属都是制造军火军需品和工业机械的必备原料。。
考虑到南美在战后是纳粹残余分子的主要避难所，这些国家（尤其是阿根廷）黄金储量的变化也很说明问题。阿根廷的黄金储量从1940年的313.83吨增长到1945年的1064吨，增加了6.35亿美元。同样，巴西的黄金储量从1940的45吨增长到1945年的314吨，价值为2.66亿美元。
盟国方面，英国在开战后没有与纳粹德国进行过贸易，因此也没有纳粹黄金流入英国和英联邦。法国在投降后基本处于被掠夺的角色，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参战前，其商人由于国会立法的原因也被禁止同德国进行贸易。唯一在二战爆发后与纳粹德国进行过大规模贸易的是苏联，但两国间的贸易主要以易货和记账方式进行，也与纳粹黄金无关，因此本文不再对其进行深入讨论。
从以上数字中可以得知部分纳粹黄金的最终下落。然而战争结束前已被运出德国、用于纳粹复兴计划的那部分黄金至今依然下落不明，其价值也不为人知。纳粹宝藏中价值更为巨大的是那些数额巨大的无记名股票、债券，以及他们在全世界建立的企业和公司。这些公司持有大量专利，并暗中为纳粹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
二、“安全港计划”及美国情报官员与纳粹的勾结
迄今为止，“安全港计划”（Operation Safehaven）是盟国搜寻并返还纳粹掠夺财富的最大计划。该计划在1944年5月5日由美国财政部外国经济管理局（FEA，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局长克鲁利（Leo T. Crowley）提出。由于该计划涉及了两个老对头——财政部和国务院，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该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阻挠，并妨害了对纳粹战犯的起诉和德国的非纳粹化。
在讨论该计划之前，先回顾一下盟国为了追回纳粹黄金所采取的种种方法和措施。
为防止纳粹掠夺，波兰第一个采取了行动。在德国入侵之前，波兰中央银行已将其黄金转移到了罗马尼亚。然而此后不久罗马尼亚就加入了轴心国，波兰的黄金储备因此就落入了纳粹手中。
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也采取了相似的黄金转移行动。法国在沦陷前夕用巡洋舰将法兰西银行的2229吨黄金运到了法属马提尼克岛（后来这批黄金被美国接管）。挪威中央银行的黄金则在德国入侵后用英国驱逐舰运到了伦敦。荷兰政府在德国入侵一小时内也将其央行黄金储备装船运往英格兰。不幸的是其中一艘船在离岸不远处触雷沉没。这艘船上装了11吨黄金，纳粹后来打捞了其中大部分黄金。
1939年末，比利时政府委托法兰西银行保管其国家银行的300吨黄金。德国入侵低地国家后不久，比利时就督促法国将其的黄金运往英国。然而法国却将这些黄金运往法属西非的达喀尔。德国在与维希政权进行谈判后接管了这些黄金（二战结束后法国全额赔偿了这批黄金，不过法兰西银行的信用和法国的国家信誉因此而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南斯拉夫、希腊、丹麦（以及战争后期的意大利和匈牙利）未能来得及采取措施，其黄金储备被纳粹霸占了。这样，除了法国、挪威的黄金和一部分荷兰黄金外，各被占领国中央银行的巨额黄金全部落入了德国手中。
美国对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1940年4月10日由罗斯福签署的第8389号总统令。该令首先冻结挪威与荷兰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随后是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也包括中国和日本的财产。1942年7月，美国还颁布了一个黑名单。任何上了这份名单的个人或公司，其在美国的一切贸易活动都会被禁止。他们被认为对美国的国防造成威胁。随着战争的继续，这份名单上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增至数千人。
1943年5月，盟国发布了《伦敦宣言》。该宣言声明，盟国将不再承认被占领国家的任何资产转移为合法。因为盟国已经意识到纳粹正在以武力强迫被占领国的国民将他们的财产以买卖或者转让的方式转给他们。到那时为止，纳粹一直在千方百计营造一种假象，使这些交易合法化。1944年2月22日，美国发表了《黄金买卖声明》，宣布美国将不再承认任何涉及轴心国掠夺的黄金的交易。美国进一步表示，将不会再从任何一个未与轴心国断绝关系的国家购买黄金。英国和苏联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该年7月盟国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要求中立国家禁止任何被占领国的资产的安置或转移。8月14日，英、美与瑞士签署了战时贸易协定，要求瑞士减少与纳粹的贸易往来。12月6日，“安全港计划”出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做出了强迫德国对战争受害者做出赔偿的决议。这次会议也为盟国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安全港计划”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除了其直接目的——强迫中立国家停止与纳粹的贸易往来外，它还有其他几个目的：限制德国向其他周边国家的经济渗透；阻止德国强占中立国的资产；确保德国的资产用于战后赔偿和欧洲战后重建；阻止那些已经列入战犯名单的纳粹集团高级人物逃离德国。尽管“安全港计划”宏大而野心勃勃，但却面临着严重的人员缺编问题。直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美国特工在执行安全港计划时仍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搜寻战略情报上，而且也一直缺少训练有素的特工。其次，“安全港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财政部和国务院之间长期争执的影响，在需要采取严格措施时又受到英国方面犹豫不决的影响。最后，安全港计划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立国的意愿，即他们是否按盟国的要求自觉停止与纳粹之间的贸易往来。
1944年5月，美国财政部法律顾问特别助理赛缪尔·克劳斯提议成立一个调查团前往中立国，调查被纳粹所转移和隐藏的财产。从8月到10月，他先后走访了伦敦、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巴塞罗纳和比尔巴鄂，督促安全港计划的实施。但调查团最终取消了瑞士和葡萄牙的行程。调查团此行所取得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在最终的总结报告中，克劳斯概括了他对当前所关注地区的看法：
“安全港计划针对的仅仅是最窄的层面——纳粹的资本。这笔资本目前已显得次要。最重要的是纳粹现在正利用中立国来转移资产、技术及研究成果，以使其在将来某个合适的时候成为纳粹复兴的基础。纳粹所隐藏的珠宝、名画是我们次要的追查目标。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些法本化学公司潜逃到西班牙的化工专家、西门子公司逃往瑞典的电气专家，以及潜逃到阿根廷的德国军事科学家。他们才是安全港计划中最重要的环节。”
克劳斯认识到西班牙的形势最为棘手。美国驻西大使海斯（Carlton Hayes）根本不支持财政部在西班牙的调查工作。他曾经成功地阻止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但他对佛朗哥政权的好感完全是个错误。正如希特勒所承认的，纳粹不但需要像瑞士这样的中立国为他们洗钱，也需要像西班牙这样的中立国作为他们进口战略物资的优良港口。
海斯也意识到纳粹通过西班牙进口石油的问题，他在1943年2月26日向国内报告说，西班牙现存的汽油和原油远远超过其正常需要。而提供这些石油产品的正是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在南美和墨西哥的油田。在1940年美国宣布石油出口禁令后很长时间，美孚的油船依然挂着巴拿马国旗公然来往于委内瑞拉和西班牙之间。对于罗斯福政府来说，这是个棘手问题。若强迫美孚公司停止对西班牙的运输，则极有可能导致该公司同时停止对美国政府的供给。首先，美孚石油公司确实曾经威胁过要中断对本国的石油供应。其次，若美国国民知道他们在战时配给体制下省出的石油正被一家美国公司运给纳粹，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抗议，同时也可能引起军队的骚乱。因为许多海军士兵正在为开往西班牙的油船护航。事实上，愤怒的美国民众确实在1942年袭击了停泊在得克萨斯各港口的西班牙油船。
在罗斯福的监督下，向西班牙的石油运输继续进行，不过再也没有超出西班牙本身的需求量。他对此评论道：“如果你足够富有的话，即使是叛国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罪过”。
按照原计划，“安全港计划”应完全由FEA来执行；财政与信息方面的指导由财政部负责；由国务院来确定政策的确定工作。然而由于财政部与国务院的紧张敌对关系以及与英国方面的分歧，FEA的角色被严重削弱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第六项决议使安全港计划有了安全的法律基础。这份决议来源于波兰与法国共同提出的关于冻结中立国资金的提案，目的是为了防止纳粹使用他们所掠夺的财富。12月2日，财政部、国务院和FEA共同认可了参与安全港计划的其他机构的角色。每一个机构都被授予一定的自主权，所有情报和数据资料在伦敦集中后统一处理。
1944年秋， FEA和国务院在如何对待中立国的问题上存在的长期矛盾终于浮出水面。FEA要继续保持对中立国的监管与控制，而国务院则主张在对峙局面结束后就取消经济封锁。这次国务院占了上风。1944年10月，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顾问奥康奈尔就向驻中立国使馆增派训练有素的财政部特工问题达成一致。1944年12月6日，国务院向美国各外交使团发布了酝酿已久的关于“安全港行动”的指示。该行动的情报资料收集和评估工作主要由战略情报局（OSS）负责。其中X2分部（战略情报局的反情报部门）负责像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比较重要的中立国，特别是涉及纳粹将其掠夺资产转至国外的活动。
在这种局面下，“安全港计划”能否顺利地实施，完全取决于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的为人与品格。象驻西班牙大使一样，战略情报局在瑞士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1953年至1962年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是另一个典型的亲纳粹美国人。他早在战前便已涉嫌与纳粹党官员以及德国实业家有牵连。已解秘的文件表明，斯洛文尼亚的主教罗兹曼（Gregory Rozman）在战时曾试图帮纳粹秘密转移保存在瑞士银行的巨额纳粹黄金和外汇，但是却打着帮盟国取得这笔财产的旗号。他在杜勒斯及其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伯尔尼，在盟国特工人员的协助下取出了这笔资金，但罗兹曼随即把这笔钱偷偷运给了在阿根廷的纳粹朋友。
这次行动仅仅是冰山一角。1945年，美国财政部指控杜勒斯曾经协助匈牙利银行和瑞士银行之间的洗钱活动。他的手下吉斯维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也受到了类似的指控，吉斯维乌斯曾经作为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在德国国家银行工作过。国务院马上从财政部手里接管了这个案子，随后调查活动变得悄无声息并很快中止了。事实上，二战期间杜勒斯在伯尔尼的职业生涯可以概括为“数宗洗钱大案”。在纳粹特工告知杜勒斯他在瑞士银行的账号密码被盟国特工破解之后，他通过梵蒂冈驻日特使将其交易转入了比利时、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的几家银行。战后，这些国家的银行都拒绝盟国调查员察看其银行账目。
杜勒斯最肮脏的伎俩之一是千方百计争取时间利用瑞士为纳粹转运黄金。一个前东欧国家的情报官员证实说，杜勒斯在1944年战争最关键的时刻曾通知纳粹，日本的外交密码已被破解。就在警告发出后不久，德国最高统帅部突然改用更严密的密码保护措施，并停止使用无线电。德国外交部也突然停止使用“超级”密码机，转而使用外交信使。在1944年底，盟军曾经有一段时期对德军的作战计划一无所知。这也就是为什么1944年底盟国对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的“突出部战役”毫无准备的原因之一。
杜勒斯和他的同伙还利用其影响力，确保其财阀朋友——福特汽车、美孚石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等等——在纳粹德国的投资不被看作“敌产”被用于战争赔偿。他还帮助纳粹党和党卫军在瑞士购买了大量美国公司的股票，然后通过大通银行和芝加哥谷物贸易银行将钱洗干净。更为无耻的事是，在他及其手下的帮助下，德国特工还利用从葡萄牙飞往美洲的泛美航空公司班机，将纳粹领导人的宝石、货币、股票、债券运往南美。
杜勒斯长期以来一直是纳粹的拥护者。他将德国看作是对抗苏联的“防疫地带”。另一位年轻的战略情报局特工凯西（William Casey）与杜勒斯有同样的想法。他在法国和低地国家解放后在那里为战略情报局工作。在一篇发自巴黎的报告中，凯西称安全港行动值得大量投入，尤其是它在日后对德国金融界将有巨大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凯西在成为里根总统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前，曾经在华尔街工作。
杜勒斯与德国的工业家有密切来往，他不愿按华盛顿的指示执行安全港计划。1944年11月，盟军解放了法国，于是战略情报局重建了一条法国到瑞士的情报线路，并派遣X2的特工到伯尔尼以帮助在那里执行的安全港计划。到1945年4月，伯尔尼的X2特工已经发掘了有关纳粹秘密交易的大量信息。这些交易包括：某些瑞士公司向纳粹购买其掠夺的黄金和债券；由卡尔斯鲁厄的德意志信贷银行向巴塞尔的银行转移纳粹党以私人名义持有的股票和债券；设立空头公司为纳粹领导人保留在列支敦士登的现金和地产；将纳粹和党卫军领导人的200多万瑞士法郎和4500万德国马克存入隐蔽的瑞士银行账户……
这些X2特工收集的信息证实了这些年来早已清楚的事实，即杜勒斯在为纳粹尽力掩藏他们掠夺的财富。在美国政府对他的洗钱行动进行调查之后，杜勒斯辞去了在战略情报局的职务，回到了纽约。此时纳粹已将大批的财产从瑞士运到了阿根廷。不久，杜勒斯开始为大量的阿根廷客户工作。他和战略情报局传奇性的领导人威廉·多诺万上校（Bill Donovan）都认为应千方百计地阻挠杜鲁门及其民主党政府获得连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杜勒斯劝说多诺万为“世界商业公司”（World Commercial Company）的董事会工作，而杜勒斯正是这家公司的律师。值得注意的是，战略情报局的房东是纳尔逊·洛克菲勒（下文中将揭露他与纳粹黄金的牵连）。该局总部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那里还有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SOE）的办公室。战略情报局招收的第一批人员也全都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毕业生，洛克菲勒的校友和熟人，美国上流社会的年轻贵族精英（战略情报局的缩写OSS因此被人调侃为“Oh So Social”——“哦，如此喜欢交际”）。美国的情报机关从一开始就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家族共同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圈子。
1946年，战略情报局改组为国防部战略服务处（War Department Strategic Service Unit），杜勒斯的手下也转入了这个新组织，并在1947年7月26日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机构——中央情报局。美国的纳粹同情者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国家的安全卫士。
艾伦·杜勒斯（1893-1969），共和党人，毕业于普林斯顿，1916年起在美国驻维也纳和伯尔尼使馆工作，1922年成为国务院近东局负责人，1926年后曾为美国驻华顾问，后因工资低廉而退出外交界，为美国最大的水果托拉斯——联合果品公司服务。1941年12月被多诺万选为驻瑞士情报站负责人，1953-1961年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其兄约翰·杜勒斯为同一时期的美国国务卿。任内曾以权谋私，在1954年策划危地马拉政变，为老雇主联合果品公司推翻了危地马拉的左派总统阿本斯（Jacobo Arbenz，他曾想将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的财产和土地实行国有化）。
一、默克斯藏宝
纳粹黄金，就像一道划过天空的闪电，带给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了许多争论和困惑，甚至在战后50多年，这些争论仍在继续。引起这场争论的主要因素是纳粹黄金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它的涉及面极广，大致上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存于梵蒂冈、瑞士、南美的银行，甚至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局；第二部分在战争期间被藏匿，用于纳粹的战后复兴；第三部分被逃脱制裁的纳粹高级将领所据为己有；剩下的则被战胜国占有。目前对这些财富的数目存在很大分歧，并引起了很多争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财富的价值直至今天依然难以做出准确的估算。此外，还有很多纳粹财富可能已被用于其战后复兴。
在德国还未彻底崩溃之前，纳粹党上层官员就制订了周密的复兴计划。纳粹早有计划把在战争中掠夺的财富运往其它国家隐藏起来。与此同时，盟国也在尽力寻回这些财富，然而他们直到1945年4月初才意识到这项任务的规模之大，形势之复杂。
1945年3月22日晚，乔治·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渡过了莱茵河，到4月4日中午已经占领了图林根地区的默克斯村（Merkers）。当天下午，盟军反谍报部门（CIC）的一个特遣队盘问了附近地区的一些难民。他们从难民口中得知，在温德斯塔尔矿业公司的某座钾盐矿附近有过不寻常的“活动”。盟军司令部在得到消息后，下令在该地区实行宵禁。
4月4日傍晚，一辆美军巡逻吉普车在默克斯村看到两名国妇女违反宵禁令在街头行走，于是停下来对其盘问。她们自称是法国难民，其中一人即将分娩，要到邻近的基瑟尔巴赫村（Keiselbach）去找接生婆。美国士兵把该妇女带上吉普车，送到了基瑟尔巴赫村，还为接生婆提供了帮助。次日清晨，在送这两名妇女回家的路上，当吉普车路过凯瑟罗达矿井（Kaiseroda Mine）的井口时，美军士兵问这是一座什么矿。令他们大为惊讶的是，其中一名妇女指着那里说：“那就是藏金子的矿井”。
