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大跃进和造神运动中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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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的Liu Q：赞大跃进 大搞Mao ZD个人崇拜
2014年05月08日 14:59
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作者：黄岭峻

727人参与 30评论
核心提示：事实上，在庐山会议之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刘在很多场合一方面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另一方面开始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后者使得对大跃进的纠正愈加困难。

本文摘自：《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作者：黄岭峻，原题：《Liu Q与大跃进》

大跃进的发动，直接源于中共领导层的错误决策。这中间，作为始作俑者的Mao ZD自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在D内地位仅次于毛的Liu Q，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的“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或者从1958年开始就“

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2〕？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这种判断值得商榷。通观刘在当时的言行可以发现：尽管在大跃进后期，刘对“左”倾错误有所纠正，但在初期仍积极参与并推动了这一运动。

一、刘与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的肇始，大致是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Mao ZD提出并大社的主张，这也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开端。但“公社”这个名词，是Liu Q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据刘1958年11月7日在郑州会

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

上，刘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3〕

闲聊并非玩笑。事实上，Liu Q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左”倾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颇为努力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D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

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

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4〕在同一场合，刘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

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事实上也是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共同的心路历程。

可能是受到Mao ZD的影响，Liu Q不久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设想。1958年7月2日，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

、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

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

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5〕刘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便是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刘还解释报上之

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8月至9月，Liu Q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譬如，在山东寿张县，刘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的浮夸行为是“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拨出几

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6〕而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D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的反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

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7〕

对于有人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Liu Q也在很多场合予以反驳，如1958年9月23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

，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8〕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D员干部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一点：“现在困

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

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9〕这事实

上也是当时反驳所谓“怀疑派”的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

综上所述，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际，Liu Q基于年轻时对新村理想的偏爱，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的决策与发动，其热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Mao ZD。这时的刘，不仅要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而且还设想将全国建成一

个大公社。1958年底，当一个外国客人问他学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时，刘的回答是：“都搞，机关和街道也要搞。”〔10〕

二、刘与大跃进的继续

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在1958年底已露出苗头，于是在Mao ZD的号召下，开始了纠“左”，但这一进程因庐山会议被打断。

在1959年7月至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刘除利用一些历史问题攻击彭德怀搞阴谋，有个人野心之外，还随着毛的意思，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就在庐山会议闭幕后的一次ZY工作会议上，刘发言说：“我们现在搞大跃进，

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

指头，或者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问题。”〔11〕

事实上，在庐山会议之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刘在很多场合一方面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另一方面开始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后者使得对大跃进的纠正愈加困难。

就在1959年8月底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Liu Q公开攻击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好意不多”，并且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理由是：“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

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

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12〕

而在同年9月召开的ZY军委扩大会议上，刘继续认为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

此外，他还以前所未有的调子呼吁要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他公开说：“Mao ZD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而其理由则是：“D要有威

信，无产阶级要有威信，如果没有什么个人的威信，怎样建立得起来？”〔13〕至于如何防止个人凌驾于D之上，刘则只字未提。

有论者认为刘在1959年已经洞察到大跃进的危害，只是迫于压力，不便公开。我们看到，刘在上述公开场合仍不遗余力地为大跃进辩护，除此之外，在一些小型的非正式场合，刘的观点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1959年11月间，刘曾与一些干部讨论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其多次发言中，除了开始强调按比例发展、两条腿走路外，更多的还是重复政治挂帅、觉悟第一的思想。如他所说：“干劲从何而来？教科

书中认为是物质刺激。干劲不仅可以从物质刺激来，也可以从政治觉悟来。”“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问题是如何去掉这种残余。是靠物质刺激呢，还是靠思想教育？人民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懒人不但没

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先给他，然后教育他，这样更有效。……物质刺激的办法我们不提倡。”〔14〕

从这些似曾相识的发言中，我们丝毫看不出对大跃进错误的反省。

三、刘对大跃进的纠正

从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刘的思想变化大致发生在1961年。这时，大跃进的危害已暴露无遗。

