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东北抗联征战实录 作者：全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3:02:20
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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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人恐怕不多。
但是，真正能说清楚什么是义勇军的人恐怕也不是很多。
所谓义勇军，是指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那场尽人皆知的大事变以后，东北三省的广大
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不抵抗命令，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
组织了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武装进行抗日。由于这些抗日活动是由群众自发组
织而成的，是一种义勇行动，这些武装也就因此而被称为抗日义勇军了。
乱世英雄起四方。正像中共中央于“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在《由于红军冲破第三
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迫任务》中分析的那样，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
东北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一场武装反日斗争必然到来。“九·一八”事变“像电火一样燃
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以至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义勇军从产生到进入全盛时期经历了一
个十分迅速的发展过程。据权威资料统计，到１９３２年夏秋之际，全东北的义勇军人数不
下３０万。从其构成成分来看，其中农村各阶层群众占５０％以上，原东北军及公安警察占
２５％左右，绿林队伍（东北人所说的胡子）占１５％，知识分子约占５％。领导义勇军抗
日的有军官、警官、官吏、知识分子、开明地主士绅、绿林首领和农民。从范围来看，在当
时全东北的１５４个县中，有９３个县有义勇军活动。
在辽宁，有绿林首领高鹏振的东北国民救国军、东北军少校队副张海涛的东北抗日义勇
军第三纵队、退役军官王显庭的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东北军军官李纯华的辽南救国军、邓
铁梅的东北农民自卫军、原东北军军官高文斌的辽北骑兵第一路、第二路义勇军、黄显声的
辽宁公安骑兵总队、辽宁陆军第一团团长唐聚五和警察局长郭景珊的辽宁民众自卫军……
在吉林，有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长冯占海的警备军、依兰镇守使兼第２４旅旅长
李杜和中东路护路军司令丁超的吉林自卫军、原吉林步兵第２７旅６７６团３营营长王德林
的吉林救国军……
在黑龙江，有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司令官马占山将军的原东北军
部队、原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２旅旅长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绿林首领李海青的义勇
军……
可以说，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整个白山黑水间到处都有抗日
义勇军健儿浴血奋战的身影。他们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勇敢地站了起来，用自
己的生命筑成了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功不可没，利在千秋！
但是，“满洲各地的义勇军，不论组织与纲领……，并未达到统一阶段。吾人仅就其使
用的旗帜而言，有红旗，有国民党旗，有与日本旗刚刚相反的旗（即红地白日旗），有绿色
旗，真是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义勇军与都市游击队间，尚横着深刻的隔膜”。
像这样一支军队能够打走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吗？
显然不行！
事实也是如此，到１９３２年底，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便在日伪军的疯狂镇压下一支又一
支地不断被击遣溃了。许多义勇军的将领们也死的死、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了，剩下的
也都处于极度的彷徨和混乱之中了。
东北的抗日斗争将向何处？谁来领导这场伟大的斗争？
世界睁大了眼睛在看。
祖国母亲在等待着自己儿女们的回答。
东北人民则望穿秋水盼望着救星的出现。
前引文章接着写道：“可是为时未久，一只巨灵之掌就伸到他们头上来，那就是中国共
产党的巨手。这只巨手，立刻将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无异于一针
吗啡，使‘满洲’各地的义勇军的实力，有着急剧的增加。
而这时，统一的纲领，就是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
“从此以后，各义勇军的行动，都统一在抗日的途程中，声势也随即浩大起来。盖他们
已从旧日盲目的抵抗行动，一跃而成为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甚至将其势力伸入到‘满洲’的
军队中。他们鼓动满军反正，煽动满军杀害日本人的将校与顾问，然后携带完美的武装，参
加到他们的队伍中。”
中国亡不了！东北有救了！！东北的老百姓们在歌谣中唱道：
九·一八，大炮响，
鬼子兵，占沈阳。
蒋介石下令不抵抗，
扔下百姓遭了殃。
不是下令要劳工，
就是强征出苛粮。
逼得人们没活路，
上山去找大老杨。
……
这首歌谣里唱的“大老杨”，便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杨靖宇，在东北老百姓的眼中，他就
是共产党的代名词。
中国共产党挑起了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抗日的重担，此乃国之大幸！民之大幸！但是，请
别忘了，这是地地道道的临危受命。挑起这副担子决不会像前述文章中说得那般轻松愉快，
相反却注定了那将是一个充满了艰险和困难的过程。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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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人恐怕不多。
但是，真正能说清楚什么是义勇军的人恐怕也不是很多。
所谓义勇军，是指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那场尽人皆知的大事变以后，东北三省的广大
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不抵抗命令，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
组织了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武装进行抗日。由于这些抗日活动是由群众自发组
织而成的，是一种义勇行动，这些武装也就因此而被称为抗日义勇军了。
乱世英雄起四方。正像中共中央于“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在《由于红军冲破第三
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迫任务》中分析的那样，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
东北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一场武装反日斗争必然到来。“九·一八”事变“像电火一样燃
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以至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义勇军从产生到进入全盛时期经历了一
个十分迅速的发展过程。据权威资料统计，到１９３２年夏秋之际，全东北的义勇军人数不
下３０万。从其构成成分来看，其中农村各阶层群众占５０％以上，原东北军及公安警察占
２５％左右，绿林队伍（东北人所说的胡子）占１５％，知识分子约占５％。领导义勇军抗
日的有军官、警官、官吏、知识分子、开明地主士绅、绿林首领和农民。从范围来看，在当
时全东北的１５４个县中，有９３个县有义勇军活动。
在辽宁，有绿林首领高鹏振的东北国民救国军、东北军少校队副张海涛的东北抗日义勇
军第三纵队、退役军官王显庭的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东北军军官李纯华的辽南救国军、邓
铁梅的东北农民自卫军、原东北军军官高文斌的辽北骑兵第一路、第二路义勇军、黄显声的
辽宁公安骑兵总队、辽宁陆军第一团团长唐聚五和警察局长郭景珊的辽宁民众自卫军……
在吉林，有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长冯占海的警备军、依兰镇守使兼第２４旅旅长
李杜和中东路护路军司令丁超的吉林自卫军、原吉林步兵第２７旅６７６团３营营长王德林
的吉林救国军……
在黑龙江，有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司令官马占山将军的原东北军
部队、原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２旅旅长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绿林首领李海青的义勇
军……
可以说，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整个白山黑水间到处都有抗日
义勇军健儿浴血奋战的身影。他们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勇敢地站了起来，用自
己的生命筑成了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功不可没，利在千秋！
但是，“满洲各地的义勇军，不论组织与纲领……，并未达到统一阶段。吾人仅就其使
用的旗帜而言，有红旗，有国民党旗，有与日本旗刚刚相反的旗（即红地白日旗），有绿色
旗，真是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义勇军与都市游击队间，尚横着深刻的隔膜”。
像这样一支军队能够打走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吗？
显然不行！
事实也是如此，到１９３２年底，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便在日伪军的疯狂镇压下一支又一
支地不断被击遣溃了。许多义勇军的将领们也死的死、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了，剩下的
也都处于极度的彷徨和混乱之中了。
东北的抗日斗争将向何处？谁来领导这场伟大的斗争？
世界睁大了眼睛在看。
祖国母亲在等待着自己儿女们的回答。
东北人民则望穿秋水盼望着救星的出现。
前引文章接着写道：“可是为时未久，一只巨灵之掌就伸到他们头上来，那就是中国共
产党的巨手。这只巨手，立刻将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无异于一针
吗啡，使‘满洲’各地的义勇军的实力，有着急剧的增加。
而这时，统一的纲领，就是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
“从此以后，各义勇军的行动，都统一在抗日的途程中，声势也随即浩大起来。盖他们
已从旧日盲目的抵抗行动，一跃而成为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甚至将其势力伸入到‘满洲’的
军队中。他们鼓动满军反正，煽动满军杀害日本人的将校与顾问，然后携带完美的武装，参
加到他们的队伍中。”
中国亡不了！东北有救了！！东北的老百姓们在歌谣中唱道：
九·一八，大炮响，
鬼子兵，占沈阳。
蒋介石下令不抵抗，
扔下百姓遭了殃。
不是下令要劳工，
就是强征出苛粮。
逼得人们没活路，
上山去找大老杨。
……
这首歌谣里唱的“大老杨”，便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杨靖宇，在东北老百姓的眼中，他就
是共产党的代名词。
中国共产党挑起了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抗日的重担，此乃国之大幸！民之大幸！但是，请
别忘了，这是地地道道的临危受命。挑起这副担子决不会像前述文章中说得那般轻松愉快，
相反却注定了那将是一个充满了艰险和困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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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人恐怕不多。
但是，真正能说清楚什么是义勇军的人恐怕也不是很多。
所谓义勇军，是指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那场尽人皆知的大事变以后，东北三省的广大
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不抵抗命令，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
组织了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武装进行抗日。由于这些抗日活动是由群众自发组
织而成的，是一种义勇行动，这些武装也就因此而被称为抗日义勇军了。
乱世英雄起四方。正像中共中央于“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在《由于红军冲破第三
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迫任务》中分析的那样，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
东北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一场武装反日斗争必然到来。“九·一八”事变“像电火一样燃
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以至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义勇军从产生到进入全盛时期经历了一
个十分迅速的发展过程。据权威资料统计，到１９３２年夏秋之际，全东北的义勇军人数不
下３０万。从其构成成分来看，其中农村各阶层群众占５０％以上，原东北军及公安警察占
２５％左右，绿林队伍（东北人所说的胡子）占１５％，知识分子约占５％。领导义勇军抗
日的有军官、警官、官吏、知识分子、开明地主士绅、绿林首领和农民。从范围来看，在当
时全东北的１５４个县中，有９３个县有义勇军活动。
在辽宁，有绿林首领高鹏振的东北国民救国军、东北军少校队副张海涛的东北抗日义勇
军第三纵队、退役军官王显庭的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东北军军官李纯华的辽南救国军、邓
铁梅的东北农民自卫军、原东北军军官高文斌的辽北骑兵第一路、第二路义勇军、黄显声的
辽宁公安骑兵总队、辽宁陆军第一团团长唐聚五和警察局长郭景珊的辽宁民众自卫军……
在吉林，有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长冯占海的警备军、依兰镇守使兼第２４旅旅长
李杜和中东路护路军司令丁超的吉林自卫军、原吉林步兵第２７旅６７６团３营营长王德林
的吉林救国军……
在黑龙江，有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司令官马占山将军的原东北军
部队、原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２旅旅长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绿林首领李海青的义勇
军……
可以说，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整个白山黑水间到处都有抗日
义勇军健儿浴血奋战的身影。他们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勇敢地站了起来，用自
己的生命筑成了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功不可没，利在千秋！
但是，“满洲各地的义勇军，不论组织与纲领……，并未达到统一阶段。吾人仅就其使
用的旗帜而言，有红旗，有国民党旗，有与日本旗刚刚相反的旗（即红地白日旗），有绿色
旗，真是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义勇军与都市游击队间，尚横着深刻的隔膜”。
像这样一支军队能够打走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吗？
显然不行！
事实也是如此，到１９３２年底，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便在日伪军的疯狂镇压下一支又一
支地不断被击遣溃了。许多义勇军的将领们也死的死、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了，剩下的
也都处于极度的彷徨和混乱之中了。
东北的抗日斗争将向何处？谁来领导这场伟大的斗争？
世界睁大了眼睛在看。
祖国母亲在等待着自己儿女们的回答。
东北人民则望穿秋水盼望着救星的出现。
前引文章接着写道：“可是为时未久，一只巨灵之掌就伸到他们头上来，那就是中国共
产党的巨手。这只巨手，立刻将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无异于一针
吗啡，使‘满洲’各地的义勇军的实力，有着急剧的增加。
而这时，统一的纲领，就是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
“从此以后，各义勇军的行动，都统一在抗日的途程中，声势也随即浩大起来。盖他们
已从旧日盲目的抵抗行动，一跃而成为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甚至将其势力伸入到‘满洲’的
军队中。他们鼓动满军反正，煽动满军杀害日本人的将校与顾问，然后携带完美的武装，参
加到他们的队伍中。”
中国亡不了！东北有救了！！东北的老百姓们在歌谣中唱道：
九·一八，大炮响，
鬼子兵，占沈阳。
蒋介石下令不抵抗，
扔下百姓遭了殃。
不是下令要劳工，
就是强征出苛粮。
逼得人们没活路，
上山去找大老杨。
……
这首歌谣里唱的“大老杨”，便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杨靖宇，在东北老百姓的眼中，他就
是共产党的代名词。
中国共产党挑起了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抗日的重担，此乃国之大幸！民之大幸！但是，请
别忘了，这是地地道道的临危受命。挑起这副担子决不会像前述文章中说得那般轻松愉快，
相反却注定了那将是一个充满了艰险和困难的过程。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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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人恐怕不多。
但是，真正能说清楚什么是义勇军的人恐怕也不是很多。
所谓义勇军，是指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那场尽人皆知的大事变以后，东北三省的广大
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不抵抗命令，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
组织了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武装进行抗日。由于这些抗日活动是由群众自发组
织而成的，是一种义勇行动，这些武装也就因此而被称为抗日义勇军了。
乱世英雄起四方。正像中共中央于“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在《由于红军冲破第三
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迫任务》中分析的那样，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
东北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一场武装反日斗争必然到来。“九·一八”事变“像电火一样燃
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以至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义勇军从产生到进入全盛时期经历了一
个十分迅速的发展过程。据权威资料统计，到１９３２年夏秋之际，全东北的义勇军人数不
下３０万。从其构成成分来看，其中农村各阶层群众占５０％以上，原东北军及公安警察占
２５％左右，绿林队伍（东北人所说的胡子）占１５％，知识分子约占５％。领导义勇军抗
日的有军官、警官、官吏、知识分子、开明地主士绅、绿林首领和农民。从范围来看，在当
时全东北的１５４个县中，有９３个县有义勇军活动。
在辽宁，有绿林首领高鹏振的东北国民救国军、东北军少校队副张海涛的东北抗日义勇
军第三纵队、退役军官王显庭的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东北军军官李纯华的辽南救国军、邓
铁梅的东北农民自卫军、原东北军军官高文斌的辽北骑兵第一路、第二路义勇军、黄显声的
辽宁公安骑兵总队、辽宁陆军第一团团长唐聚五和警察局长郭景珊的辽宁民众自卫军……
在吉林，有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长冯占海的警备军、依兰镇守使兼第２４旅旅长
李杜和中东路护路军司令丁超的吉林自卫军、原吉林步兵第２７旅６７６团３营营长王德林
的吉林救国军……
在黑龙江，有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司令官马占山将军的原东北军
部队、原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２旅旅长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绿林首领李海青的义勇
军……
可以说，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整个白山黑水间到处都有抗日
义勇军健儿浴血奋战的身影。他们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勇敢地站了起来，用自
己的生命筑成了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功不可没，利在千秋！
但是，“满洲各地的义勇军，不论组织与纲领……，并未达到统一阶段。吾人仅就其使
用的旗帜而言，有红旗，有国民党旗，有与日本旗刚刚相反的旗（即红地白日旗），有绿色
旗，真是五光十色，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义勇军与都市游击队间，尚横着深刻的隔膜”。
像这样一支军队能够打走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吗？
显然不行！
事实也是如此，到１９３２年底，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便在日伪军的疯狂镇压下一支又一
支地不断被击遣溃了。许多义勇军的将领们也死的死、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了，剩下的
也都处于极度的彷徨和混乱之中了。
东北的抗日斗争将向何处？谁来领导这场伟大的斗争？
世界睁大了眼睛在看。
祖国母亲在等待着自己儿女们的回答。
东北人民则望穿秋水盼望着救星的出现。
前引文章接着写道：“可是为时未久，一只巨灵之掌就伸到他们头上来，那就是中国共
产党的巨手。这只巨手，立刻将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无异于一针
吗啡，使‘满洲’各地的义勇军的实力，有着急剧的增加。
而这时，统一的纲领，就是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
“从此以后，各义勇军的行动，都统一在抗日的途程中，声势也随即浩大起来。盖他们
已从旧日盲目的抵抗行动，一跃而成为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甚至将其势力伸入到‘满洲’的
军队中。他们鼓动满军反正，煽动满军杀害日本人的将校与顾问，然后携带完美的武装，参
加到他们的队伍中。”
中国亡不了！东北有救了！！东北的老百姓们在歌谣中唱道：
九·一八，大炮响，
鬼子兵，占沈阳。
蒋介石下令不抵抗，
扔下百姓遭了殃。
不是下令要劳工，
就是强征出苛粮。