该地美军指挥官拉塞尔中校（William A. Russell）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于当天中午前往默克斯。经过询问难民确定了消息的真实性。此外拉塞尔还得知德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保罗·赖夫博士（Paul Rave，他还兼任柏林国家美术馆的助理馆长）正在那里看护一些藏在矿井中的名画。拉塞尔接着盘问了矿上的大小官员，以及德国国家银行（Reichsbank）外汇部首席出纳员维尔纳·维克（Werner Veick）。维克向美军交代说，从1942年8月26日起，德国国家银行就把其黄金储备以及党卫军在该银行帐户上的掠夺财物（包括黄金、外汇和艺术品）藏到默克斯的矿井中，藏匿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1月27日，一共运来76批次财物。此外在1945年3月16日、20日和21日，德国东部地区的14家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将其藏品运到了那里。由于美军进展神速，德国人曾想将默克斯宝藏转移到别处，但还没来得及筹集车辆，美军先头部队就已经到达了该地。
为了加强对矿井的保卫工作，拉塞尔下令在其周围拉起了军用电网。他起初命令第712坦克营前往默克斯保卫矿井入口，但到晚上又发现了5个其他入口，一个营显然不足以担任警戒任务。于是赫伯特·厄内斯特少将（Herbert L. Earnest）命令第773反坦克营和第357步兵团前往默克斯增援。拉塞尔还将这个矿的情况通知了美军第12军的指挥官。
7日清晨，这个矿井的所有入口已被全部发现，并派兵守卫。上午10点钟，拉塞尔和另两位美军军官，以及赖夫博士和矿上的官员从主坑道进入矿井。在离地面2200英尺的主隧道内，他们发现了堆放在墙边的550个大麻袋，里面全是德国马克钞票。再往里走是一堵三英尺厚的砖墙，中心是一扇厚重的钢制保险门，后面可能藏有一座地窖。此时巴顿的部队正在闪电般地进入德国，急需人手执行战斗和占领任务。当他得知矿内只发现大量德国马克纸币而没有黄金的消息后，立即下令357步兵团撤离该矿，只留下第1营继续驻守。
18日清晨，拉塞尔、一名部队公关人员、摄影师、记者和第282战斗工兵营的工程师再次进入该矿。他们来到地窖前。现代化的钢门很难撬开，但是保险门周围的砖墙很容易就用半根黄色炸药炸开了。
美国人发现他们进入了天方夜谭般的宝库。周围的景象难以用预言形容：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有照明的、宽23米、长45米的密室。里面有超过7000个作了标记的袋子，高度齐膝，足足码了20排，每排间距大约是1米。房间另一边发现成捆的现钞，每捆的标签上都印“梅尔默”（Melmer）的字样。这些箱子明显属于纳粹党卫军的化名账户，这是关于纳粹在欧洲所掠夺财富范围和复杂的首条线索。
他们打开袋子，将这些财物列入清单： 8198块金锭；55箱金砖（每箱2条，每条重10公斤）；数百袋黄金器皿和制品；超过1300袋的金马克、金法郎和金镑；711袋20美元金币；来自15个其他国家的数百袋金银币；数百袋外汇钞票；9袋珍稀的古代金币；2380袋和1300箱的德国马克现金，面值达27.6亿；20块各重200公斤的银锭；40袋银条；63箱另55袋银盘子；1袋白金（内有6块白金锭）；还有从不同国家掠夺的110袋钻石和珠宝。在其他的隧道里还发现大量来自欧洲各国博物馆以及从私人那里抢来的珍贵艺术品：油画、版画、铅笔画、雕刻、古董钟表、集邮册……。这些宝藏还揭露了纳粹的残忍性：在金制品中包括数袋从灭绝营的囚犯口中拔掉的金牙。
巴顿注意到其中的外国货币和艺术品，迅速认识到这笔巨大的财富背后的政治性。他立即请求将该笔财富交由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HAEF）接管。艾森豪威尔任命伯恩斯坦上校（Bernard D. Bernstein）为G5/SHAEF的财政副主管。4月15日，在战斗机的护卫下，这些财宝由数百辆卡车运往法兰克福的德国国家银行。8月中旬，盟国对其进行了称量和估价。其中的黄金价值262,213,000美元、白银270,469美元。另外还没有对一袋白金和8袋稀有金币进行估价。
1946年初，默克斯宝藏中的货币黄金（金砖、金条和金币）被移交给盟国战争赔款委员会（IRA，Inter-Allied Reparation Agency），最后交给美英法三国黄金归还委员会（TRA，Tripartite Commission for the Restitution of Monetary Gold），他们负责尽快将这些黄金交还给受害国的中央银行。
在欧洲找到的其他纳粹宝藏没有任何一批能与默克斯宝藏相匹敌。另一笔规模近似的宝藏是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政权（Ustasha）掠夺的黄金，但这批黄金最终并没有被找到。有迹象表明，它们极有可能被梵蒂冈和中央情报局秘密运出了欧洲。这份宝藏究竟有多少留在梵蒂冈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还发现了几处规模较小的纳粹藏宝。纳粹曾经在这里设立了坚固的“人民堡垒”，试图进行最后的顽抗。
人们对于默克斯宝藏的具体价值并不存在分歧。争论在于这些宝藏的来源，以及后来是如何处理的。另一个谜团是这份宝藏在纳粹掠夺的巨大财富中占多大比重。
为了对纳粹所掠夺的财富价值做一个估测，可以用二战时纳粹贸易伙伴国的黄金储量作为参考。在战争期间，一些国家在中立国的保护伞下与纳粹继续进行贸易往来。下面的表格列出了这几个主要贸易国黄金储量的变化（单位为百万美元）。
国家
1939年储量
1943年储量
增长
西班牙
42
104
62
瑞典
160
456
294
土耳其
88
221
234
葡萄牙
79.5
447.1（1945）
367.6
瑞士
503
1040
537
当然，这些国家黄金储量的增长并非只与纳粹有关，因为盟国也曾与这些中立国进行贸易。
中立国从纳粹方面接受好处的另一个证据来自瑞士各银行向瑞士财政部申报的总帐。它从1941年的3.32亿美元猛增至1945年的8.46亿美元。其中至少不低于5亿美元来自纳粹德国。这个数字与克林顿时期美国国会的调查报告相吻合。该报告指出二战期间瑞士曾经接收了价值4.4亿美元的纳粹黄金，其中3.16亿是纳粹从别国掠夺的。另外还有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从德国国家银行转到了两家商业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意志银行。这批黄金随后被卖到土耳其以换取外汇。报告还指出，另有超过3亿美元的黄金通过瑞士的中转，分别流入了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
上述国家被列入这份名单并非偶然。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曾向纳粹提供战争所需的基本原料。瑞典提供了用于炼造高级合金钢的优质铁矿砂，土耳其提供了铬，西、葡西两国提供了钨。这三种金属都是制造军火军需品和工业机械的必备原料。。
考虑到南美在战后是纳粹残余分子的主要避难所，这些国家（尤其是阿根廷）黄金储量的变化也很说明问题。阿根廷的黄金储量从1940年的313.83吨增长到1945年的1064吨，增加了6.35亿美元。同样，巴西的黄金储量从1940的45吨增长到1945年的314吨，价值为2.66亿美元。
盟国方面，英国在开战后没有与纳粹德国进行过贸易，因此也没有纳粹黄金流入英国和英联邦。法国在投降后基本处于被掠夺的角色，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参战前，其商人由于国会立法的原因也被禁止同德国进行贸易。唯一在二战爆发后与纳粹德国进行过大规模贸易的是苏联，但两国间的贸易主要以易货和记账方式进行，也与纳粹黄金无关，因此本文不再对其进行深入讨论。
从以上数字中可以得知部分纳粹黄金的最终下落。然而战争结束前已被运出德国、用于纳粹复兴计划的那部分黄金至今依然下落不明，其价值也不为人知。纳粹宝藏中价值更为巨大的是那些数额巨大的无记名股票、债券，以及他们在全世界建立的企业和公司。这些公司持有大量专利，并暗中为纳粹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
二、“安全港计划”及美国情报官员与纳粹的勾结
迄今为止，“安全港计划”（Operation Safehaven）是盟国搜寻并返还纳粹掠夺财富的最大计划。该计划在1944年5月5日由美国财政部外国经济管理局（FEA，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局长克鲁利（Leo T. Crowley）提出。由于该计划涉及了两个老对头——财政部和国务院，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该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阻挠，并妨害了对纳粹战犯的起诉和德国的非纳粹化。
在讨论该计划之前，先回顾一下盟国为了追回纳粹黄金所采取的种种方法和措施。
为防止纳粹掠夺，波兰第一个采取了行动。在德国入侵之前，波兰中央银行已将其黄金转移到了罗马尼亚。然而此后不久罗马尼亚就加入了轴心国，波兰的黄金储备因此就落入了纳粹手中。
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也采取了相似的黄金转移行动。法国在沦陷前夕用巡洋舰将法兰西银行的2229吨黄金运到了法属马提尼克岛（后来这批黄金被美国接管）。挪威中央银行的黄金则在德国入侵后用英国驱逐舰运到了伦敦。荷兰政府在德国入侵一小时内也将其央行黄金储备装船运往英格兰。不幸的是其中一艘船在离岸不远处触雷沉没。这艘船上装了11吨黄金，纳粹后来打捞了其中大部分黄金。
1939年末，比利时政府委托法兰西银行保管其国家银行的300吨黄金。德国入侵低地国家后不久，比利时就督促法国将其的黄金运往英国。然而法国却将这些黄金运往法属西非的达喀尔。德国在与维希政权进行谈判后接管了这些黄金（二战结束后法国全额赔偿了这批黄金，不过法兰西银行的信用和法国的国家信誉因此而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南斯拉夫、希腊、丹麦（以及战争后期的意大利和匈牙利）未能来得及采取措施，其黄金储备被纳粹霸占了。这样，除了法国、挪威的黄金和一部分荷兰黄金外，各被占领国中央银行的巨额黄金全部落入了德国手中。
美国对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1940年4月10日由罗斯福签署的第8389号总统令。该令首先冻结挪威与荷兰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随后是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也包括中国和日本的财产。1942年7月，美国还颁布了一个黑名单。任何上了这份名单的个人或公司，其在美国的一切贸易活动都会被禁止。他们被认为对美国的国防造成威胁。随着战争的继续，这份名单上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增至数千人。
1943年5月，盟国发布了《伦敦宣言》。该宣言声明，盟国将不再承认被占领国家的任何资产转移为合法。因为盟国已经意识到纳粹正在以武力强迫被占领国的国民将他们的财产以买卖或者转让的方式转给他们。到那时为止，纳粹一直在千方百计营造一种假象，使这些交易合法化。1944年2月22日，美国发表了《黄金买卖声明》，宣布美国将不再承认任何涉及轴心国掠夺的黄金的交易。美国进一步表示，将不会再从任何一个未与轴心国断绝关系的国家购买黄金。英国和苏联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该年7月盟国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要求中立国家禁止任何被占领国的资产的安置或转移。8月14日，英、美与瑞士签署了战时贸易协定，要求瑞士减少与纳粹的贸易往来。12月6日，“安全港计划”出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做出了强迫德国对战争受害者做出赔偿的决议。这次会议也为盟国联合赔偿委员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安全港计划”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除了其直接目的——强迫中立国家停止与纳粹的贸易往来外，它还有其他几个目的：限制德国向其他周边国家的经济渗透；阻止德国强占中立国的资产；确保德国的资产用于战后赔偿和欧洲战后重建；阻止那些已经列入战犯名单的纳粹集团高级人物逃离德国。尽管“安全港计划”宏大而野心勃勃，但却面临着严重的人员缺编问题。直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美国特工在执行安全港计划时仍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搜寻战略情报上，而且也一直缺少训练有素的特工。其次，“安全港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财政部和国务院之间长期争执的影响，在需要采取严格措施时又受到英国方面犹豫不决的影响。最后，安全港计划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立国的意愿，即他们是否按盟国的要求自觉停止与纳粹之间的贸易往来。
1944年5月，美国财政部法律顾问特别助理赛缪尔·克劳斯提议成立一个调查团前往中立国，调查被纳粹所转移和隐藏的财产。从8月到10月，他先后走访了伦敦、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巴塞罗纳和比尔巴鄂，督促安全港计划的实施。但调查团最终取消了瑞士和葡萄牙的行程。调查团此行所取得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在最终的总结报告中，克劳斯概括了他对当前所关注地区的看法：
“安全港计划针对的仅仅是最窄的层面——纳粹的资本。这笔资本目前已显得次要。最重要的是纳粹现在正利用中立国来转移资产、技术及研究成果，以使其在将来某个合适的时候成为纳粹复兴的基础。纳粹所隐藏的珠宝、名画是我们次要的追查目标。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些法本化学公司潜逃到西班牙的化工专家、西门子公司逃往瑞典的电气专家，以及潜逃到阿根廷的德国军事科学家。他们才是安全港计划中最重要的环节。”
克劳斯认识到西班牙的形势最为棘手。美国驻西大使海斯（Carlton Hayes）根本不支持财政部在西班牙的调查工作。他曾经成功地阻止西班牙加入轴心国，但他对佛朗哥政权的好感完全是个错误。正如希特勒所承认的，纳粹不但需要像瑞士这样的中立国为他们洗钱，也需要像西班牙这样的中立国作为他们进口战略物资的优良港口。
海斯也意识到纳粹通过西班牙进口石油的问题，他在1943年2月26日向国内报告说，西班牙现存的汽油和原油远远超过其正常需要。而提供这些石油产品的正是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在南美和墨西哥的油田。在1940年美国宣布石油出口禁令后很长时间，美孚的油船依然挂着巴拿马国旗公然来往于委内瑞拉和西班牙之间。对于罗斯福政府来说，这是个棘手问题。若强迫美孚公司停止对西班牙的运输，则极有可能导致该公司同时停止对美国政府的供给。首先，美孚石油公司确实曾经威胁过要中断对本国的石油供应。其次，若美国国民知道他们在战时配给体制下省出的石油正被一家美国公司运给纳粹，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抗议，同时也可能引起军队的骚乱。因为许多海军士兵正在为开往西班牙的油船护航。事实上，愤怒的美国民众确实在1942年袭击了停泊在得克萨斯各港口的西班牙油船。
在罗斯福的监督下，向西班牙的石油运输继续进行，不过再也没有超出西班牙本身的需求量。他对此评论道：“如果你足够富有的话，即使是叛国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罪过”。
按照原计划，“安全港计划”应完全由FEA来执行；财政与信息方面的指导由财政部负责；由国务院来确定政策的确定工作。然而由于财政部与国务院的紧张敌对关系以及与英国方面的分歧，FEA的角色被严重削弱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第六项决议使安全港计划有了安全的法律基础。这份决议来源于波兰与法国共同提出的关于冻结中立国资金的提案，目的是为了防止纳粹使用他们所掠夺的财富。12月2日，财政部、国务院和FEA共同认可了参与安全港计划的其他机构的角色。每一个机构都被授予一定的自主权，所有情报和数据资料在伦敦集中后统一处理。
1944年秋， FEA和国务院在如何对待中立国的问题上存在的长期矛盾终于浮出水面。FEA要继续保持对中立国的监管与控制，而国务院则主张在对峙局面结束后就取消经济封锁。这次国务院占了上风。1944年10月，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顾问奥康奈尔就向驻中立国使馆增派训练有素的财政部特工问题达成一致。1944年12月6日，国务院向美国各外交使团发布了酝酿已久的关于“安全港行动”的指示。该行动的情报资料收集和评估工作主要由战略情报局（OSS）负责。其中X2分部（战略情报局的反情报部门）负责像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样比较重要的中立国，特别是涉及纳粹将其掠夺资产转至国外的活动。
在这种局面下，“安全港计划”能否顺利地实施，完全取决于战略情报局负责人的为人与品格。象驻西班牙大使一样，战略情报局在瑞士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1953年至1962年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是另一个典型的亲纳粹美国人。他早在战前便已涉嫌与纳粹党官员以及德国实业家有牵连。已解秘的文件表明，斯洛文尼亚的主教罗兹曼（Gregory Rozman）在战时曾试图帮纳粹秘密转移保存在瑞士银行的巨额纳粹黄金和外汇，但是却打着帮盟国取得这笔财产的旗号。他在杜勒斯及其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伯尔尼，在盟国特工人员的协助下取出了这笔资金，但罗兹曼随即把这笔钱偷偷运给了在阿根廷的纳粹朋友。
这次行动仅仅是冰山一角。1945年，美国财政部指控杜勒斯曾经协助匈牙利银行和瑞士银行之间的洗钱活动。他的手下吉斯维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也受到了类似的指控，吉斯维乌斯曾经作为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在德国国家银行工作过。国务院马上从财政部手里接管了这个案子，随后调查活动变得悄无声息并很快中止了。事实上，二战期间杜勒斯在伯尔尼的职业生涯可以概括为“数宗洗钱大案”。在纳粹特工告知杜勒斯他在瑞士银行的账号密码被盟国特工破解之后，他通过梵蒂冈驻日特使将其交易转入了比利时、卢森堡和列支敦士登的几家银行。战后，这些国家的银行都拒绝盟国调查员察看其银行账目。
杜勒斯最肮脏的伎俩之一是千方百计争取时间利用瑞士为纳粹转运黄金。一个前东欧国家的情报官员证实说，杜勒斯在1944年战争最关键的时刻曾通知纳粹，日本的外交密码已被破解。就在警告发出后不久，德国最高统帅部突然改用更严密的密码保护措施，并停止使用无线电。德国外交部也突然停止使用“超级”密码机，转而使用外交信使。在1944年底，盟军曾经有一段时期对德军的作战计划一无所知。这也就是为什么1944年底盟国对德军在阿登地区发动的“突出部战役”毫无准备的原因之一。
杜勒斯和他的同伙还利用其影响力，确保其财阀朋友——福特汽车、美孚石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等等——在纳粹德国的投资不被看作“敌产”被用于战争赔偿。他还帮助纳粹党和党卫军在瑞士购买了大量美国公司的股票，然后通过大通银行和芝加哥谷物贸易银行将钱洗干净。更为无耻的事是，在他及其手下的帮助下，德国特工还利用从葡萄牙飞往美洲的泛美航空公司班机，将纳粹领导人的宝石、货币、股票、债券运往南美。