从1961年春开始，刘的思想出现了四个明显而重要的变化：

（1）强调调查研究。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中共一贯的传统，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Mao ZD就在D内反复强调。不过刘这时所说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突破基层干部的欺骗，了解事实真相。如他在1961年5月1日谈到记者工作时就曾感叹道

：“现在农村干部有一套办法，不让你们记者了解真实情况，给你弄虚作假。我也没有办法。”〔15〕为此，他对Mao ZD一贯强调的调研风格也表示了一丝不满，如他所说：“毛ZX说，调查研究要诚心诚意，甘当小学生

，就可以了解情况。仅仅只有当小学生的精神，仅仅只有诚心诚意的态度就行了吗？不行。”〔16〕


他同时又坚持以政治标准来规范和要求经济工作，譬如他认为“走后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走后门”的人是“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22〕在“七千人大会”上，刘一方面

承认当时“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另一方面又认为错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D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23〕而在此后的几次场合中

，又数次说过：“有多种经济成份，有个体农民，就产生资本主义。”〔24〕并提出要防止D内有人搞修正主义，说过“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25〕这些提法在实质上与此后的“四清”乃至“WG”都有着某种十

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其反省的这种局限性，便无法理解他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的诸种表现。

综上所述，对于Liu Q与“大跃进”的关系，我们应当作如实客观的评价。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Mao ZD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Liu Q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

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26〕事实上，从上面的论述看，刘非但没有反对，在一定时期还曾积极参与。只有认请这个事实，我

们才能理解当今改革开放政策的弥足珍贵。http://news.ifeng.com/a/20140508/40209637_0.shtml

庐山会议后的Liu Q：赞大跃进 大搞Mao ZD个人崇拜
2014年05月08日 14:59
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作者：黄岭峻

727人参与 30评论
核心提示：事实上，在庐山会议之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刘在很多场合一方面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另一方面开始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后者使得对大跃进的纠正愈加困难。

本文摘自：《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作者：黄岭峻，原题：《Liu Q与大跃进》

大跃进的发动，直接源于中共领导层的错误决策。这中间，作为始作俑者的Mao ZD自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在D内地位仅次于毛的Liu Q，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说的“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或者从1958年开始就“

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2〕？从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这种判断值得商榷。通观刘在当时的言行可以发现：尽管在大跃进后期，刘对“左”倾错误有所纠正，但在初期仍积极参与并推动了这一运动。

一、刘与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的肇始，大致是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Mao ZD提出并大社的主张，这也是建立人民公社的开端。但“公社”这个名词，是Liu Q与另外几个领导人在闲聊中发明的，据刘1958年11月7日在郑州会

议上的讲话回忆，大致是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闲聊，“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八大二次会议

上，刘又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3〕

闲聊并非玩笑。事实上，Liu Q对1958年开始的大办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左”倾做法，不仅未加反对，反而颇为欣赏，并且颇为努力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D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

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

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4〕在同一场合，刘还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热衷生活集体化的动机，即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具备的条件，可以实现欧文

等人的未竟之业，而在其年轻时，欧文等人的新村试验的材料，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事实上也是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共同的心路历程。

可能是受到Mao ZD的影响，Liu Q不久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设想。1958年7月2日，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

、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

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

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5〕刘认为中国可以提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理由，便是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刘还解释报上之

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

1958年8月至9月，Liu Q赴山东和江苏等地视察，沿途他再次对各地已经如火如荼的各种“跃进”行为加温。譬如，在山东寿张县，刘表扬当地的干部群众的浮夸行为是“压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拨出几

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6〕而在江苏常熟县，当一个乡的D委书记告诉他稻田亩产1万斤时，刘的反应是：“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

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7〕

对于有人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Liu Q也在很多场合予以反驳，如1958年9月23日，他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就说：“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

，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8〕同年的9月23日，在南京D员干部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一点：“现在困

