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大跃进”中的周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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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玉佳 字数：1034
来源：炎黄春秋 2012年3期
周小舟是我的老领导。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我就在他领导下工作历五个年头，其中三年是在他身边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小舟受到错误批判，免除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降任浏阳县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1962年春节期间，小舟同志住在湖南省委机关宿舍，我去拜访他，他的夫人王宁同志见到我十分激动，说：“这几年像做了一场噩梦。”大家感慨良多，谈起“大跃进”中的事，从傍晚交谈到深夜。小舟同志在“大跃进”中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精神和气魄，深深感动了我。时隔半个世纪，至今记忆犹新。
一、“白旗”调粮救“红旗”
“大跃进”中，我曾在农村工作。当我反映下面如何虚报粮食产量时，小舟同志说：“1957年我省粮食产量是可靠的，1958年的产量就有虚假。”他又不无激动地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省是‘白旗’，挨批评。可是得‘红旗’的省还得从我们省里调粮。”但是他没有说调去了多少粮。以后我才知道，1959年外省大批饿死人，而湖南3700万人民免于饥馑，且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外省度荒，使千百万人免作饿殍，周小舟功莫大焉。
“大跃进”造成的全国性大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这场饥荒在1958年冬即有暴露，1959年春全面爆发。“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1959年上半年，有的地方已成批饿死人。1959年冬和1960年春，全国各地饥荒尤其严重：重庆市长寿县一个区饿死的就有500多至700人。有的省大量饿死人，许多农户死绝。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湖南省却是另一番风景。1959年四季都有饭吃。生产情况和生活物资供应也较好。1959年湖南省总人口3691，95万，比1958年的3672.72万，不但没有减少，而且略有增加。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插“白旗”的湖南粮食比较宽裕。据李瑞山说：“1959年，中央一下子调走我们(湖南)20多亿斤粮食。”这等于100多万吨。按当年每人每日一斤原粮标准，足供500万至600万人吃一年，或1000多万人吃半年。换句话说，足以拯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嗷嗷待哺的千百万生灵。可是，湖南人民的这一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随着周小舟挨批判被一笔抹杀而湮灭无闻。
二、不吹牛皮插“白旗”
当我谈及高指标放卫星时，周小舟认为：“1958年的卫星是浮夸，吹牛皮。”他说：“1958年浏阳县报称亩产红薯10万斤，谁相信?”他派当时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去调查。为了制止浮夸虚报，他给《湖南日报》下了一道命令：“报道粮食亩产超过3000斤，必须经省委批准。”但是，《人民日报》登出亩产稻谷几万斤的消息，他做了一个手势说：“你怎么控制得住?!”原来，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早稻亩产36900多斤，福建省创花生亩产10500斤纪录”，报载“最高的冬小麦亩产7320斤(河南)、春小麦亩产8585斤(青海)、早稻48925斤(河南)、中稻60400斤(广东)、北方水稻124329斤(天津)、红苕25万斤等”。报纸大量登载高指标，放卫星同时，批评不相信高指标的人是“右倾保守”，是“白旗”。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满天飞。湖南省内也不乏“三面红旗”的吹鼓手，“大跃进”的促进派。作为湖南省最高领导人的周小舟要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在一片浮夸声中，湖南始终保持低调，不吹牛皮，挨了批评，插了“白旗”。结果如何?正如罗荣桓于1959年6月5日在一次会上所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被插‘白旗’的地方。”罗帅故乡在湖南，当知故乡事。更难得的是：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地未吹遍。”在地方，唯有湖南获此殊荣。
三、大炼钢铁、及时下马
1958年，全党全民动员，大炼钢铁。湖南省响应中央号召，出劳力四五百万人，在高山，在平原，在机关和学校广泛建立土高炉，总数达5万多座。突击挖煤、炼焦、烧炭；突击运输。三湘大地，热火朝天。一个四五十万人口的桃江县，有7万多劳力直接参加炼钢、炼铁，建起了土炼铁炉1139座，炼钢炉492座。组织专业运输兵团，劳力最多时达7万多人。全县组织8000多人的林业砍伐兵团，伐木烧炭。4个月里，砍伐森林21万亩，砍掉树木92万立方米，竹材751万根。