杜勒斯长期以来一直是纳粹的拥护者。他将德国看作是对抗苏联的“防疫地带”。另一位年轻的战略情报局特工凯西（William Casey）与杜勒斯有同样的想法。他在法国和低地国家解放后在那里为战略情报局工作。在一篇发自巴黎的报告中，凯西称安全港行动值得大量投入，尤其是它在日后对德国金融界将有巨大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凯西在成为里根总统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前，曾经在华尔街工作。
杜勒斯与德国的工业家有密切来往，他不愿按华盛顿的指示执行安全港计划。1944年11月，盟军解放了法国，于是战略情报局重建了一条法国到瑞士的情报线路，并派遣X2的特工到伯尔尼以帮助在那里执行的安全港计划。到1945年4月，伯尔尼的X2特工已经发掘了有关纳粹秘密交易的大量信息。这些交易包括：某些瑞士公司向纳粹购买其掠夺的黄金和债券；由卡尔斯鲁厄的德意志信贷银行向巴塞尔的银行转移纳粹党以私人名义持有的股票和债券；设立空头公司为纳粹领导人保留在列支敦士登的现金和地产；将纳粹和党卫军领导人的200多万瑞士法郎和4500万德国马克存入隐蔽的瑞士银行账户……
这些X2特工收集的信息证实了这些年来早已清楚的事实，即杜勒斯在为纳粹尽力掩藏他们掠夺的财富。在美国政府对他的洗钱行动进行调查之后，杜勒斯辞去了在战略情报局的职务，回到了纽约。此时纳粹已将大批的财产从瑞士运到了阿根廷。不久，杜勒斯开始为大量的阿根廷客户工作。他和战略情报局传奇性的领导人威廉·多诺万上校（Bill Donovan）都认为应千方百计地阻挠杜鲁门及其民主党政府获得连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杜勒斯劝说多诺万为“世界商业公司”（World Commercial Company）的董事会工作，而杜勒斯正是这家公司的律师。值得注意的是，战略情报局的房东是纳尔逊·洛克菲勒（下文中将揭露他与纳粹黄金的牵连）。该局总部设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那里还有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SOE）的办公室。战略情报局招收的第一批人员也全都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毕业生，洛克菲勒的校友和熟人，美国上流社会的年轻贵族精英（战略情报局的缩写OSS因此被人调侃为“Oh So Social”——“哦，如此喜欢交际”）。美国的情报机关从一开始就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家族共同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圈子。
1946年，战略情报局改组为国防部战略服务处（War Department Strategic Service Unit），杜勒斯的手下也转入了这个新组织，并在1947年7月26日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机构——中央情报局。美国的纳粹同情者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国家的安全卫士。
艾伦·杜勒斯（1893-1969），共和党人，毕业于普林斯顿，1916年起在美国驻维也纳和伯尔尼使馆工作，1922年成为国务院近东局负责人，1926年后曾为美国驻华顾问，后因工资低廉而退出外交界，为美国最大的水果托拉斯——联合果品公司服务。1941年12月被多诺万选为驻瑞士情报站负责人，1953-1961年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其兄约翰·杜勒斯为同一时期的美国国务卿。任内曾以权谋私，在1954年策划危地马拉政变，为老雇主联合果品公司推翻了危地马拉的左派总统阿本斯（Jacobo Arbenz，他曾想将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的财产和土地实行国有化）。
四、寻找纳粹藏金
意识到纳粹德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向中立国转移掠夺的财产后，英国和其他盟国在战时进行了多次会谈。1945年1月15日，盟国发表了关于剥夺敌占区和敌控区财产的联合宣言，包括英国在内的16个国家在宣言上签字。该宣言称签约国有宣布任何与被占领国有关的资产贸易无效的权力。该宣言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都对其能否达到预期目的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它必将恶化盟国与中立国的战时关系。
法兰克福的德国国家银行大厦
现在把话题转回默克斯的宝藏。据已经缴获的德国文件表明，自1940年以来，纳粹党积累了约10亿美元的财富。按照不同的折算标准（购买力或黄金等价）相当于今天的200亿到1200亿美元。其中最令盟国追查人员感到棘手的是党卫军在德国国家银行开设的 “梅尔默”（Melmer）和“马克斯·海利格”（Max Heiliger）这两个巨额纳粹账户。国家银行贵重金属部门负责人艾伯特·托马斯向盟国解释说，德国国防军在战争中所缴获的战利品一直归帝国中央统计局（Reichshauptkasse）或者财政部所有，而党卫军的缴获品，包括从集中营的灭绝营里抢来的全部贵金属、纸币、珠宝和衣物，则存入国家银行的这两个专门账户中。所有的战利品都先存到梅尔默账户，经银行人员评估、分类后再转移到海利格账户上。整个德国国家银行只有5个人有权处理“海利格账户”：行长沃尔特·丰克、副行长普厄（Emil Puhl）、出纳部总监克罗普、出纳主管弗兰克涅希特、以及艾伯特·托马斯。普厄除了担任德国国家银行副行长外，还是国际清算银行（BIS，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的德方主管之一。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于1930年，总部在瑞士巴塞尔，其成员为一战胜利国的中央银行，目的是对德国一战赔偿进行结算。
梅尔默账户的存在，意味着可能还有其他党卫军账户以私人的名义存在世界各地的银行中。到战争后期，纳粹军队里上校以上级别的人或多或少都曾经在占领区聚敛过自己的财产。某些私有财产（尤其戈林的那些庞大产业）是与国家财产混为一体的，他们通过这种公私不分的糊涂账来侵吞德国的财产及抢来的外国财产。
美军在占领默克斯后，迅速向柏林和捷克方向逼进。与此同时，残余的纳粹奋力把德国国家银行余下的财产运往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这也是他们为保住这些财产所做的最后努力。许多纳粹高官为保住其私人财产也逃往了那里，例如帝国中央保安总局（RSHA）的头头恩斯特·卡尔登布隆纳（Ernst Kaltenbrunner）。目前仅存的一份文件记录了卡尔登布隆纳运往阿尔卑斯地区的这份私人财产：50箱金币与金制品（每箱重200磅）；200万美元；200万瑞士法郎；5箱钻石珠宝；价值500万金马克的邮票收藏品；重110磅的金砖。戈林也将其私人财物运往了那个地区，其中包括数目惊人的上好年份的葡萄酒。
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与现金并不是全被运到了默克斯。有一部分被留在柏林，用作军费和其它开销。这部分财产包括730根金砖和数百万枚20马克金币，总价值约2000万美元，此外还有数目惊人的大量纸币。4月13日，苏军攻克柏林前夕，在该城固守的纳粹留下了其中价值约350万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将其余的财宝用代号为“鹰”（Adler）和“寒鸦”（Dohle）的两列特别专列运往南部巴伐利亚。由于盟军的快速逼近和空中袭击，这两列火车无法到达目的地慕尼黑。4月16日，火车被困在了离捷克斯洛伐克城市比尔森大约十公里的地方，部分财宝在那里被装上卡车运往慕尼黑。4月19日，两列专列抵达慕尼黑以南大约50英里的佩森堡（Peissenberg），又用卡车运走了一部分财宝。剩下的财宝原本打算藏到当地的一个铅矿里，但这个铅矿已经断电，还被水淹了。德国国家银行行长丰克接到报告后，下令将这些财宝用卡车运到一个叫米滕瓦尔德（Mittenwald）的小城。这些财宝包括金砖365袋（每袋2块，包装方法与规格与默克斯藏金相同）；9箱秘密档案；4箱银条；2袋金币； 6箱丹麦纸币； 94袋外汇；34块印钞版和大量的印钞纸。
如前面所说，第二笔财产被运走之后，仍有一小部分国家银行的黄金和外汇留在了柏林，卡尔登布隆纳命令党卫军部队将其强占，揣着这些东西也逃向了南方。在纳粹最后的日子里，卡尔登布隆纳还将部分截留的财宝分给了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军官们，例如著名的党卫军上校奥托·斯科尔兹内就得到了两笔款子，一笔是价值约900万美元的黄金、钻石和现金，这笔钱后来在藏匿地被美军发现（又神秘地丢失了）；另一笔包括5万金法郎，1万西班牙金币，5000美元，5000瑞士法郎和500万德国马克，斯科尔兹内将其藏在奥地利的提罗尔，这笔钱再也没能被盟国追回。战后斯科尔兹内在西班牙露面，并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他在那里一面维持纳粹高官逃往南美的秘密通道，一面兼做军火生意。美国情报机关到1950年才查清斯科尔兹内侵吞了大量财富。
从1945年4月19日开始，美国军方组织的“淘金队”开始全面出击，寻找藏匿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各处纳粹宝藏。这支队伍由G5/SHAEF的财政副主管伯恩斯坦上校及其助手菲舍尔中校（Joel Fisher）和杜波伊斯中校（Herbert Dubois）领导，并由普厄和托马斯协助。4月26日，美军探宝人员在哈勒的国家银行分部找到了35袋外国金币，包括100万金瑞士法郎和25万金元。随后又在邻近的普劳恩发现了65袋外汇，价值大约100万美元。4月27日，他们得知在奥厄还有82块金砖，但仍在德军的严密保卫之下。4月28日，他们又发现了600多块金锭和500箱银锭，这是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储备。4月29日，他们在埃施韦希发现了82块金砖，第二天又在科堡城（Coburg）的一个粪堆下发现了82块金砖，5月1日在纽伦堡找到了34箱零2袋外国黄金。所有这些财宝全部被运到了法兰克福，存放于美国陆军外汇存放处（US Army Foreign Exchange Diposiitery，负责人亦为伯恩斯坦上校）在德国国家银行法兰克福分行征用的金库里，并登记在册。“淘金队”还通过悬赏等途径在德国中部图林根地区发掘出好几个宝藏，其中一处小型宝藏包括19袋金币和金砖（总价值约11722美元），以及160179美元和96614英镑纸币。在德国和奥地利，像这种小型宝藏还有许多。
通过审讯和查阅缴获档案，“淘金队”得知德国国家银行在各地的支行里储存着价值1700万美元的黄金，除了约300万美元的黄金在柏林被苏联人缴获、同样数目的黄金被“淘金队”发现以外，其余1100万美元的黄金已被运往德国南部。5月初，伯恩斯坦奉召返回华盛顿与杜鲁门总统商讨战后在德国推行的“反卡特尔化”计划，杜布瓦中校接管了他在德国南部的寻宝工作。直到6月7日，“淘金队”才在德国南部发现其他一些黄金。由威廉·盖勒少校领导的先遣队总共找回了782块金砖。不过这个数字与预先的估计相差甚远。
除了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外，一位专门负责审问德国外交官员的美国检察官坎普纳（Robert Kempner）还在一份报告中谈到了德国外交部黄金的问题：
“在对纳粹外交官的审讯结束后，我们确认德国外交部还有一批大约重达150吨的黄金，专门由里宾特洛甫掌管。这笔黄金有可能仍在前德国外交部官员之手，用于对抗盟国。他们现在分布于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阿根廷，瑞典和瑞士，他们正在过着优越的生活。应该注意的是，负责这些黄金的除了上述外交官员外，还有里宾特洛甫的一个妹夫。在这150吨黄金中，有11吨在1945年被迅速运离柏林：一、6.5吨黄金运到里宾特洛甫在奥地利富施（Fuschl，属美军管区）的别墅。据称其中大部分已被转交给该地的美军。然而在纽伦堡的德国外交部官员声称，这部分黄金要少于实际运往富施的数量。二、2吨运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现已成为英占区）的黄金，声称已交给英军。三、3吨黄金运到了德国南部的康斯坦茨湖地区，其中约0.66吨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天，由前德国外长冯·牛赖特的儿子运到了瑞士的伯尔尼……”
“……在1943年到1945年间，另有大约40到50吨黄金运到了中立国的德国使馆：马德里10吨；斯德哥尔摩1.5吨；伯尔尼0.75吨；安卡拉约10吨；里斯本数量不明。我已调查了数百名德国外交官，包括大使、使馆秘书、外交部财政和人事官员，我确信以上的统计是极为可靠的。但就我所知，有两个重要问题却从未调查核实过。第一，这些黄金是否已被追回；第二，在战争结束时，由德国外交部官员转交给盟国当局的那部分黄金，是否与我调查的相一致。在外交部黄金案件的调查过程中，曾不只一次强调这批失落黄金的重要性与危险性，但至今没有人去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我在纽伦堡有繁重的庭审工作，我不可能对这个案件投入过大精力，况且这个案件并不涉及战争犯罪。然而在这个严峻的时期，这批黄金决不能被进一步忽视，因为其中的大部分落入一些无耻的纳粹机会主义者手里，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世界各地形成一股邪恶力量，将造成很大的祸害……”
现在已经查清的是，里宾特洛甫的黄金有4吨多一点被发现并交给了盟国。另有6.5吨黄金在被盟军发现后却不知所踪了。按照对德国外交官员的庭审记录，有大批黄金在1945年6月15日被转交给了美军第三军或第七军。奇怪的是，今天的盟国占领区记录册上却没有这批价值1.8亿美元的黄金。纽伦堡审判结束后，坎普纳继续搜寻这批失踪的黄金。1950年，他游说国会授权调查这个案件，可国会并没给他任何回复。
德国国家银行黄金储备的半数依然不知所踪。毫无疑问，鲍曼已将其中一部分运出了德国，剩下的被纳粹高级军官和美军所掠夺。而国家银行黄金的绝大部分可能早已在战时花掉，用于从中立国购买军需品和制造武器的原材料。
意识到纳粹德国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向中立国转移掠夺的财产后，英国和其他盟国在战时进行了多次会谈。1945年1月15日，盟国发表了关于剥夺敌占区和敌控区财产的联合宣言，包括英国在内的16个国家在宣言上签字。该宣言称签约国有宣布任何与被占领国有关的资产贸易无效的权力。该宣言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财政部都对其能否达到预期目的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它必将恶化盟国与中立国的战时关系。
法兰克福的德国国家银行大厦
现在把话题转回默克斯的宝藏。据已经缴获的德国文件表明，自1940年以来，纳粹党积累了约10亿美元的财富。按照不同的折算标准（购买力或黄金等价）相当于今天的200亿到1200亿美元。其中最令盟国追查人员感到棘手的是党卫军在德国国家银行开设的 “梅尔默”（Melmer）和“马克斯·海利格”（Max Heiliger）这两个巨额纳粹账户。国家银行贵重金属部门负责人艾伯特·托马斯向盟国解释说，德国国防军在战争中所缴获的战利品一直归帝国中央统计局（Reichshauptkasse）或者财政部所有，而党卫军的缴获品，包括从集中营的灭绝营里抢来的全部贵金属、纸币、珠宝和衣物，则存入国家银行的这两个专门账户中。所有的战利品都先存到梅尔默账户，经银行人员评估、分类后再转移到海利格账户上。整个德国国家银行只有5个人有权处理“海利格账户”：行长沃尔特·丰克、副行长普厄（Emil Puhl）、出纳部总监克罗普、出纳主管弗兰克涅希特、以及艾伯特·托马斯。普厄除了担任德国国家银行副行长外，还是国际清算银行（BIS，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的德方主管之一。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于1930年，总部在瑞士巴塞尔，其成员为一战胜利国的中央银行，目的是对德国一战赔偿进行结算。
梅尔默账户的存在，意味着可能还有其他党卫军账户以私人的名义存在世界各地的银行中。到战争后期，纳粹军队里上校以上级别的人或多或少都曾经在占领区聚敛过自己的财产。某些私有财产（尤其戈林的那些庞大产业）是与国家财产混为一体的，他们通过这种公私不分的糊涂账来侵吞德国的财产及抢来的外国财产。
美军在占领默克斯后，迅速向柏林和捷克方向逼进。与此同时，残余的纳粹奋力把德国国家银行余下的财产运往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这也是他们为保住这些财产所做的最后努力。许多纳粹高官为保住其私人财产也逃往了那里，例如帝国中央保安总局（RSHA）的头头恩斯特·卡尔登布隆纳（Ernst Kaltenbrunner）。目前仅存的一份文件记录了卡尔登布隆纳运往阿尔卑斯地区的这份私人财产：50箱金币与金制品（每箱重200磅）；200万美元；200万瑞士法郎；5箱钻石珠宝；价值500万金马克的邮票收藏品；重110磅的金砖。戈林也将其私人财物运往了那个地区，其中包括数目惊人的上好年份的葡萄酒。
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与现金并不是全被运到了默克斯。有一部分被留在柏林，用作军费和其它开销。这部分财产包括730根金砖和数百万枚20马克金币，总价值约2000万美元，此外还有数目惊人的大量纸币。4月13日，苏军攻克柏林前夕，在该城固守的纳粹留下了其中价值约350万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将其余的财宝用代号为“鹰”（Adler）和“寒鸦”（Dohle）的两列特别专列运往南部巴伐利亚。由于盟军的快速逼近和空中袭击，这两列火车无法到达目的地慕尼黑。4月16日，火车被困在了离捷克斯洛伐克城市比尔森大约十公里的地方，部分财宝在那里被装上卡车运往慕尼黑。4月19日，两列专列抵达慕尼黑以南大约50英里的佩森堡（Peissenberg），又用卡车运走了一部分财宝。剩下的财宝原本打算藏到当地的一个铅矿里，但这个铅矿已经断电，还被水淹了。德国国家银行行长丰克接到报告后，下令将这些财宝用卡车运到一个叫米滕瓦尔德（Mittenwald）的小城。这些财宝包括金砖365袋（每袋2块，包装方法与规格与默克斯藏金相同）；9箱秘密档案；4箱银条；2袋金币； 6箱丹麦纸币； 94袋外汇；34块印钞版和大量的印钞纸。
如前面所说，第二笔财产被运走之后，仍有一小部分国家银行的黄金和外汇留在了柏林，卡尔登布隆纳命令党卫军部队将其强占，揣着这些东西也逃向了南方。在纳粹最后的日子里，卡尔登布隆纳还将部分截留的财宝分给了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军官们，例如著名的党卫军上校奥托·斯科尔兹内就得到了两笔款子，一笔是价值约900万美元的黄金、钻石和现金，这笔钱后来在藏匿地被美军发现（又神秘地丢失了）；另一笔包括5万金法郎，1万西班牙金币，5000美元，5000瑞士法郎和500万德国马克，斯科尔兹内将其藏在奥地利的提罗尔，这笔钱再也没能被盟国追回。战后斯科尔兹内在西班牙露面，并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他在那里一面维持纳粹高官逃往南美的秘密通道，一面兼做军火生意。美国情报机关到1950年才查清斯科尔兹内侵吞了大量财富。