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

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9〕这事实

上也是当时反驳所谓“怀疑派”的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

综上所述，在1958年大跃进开始之际，Liu Q基于年轻时对新村理想的偏爱，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的决策与发动，其热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Mao ZD。这时的刘，不仅要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而且还设想将全国建成一

个大公社。1958年底，当一个外国客人问他学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时，刘的回答是：“都搞，机关和街道也要搞。”〔10〕

二、刘与大跃进的继续

大跃进的负面影响在1958年底已露出苗头，于是在Mao ZD的号召下，开始了纠“左”，但这一进程因庐山会议被打断。

在1959年7月至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刘除利用一些历史问题攻击彭德怀搞阴谋，有个人野心之外，还随着毛的意思，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就在庐山会议闭幕后的一次ZY工作会议上，刘发言说：“我们现在搞大跃进，

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

指头，或者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问题。”〔11〕

事实上，在庐山会议之后的近半年时间里，刘在很多场合一方面继续为大跃进辩护，另一方面开始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后者使得对大跃进的纠正愈加困难。

就在1959年8月底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Liu Q公开攻击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好意不多”，并且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理由是：“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

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

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12〕

而在同年9月召开的ZY军委扩大会议上，刘继续认为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坚持认为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

此外，他还以前所未有的调子呼吁要搞对毛的个人崇拜，他公开说：“Mao ZD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而其理由则是：“D要有威

信，无产阶级要有威信，如果没有什么个人的威信，怎样建立得起来？”〔13〕至于如何防止个人凌驾于D之上，刘则只字未提。

有论者认为刘在1959年已经洞察到大跃进的危害，只是迫于压力，不便公开。我们看到，刘在上述公开场合仍不遗余力地为大跃进辩护，除此之外，在一些小型的非正式场合，刘的观点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1959年11月间，刘曾与一些干部讨论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其多次发言中，除了开始强调按比例发展、两条腿走路外，更多的还是重复政治挂帅、觉悟第一的思想。如他所说：“干劲从何而来？教科

书中认为是物质刺激。干劲不仅可以从物质刺激来，也可以从政治觉悟来。”“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问题是如何去掉这种残余。是靠物质刺激呢，还是靠思想教育？人民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懒人不但没

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先给他，然后教育他，这样更有效。……物质刺激的办法我们不提倡。”〔14〕

从这些似曾相识的发言中，我们丝毫看不出对大跃进错误的反省。

三、刘对大跃进的纠正

从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刘的思想变化大致发生在1961年。这时，大跃进的危害已暴露无遗。

从1961年春开始，刘的思想出现了四个明显而重要的变化：

（1）强调调查研究。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中共一贯的传统，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Mao ZD就在D内反复强调。不过刘这时所说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突破基层干部的欺骗，了解事实真相。如他在1961年5月1日谈到记者工作时就曾感叹道

：“现在农村干部有一套办法，不让你们记者了解真实情况，给你弄虚作假。我也没有办法。”〔15〕为此，他对Mao ZD一贯强调的调研风格也表示了一丝不满，如他所说：“毛ZX说，调查研究要诚心诚意，甘当小学生

，就可以了解情况。仅仅只有当小学生的精神，仅仅只有诚心诚意的态度就行了吗？不行。”〔16〕


他同时又坚持以政治标准来规范和要求经济工作，譬如他认为“走后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走后门”的人是“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22〕在“七千人大会”上，刘一方面

承认当时“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另一方面又认为错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D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23〕而在此后的几次场合中

，又数次说过：“有多种经济成份，有个体农民，就产生资本主义。”〔24〕并提出要防止D内有人搞修正主义，说过“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25〕这些提法在实质上与此后的“四清”乃至“WG”都有着某种十

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其反省的这种局限性，便无法理解他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的诸种表现。

综上所述，对于Liu Q与“大跃进”的关系，我们应当作如实客观的评价。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Mao ZD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Liu Q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

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26〕事实上，从上面的论述看，刘非但没有反对，在一定时期还曾积极参与。只有认请这个事实，我

们才能理解当今改革开放政策的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