逼得人们没活路，
上山去找大老杨。
……
这首歌谣里唱的“大老杨”，便是著名的抗日将领杨靖宇，在东北老百姓的眼中，他就
是共产党的代名词。
中国共产党挑起了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抗日的重担，此乃国之大幸！民之大幸！但是，请
别忘了，这是地地道道的临危受命。挑起这副担子决不会像前述文章中说得那般轻松愉快，
相反却注定了那将是一个充满了艰险和困难的过程。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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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风起磐石
位于吉海铁路沿线上的磐石，是较早有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地区之一。１９３０年８月，
中共磐石县委成立；一年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成立。磐石也是日伪重点加强统治的地区，
１９３２年２月，日本人在这个朝鲜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策划成立了一个“朝鲜人民会”
（亦称保民会），还在那里专门设立了一个警察分署。
日本人的这些侵略行径激起了磐石人民的强烈反抗。仅在１９３２年一年内，就发生了
３次大规模的反日锄奸运动。关于这三次运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在上海出版的《东北抗日
游击实录》中记载着一位目击者的如下述说：
“辽宁磐石县二区吉昌子一带的老百姓，因为受不了亡国奴的气，都要团结起来打日本
鬼子。１９３２年就先后爆发了３次大的抗日斗争。第一次是吉昌子北郭家店３月７日反日
群众大会，到会千余人，当日群众包围当地警察署，要求他们出来抗日，走狗王署长不但不
应允群众要求，反而向磐石街调兵来弹压，群众坚持甚久始散。第２次是４月初旬。日本走
狗曾逮捕东北岔反日群众数名，并想继续向吉昌子捕人。吉昌子北部一带的群众得到了消
息，就立即动员了６００多人，准备了辣椒面子、剪子等，等走狗们带同被捕人到吉昌子北
二三里地方，群众就开始行动，把辣椒面子扬到走狗眼睛上，用剪子把被捕人的绑绳剪断，
走狗一看事情不好，就穿上兔子鞋，撒腿拚命跑了。群众立刻追上去，一直追了４０多里，
走狗好容易跑到三道岗，遇到一个大院套烧锅（白酒制造厂），就像老鼠一般钻进院藏起
来。群众进不去就把烧锅包围起来，烧锅附近的老百姓都援助追赶走狗的群众，给群众杀猪
吃。双方对峙到夜里，走狗由磐石街调来骑兵才退回来。第３次群众斗争是５月间，在磐石
北二区蛤蚂河子（吉海路沿线）地方开农民群众抗日大会，到会５００多人，当时将日本走
狗高家大院粮食等都给没收，群众每人分得高粱３升。当天群众将吉海路拆毁。”
其实，在上面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忽略了十分重要一点，那就是没有说出这三次反日
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林以及磐石地区共产党员孟杰
民、李红光、李东光等人。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说一下孟杰民和李红光。
孟杰民，原籍辽阳，“九·一八”事变前来到磐石县细林屯。“九·一八”事变后，当
时正在磐石中学读书的他和他的同学初向臣等一起毅然投身到了反日斗争的洪流中去。孟杰
民的一大特长就是善讲，能说服人。１９４２年抗联一路军的负责同志回忆起他时说他“能
说能干……，又有相当的外交手段，无论是群众，还是抗日部队，听了他的讲话无不赞扬叹
服”。磐石县委为了贯彻省委关于“加强伪军中哗变工作”的指示，专门派他到驻伊通营城
子的伪军第５旅第１３团７连去做工作。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个连的伪军在四五月
间打死了他们的连长，宣布抗日。虽然后来跟孟杰民过来的士兵不多，许多人不愿意站到共
产党的旗下，但他们却送过来２０多支枪。
李红光，又名李弘海。朝鲜京畿道龙任郡人。１９２６年迁居中国吉林伊通县。据后来
有关他的传记文章介绍说，他“天资聪颖，好学不倦。在乡里只读一年小学，虽然汉话说得
并不太流利，但汉字写得很好，能诵读一般的文件和写作文章。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
话”。李红光的特点就是胆大心细，也特别仗义。《东北抗日烈士传》上记载的一件事就能
说明这一点——“红光见政委（杨佐青）没有武器，几次把自己用过的手枪诚恳地让政委使
用。杨政委都委婉谢绝，坚辞不受。红光心里很不安，整天想给政委弄支枪。一天，他冒着
生命危险，独自一人去玻璃河套一个地主家缴枪。进村后，隐蔽了一天多，终于等到地主出
村，他缴了一支崭新的瓦亮小手枪，赠送给政委”。他组织领导的“特务队”对保卫县委安
全，特别是在打击汉奸走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务队”也因此有“打狗队”之称。
中央满洲省委对磐石地区的抗日武装建设十分重视。杨佐青（又叫杨君武、黑杨）和张
振国（绰号张瞎子）就是省委为此专门派来的。１９３２年６月４日，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
和省委特派员杨林的主持下，一支对外号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４纵队”，对内
称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
的抗日队伍正式成立起来了。
游击队成立之初，还是很“火”了一阵的。据杨佐青后来回忆说：当时还做了一面绣有
镰刀斧头的长条形红旗，在旗裤部位竖缀着“南满工农反日游击队”几个大字，队员们都佩
戴着写有“工农反日游击队”第某大队字样的红色袖标。同时，他们还对外发布了宣言，宣
布：“本军受全国反日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活动于磐石县境，担任清除走狗、保护民众之
责，决心驱逐一切日本强盗，收复一切失地。”
可是，由于当时执行的是“左”倾错误方针，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
的利益，所以他们在与敌人战斗的同时还要与当地的一些地主武装和山林队伍打仗。再加上
游击队的领导人这时还都缺乏作战经验（省委答应寄给他们一本“中国游击运动”小册子，
他们一直没有收到。一本从私塾先生手里弄来的《孙子兵法》成了他们学习打仗的教材，几
个领导经常一起在油灯下听孟杰民读那本已经发黄的老书），所以刚刚成立起来两个多月就
不得不退出了他们的蛤蟆河子根据地。于是，队长张振国离队到省委去汇报情况，讨主意去
了。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张走后，原任第２分队长的孟杰民出任代理队长一职。而这时
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也感到问题严重，为了避免与其他抗日武装再次发生冲突，他们做出决
定：将游击队与一支报号为“常占队”的绿林武装合并，取销原来队号，对外号称“常占”
队。
当时的省委巡视员张贯一在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对此做了如下报告：
“……磐石党团县委领导上的错误，偶以遭受挫折，即认为环境恶劣，无法单独活动，
故在去年７月间极可耻地把自己的武器送给了一个惯匪常占，并捧他做为我们队伍的领导
者，实际上不但削弱了我们的政治上的影响，党（而且）把群众抗日武装断送给胡匪之手，
致（至）２月党团同志均感匪首野心勃勃另有阴谋和单独造成自己的实力，事至无奈，只得
无计划地从胡匪窝里哗变出去，人数百名，大小新式武装无法存在，故采取割头换象的办
法，改常占胡匪名义为五洋胡匪名义相号召，行动上不过到处与胡子头很和平地会晤而已，
由桦甸直走东满，万一环境再恶劣时，以便避难苏联。但到桦甸和永吉交界一带，因种种困
难无法东渡，一般同志大半悲观、消极，感觉没有出路，当时一般下层同志多半主张我们的
队伍是磐石党领导之下的应回磐石去干，另一部分同志主张乘机东渡，两方面相争不已，全
体又感到无法东渡，只得静候省委前来解决。”
磐石的游击队在等着省委前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想让省委给他们派个能人
来。省委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次果然给他们派来一个了不起的大能人，这个人就是起草上述
那份报告的张贯一，也就是日后被日本人称为“山林之王”的杨靖宇。
当时，杨靖宇是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省军委代理书记。省委派他到南满来的任务很
明确，目标定得也很高——整顿磐石、海龙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为发展“３０倍武装而斗
争”，迅速建立红军３２军第１师，“以磐石为根据地创立磐石的新苏区”。
杨靖宇是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份的时候化装成一个商人（杨靖宇的名字也是从这时开始起
用的）从哈尔滨出发的，那时还不知道南满游击队已经离开了常占队，因此他一到南满最先
找到了常占。
正在为游击队独立出动感到生气的常占，一听说共产党的人又来了，马上下令：把来人
扣起来！
像常占这样当胡子头的人下令扣人意味着什么？不用说，谁也都能知道。一般的人遇到
这种事非吓得尿裤子不可。但杨靖宇没有怕，他可是见过世面的人。早年在河南确山老家上
学的时候，校长因他出面制止兵差乱抓人，而要开除他，他没有怕；１９２７年身为确山县
农民协会会长的他，面对包围确山县城的国民党军队，他没有怕；１９２９年在担任中共抚
顺特支书记被捕时，面对日本人的种种酷刑，他也没有怕，反而对审问他的中国法官说：
“中国政府不能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丧权辱国，为虎作伥，做敌人鹰犬，纵任日
寇在中国土地上横行蹂躏，耻做中国人……
被常占扣起来的杨靖宇不但没有被他们所吓倒，而且通过对其晓以民族大义，使常占最
终心服口服地把他放了。从常占队里出来后，杨靖宇又费了不少周折才到达游击队的驻地—
—桦甸县蜜蜂顶子。
１９８０年，当年给杨靖宇当过警卫员的王传圣（时任哈尔滨市木材公司副经理）、黄
生发（时任吉林省二轻局副局长）在抗联老战士座谈会上说：杨靖宇在抗联中有崇高的威
望。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谦虚谨慎。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杨靖宇骂过人，就是
在最气愤的时候批评同志，他只说一句“岂有此理！”
从这件小事，我们不难看出，杨靖宇和许多杰出人物一样，是那种个人修养很好的人。
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人。这种神奇的魅力为他开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据当年的老游队员松五回忆说：“１１月间，杨靖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来到我们
队伍下。初次见他，就感觉他是个庄严的政治家，他的态度沉静，待人接物和蔼可亲，观察
事物又敏锐，因此大家都爱戴杨靖宇。”
杨靖宇来到蜜蜂顶子的时候，也正是游击队里思想最为混乱之际。他到来后的当务之急
就是稳定人心，说服那些想东渡的人改变主意，把队伍拉回去。
杨靖宇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开了不知多少次的大会、小会。他先给党员们开会，传达贯彻
省委指示；然后又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小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
那盏快要燃尽的油灯说：“同志们，你们看，这盏灯没有碗就盛不住油，光有碗没有油，灯
就点不着。咱们磐石游击队是磐石人民的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还不是这样吗？没有根
据地就像没有家。为什么要做没油的灯芯呢？”
杨靖宇的劲没有白费，通过整顿和教育，游击队取消了“五洋”报号，正式改编为“中
国工农红军第３２军南满支队”（孟杰民为队长，初向臣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并在
１９３３年初以崭新的阵容踏上了回故乡——玻璃河套红石砬山一带的根据地之路。而完成
了整顿任务的杨靖宇也离开了磐石，到海龙去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７军海龙游击队”。
可是，就在杨靖宇走后不久，游击队里就出事了。那是１９３３年１月，有一个名叫张
博卿的地主找到了孟杰民，在对他说了一通什么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之类的恭维话之后，一
本正经地提出请他到伊通去收编那里的地主武装。孟杰民一听，认为这是件好事，便跟张一
起去了。但他一到那里就被张给杀了。祸不单行，孟杰民牺牲后没几天，游击队又遭到了一
个名叫高希甲的地主武装的袭击，这次损失更大，不但政委初向臣和继任总队长王兆兰牺牲
了，而且不少队员被打散而离队了。就在这支队伍眼看就要彻底散了的时候，团省委巡视员
刘过风赶到了这里，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好歹算是把这支队伍保留了下来，但毕竟还是伤
了元气。
磐石的情况引起了省委的注意。省委领导认为，既然磐石那边离不开杨靖宇，那就叫他
到那里去组织重建游击队。于是，杨靖宇正式来到了磐石，省委任命他为这支游击队政委。
杨靖宇的到来，不但使游击队很快得以重建，而且使游击队的活动区域扩大到了周围的
伊通、桦甸、双阳等地。然而，这样一来也带来了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结果——日伪方面的恐
慌和继而进行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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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风起磐石
位于吉海铁路沿线上的磐石，是较早有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地区之一。１９３０年８月，
中共磐石县委成立；一年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成立。磐石也是日伪重点加强统治的地区，
１９３２年２月，日本人在这个朝鲜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策划成立了一个“朝鲜人民会”
（亦称保民会），还在那里专门设立了一个警察分署。
日本人的这些侵略行径激起了磐石人民的强烈反抗。仅在１９３２年一年内，就发生了
３次大规模的反日锄奸运动。关于这三次运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在上海出版的《东北抗日
游击实录》中记载着一位目击者的如下述说：
“辽宁磐石县二区吉昌子一带的老百姓，因为受不了亡国奴的气，都要团结起来打日本
鬼子。１９３２年就先后爆发了３次大的抗日斗争。第一次是吉昌子北郭家店３月７日反日
群众大会，到会千余人，当日群众包围当地警察署，要求他们出来抗日，走狗王署长不但不
应允群众要求，反而向磐石街调兵来弹压，群众坚持甚久始散。第２次是４月初旬。日本走
狗曾逮捕东北岔反日群众数名，并想继续向吉昌子捕人。吉昌子北部一带的群众得到了消
息，就立即动员了６００多人，准备了辣椒面子、剪子等，等走狗们带同被捕人到吉昌子北
二三里地方，群众就开始行动，把辣椒面子扬到走狗眼睛上，用剪子把被捕人的绑绳剪断，
走狗一看事情不好，就穿上兔子鞋，撒腿拚命跑了。群众立刻追上去，一直追了４０多里，
走狗好容易跑到三道岗，遇到一个大院套烧锅（白酒制造厂），就像老鼠一般钻进院藏起
来。群众进不去就把烧锅包围起来，烧锅附近的老百姓都援助追赶走狗的群众，给群众杀猪
吃。双方对峙到夜里，走狗由磐石街调来骑兵才退回来。第３次群众斗争是５月间，在磐石
北二区蛤蚂河子（吉海路沿线）地方开农民群众抗日大会，到会５００多人，当时将日本走
狗高家大院粮食等都给没收，群众每人分得高粱３升。当天群众将吉海路拆毁。”
其实，在上面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忽略了十分重要一点，那就是没有说出这三次反日
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林以及磐石地区共产党员孟杰
民、李红光、李东光等人。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说一下孟杰民和李红光。
孟杰民，原籍辽阳，“九·一八”事变前来到磐石县细林屯。“九·一八”事变后，当
时正在磐石中学读书的他和他的同学初向臣等一起毅然投身到了反日斗争的洪流中去。孟杰
民的一大特长就是善讲，能说服人。１９４２年抗联一路军的负责同志回忆起他时说他“能
说能干……，又有相当的外交手段，无论是群众，还是抗日部队，听了他的讲话无不赞扬叹
服”。磐石县委为了贯彻省委关于“加强伪军中哗变工作”的指示，专门派他到驻伊通营城
子的伪军第５旅第１３团７连去做工作。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个连的伪军在四五月
间打死了他们的连长，宣布抗日。虽然后来跟孟杰民过来的士兵不多，许多人不愿意站到共
产党的旗下，但他们却送过来２０多支枪。
李红光，又名李弘海。朝鲜京畿道龙任郡人。１９２６年迁居中国吉林伊通县。据后来
有关他的传记文章介绍说，他“天资聪颖，好学不倦。在乡里只读一年小学，虽然汉话说得
并不太流利，但汉字写得很好，能诵读一般的文件和写作文章。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
话”。李红光的特点就是胆大心细，也特别仗义。《东北抗日烈士传》上记载的一件事就能
说明这一点——“红光见政委（杨佐青）没有武器，几次把自己用过的手枪诚恳地让政委使
用。杨政委都委婉谢绝，坚辞不受。红光心里很不安，整天想给政委弄支枪。一天，他冒着
生命危险，独自一人去玻璃河套一个地主家缴枪。进村后，隐蔽了一天多，终于等到地主出
村，他缴了一支崭新的瓦亮小手枪，赠送给政委”。他组织领导的“特务队”对保卫县委安
全，特别是在打击汉奸走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务队”也因此有“打狗队”之称。
中央满洲省委对磐石地区的抗日武装建设十分重视。杨佐青（又叫杨君武、黑杨）和张
振国（绰号张瞎子）就是省委为此专门派来的。１９３２年６月４日，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
和省委特派员杨林的主持下，一支对外号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４纵队”，对内
称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
的抗日队伍正式成立起来了。
游击队成立之初，还是很“火”了一阵的。据杨佐青后来回忆说：当时还做了一面绣有
镰刀斧头的长条形红旗，在旗裤部位竖缀着“南满工农反日游击队”几个大字，队员们都佩
戴着写有“工农反日游击队”第某大队字样的红色袖标。同时，他们还对外发布了宣言，宣
布：“本军受全国反日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活动于磐石县境，担任清除走狗、保护民众之
责，决心驱逐一切日本强盗，收复一切失地。”
可是，由于当时执行的是“左”倾错误方针，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
的利益，所以他们在与敌人战斗的同时还要与当地的一些地主武装和山林队伍打仗。再加上
游击队的领导人这时还都缺乏作战经验（省委答应寄给他们一本“中国游击运动”小册子，
他们一直没有收到。一本从私塾先生手里弄来的《孙子兵法》成了他们学习打仗的教材，几
个领导经常一起在油灯下听孟杰民读那本已经发黄的老书），所以刚刚成立起来两个多月就
不得不退出了他们的蛤蟆河子根据地。于是，队长张振国离队到省委去汇报情况，讨主意去
了。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张走后，原任第２分队长的孟杰民出任代理队长一职。而这时
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也感到问题严重，为了避免与其他抗日武装再次发生冲突，他们做出决
定：将游击队与一支报号为“常占队”的绿林武装合并，取销原来队号，对外号称“常占”
队。
当时的省委巡视员张贯一在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对此做了如下报告：
“……磐石党团县委领导上的错误，偶以遭受挫折，即认为环境恶劣，无法单独活动，
故在去年７月间极可耻地把自己的武器送给了一个惯匪常占，并捧他做为我们队伍的领导
者，实际上不但削弱了我们的政治上的影响，党（而且）把群众抗日武装断送给胡匪之手，
致（至）２月党团同志均感匪首野心勃勃另有阴谋和单独造成自己的实力，事至无奈，只得
无计划地从胡匪窝里哗变出去，人数百名，大小新式武装无法存在，故采取割头换象的办
法，改常占胡匪名义为五洋胡匪名义相号召，行动上不过到处与胡子头很和平地会晤而已，
由桦甸直走东满，万一环境再恶劣时，以便避难苏联。但到桦甸和永吉交界一带，因种种困
难无法东渡，一般同志大半悲观、消极，感觉没有出路，当时一般下层同志多半主张我们的
队伍是磐石党领导之下的应回磐石去干，另一部分同志主张乘机东渡，两方面相争不已，全
体又感到无法东渡，只得静候省委前来解决。”
磐石的游击队在等着省委前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想让省委给他们派个能人
来。省委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次果然给他们派来一个了不起的大能人，这个人就是起草上述
那份报告的张贯一，也就是日后被日本人称为“山林之王”的杨靖宇。
当时，杨靖宇是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省军委代理书记。省委派他到南满来的任务很
明确，目标定得也很高——整顿磐石、海龙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为发展“３０倍武装而斗
争”，迅速建立红军３２军第１师，“以磐石为根据地创立磐石的新苏区”。
杨靖宇是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份的时候化装成一个商人（杨靖宇的名字也是从这时开始起
用的）从哈尔滨出发的，那时还不知道南满游击队已经离开了常占队，因此他一到南满最先
找到了常占。
正在为游击队独立出动感到生气的常占，一听说共产党的人又来了，马上下令：把来人
扣起来！
像常占这样当胡子头的人下令扣人意味着什么？不用说，谁也都能知道。一般的人遇到
这种事非吓得尿裤子不可。但杨靖宇没有怕，他可是见过世面的人。早年在河南确山老家上
学的时候，校长因他出面制止兵差乱抓人，而要开除他，他没有怕；１９２７年身为确山县
农民协会会长的他，面对包围确山县城的国民党军队，他没有怕；１９２９年在担任中共抚
顺特支书记被捕时，面对日本人的种种酷刑，他也没有怕，反而对审问他的中国法官说：
“中国政府不能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丧权辱国，为虎作伥，做敌人鹰犬，纵任日
寇在中国土地上横行蹂躏，耻做中国人……
被常占扣起来的杨靖宇不但没有被他们所吓倒，而且通过对其晓以民族大义，使常占最
终心服口服地把他放了。从常占队里出来后，杨靖宇又费了不少周折才到达游击队的驻地—
—桦甸县蜜蜂顶子。
１９８０年，当年给杨靖宇当过警卫员的王传圣（时任哈尔滨市木材公司副经理）、黄
生发（时任吉林省二轻局副局长）在抗联老战士座谈会上说：杨靖宇在抗联中有崇高的威
望。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谦虚谨慎。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杨靖宇骂过人，就是
在最气愤的时候批评同志，他只说一句“岂有此理！”
从这件小事，我们不难看出，杨靖宇和许多杰出人物一样，是那种个人修养很好的人。
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人。这种神奇的魅力为他开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据当年的老游队员松五回忆说：“１１月间，杨靖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来到我们
队伍下。初次见他，就感觉他是个庄严的政治家，他的态度沉静，待人接物和蔼可亲，观察
事物又敏锐，因此大家都爱戴杨靖宇。”
杨靖宇来到蜜蜂顶子的时候，也正是游击队里思想最为混乱之际。他到来后的当务之急
就是稳定人心，说服那些想东渡的人改变主意，把队伍拉回去。
杨靖宇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开了不知多少次的大会、小会。他先给党员们开会，传达贯彻
省委指示；然后又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小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
那盏快要燃尽的油灯说：“同志们，你们看，这盏灯没有碗就盛不住油，光有碗没有油，灯
就点不着。咱们磐石游击队是磐石人民的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还不是这样吗？没有根
据地就像没有家。为什么要做没油的灯芯呢？”
杨靖宇的劲没有白费，通过整顿和教育，游击队取消了“五洋”报号，正式改编为“中
国工农红军第３２军南满支队”（孟杰民为队长，初向臣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并在