周小舟既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冲天干劲和忘我劳动的热情所感动，也为劳民伤财的局面而担心。另一方面，数千万亩丰收在望的稻谷接近成熟，却无人收割，他寝食难安。他请来炼钢专家、湖南涟钢总工程师，同他一起考察省委大院内的土高炉，向专家求教。专家直言：“这样炼钢，从技术理论、经济效果上是说不通的，不合算的……搞得越多越背时。”周小舟即召集省委其他领导周惠、李瑞山等开会，聆听专家发言，当即研究决定：停止炼铁炼钢。遍布全省的土高炉，其中大多数尚未点火，即全部下马。几百万劳动大军得以回归农业生产第一线，转入抢收抢种。1958年湖南是个罕见的好年景，也得到了好收成。由于不误农时地完成了双抢和冬修水利各项任务，周小舟同周惠在庐山会议上谈到“湖南情况比邻省要好，原因是3万个小土炉没有点火……”。
四、撤公共食堂，敢为天下先
1959年4月29日至5月27日，周小舟到湘西5个地区的15个县，首先考察农业生产。后来他发现农民群众生活方面的问题更突出，便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并在常德地区的慈利县做了整顿食堂的试点。周小舟指出公共食堂的矛盾很多，不得人心，反对的人占大多数。他认为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是办不好食堂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他认为供给制是刮共产风的关键所在。他毅然决然建议做解散公共食堂的试点。周小舟在视察大庸县城郊的食堂后对县委书记说：菜这么差，清汤寡水，叫群众怎么生活。你们让群众敞开思想，讨论公共食堂是办还是散，下去办个试点摸一摸。周小舟在自治州听到古丈县委书记汇报：拥护公共食堂的人至少有60％至70％。他觉得不可置信，便以商量的口气说：你回去后，能不能搞一个解散食堂的试点，摸摸真实情况。一石击起千层浪，湘西各地一些食堂闻风而散。慈利县五天之内解散了1366个食堂，占该县食堂总数四分之一。退出食堂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38.4％。
为在湖南全省整顿好公共食堂，周小舟向省委提出三条建议：(一)群众愿意，办得好的，继续办下去。现有的少数大食堂必须坚决分小；(二)群众愿意回家做饭的，听其自愿；(三)一般地提倡农忙食堂和工地食堂。
周小舟撤公共食堂的建议和实践，顺民意，得民心，有利于改善群众生活、促进农业生产，毋庸置疑。不料时过3月，庐山会议结束，周小舟遭错误批斗，撤公共食堂成了强加于他的“右倾反 党活动”之一——“撤公共食堂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公共食堂被标榜为“社会主义阵地”，“有助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已经解散了的食堂又被恢复起来。
1961年春，毛泽东派到湖南的调查组，由他的秘书胡乔木率领，在湘潭韶山对公共食堂进行深入调查后，向毛泽东书面汇报，群众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最大，并明确指出，大多数食堂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一个障碍。毛泽东同意他们在当地作解散食堂的试点。1961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随后，中央正式通知解散食堂，比周小舟撤公共食堂晚两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五、生为人民，死为人民
1959年7月2日，庐山会议开始。由于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对湖南的工作颇为称赞，湖南省委对当时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被接纳为会议方针。7月3日，毛泽东给周小舟和胡乔木写信，将《到韶山》、《登庐山》诗稿寄他们征求意见。这两首诗便由周小舟传播开来。7月14日，根据毛泽东意见，印发了《会议纪要》(草稿)。周小舟、李锐和胡乔木是毛泽东指定的主要起草人。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找周小舟、周惠和李锐谈话，在7月11日夜晚的谈话中，毛泽东认为1958年的问题主要在综合平衡上。周小舟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周小舟走到了他生命路程中的顶峰。不幸的是，由于周小舟与彭德怀的往来，以及导致彭德怀写那封万言书，形势急转直下。7月23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突然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昨日功臣，今朝祸首。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9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做出《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的决议》撤销了周小舟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我一直坚信周小舟决不会反党。那时我也坚信党中央的决定英明正确。因此，我问周小舟他在庐山会议到底有什么错。小舟同志沉思片刻，很平静地答道：“历史会作出结论的。”