从1945年4月19日开始，美国军方组织的“淘金队”开始全面出击，寻找藏匿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各处纳粹宝藏。这支队伍由G5/SHAEF的财政副主管伯恩斯坦上校及其助手菲舍尔中校（Joel Fisher）和杜波伊斯中校（Herbert Dubois）领导，并由普厄和托马斯协助。4月26日，美军探宝人员在哈勒的国家银行分部找到了35袋外国金币，包括100万金瑞士法郎和25万金元。随后又在邻近的普劳恩发现了65袋外汇，价值大约100万美元。4月27日，他们得知在奥厄还有82块金砖，但仍在德军的严密保卫之下。4月28日，他们又发现了600多块金锭和500箱银锭，这是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储备。4月29日，他们在埃施韦希发现了82块金砖，第二天又在科堡城（Coburg）的一个粪堆下发现了82块金砖，5月1日在纽伦堡找到了34箱零2袋外国黄金。所有这些财宝全部被运到了法兰克福，存放于美国陆军外汇存放处（US Army Foreign Exchange Diposiitery，负责人亦为伯恩斯坦上校）在德国国家银行法兰克福分行征用的金库里，并登记在册。“淘金队”还通过悬赏等途径在德国中部图林根地区发掘出好几个宝藏，其中一处小型宝藏包括19袋金币和金砖（总价值约11722美元），以及160179美元和96614英镑纸币。在德国和奥地利，像这种小型宝藏还有许多。
通过审讯和查阅缴获档案，“淘金队”得知德国国家银行在各地的支行里储存着价值1700万美元的黄金，除了约300万美元的黄金在柏林被苏联人缴获、同样数目的黄金被“淘金队”发现以外，其余1100万美元的黄金已被运往德国南部。5月初，伯恩斯坦奉召返回华盛顿与杜鲁门总统商讨战后在德国推行的“反卡特尔化”计划，杜布瓦中校接管了他在德国南部的寻宝工作。直到6月7日，“淘金队”才在德国南部发现其他一些黄金。由威廉·盖勒少校领导的先遣队总共找回了782块金砖。不过这个数字与预先的估计相差甚远。
除了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外，一位专门负责审问德国外交官员的美国检察官坎普纳（Robert Kempner）还在一份报告中谈到了德国外交部黄金的问题：
“在对纳粹外交官的审讯结束后，我们确认德国外交部还有一批大约重达150吨的黄金，专门由里宾特洛甫掌管。这笔黄金有可能仍在前德国外交部官员之手，用于对抗盟国。他们现在分布于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阿根廷，瑞典和瑞士，他们正在过着优越的生活。应该注意的是，负责这些黄金的除了上述外交官员外，还有里宾特洛甫的一个妹夫。在这150吨黄金中，有11吨在1945年被迅速运离柏林：一、6.5吨黄金运到里宾特洛甫在奥地利富施（Fuschl，属美军管区）的别墅。据称其中大部分已被转交给该地的美军。然而在纽伦堡的德国外交部官员声称，这部分黄金要少于实际运往富施的数量。二、2吨运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现已成为英占区）的黄金，声称已交给英军。三、3吨黄金运到了德国南部的康斯坦茨湖地区，其中约0.66吨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天，由前德国外长冯·牛赖特的儿子运到了瑞士的伯尔尼……”
“……在1943年到1945年间，另有大约40到50吨黄金运到了中立国的德国使馆：马德里10吨；斯德哥尔摩1.5吨；伯尔尼0.75吨；安卡拉约10吨；里斯本数量不明。我已调查了数百名德国外交官，包括大使、使馆秘书、外交部财政和人事官员，我确信以上的统计是极为可靠的。但就我所知，有两个重要问题却从未调查核实过。第一，这些黄金是否已被追回；第二，在战争结束时，由德国外交部官员转交给盟国当局的那部分黄金，是否与我调查的相一致。在外交部黄金案件的调查过程中，曾不只一次强调这批失落黄金的重要性与危险性，但至今没有人去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我在纽伦堡有繁重的庭审工作，我不可能对这个案件投入过大精力，况且这个案件并不涉及战争犯罪。然而在这个严峻的时期，这批黄金决不能被进一步忽视，因为其中的大部分落入一些无耻的纳粹机会主义者手里，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世界各地形成一股邪恶力量，将造成很大的祸害……”
现在已经查清的是，里宾特洛甫的黄金有4吨多一点被发现并交给了盟国。另有6.5吨黄金在被盟军发现后却不知所踪了。按照对德国外交官员的庭审记录，有大批黄金在1945年6月15日被转交给了美军第三军或第七军。奇怪的是，今天的盟国占领区记录册上却没有这批价值1.8亿美元的黄金。纽伦堡审判结束后，坎普纳继续搜寻这批失踪的黄金。1950年，他游说国会授权调查这个案件，可国会并没给他任何回复。
德国国家银行黄金储备的半数依然不知所踪。毫无疑问，鲍曼已将其中一部分运出了德国，剩下的被纳粹高级军官和美军所掠夺。而国家银行黄金的绝大部分可能早已在战时花掉，用于从中立国购买军需品和制造武器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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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五世（1858-1905），瑞典国王，1907年继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是一位英明的立宪君主，也是一位杰出的人道主义者。瑞典在二战中虽然也被迫与纳粹进行过经济合作，但其在营救欧洲犹太人方面的表现比惟利是图、贪婪、懦弱、卑劣的瑞士联邦政府要高尚得多。
安东尼奥·萨拉查博士 Antonio de Olivera Salazar （1889-1970）
出身地产商家庭，先后进入神学院和科英布拉大学求学，毕业后留在科英布拉大学任经济学讲师。1926年葡萄牙发生军人政变，第二共和国被推翻,萨拉查被军人总统卡蒙那任命为财政部长。1932年卡蒙那将他的权力移交给萨拉查，后者成为葡萄牙总理，于1933年通过了法西斯宪法，解散了除国民同盟外的一切政党，在国内实行了36年的温和独裁统治。1969年他因健康原因将权力移交给其心腹卡埃塔诺，1970年病逝。
二战爆发之前，葡萄牙与英国之间有长期的政治联系和良好的民族感情，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英-葡联盟。葡萄牙在一战中是英国的盟国，并派遣了35万人到前线作战。直到1938年为止，英国还是葡萄牙最大的贸易伙伴。
葡萄牙与纳粹德国的勾结始于西班牙内战时期。在这场战争中，萨拉查站在了佛朗哥和希特勒一边，帮德国向佛朗哥军队偷运武器，并派葡萄牙志愿者参加战斗。到1938年底，德国成为葡萄牙第三大贸易伙伴。不过萨拉查曾在1939年抗议希特勒对天主教波兰的入侵。
萨拉查在二战中保持中立的选择是基于地理和战略两方面的考虑。葡萄牙有许多濒临大西洋的港口，令英国很难对其实行封锁，因此萨拉查担忧的主要是纳粹的入侵：法国沦陷后，德国军队离葡萄牙的边境只有不到260英里。他的另一个担心是佛朗哥可能和希特勒结成联盟入侵葡萄牙。权衡了盟国和德国的危险性对比后，萨拉查决定保持中立、与交战双方进行经济和政治合作。战争期间的里斯本成为盟国与轴心国谍报活动的中心，1943年意大利投降的谈判、以及1945年德国试图同西方单独媾和的谈判都曾在那里展开。
总的来说，二战期间葡萄牙采取的是比较亲盟国的中立路线，而西班牙的中立却倾向于轴心国。许多欧洲中立国出于无奈才依附于法西斯，而佛朗哥的西班牙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和意大利都为佛朗哥提供援助，1941年，佛朗哥也派了4万名称为“蓝色军团”的志愿者到俄国前线，一直跟随其纳粹盟友战斗到1945年。尽管佛朗哥在二战一爆发就宣布西班牙为中立国，但在1940年到1941年间却一直犹豫是否加入轴心国。西班牙是否参战取决于德国与英国谁能取得战争早期的胜利，以及德国是否能支持其在摩纳哥、法属非洲甚至欧洲的领土扩张。“不列颠之战”的结果让佛朗哥选择了继续观望。
西班牙扼守地中海西入口，其战略位置比葡萄牙更重要。早在1940年，德国便有一个全面进攻直布罗陀的方案“菲利克斯计划”。该计划原拟在1941年中期进行，要求两支装甲部队沿公路快速穿越西班牙（因为西班牙铁路为宽轨，所以只能走公路）。一旦德军到达直布罗陀，这座坚固的岩石要塞将会遭受地面和空中的双重致命打击。一旦该计划成功，另外两支部队就会进攻摩洛哥。1941年后德国还有一个与“菲利克斯行动”相似的进攻直布罗陀的计划。但当时德国已进攻俄国，该计划因缺乏兵力和装备无疾而终了。
佛朗哥比德国更清楚直布罗陀的战略位置。纳粹占领直布罗陀的话，将使英国运输船队不得不绕道好望角，从而多花费数周的时间。他还意识到英国在1940年已无法应付其帝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受的攻击，更无暇顾及小小的直布罗陀。但是从血腥的内战中磨练出来的佛朗哥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要老谋深算得多，他认为只要英国没有最终投降，美英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就有可能联合作战，并将英伦三岛作为反攻欧洲的跳板，从而打赢这场战争。没有把佛朗哥拉入自己的阵营实在是希特勒的失算。不管其原因是美国大使从中作梗还是佛朗哥的狡诈，这都是纳粹德国外交和战略上犯的最大错误之一。1943年盟军在北非登陆后，德国曾经犹豫是否“预防性”占领西班牙，并制订了占领其北部的“吉塞拉计划”，但是希特勒否决了这个念头：“西班牙人是拉丁民族中唯一顽强的人民，他们将会在我们的后方打游击。”最后德国选择占领法国南部和突尼斯。
在二战初期，英国和美国都一直在努力使西班牙保持中立。他们向西班牙提供谷物和石油。如果不是西班牙将其中大部分石油转卖给纳粹的话，美国还会提供更多。1941年后，西班牙向盟国方向靠拢了一些，为从欧洲逃出来的犹太难民提供了一条逃难通道。到1943年，美国和西班牙所担心的德国入侵问题不存在了。纳粹的威胁消失之后，西班牙的中立倾向更加明显了。1943年6月，美国大使海斯与佛朗哥会晤。解释了若西班牙真想中立就必须采取三条措施。一，西班牙必须明确公开声明其中立立场。二，政府机关必须像外交部一样采取中立政策。最后，从俄国前线召回“蓝色军团”。佛朗哥表示，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参战计划，但已开始转向中立。
西班牙与纳粹之间关系的重要一环是在内战期间所欠的债务。包括武器和其他物资在内，西班牙欠德国的钱超过了2.12亿美元。而且由于西班牙国家银行的330吨黄金储备早在1935年就被共和国政府的苏联顾问盗运到苏联，西班牙无力偿清这笔巨款。除了债务关系外，西班牙的丰富矿藏和贸易资源也是纳粹所需要的。在一份1939年签订的德西秘密协定书中，西班牙承诺从南美帮德国进口牛肉和谷物。1940年5月，西班牙与意大利签订了三年的食品合作计划，承诺提供必要的粮食。到1942年，德西贸易的重点由食品转向战争必需的矿产资源。西班牙拥有丰富的优质铁矿石，德国还从西班牙进口锌、铅、水银、萤石、天青石、云母、软木和羊毛，以及最重要的钨砂。盟国的封锁阻止了西班牙帮德国进口食品的企图，但是从南美经西班牙运入纳粹手中的工业钻石和白金（用于化工和电机）由于体积较小根本无从拦截。而且英国的战后分析指出，在战争早期对德国实行的物资封锁是徒劳的。在那段时期，纳粹依靠抢来的东西过得很舒服，绝没有物资缺乏的问题。只有在1944年的大规模轰炸行动和大型战役才真正削弱了第三帝国的实力。
盟国与西班牙的贸易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获得只有西班牙才可提供的一些资源。其次，从西班牙购买物资可以缩小其对纳粹的供应量。第三，通过与西班牙的贸易可以减轻纳粹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1940年3月，英国与西班牙签署了一个为期半年的贸易协定，英国向西班牙提供石油产品和化肥，西班牙向英国供应矿石、橘子和柠檬。在整个战争期间，该贸易协定每隔半年续签一次。
盟国与西班牙之间真正的贸易重点也是钨砂。到1941年，德国已经探明了西班牙的全部钨矿，并通过代理商控制了西班牙最大的钨矿，几乎获得了出产的全部钨砂，而英国只得到了32吨。西班牙的钨矿出口采取自由贸易原则，不像葡萄牙那样实行配额限量体系。由于掌握大量硬通货，这对盟国是一个优势。从1942年初开始，英美开始联合买断西班牙所有的钨矿出产。结果该年的钨砂产量几乎比前年翻了一倍，增至近2000吨，价格也从原来每吨75美元飙升至16800美元，盟国获得了其中将近一半的钨砂。
1943年2月，西班牙与德国秘密签署了一份新协定，德国同意用武器作为购买钨砂的费用。然而在谈判期间德国将武器的价格提高了4倍，引起了对方的愤怒。最后西班牙与德国达成协议：内战时欠德国的债务分四次还清，而德国将用这些钱购买钨砂。1943年内，德国购买了钨矿占出产量的35%，而该年西班牙的钨矿总产量大约是1940年的4到5倍。
1944年1月，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Sir Samuel Hoare）与佛朗哥就停止与纳粹的钨贸易问题进行了会晤，但未达成共识。随后盟国对西班牙实施了石油禁运。5月2日，西班牙同意将对德国的钨出口减至上一年的一半（但当年德国还是通过走私的方式得到了3865.6吨钨砂）。对德国的钨砂出口于1944年8月中止，此时西班牙的边境已经关闭。
在西班牙的“安全港计划”于1944年春天启动，由FEA的克劳斯负责。他在报告中指出西班牙是所有中立国中最不合作的。由于官员的腐败，纳粹官员很容易隐藏他们在西班牙的生意，并将其财产由西班牙运至葡萄牙再转运到阿根廷。1944年秋，盟国首次要求西班牙停止所有涉及德国的黄金交易。西班牙起初并未做出回应，直到1945年5月5日才冻结与轴心国相关的所有财产。5月7日德国投降后，西班牙同意让美英两国的财产托管理事会掌管其境内的德国财产。到1947年7月，该理事会控制了2530万美元的德国资产，而据估计德国在西班牙的总资产高达9500万美元。
关于西班牙的纳粹黄金问题，根据德国银行纪录、瑞士银行官员的陈述以及从德国驻西各公司查获的纪录显示，西班牙从德国和瑞士接受了价值1.382亿美元的黄金。归还这笔黄金的谈判于1946年11月在马德里开始，与瑞典谈判过类似问题的鲁宾再次成为代表团负责人。谈判从1947年僵持到1948年3月，才就纳粹财产和黄金问题达成一致：西班牙归还114,329美元的黄金。其中大部分是荷兰的黄金储备。作为交换条件，盟国必须发表声明承认“西班牙并不知道这些黄金是纳粹所掠夺的”，尽管那些金砖上面的荷兰文戳记清晰可见。
还有其他两个因素加速了谈判的进程。美国国务院要求在谈判中采用比对葡萄牙人更温和的态度，以获取西班牙境内的军事基地；更关键的因素是西班牙在战后被国际社会所遗弃，因此急于获得盟国的好感。美国大使海斯早在1944年7月便注意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照片从佛朗哥的桌子上消失了，孤零零的只剩下了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照片”。西班牙还在1945年4月11日与日本断交，原因是日军杀害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
虽然佛朗哥作出了这些讨好姿态，但是由于其政权的法西斯本质，盟国在波茨坦宣言中仍将西班牙排除在联合国外。美国大使于1945年12月离开马德里，这个职位一直空悬到1951年。1946年5月，一个联合国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关于西班牙法西斯本质的证据：支持纳粹活动，战后为纳粹战犯提供庇护所，对持不同政见者实施迫害。西班牙这个唯一从二战中苟活下来的法西斯政权被孤立于国际社会，直到1955年才加入联合国。
出身地产商家庭，先后进入神学院和科英布拉大学求学，毕业后留在科英布拉大学任经济学讲师。1926年葡萄牙发生军人政变，第二共和国被推翻,萨拉查被军人总统卡蒙那任命为财政部长。1932年卡蒙那将他的权力移交给萨拉查，后者成为葡萄牙总理，于1933年通过了法西斯宪法，解散了除国民同盟外的一切政党，在国内实行了36年的温和独裁统治。1969年他因健康原因将权力移交给其心腹卡埃塔诺，1970年病逝。
二战爆发之前，葡萄牙与英国之间有长期的政治联系和良好的民族感情，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英-葡联盟。葡萄牙在一战中是英国的盟国，并派遣了35万人到前线作战。直到1938年为止，英国还是葡萄牙最大的贸易伙伴。
葡萄牙与纳粹德国的勾结始于西班牙内战时期。在这场战争中，萨拉查站在了佛朗哥和希特勒一边，帮德国向佛朗哥军队偷运武器，并派葡萄牙志愿者参加战斗。到1938年底，德国成为葡萄牙第三大贸易伙伴。不过萨拉查曾在1939年抗议希特勒对天主教波兰的入侵。
萨拉查在二战中保持中立的选择是基于地理和战略两方面的考虑。葡萄牙有许多濒临大西洋的港口，令英国很难对其实行封锁，因此萨拉查担忧的主要是纳粹的入侵：法国沦陷后，德国军队离葡萄牙的边境只有不到260英里。他的另一个担心是佛朗哥可能和希特勒结成联盟入侵葡萄牙。权衡了盟国和德国的危险性对比后，萨拉查决定保持中立、与交战双方进行经济和政治合作。战争期间的里斯本成为盟国与轴心国谍报活动的中心，1943年意大利投降的谈判、以及1945年德国试图同西方单独媾和的谈判都曾在那里展开。
总的来说，二战期间葡萄牙采取的是比较亲盟国的中立路线，而西班牙的中立却倾向于轴心国。许多欧洲中立国出于无奈才依附于法西斯，而佛朗哥的西班牙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和意大利都为佛朗哥提供援助，1941年，佛朗哥也派了4万名称为“蓝色军团”的志愿者到俄国前线，一直跟随其纳粹盟友战斗到1945年。尽管佛朗哥在二战一爆发就宣布西班牙为中立国，但在1940年到1941年间却一直犹豫是否加入轴心国。西班牙是否参战取决于德国与英国谁能取得战争早期的胜利，以及德国是否能支持其在摩纳哥、法属非洲甚至欧洲的领土扩张。“不列颠之战”的结果让佛朗哥选择了继续观望。
西班牙扼守地中海西入口，其战略位置比葡萄牙更重要。早在1940年，德国便有一个全面进攻直布罗陀的方案“菲利克斯计划”。该计划原拟在1941年中期进行，要求两支装甲部队沿公路快速穿越西班牙（因为西班牙铁路为宽轨，所以只能走公路）。一旦德军到达直布罗陀，这座坚固的岩石要塞将会遭受地面和空中的双重致命打击。一旦该计划成功，另外两支部队就会进攻摩洛哥。1941年后德国还有一个与“菲利克斯行动”相似的进攻直布罗陀的计划。但当时德国已进攻俄国，该计划因缺乏兵力和装备无疾而终了。
佛朗哥比德国更清楚直布罗陀的战略位置。纳粹占领直布罗陀的话，将使英国运输船队不得不绕道好望角，从而多花费数周的时间。他还意识到英国在1940年已无法应付其帝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受的攻击，更无暇顾及小小的直布罗陀。但是从血腥的内战中磨练出来的佛朗哥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要老谋深算得多，他认为只要英国没有最终投降，美英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就有可能联合作战，并将英伦三岛作为反攻欧洲的跳板，从而打赢这场战争。没有把佛朗哥拉入自己的阵营实在是希特勒的失算。不管其原因是美国大使从中作梗还是佛朗哥的狡诈，这都是纳粹德国外交和战略上犯的最大错误之一。1943年盟军在北非登陆后，德国曾经犹豫是否“预防性”占领西班牙，并制订了占领其北部的“吉塞拉计划”，但是希特勒否决了这个念头：“西班牙人是拉丁民族中唯一顽强的人民，他们将会在我们的后方打游击。”最后德国选择占领法国南部和突尼斯。
在二战初期，英国和美国都一直在努力使西班牙保持中立。他们向西班牙提供谷物和石油。如果不是西班牙将其中大部分石油转卖给纳粹的话，美国还会提供更多。1941年后，西班牙向盟国方向靠拢了一些，为从欧洲逃出来的犹太难民提供了一条逃难通道。到1943年，美国和西班牙所担心的德国入侵问题不存在了。纳粹的威胁消失之后，西班牙的中立倾向更加明显了。1943年6月，美国大使海斯与佛朗哥会晤。解释了若西班牙真想中立就必须采取三条措施。一，西班牙必须明确公开声明其中立立场。二，政府机关必须像外交部一样采取中立政策。最后，从俄国前线召回“蓝色军团”。佛朗哥表示，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参战计划，但已开始转向中立。