１９３３年初以崭新的阵容踏上了回故乡——玻璃河套红石砬山一带的根据地之路。而完成
了整顿任务的杨靖宇也离开了磐石，到海龙去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７军海龙游击队”。
可是，就在杨靖宇走后不久，游击队里就出事了。那是１９３３年１月，有一个名叫张
博卿的地主找到了孟杰民，在对他说了一通什么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之类的恭维话之后，一
本正经地提出请他到伊通去收编那里的地主武装。孟杰民一听，认为这是件好事，便跟张一
起去了。但他一到那里就被张给杀了。祸不单行，孟杰民牺牲后没几天，游击队又遭到了一
个名叫高希甲的地主武装的袭击，这次损失更大，不但政委初向臣和继任总队长王兆兰牺牲
了，而且不少队员被打散而离队了。就在这支队伍眼看就要彻底散了的时候，团省委巡视员
刘过风赶到了这里，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好歹算是把这支队伍保留了下来，但毕竟还是伤
了元气。
磐石的情况引起了省委的注意。省委领导认为，既然磐石那边离不开杨靖宇，那就叫他
到那里去组织重建游击队。于是，杨靖宇正式来到了磐石，省委任命他为这支游击队政委。
杨靖宇的到来，不但使游击队很快得以重建，而且使游击队的活动区域扩大到了周围的
伊通、桦甸、双阳等地。然而，这样一来也带来了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结果——日伪方面的恐
慌和继而进行的“围剿”。
２ 兵折巴彦
要说中共满洲省委在北满地区建立的抗日武装，首先得从张甲洲这个人说起。
张甲洲，黑龙江巴彦县人，１９２９年入党。“九·一八”事变时，他是清华大学政治
系的学生。１９３２年４月初，他和几个在上大学的黑龙江老乡一起，穿上长袍马褂，化装
成商人携带两支手枪，从北平来到塘沽登上海轮，到营口后又改乘火车到达哈尔滨。
张一行到达哈尔滨后，很快就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根据省委指示，张甲洲、张
清林、张文藻、郑炳文４人前往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
张甲洲的家在巴彦县北部山边的张家油坊，他家是地主，在当地小有名气，各种社会关
系也比较多，这就为张提供了一个组织游击队的不错的根据地。那时候巴彦的日伪活动还不
太多，张甲洲他们可以半公开地进行活动。
经过一阵还算顺利的活动，他们决定在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３日这天正式打出抗日的旗帜。
这一天正是农历的４月１８日，是每年一度的赶庙会的日子。一大清早，张家油坊来了
许多人，其中有县保卫团团总王家善带来的６０多人，巴彦县中学校长孔庆尧带来的６０多
人，有前后屯的自卫团长陈维新、侯振邦、米秀峰带来的６０多人，此外还有远道来的一些
人，一共有２００多人。这么多的人涌进张家油坊自然挺显眼的，但不知内情的人却不觉得
奇怪，因为他们知道张甲洲要在这一天结婚。不少人还不停地啧啧道：“你看看人老张家，
可真有面子，儿子结婚来了这么多人帮忙。”
前来参加张家的这场“婚礼”的人们在酒足饭饱之后，便拿出了事先准备好了的枪支弹
药和红袖标，打出了一面写有“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张把大家集合到井沿边的一
块空场上，对大家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然后正式宣布了这支队伍的编制和军纪——
张甲洲为指挥，王家善为副指挥，孔庆尧为参谋长，张文藻为文书兼交通，郑炳文和张清林
负责搞政治工作。
最后，张号召大家“宁可抗日战死，也决不能当亡国奴！”
张甲洲这支游击队的旗帜一打出去，立即轰动了全县。伪县长程绍廉立即派出大批军警
前来镇压。这时，王家善的曾经当过省防军统带的父亲王知津和其他一些士绅出面找程求
情。但好话说了一大车，才换来程绍廉一句算是给了好大面子的话：
“这些人组织队伍可以，但队伍中不能有张甲洲，因为他是赤化分子。队伍里有他，我
们就要打！”
王家善回来一学这话，孔、王等人便对张说，你还是出去暂避一段时间吧，避避风头，
等咱们力量强大了你再回来呗。
张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但既然孔、王说出了这种话，张也就无法再和他们呆在一起了，
他带着部分队伍冲了出去。等他们冲出重围后，张手下就只有１００来人了，为了解决人员
的不足，张决定要收编胡子队。
张甲洲选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一支报号为“绿林好”的胡子队。他带着两个人走了３０
多里路才在一个叫大烟沟的地方找到了胡子头“绿林好”（苏占山），可和这位胡子头谈了
半天，“绿林好”却说啥也不同意改编，只同意和游击队“拉顺线”（联合），说好条件之
后，张就把他们３０多人带到了游击队的驻地。但到了驻地后，“绿林好”他们却坚持不进
屯子，而是驻在东南山里——因为他们怕被游击队给缴了械。以后这种戒心也一直没有消
除。行军时，他们单走、单住；他自己的指挥部仍然叫“帐房”，还报自己的山头，不接受
游击队的番号，不和游击队混编，只是打仗时联合，包打一面。其最大的变化就不抢不夺了。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抗日，张甲洲提出：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
都一律欢迎。带枪带马来，就更欢迎。这个口号确实挺有吸引力。绥化、安达、巴彦、双鸭
山、庆城等地一大批爱国志士都参加进来了。张甲洲的这支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了７００多人。
人多了、枪多了，张甲洲把队伍整编为４个大队和一个模范队（以后改为少先队）及教
导队。其中装备最好的（清一色的三八枪）模范队，是张甲洲重点抓的一支队伍。全队３０
多人全是２０多岁的年轻人，队长金永锡是个２４岁的朝鲜族小伙子。模范队的队员们“严
守纪律，主张自己铡草、自己喂马，不拿群众东西，不打骂群众，不说黑话”。把他们叫做
模范队，就是让其他各队向他们学习。教导队共有２０多人，是一所流动军事学校，教官是
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陈海楼。此外，还成立了政治部、宣传部和娱乐部。
游击队壮大之后，便开始了攻城打窑（一般称房子或院落为窑，如果里面有枪，即为响
窑）的战斗。在战斗中，张甲洲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智大勇。
７月１６日，游击队在攻打龙泉镇内的“天僧泉烧锅”时，遭到了这个烧锅东家张振禄
（外号张八瞎子）的手下炮勇的顽强抗击，游击队久攻不下。这时，张八瞎子在城里当警察
中队长的儿子带４０多个警察正准备打过来。形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这时，张甲洲在全面
分析了情况之后，果断下令停火，由他自己单枪匹马闯进了天僧泉烧锅，找张八瞎子谈判。
张甲洲对他说：我们游击队来打龙泉的目的，就是要枪、要子弹，扩充抗日武装。当
前，在民族危亡关头，抗日救国是大事。我们是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
人，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不打日本，我们打，可是我们缺少枪
支弹药，你们先借给我们，等打完了日本，我们再还给你们。你看怎么样？
张八瞎子一听这话，心想，怎么样？那就得这么样了——“借”给他们吧！可是枪太贵
了，“借”了实在心疼，那就“借”给他们子弹吧。
就这样，游击队从这个烧锅里硬是“借”出了将近５０００发子弹。
然而，１０多天后，当张甲洲带队进攻一个名叫王四的大地主的“响窑”时，却遇到了
麻烦。
当时，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大马，带着５名警卫员去找王四谈判。
王四说，只准张一个人进去，但没想到他刚一进门就被王四的家丁给绑起来了。接着，王四
的家丁又要缴张带来的警卫员的械，警卫员们要打，张使了个眼色，警卫员便打马回到了游
击队报告情况去了。
王四抓住了张甲洲后，就向程绍廉报告，请他派人来押解。程立即派出沈营长带着车马
直奔王四窝堡。游击队得到情报后便摆出了围“窑”打援的架式。
当天晚上，王四一看营长一时半晌也到不了，怕游击队把张甲洲抢走，就派一名叫张兴
的炮勇把张甲洲秘密押到院外一个地主的家里。但他没有想到张甲洲说服了张兴，张兴不但
把人给放了，而且自己也参加了游击队。
张甲洲回到了游击队，吓坏了王四。他立即带着一家老小跑到县城里去了。张甲洲带着
队伍进了王四窝堡以后，召集穷人开会，然后开仓放粮、分浮财，最后一把火烧了王四家的
房子。一时间，那里的汉奸人人自危。
７月下旬，张甲洲带领队伍向兰西镇一带进行第一次西征。一路上破土窑、攻城镇，所
向无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行程千里，队伍也迅速扩大到１０００多人。
中共满洲省委时刻关注着这支迅速发展着的队伍。８月中旬，一个名叫李育才（人称
“小李先生”）的人奉省委之命来到了游击队。
当时，游击队里的许多人都感到这位李育才不是一般人，因为他一来就出任了参谋长之
职。但他们却并不知道，这位被他们称为“小李先生”的人，就是日后名震四海的英雄赵尚
志。
赵尚志，辽宁朝阳县人。１９２５年在哈尔滨入党，这年１１月入黄埔军校学习。没等
到毕业就赶上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赵尚志便退学回到了东北。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
３０年这段时间里，赵尚志先后在哈尔滨、双城、长春、沈阳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因此多
次被捕。据不完全统计，到“九·一八”事变前的这５年时间里，他在监狱里过了２年８个
月。直到“九·一八”后，党组织花钱疏通关系，才把他营救出狱。
赵尚志出狱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赵尚志到任后不久，便和张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彦县城的事。
当时，巴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但敌伪力量却很强。为了确有把握打下巴彦，他们决定联
合在城外呼兰一带的原东北军的“才团”（因其团长叫才鸿）和一个报号叫“绿林好”的胡
子队，一起攻打巴彦县城。
８月１３日，他们比较顺利地攻打下了巴彦县城，但进城后才鸿一见许多人都要参加游
击队，便觉得这是一个扩充自己实力的天赐良机。他自称“东北抗日第４军”，又把手下的
营长提为旅长，“绿林好”也带队投了过去，摇身一变，成了苏旅长。才鸿以让张甲洲当副
军长为条件，提出了吞并游击队的计划。张甲洲和赵尚志认为，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
装，只能联合他们一起抗日，而不能附合他们。于是便带着队伍很快撤出了巴彦县城，返回
到洼兴桥一带的根据地去了。
１０月底，游击队再一次与“绿林好”联合打进了东兴县城，并在城里住了下来。可
是，就在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各乡自卫团１０００多人打
了进来。“绿林好”一见情况不妙，一枪没放，带着队伍就溜了，只有游击队依托泰东公司
的大院墙孤军奋战。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损失很大，伤亡了将近５０人，赵尚志左眼下那
三个月型伤疤就是这次战斗的纪念品。
敌人进攻很猛，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张甲洲和赵尚志决定：不能再拚下去了，要撤！
于是，游击队员们把西大墙扒开了一个大口子，用两张大马爬犁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东兴城里的一点挫折并没有吓倒游击队，经过短暂的整训后，他们决定进行第二次西
征，准备到安达、拜泉等地，与那里的游击队会师，并计划与在西北部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
军李海青部和邓文部联合起来攻打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军。也就在这时，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再一次来到了游击队，并带来了省委的两条指示：
第一，把巴彦游击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６军；
第二，要求执行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
遵照省委的这两点指示，巴彦游击队在西征前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６军江北独立
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第一政委，吴福海任第二政委。原来的各个大队也都改成了
团。
独立师在西征的过程中，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进行
土地革命。这一下，使得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
武装。可是，执行这个政策以后，他们就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
队。此外，部队中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在这次西征路上，由于独立师与沿途的地主武装打了好几次仗，耽误了七八天时间，等
到了离齐齐哈尔２００多里的地方时，才知道原定要与他们会合的李海青、邓文等人已经因
他们没有按时到而独自进关了。
情况变了，怎么办？
张甲洲与赵尚志商量的结果是，回师北上，奔汤原，去和那里的游击队会师！
１９３３年１月，独立师踏上了充满荆棘的回师北上之路。
当独立师来到铁力一个叫一撮毛的地方时，他们缴了索伦族山林队“索利营”的几条三
八枪。这一下可惹了大麻烦了。这些索伦人装备很好，人穿皮衣，马挂铁掌（而独立师的马
却没有掌，在冰雪路上直摔跤），枪带支架，个个能骑善射，加之熟悉地形，直打得独立师
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这样一连打了十来天，付出了不少代价才算过了这一关。但紧接
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续遭到地主武装和伪军的多次伏击，结果，独立师被打
散了，赵尚志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张甲洲率余部等了４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当师部宣布要继续向汤原前进时，这些快
要回到家门口的巴彦子弟们便动了回家的念头，加之这时也快过年了，所以队伍中开始不断
有人开了小差。这样，他们回到巴彦根据地姜家窑时，整个独立师就只有７０多人。
只有这么几个人了，还怎么去汤原？张、赵等人不得不忍痛决定：暂分散隐蔽，等待时
机，重整队伍。
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９日，是一个最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窑屯子东头的大树下，张甲
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剩下的人员，采取“磕大帮头”的形式，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
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们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了脸上的
泪，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
“大家把枪都带回去，把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我们不能灰
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
“我们大家回家以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宁死也要当精忠
报国的岳飞！”
独立师解散后，赵尚志没有回家，他悄悄潜入了哈尔滨，找中共满洲省委汇报情况去
了。此时，中共满洲省委的××同志也在向省委报告有关巴彦游击队的情况，报告说：
“……这次队伍的失败，在整个的革命任务上是要痛惜的。但在工作的评价上讲，在整
个检讨上是最可耻的惨败，主要的不是在外力的打击，唯一的还是在主观方面自己就起了病
态，那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它本身就没有强的骨干，没有浓厚的政治力量来维系，就是说我
们的政治号召虽然在群众面前提出来了，但没有深入到群众里头去，不但群众，就是从做领
导的同志起也都摇摆不定，未能坚决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他们脑中丢开了党的伟大任务，
而把张甲洲及小赵的命令当作金科玉律忠诚地执行，群众没有坚决地拥护我们的主张，原因
是在于我们还没有表示更大的信心给他们，这个自然是归于我们领导的不正确了。在过去它
是没有群众工作，在巴彦退出后，它也并不是有种什么很大的政治意义，不是在执行游击队
的任务，是躲避着；不是进攻的，而是怕别人来打他的一种行动。虽然省委的指示信是正确
的，省委明显地严重地指出许多任务，但是事情也需要很健全的人去领导与推动。在那里一
般的同志都想要逃避，都表示消极，没有拿出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精神，没有拿出革命的坚决
性，来接受省委的指示信，并讨论去执行这个重要的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北满苏
区，拥护中央及红军武装，拥护苏联的任务。……，假如这个队伍有着坚强的无产阶级骨
干，假如他有了群众工作，有了一定的游击区，在群众掩护和拥护之下能这样失败吗？它能
使长期战斗的士兵跑开吗？如果党的工作开始，党内斗争起来，打击一切不正确的观念，要
群众认识了党，群众在党的周围影响着，也不致于因突然的打击而走开了。但考察实际情
形，我的同志小赵所给予群众是什么命令责骂，群众只说：‘李先生能干能说’，他们是从
个人关系上认识他，却不是从党的方面认识他……
“……我从他（指赵尚志）整个情形上考察他的意识并不是正确的坚决的了，他在表现
上、情绪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他有时烦闷，有时也悲哀，他决定什么事情不是从革命的
观点上出发，他是站在张甲洲的关系上出发，他这不是偶然的，在巴彦如此，当他布置什么
事情时，他就说张甲洲的意见怎样，他这时才决定事的办法，这确是放弃了党的任务。就在
红旗打出以后，他也是如此，他骂别人对事情是机械式的了解，所以布置事情不是经过会议
讨论，事后也不通知谁，过去常说：‘我在政治上负责任’，而由他个人意志来支配一
切，……他每日在指挥部与一般人谈笑，从未到士兵中去过，虽然召集士兵谈话，可那便是
上级官长对下级士兵的训话一样。他否认地主富农路线，可是当张甲洲与东兴地主富农拉拢
时，他并没有推动士兵们反对或他自己反对呀。而张甲洲在巴彦与地主富农勾结的事很多
呀，……他是常在指挥部住，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张甲洲卖枪给地主也同意呀，张甲洲令
士兵吃富农要给钱，他同意这个主张。他对群众不是以政治的影响，而是套个人感情……，
他常与群众谈话，说的是国民党过去玩的一些把戏，和东北各军阀的勾心斗角，没有拿出我
们的主张和办法来……
“从以上知道北满的红军第３６军江北独立师，算是昙花一现的过去了，它是在小资产
阶级领导下的一个产物，都是完成他们自己的革命阶段罢了，不坚决与消极动摇的情绪，充
分地表现出来……。”
正在为巴彦游击队失败而感到上火的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们接到报告后，顿时怒从心头
起，开会决定开除了赵尚志的党籍。
要说中共满洲省委在北满地区建立的抗日武装，首先得从张甲洲这个人说起。
张甲洲，黑龙江巴彦县人，１９２９年入党。“九·一八”事变时，他是清华大学政治
系的学生。１９３２年４月初，他和几个在上大学的黑龙江老乡一起，穿上长袍马褂，化装
成商人携带两支手枪，从北平来到塘沽登上海轮，到营口后又改乘火车到达哈尔滨。
张一行到达哈尔滨后，很快就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根据省委指示，张甲洲、张
清林、张文藻、郑炳文４人前往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
张甲洲的家在巴彦县北部山边的张家油坊，他家是地主，在当地小有名气，各种社会关
系也比较多，这就为张提供了一个组织游击队的不错的根据地。那时候巴彦的日伪活动还不
太多，张甲洲他们可以半公开地进行活动。
经过一阵还算顺利的活动，他们决定在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３日这天正式打出抗日的旗帜。
这一天正是农历的４月１８日，是每年一度的赶庙会的日子。一大清早，张家油坊来了
许多人，其中有县保卫团团总王家善带来的６０多人，巴彦县中学校长孔庆尧带来的６０多
人，有前后屯的自卫团长陈维新、侯振邦、米秀峰带来的６０多人，此外还有远道来的一些
人，一共有２００多人。这么多的人涌进张家油坊自然挺显眼的，但不知内情的人却不觉得
奇怪，因为他们知道张甲洲要在这一天结婚。不少人还不停地啧啧道：“你看看人老张家，
可真有面子，儿子结婚来了这么多人帮忙。”
前来参加张家的这场“婚礼”的人们在酒足饭饱之后，便拿出了事先准备好了的枪支弹
药和红袖标，打出了一面写有“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张把大家集合到井沿边的一
块空场上，对大家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然后正式宣布了这支队伍的编制和军纪——
张甲洲为指挥，王家善为副指挥，孔庆尧为参谋长，张文藻为文书兼交通，郑炳文和张清林
负责搞政治工作。
最后，张号召大家“宁可抗日战死，也决不能当亡国奴！”
张甲洲这支游击队的旗帜一打出去，立即轰动了全县。伪县长程绍廉立即派出大批军警
前来镇压。这时，王家善的曾经当过省防军统带的父亲王知津和其他一些士绅出面找程求
情。但好话说了一大车，才换来程绍廉一句算是给了好大面子的话：
“这些人组织队伍可以，但队伍中不能有张甲洲，因为他是赤化分子。队伍里有他，我
们就要打！”
王家善回来一学这话，孔、王等人便对张说，你还是出去暂避一段时间吧，避避风头，
等咱们力量强大了你再回来呗。
张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但既然孔、王说出了这种话，张也就无法再和他们呆在一起了，
他带着部分队伍冲了出去。等他们冲出重围后，张手下就只有１００来人了，为了解决人员
的不足，张决定要收编胡子队。
张甲洲选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一支报号为“绿林好”的胡子队。他带着两个人走了３０
多里路才在一个叫大烟沟的地方找到了胡子头“绿林好”（苏占山），可和这位胡子头谈了
半天，“绿林好”却说啥也不同意改编，只同意和游击队“拉顺线”（联合），说好条件之
后，张就把他们３０多人带到了游击队的驻地。但到了驻地后，“绿林好”他们却坚持不进
屯子，而是驻在东南山里——因为他们怕被游击队给缴了械。以后这种戒心也一直没有消
除。行军时，他们单走、单住；他自己的指挥部仍然叫“帐房”，还报自己的山头，不接受
游击队的番号，不和游击队混编，只是打仗时联合，包打一面。其最大的变化就不抢不夺了。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抗日，张甲洲提出：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
都一律欢迎。带枪带马来，就更欢迎。这个口号确实挺有吸引力。绥化、安达、巴彦、双鸭
山、庆城等地一大批爱国志士都参加进来了。张甲洲的这支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了７００多人。
人多了、枪多了，张甲洲把队伍整编为４个大队和一个模范队（以后改为少先队）及教
导队。其中装备最好的（清一色的三八枪）模范队，是张甲洲重点抓的一支队伍。全队３０
多人全是２０多岁的年轻人，队长金永锡是个２４岁的朝鲜族小伙子。模范队的队员们“严
守纪律，主张自己铡草、自己喂马，不拿群众东西，不打骂群众，不说黑话”。把他们叫做
模范队，就是让其他各队向他们学习。教导队共有２０多人，是一所流动军事学校，教官是
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陈海楼。此外，还成立了政治部、宣传部和娱乐部。
游击队壮大之后，便开始了攻城打窑（一般称房子或院落为窑，如果里面有枪，即为响
窑）的战斗。在战斗中，张甲洲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智大勇。
７月１６日，游击队在攻打龙泉镇内的“天僧泉烧锅”时，遭到了这个烧锅东家张振禄
（外号张八瞎子）的手下炮勇的顽强抗击，游击队久攻不下。这时，张八瞎子在城里当警察
中队长的儿子带４０多个警察正准备打过来。形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这时，张甲洲在全面
分析了情况之后，果断下令停火，由他自己单枪匹马闯进了天僧泉烧锅，找张八瞎子谈判。
张甲洲对他说：我们游击队来打龙泉的目的，就是要枪、要子弹，扩充抗日武装。当
前，在民族危亡关头，抗日救国是大事。我们是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
人，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不打日本，我们打，可是我们缺少枪
支弹药，你们先借给我们，等打完了日本，我们再还给你们。你看怎么样？