在告别小舟同志约4个月后，1962年6月，他离开奋斗13年的湖南，南下广州，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在十年浩劫中因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6年12月25日晚含冤逝世，年仅54岁，正当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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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玉佳 字数：1034
来源：炎黄春秋 2012年3期
周小舟是我的老领导。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我就在他领导下工作历五个年头，其中三年是在他身边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小舟受到错误批判，免除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降任浏阳县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1962年春节期间，小舟同志住在湖南省委机关宿舍，我去拜访他，他的夫人王宁同志见到我十分激动，说：“这几年像做了一场噩梦。”大家感慨良多，谈起“大跃进”中的事，从傍晚交谈到深夜。小舟同志在“大跃进”中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精神和气魄，深深感动了我。时隔半个世纪，至今记忆犹新。
一、“白旗”调粮救“红旗”
“大跃进”中，我曾在农村工作。当我反映下面如何虚报粮食产量时，小舟同志说：“1957年我省粮食产量是可靠的，1958年的产量就有虚假。”他又不无激动地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省是‘白旗’，挨批评。可是得‘红旗’的省还得从我们省里调粮。”但是他没有说调去了多少粮。以后我才知道，1959年外省大批饿死人，而湖南3700万人民免于饥馑，且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外省度荒，使千百万人免作饿殍，周小舟功莫大焉。
“大跃进”造成的全国性大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这场饥荒在1958年冬即有暴露，1959年春全面爆发。“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1959年上半年，有的地方已成批饿死人。1959年冬和1960年春，全国各地饥荒尤其严重：重庆市长寿县一个区饿死的就有500多至700人。有的省大量饿死人，许多农户死绝。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湖南省却是另一番风景。1959年四季都有饭吃。生产情况和生活物资供应也较好。1959年湖南省总人口3691，95万，比1958年的3672.72万，不但没有减少，而且略有增加。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插“白旗”的湖南粮食比较宽裕。据李瑞山说：“1959年，中央一下子调走我们(湖南)20多亿斤粮食。”这等于100多万吨。按当年每人每日一斤原粮标准，足供500万至600万人吃一年，或1000多万人吃半年。换句话说，足以拯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嗷嗷待哺的千百万生灵。可是，湖南人民的这一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随着周小舟挨批判被一笔抹杀而湮灭无闻。
二、不吹牛皮插“白旗”
当我谈及高指标放卫星时，周小舟认为：“1958年的卫星是浮夸，吹牛皮。”他说：“1958年浏阳县报称亩产红薯10万斤，谁相信?”他派当时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去调查。为了制止浮夸虚报，他给《湖南日报》下了一道命令：“报道粮食亩产超过3000斤，必须经省委批准。”但是，《人民日报》登出亩产稻谷几万斤的消息，他做了一个手势说：“你怎么控制得住?!”原来，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早稻亩产36900多斤，福建省创花生亩产10500斤纪录”，报载“最高的冬小麦亩产7320斤(河南)、春小麦亩产8585斤(青海)、早稻48925斤(河南)、中稻60400斤(广东)、北方水稻124329斤(天津)、红苕25万斤等”。报纸大量登载高指标，放卫星同时，批评不相信高指标的人是“右倾保守”，是“白旗”。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满天飞。湖南省内也不乏“三面红旗”的吹鼓手，“大跃进”的促进派。作为湖南省最高领导人的周小舟要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在一片浮夸声中，湖南始终保持低调，不吹牛皮，挨了批评，插了“白旗”。结果如何?正如罗荣桓于1959年6月5日在一次会上所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被插‘白旗’的地方。”罗帅故乡在湖南，当知故乡事。更难得的是：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地未吹遍。”在地方，唯有湖南获此殊荣。
三、大炼钢铁、及时下马
1958年，全党全民动员，大炼钢铁。湖南省响应中央号召，出劳力四五百万人，在高山，在平原，在机关和学校广泛建立土高炉，总数达5万多座。突击挖煤、炼焦、烧炭；突击运输。三湘大地，热火朝天。一个四五十万人口的桃江县，有7万多劳力直接参加炼钢、炼铁，建起了土炼铁炉1139座，炼钢炉492座。组织专业运输兵团，劳力最多时达7万多人。全县组织8000多人的林业砍伐兵团，伐木烧炭。4个月里，砍伐森林21万亩，砍掉树木92万立方米，竹材751万根。