西班牙与纳粹之间关系的重要一环是在内战期间所欠的债务。包括武器和其他物资在内，西班牙欠德国的钱超过了2.12亿美元。而且由于西班牙国家银行的330吨黄金储备早在1935年就被共和国政府的苏联顾问盗运到苏联，西班牙无力偿清这笔巨款。除了债务关系外，西班牙的丰富矿藏和贸易资源也是纳粹所需要的。在一份1939年签订的德西秘密协定书中，西班牙承诺从南美帮德国进口牛肉和谷物。1940年5月，西班牙与意大利签订了三年的食品合作计划，承诺提供必要的粮食。到1942年，德西贸易的重点由食品转向战争必需的矿产资源。西班牙拥有丰富的优质铁矿石，德国还从西班牙进口锌、铅、水银、萤石、天青石、云母、软木和羊毛，以及最重要的钨砂。盟国的封锁阻止了西班牙帮德国进口食品的企图，但是从南美经西班牙运入纳粹手中的工业钻石和白金（用于化工和电机）由于体积较小根本无从拦截。而且英国的战后分析指出，在战争早期对德国实行的物资封锁是徒劳的。在那段时期，纳粹依靠抢来的东西过得很舒服，绝没有物资缺乏的问题。只有在1944年的大规模轰炸行动和大型战役才真正削弱了第三帝国的实力。
盟国与西班牙的贸易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获得只有西班牙才可提供的一些资源。其次，从西班牙购买物资可以缩小其对纳粹的供应量。第三，通过与西班牙的贸易可以减轻纳粹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1940年3月，英国与西班牙签署了一个为期半年的贸易协定，英国向西班牙提供石油产品和化肥，西班牙向英国供应矿石、橘子和柠檬。在整个战争期间，该贸易协定每隔半年续签一次。
盟国与西班牙之间真正的贸易重点也是钨砂。到1941年，德国已经探明了西班牙的全部钨矿，并通过代理商控制了西班牙最大的钨矿，几乎获得了出产的全部钨砂，而英国只得到了32吨。西班牙的钨矿出口采取自由贸易原则，不像葡萄牙那样实行配额限量体系。由于掌握大量硬通货，这对盟国是一个优势。从1942年初开始，英美开始联合买断西班牙所有的钨矿出产。结果该年的钨砂产量几乎比前年翻了一倍，增至近2000吨，价格也从原来每吨75美元飙升至16800美元，盟国获得了其中将近一半的钨砂。
1943年2月，西班牙与德国秘密签署了一份新协定，德国同意用武器作为购买钨砂的费用。然而在谈判期间德国将武器的价格提高了4倍，引起了对方的愤怒。最后西班牙与德国达成协议：内战时欠德国的债务分四次还清，而德国将用这些钱购买钨砂。1943年内，德国购买了钨矿占出产量的35%，而该年西班牙的钨矿总产量大约是1940年的4到5倍。
1944年1月，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Sir Samuel Hoare）与佛朗哥就停止与纳粹的钨贸易问题进行了会晤，但未达成共识。随后盟国对西班牙实施了石油禁运。5月2日，西班牙同意将对德国的钨出口减至上一年的一半（但当年德国还是通过走私的方式得到了3865.6吨钨砂）。对德国的钨砂出口于1944年8月中止，此时西班牙的边境已经关闭。
在西班牙的“安全港计划”于1944年春天启动，由FEA的克劳斯负责。他在报告中指出西班牙是所有中立国中最不合作的。由于官员的腐败，纳粹官员很容易隐藏他们在西班牙的生意，并将其财产由西班牙运至葡萄牙再转运到阿根廷。1944年秋，盟国首次要求西班牙停止所有涉及德国的黄金交易。西班牙起初并未做出回应，直到1945年5月5日才冻结与轴心国相关的所有财产。5月7日德国投降后，西班牙同意让美英两国的财产托管理事会掌管其境内的德国财产。到1947年7月，该理事会控制了2530万美元的德国资产，而据估计德国在西班牙的总资产高达9500万美元。
关于西班牙的纳粹黄金问题，根据德国银行纪录、瑞士银行官员的陈述以及从德国驻西各公司查获的纪录显示，西班牙从德国和瑞士接受了价值1.382亿美元的黄金。归还这笔黄金的谈判于1946年11月在马德里开始，与瑞典谈判过类似问题的鲁宾再次成为代表团负责人。谈判从1947年僵持到1948年3月，才就纳粹财产和黄金问题达成一致：西班牙归还114,329美元的黄金。其中大部分是荷兰的黄金储备。作为交换条件，盟国必须发表声明承认“西班牙并不知道这些黄金是纳粹所掠夺的”，尽管那些金砖上面的荷兰文戳记清晰可见。
还有其他两个因素加速了谈判的进程。美国国务院要求在谈判中采用比对葡萄牙人更温和的态度，以获取西班牙境内的军事基地；更关键的因素是西班牙在战后被国际社会所遗弃，因此急于获得盟国的好感。美国大使海斯早在1944年7月便注意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照片从佛朗哥的桌子上消失了，孤零零的只剩下了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照片”。西班牙还在1945年4月11日与日本断交，原因是日军杀害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
虽然佛朗哥作出了这些讨好姿态，但是由于其政权的法西斯本质，盟国在波茨坦宣言中仍将西班牙排除在联合国外。美国大使于1945年12月离开马德里，这个职位一直空悬到1951年。1946年5月，一个联合国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关于西班牙法西斯本质的证据：支持纳粹活动，战后为纳粹战犯提供庇护所，对持不同政见者实施迫害。西班牙这个唯一从二战中苟活下来的法西斯政权被孤立于国际社会，直到1955年才加入联合国。
胡安·庇隆 Juan Domingo Peron（1895-1974）
意法移民后裔，参加1943年军人政变，任军政府劳动与福利部长、副总统和国防部长，1946-1955年任阿根廷总统。他提出了“庇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推行工业化，增加工人福利。外交上采取反美英态度，想在南美建立阿根廷的霸主地位。1955年因通货膨胀、贪污和专制暴政被陆海军的民主派军官推翻，流亡西班牙。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在国内的声望日益上升，于1973年回国参选，再次成为总统，1974年病死，其夫人伊莎贝尔继任总统，1976年被军事政变推翻。
意法移民后裔，参加1943年军人政变，任军政府劳动与福利部长、副总统和国防部长，1946-1955年任阿根廷总统。他提出了“庇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推行工业化，增加工人福利。外交上采取反美英态度，想在南美建立阿根廷的霸主地位。1955年因通货膨胀、贪污和专制暴政被陆海军的民主派军官推翻，流亡西班牙。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在国内的声望日益上升，于1973年回国参选，再次成为总统，1974年病死，其夫人伊莎贝尔继任总统，1976年被军事政变推翻。
在清算完瑞士的银行后，盟国追查纳粹黄金和赃物的行动暂时告一段落。法兰克福外汇存放处的默克斯黄金以及从德国和中立国家追回的其他黄金都被存入美英法三国黄金归还委员会（TRA，Tripartite Commission for the Restitution of Monetary Gold）的总库。该金库设在巴黎，于1946年9月27日完工。索还的货币黄金将按各国央行损失比例归还给每个有分享权的国家。向TGC提出归还要求的10个受害国是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波兰和南斯拉夫。
当时匈牙利面临战后首次大选，为了让费伦茨·纳吉的小农党政府赢得竞选，黄金归还委员会最先向匈牙利归还了28.5吨、价值3200万美元的黄金。1947年10月17日，TGC在布鲁塞尔宣布了对原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央行黄金的初步分配，荷、比、卢三国从TRA那里拿回了105.2吨黄金。法国于11月9日拿到了75.8吨黄金，随后将其赔给了比利时中央银行。同年11月和12月，对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分配完成，奥地利拿回了20.47吨黄金，意大利拿回了8.90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在1948年收到部分赔偿。由于冷战的原因，原属于阿尔巴尼亚的部分黄金直至1996年10月才完成。这样，总计379,161,426美元（1946年价格）的黄金被还给了遭受纳粹掠夺的国家。这些偿还的黄金只是他们被掠黄金的65%。TGC目前仍有7000万美元（1997年价格）的黄金，其中4700万储存在英格兰银行，其余的则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些黄金的归还问题还有所质疑。那些显然掠夺自私人的金牙、金首饰、金盘子（很多被砸扁以节省存放空间）并没有在归还名单内。1947年，盟国将其中约75万美元的黄金制品交给了国际难民组织（Inte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其余的黄金一直存放在TRA的金库中。美军法兰克福外汇存放处于1950年取消后，将其金库内剩余的少量白金锭、工业钻石、零星外国金币和德国有价证券移交给接收其大楼的德意志国民银行（Bank Deutscher Lander），其中也包括不少掠夺自私人的财物。
在处理非货币黄金和赔偿大屠杀受害者的问题上，盟国显然不如对货币黄金问题那样重视。美国当局从发现默克斯藏金的那一刻就很清楚这个问题：在这笔黄金里发现了金牙、金烟嘴、金镜架、金表、耳环和结婚戒指等私人物品。艾伯特·托马斯确定了在默克斯发现的207个袋子是属于梅尔默账户的。通过检查德国国家银行纪录，以及对托马斯和普厄的审问，盟军迅速弄清了该账户的性质和细节。
托马斯告诉审讯者，德国国家银行出纳主管弗兰克涅希特在1942年夏天把他派到了普厄那里，普厄告诉他党卫军开始着手向德国国家银行的金库运送珠宝、黄金和白银制品。不久后，托马斯获悉一个叫梅尔默（Bruno Melmer）的党卫军上尉将运来第一批货物。这批财宝在1942年8月26日抵达。在1942年11月的第10次运送中，首次发现了大量金牙。
党卫军运来的物资首先登记在梅尔默名下，装入写有他名字的袋子和箱子中，随后进行分类。金锭、银锭和金银货币作为通货被德国国家银行全价收购，钻石、宝石和其他珠宝被送到柏林的市政当铺出售。其余的物品如金牙和结婚戒指全都送到普鲁士造币厂或Degussa公司（德国金银精炼公司，Deutsche Gold und Silber Scheideanstalt，又译“德固赛”）重新熔化，铸造成10公斤的金砖，Degussa可以保留其中一小部分黄金作为加工费，然后德国国家银行再向党卫军买下重熔的这些金砖。
德固赛是一家从事金属精炼和化学品生产的大型公司，在战争中曾和法本公司合作生产用于毒气室的齐克隆B，还为纳粹原子弹计划提供过铀。该公司持有一份党卫军独家合同，为其重新熔化铸造金属物品，包括犹太人的金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从受害者手中夺来的黄金数量极大，以至Degussa在那里专门建造了一个小型熔炉。根据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霍斯的回忆，该集中营的黄金日产量是24磅。
德固赛公司在今天仍然非常活跃。它在核扩散中的角色已被公诸于众。该公司曾为萨达姆·侯赛因提供核技术，从德国将资料和情报运到巴格达，以帮助伊拉克制造原子弹。1990年，德固赛因向朝鲜出口核武器原料被处以80万美元罚款。该公司还涉嫌到向利比亚出口毒气。德固赛很少由于这类地下军火交易受到美国方面的指控和制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合作伙伴——美国最大的国防供货商之一杜邦化学公司的关系。该公司还是乔治·布什（小布什）竞选的捐助商。早在1999年6月，德固赛就向他捐献了1950美元。一家德国公司帮一个美国人竞选，确实是值得注意的事情。
如今德固赛是一家世界性的综合大公司，其销售额达118亿欧元，并于2001年在中国设立了合资公司，从事化工业务。读者可以看到，在拜尔、奔驰和西门子之后，与纳粹合作过的又一家其罪行令人发指的德国公司逃脱了战后的惩罚。
梅尔默账户下的全部财产大约价值3617万德国马克，其中货币黄金为1067万德国马克。最大的争论是这些货币黄金中有多少来自Degussa重新铸造的犹太人黄金？有多少纳粹受害者的私人黄金被重新铸造成金砖并卖到中立国？这些争论在90年代重新开始，有人认为盟国缴获的德国黄金中至少有1450万美元是来自纳粹受害者个人的，而盟国只拿出了300万美元用于帮助那些受害者。
十一、天皇的黄金宝藏
虽然现在仍无法确切知道被鲍曼转移到阿根廷的纳粹财产的数量，但它无疑是未被追回的最大一笔纳粹财富，唯一可与之相比的是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掠夺的巨大宝藏。盟国在追回纳粹德国掠夺的财富时投入了很大精力，对日本的战争赃物却很少提及。其原因与这笔宝藏的性质有关：其中绝大多数夺自私人，而且其中很多受害人已经被日军杀害灭口。日本的抢劫活动与纳粹德国有很大不同。除犹太人外，德国对平民的抢劫并不非常严重，而日军抢掠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被占领地区的个人（尤其是华侨）、教堂、寺庙、银行、公司、犯罪集团以及地下经济团体。据40年代末的估计，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获取的“战利品”达数百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数千甚至上万亿美元，其中仅黄金一项就有60000多吨，还有许多无法估价的钻石、翡翠、玉器、宝石、佛像、字画、古书、古玩等奇珍异宝。甚至还有一些美国研究者认为，日军所掠的所有财富总额在今天的价值达100万亿美元之多！
纳粹德国曾通过党卫军特别组织“Devisenschutzkommando”（外汇保护部）来搜刮欧洲财富，日本军方也有同样的秘密组织，称为“山百合会”（Golden Lily）。裕仁天皇任命皇族成员竹田宫恒德亲王为该组织在大陆的负责人，其他几名皇族亲王如朝香宫鸠彦王、闲院宫载仁王也参与了这项任务。被掠夺的中国财产包括贵金属、文物、图书、铜镍币等，总价值在10亿到20亿美元之间，这些财富运至朝鲜后装船运回日本本土。1940年，裕仁天皇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被任命为“山百合”在东南亚地区的主管，负责将日军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掠夺的财宝通过船队运回日本。战争结束后不久，秩父宫便在1953年神秘地死亡，而他的3个兄弟中除裕仁天皇（1989年病毙）外都活到了90年代，其中三笠宫亲王至今仍然在世。
随着1942年以后美国潜艇的活动增加，大量日本运输船在本土和南中国海被击沉。为了保护掠夺财富的安全，秩父宫亲王于1943年将“山百合”总部由新加坡搬至菲律宾的吕宋岛。在接下来的两年半里，日军将这批财宝登记注册，然后埋藏于吕宋岛上的172处地窖、隧道和山洞中。此时日本仍在幻想与盟国实现有条件停战，并在战后保住对菲律宾的占领，这样的话便可将这笔宝藏从容运回日本。
在二战期间，日本还公然违反国际法，用医院船来转移掠夺的财富。1942年10月，日本医院船“天应丸”（Tenno Maru）从东南亚装载了2000吨黄金和大量水雷前往日本（该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并在横须贺军港卸下了这些黄金。该船在1945年8月17日被日本海军秘密炸沉，以毁灭罪证。另一艘医院船“阿波丸”号（Awa Maru）于1945年2月17日从门司港出发，3月24日抵达新加坡，在那里装上了大量的橡胶、锡、铝、大米，以及撤回本土的军政人员。该船于3月28日起航返回日本，4月1日夜间在台湾海峡被美国海军“皇后鱼”号潜艇击沉。根据记录，船上除了战略物资和非伤员的人员外，还装有40吨黄金、12吨白金、15万克拉工业钻石、40箱珍宝、文物和艺术品（有人推测“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在其中），以及大量的美元、英镑和港元纸币。
另外，日本还曾用军舰运送过掠夺物品。1944年11月5日，“那智”号巡洋舰在马尼拉湾附近被美国海军舰载机击沉，但是日本一直有人说该船是被日军潜艇击沉的，幸存的船员被潜艇上的机枪打死以灭口。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那智”号上装有黄金是真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70年代从其残骸中捞出了大量黄金。1997年，一个日本电视摄制组拍下了这批黄金，其中包括1800块金砖，价值1.5亿美元（1997年价格）。
运回日本本土的“山百合”宝藏储存在一些废弃矿井中，还有一些藏在长野县的群山里。日本军方曾驱使数万名朝鲜劳工在那里挖掘了巨大的地下工事群，准备在美军登陆本土后将天皇、军部和原子弹专家转移到那里进行最后的顽抗。这些劳工后来都被秘密杀害。但是，到1952年缔结对日和约时为止，日本从战争中抢来的主要财富仍然藏在菲律宾。
战后发现的第一处日本藏金位于菲律宾的圣罗马纳（Santa Romana）。当日军在菲律宾节节败退时，菲律宾游击队曾发现他们将大批沉重的箱子运到一个山洞中，然后用炸药将出口封死。一名战略情报局的少校当时和游击队在一起，记住了藏宝地点。该特工在战后重新打开了这个山洞，发现箱子中全是黄金。1945年到1948年之间，这批约重2300吨的黄金被运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头子威廉·多诺万、其部下朗斯代尔（Edward Langsdale）、驻日军事总督麦克阿瑟和以难民救济特使身份访问日本的前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参与了该过程，后来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也知道此事。多诺万和朗斯代尔负责处理这批黄金，他们没有将其归还给东南亚国家的受害者，而是分别存入了42个国家的176家银行，其中瑞士联合银行日内瓦分行以朗斯代尔名义开的一个账户上有2000吨黄金。战略情报局解散后，这笔巨大的财富被中央情报局接收，成为其账面外资金，用于各种秘密活动，其使用和支配不受任何监督。中情局还通过向有影响力的实权人物分发黄金信用证（可凭该信用证去瑞士银行直接提取黄金）的方法将他们和中情局绑在一起。
令人震惊的是，还有一部分“山百合”黄金成为亲日派美国人的私财，其中最大的账户是以麦克阿瑟的儿子阿瑟·麦克阿瑟的名义在苏黎士的瑞士信贷银行开设的。其他资料显示胡佛在瑞士信贷银行的私人账户上有7.5吨黄金。回顾一下美国政要在战后和日本的勾结活动就可以弄清楚这些黄金从何而来。
日本投降后，盟国除了惩治战犯外还对其进行了一些战后改造，例如废除财阀、解散大企业、进行币制改革、制订新宪法，以及让日本做出战争赔偿等等。但是该过程受到美国驻日军事总督麦克阿瑟及其手下的阻挠，阻挠者还有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和前总统胡佛。
格鲁于1932年被任命为驻日大使，1943年通过日美外交人员交换回到美国，1945年曾任代理国务卿。他出身于波士顿的上层社会，妻子是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曾孙女，母亲则来自著名的卡博特家族。格鲁家族与亚洲有长久的渊源，在19世纪时曾以银行家的身份参与对华鸦片贸易。格鲁在战时就开始阻挠日本的民主化进程，他曾与日本驻瑞士大使进行秘密会谈，承诺美国不会起诉裕仁天皇，并让他保住皇位。该承诺完全违背了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和惩戒战犯的主张。