张八瞎子一听这话，心想，怎么样？那就得这么样了——“借”给他们吧！可是枪太贵
了，“借”了实在心疼，那就“借”给他们子弹吧。
就这样，游击队从这个烧锅里硬是“借”出了将近５０００发子弹。
然而，１０多天后，当张甲洲带队进攻一个名叫王四的大地主的“响窑”时，却遇到了
麻烦。
当时，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大马，带着５名警卫员去找王四谈判。
王四说，只准张一个人进去，但没想到他刚一进门就被王四的家丁给绑起来了。接着，王四
的家丁又要缴张带来的警卫员的械，警卫员们要打，张使了个眼色，警卫员便打马回到了游
击队报告情况去了。
王四抓住了张甲洲后，就向程绍廉报告，请他派人来押解。程立即派出沈营长带着车马
直奔王四窝堡。游击队得到情报后便摆出了围“窑”打援的架式。
当天晚上，王四一看营长一时半晌也到不了，怕游击队把张甲洲抢走，就派一名叫张兴
的炮勇把张甲洲秘密押到院外一个地主的家里。但他没有想到张甲洲说服了张兴，张兴不但
把人给放了，而且自己也参加了游击队。
张甲洲回到了游击队，吓坏了王四。他立即带着一家老小跑到县城里去了。张甲洲带着
队伍进了王四窝堡以后，召集穷人开会，然后开仓放粮、分浮财，最后一把火烧了王四家的
房子。一时间，那里的汉奸人人自危。
７月下旬，张甲洲带领队伍向兰西镇一带进行第一次西征。一路上破土窑、攻城镇，所
向无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行程千里，队伍也迅速扩大到１０００多人。
中共满洲省委时刻关注着这支迅速发展着的队伍。８月中旬，一个名叫李育才（人称
“小李先生”）的人奉省委之命来到了游击队。
当时，游击队里的许多人都感到这位李育才不是一般人，因为他一来就出任了参谋长之
职。但他们却并不知道，这位被他们称为“小李先生”的人，就是日后名震四海的英雄赵尚
志。
赵尚志，辽宁朝阳县人。１９２５年在哈尔滨入党，这年１１月入黄埔军校学习。没等
到毕业就赶上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赵尚志便退学回到了东北。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
３０年这段时间里，赵尚志先后在哈尔滨、双城、长春、沈阳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因此多
次被捕。据不完全统计，到“九·一八”事变前的这５年时间里，他在监狱里过了２年８个
月。直到“九·一八”后，党组织花钱疏通关系，才把他营救出狱。
赵尚志出狱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赵尚志到任后不久，便和张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彦县城的事。
当时，巴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但敌伪力量却很强。为了确有把握打下巴彦，他们决定联
合在城外呼兰一带的原东北军的“才团”（因其团长叫才鸿）和一个报号叫“绿林好”的胡
子队，一起攻打巴彦县城。
８月１３日，他们比较顺利地攻打下了巴彦县城，但进城后才鸿一见许多人都要参加游
击队，便觉得这是一个扩充自己实力的天赐良机。他自称“东北抗日第４军”，又把手下的
营长提为旅长，“绿林好”也带队投了过去，摇身一变，成了苏旅长。才鸿以让张甲洲当副
军长为条件，提出了吞并游击队的计划。张甲洲和赵尚志认为，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
装，只能联合他们一起抗日，而不能附合他们。于是便带着队伍很快撤出了巴彦县城，返回
到洼兴桥一带的根据地去了。
１０月底，游击队再一次与“绿林好”联合打进了东兴县城，并在城里住了下来。可
是，就在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各乡自卫团１０００多人打
了进来。“绿林好”一见情况不妙，一枪没放，带着队伍就溜了，只有游击队依托泰东公司
的大院墙孤军奋战。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损失很大，伤亡了将近５０人，赵尚志左眼下那
三个月型伤疤就是这次战斗的纪念品。
敌人进攻很猛，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张甲洲和赵尚志决定：不能再拚下去了，要撤！
于是，游击队员们把西大墙扒开了一个大口子，用两张大马爬犁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东兴城里的一点挫折并没有吓倒游击队，经过短暂的整训后，他们决定进行第二次西
征，准备到安达、拜泉等地，与那里的游击队会师，并计划与在西北部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
军李海青部和邓文部联合起来攻打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军。也就在这时，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再一次来到了游击队，并带来了省委的两条指示：
第一，把巴彦游击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６军；
第二，要求执行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
遵照省委的这两点指示，巴彦游击队在西征前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６军江北独立
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第一政委，吴福海任第二政委。原来的各个大队也都改成了
团。
独立师在西征的过程中，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进行
土地革命。这一下，使得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
武装。可是，执行这个政策以后，他们就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
队。此外，部队中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在这次西征路上，由于独立师与沿途的地主武装打了好几次仗，耽误了七八天时间，等
到了离齐齐哈尔２００多里的地方时，才知道原定要与他们会合的李海青、邓文等人已经因
他们没有按时到而独自进关了。
情况变了，怎么办？
张甲洲与赵尚志商量的结果是，回师北上，奔汤原，去和那里的游击队会师！
１９３３年１月，独立师踏上了充满荆棘的回师北上之路。
当独立师来到铁力一个叫一撮毛的地方时，他们缴了索伦族山林队“索利营”的几条三
八枪。这一下可惹了大麻烦了。这些索伦人装备很好，人穿皮衣，马挂铁掌（而独立师的马
却没有掌，在冰雪路上直摔跤），枪带支架，个个能骑善射，加之熟悉地形，直打得独立师
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这样一连打了十来天，付出了不少代价才算过了这一关。但紧接
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续遭到地主武装和伪军的多次伏击，结果，独立师被打
散了，赵尚志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张甲洲率余部等了４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当师部宣布要继续向汤原前进时，这些快
要回到家门口的巴彦子弟们便动了回家的念头，加之这时也快过年了，所以队伍中开始不断
有人开了小差。这样，他们回到巴彦根据地姜家窑时，整个独立师就只有７０多人。
只有这么几个人了，还怎么去汤原？张、赵等人不得不忍痛决定：暂分散隐蔽，等待时
机，重整队伍。
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９日，是一个最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窑屯子东头的大树下，张甲
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剩下的人员，采取“磕大帮头”的形式，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
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们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了脸上的
泪，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
“大家把枪都带回去，把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我们不能灰
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
“我们大家回家以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宁死也要当精忠
报国的岳飞！”
独立师解散后，赵尚志没有回家，他悄悄潜入了哈尔滨，找中共满洲省委汇报情况去
了。此时，中共满洲省委的××同志也在向省委报告有关巴彦游击队的情况，报告说：
“……这次队伍的失败，在整个的革命任务上是要痛惜的。但在工作的评价上讲，在整
个检讨上是最可耻的惨败，主要的不是在外力的打击，唯一的还是在主观方面自己就起了病
态，那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它本身就没有强的骨干，没有浓厚的政治力量来维系，就是说我
们的政治号召虽然在群众面前提出来了，但没有深入到群众里头去，不但群众，就是从做领
导的同志起也都摇摆不定，未能坚决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他们脑中丢开了党的伟大任务，
而把张甲洲及小赵的命令当作金科玉律忠诚地执行，群众没有坚决地拥护我们的主张，原因
是在于我们还没有表示更大的信心给他们，这个自然是归于我们领导的不正确了。在过去它
是没有群众工作，在巴彦退出后，它也并不是有种什么很大的政治意义，不是在执行游击队
的任务，是躲避着；不是进攻的，而是怕别人来打他的一种行动。虽然省委的指示信是正确
的，省委明显地严重地指出许多任务，但是事情也需要很健全的人去领导与推动。在那里一
般的同志都想要逃避，都表示消极，没有拿出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精神，没有拿出革命的坚决
性，来接受省委的指示信，并讨论去执行这个重要的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北满苏
区，拥护中央及红军武装，拥护苏联的任务。……，假如这个队伍有着坚强的无产阶级骨
干，假如他有了群众工作，有了一定的游击区，在群众掩护和拥护之下能这样失败吗？它能
使长期战斗的士兵跑开吗？如果党的工作开始，党内斗争起来，打击一切不正确的观念，要
群众认识了党，群众在党的周围影响着，也不致于因突然的打击而走开了。但考察实际情
形，我的同志小赵所给予群众是什么命令责骂，群众只说：‘李先生能干能说’，他们是从
个人关系上认识他，却不是从党的方面认识他……
“……我从他（指赵尚志）整个情形上考察他的意识并不是正确的坚决的了，他在表现
上、情绪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他有时烦闷，有时也悲哀，他决定什么事情不是从革命的
观点上出发，他是站在张甲洲的关系上出发，他这不是偶然的，在巴彦如此，当他布置什么
事情时，他就说张甲洲的意见怎样，他这时才决定事的办法，这确是放弃了党的任务。就在
红旗打出以后，他也是如此，他骂别人对事情是机械式的了解，所以布置事情不是经过会议
讨论，事后也不通知谁，过去常说：‘我在政治上负责任’，而由他个人意志来支配一
切，……他每日在指挥部与一般人谈笑，从未到士兵中去过，虽然召集士兵谈话，可那便是
上级官长对下级士兵的训话一样。他否认地主富农路线，可是当张甲洲与东兴地主富农拉拢
时，他并没有推动士兵们反对或他自己反对呀。而张甲洲在巴彦与地主富农勾结的事很多
呀，……他是常在指挥部住，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张甲洲卖枪给地主也同意呀，张甲洲令
士兵吃富农要给钱，他同意这个主张。他对群众不是以政治的影响，而是套个人感情……，
他常与群众谈话，说的是国民党过去玩的一些把戏，和东北各军阀的勾心斗角，没有拿出我
们的主张和办法来……
“从以上知道北满的红军第３６军江北独立师，算是昙花一现的过去了，它是在小资产
阶级领导下的一个产物，都是完成他们自己的革命阶段罢了，不坚决与消极动摇的情绪，充
分地表现出来……。”
正在为巴彦游击队失败而感到上火的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们接到报告后，顿时怒从心头
起，开会决定开除了赵尚志的党籍。
３ 三起三落
位于松花江下游的汤原县，处于伪三江省的中心地带。中共满洲省委对于那里的抗日武
装建设十分重视，认为我党为了领导松花江并下游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建立党独立领导下的
工农义勇军，并对于“工农义勇军必须要有政治上军事上的训练，要利用他们去宣传民众，
与保护民众运动”。１９３２年春，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汤原的汤区、格区、太平川区、洼
区、萝北的鸭蛋河区等都建立起了反日同盟会。总计有会员１０００多人，同时，在各地的
党支部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了，着手建立游击队的条件一天天地成熟起来了。但就在这时，县
委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派性斗争。党内的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抗日武装的建设。
为了加强对汤原工作的领导，省委在１９３２年秋天，专门派冯仲云以下江代表的身份
前往汤原指导工作。
冯仲云，江苏省武进县人。１９２６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第二年入党。１９３０
年后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委干事，在此期间被捕入狱。出狱后受党派遣于１９３
１年１０月后到哈尔滨，以商船学院教授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３１年５月任中共江北
区委宣传部长，１９３２年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
冯仲云来汤原后，妥善处理了原有矛盾，和县委同志一同担起“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
运动，建立红色游击队和红色政权的重任”。
不久，满洲省委又派来了军事干部李福。臣到汤原参加创建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工作。
成立游击队，自然就要解决枪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向全体党团员发出了捐
款购枪的号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枪可是个值钱的物件，一支大枪价值约为６００
０斤黄豆！可是，由于全县党团员、反日同盟会员积极响应县委号召，有钱的出钱、有粮的
出粮、有力的出力，硬是弄到了２０多支枪。别看这些枪很不起眼（有铁公鸡、别拉弹、套
筒枪、驳壳枪等），但这毕竟是成立游击队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呀！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０日，一支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３军汤原民众反日游击中队”
的武装便在汤原县城北一个叫半截河的地方正式成立了。李福臣任队长、戴鸿滨等三人分别
任三个小队的小队长。这支队伍是由４０名党、团员组织的，其中７名是汉族，其余都是朝
鲜族的男女青年。这些人都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有很高的民族觉悟，与日本帝国
主义者都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对抗日前途充满了信心。但是，这支队伍在他们刚刚创立后
不久，就连续遭到了几次严重的打击——
１０月中旬在梧桐河遇险是他们建队后的第一次挫折。
当时，游击队在中队长李福臣的率领下前往萝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然后根据鸭蛋河区
委书记李凤林的建议，又返回到梧桐河地区，准备夺取福丰稻田公司自卫团的武器。
到达梧桐河后，游击队员们都分散住到了各家各户，而把武器集中放到一个姓陈的人家
的地窖里。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游击队本来是准备到这里来缴自卫团的枪的，可没想到一伙
报号为“荣好”的胡子却打起他们的主意来了。就在游击队到达的当天，“荣好”带着一伙
胡子突然闯进村子，他们号称要搜查鸦片，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地搜了起来。结果，游击队那
几条枪一条不落地被他们给拿走了。
为了要回这些枪，李福臣和戴鸿滨二人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去找“荣好”。
他们知道这些胡子对国民党政府还是有几份畏惧的，于是便对“荣好”说：“我们是南
京政府派来到下江来的代表，奉命到这里来创建反日武装的。请你把枪还给我们。”
老奸巨滑的“荣好”虽然搞不清李、戴二人的真实来历，不敢对他们玩横的，但也不愿
意轻意把到手的枪还回来。他说：“你们说你们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可是空口无凭我怎么能
信呀？请你们交出南京政府的下江代表的证件，我就把枪还给你们。”
“荣好”的这招果然难住了李、戴二人，他们到哪里去弄证件呀？就这样，他们就只好
带着队员们空手着回到了县委所在地——七号屯。一时间，大家都感到十分难过，有些人甚
至开始悲观起来。这时，冯仲云对大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这次我们损失是不小，但
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总结教训，还是能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我们自己的……”
冯仲云的话给大家又鼓足了劲，可没想到不久以后，他们又遇到了建队后的第二次挫折。
当时李福臣已经奉命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省委又派了一个被大家称为老杨的同志担任
游击队长。老杨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搞到枪，而策动伪军哗变无疑是搞到枪的
一个办法。
１１月２日，老杨奉汤原中心县委的命令，带领全体游击队员前往鹤岗接应一个伪军机
枪连部分士兵的哗变。
当老杨带着人按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预定的地点的时候，他突然感到情况有点对不对
头。因为在伪军的营房四周一切都显得那么出奇地安静，事先商定好的信号也没有出现。为
了防止出现意外，他让戴鸿滨爬到院墙上去看看怎么回事。可当戴刚刚爬上去探出头向里面
看的时候，就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射击。多亏戴鸿滨躲得快，才没有被打死。老杨一见这种情
况，知道伪军士兵的哗变是泡汤了，只好带着人空着手撤回了七号屯。
汤原游击队发展不顺利的情况引起了满洲省委的重视。为了加强汤原游击队的领导力
量，省委又于１９３１年１月派绰号“士兵王”的王永江来到了汤原出任游击队的党代表。
王永江来后，采取了一些更为灵活的措施。为了便于和其他各种武装联合抗日，他按照江湖
上的规矩，自己报号“仁合”，游击队对外也称为“仁合队”。
王永江这一招果然有效，没过多久他们就收编了分别由旧军人出身的于九江和孙玉刚带
领的山林队和矿警队。但是，这些被收编过来的人都有不少为游击队所不能容忍的坏习惯。
于九江是吃喝嫖赌抢样样都干，孙玉刚更是过不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抽大烟抢群众东西，
甚至还要带人逃走。这两个人虽经游击队党支部多次教育，但仍不思改悔，最后，王永江决
定先后把他们俩给处决了。
兔死狐悲。于、孙二人被处决后，他们带进游击队的那些人便与原来的游击队员互相戒
备起来。这时，一个叫“老来好”的家伙便趁机串通几个人，准备向游击队领导下手。
这年６月，游击队在从通河返回汤原路过一个叫孙臭嘴子窑的地方宿营时，“老来好”
带着那几个人突然闯进了王永江和老杨的住处，杀死了王永江和支部委员裴锡哲等人，老杨
也身中７弹，伤势严重。与此同时，“老来好”的那些同伙也解除了游击队的全部武装，拉
走了两次被改编过来的新队员，逃往萝北方向。汤原游击队遭到了成立以来的第三次挫折，
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挫折。
位于松花江下游的汤原县，处于伪三江省的中心地带。中共满洲省委对于那里的抗日武
装建设十分重视，认为我党为了领导松花江并下游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建立党独立领导下的
工农义勇军，并对于“工农义勇军必须要有政治上军事上的训练，要利用他们去宣传民众，
与保护民众运动”。１９３２年春，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汤原的汤区、格区、太平川区、洼
区、萝北的鸭蛋河区等都建立起了反日同盟会。总计有会员１０００多人，同时，在各地的
党支部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了，着手建立游击队的条件一天天地成熟起来了。但就在这时，县
委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派性斗争。党内的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抗日武装的建设。
为了加强对汤原工作的领导，省委在１９３２年秋天，专门派冯仲云以下江代表的身份
前往汤原指导工作。
冯仲云，江苏省武进县人。１９２６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第二年入党。１９３０
年后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委干事，在此期间被捕入狱。出狱后受党派遣于１９３
１年１０月后到哈尔滨，以商船学院教授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３１年５月任中共江北
区委宣传部长，１９３２年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
冯仲云来汤原后，妥善处理了原有矛盾，和县委同志一同担起“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
运动，建立红色游击队和红色政权的重任”。
不久，满洲省委又派来了军事干部李福。臣到汤原参加创建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工作。
成立游击队，自然就要解决枪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向全体党团员发出了捐
款购枪的号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枪可是个值钱的物件，一支大枪价值约为６００
０斤黄豆！可是，由于全县党团员、反日同盟会员积极响应县委号召，有钱的出钱、有粮的
出粮、有力的出力，硬是弄到了２０多支枪。别看这些枪很不起眼（有铁公鸡、别拉弹、套
筒枪、驳壳枪等），但这毕竟是成立游击队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呀！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０日，一支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３军汤原民众反日游击中队”
的武装便在汤原县城北一个叫半截河的地方正式成立了。李福臣任队长、戴鸿滨等三人分别
任三个小队的小队长。这支队伍是由４０名党、团员组织的，其中７名是汉族，其余都是朝
鲜族的男女青年。这些人都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有很高的民族觉悟，与日本帝国
主义者都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对抗日前途充满了信心。但是，这支队伍在他们刚刚创立后
不久，就连续遭到了几次严重的打击——
１０月中旬在梧桐河遇险是他们建队后的第一次挫折。
当时，游击队在中队长李福臣的率领下前往萝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然后根据鸭蛋河区
委书记李凤林的建议，又返回到梧桐河地区，准备夺取福丰稻田公司自卫团的武器。
到达梧桐河后，游击队员们都分散住到了各家各户，而把武器集中放到一个姓陈的人家
的地窖里。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游击队本来是准备到这里来缴自卫团的枪的，可没想到一伙
报号为“荣好”的胡子却打起他们的主意来了。就在游击队到达的当天，“荣好”带着一伙
胡子突然闯进村子，他们号称要搜查鸦片，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地搜了起来。结果，游击队那
几条枪一条不落地被他们给拿走了。