周小舟既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冲天干劲和忘我劳动的热情所感动，也为劳民伤财的局面而担心。另一方面，数千万亩丰收在望的稻谷接近成熟，却无人收割，他寝食难安。他请来炼钢专家、湖南涟钢总工程师，同他一起考察省委大院内的土高炉，向专家求教。专家直言：“这样炼钢，从技术理论、经济效果上是说不通的，不合算的……搞得越多越背时。”周小舟即召集省委其他领导周惠、李瑞山等开会，聆听专家发言，当即研究决定：停止炼铁炼钢。遍布全省的土高炉，其中大多数尚未点火，即全部下马。几百万劳动大军得以回归农业生产第一线，转入抢收抢种。1958年湖南是个罕见的好年景，也得到了好收成。由于不误农时地完成了双抢和冬修水利各项任务，周小舟同周惠在庐山会议上谈到“湖南情况比邻省要好，原因是3万个小土炉没有点火……”。
四、撤公共食堂，敢为天下先
1959年4月29日至5月27日，周小舟到湘西5个地区的15个县，首先考察农业生产。后来他发现农民群众生活方面的问题更突出，便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并在常德地区的慈利县做了整顿食堂的试点。周小舟指出公共食堂的矛盾很多，不得人心，反对的人占大多数。他认为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是办不好食堂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他认为供给制是刮共产风的关键所在。他毅然决然建议做解散公共食堂的试点。周小舟在视察大庸县城郊的食堂后对县委书记说：菜这么差，清汤寡水，叫群众怎么生活。你们让群众敞开思想，讨论公共食堂是办还是散，下去办个试点摸一摸。周小舟在自治州听到古丈县委书记汇报：拥护公共食堂的人至少有60％至70％。他觉得不可置信，便以商量的口气说：你回去后，能不能搞一个解散食堂的试点，摸摸真实情况。一石击起千层浪，湘西各地一些食堂闻风而散。慈利县五天之内解散了1366个食堂，占该县食堂总数四分之一。退出食堂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38.4％。
为在湖南全省整顿好公共食堂，周小舟向省委提出三条建议：(一)群众愿意，办得好的，继续办下去。现有的少数大食堂必须坚决分小；(二)群众愿意回家做饭的，听其自愿；(三)一般地提倡农忙食堂和工地食堂。
周小舟撤公共食堂的建议和实践，顺民意，得民心，有利于改善群众生活、促进农业生产，毋庸置疑。不料时过3月，庐山会议结束，周小舟遭错误批斗，撤公共食堂成了强加于他的“右倾反 党活动”之一——“撤公共食堂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公共食堂被标榜为“社会主义阵地”，“有助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已经解散了的食堂又被恢复起来。
1961年春，毛泽东派到湖南的调查组，由他的秘书胡乔木率领，在湘潭韶山对公共食堂进行深入调查后，向毛泽东书面汇报，群众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最大，并明确指出，大多数食堂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一个障碍。毛泽东同意他们在当地作解散食堂的试点。1961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随后，中央正式通知解散食堂，比周小舟撤公共食堂晚两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五、生为人民，死为人民
1959年7月2日，庐山会议开始。由于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对湖南的工作颇为称赞，湖南省委对当时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被接纳为会议方针。7月3日，毛泽东给周小舟和胡乔木写信，将《到韶山》、《登庐山》诗稿寄他们征求意见。这两首诗便由周小舟传播开来。7月14日，根据毛泽东意见，印发了《会议纪要》(草稿)。周小舟、李锐和胡乔木是毛泽东指定的主要起草人。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找周小舟、周惠和李锐谈话，在7月11日夜晚的谈话中，毛泽东认为1958年的问题主要在综合平衡上。周小舟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周小舟走到了他生命路程中的顶峰。不幸的是，由于周小舟与彭德怀的往来，以及导致彭德怀写那封万言书，形势急转直下。7月23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突然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昨日功臣，今朝祸首。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9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做出《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的决议》撤销了周小舟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我一直坚信周小舟决不会反党。那时我也坚信党中央的决定英明正确。因此，我问周小舟他在庐山会议到底有什么错。小舟同志沉思片刻，很平静地答道：“历史会作出结论的。”
在告别小舟同志约4个月后，1962年6月，他离开奋斗13年的湖南，南下广州，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在十年浩劫中因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6年12月25日晚含冤逝世，年仅54岁，正当盛年。