由于珍珠港事件、巴丹半岛死亡行军和虐待战俘给美国人留下的痛苦记忆，胡佛和格鲁为日本天皇和政府洗罪的计划不得不严格保密。1945年底，美国国会宣布裕仁天皇为战争罪犯，并准备对其进行审判。但在起诉开始之前，一些日方证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在东京的监狱中病死或自杀。美国战俘在回国途中还被迫下字据，严禁他们谈论在日本战俘营受到的虐待。在麦克阿瑟的干预下，某些高级战犯竟免于被起诉。例如英国决定对一位日本海军官员撤诉，他曾命令用机枪射杀600名沉船落水的英国水兵。麦克阿瑟还下令战犯法庭的审判中不准涉及细菌武器和731部队问题。
尽管麦克阿瑟收到了盟国将天皇送上法庭的明确指示，但他仍不愿审判天皇，甚至安排天皇到民间巡视，力图将其打扮成接近人民的和平君主。在麦克阿瑟列出的战犯名单中，最后只有300人被起诉，28人被判有罪，仅仅7人被处决。所有被处决的军官都是出身长州的陆军将领，这是对日本皇室的回报。以长州人为主的陆军和以萨摩人为主的海军之间结怨已久，由于裕仁皇后良子的母亲是萨摩藩藩主岛津的女儿，身为长州派首领的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元帅曾对裕仁的婚事横加反对，从而与天皇结下私怨。
国内的姑息滋长了麦克阿瑟的政治野心。他通过格鲁与国内的亲日派联系。格鲁在战争结束前辞去了代理国务卿职务，投身于华尔街，并成为日本财阀在美利益的代理人之一，同时还兼任ACJ（美国对日委员会）的主席。ACJ由美国的右翼商界领导人和富有的保守派人士组成，他们虽然在表面上反对卡特尔垄断政策，但坚决反对解散日本的财阀。他们把日本看作亚洲唯一的工业基地，期待早日恢复对日贸易。他们认为，一旦日本金融界的精英和实力派人士重新掌权，日本经济就很快会重新发展起来，这样美国也可以从中受益。这些人在华盛顿游说国会力图阻挠日本的战后改革，并得到了《新闻周刊》的支持。《新闻周刊》创刊于1937年，创始人为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他出身铁路大王家族，在二战期间曾任驻苏联大使，同样被指责曾在战前支持希特勒。
1948年初，日本的战后改革遭受了致命一击。该年2月，银行家珀西·约翰逊（Percy Johnson）奉命前往日本评估战后经济改造的成果。约翰逊是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的主席，该银行与日本三井银行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评估的结果在预料之中。被命令解散的325家日本财阀和大公司只解散了20家。其中没有一家银行被要求重组。日本银行通过更名等措施来掩盖他们的过去。
胡佛在总统任内对外交并不关心，但在卸任之后却突然对外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以私人身份游历世界。1938年胡佛会见了希特勒，想使美国与德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苏联。在战后访问远东期间，胡佛与日本皇室建立了友谊。他希望日本与美国结盟，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反共前哨、以及共和党在亚洲的基地。如果他能通过自己的影响让天皇免于战争审判，那么也可以使日本政府免于受审，从而使日本的战后复苏和重建工作尽快开始，以便让他的华尔街朋友从中受益。从胡佛和麦克阿瑟持有的黄金可以看出，为裕仁天皇洗脱罪名的努力确实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证实“山百合”黄金已被发现的证据之一，是一张于1956年签发给马科斯的黄金信用证。这是在他成为参议员之前的事。该信用证由瑞士银行公司（Schweizerische Bank Gesellschaft M.H.C）发行，证明马科斯在那里存入了7120吨黄金。另一份黄金信用证是1963年1月7日由瑞士联合银行签发给沙特阿拉伯军火巨商阿德南·哈肖吉（Adnan Khashoggi），马科斯的一个生意伙伴。哈肖吉的名字在信用证上写错了。
日军从东南亚地区掠夺的黄金一共有多少已经成为一个不解之迷。不过我们可以从马科斯及其代理人出售的黄金数量中看到一些端倪。他们随时都在伦敦、香港、悉尼等地的黄金市场上秘密出售大批金，有时一次卖出的金锭数量就高达10多吨，比已知的菲律宾所有的黄金储备还多。每隔一段时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伦敦黄金交易所就会出现一次称为“马科斯黑鹰”的秘密买卖。根据已出售的数量估算，马科斯的黄金约有6.5万吨。这个巨大的数字不禁给人一种神话般的虚幻感觉，从而认为有可能是捏造的。但是根据计算，东南亚地区有史以来开采出的黄金总和与这个数字近似，而且马科斯黄金的绝大多数应该来自喜欢积攒黄金的华人，因此可能包括从其他地方通过贸易流入东南亚的黄金。二战结束后，许多在南洋活跃了几个世纪的华人巨商家族都已灭绝——他们在其黄金和财富被日本人抢走后通常都被杀光了。这个数字还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比尔德堡组织成员【注】）在1986年2月21日给马科斯的一封信中得到证实。基辛格在信中要求马科斯将63321吨黄金卖给2000家欧洲和美国的银行。马科斯拒绝了这项提议，不久之后就被推翻了。根据未经证实的说法，他选择将这些黄金交给美国以免于犯罪指控。这些黄金被装上 “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被运往了美国。
除了马科斯以官方名义主持的黄金发掘行动外，还有许多人在菲律宾的山区中私自寻找日军埋藏的财富。70年代在菲律宾发生过著名的“罗哈斯事件”。罗哈斯（Domingo Roxas）是一位菲律宾私人寻宝者，于1970年在吕宋岛北部山中发现了一尊纯金佛像，重约1吨，头部可以拆下，身体内部还藏有大量稀世珠宝。从当时报纸和电视上公布的照片上看，该佛像具有典型的暹罗-高棉风格。其时已任菲律宾总统的马科斯闻知此事后，派军队从其家里将佛像抢走，此事导致菲律宾公众舆论哗然，马科斯迫于压力“归还”了一尊样子相似的实心铜佛像。根据行家估算，仅这尊金佛像本身的价值就超过2.6亿美元。1996年，罗哈斯家族在美国夏威夷州法院起诉马科斯及其继承人（马科斯已于1989年病死），要求赔偿损失。该案件的法院审理编号为Roxas v. Marcos, 89 Haw. 91, 969 P.2d 1209。法院于1998年作出判决，马科斯的妻子伊梅尔达必须将该佛像归还给罗哈斯。
尽管纳粹德国和日本掠夺的宝藏仍有很多下落不明，但无疑日后会发现更多被藏匿起来的财富。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至今仍被人关注，1998年，在明仁天皇访问英国前的一个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有鉴于德国政府已经正式向大屠杀中的受害者道歉，极大程度的在经济上赔偿受害者，并对受害者提供所需的帮助；与之相反，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承认他们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并拒绝向受害者做出应有的赔偿。现在，众议院全体认为（参议院意见与此一致）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国会的决议是，日本政府应该对战争负责，应正式地、公开地、明确地为二战中犯下滔天大罪的日本军队向所有受害者道歉。日本政府应当立即向战争中的受害者做出赔偿。这些受害者包括：1、遭受监禁和暴力虐待的美国士兵和平民，以及关岛平民；2、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3、中国、韩国、荷兰、英国等国被绑架或强迫充当随军性奴隶，即“慰安妇”的女性平民。”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决议第126号，1998年4月27日，第101届国会）
【注】比尔德堡组织（Bilderberg Group）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政治金融寡头组织，目的是促进各国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其成员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100多名政要、企业巨头和银行家族成员。该组织在1954年由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伯恩哈德亲王创立。伯恩哈德亲王曾在德国军队中服役，与荷兰女王储朱丽安娜结婚前还曾在臭名昭著的法本化学公司NW7部工作，该部门以驻外办事机构的名义在海外为纳粹德国搜集工业和科技情报。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rs）是参加创建该组织的美国人之一。比尔德堡集团还与许多国家的军队和情报部门负责人有联系。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SOE）的局长格宾斯（Collin Gubbins）就是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虽然现在仍无法确切知道被鲍曼转移到阿根廷的纳粹财产的数量，但它无疑是未被追回的最大一笔纳粹财富，唯一可与之相比的是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掠夺的巨大宝藏。盟国在追回纳粹德国掠夺的财富时投入了很大精力，对日本的战争赃物却很少提及。其原因与这笔宝藏的性质有关：其中绝大多数夺自私人，而且其中很多受害人已经被日军杀害灭口。日本的抢劫活动与纳粹德国有很大不同。除犹太人外，德国对平民的抢劫并不非常严重，而日军抢掠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被占领地区的个人（尤其是华侨）、教堂、寺庙、银行、公司、犯罪集团以及地下经济团体。据40年代末的估计，日本在东南亚地区获取的“战利品”达数百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数千甚至上万亿美元，其中仅黄金一项就有60000多吨，还有许多无法估价的钻石、翡翠、玉器、宝石、佛像、字画、古书、古玩等奇珍异宝。甚至还有一些美国研究者认为，日军所掠的所有财富总额在今天的价值达100万亿美元之多！
纳粹德国曾通过党卫军特别组织“Devisenschutzkommando”（外汇保护部）来搜刮欧洲财富，日本军方也有同样的秘密组织，称为“山百合会”（Golden Lily）。裕仁天皇任命皇族成员竹田宫恒德亲王为该组织在大陆的负责人，其他几名皇族亲王如朝香宫鸠彦王、闲院宫载仁王也参与了这项任务。被掠夺的中国财产包括贵金属、文物、图书、铜镍币等，总价值在10亿到20亿美元之间，这些财富运至朝鲜后装船运回日本本土。1940年，裕仁天皇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被任命为“山百合”在东南亚地区的主管，负责将日军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掠夺的财宝通过船队运回日本。战争结束后不久，秩父宫便在1953年神秘地死亡，而他的3个兄弟中除裕仁天皇（1989年病毙）外都活到了90年代，其中三笠宫亲王至今仍然在世。
随着1942年以后美国潜艇的活动增加，大量日本运输船在本土和南中国海被击沉。为了保护掠夺财富的安全，秩父宫亲王于1943年将“山百合”总部由新加坡搬至菲律宾的吕宋岛。在接下来的两年半里，日军将这批财宝登记注册，然后埋藏于吕宋岛上的172处地窖、隧道和山洞中。此时日本仍在幻想与盟国实现有条件停战，并在战后保住对菲律宾的占领，这样的话便可将这笔宝藏从容运回日本。
在二战期间，日本还公然违反国际法，用医院船来转移掠夺的财富。1942年10月，日本医院船“天应丸”（Tenno Maru）从东南亚装载了2000吨黄金和大量水雷前往日本（该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并在横须贺军港卸下了这些黄金。该船在1945年8月17日被日本海军秘密炸沉，以毁灭罪证。另一艘医院船“阿波丸”号（Awa Maru）于1945年2月17日从门司港出发，3月24日抵达新加坡，在那里装上了大量的橡胶、锡、铝、大米，以及撤回本土的军政人员。该船于3月28日起航返回日本，4月1日夜间在台湾海峡被美国海军“皇后鱼”号潜艇击沉。根据记录，船上除了战略物资和非伤员的人员外，还装有40吨黄金、12吨白金、15万克拉工业钻石、40箱珍宝、文物和艺术品（有人推测“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在其中），以及大量的美元、英镑和港元纸币。
另外，日本还曾用军舰运送过掠夺物品。1944年11月5日，“那智”号巡洋舰在马尼拉湾附近被美国海军舰载机击沉，但是日本一直有人说该船是被日军潜艇击沉的，幸存的船员被潜艇上的机枪打死以灭口。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那智”号上装有黄金是真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70年代从其残骸中捞出了大量黄金。1997年，一个日本电视摄制组拍下了这批黄金，其中包括1800块金砖，价值1.5亿美元（1997年价格）。
运回日本本土的“山百合”宝藏储存在一些废弃矿井中，还有一些藏在长野县的群山里。日本军方曾驱使数万名朝鲜劳工在那里挖掘了巨大的地下工事群，准备在美军登陆本土后将天皇、军部和原子弹专家转移到那里进行最后的顽抗。这些劳工后来都被秘密杀害。但是，到1952年缔结对日和约时为止，日本从战争中抢来的主要财富仍然藏在菲律宾。
战后发现的第一处日本藏金位于菲律宾的圣罗马纳（Santa Romana）。当日军在菲律宾节节败退时，菲律宾游击队曾发现他们将大批沉重的箱子运到一个山洞中，然后用炸药将出口封死。一名战略情报局的少校当时和游击队在一起，记住了藏宝地点。该特工在战后重新打开了这个山洞，发现箱子中全是黄金。1945年到1948年之间，这批约重2300吨的黄金被运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头子威廉·多诺万、其部下朗斯代尔（Edward Langsdale）、驻日军事总督麦克阿瑟和以难民救济特使身份访问日本的前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参与了该过程，后来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也知道此事。多诺万和朗斯代尔负责处理这批黄金，他们没有将其归还给东南亚国家的受害者，而是分别存入了42个国家的176家银行，其中瑞士联合银行日内瓦分行以朗斯代尔名义开的一个账户上有2000吨黄金。战略情报局解散后，这笔巨大的财富被中央情报局接收，成为其账面外资金，用于各种秘密活动，其使用和支配不受任何监督。中情局还通过向有影响力的实权人物分发黄金信用证（可凭该信用证去瑞士银行直接提取黄金）的方法将他们和中情局绑在一起。
令人震惊的是，还有一部分“山百合”黄金成为亲日派美国人的私财，其中最大的账户是以麦克阿瑟的儿子阿瑟·麦克阿瑟的名义在苏黎士的瑞士信贷银行开设的。其他资料显示胡佛在瑞士信贷银行的私人账户上有7.5吨黄金。回顾一下美国政要在战后和日本的勾结活动就可以弄清楚这些黄金从何而来。
日本投降后，盟国除了惩治战犯外还对其进行了一些战后改造，例如废除财阀、解散大企业、进行币制改革、制订新宪法，以及让日本做出战争赔偿等等。但是该过程受到美国驻日军事总督麦克阿瑟及其手下的阻挠，阻挠者还有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和前总统胡佛。
格鲁于1932年被任命为驻日大使，1943年通过日美外交人员交换回到美国，1945年曾任代理国务卿。他出身于波士顿的上层社会，妻子是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曾孙女，母亲则来自著名的卡博特家族。格鲁家族与亚洲有长久的渊源，在19世纪时曾以银行家的身份参与对华鸦片贸易。格鲁在战时就开始阻挠日本的民主化进程，他曾与日本驻瑞士大使进行秘密会谈，承诺美国不会起诉裕仁天皇，并让他保住皇位。该承诺完全违背了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和惩戒战犯的主张。
由于珍珠港事件、巴丹半岛死亡行军和虐待战俘给美国人留下的痛苦记忆，胡佛和格鲁为日本天皇和政府洗罪的计划不得不严格保密。1945年底，美国国会宣布裕仁天皇为战争罪犯，并准备对其进行审判。但在起诉开始之前，一些日方证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在东京的监狱中病死或自杀。美国战俘在回国途中还被迫下字据，严禁他们谈论在日本战俘营受到的虐待。在麦克阿瑟的干预下，某些高级战犯竟免于被起诉。例如英国决定对一位日本海军官员撤诉，他曾命令用机枪射杀600名沉船落水的英国水兵。麦克阿瑟还下令战犯法庭的审判中不准涉及细菌武器和731部队问题。
尽管麦克阿瑟收到了盟国将天皇送上法庭的明确指示，但他仍不愿审判天皇，甚至安排天皇到民间巡视，力图将其打扮成接近人民的和平君主。在麦克阿瑟列出的战犯名单中，最后只有300人被起诉，28人被判有罪，仅仅7人被处决。所有被处决的军官都是出身长州的陆军将领，这是对日本皇室的回报。以长州人为主的陆军和以萨摩人为主的海军之间结怨已久，由于裕仁皇后良子的母亲是萨摩藩藩主岛津的女儿，身为长州派首领的陆军元老山县有朋元帅曾对裕仁的婚事横加反对，从而与天皇结下私怨。
国内的姑息滋长了麦克阿瑟的政治野心。他通过格鲁与国内的亲日派联系。格鲁在战争结束前辞去了代理国务卿职务，投身于华尔街，并成为日本财阀在美利益的代理人之一，同时还兼任ACJ（美国对日委员会）的主席。ACJ由美国的右翼商界领导人和富有的保守派人士组成，他们虽然在表面上反对卡特尔垄断政策，但坚决反对解散日本的财阀。他们把日本看作亚洲唯一的工业基地，期待早日恢复对日贸易。他们认为，一旦日本金融界的精英和实力派人士重新掌权，日本经济就很快会重新发展起来，这样美国也可以从中受益。这些人在华盛顿游说国会力图阻挠日本的战后改革，并得到了《新闻周刊》的支持。《新闻周刊》创刊于1937年，创始人为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他出身铁路大王家族，在二战期间曾任驻苏联大使，同样被指责曾在战前支持希特勒。
1948年初，日本的战后改革遭受了致命一击。该年2月，银行家珀西·约翰逊（Percy Johnson）奉命前往日本评估战后经济改造的成果。约翰逊是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的主席，该银行与日本三井银行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评估的结果在预料之中。被命令解散的325家日本财阀和大公司只解散了20家。其中没有一家银行被要求重组。日本银行通过更名等措施来掩盖他们的过去。
胡佛在总统任内对外交并不关心，但在卸任之后却突然对外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以私人身份游历世界。1938年胡佛会见了希特勒，想使美国与德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苏联。在战后访问远东期间，胡佛与日本皇室建立了友谊。他希望日本与美国结盟，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反共前哨、以及共和党在亚洲的基地。如果他能通过自己的影响让天皇免于战争审判，那么也可以使日本政府免于受审，从而使日本的战后复苏和重建工作尽快开始，以便让他的华尔街朋友从中受益。从胡佛和麦克阿瑟持有的黄金可以看出，为裕仁天皇洗脱罪名的努力确实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证实“山百合”黄金已被发现的证据之一，是一张于1956年签发给马科斯的黄金信用证。这是在他成为参议员之前的事。该信用证由瑞士银行公司（Schweizerische Bank Gesellschaft M.H.C）发行，证明马科斯在那里存入了7120吨黄金。另一份黄金信用证是1963年1月7日由瑞士联合银行签发给沙特阿拉伯军火巨商阿德南·哈肖吉（Adnan Khashoggi），马科斯的一个生意伙伴。哈肖吉的名字在信用证上写错了。