为了要回这些枪，李福臣和戴鸿滨二人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去找“荣好”。
他们知道这些胡子对国民党政府还是有几份畏惧的，于是便对“荣好”说：“我们是南
京政府派来到下江来的代表，奉命到这里来创建反日武装的。请你把枪还给我们。”
老奸巨滑的“荣好”虽然搞不清李、戴二人的真实来历，不敢对他们玩横的，但也不愿
意轻意把到手的枪还回来。他说：“你们说你们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可是空口无凭我怎么能
信呀？请你们交出南京政府的下江代表的证件，我就把枪还给你们。”
“荣好”的这招果然难住了李、戴二人，他们到哪里去弄证件呀？就这样，他们就只好
带着队员们空手着回到了县委所在地——七号屯。一时间，大家都感到十分难过，有些人甚
至开始悲观起来。这时，冯仲云对大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这次我们损失是不小，但
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总结教训，还是能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我们自己的……”
冯仲云的话给大家又鼓足了劲，可没想到不久以后，他们又遇到了建队后的第二次挫折。
当时李福臣已经奉命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省委又派了一个被大家称为老杨的同志担任
游击队长。老杨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搞到枪，而策动伪军哗变无疑是搞到枪的
一个办法。
１１月２日，老杨奉汤原中心县委的命令，带领全体游击队员前往鹤岗接应一个伪军机
枪连部分士兵的哗变。
当老杨带着人按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预定的地点的时候，他突然感到情况有点对不对
头。因为在伪军的营房四周一切都显得那么出奇地安静，事先商定好的信号也没有出现。为
了防止出现意外，他让戴鸿滨爬到院墙上去看看怎么回事。可当戴刚刚爬上去探出头向里面
看的时候，就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射击。多亏戴鸿滨躲得快，才没有被打死。老杨一见这种情
况，知道伪军士兵的哗变是泡汤了，只好带着人空着手撤回了七号屯。
汤原游击队发展不顺利的情况引起了满洲省委的重视。为了加强汤原游击队的领导力
量，省委又于１９３１年１月派绰号“士兵王”的王永江来到了汤原出任游击队的党代表。
王永江来后，采取了一些更为灵活的措施。为了便于和其他各种武装联合抗日，他按照江湖
上的规矩，自己报号“仁合”，游击队对外也称为“仁合队”。
王永江这一招果然有效，没过多久他们就收编了分别由旧军人出身的于九江和孙玉刚带
领的山林队和矿警队。但是，这些被收编过来的人都有不少为游击队所不能容忍的坏习惯。
于九江是吃喝嫖赌抢样样都干，孙玉刚更是过不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抽大烟抢群众东西，
甚至还要带人逃走。这两个人虽经游击队党支部多次教育，但仍不思改悔，最后，王永江决
定先后把他们俩给处决了。
兔死狐悲。于、孙二人被处决后，他们带进游击队的那些人便与原来的游击队员互相戒
备起来。这时，一个叫“老来好”的家伙便趁机串通几个人，准备向游击队领导下手。
这年６月，游击队在从通河返回汤原路过一个叫孙臭嘴子窑的地方宿营时，“老来好”
带着那几个人突然闯进了王永江和老杨的住处，杀死了王永江和支部委员裴锡哲等人，老杨
也身中７弹，伤势严重。与此同时，“老来好”的那些同伙也解除了游击队的全部武装，拉
走了两次被改编过来的新队员，逃往萝北方向。汤原游击队遭到了成立以来的第三次挫折，
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挫折。
第二章
--------------------------------------------------------------------------------
４ “左”倾关门
对于“左”倾错误对东北抗联的影响，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的、由邓小
平同志题写书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一书，在前言中写道：
“……这时（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左右，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刚刚兴起并取得初步胜利
的时候——笔者注）中央机关仍在推行王明‘左’倾政策。１９３２年６月召开的‘北方会
议’，不顾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
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会议还着重反对所谓‘北方特殊论’、‘北方
落后论’，打击那些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会后，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
记罗登贤同志被调离领导岗位；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他
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都被斥为‘机会主义’。这样，就使满洲党的领导和
实际工作落后于客观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
的发展也受到了不利影响。”
当年，“左”倾路线确实吓走了不想和我们党一起抗日的关东汉。
透过下面几段文字，我们就可以想见“左”倾路线当年是何等吓人了。
延吉县委书记小李子，因为开展团结原东北军地方抗日集团势力，如李杜、王德林等人
共同抗日，而被斥为搞“上层勾结”，被视为右倾，被开除党籍；有一个名叫邓吉生的党
员，本人工作表现很好，可他的哥哥却是一名伪甲长，尽管那位伪甲长在邓吉生的影响下在
暗地里为我们作了不少工作，到头来邓吉生还是因为这一社会关系而被开除了党籍；我同盟
军某部看到反日山林队“平日军”有一支镜面匣子和一支新套筒枪，就给缴了过来；有一个
私塾先生，是我们的一个做地下工作的党员，工作做得较有成效，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暴
露，但吉东局却要求他带领全家上队，这位同志有点不太同意，于是立即就被开除了党籍，
使一个在群众中比较有威望、工作有成绩的人从此消沉下去了。
在延吉县王隅沟游击根据地，刚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便提出了“没收地主富农财
产”的口号。这一口号一提出，不但吓走了那里的地主富农，而且不少中农也被吓跑了。使
这个原来有两三千人的地方只剩下了一小半。东满地区的党组织在处理抗日游击队与其他反
日部队的关系上，无视其在反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反而过分强调他们反日的不坚决性，纪
律不好等消极因素，甚至把救国军看成是国民党亲日派，把山林队一律视为胡子，并时常与
其发生冲突，缴他们的枪。在处理根据地（当时自称赤区）与敌占区（当时称其为白区）群
众的关系上，也犯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一些人敌视“白区”的一切，不允许“赤区”与
“白区”的群众互相来往和做生意。凡是从“白区”来的人都可能被当做奸细抓起来拷问。
这样一来，人为地造成了“赤区”与“白区”群众间的对立和游击队的孤立。
像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太多了。在以上这几个例子中，那些党员就这样被开除了党籍，
由此可以很自然地想见会有多少党外人员被拒之于千里之外了。
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杨靖宇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也专门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自‘九·一八事变’迄今不能更大的推动起抗日战争，完成南满反日民族革命
任务，最主要的原因是得不到党正确的领导和我们党工作的薄弱。红军游击队放弃反日民族
革命战争的领导任务，如唐聚五、殿臣、三江好、兰司令、毛团甚至最坏的东江好等部下群
众在成份上，铁路、煤矿、造船、缫丝、伐木、雇农等工人、农民占大多数，但结果还是遭
受部分的失败，便是被国民党胡子来出卖，如国民党毛团长过去投降，胡子头殿臣、东江好
的投降等，这充分地说明国民党胡子头……另一方面充分地说明该广大抗日的群众因得不到
党的正确领导，以至遭受以上打击。我们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过去只是积极地怎样扩大自
己的组织，对国民党胡子头领导下的武装团体不但不去领导他们怎样夺取下层群众和领导
权，且时常地尖锐对立起来，以至红军游击队虽英勇，时时战胜敌人，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
的打击，处处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但以党的领导和工作上的薄弱，队伍又陷于孤立
状态，不能更大的推动起反日民族革命战争。”
--------------------------------------------------------------------------------
４ “左”倾关门
对于“左”倾错误对东北抗联的影响，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的、由邓小
平同志题写书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一书，在前言中写道：
“……这时（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左右，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刚刚兴起并取得初步胜利
的时候——笔者注）中央机关仍在推行王明‘左’倾政策。１９３２年６月召开的‘北方会
议’，不顾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规定包括东北在内的北方各省和南方革命根据地
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会议还着重反对所谓‘北方特殊论’、‘北方
落后论’，打击那些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会后，坚持抗日斗争正确方向的中共满洲省委书
记罗登贤同志被调离领导岗位；省委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坚持援助义勇军和联合其他
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主张和实际工作，都被斥为‘机会主义’。这样，就使满洲党的领导和
实际工作落后于客观实际，不仅丧失了抗日义勇军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而且使反日游击队
的发展也受到了不利影响。”
当年，“左”倾路线确实吓走了不想和我们党一起抗日的关东汉。
透过下面几段文字，我们就可以想见“左”倾路线当年是何等吓人了。
延吉县委书记小李子，因为开展团结原东北军地方抗日集团势力，如李杜、王德林等人
共同抗日，而被斥为搞“上层勾结”，被视为右倾，被开除党籍；有一个名叫邓吉生的党
员，本人工作表现很好，可他的哥哥却是一名伪甲长，尽管那位伪甲长在邓吉生的影响下在
暗地里为我们作了不少工作，到头来邓吉生还是因为这一社会关系而被开除了党籍；我同盟
军某部看到反日山林队“平日军”有一支镜面匣子和一支新套筒枪，就给缴了过来；有一个
私塾先生，是我们的一个做地下工作的党员，工作做得较有成效，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暴
露，但吉东局却要求他带领全家上队，这位同志有点不太同意，于是立即就被开除了党籍，
使一个在群众中比较有威望、工作有成绩的人从此消沉下去了。
在延吉县王隅沟游击根据地，刚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便提出了“没收地主富农财
产”的口号。这一口号一提出，不但吓走了那里的地主富农，而且不少中农也被吓跑了。使
这个原来有两三千人的地方只剩下了一小半。东满地区的党组织在处理抗日游击队与其他反
日部队的关系上，无视其在反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反而过分强调他们反日的不坚决性，纪
律不好等消极因素，甚至把救国军看成是国民党亲日派，把山林队一律视为胡子，并时常与
其发生冲突，缴他们的枪。在处理根据地（当时自称赤区）与敌占区（当时称其为白区）群
众的关系上，也犯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一些人敌视“白区”的一切，不允许“赤区”与
“白区”的群众互相来往和做生意。凡是从“白区”来的人都可能被当做奸细抓起来拷问。
这样一来，人为地造成了“赤区”与“白区”群众间的对立和游击队的孤立。
像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太多了。在以上这几个例子中，那些党员就这样被开除了党籍，
由此可以很自然地想见会有多少党外人员被拒之于千里之外了。
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杨靖宇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也专门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自‘九·一八事变’迄今不能更大的推动起抗日战争，完成南满反日民族革命
任务，最主要的原因是得不到党正确的领导和我们党工作的薄弱。红军游击队放弃反日民族
革命战争的领导任务，如唐聚五、殿臣、三江好、兰司令、毛团甚至最坏的东江好等部下群
众在成份上，铁路、煤矿、造船、缫丝、伐木、雇农等工人、农民占大多数，但结果还是遭
受部分的失败，便是被国民党胡子来出卖，如国民党毛团长过去投降，胡子头殿臣、东江好
的投降等，这充分地说明国民党胡子头……另一方面充分地说明该广大抗日的群众因得不到
党的正确领导，以至遭受以上打击。我们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过去只是积极地怎样扩大自
己的组织，对国民党胡子头领导下的武装团体不但不去领导他们怎样夺取下层群众和领导
权，且时常地尖锐对立起来，以至红军游击队虽英勇，时时战胜敌人，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
的打击，处处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但以党的领导和工作上的薄弱，队伍又陷于孤立
状态，不能更大的推动起反日民族革命战争。”
５ 中央来信
东北虽然和当时的党中央天各一方，但与中央却一直保持着联系，执行着中央的有关指
示（当然，这会不可避免地要有些“时间差”）。所以，满洲省委的同志们一个十分重要的
任务就是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来接收中央发来的指示。１９３３年３、４月间，吉东局书记孙
广英亲自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密信送交给中共满洲省委。代理省委书记魏维凡、组织部长何
成湘和满洲工会职委书记老曹等人用药水将信涂出后，一封题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
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的指示信便显现出来了。
全信分为４个部分，分别是：
一、日本占据满洲后的一般情况
二、满洲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
三、我们党在满洲的任务
四、我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基础
既然是中央的来信那就快让大家阅读、研究吧！那年月还没有复印机，只能是靠人来复
写，再传阅。经过传阅，这些有着极为敏感的政治嗅觉的省委委员们就有人看出问题来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封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少人说，这是假的。理由有二：其
一，这信来路不对——既然是中央来信，那就应该来自上海，怎么会来自莫斯科呢？我们和
中央并没有失去联系，而且经常有交通来往；其二，这封信的内容不对——信里讲的与中央
以前的文件精神不一致。
持此论者还专门把信中的一些段落读给大家听：
“我们党应该十分清楚了解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是自己手里的任务，这是中国
革命发展的现在阶段上的基本任务之一。……在满洲群众运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
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
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
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胜利的
前途。共产国际第１２次全会在这个策略基础上所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
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
本侵略者，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这些口号毫无疑义地，将得到满洲和全国广大人
民热烈拥护和同情。然而实现这些总的政治口号的成功，首先要靠着我们党正确的和灵活的
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
无产阶级在这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
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部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
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反对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反对投降和做
资产阶级尾巴的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
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和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
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
素，须分别地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
第三，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
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的革命情绪威胁之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
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才能使满洲的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能够得
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的策略的效果。
第四，必须慎重这一点：即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
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当这部分人还用武装的方法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那么这不
仅表明共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且特别地表明为着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领
导之下来，而用特殊的方式与资产阶级奋斗……
“在两条战线上无情的斗争，首先是反对右倾（对满洲的形势估计不足），对游击和罢
工斗争采取取消的态度，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为着与其他阶级统一战线，而失去我们党独立
的政治面目，对国民党有幻想等等——这是主要的危险。同时要反对各种的‘左倾’（如对
游击队抱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反日及反其他帝国主义的统一民族革命战线估计得不够，李立
三路线残余），必须成为一切行动及其指导的基础。……”
这里边的一些话明显与过去中央发来的指示不是一个调子嘛！不是假的是什么？
有人说这封信是真的。理由也有两条：其一是这个文件的内容比较符合满洲的实际情
况，中央代表团驻在第三国际，中央驻国际的代表团与上海的中央联系还是比较很密切的，
如果代表团在国际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帮助下，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起草指示后与中央交换意
见再以中央的名义发下来，并不是什么违反原则的事；其二是送来文件的老孙同志把这封信
是怎么从莫斯科捎过来的，又是怎么交到吉东局的过程讲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地方。所以，可以相信这封信是真的，而不是任何方面为了制造混乱或搞什么政治阴谋的产
物。
经过大家这么一讨论，信的真假问题就解决了——大家认为这信是真的。既然信是真
的，那就执行吧！这样，第二个问题就又来了——如何执行这个文件？是全面执行，还是部
分执行？
以×××同志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在南满磐石、海龙地区，群众基础比较好，红军３
２军的旗帜既然已经打出来了，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因此，在那里还是要搞红军、搞苏维
埃，其他地方搞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但魏维凡、老曹，省委职工部长金伯阳，省委
民族委员会书记李泽民及省军委书记老季等人认为，中央这个文件的指示精神，是决定东北
革命运动战略方针的。指示信里没有说明可以保留红军３２军和仍然可以搞苏维埃。相反，
指示中倒是明确指出在东北为了反满抗日，应该进行统一战线，发展抗日罢工，领导农民反
日反伪满斗争，建立人民革命军、人民政府。这是一整套反日反伪满的战略任务，应该全部
贯彻执行，而不应该只是部分地执行。
到底怎么办？当然还要通过开会来解决——共产党的许多事情都是通过这种办法来解决
的。这是一种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好方法，也是共产党多年来一直坚持使用的一种有特色
的工作方法。
东北虽然和当时的党中央天各一方，但与中央却一直保持着联系，执行着中央的有关指
示（当然，这会不可避免地要有些“时间差”）。所以，满洲省委的同志们一个十分重要的
任务就是从各种不同的渠道来接收中央发来的指示。１９３３年３、４月间，吉东局书记孙
广英亲自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密信送交给中共满洲省委。代理省委书记魏维凡、组织部长何
成湘和满洲工会职委书记老曹等人用药水将信涂出后，一封题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
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的指示信便显现出来了。
全信分为４个部分，分别是：
一、日本占据满洲后的一般情况
二、满洲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
三、我们党在满洲的任务
四、我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基础
既然是中央的来信那就快让大家阅读、研究吧！那年月还没有复印机，只能是靠人来复
写，再传阅。经过传阅，这些有着极为敏感的政治嗅觉的省委委员们就有人看出问题来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封信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少人说，这是假的。理由有二：其
一，这信来路不对——既然是中央来信，那就应该来自上海，怎么会来自莫斯科呢？我们和
中央并没有失去联系，而且经常有交通来往；其二，这封信的内容不对——信里讲的与中央
以前的文件精神不一致。
持此论者还专门把信中的一些段落读给大家听：
“我们党应该十分清楚了解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是自己手里的任务，这是中国
革命发展的现在阶段上的基本任务之一。……在满洲群众运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
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