作者：刘玉佳 字数：1034
来源：炎黄春秋 2012年3期
周小舟是我的老领导。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我就在他领导下工作历五个年头，其中三年是在他身边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小舟受到错误批判，免除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降任浏阳县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1962年春节期间，小舟同志住在湖南省委机关宿舍，我去拜访他，他的夫人王宁同志见到我十分激动，说：“这几年像做了一场噩梦。”大家感慨良多，谈起“大跃进”中的事，从傍晚交谈到深夜。小舟同志在“大跃进”中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精神和气魄，深深感动了我。时隔半个世纪，至今记忆犹新。
一、“白旗”调粮救“红旗”
“大跃进”中，我曾在农村工作。当我反映下面如何虚报粮食产量时，小舟同志说：“1957年我省粮食产量是可靠的，1958年的产量就有虚假。”他又不无激动地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省是‘白旗’，挨批评。可是得‘红旗’的省还得从我们省里调粮。”但是他没有说调去了多少粮。以后我才知道，1959年外省大批饿死人，而湖南3700万人民免于饥馑，且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外省度荒，使千百万人免作饿殍，周小舟功莫大焉。
“大跃进”造成的全国性大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这场饥荒在1958年冬即有暴露，1959年春全面爆发。“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1959年上半年，有的地方已成批饿死人。1959年冬和1960年春，全国各地饥荒尤其严重：重庆市长寿县一个区饿死的就有500多至700人。有的省大量饿死人，许多农户死绝。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湖南省却是另一番风景。1959年四季都有饭吃。生产情况和生活物资供应也较好。1959年湖南省总人口3691，95万，比1958年的3672.72万，不但没有减少，而且略有增加。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插“白旗”的湖南粮食比较宽裕。据李瑞山说：“1959年，中央一下子调走我们(湖南)20多亿斤粮食。”这等于100多万吨。按当年每人每日一斤原粮标准，足供500万至600万人吃一年，或1000多万人吃半年。换句话说，足以拯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嗷嗷待哺的千百万生灵。可是，湖南人民的这一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随着周小舟挨批判被一笔抹杀而湮灭无闻。
二、不吹牛皮插“白旗”
当我谈及高指标放卫星时，周小舟认为：“1958年的卫星是浮夸，吹牛皮。”他说：“1958年浏阳县报称亩产红薯10万斤，谁相信?”他派当时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去调查。为了制止浮夸虚报，他给《湖南日报》下了一道命令：“报道粮食亩产超过3000斤，必须经省委批准。”但是，《人民日报》登出亩产稻谷几万斤的消息，他做了一个手势说：“你怎么控制得住?!”原来，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早稻亩产36900多斤，福建省创花生亩产10500斤纪录”，报载“最高的冬小麦亩产7320斤(河南)、春小麦亩产8585斤(青海)、早稻48925斤(河南)、中稻60400斤(广东)、北方水稻124329斤(天津)、红苕25万斤等”。报纸大量登载高指标，放卫星同时，批评不相信高指标的人是“右倾保守”，是“白旗”。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满天飞。湖南省内也不乏“三面红旗”的吹鼓手，“大跃进”的促进派。作为湖南省最高领导人的周小舟要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在一片浮夸声中，湖南始终保持低调，不吹牛皮，挨了批评，插了“白旗”。结果如何?正如罗荣桓于1959年6月5日在一次会上所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被插‘白旗’的地方。”罗帅故乡在湖南，当知故乡事。更难得的是：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地未吹遍。”在地方，唯有湖南获此殊荣。
三、大炼钢铁、及时下马
1958年，全党全民动员，大炼钢铁。湖南省响应中央号召，出劳力四五百万人，在高山，在平原，在机关和学校广泛建立土高炉，总数达5万多座。突击挖煤、炼焦、烧炭；突击运输。三湘大地，热火朝天。一个四五十万人口的桃江县，有7万多劳力直接参加炼钢、炼铁，建起了土炼铁炉1139座，炼钢炉492座。组织专业运输兵团，劳力最多时达7万多人。全县组织8000多人的林业砍伐兵团，伐木烧炭。4个月里，砍伐森林21万亩，砍掉树木92万立方米，竹材751万根。