日军从东南亚地区掠夺的黄金一共有多少已经成为一个不解之迷。不过我们可以从马科斯及其代理人出售的黄金数量中看到一些端倪。他们随时都在伦敦、香港、悉尼等地的黄金市场上秘密出售大批金，有时一次卖出的金锭数量就高达10多吨，比已知的菲律宾所有的黄金储备还多。每隔一段时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伦敦黄金交易所就会出现一次称为“马科斯黑鹰”的秘密买卖。根据已出售的数量估算，马科斯的黄金约有6.5万吨。这个巨大的数字不禁给人一种神话般的虚幻感觉，从而认为有可能是捏造的。但是根据计算，东南亚地区有史以来开采出的黄金总和与这个数字近似，而且马科斯黄金的绝大多数应该来自喜欢积攒黄金的华人，因此可能包括从其他地方通过贸易流入东南亚的黄金。二战结束后，许多在南洋活跃了几个世纪的华人巨商家族都已灭绝——他们在其黄金和财富被日本人抢走后通常都被杀光了。这个数字还从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比尔德堡组织成员【注】）在1986年2月21日给马科斯的一封信中得到证实。基辛格在信中要求马科斯将63321吨黄金卖给2000家欧洲和美国的银行。马科斯拒绝了这项提议，不久之后就被推翻了。根据未经证实的说法，他选择将这些黄金交给美国以免于犯罪指控。这些黄金被装上 “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被运往了美国。
除了马科斯以官方名义主持的黄金发掘行动外，还有许多人在菲律宾的山区中私自寻找日军埋藏的财富。70年代在菲律宾发生过著名的“罗哈斯事件”。罗哈斯（Domingo Roxas）是一位菲律宾私人寻宝者，于1970年在吕宋岛北部山中发现了一尊纯金佛像，重约1吨，头部可以拆下，身体内部还藏有大量稀世珠宝。从当时报纸和电视上公布的照片上看，该佛像具有典型的暹罗-高棉风格。其时已任菲律宾总统的马科斯闻知此事后，派军队从其家里将佛像抢走，此事导致菲律宾公众舆论哗然，马科斯迫于压力“归还”了一尊样子相似的实心铜佛像。根据行家估算，仅这尊金佛像本身的价值就超过2.6亿美元。1996年，罗哈斯家族在美国夏威夷州法院起诉马科斯及其继承人（马科斯已于1989年病死），要求赔偿损失。该案件的法院审理编号为Roxas v. Marcos, 89 Haw. 91, 969 P.2d 1209。法院于1998年作出判决，马科斯的妻子伊梅尔达必须将该佛像归还给罗哈斯。
尽管纳粹德国和日本掠夺的宝藏仍有很多下落不明，但无疑日后会发现更多被藏匿起来的财富。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至今仍被人关注，1998年，在明仁天皇访问英国前的一个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有鉴于德国政府已经正式向大屠杀中的受害者道歉，极大程度的在经济上赔偿受害者，并对受害者提供所需的帮助；与之相反，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承认他们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并拒绝向受害者做出应有的赔偿。现在，众议院全体认为（参议院意见与此一致）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国会的决议是，日本政府应该对战争负责，应正式地、公开地、明确地为二战中犯下滔天大罪的日本军队向所有受害者道歉。日本政府应当立即向战争中的受害者做出赔偿。这些受害者包括：1、遭受监禁和暴力虐待的美国士兵和平民，以及关岛平民；2、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3、中国、韩国、荷兰、英国等国被绑架或强迫充当随军性奴隶，即“慰安妇”的女性平民。”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决议第126号，1998年4月27日，第101届国会）
【注】比尔德堡组织（Bilderberg Group）是一个非正式的国际政治金融寡头组织，目的是促进各国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其成员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100多名政要、企业巨头和银行家族成员。该组织在1954年由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伯恩哈德亲王创立。伯恩哈德亲王曾在德国军队中服役，与荷兰女王储朱丽安娜结婚前还曾在臭名昭著的法本化学公司NW7部工作，该部门以驻外办事机构的名义在海外为纳粹德国搜集工业和科技情报。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rs）是参加创建该组织的美国人之一。比尔德堡集团还与许多国家的军队和情报部门负责人有联系。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SOE）的局长格宾斯（Collin Gubbins）就是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十三、结语
对纳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直到现在仍然被人们所关注，并引起许多激烈争论。克林顿总统指定的调查委员会主席埃森斯塔特参议员对此作出了总结性结论：
1、德国国家银行把来自其他国家的被掠夺黄金归入自己的黄金储备。这正是纳粹侵略的最主要经济来源。
2、大多数被掠夺黄金通过瑞士银行的中转流入了其他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纳粹黄金被兑换成瑞士法郎，纳粹用这笔钱向中立国家购买战争原料。
3、与中立国的贸易使纳粹得以拖延战争的过程。
4、来自集中营的受害者手中的黄金跟货币黄金混在一起，并被用于纳粹与中立国的交易。
5、被掠夺黄金的归还工作由于中立国的不合作和盟国的碌碌无为而被耽搁。
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在战后存在一个专门阻挠盟国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组织。然而确实有很多确凿证据表明，在盟国中有例如艾伦·杜勒斯这类的重要人物，曾帮助纳粹官员转移、隐匿其掠夺来的财产。在寻找日军掠夺财产的类似案件中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盟国寻找并返还被日掳掠财物的行动被某位显要人物破坏了。这位显要就是赫伯特·胡佛，华尔街的精英，美国前总统，救助难民的“善后特使”。
可以确认的是，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每一步努力，都是向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妥协的产物。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只好牺牲受害国的正当权益，停止进一步寻找纳粹财物，把所有的资源用来同所谓“红色恐怖”作斗争。而那些同样邪恶的、曾为希特勒建立战争机器的企业因此逃脱了追究和惩罚。那些转移并贮藏在中立国的纳粹财富里，究竟有多少最终被用来重建德国，使其变为抵御苏维埃的壁垒？战略情报局解散后多诺万加入的那家公司——世界商业公司，是否就是美国的纳粹同情者们将纳粹掠夺的财富重新注回德国的一个漏斗？
关于纳粹财富还有许多疑点，也许人们永远不可能完整地了解其来龙去脉。如果美国、英国、以及包括罗马教廷在内的所有国家和组织不将当年所有的文件彻底解密，那么那批失踪纳粹财富的命运将继续埋藏在秘密和阴谋中。
附1：安德鲁行动
尽管该计划与纳粹黄金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在纳粹德国经济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该计划常因其主管军官的姓氏而被误称为“伯恩哈德行动”（Operation Bernhard），但是德国档案中该计划真正的名字是“安德鲁行动”（Operation Andrew），目的是暗中伪造大量英镑。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对在流通市场中发现的假英镑数量保持缄默，因为安德鲁行动的目的之一正是在英国国民中引起恐慌，使英镑贬值。该行动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Alfred Naujocks）构想的。他就是那个1939年9月1日凌晨冒充波兰军队进攻德国电台的始作俑者。德国占领低地国家之后，海德里希将他调到了冲锋队档案科。瑙约克斯是个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显然不愿意呆在那里造假护照。使全世界陷入假币危机的念头对他极具吸引力，他想通过发行大量假英镑的手段来搞垮英国经济。瑙约克斯向海德里希报告了他的计划。后者很欣赏这个念头，因为海外的间谍行动所费不赀，而经济部拨给德国情报机构的外汇实在有限。并将美元也列入伪造目标。由于当时美国并未向德国开战，希特勒否决了伪造美元的提议。德国经济部长丰克并不支持该计划，他担心搞垮英镑会引起国际货币市场的强烈波动，对德国马克造成影响。
海德里希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四局，并成立了一个叫SHARP4的新部门监管此事。1942年夏，党卫军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设了印刷伪钞的工厂，伯恩哈德·克鲁格少校（Bernhard Kruger）领导伪造工作，这也是 “伯恩哈德行动”一名的由来。该计划在柏林又被称作“一号行动”（Aktion 1）。纳粹为此集中了德国最优秀的雕刻专家、造纸技术专家和数学专家。后者负责推算英镑纸币的编号规则。
萨克森豪森的印钞车间与集中营的其他区域互相隔离，由职业印刷匠博德（Max Boder）领导60名囚犯日夜工作。这些囚犯全是来自其他几处集中营（甚至包括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在被捕前通常有伪造钞票或证件的经验。党卫军为他们提供任何所需的材料，但是没有合适的纸张。党卫军在莱茵兰和苏台德设立了两家专门造纸厂，但是它们造出来的印钞纸在紫外线下的颜色与真正的英镑不一样。直到1943年从土耳其买来英格兰银行造钞的专用亚麻后才生产出合适的纸张。萨克森豪森的印钞厂每个月要消耗1.2万大张印钞纸，每张印钞纸可印8张钞票。但这些假钞的质量最多只能算中等，直到纳粹从阿姆斯特丹的监狱找到斯莫里扬诺夫（Salomon Smolianoff）后才生产出真正合格的产品。他是一名熟练的俄国伪币制造者，早在1927年便开始伪造50英镑钞票。
斯莫里扬诺夫纠正了早先的错误后，萨克森豪森工厂开始了全面生产。整道印刷工序大约需要15-20小时，每张成品都要进行严格的检验。只挑选出最好的产品，然后经过一道造旧工序，使其看起来像旧钞票。这些假钞票的面值包括5、10、20、50英镑在内， 5英镑面值的占了40%。1943年中，克鲁格的小组成员增至140人，月产4万张钞票。这些犯人的待遇比集中营内的普通犯人要好很多，不仅有足够的食物，甚至还可以得到定量的香烟。
萨克森豪森生产的假币分为4个等级：完美的、接近完美的、有瑕疵的和不合格的。最初计划将不合格品空投到英国，可最终还是将这部分销毁了。完美的假钞储存起来供德国间谍在敌国和中立国使用。接近完美的和有瑕疵的假币成批运往占领区，在黑市购买黄金和食品，甚至还向当地游击队购买英美空投的轻型武器。还有部分假币分配到中立国的德国大使馆兑换成当地货币。
随着伪造工作的进行，假币的质量也不断提升。德国特工曾专门携带一批5镑和10镑纸币前往瑞士兑换成瑞士法郎，并大胆地要求检验这些英镑的真伪（他解释说这些英镑是在黑市买来的）。经过提醒，银行从中拣出了约10%的“伪币”，将剩下的假英镑全额收下。印刷精美、质量高超的假英镑甚至骗过了银行的资深职员。只是一次偶然，英格兰银行发现了一批假币，并为这名特工的“诚实”感谢不迭。英国人也是通过偶然机会才发现假英镑的存在：一位英格兰银行职员偶然发现她手里的两张钞票的序列号竟然是一样的。可见假币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只有通过检查序列号才能发现。
到战争结束时，萨克森豪森工厂一共伪造了8,965,080张纸币，面值达134,610,810镑，其中绝大多数是5镑纸币，使英格兰银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在战后立即发行全新的5镑钞票，并废止旧版钞票的流通。苏军逼近萨克森豪森后，全部设备及人员被转移到奥地利的埃本湖（Ebensee）。这是毛特豪森集中营的一个下属营区。印刷工作在那里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了5月3日。看守印刷车间的党卫军部队将几十大箱假钞装上了卡车，扔下囚犯南逃跑。拥挤的难民阻塞了车队的去路，惊慌失措的党卫军将车上的假钞沉到了托普利茨湖（Toplitzsee）的湖底。
1963年，一名德国潜水员在托普利茨湖展开探宝行动，但是不久之后便神秘地死亡。奥地利政府随后以湖中有大量火箭、炸弹和炮弹（也是战争最后的几天被倒进去的）为由禁止在托普利茨湖潜水。这些箱子在2000年被找到。其余的至今下落不明。
对纳粹受害者的赔偿问题直到现在仍然被人们所关注，并引起许多激烈争论。克林顿总统指定的调查委员会主席埃森斯塔特参议员对此作出了总结性结论：
1、德国国家银行把来自其他国家的被掠夺黄金归入自己的黄金储备。这正是纳粹侵略的最主要经济来源。
2、大多数被掠夺黄金通过瑞士银行的中转流入了其他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纳粹黄金被兑换成瑞士法郎，纳粹用这笔钱向中立国家购买战争原料。
3、与中立国的贸易使纳粹得以拖延战争的过程。
4、来自集中营的受害者手中的黄金跟货币黄金混在一起，并被用于纳粹与中立国的交易。
5、被掠夺黄金的归还工作由于中立国的不合作和盟国的碌碌无为而被耽搁。
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在战后存在一个专门阻挠盟国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组织。然而确实有很多确凿证据表明，在盟国中有例如艾伦·杜勒斯这类的重要人物，曾帮助纳粹官员转移、隐匿其掠夺来的财产。在寻找日军掠夺财产的类似案件中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盟国寻找并返还被日掳掠财物的行动被某位显要人物破坏了。这位显要就是赫伯特·胡佛，华尔街的精英，美国前总统，救助难民的“善后特使”。
可以确认的是，寻找纳粹掠夺财物的每一步努力，都是向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妥协的产物。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只好牺牲受害国的正当权益，停止进一步寻找纳粹财物，把所有的资源用来同所谓“红色恐怖”作斗争。而那些同样邪恶的、曾为希特勒建立战争机器的企业因此逃脱了追究和惩罚。那些转移并贮藏在中立国的纳粹财富里，究竟有多少最终被用来重建德国，使其变为抵御苏维埃的壁垒？战略情报局解散后多诺万加入的那家公司——世界商业公司，是否就是美国的纳粹同情者们将纳粹掠夺的财富重新注回德国的一个漏斗？
关于纳粹财富还有许多疑点，也许人们永远不可能完整地了解其来龙去脉。如果美国、英国、以及包括罗马教廷在内的所有国家和组织不将当年所有的文件彻底解密，那么那批失踪纳粹财富的命运将继续埋藏在秘密和阴谋中。
附1：安德鲁行动
尽管该计划与纳粹黄金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在纳粹德国经济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该计划常因其主管军官的姓氏而被误称为“伯恩哈德行动”（Operation Bernhard），但是德国档案中该计划真正的名字是“安德鲁行动”（Operation Andrew），目的是暗中伪造大量英镑。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对在流通市场中发现的假英镑数量保持缄默，因为安德鲁行动的目的之一正是在英国国民中引起恐慌，使英镑贬值。该行动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Alfred Naujocks）构想的。他就是那个1939年9月1日凌晨冒充波兰军队进攻德国电台的始作俑者。德国占领低地国家之后，海德里希将他调到了冲锋队档案科。瑙约克斯是个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显然不愿意呆在那里造假护照。使全世界陷入假币危机的念头对他极具吸引力，他想通过发行大量假英镑的手段来搞垮英国经济。瑙约克斯向海德里希报告了他的计划。后者很欣赏这个念头，因为海外的间谍行动所费不赀，而经济部拨给德国情报机构的外汇实在有限。并将美元也列入伪造目标。由于当时美国并未向德国开战，希特勒否决了伪造美元的提议。德国经济部长丰克并不支持该计划，他担心搞垮英镑会引起国际货币市场的强烈波动，对德国马克造成影响。
海德里希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四局，并成立了一个叫SHARP4的新部门监管此事。1942年夏，党卫军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设了印刷伪钞的工厂，伯恩哈德·克鲁格少校（Bernhard Kruger）领导伪造工作，这也是 “伯恩哈德行动”一名的由来。该计划在柏林又被称作“一号行动”（Aktion 1）。纳粹为此集中了德国最优秀的雕刻专家、造纸技术专家和数学专家。后者负责推算英镑纸币的编号规则。
萨克森豪森的印钞车间与集中营的其他区域互相隔离，由职业印刷匠博德（Max Boder）领导60名囚犯日夜工作。这些囚犯全是来自其他几处集中营（甚至包括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在被捕前通常有伪造钞票或证件的经验。党卫军为他们提供任何所需的材料，但是没有合适的纸张。党卫军在莱茵兰和苏台德设立了两家专门造纸厂，但是它们造出来的印钞纸在紫外线下的颜色与真正的英镑不一样。直到1943年从土耳其买来英格兰银行造钞的专用亚麻后才生产出合适的纸张。萨克森豪森的印钞厂每个月要消耗1.2万大张印钞纸，每张印钞纸可印8张钞票。但这些假钞的质量最多只能算中等，直到纳粹从阿姆斯特丹的监狱找到斯莫里扬诺夫（Salomon Smolianoff）后才生产出真正合格的产品。他是一名熟练的俄国伪币制造者，早在1927年便开始伪造50英镑钞票。
斯莫里扬诺夫纠正了早先的错误后，萨克森豪森工厂开始了全面生产。整道印刷工序大约需要15-20小时，每张成品都要进行严格的检验。只挑选出最好的产品，然后经过一道造旧工序，使其看起来像旧钞票。这些假钞票的面值包括5、10、20、50英镑在内， 5英镑面值的占了40%。1943年中，克鲁格的小组成员增至140人，月产4万张钞票。这些犯人的待遇比集中营内的普通犯人要好很多，不仅有足够的食物，甚至还可以得到定量的香烟。
萨克森豪森生产的假币分为4个等级：完美的、接近完美的、有瑕疵的和不合格的。最初计划将不合格品空投到英国，可最终还是将这部分销毁了。完美的假钞储存起来供德国间谍在敌国和中立国使用。接近完美的和有瑕疵的假币成批运往占领区，在黑市购买黄金和食品，甚至还向当地游击队购买英美空投的轻型武器。还有部分假币分配到中立国的德国大使馆兑换成当地货币。
随着伪造工作的进行，假币的质量也不断提升。德国特工曾专门携带一批5镑和10镑纸币前往瑞士兑换成瑞士法郎，并大胆地要求检验这些英镑的真伪（他解释说这些英镑是在黑市买来的）。经过提醒，银行从中拣出了约10%的“伪币”，将剩下的假英镑全额收下。印刷精美、质量高超的假英镑甚至骗过了银行的资深职员。只是一次偶然，英格兰银行发现了一批假币，并为这名特工的“诚实”感谢不迭。英国人也是通过偶然机会才发现假英镑的存在：一位英格兰银行职员偶然发现她手里的两张钞票的序列号竟然是一样的。可见假币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只有通过检查序列号才能发现。