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力量，共同地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
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胜利的
前途。共产国际第１２次全会在这个策略基础上所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
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
本侵略者，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这些口号毫无疑义地，将得到满洲和全国广大人
民热烈拥护和同情。然而实现这些总的政治口号的成功，首先要靠着我们党正确的和灵活的
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
无产阶级在这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
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部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
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反对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反对投降和做
资产阶级尾巴的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
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和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
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
素，须分别地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
第三，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
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的革命情绪威胁之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
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才能使满洲的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能够得
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的策略的效果。
第四，必须慎重这一点：即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
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当这部分人还用武装的方法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那么这不
仅表明共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且特别地表明为着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领
导之下来，而用特殊的方式与资产阶级奋斗……
“在两条战线上无情的斗争，首先是反对右倾（对满洲的形势估计不足），对游击和罢
工斗争采取取消的态度，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为着与其他阶级统一战线，而失去我们党独立
的政治面目，对国民党有幻想等等——这是主要的危险。同时要反对各种的‘左倾’（如对
游击队抱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反日及反其他帝国主义的统一民族革命战线估计得不够，李立
三路线残余），必须成为一切行动及其指导的基础。……”
这里边的一些话明显与过去中央发来的指示不是一个调子嘛！不是假的是什么？
有人说这封信是真的。理由也有两条：其一是这个文件的内容比较符合满洲的实际情
况，中央代表团驻在第三国际，中央驻国际的代表团与上海的中央联系还是比较很密切的，
如果代表团在国际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帮助下，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起草指示后与中央交换意
见再以中央的名义发下来，并不是什么违反原则的事；其二是送来文件的老孙同志把这封信
是怎么从莫斯科捎过来的，又是怎么交到吉东局的过程讲得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地方。所以，可以相信这封信是真的，而不是任何方面为了制造混乱或搞什么政治阴谋的产
物。
经过大家这么一讨论，信的真假问题就解决了——大家认为这信是真的。既然信是真
的，那就执行吧！这样，第二个问题就又来了——如何执行这个文件？是全面执行，还是部
分执行？
以×××同志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在南满磐石、海龙地区，群众基础比较好，红军３
２军的旗帜既然已经打出来了，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因此，在那里还是要搞红军、搞苏维
埃，其他地方搞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但魏维凡、老曹，省委职工部长金伯阳，省委
民族委员会书记李泽民及省军委书记老季等人认为，中央这个文件的指示精神，是决定东北
革命运动战略方针的。指示信里没有说明可以保留红军３２军和仍然可以搞苏维埃。相反，
指示中倒是明确指出在东北为了反满抗日，应该进行统一战线，发展抗日罢工，领导农民反
日反伪满斗争，建立人民革命军、人民政府。这是一整套反日反伪满的战略任务，应该全部
贯彻执行，而不应该只是部分地执行。
到底怎么办？当然还要通过开会来解决——共产党的许多事情都是通过这种办法来解决
的。这是一种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好方法，也是共产党多年来一直坚持使用的一种有特色
的工作方法。
６ 改弦更张
１９３３年５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了有党团省委主要负责人，哈尔滨市委、奉天
特委、吉东局、珠河中心县委负责同志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认真地讨论
了中央来信，统一了认识。最后，大家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对满洲党这一布尔什维克列宁主
义正确的指示”，一致通过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
的决议》，并号召满洲全党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转变党的路线，为中央所赋予他们
的任务而斗争，为胜利的领导满洲革命而斗争。
在决议中，中共满洲省委认真检查了过去贯彻“北方会议”精神所犯的错误，指出：
“北方会议对满洲没具体的估计，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估计的不足，过早的提出在满
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笼统的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的‘左’倾路线……，省委……扩大
了‘北方会议’对满洲‘左’的路线，许多地方党部则是更‘左’的扩大了省委机会主义路
线（汤原、珠河）。省委在一般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满洲“特殊”论方面完全否认了满洲
的具体的特殊情形，否认了满洲的党与群众没有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及苏维埃运
动的直接经验，不了解满洲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现在阶段上阶段相互关系及其配置的特殊情
形。没有看到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很大部分有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军官）为了维持剥
削者的利益，在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及其军队中的士兵和大部分军官反
日情绪威迫之下而进行着反日斗争的作用，错误地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傀儡作用，而与
国民党一样的看待。在这样的错误认识之下，便不能运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便不能不对广
大的反日群众实行关门主义。事实上不能不在蓬勃发展着的游击运动方面，在几十万反日游
击队方面表现党的无能及束手无策，而采取了过早地在满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毫不迟疑地
没收一切豪绅地主的错误路线。”
认识到以往的错误还只是改弦更张走上正确的道路的前提，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在此基础
上明确提出了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党的策略方针和党的具体任务——在目前东北反日民族解放
运动的现阶段上，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方针，开展广大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
争，争取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东北的人民革命军与选举的民众政府。
“中央来信中把东北的反日武装分成以下４种：第一种是“纯由吉林军部队所组织者，
其领导属于张学良部下的各将领（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朱霁青等），他们服从国
民党的指挥而依靠地主阶级和富农，这一些人，在帝国主义（美国）影响下，同时在广大民
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及其自己的军队中士兵和一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胁
之下，而全为着自己的利益，才实行抗日战争，然而他们却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的革
命运动……；第二种游击队伍，如王德林这一部队，不是大部的旧吉林军，而大部分是农民
小资产阶级，甚至工人的反日义勇军，国民党的影响较小，有一时期在某种程度内允许我们
党反帝国主义及革命煽动的自由……；第三种游击队，是各种农民的游击队（大刀会、红枪
会、自卫团），其中有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其成分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的
政治成熟不够及军事技术的弱点，一部分（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吉林军的
影响和指挥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运动走上真正的革命的轨道，而且有时候简直被反动的领
袖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领导之下，他们对本阶级弟兄的态度极
好，然而未能找到正确的彻底的真正的革命的方法和道路。第四种游击队，即赤色游击队，
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队伍，它执行我们党对满洲问题纲
领中彻底的反帝要求。它是一切游击队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的队伍。这队伍在自己进一
步的发展中，有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不仅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与满
洲政府，而且与国民党政府做胜利的斗争，但是可惜我们的组织及其影响过于薄弱，所以虽
然党、苏维埃、赤色游击队的本身政治影响不断地增加，然而赤色游击队，直到现在不但还
不是满洲整个反日游击运动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为这运动的基本力量。”
据此，中共满洲省委在决议中写道：“虽然我们的游击队没有成为左右一切的力量，然
而假使能运用正确的策略，如像中央所指示的分别对待各种游击队的下层统一战线以及某些
游击队的上层统一战线，并且某些游击队能与之进行反帝联盟的形式。只要合乎下列条件：
（１）坚决反日；（２）不侵犯劳苦群众利益，能予民众以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
出版、示威、游行等自由）；（３）不反对共产党，准许共产党以绝对活动的自由。我们的
赤色游击队可以与之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组织，进行反日的战斗，保证我们的党在里面
绝对的领导，便利我们赤色游击队顺利地向前发展，争得赤色游击队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
权。任何游击队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订立反日作战的协定。”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央指示信给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指导思想上带来的转变，尽管这种
转变还有些不尽人意之处，但其所具有的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对此，魏维凡（１９３２年
７月—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
后来回忆说：
“‘中央来信’的精神，主要是肯定了东北的特点，规定了反日反伪满的统一战线方
针，决定在东北不搞红军、苏维埃，而是建立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这个指示，为我
们指出了新的奋斗目标，较之北方会议的决议，显然是比较合乎东北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工
作的转变以必要的依据，也给东北的同志以兴奋。其深远影响，成为以后党在东北建立起来
声势浩大的抗日联军的政治基础。”
中央来信指示无疑为中共满洲省委及全体党员指出了一条走出认识上和运动中的误区之
路！
但是，笔者在这里使用虚拟语气给我们的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当时中央不向东北发
出这封指示信或者这封信指示到不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的手里，或满洲省委领导认为其是
假的而拒之不执行，那东北反日斗争又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如果你感到无法回答或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思的话，那么，当你看到魏维凡的下述
回忆后可能会有些新的想法，“中央指示信”仍然存在很多重大的问题，因此给以后东北党
在领导革命运动中以不良影响：
“首先，‘中央指示信’没有指出东北党过去执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而只是根据
东北的一些情况，提出一些必要的转变。没有提出反对北方会议后在东北执行的‘左’倾冒
险主义，也就不可能肃清‘左’倾冒险主义行动。因而我们在东北依然以大城市为进攻中
心，依然以组织对日罢工为主要任务。省委领导机关依旧摆在强大敌人统治的城市之一哈尔
滨，所有工作人员，既没有固定职业，又没有合法身份作掩护，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随时
都有被捕的可能。在城市工作中，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机会进行合法斗争。而我们老是满足
于贴标语、散传单的工作方式。满洲省委编印的‘满洲红旗’经常到处散发。呼海铁路沿
线，常常动员全线同志和赤色群众，一夜晚把我们省委的标语、传单都贴出去，究竟有多大
实际意义？只是暴露党的力量，给群众以赤色恐怖（一个时期，因为我们那样办，敌人经常
命令停车，搜查每个乘客，老百姓因此不敢坐呼海路的火车）之感！也充分表现我们‘左’
倾冒险主义者的愚蠢和幼稚得很！
“第二，‘指示信’指出了反日反满统一战线，我们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可以和各方面的
抗日武装订立攻守同盟，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对东北的各个抗日阶级、阶层，没有规
定争取团结的政策，对瓦解敌人，特别是对伪满军政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没有提。就满洲省
委所有负责同志当时讲，都没有能力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抗日武装
队伍，只能提出与之订立攻守同盟，再也找不出任何政策依据。我们面对着伪满洲国各级军
政人员的动摇、不满，谁也不敢设想争取他们……”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难道满洲省委的领导们真的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吗？到底是
什么使他们丧失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呢？
读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了在那几十年后某些人提出的“两个凡是”及那场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的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
指导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他老人家也说共产党最讲“认真”二字，但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革命导师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不先解放自
己的思想能解放全人类吗？
笔者深信那些长眠于黑土地上的先烈们及他们幸存下来的战友们对这一点的感触会比我
们深切得多！
１９３３年５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了有党团省委主要负责人，哈尔滨市委、奉天
特委、吉东局、珠河中心县委负责同志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认真地讨论
了中央来信，统一了认识。最后，大家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对满洲党这一布尔什维克列宁主
义正确的指示”，一致通过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
的决议》，并号召满洲全党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转变党的路线，为中央所赋予他们
的任务而斗争，为胜利的领导满洲革命而斗争。
在决议中，中共满洲省委认真检查了过去贯彻“北方会议”精神所犯的错误，指出：
“北方会议对满洲没具体的估计，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估计的不足，过早的提出在满
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笼统的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的‘左’倾路线……，省委……扩大
了‘北方会议’对满洲‘左’的路线，许多地方党部则是更‘左’的扩大了省委机会主义路
线（汤原、珠河）。省委在一般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满洲“特殊”论方面完全否认了满洲
的具体的特殊情形，否认了满洲的党与群众没有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及苏维埃运
动的直接经验，不了解满洲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现在阶段上阶段相互关系及其配置的特殊情
形。没有看到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很大部分有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军官）为了维持剥
削者的利益，在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及其军队中的士兵和大部分军官反
日情绪威迫之下而进行着反日斗争的作用，错误地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傀儡作用，而与
国民党一样的看待。在这样的错误认识之下，便不能运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便不能不对广
大的反日群众实行关门主义。事实上不能不在蓬勃发展着的游击运动方面，在几十万反日游
击队方面表现党的无能及束手无策，而采取了过早地在满洲建立苏维埃与红军，毫不迟疑地
没收一切豪绅地主的错误路线。”
认识到以往的错误还只是改弦更张走上正确的道路的前提，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在此基础
上明确提出了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党的策略方针和党的具体任务——在目前东北反日民族解放
运动的现阶段上，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方针，开展广大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
争，争取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东北的人民革命军与选举的民众政府。
“中央来信中把东北的反日武装分成以下４种：第一种是“纯由吉林军部队所组织者，
其领导属于张学良部下的各将领（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朱霁青等），他们服从国
民党的指挥而依靠地主阶级和富农，这一些人，在帝国主义（美国）影响下，同时在广大民
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及其自己的军队中士兵和一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胁
之下，而全为着自己的利益，才实行抗日战争，然而他们却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的革
命运动……；第二种游击队伍，如王德林这一部队，不是大部的旧吉林军，而大部分是农民
小资产阶级，甚至工人的反日义勇军，国民党的影响较小，有一时期在某种程度内允许我们
党反帝国主义及革命煽动的自由……；第三种游击队，是各种农民的游击队（大刀会、红枪
会、自卫团），其中有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其成分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的
政治成熟不够及军事技术的弱点，一部分（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吉林军的
影响和指挥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运动走上真正的革命的轨道，而且有时候简直被反动的领
袖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领导之下，他们对本阶级弟兄的态度极
好，然而未能找到正确的彻底的真正的革命的方法和道路。第四种游击队，即赤色游击队，
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队伍，它执行我们党对满洲问题纲
领中彻底的反帝要求。它是一切游击队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的队伍。这队伍在自己进一
步的发展中，有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不仅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与满
洲政府，而且与国民党政府做胜利的斗争，但是可惜我们的组织及其影响过于薄弱，所以虽