周小舟既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冲天干劲和忘我劳动的热情所感动，也为劳民伤财的局面而担心。另一方面，数千万亩丰收在望的稻谷接近成熟，却无人收割，他寝食难安。他请来炼钢专家、湖南涟钢总工程师，同他一起考察省委大院内的土高炉，向专家求教。专家直言：“这样炼钢，从技术理论、经济效果上是说不通的，不合算的……搞得越多越背时。”周小舟即召集省委其他领导周惠、李瑞山等开会，聆听专家发言，当即研究决定：停止炼铁炼钢。遍布全省的土高炉，其中大多数尚未点火，即全部下马。几百万劳动大军得以回归农业生产第一线，转入抢收抢种。1958年湖南是个罕见的好年景，也得到了好收成。由于不误农时地完成了双抢和冬修水利各项任务，周小舟同周惠在庐山会议上谈到“湖南情况比邻省要好，原因是3万个小土炉没有点火……”。
四、撤公共食堂，敢为天下先
1959年4月29日至5月27日，周小舟到湘西5个地区的15个县，首先考察农业生产。后来他发现农民群众生活方面的问题更突出，便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并在常德地区的慈利县做了整顿食堂的试点。周小舟指出公共食堂的矛盾很多，不得人心，反对的人占大多数。他认为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是办不好食堂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他认为供给制是刮共产风的关键所在。他毅然决然建议做解散公共食堂的试点。周小舟在视察大庸县城郊的食堂后对县委书记说：菜这么差，清汤寡水，叫群众怎么生活。你们让群众敞开思想，讨论公共食堂是办还是散，下去办个试点摸一摸。周小舟在自治州听到古丈县委书记汇报：拥护公共食堂的人至少有60％至70％。他觉得不可置信，便以商量的口气说：你回去后，能不能搞一个解散食堂的试点，摸摸真实情况。一石击起千层浪，湘西各地一些食堂闻风而散。慈利县五天之内解散了1366个食堂，占该县食堂总数四分之一。退出食堂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38.4％。
为在湖南全省整顿好公共食堂，周小舟向省委提出三条建议：(一)群众愿意，办得好的，继续办下去。现有的少数大食堂必须坚决分小；(二)群众愿意回家做饭的，听其自愿；(三)一般地提倡农忙食堂和工地食堂。
周小舟撤公共食堂的建议和实践，顺民意，得民心，有利于改善群众生活、促进农业生产，毋庸置疑。不料时过3月，庐山会议结束，周小舟遭错误批斗，撤公共食堂成了强加于他的“右倾反 党活动”之一——“撤公共食堂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公共食堂被标榜为“社会主义阵地”，“有助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已经解散了的食堂又被恢复起来。
1961年春，毛泽东派到湖南的调查组，由他的秘书胡乔木率领，在湘潭韶山对公共食堂进行深入调查后，向毛泽东书面汇报，群众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最大，并明确指出，大多数食堂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一个障碍。毛泽东同意他们在当地作解散食堂的试点。1961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随后，中央正式通知解散食堂，比周小舟撤公共食堂晚两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五、生为人民，死为人民
1959年7月2日，庐山会议开始。由于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对湖南的工作颇为称赞，湖南省委对当时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被接纳为会议方针。7月3日，毛泽东给周小舟和胡乔木写信，将《到韶山》、《登庐山》诗稿寄他们征求意见。这两首诗便由周小舟传播开来。7月14日，根据毛泽东意见，印发了《会议纪要》(草稿)。周小舟、李锐和胡乔木是毛泽东指定的主要起草人。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找周小舟、周惠和李锐谈话，在7月11日夜晚的谈话中，毛泽东认为1958年的问题主要在综合平衡上。周小舟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周小舟走到了他生命路程中的顶峰。不幸的是，由于周小舟与彭德怀的往来，以及导致彭德怀写那封万言书，形势急转直下。7月23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突然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昨日功臣，今朝祸首。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9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做出《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的决议》撤销了周小舟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我一直坚信周小舟决不会反党。那时我也坚信党中央的决定英明正确。因此，我问周小舟他在庐山会议到底有什么错。小舟同志沉思片刻，很平静地答道：“历史会作出结论的。”
在告别小舟同志约4个月后，1962年6月，他离开奋斗13年的湖南，南下广州，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在十年浩劫中因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6年12月25日晚含冤逝世，年仅54岁，正当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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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玉佳 字数：1034