到战争结束时，萨克森豪森工厂一共伪造了8,965,080张纸币，面值达134,610,810镑，其中绝大多数是5镑纸币，使英格兰银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在战后立即发行全新的5镑钞票，并废止旧版钞票的流通。苏军逼近萨克森豪森后，全部设备及人员被转移到奥地利的埃本湖（Ebensee）。这是毛特豪森集中营的一个下属营区。印刷工作在那里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了5月3日。看守印刷车间的党卫军部队将几十大箱假钞装上了卡车，扔下囚犯南逃跑。拥挤的难民阻塞了车队的去路，惊慌失措的党卫军将车上的假钞沉到了托普利茨湖（Toplitzsee）的湖底。
1963年，一名德国潜水员在托普利茨湖展开探宝行动，但是不久之后便神秘地死亡。奥地利政府随后以湖中有大量火箭、炸弹和炮弹（也是战争最后的几天被倒进去的）为由禁止在托普利茨湖潜水。这些箱子在2000年被找到。其余的至今下落不明。
附2：乌斯塔莎黄金与罗马教廷
1941年4月10日，纳粹入侵南斯拉夫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运动“乌斯塔莎”的领导人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c）建立了所谓的克罗地亚独立国。该国实际上是意大利和德国扶植的傀儡政权，同盟国从未承认其合法性。
战后的一份报告显示，克罗地亚的财政部拥有超过8000万美元的黄金储备，主要是金币，其中一部分来自被其杀害的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受害者。1944年5月31日，克罗地亚在瑞士联邦中央银行存入了403,000美元的黄金，8月4日又存入了110万美元。瑞士联邦外交部指出，瑞士已于1945年7月24日将克罗地亚政权存入的121块金锭（1338公斤黄金）全部归还给了南斯拉夫国家银行。其余价值7750万美元的黄金（现在的价值约17亿到50亿美元）则下落不明。
因为瑞士银行存款记录被改动的可能性不太大，在战争结束前夕乌斯塔莎份子携带潜逃的黄金数额不可能很多。安特·帕韦利奇逃亡到奥地利时携带的黄金价值在500万到600万美元之间。不管乌斯塔莎份子逃跑时带出的黄金价值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大部分被用于与梵蒂冈合作、建立并维持一条到南美的“逃亡线路”。一份1946年的调查报告指出乌斯塔莎政权高官曾先后将4700万美元的黄金存在梵蒂冈，然后又转往西班牙和阿根廷。由于战后的南斯拉夫忙于从意大利和德国引渡数千名纳粹战犯，以及随后的冷战和苏南冲突的原因，乌斯塔莎黄金很少被人提起，以至成了不解之迷。
梵蒂冈除了是罗马教廷的国务机构外，还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金融托拉斯。二战结束时它的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瑞士拥有大量土地、住宅、宫殿与艺术品。梵蒂冈在美国的石油、电气、铜矿、海运等行业有巨额投资，由摩根财团代管；在法、西、葡拥有7家银行，在巴西有庞大的橡胶、纺织与面粉工业，控制了阿根廷的电力、自来水与煤气公司；此外其财产还包括瑞士的电气公司、玻利维亚的锡矿以及意大利的30多家股份公司。其掌握的40家天主教银行和100多家国民银行在1946年控制了意大利2/3的国民存款。梵蒂冈宗教著作研究院（相当于梵蒂冈中央银行）还在战后通过摩根银行及瑞士信贷银行进行黄金、外汇投机活动。
教皇庇护十二世本名欧根尼奥·帕切利，1876年生于意大利罗马的一个为教廷服务的世家，1899年受神职，不久就进入梵蒂冈教廷的特别教务部，即教廷的公共关系部从事外交活动。1917年作为教宗代表驻节巴伐利亚的摩纳哥（即现今德国慕尼黑）。1929年成为枢机主教（即红衣大主教）。翌年，出任教廷国务卿。1939年3月2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5个月当选为教皇，直到1958年去世。因此，庇护十二世不但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作为教廷的高层人物和首脑负有决策的直接责任。救死扶伤本是教会弘扬的宗旨，但庇护十二世却对犹太人和波兰天主教徒横遭纳粹屠杀一事保持出奇的沉默，这使世人感到极大愤怒。事后有人分析说，庇护十二世可能是被希特勒的淫威给吓坏了，不过，在波兰被消灭的同时，庇护十二世让柏林大主教去为希特勒举办一个盛大的生日宴会。在教皇大人金口难开的沉默之中，600万欧洲犹太人像尘土一样消失了。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是当着他的面被送进毒气炉的。更有甚者，二战结束后，他领导的基督教会向数以百计的纳粹战犯发放伪造的红十字证件，帮他们逃离欧洲国家。但是，在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支配下，教廷和庇护十二世的继任者们始终对此讳莫如深。争论在所难免。
2000年初，梵蒂冈发表了一份长达14页的文件，为教会在二战中的不光彩表示忏悔。同年3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历史性地访问以色列，跪倒在“哭墙”之前顶礼膜拜，祈求上帝饶恕它过去对犹太人犯下的罪孽。但是梵蒂冈没公布它二战期间的档案，并且绝口不提它把纳粹战犯藏在哪里，以及从克罗地亚抢来的价值2亿瑞士法朗黄金的去向。以色列和世界犹太组织很有耐心，它们知道事情得一步一步地来，到头来对方会像瑞士银行交出“纳粹黄金”一样乖乖地把这些秘密地交出来。
附3：匈牙利的黄金列车
1945年5月，美国陆军第3步兵师第15团在奥地利小镇魏尔芬（Werfen）附近发现了一列被遗弃的列车，车中有大量的黄金、珠宝、艺术品、家具、高档裘皮和名贵地毯，其中还混有大堆的砖瓦碎石、空罐头、煤块和垃圾。这列火车是从匈牙利开出的，车中的财物大多是法西斯运动“箭十字”党徒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他们上台不到一年就屠杀了匈牙利80万犹太人中的60万。苏军解放匈牙利前夕，一些亲纳粹的匈牙利高官将这些财物装入44节车厢后向西转移，以免其落入红军手中。其中24节车皮后来在德国西南部的圣安东被法军俘虏，剩下的20节车厢留在了奥地利，护卫列车的42名匈牙利军人在美军到达前就带着详细的货物清单逃跑了。
兴高采烈的美军士兵马上开始在“黄金列车”中各取所需，为自己及亲人搜刮财物。直到驻扎在奥地利西部的美军第42“彩虹”师师长科林斯中将（Harry Collins）下令后，他们才将剩余的犹太人财物运到萨尔茨堡的一座军用仓库中。科林斯也抓紧时机为自己攫取好处，他在8月28日写信给萨尔茨堡仓库的主管，让他从仓库中精选出下列物品运到师司令部以供其运回家中：“可供50人用的宴会用瓷器；同样数目的银餐具，包括汤匙和调味瓶；全套水晶器皿和酒杯，包括威士忌酒杯、鸡尾酒杯、香槟酒杯和利口酒杯；30套亚麻桌布，每套包括12条餐巾；质量最好的被褥、枕头和大号浴巾各60套。”此外他还索取了12座银烛台、11条波斯地毯、2块小地毯和13条挂毯，用于装饰其别墅和专用车厢。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军高级将领进驻奥地利，更多的手伸向了萨尔茨堡仓库。一位将军为装饰他在维也纳征用的豪华宅邸，从仓库里取走了18卡车的家具、地毯和装饰品，另一位将军将30多箱银餐具、瓷器和烛台寄回了美国。美军物资交流处也从1945年11月开始公然出售仓库中的裘皮和地毯。此外对仓库的盗窃活动也层出不穷，1946年10月该仓库曾报告说丢了两小箱砂金。这些事件都妨害了对匈牙利黄金列车财物的估价工作。一份不完全的报告列出了到1947年底尚保存在萨尔茨堡仓库中的东西：
10箱金制品，每箱45公斤；1箱金币，重100公斤；18箱金首饰，每箱重量从30到60公斤不等；32箱金表；1箱纸币，内有44,600美元、52, 360瑞士法郎、84意大利里拉、10巴勒斯坦里拉、66加元、5瑞典克郎、15德国马克、260,484便戈（匈牙利货币）；1560箱银餐具；1箱银锭；200件以上的绘画作品；3000多条名贵地毯；此外还有大量零散堆放的高级服装、名贵裘皮、皮鞋、照相机、集邮册、唱片、蕾丝花边、瓷器、水晶器皿、手表和怀表、玩具、烛台、桌子、椅子、镜框、吊灯、1万多条亚麻桌布、床单、鸭绒被褥……
这份清单本身便已经非常模糊混乱，但还是令一些人大为惊讶。1947年11月，美军调查人员对其中的艺术品进行了清点，发现的绘画作品不是200幅，而是1181幅！仓库管理人员认为这些画作里没有什么稀世珍品，于是漫不经心地将其胡乱堆放一气，调查人员却在里面发现了一幅1639年的伦勃朗作品和一幅凡戴克的海景画。美国军方对缴获的文物和艺术品的通常做法是将其归还给原物主，但是这些原属于匈牙利犹太人的画作却在1949年1月5日移交给了奥地利行政当局，美国甚至没有费心告诉匈牙利政府（已经是共产党政府）有关这些画的事。
匈牙利犹太人组织从1945年12月起就要求美军归还这些被掠财物，匈牙利财长米克洛什·尼亚拉蒂为此在1946年多次到奥地利和美国游说，但被美军当局以“无法查明这些物品原主人”为由搪塞过去了。美方辩解道，它的财产归还政策是尽量避免将缴获的财物归还给某个具体的个人或家庭，而是将其移交给难民组织作为其救济经费。在这样的原则下，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让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在1947年5月19日致信匈牙利犹太人组织，称美国决定将“黄金列车”中90%以上的财物移交给国际难民组织，并指定将其专门用于救助欧洲犹太难民，其分配办法由美国犹太人大会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制订实施。美国人这样做无疑也与匈牙利即将向共产党阵营转变有关。1948年7月，“黄金列车”中的部分财物由国际难民组织筹委会在纽约拍卖。匈牙利犹太人幸存者及其后代至今仍在为讨还这笔财产对美国进行诉讼。
1941年4月10日，纳粹入侵南斯拉夫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运动“乌斯塔莎”的领导人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c）建立了所谓的克罗地亚独立国。该国实际上是意大利和德国扶植的傀儡政权，同盟国从未承认其合法性。
战后的一份报告显示，克罗地亚的财政部拥有超过8000万美元的黄金储备，主要是金币，其中一部分来自被其杀害的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受害者。1944年5月31日，克罗地亚在瑞士联邦中央银行存入了403,000美元的黄金，8月4日又存入了110万美元。瑞士联邦外交部指出，瑞士已于1945年7月24日将克罗地亚政权存入的121块金锭（1338公斤黄金）全部归还给了南斯拉夫国家银行。其余价值7750万美元的黄金（现在的价值约17亿到50亿美元）则下落不明。
因为瑞士银行存款记录被改动的可能性不太大，在战争结束前夕乌斯塔莎份子携带潜逃的黄金数额不可能很多。安特·帕韦利奇逃亡到奥地利时携带的黄金价值在500万到600万美元之间。不管乌斯塔莎份子逃跑时带出的黄金价值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大部分被用于与梵蒂冈合作、建立并维持一条到南美的“逃亡线路”。一份1946年的调查报告指出乌斯塔莎政权高官曾先后将4700万美元的黄金存在梵蒂冈，然后又转往西班牙和阿根廷。由于战后的南斯拉夫忙于从意大利和德国引渡数千名纳粹战犯，以及随后的冷战和苏南冲突的原因，乌斯塔莎黄金很少被人提起，以至成了不解之迷。
梵蒂冈除了是罗马教廷的国务机构外，还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金融托拉斯。二战结束时它的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瑞士拥有大量土地、住宅、宫殿与艺术品。梵蒂冈在美国的石油、电气、铜矿、海运等行业有巨额投资，由摩根财团代管；在法、西、葡拥有7家银行，在巴西有庞大的橡胶、纺织与面粉工业，控制了阿根廷的电力、自来水与煤气公司；此外其财产还包括瑞士的电气公司、玻利维亚的锡矿以及意大利的30多家股份公司。其掌握的40家天主教银行和100多家国民银行在1946年控制了意大利2/3的国民存款。梵蒂冈宗教著作研究院（相当于梵蒂冈中央银行）还在战后通过摩根银行及瑞士信贷银行进行黄金、外汇投机活动。
教皇庇护十二世本名欧根尼奥·帕切利，1876年生于意大利罗马的一个为教廷服务的世家，1899年受神职，不久就进入梵蒂冈教廷的特别教务部，即教廷的公共关系部从事外交活动。1917年作为教宗代表驻节巴伐利亚的摩纳哥（即现今德国慕尼黑）。1929年成为枢机主教（即红衣大主教）。翌年，出任教廷国务卿。1939年3月2日，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5个月当选为教皇，直到1958年去世。因此，庇护十二世不但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有重要事件，而且作为教廷的高层人物和首脑负有决策的直接责任。救死扶伤本是教会弘扬的宗旨，但庇护十二世却对犹太人和波兰天主教徒横遭纳粹屠杀一事保持出奇的沉默，这使世人感到极大愤怒。事后有人分析说，庇护十二世可能是被希特勒的淫威给吓坏了，不过，在波兰被消灭的同时，庇护十二世让柏林大主教去为希特勒举办一个盛大的生日宴会。在教皇大人金口难开的沉默之中，600万欧洲犹太人像尘土一样消失了。这些犹太人实际上是当着他的面被送进毒气炉的。更有甚者，二战结束后，他领导的基督教会向数以百计的纳粹战犯发放伪造的红十字证件，帮他们逃离欧洲国家。但是，在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支配下，教廷和庇护十二世的继任者们始终对此讳莫如深。争论在所难免。
2000年初，梵蒂冈发表了一份长达14页的文件，为教会在二战中的不光彩表示忏悔。同年3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历史性地访问以色列，跪倒在“哭墙”之前顶礼膜拜，祈求上帝饶恕它过去对犹太人犯下的罪孽。但是梵蒂冈没公布它二战期间的档案，并且绝口不提它把纳粹战犯藏在哪里，以及从克罗地亚抢来的价值2亿瑞士法朗黄金的去向。以色列和世界犹太组织很有耐心，它们知道事情得一步一步地来，到头来对方会像瑞士银行交出“纳粹黄金”一样乖乖地把这些秘密地交出来。
附3：匈牙利的黄金列车
1945年5月，美国陆军第3步兵师第15团在奥地利小镇魏尔芬（Werfen）附近发现了一列被遗弃的列车，车中有大量的黄金、珠宝、艺术品、家具、高档裘皮和名贵地毯，其中还混有大堆的砖瓦碎石、空罐头、煤块和垃圾。这列火车是从匈牙利开出的，车中的财物大多是法西斯运动“箭十字”党徒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他们上台不到一年就屠杀了匈牙利80万犹太人中的60万。苏军解放匈牙利前夕，一些亲纳粹的匈牙利高官将这些财物装入44节车厢后向西转移，以免其落入红军手中。其中24节车皮后来在德国西南部的圣安东被法军俘虏，剩下的20节车厢留在了奥地利，护卫列车的42名匈牙利军人在美军到达前就带着详细的货物清单逃跑了。
兴高采烈的美军士兵马上开始在“黄金列车”中各取所需，为自己及亲人搜刮财物。直到驻扎在奥地利西部的美军第42“彩虹”师师长科林斯中将（Harry Collins）下令后，他们才将剩余的犹太人财物运到萨尔茨堡的一座军用仓库中。科林斯也抓紧时机为自己攫取好处，他在8月28日写信给萨尔茨堡仓库的主管，让他从仓库中精选出下列物品运到师司令部以供其运回家中：“可供50人用的宴会用瓷器；同样数目的银餐具，包括汤匙和调味瓶；全套水晶器皿和酒杯，包括威士忌酒杯、鸡尾酒杯、香槟酒杯和利口酒杯；30套亚麻桌布，每套包括12条餐巾；质量最好的被褥、枕头和大号浴巾各60套。”此外他还索取了12座银烛台、11条波斯地毯、2块小地毯和13条挂毯，用于装饰其别墅和专用车厢。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军高级将领进驻奥地利，更多的手伸向了萨尔茨堡仓库。一位将军为装饰他在维也纳征用的豪华宅邸，从仓库里取走了18卡车的家具、地毯和装饰品，另一位将军将30多箱银餐具、瓷器和烛台寄回了美国。美军物资交流处也从1945年11月开始公然出售仓库中的裘皮和地毯。此外对仓库的盗窃活动也层出不穷，1946年10月该仓库曾报告说丢了两小箱砂金。这些事件都妨害了对匈牙利黄金列车财物的估价工作。一份不完全的报告列出了到1947年底尚保存在萨尔茨堡仓库中的东西：
10箱金制品，每箱45公斤；1箱金币，重100公斤；18箱金首饰，每箱重量从30到60公斤不等；32箱金表；1箱纸币，内有44,600美元、52, 360瑞士法郎、84意大利里拉、10巴勒斯坦里拉、66加元、5瑞典克郎、15德国马克、260,484便戈（匈牙利货币）；1560箱银餐具；1箱银锭；200件以上的绘画作品；3000多条名贵地毯；此外还有大量零散堆放的高级服装、名贵裘皮、皮鞋、照相机、集邮册、唱片、蕾丝花边、瓷器、水晶器皿、手表和怀表、玩具、烛台、桌子、椅子、镜框、吊灯、1万多条亚麻桌布、床单、鸭绒被褥……
这份清单本身便已经非常模糊混乱，但还是令一些人大为惊讶。1947年11月，美军调查人员对其中的艺术品进行了清点，发现的绘画作品不是200幅，而是1181幅！仓库管理人员认为这些画作里没有什么稀世珍品，于是漫不经心地将其胡乱堆放一气，调查人员却在里面发现了一幅1639年的伦勃朗作品和一幅凡戴克的海景画。美国军方对缴获的文物和艺术品的通常做法是将其归还给原物主，但是这些原属于匈牙利犹太人的画作却在1949年1月5日移交给了奥地利行政当局，美国甚至没有费心告诉匈牙利政府（已经是共产党政府）有关这些画的事。
匈牙利犹太人组织从1945年12月起就要求美军归还这些被掠财物，匈牙利财长米克洛什·尼亚拉蒂为此在1946年多次到奥地利和美国游说，但被美军当局以“无法查明这些物品原主人”为由搪塞过去了。美方辩解道，它的财产归还政策是尽量避免将缴获的财物归还给某个具体的个人或家庭，而是将其移交给难民组织作为其救济经费。在这样的原则下，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让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在1947年5月19日致信匈牙利犹太人组织，称美国决定将“黄金列车”中90%以上的财物移交给国际难民组织，并指定将其专门用于救助欧洲犹太难民，其分配办法由美国犹太人大会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办事处制订实施。美国人这样做无疑也与匈牙利即将向共产党阵营转变有关。1948年7月，“黄金列车”中的部分财物由国际难民组织筹委会在纽约拍卖。匈牙利犹太人幸存者及其后代至今仍在为讨还这笔财产对美国进行诉讼。
汗啊……楼猪太不厚道了。转就转吧，我的笔名不署也就不署吧，难道连出处是德国军事中心都不提一声？[em01]
纳粹黄金的事，给拍电影提供了很不错的提材，中学时代看过一部美国片，讲述的是一个看守纳粹黄金的德国兵，存放黄金的废矿井在战争后期被炸毁，炸井的德国兵并不知道他和战友还在井中，被活埋在井中，还好通风口没有炸塌，而且井里还储存了大量的罐头和饼干，大量的渗透水也使他们没有渴死，就这样生活直到七十年代才被几个来此考察的美国人发现，三个德国兵中已经死去了两个。还有成龙大哥的经典电影《飞鹰计划》不也是讲纳粹黄金的事么~~~
楼主了解的这么详细
是不是也参与其中有些收获呀？
[em01][em01][em01]
是不是也参与其中有些收获呀？
[em01][em01][em01]
[B]以下是引用[I]歌剧院幽灵[/I]在2005-6-13 1:25:00的发言：[/B][BR]汗啊……楼猪太不厚道了。转就转吧，我的笔名不署也就不署吧，难道连出处是德国军事中心都不提一声？[em01]
下次一定注明!
征服和掠夺本就是捆绑在一起的行径
转贴不注明也就算了，精华还给的这么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