然党、苏维埃、赤色游击队的本身政治影响不断地增加，然而赤色游击队，直到现在不但还
不是满洲整个反日游击运动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为这运动的基本力量。”
据此，中共满洲省委在决议中写道：“虽然我们的游击队没有成为左右一切的力量，然
而假使能运用正确的策略，如像中央所指示的分别对待各种游击队的下层统一战线以及某些
游击队的上层统一战线，并且某些游击队能与之进行反帝联盟的形式。只要合乎下列条件：
（１）坚决反日；（２）不侵犯劳苦群众利益，能予民众以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
出版、示威、游行等自由）；（３）不反对共产党，准许共产党以绝对活动的自由。我们的
赤色游击队可以与之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组织，进行反日的战斗，保证我们的党在里面
绝对的领导，便利我们赤色游击队顺利地向前发展，争得赤色游击队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
权。任何游击队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订立反日作战的协定。”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央指示信给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指导思想上带来的转变，尽管这种
转变还有些不尽人意之处，但其所具有的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对此，魏维凡（１９３２年
７月—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
后来回忆说：
“‘中央来信’的精神，主要是肯定了东北的特点，规定了反日反伪满的统一战线方
针，决定在东北不搞红军、苏维埃，而是建立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这个指示，为我
们指出了新的奋斗目标，较之北方会议的决议，显然是比较合乎东北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工
作的转变以必要的依据，也给东北的同志以兴奋。其深远影响，成为以后党在东北建立起来
声势浩大的抗日联军的政治基础。”
中央来信指示无疑为中共满洲省委及全体党员指出了一条走出认识上和运动中的误区之
路！
但是，笔者在这里使用虚拟语气给我们的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当时中央不向东北发
出这封指示信或者这封信指示到不了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的手里，或满洲省委领导认为其是
假的而拒之不执行，那东北反日斗争又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如果你感到无法回答或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思的话，那么，当你看到魏维凡的下述
回忆后可能会有些新的想法，“中央指示信”仍然存在很多重大的问题，因此给以后东北党
在领导革命运动中以不良影响：
“首先，‘中央指示信’没有指出东北党过去执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而只是根据
东北的一些情况，提出一些必要的转变。没有提出反对北方会议后在东北执行的‘左’倾冒
险主义，也就不可能肃清‘左’倾冒险主义行动。因而我们在东北依然以大城市为进攻中
心，依然以组织对日罢工为主要任务。省委领导机关依旧摆在强大敌人统治的城市之一哈尔
滨，所有工作人员，既没有固定职业，又没有合法身份作掩护，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随时
都有被捕的可能。在城市工作中，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机会进行合法斗争。而我们老是满足
于贴标语、散传单的工作方式。满洲省委编印的‘满洲红旗’经常到处散发。呼海铁路沿
线，常常动员全线同志和赤色群众，一夜晚把我们省委的标语、传单都贴出去，究竟有多大
实际意义？只是暴露党的力量，给群众以赤色恐怖（一个时期，因为我们那样办，敌人经常
命令停车，搜查每个乘客，老百姓因此不敢坐呼海路的火车）之感！也充分表现我们‘左’
倾冒险主义者的愚蠢和幼稚得很！
“第二，‘指示信’指出了反日反满统一战线，我们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可以和各方面的
抗日武装订立攻守同盟，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对东北的各个抗日阶级、阶层，没有规
定争取团结的政策，对瓦解敌人，特别是对伪满军政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没有提。就满洲省
委所有负责同志当时讲，都没有能力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抗日武装
队伍，只能提出与之订立攻守同盟，再也找不出任何政策依据。我们面对着伪满洲国各级军
政人员的动摇、不满，谁也不敢设想争取他们……”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难道满洲省委的领导们真的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吗？到底是
什么使他们丧失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呢？
读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了在那几十年后某些人提出的“两个凡是”及那场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的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
指导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他老人家也说共产党最讲“认真”二字，但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革命导师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不先解放自
己的思想能解放全人类吗？
笔者深信那些长眠于黑土地上的先烈们及他们幸存下来的战友们对这一点的感触会比我
们深切得多！
第三章
--------------------------------------------------------------------------------
７ 威名远播
满天星，数不清，
东边道，出英雄，
抗日英雄无其数，
杨靖宇数第一名。
这是在东北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着的关于杨靖宇的民谣中的一首。
细心的人会发现，从古至今，每当有大事发生都会出现相应的民谣。而这些民谣往往又
是最能反映客观实际的。所以老百姓们都说：“众人口是天”。按照这一说法，如果要我们
给白山黑水的抗日英雄们排个座次的话，杨靖宇当坐在第一把交椅上。
其实，不光是老百姓把杨靖宇排到了这个位置，就连敌人也是这样看的。１９４４年５
月伪满警察协会出版的《满洲国治安小史》中说：“特别值得记述的，是满洲事变后在磐石
附近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县委组织了武装游击队，并称为红军，到大同二年（１９３３年）９
月，成全国（指伪满洲国）之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在磐石首先暴动。”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杨靖宇带领抗日队伍打日本的时候，他的名字本身就是战斗
力，如果用个我们今天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容易理解的例子来说这个问题的话，这
就好比许多名牌商品的牌子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一样。
杨靖宇三个字到底有多大威力？我们只要听一下那些“过来人”是怎么说的就可以略见
一斑了。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代表满洲党团省委巡视南满地区的韩光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讲了这
样一件事：
“有一件最有意思的事，即是唐聚伍兵工厂的一位马技师，反日情绪极高，在唐失败后
到现在，已稍患精神病了。某日他访我军，到司令部后，即与杨司令和个别抗日军头子，谈
起抗日工作等情况，谈至中途，忽有一人起来为马技师介绍说：‘此位即是红军之杨司
令。’马技师听罢即忙立起，垂立地下不坐，静听我司令之讲话，并口口声声称道：‘这回
我才得到真正抗日救国的司令了！’约一小时多，杨将讲话完，他跪地下叩了三个响头，然
后坐下并说：‘这回我才有坐。’其后他还告诉我司令很多军事秘密，表示出反日的真
诚……”
其实，杨靖宇这三个字不但在爱国群众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也征服了一些伪军
的心。曾任抗联一军军部团委书记的赵振华在回忆录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１９３５年春天，有一次我们的部队从辑安走到桓仁县，部队走得人困马乏。这时天
已经大亮，杨靖宇同志让大家休息一下，他就和一些领导同志研究如何通过公路的问题。正
在这时，后面的追兵向我们开了火。由于敌人很多，把我们团团包围了。我们被迫退守在一
个山上，居高临下向敌人反击。为了节省子弹，战士们往山下滚石头，砸敌人。敌人以为我
们没有子弹了，就拼命往山上冲。等到敌人接近了，我们就开枪打。这样接连打死了很多敌
人。这次和我们作战的，是日本关东军和住通化的伪军廖旅。双方打到下午３点多钟，廖旅
的人就问：‘你们是谁的部队？’我们说：‘是杨靖宇的部队。’他们不信，又说：‘我们
都是中国人，要真是杨靖宇的部队，就派一个人到中间地带谈判。’我们经过商量就决定派
一连的徐连长去了。他去了以后，对方说：‘你们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你们常走的路日本
人都下了卡子。’然后又问：‘你们子弹怎样？’我们的同志说：‘子弹是足的。’其实，
这是撑着说，因为摸不清对方的情况不能说实话。这时对方又说：‘我们给你们一些子弹，
你们今天晚上就可以从我们的防区撤出去。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连连
长回来把情况汇报了，我们就决定如果他们给我们子弹，我们就把一些烟土送给他们。后来
我们又问：‘怎么把东西送去呢？’他们说：‘你们先让出一个山头，我们把子弹搁到那。
你们去拿。你们再把破烂枪支、衣服扔下一些。把病马、瘦马，不顶用的东西扔下一些，我
们就可以交差了。’我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也真的把子弹送来了。我们过去时，他们就往
天上打枪，我们每个人都得了不少子弹，又把烟土给了他们一些，然后，趁着天黑我们就撤
出去了。我们部队刚刚撤出，他们就和日本人接火了，打得很凶，一直打了一夜。到了天
亮，日本关东军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打错了，他们就说：‘杨靖宇从天上飞了！’……”
杨靖宇何以能有如此大名？
打出来的！
自从杨靖宇来到南满游击队后，便带领游击队在１９３３年的前４个月里运用灵活机动
的战术，接连打退了日伪军的４次围攻。一时间，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以及杨靖宇本人
声名鹊起，成为一面对各支抗日队伍都颇有吸引力的旗帜。对此，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１９
３３年２月２４日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杨靖宇“担任政治委员领导队伍以后”，南满游击队
战果累累，“大大的扩大了政治影响，队伍日益发展，‘二七’前后，增加队员５０多
名”，队员要求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在工作中非常勇敢……积极”。中共满洲省委巡视
员伯阳１９３３年９月８日在其巡视报告《伯阳通信第二号》中记载，当时许多自发抗日军
队的下层官兵都纷纷议论说：“红军有好指挥官，能作战，倘若各抗日军都能加入红军，在
红军的指挥下，早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了。”
笔者认为，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伯阳讲的都是大实话，因为有许多材料可以为其作证。
但是，他们的话好像还没有说全面，因为杨靖宇名气那么大，并不完全是打出来的，还因为
他有一个像大海那样能“容纳百川”的胸怀。下面这两件从众多材料中随便抽出来的事便可
使读者略见一斑。
一件是关于赵旅和马团的。
所谓赵旅和马团，顾名思义，就是两支头头分别姓赵和姓马的队伍。赵旅的首领叫赵宝
林，马团的头头叫马立三。这两支队伍是当时磐石一带实力较大的反日武装。他们共同的特
点就是反日坚决，但对游击队却不太“感冒”。虽然杨靖宇对他们也做过工作，但他们却不
怎么买帐。可是杨靖宇并不打算放弃团结他们。
有一次，赵旅和马团在玻璃河套北板凳沟遭到了伪满靖安军的重兵包围，虽然他们左突
右冲，从太阳一露面一直打到日到中天，却无论如何也突不出去。
这可怎办？赵宝林和马立三的冷汗立时就下来了。找谁来救呀？谁又能救得了他们呢？
找杨靖宇的游击队？他们倒是在这附近，可是咱以前对人家那态度也太那个了，现在怎么有
脸去找他们呐？
正在他们犯难的时候，杨靖宇派人给他们送信来了。
杨靖宇告诉他们说，你们暂时再等一会儿，我马上带人来救你们！
果然没过多久，赵、马二人就听到在伪军的背后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其实那主要是
赤卫队、儿童团放的鞭炮声），伪军也一时搞不清楚出了什么事，陷入混乱之中。赵、马则
趁势指挥部队冲出了重围。
战斗结束后，赵、马对杨靖宇不但感激不尽，而且心服口服，赵宝林握着杨靖宇的手
说：“我非常惭愧，过去对不起弟兄们，这一回我算知道了谁是我的朋友。以后我姓赵的如
果有三心二意，对不起磐石父老，天理良心不容。”杨靖宇则大度地说：“过去的事，就不
要提啦。只要我们能够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胜利终归是我们的！”
再一件则是和胡子有关的。
１９３３年冬，在玻璃河套一带兴起了一股好几百人的大绺子，大掌柜的叫“长山
好”。这股绺子一出现，日本人和杨靖宇就都开始了说服工作。杨靖宇为此专门找过“长山
好”，对他说：“长山好兄弟，你枪法好，有本事应用到抗日上来！”那“长山好”嘴里应
着“杨司令你放心，我还有兄弟没来齐，３天后你听我的信儿”，暗中却和日本人来往，杨
靖宇虽然知道他的这一套，但仍未放弃对他的争取工作。
转眼就到了第３天了，杨靖宇打发两个机灵的小战士去给“长山好”送信并试探他的态
度。这两个小战士很顺利地通过了“长山好”的３道卡子——因为守卡子的胡子们一听他们
是杨靖宇派来的，都一路绿灯放行，只有到了最后一道卡子，才有一个小崽子（胡子中的
“兵”）提着六轮枪问道：
“哪来的？站住！”
“站住就站住，何必这样凶呢？”
“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不害怕吗？”
“怕什么？日本鬼子我们都不怕，还怕本国人吗？我们是杨司令派来的！……”
这时，“长山好”正在和日本派来的人谈得火热呢，听到外面说杨靖宇派人来了，吓得
赶紧让日本说客“踏条子”（藏起来）了。自己出来见到两个小战士后，摆出一副大掌柜的
派头说：“把杨司令的‘海叶子’（信）给我！”杨靖宇派来的那两个小战士并不害怕，对
他说：“看来你就是大掌柜的了，可是不怎么礼貌！”
“小小毛孩子，什么礼貌不礼貌的，快给我！……”
“我们是杨司令派来的，都说长山好义气，原来是这样啊！”
一听这话，“长山好”只好一摆手，说：“请吧！”
进屋后，“长山好”看了信后就进里屋与日本说客商量夜里如何去打游击队的事去了。
然后下命令说：“把这两个小崽子给我码起来（捆起来），等队伍滑（撤走）完了，就插了
（杀死）他们两个！”
然后，“长山好”留下一个胡子看着他俩，自己带胡子们行动去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战士对那个胡子说：“这位大哥，外边都走净了，你怎么办？”
“还不是留下来我们断后吗？”
“告诉你吧，这位大哥，长山好他想的美，咱们杨司令早就料到他这一手了，这四周早
就被我们卡住了，他休想逃走！这位大哥，我看你不如早点把我们给放了，咱们一起去见杨
司令。”
一听说去见杨司令，那个胡子就动心了，“那好吧，我就和你们一起找杨司令吧！”
当他们来到杨靖宇面前时，杨靖宇已经指挥游击队基本上打完了这一仗。
这一仗下来，“长山好”被打死，那个日本说客被活捉。这股绺子里的７０多人参加了
游击队。另外，还有２０多个想回家的人则每人拿着杨靖宇给他们的３块大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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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威名远播
满天星，数不清，
东边道，出英雄，
抗日英雄无其数，
杨靖宇数第一名。
这是在东北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着的关于杨靖宇的民谣中的一首。
细心的人会发现，从古至今，每当有大事发生都会出现相应的民谣。而这些民谣往往又
是最能反映客观实际的。所以老百姓们都说：“众人口是天”。按照这一说法，如果要我们
给白山黑水的抗日英雄们排个座次的话，杨靖宇当坐在第一把交椅上。
其实，不光是老百姓把杨靖宇排到了这个位置，就连敌人也是这样看的。１９４４年５
月伪满警察协会出版的《满洲国治安小史》中说：“特别值得记述的，是满洲事变后在磐石
附近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县委组织了武装游击队，并称为红军，到大同二年（１９３３年）９
月，成全国（指伪满洲国）之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在磐石首先暴动。”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杨靖宇带领抗日队伍打日本的时候，他的名字本身就是战斗
力，如果用个我们今天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容易理解的例子来说这个问题的话，这
就好比许多名牌商品的牌子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一样。
杨靖宇三个字到底有多大威力？我们只要听一下那些“过来人”是怎么说的就可以略见
一斑了。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代表满洲党团省委巡视南满地区的韩光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讲了这
样一件事：
“有一件最有意思的事，即是唐聚伍兵工厂的一位马技师，反日情绪极高，在唐失败后
到现在，已稍患精神病了。某日他访我军，到司令部后，即与杨司令和个别抗日军头子，谈
起抗日工作等情况，谈至中途，忽有一人起来为马技师介绍说：‘此位即是红军之杨司
令。’马技师听罢即忙立起，垂立地下不坐，静听我司令之讲话，并口口声声称道：‘这回
我才得到真正抗日救国的司令了！’约一小时多，杨将讲话完，他跪地下叩了三个响头，然
后坐下并说：‘这回我才有坐。’其后他还告诉我司令很多军事秘密，表示出反日的真
诚……”
其实，杨靖宇这三个字不但在爱国群众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且也征服了一些伪军
的心。曾任抗联一军军部团委书记的赵振华在回忆录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１９３５年春天，有一次我们的部队从辑安走到桓仁县，部队走得人困马乏。这时天
已经大亮，杨靖宇同志让大家休息一下，他就和一些领导同志研究如何通过公路的问题。正
在这时，后面的追兵向我们开了火。由于敌人很多，把我们团团包围了。我们被迫退守在一
个山上，居高临下向敌人反击。为了节省子弹，战士们往山下滚石头，砸敌人。敌人以为我
们没有子弹了，就拼命往山上冲。等到敌人接近了，我们就开枪打。这样接连打死了很多敌
人。这次和我们作战的，是日本关东军和住通化的伪军廖旅。双方打到下午３点多钟，廖旅
的人就问：‘你们是谁的部队？’我们说：‘是杨靖宇的部队。’他们不信，又说：‘我们
都是中国人，要真是杨靖宇的部队，就派一个人到中间地带谈判。’我们经过商量就决定派
一连的徐连长去了。他去了以后，对方说：‘你们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你们常走的路日本
人都下了卡子。’然后又问：‘你们子弹怎样？’我们的同志说：‘子弹是足的。’其实，
这是撑着说，因为摸不清对方的情况不能说实话。这时对方又说：‘我们给你们一些子弹，
你们今天晚上就可以从我们的防区撤出去。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连连
长回来把情况汇报了，我们就决定如果他们给我们子弹，我们就把一些烟土送给他们。后来
我们又问：‘怎么把东西送去呢？’他们说：‘你们先让出一个山头，我们把子弹搁到那。
你们去拿。你们再把破烂枪支、衣服扔下一些。把病马、瘦马，不顶用的东西扔下一些，我
们就可以交差了。’我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也真的把子弹送来了。我们过去时，他们就往
天上打枪，我们每个人都得了不少子弹，又把烟土给了他们一些，然后，趁着天黑我们就撤
出去了。我们部队刚刚撤出，他们就和日本人接火了，打得很凶，一直打了一夜。到了天
亮，日本关东军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打错了，他们就说：‘杨靖宇从天上飞了！’……”
杨靖宇何以能有如此大名？
打出来的！
自从杨靖宇来到南满游击队后，便带领游击队在１９３３年的前４个月里运用灵活机动
的战术，接连打退了日伪军的４次围攻。一时间，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以及杨靖宇本人
声名鹊起，成为一面对各支抗日队伍都颇有吸引力的旗帜。对此，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１９
３３年２月２４日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杨靖宇“担任政治委员领导队伍以后”，南满游击队
战果累累，“大大的扩大了政治影响，队伍日益发展，‘二七’前后，增加队员５０多
名”，队员要求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在工作中非常勇敢……积极”。中共满洲省委巡视
员伯阳１９３３年９月８日在其巡视报告《伯阳通信第二号》中记载，当时许多自发抗日军
队的下层官兵都纷纷议论说：“红军有好指挥官，能作战，倘若各抗日军都能加入红军，在
红军的指挥下，早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了。”
笔者认为，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伯阳讲的都是大实话，因为有许多材料可以为其作证。
但是，他们的话好像还没有说全面，因为杨靖宇名气那么大，并不完全是打出来的，还因为
他有一个像大海那样能“容纳百川”的胸怀。下面这两件从众多材料中随便抽出来的事便可
使读者略见一斑。
一件是关于赵旅和马团的。
所谓赵旅和马团，顾名思义，就是两支头头分别姓赵和姓马的队伍。赵旅的首领叫赵宝
林，马团的头头叫马立三。这两支队伍是当时磐石一带实力较大的反日武装。他们共同的特
点就是反日坚决，但对游击队却不太“感冒”。虽然杨靖宇对他们也做过工作，但他们却不
怎么买帐。可是杨靖宇并不打算放弃团结他们。
有一次，赵旅和马团在玻璃河套北板凳沟遭到了伪满靖安军的重兵包围，虽然他们左突
右冲，从太阳一露面一直打到日到中天，却无论如何也突不出去。
这可怎办？赵宝林和马立三的冷汗立时就下来了。找谁来救呀？谁又能救得了他们呢？
找杨靖宇的游击队？他们倒是在这附近，可是咱以前对人家那态度也太那个了，现在怎么有
脸去找他们呐？
正在他们犯难的时候，杨靖宇派人给他们送信来了。
杨靖宇告诉他们说，你们暂时再等一会儿，我马上带人来救你们！
果然没过多久，赵、马二人就听到在伪军的背后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其实那主要是
赤卫队、儿童团放的鞭炮声），伪军也一时搞不清楚出了什么事，陷入混乱之中。赵、马则
趁势指挥部队冲出了重围。
战斗结束后，赵、马对杨靖宇不但感激不尽，而且心服口服，赵宝林握着杨靖宇的手
说：“我非常惭愧，过去对不起弟兄们，这一回我算知道了谁是我的朋友。以后我姓赵的如
果有三心二意，对不起磐石父老，天理良心不容。”杨靖宇则大度地说：“过去的事，就不
要提啦。只要我们能够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胜利终归是我们的！”
再一件则是和胡子有关的。
１９３３年冬，在玻璃河套一带兴起了一股好几百人的大绺子，大掌柜的叫“长山
好”。这股绺子一出现，日本人和杨靖宇就都开始了说服工作。杨靖宇为此专门找过“长山
好”，对他说：“长山好兄弟，你枪法好，有本事应用到抗日上来！”那“长山好”嘴里应
着“杨司令你放心，我还有兄弟没来齐，３天后你听我的信儿”，暗中却和日本人来往，杨
靖宇虽然知道他的这一套，但仍未放弃对他的争取工作。
转眼就到了第３天了，杨靖宇打发两个机灵的小战士去给“长山好”送信并试探他的态
度。这两个小战士很顺利地通过了“长山好”的３道卡子——因为守卡子的胡子们一听他们
是杨靖宇派来的，都一路绿灯放行，只有到了最后一道卡子，才有一个小崽子（胡子中的
“兵”）提着六轮枪问道：