来源：炎黄春秋 2012年3期
周小舟是我的老领导。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我就在他领导下工作历五个年头，其中三年是在他身边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小舟受到错误批判，免除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降任浏阳县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1962年春节期间，小舟同志住在湖南省委机关宿舍，我去拜访他，他的夫人王宁同志见到我十分激动，说：“这几年像做了一场噩梦。”大家感慨良多，谈起“大跃进”中的事，从傍晚交谈到深夜。小舟同志在“大跃进”中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精神和气魄，深深感动了我。时隔半个世纪，至今记忆犹新。
一、“白旗”调粮救“红旗”
“大跃进”中，我曾在农村工作。当我反映下面如何虚报粮食产量时，小舟同志说：“1957年我省粮食产量是可靠的，1958年的产量就有虚假。”他又不无激动地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省是‘白旗’，挨批评。可是得‘红旗’的省还得从我们省里调粮。”但是他没有说调去了多少粮。以后我才知道，1959年外省大批饿死人，而湖南3700万人民免于饥馑，且调出大批粮食支援外省度荒，使千百万人免作饿殍，周小舟功莫大焉。
“大跃进”造成的全国性大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这场饥荒在1958年冬即有暴露，1959年春全面爆发。“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下够用一天的存粮，为了救急，把从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了。”1959年上半年，有的地方已成批饿死人。1959年冬和1960年春，全国各地饥荒尤其严重：重庆市长寿县一个区饿死的就有500多至700人。有的省大量饿死人，许多农户死绝。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湖南省却是另一番风景。1959年四季都有饭吃。生产情况和生活物资供应也较好。1959年湖南省总人口3691，95万，比1958年的3672.72万，不但没有减少，而且略有增加。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插“白旗”的湖南粮食比较宽裕。据李瑞山说：“1959年，中央一下子调走我们(湖南)20多亿斤粮食。”这等于100多万吨。按当年每人每日一斤原粮标准，足供500万至600万人吃一年，或1000多万人吃半年。换句话说，足以拯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嗷嗷待哺的千百万生灵。可是，湖南人民的这一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随着周小舟挨批判被一笔抹杀而湮灭无闻。
二、不吹牛皮插“白旗”
当我谈及高指标放卫星时，周小舟认为：“1958年的卫星是浮夸，吹牛皮。”他说：“1958年浏阳县报称亩产红薯10万斤，谁相信?”他派当时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去调查。为了制止浮夸虚报，他给《湖南日报》下了一道命令：“报道粮食亩产超过3000斤，必须经省委批准。”但是，《人民日报》登出亩产稻谷几万斤的消息，他做了一个手势说：“你怎么控制得住?!”原来，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早稻亩产36900多斤，福建省创花生亩产10500斤纪录”，报载“最高的冬小麦亩产7320斤(河南)、春小麦亩产8585斤(青海)、早稻48925斤(河南)、中稻60400斤(广东)、北方水稻124329斤(天津)、红苕25万斤等”。报纸大量登载高指标，放卫星同时，批评不相信高指标的人是“右倾保守”，是“白旗”。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满天飞。湖南省内也不乏“三面红旗”的吹鼓手，“大跃进”的促进派。作为湖南省最高领导人的周小舟要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在一片浮夸声中，湖南始终保持低调，不吹牛皮，挨了批评，插了“白旗”。结果如何?正如罗荣桓于1959年6月5日在一次会上所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被插‘白旗’的地方。”罗帅故乡在湖南，当知故乡事。更难得的是：1959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地未吹遍。”在地方，唯有湖南获此殊荣。
三、大炼钢铁、及时下马
1958年，全党全民动员，大炼钢铁。湖南省响应中央号召，出劳力四五百万人，在高山，在平原，在机关和学校广泛建立土高炉，总数达5万多座。突击挖煤、炼焦、烧炭；突击运输。三湘大地，热火朝天。一个四五十万人口的桃江县，有7万多劳力直接参加炼钢、炼铁，建起了土炼铁炉1139座，炼钢炉492座。组织专业运输兵团，劳力最多时达7万多人。全县组织8000多人的林业砍伐兵团，伐木烧炭。4个月里，砍伐森林21万亩，砍掉树木92万立方米，竹材751万根。
周小舟既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冲天干劲和忘我劳动的热情所感动，也为劳民伤财的局面而担心。另一方面，数千万亩丰收在望的稻谷接近成熟，却无人收割，他寝食难安。他请来炼钢专家、湖南涟钢总工程师，同他一起考察省委大院内的土高炉，向专家求教。专家直言：“这样炼钢，从技术理论、经济效果上是说不通的，不合算的……搞得越多越背时。”周小舟即召集省委其他领导周惠、李瑞山等开会，聆听专家发言，当即研究决定：停止炼铁炼钢。遍布全省的土高炉，其中大多数尚未点火，即全部下马。几百万劳动大军得以回归农业生产第一线，转入抢收抢种。1958年湖南是个罕见的好年景，也得到了好收成。由于不误农时地完成了双抢和冬修水利各项任务，周小舟同周惠在庐山会议上谈到“湖南情况比邻省要好，原因是3万个小土炉没有点火……”。
四、撤公共食堂，敢为天下先
1959年4月29日至5月27日，周小舟到湘西5个地区的15个县，首先考察农业生产。后来他发现农民群众生活方面的问题更突出，便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并在常德地区的慈利县做了整顿食堂的试点。周小舟指出公共食堂的矛盾很多，不得人心，反对的人占大多数。他认为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是办不好食堂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他认为供给制是刮共产风的关键所在。他毅然决然建议做解散公共食堂的试点。周小舟在视察大庸县城郊的食堂后对县委书记说：菜这么差，清汤寡水，叫群众怎么生活。你们让群众敞开思想，讨论公共食堂是办还是散，下去办个试点摸一摸。周小舟在自治州听到古丈县委书记汇报：拥护公共食堂的人至少有60％至70％。他觉得不可置信，便以商量的口气说：你回去后，能不能搞一个解散食堂的试点，摸摸真实情况。一石击起千层浪，湘西各地一些食堂闻风而散。慈利县五天之内解散了1366个食堂，占该县食堂总数四分之一。退出食堂的农户占全县农户总数的38.4％。
为在湖南全省整顿好公共食堂，周小舟向省委提出三条建议：(一)群众愿意，办得好的，继续办下去。现有的少数大食堂必须坚决分小；(二)群众愿意回家做饭的，听其自愿；(三)一般地提倡农忙食堂和工地食堂。
周小舟撤公共食堂的建议和实践，顺民意，得民心，有利于改善群众生活、促进农业生产，毋庸置疑。不料时过3月，庐山会议结束，周小舟遭错误批斗，撤公共食堂成了强加于他的“右倾反 党活动”之一——“撤公共食堂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公共食堂被标榜为“社会主义阵地”，“有助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已经解散了的食堂又被恢复起来。
1961年春，毛泽东派到湖南的调查组，由他的秘书胡乔木率领，在湘潭韶山对公共食堂进行深入调查后，向毛泽东书面汇报，群众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最大，并明确指出，大多数食堂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一个障碍。毛泽东同意他们在当地作解散食堂的试点。1961年6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随后，中央正式通知解散食堂，比周小舟撤公共食堂晚两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五、生为人民，死为人民
1959年7月2日，庐山会议开始。由于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对湖南的工作颇为称赞，湖南省委对当时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被接纳为会议方针。7月3日，毛泽东给周小舟和胡乔木写信，将《到韶山》、《登庐山》诗稿寄他们征求意见。这两首诗便由周小舟传播开来。7月14日，根据毛泽东意见，印发了《会议纪要》(草稿)。周小舟、李锐和胡乔木是毛泽东指定的主要起草人。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找周小舟、周惠和李锐谈话，在7月11日夜晚的谈话中，毛泽东认为1958年的问题主要在综合平衡上。周小舟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周小舟走到了他生命路程中的顶峰。不幸的是，由于周小舟与彭德怀的往来，以及导致彭德怀写那封万言书，形势急转直下。7月23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突然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昨日功臣，今朝祸首。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9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做出《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的决议》撤销了周小舟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我一直坚信周小舟决不会反党。那时我也坚信党中央的决定英明正确。因此，我问周小舟他在庐山会议到底有什么错。小舟同志沉思片刻，很平静地答道：“历史会作出结论的。”
在告别小舟同志约4个月后，1962年6月，他离开奋斗13年的湖南，南下广州，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在十年浩劫中因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于1966年12月25日晚含冤逝世，年仅54岁，正当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