“哪来的？站住！”
“站住就站住，何必这样凶呢？”
“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不害怕吗？”
“怕什么？日本鬼子我们都不怕，还怕本国人吗？我们是杨司令派来的！……”
这时，“长山好”正在和日本派来的人谈得火热呢，听到外面说杨靖宇派人来了，吓得
赶紧让日本说客“踏条子”（藏起来）了。自己出来见到两个小战士后，摆出一副大掌柜的
派头说：“把杨司令的‘海叶子’（信）给我！”杨靖宇派来的那两个小战士并不害怕，对
他说：“看来你就是大掌柜的了，可是不怎么礼貌！”
“小小毛孩子，什么礼貌不礼貌的，快给我！……”
“我们是杨司令派来的，都说长山好义气，原来是这样啊！”
一听这话，“长山好”只好一摆手，说：“请吧！”
进屋后，“长山好”看了信后就进里屋与日本说客商量夜里如何去打游击队的事去了。
然后下命令说：“把这两个小崽子给我码起来（捆起来），等队伍滑（撤走）完了，就插了
（杀死）他们两个！”
然后，“长山好”留下一个胡子看着他俩，自己带胡子们行动去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战士对那个胡子说：“这位大哥，外边都走净了，你怎么办？”
“还不是留下来我们断后吗？”
“告诉你吧，这位大哥，长山好他想的美，咱们杨司令早就料到他这一手了，这四周早
就被我们卡住了，他休想逃走！这位大哥，我看你不如早点把我们给放了，咱们一起去见杨
司令。”
一听说去见杨司令，那个胡子就动心了，“那好吧，我就和你们一起找杨司令吧！”
当他们来到杨靖宇面前时，杨靖宇已经指挥游击队基本上打完了这一仗。
这一仗下来，“长山好”被打死，那个日本说客被活捉。这股绺子里的７０多人参加了
游击队。另外，还有２０多个想回家的人则每人拿着杨靖宇给他们的３块大洋走了。
８ 夜半枪声
１９８０年春天，率黑龙江省代表团到靖宇县参加杨靖宇殉国４０周年纪念活动的张瑞
麟，在归途中专门来到了磐石县烟筒山镇。
一踏进这个小镇，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便用急切目光寻找着。岁月沧桑，在小镇上已经
很难找到旧日痕迹了，但张瑞麟老人心中那个关于４７年前的往事、始终活在他心里的“曹
大哥”的音容却十分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他的曹大哥名叫曹国安，原是北平毓文学院的学生，中共党员。“九·一八”后受党组
织派遣回到东北，领导武装斗争。当时，组织上给了他两个办法——一是在反日群众运动的
基础上创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二是打入敌军内部组织哗变。
从北平回来后，他先是在永吉县的老家组织起了几百名地方“大排”进行抗日斗争，但
由于队伍成分过于复杂，领导权又握在地主手里，所以没过多久，这支队伍就跨了下来。
第一种办法没行，他又开始尝试第二种法子。他盯上的目标就是驻在乌拉街的伪铁道警
备第５旅１４团的迫击炮连。这个连原本是东北军的一个连队，“九·一八”事变后曾经一
度抗日，后被日军收编，但士兵仍有抗日情绪。根据党的指示，曹国安利用该连招兵的机
会，打进其内部。于是，他便和张瑞麟一起来到了乌拉街，要求当兵。
经过一点小小的周折（找保人）后，曹、张二人当上了一等兵，分别被编到３排和１
排。他们一当上兵后，就开始为起义做准备工作。为了把更多的人拉到自己的身边，他们决
定利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结盟兄弟”的办法。没多久，他们就把串连起来的２０多个人带
到一个小庙里举行了正式的结拜仪式。大家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
死。今后定要亲同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任何危难时刻也绝不出卖朋友……。结拜之
后，大家按年龄大小进行排行，结果曹国安成了老大哥。于是，他便以老大哥的身份给弟兄
们做指示，讲抗日道理了。
那时候军队里有文化的人不多，曹国安很快便因假条上的字写得好、话写得漂亮而被连
长看中了，当上了“贴写”，受到了信任。过了一段时间，曹国安又领来了一个名叫宋占祥
的人，并把他安排到了２排。
１９３３年４月，伪军１４团奉命去吉林南山“讨伐”抗日游击队，这本来是个起义的
好机会，但迫击炮连的连长让曹国安留在吉林市里照顾他的老婆孩子。曹对张、宋二人说：
起义准备工作不能间断，进山后，要多对弟兄们做思想工作，抓住机会组织起义，不必等
他。最好能想办法和游击队取得联系……
“讨伐”结束后，伪军１４团到烟筒山临时驻防，迫击炮连驻在了镇南头的“成德源”
烧锅大院里。那个院子本是一个“响窑”，土院墙有一丈多高，四个墙角上都有炮台。
不久，曹国安护送连长家属也来到了烟筒山镇。他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和张、宋二人一
起来到了院子东北角上的炮台里，分析了迫击炮连当时的形势。他们认为起义的条件已经成
熟：
第一，目前士兵反日情绪很高，如马上起义，可以有８０％的人响应；
第二，驻地接近山林，起义后容易和游击队联系上；
第三，时值农历四月下旬，青纱帐基本上起来了，便于以后活动；
第四，迫击炮连的这个烧锅大院远离营部和其他部队，行动方便。
几天后，他们确定了起义的时间为端午节的午夜，并规定口令为“革命”，口号是“抗
日救国”，行动暗号是高喊“日本人来缴械了！”
要说这事也真巧，端午节那天午后，伪连长因被提拔为少校团长特地请一帮军官喝酒。
当官的都去了，当兵的照吃高粱米籽，弄得大家气不顺。这时，曹国安他们三个趁机自己掏
钱分别请本排弟兄们的客，大家吃着他们的菜、喝着他们的酒，也就愿意听他们的话了。
晚上，他们三个人分别对一些人打过了招呼，说夜里可能有情况，要警惕点。那些人心
里也有数，便个个装做喝多了，和衣而“睡”去了。
午夜过后，大院里响起了“不好了！日本人来缴械了！”的喊声，那些装睡的骨干们立
即从炕上跳了下来，其他人也赶忙跟着跑了出来，不一会全连１００多号人就都在院子里集
合起来了。就在曹国安带着他们准备出大门的时候，伪连长出来了。他问道：“怎么回事？”
“日本人来缴械了！”黑暗中有人答道。
“这是谁说的？”伪连长问，“弟兄们，不要乱，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半夜三更的，
哪有日本人来缴械的事，日本人要是真来缴械，还有我这个连长在？现在大家听我命令，各
排排长到连部开会，其余的弟兄们回去睡觉！”
曹国安一听，事情要坏，便当机立断，打死伪连长！于是，便对张、宋二人命令道：
“干掉他！”
曹国安他们几个的枪一响，骨干们便纷纷响应。伪连长、排长几乎同时被打死和击伤。
这时，驻在镇西头的机枪连那边也响起了枪声，曹国安趁大家带没弄清怎么回事，大声喊
道：“弟兄们，日本人就要包围我们了，大家赶快跟我走！”说完便带着队伍冲了出去。
张瑞麟见曹国安和宋铁岩已经把队伍拉出去了，便喊上几个正在上夜班的工人，扛起迫
击炮和炮弹跟着冲了出去。
天亮的时候，队伍会集起来了。曹国安开始讲话了，他说：“现在我们起义胜利了，从
现在起，我们又是真正的中国人了，不再是亡国奴了。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手里
的枪要去打日本鬼子。要抗日，就得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人多才有力量嘛！”
大家说：“我们愿意跟着大哥走！”
曹国安说：“那好！我看咱们这支队伍就叫“抗日迫击炮大队。下面，我们大伙选一下
大队长、政委和中队长吧。”
经过选举，曹国安、宋铁岩和张瑞麟分别被选为大队长、政委和第一中队长，另外两个
骨干为第二、第三中队长。选举结束后，队伍即在曹国安的带领下向东南方的山林里奔去。
几天后，他们在玻璃河套找到了南满游击队。他们受到南满游击队教导队政委李红光和
正在那里传达文件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热烈欢迎，并被正式授予了“中国工农红
军第３２军南满游击总队迫击炮独立大队”的番号。
１９８０年春天，率黑龙江省代表团到靖宇县参加杨靖宇殉国４０周年纪念活动的张瑞
麟，在归途中专门来到了磐石县烟筒山镇。
一踏进这个小镇，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便用急切目光寻找着。岁月沧桑，在小镇上已经
很难找到旧日痕迹了，但张瑞麟老人心中那个关于４７年前的往事、始终活在他心里的“曹
大哥”的音容却十分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他的曹大哥名叫曹国安，原是北平毓文学院的学生，中共党员。“九·一八”后受党组
织派遣回到东北，领导武装斗争。当时，组织上给了他两个办法——一是在反日群众运动的
基础上创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二是打入敌军内部组织哗变。
从北平回来后，他先是在永吉县的老家组织起了几百名地方“大排”进行抗日斗争，但
由于队伍成分过于复杂，领导权又握在地主手里，所以没过多久，这支队伍就跨了下来。
第一种办法没行，他又开始尝试第二种法子。他盯上的目标就是驻在乌拉街的伪铁道警
备第５旅１４团的迫击炮连。这个连原本是东北军的一个连队，“九·一八”事变后曾经一
度抗日，后被日军收编，但士兵仍有抗日情绪。根据党的指示，曹国安利用该连招兵的机
会，打进其内部。于是，他便和张瑞麟一起来到了乌拉街，要求当兵。
经过一点小小的周折（找保人）后，曹、张二人当上了一等兵，分别被编到３排和１
排。他们一当上兵后，就开始为起义做准备工作。为了把更多的人拉到自己的身边，他们决
定利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结盟兄弟”的办法。没多久，他们就把串连起来的２０多个人带
到一个小庙里举行了正式的结拜仪式。大家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
死。今后定要亲同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任何危难时刻也绝不出卖朋友……。结拜之
后，大家按年龄大小进行排行，结果曹国安成了老大哥。于是，他便以老大哥的身份给弟兄
们做指示，讲抗日道理了。
那时候军队里有文化的人不多，曹国安很快便因假条上的字写得好、话写得漂亮而被连
长看中了，当上了“贴写”，受到了信任。过了一段时间，曹国安又领来了一个名叫宋占祥
的人，并把他安排到了２排。
１９３３年４月，伪军１４团奉命去吉林南山“讨伐”抗日游击队，这本来是个起义的
好机会，但迫击炮连的连长让曹国安留在吉林市里照顾他的老婆孩子。曹对张、宋二人说：
起义准备工作不能间断，进山后，要多对弟兄们做思想工作，抓住机会组织起义，不必等
他。最好能想办法和游击队取得联系……
“讨伐”结束后，伪军１４团到烟筒山临时驻防，迫击炮连驻在了镇南头的“成德源”
烧锅大院里。那个院子本是一个“响窑”，土院墙有一丈多高，四个墙角上都有炮台。
不久，曹国安护送连长家属也来到了烟筒山镇。他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和张、宋二人一
起来到了院子东北角上的炮台里，分析了迫击炮连当时的形势。他们认为起义的条件已经成
熟：
第一，目前士兵反日情绪很高，如马上起义，可以有８０％的人响应；
第二，驻地接近山林，起义后容易和游击队联系上；
第三，时值农历四月下旬，青纱帐基本上起来了，便于以后活动；
第四，迫击炮连的这个烧锅大院远离营部和其他部队，行动方便。
几天后，他们确定了起义的时间为端午节的午夜，并规定口令为“革命”，口号是“抗
日救国”，行动暗号是高喊“日本人来缴械了！”
要说这事也真巧，端午节那天午后，伪连长因被提拔为少校团长特地请一帮军官喝酒。
当官的都去了，当兵的照吃高粱米籽，弄得大家气不顺。这时，曹国安他们三个趁机自己掏
钱分别请本排弟兄们的客，大家吃着他们的菜、喝着他们的酒，也就愿意听他们的话了。
晚上，他们三个人分别对一些人打过了招呼，说夜里可能有情况，要警惕点。那些人心
里也有数，便个个装做喝多了，和衣而“睡”去了。
午夜过后，大院里响起了“不好了！日本人来缴械了！”的喊声，那些装睡的骨干们立
即从炕上跳了下来，其他人也赶忙跟着跑了出来，不一会全连１００多号人就都在院子里集
合起来了。就在曹国安带着他们准备出大门的时候，伪连长出来了。他问道：“怎么回事？”
“日本人来缴械了！”黑暗中有人答道。
“这是谁说的？”伪连长问，“弟兄们，不要乱，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半夜三更的，
哪有日本人来缴械的事，日本人要是真来缴械，还有我这个连长在？现在大家听我命令，各
排排长到连部开会，其余的弟兄们回去睡觉！”
曹国安一听，事情要坏，便当机立断，打死伪连长！于是，便对张、宋二人命令道：
“干掉他！”
曹国安他们几个的枪一响，骨干们便纷纷响应。伪连长、排长几乎同时被打死和击伤。
这时，驻在镇西头的机枪连那边也响起了枪声，曹国安趁大家带没弄清怎么回事，大声喊
道：“弟兄们，日本人就要包围我们了，大家赶快跟我走！”说完便带着队伍冲了出去。
张瑞麟见曹国安和宋铁岩已经把队伍拉出去了，便喊上几个正在上夜班的工人，扛起迫
击炮和炮弹跟着冲了出去。
天亮的时候，队伍会集起来了。曹国安开始讲话了，他说：“现在我们起义胜利了，从
现在起，我们又是真正的中国人了，不再是亡国奴了。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手里
的枪要去打日本鬼子。要抗日，就得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人多才有力量嘛！”
大家说：“我们愿意跟着大哥走！”
曹国安说：“那好！我看咱们这支队伍就叫“抗日迫击炮大队。下面，我们大伙选一下
大队长、政委和中队长吧。”
经过选举，曹国安、宋铁岩和张瑞麟分别被选为大队长、政委和第一中队长，另外两个
骨干为第二、第三中队长。选举结束后，队伍即在曹国安的带领下向东南方的山林里奔去。
几天后，他们在玻璃河套找到了南满游击队。他们受到南满游击队教导队政委李红光和
正在那里传达文件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热烈欢迎，并被正式授予了“中国工农红
军第３２军南满游击总队迫击炮独立大队”的番号。
９ 新军诞生
南满游击队自１９３２年６月成立后，经历多次战斗，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由于中
央指示信的精神“在杨靖宇同志领导的地区起了作用，……杨靖宇的游击队执行统一战线政
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当年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魏抱一１９６４年回忆说），在南满地区
形成了以游击队为核心的一大批抗日武装力量。这样，成立人民革命军的条件就基本上成熟
了。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８日，杨靖宇在磐石县西玻璃河套主持召开了中共磐石县委和南满游
击队干部大会，正式宣布将“红军第３２军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
立师”。
虽然独立师成立时只有３００多人，还没有我们今天一个团的人多，但却挺正规。该师
在司令部下辖政治部、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以及两个团和一个政治保安连。杨靖宇任
师长（也称司令）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任参谋长。
就在独立师成立的当天，中共磐石县委在全县１０多处地方组织了共有２０００多人参
加的群众集会。同时，独立师还向“全东北三千万民众”发表了一个成立宣言以及《告反日
义勇军战士书》。
成立宣言在历数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行之后，郑重宣布：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是东北三千万民众的武装力量，一师全体战斗
员热烈地希望，并欢迎工人、农民、士兵、警察、贫民、学生成群结队地来参加游击队，共
同地与日本强盗及走狗‘满洲国’作战。更希望工厂中、农村里、兵营中、学校里，广泛地
组织反日团体，扩大反日战线，早日达到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强盗及走狗‘满洲国’统治的
目的。”
在《告反日义勇军战士书》中，独立师表示，愿意在（一）不投降，不卖国，反日到
底；（二）允许民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三）允许民众在进行反日战争等条
件下，与任何反日部队结成反日作战同盟。
今天，当我们认真查找一下当年各支抗日队伍所发表的文件时，就会发现，以上这两个
文件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杨靖宇个人的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能
体现杨靖宇个人政治水平的应该说还是在独立师成立后（１０月９日）所发表的《东北人民
革命军斗争纲领》。这个纲领明确规定了人民革命军的奋斗目标、斗争任务和重要对策。其
主要内容是：拥护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和对日宣战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与红军；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中国，推翻日伪在东北的统治；武装民众，保护民众权利，建立
东北民选的人民革命政府；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充做抗日经费及分给反日战士
与民众；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被压迫民族等。
独立师成立后，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中共磐石县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１
月２４日《南满磐石关于日满匪围攻东边道情形致省委报告》中写道：
“我军所到之处，到处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各地群众自动杀猪置酒送给队伍，
请求我们到当地去活动。”
其实，关于这一点，不光是咱们自己这样说，就连敌人也这么说——“人民革命军均规
律整严，似无禁鸦片、海洛英、赌博等恶习”。在伪满军政部的一份名为“满洲共匪研究”
的材料中写道：
“人民革命军以‘红色民众”为基础方能存在；对于民众，注意很深，严戒着士兵胡做
非为。……人民革命军这种军规肃然的民众态度，有益于民众感情的融恰亲和，加强二者的
结合。”
“１９３４年五、六月顷，第３１号保线工场所属保线工人，因有红军要求，议定：每
人提供１元８角５分的水袜子（一种胶鞋——笔者注）８３双，提供给红军。同年７月顷，
李德以同僚的捐款采购了誊写板，原纸五、六十枚，白露纸五十枚，铁笔五枚，手交陈万
富。同年阴历十一月顷，李德采购豆油５斤，煤油２斤，蓝条绵布、棉花２斤、蓝线一轴、
盐５斤，手交陈万福。同年十一月顷李德采购了白面一袋，提供给红军。”
伪通化省警务厅的文件上写道：
“红军的活动状态，与土匪完全不同，行军中到民家吃饭的时候，一定开付饭钱，拿去
的东西也一定给钱，如果当时没有带钱，日后一定送到。”
伪军管区的文件上说：
“（人民革命军）收揽一般农民的方法：对于贫农极其恳切叮咛，宿营之际，使老幼睡
在炕上，自己却睡在地上，使役农民的时候给相当的酬金。”
得民心者得天下。由于独立师深受群众欢迎，所以尽管在其成立后即面临着敌人的一次
又一次的进攻，但却越战越勇、越打越强。独立师力量一强，说话也就有人听了。所以１９
３４年２月２１日，当独立师司令部召集南满带１７支反日武装的首领来开会时，大家都来
了。会上，他们一致同意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并发表了《抗日联合军成立宣言》，杨
靖宇被选为抗日联合军的总指挥。当时亲临会场的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小孟在给省委的报告
中说：
“选举总指挥部的人员的时候，尤为郑重，皆用投票法。当时室内则鸦雀无声，选总指
挥的１７张票，１６张写着杨司令。”
到１９３４年９月份独立师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已经发展到８００多人。
这一年１１月５日，中共南满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临江县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杨靖
宇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组织中共南满特委的提议。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下辖两个师及各个直属队。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朴宗汉任参谋
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曹国安分别任第１、第２师师长。
南满游击队自１９３２年６月成立后，经历多次战斗，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由于中
央指示信的精神“在杨靖宇同志领导的地区起了作用，……杨靖宇的游击队执行统一战线政
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当年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魏抱一１９６４年回忆说），在南满地区
形成了以游击队为核心的一大批抗日武装力量。这样，成立人民革命军的条件就基本上成熟
了。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８日，杨靖宇在磐石县西玻璃河套主持召开了中共磐石县委和南满游
击队干部大会，正式宣布将“红军第３２军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
立师”。
虽然独立师成立时只有３００多人，还没有我们今天一个团的人多，但却挺正规。该师
在司令部下辖政治部、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以及两个团和一个政治保安连。杨靖宇任
师长（也称司令）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任参谋长。
就在独立师成立的当天，中共磐石县委在全县１０多处地方组织了共有２０００多人参
加的群众集会。同时，独立师还向“全东北三千万民众”发表了一个成立宣言以及《告反日
义勇军战士书》。
成立宣言在历数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行之后，郑重宣布：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是东北三千万民众的武装力量，一师全体战斗
员热烈地希望，并欢迎工人、农民、士兵、警察、贫民、学生成群结队地来参加游击队，共
同地与日本强盗及走狗‘满洲国’作战。更希望工厂中、农村里、兵营中、学校里，广泛地
组织反日团体，扩大反日战线，早日达到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强盗及走狗‘满洲国’统治的
目的。”
在《告反日义勇军战士书》中，独立师表示，愿意在（一）不投降，不卖国，反日到
底；（二）允许民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三）允许民众在进行反日战争等条
件下，与任何反日部队结成反日作战同盟。
今天，当我们认真查找一下当年各支抗日队伍所发表的文件时，就会发现，以上这两个
文件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杨靖宇个人的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最能
体现杨靖宇个人政治水平的应该说还是在独立师成立后（１０月９日）所发表的《东北人民
革命军斗争纲领》。这个纲领明确规定了人民革命军的奋斗目标、斗争任务和重要对策。其
主要内容是：拥护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和对日宣战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与红军；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中国，推翻日伪在东北的统治；武装民众，保护民众权利，建立
东北民选的人民革命政府；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充做抗日经费及分给反日战士
与民众；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被压迫民族等。
独立师成立后，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中共磐石县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１
月２４日《南满磐石关于日满匪围攻东边道情形致省委报告》中写道：
“我军所到之处，到处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各地群众自动杀猪置酒送给队伍，
请求我们到当地去活动。”
其实，关于这一点，不光是咱们自己这样说，就连敌人也这么说——“人民革命军均规
律整严，似无禁鸦片、海洛英、赌博等恶习”。在伪满军政部的一份名为“满洲共匪研究”
的材料中写道：
“人民革命军以‘红色民众”为基础方能存在；对于民众，注意很深，严戒着士兵胡做
非为。……人民革命军这种军规肃然的民众态度，有益于民众感情的融恰亲和，加强二者的
结合。”
“１９３４年五、六月顷，第３１号保线工场所属保线工人，因有红军要求，议定：每
人提供１元８角５分的水袜子（一种胶鞋——笔者注）８３双，提供给红军。同年７月顷，
李德以同僚的捐款采购了誊写板，原纸五、六十枚，白露纸五十枚，铁笔五枚，手交陈万
富。同年阴历十一月顷，李德采购豆油５斤，煤油２斤，蓝条绵布、棉花２斤、蓝线一轴、
盐５斤，手交陈万福。同年十一月顷李德采购了白面一袋，提供给红军。”
伪通化省警务厅的文件上写道：
“红军的活动状态，与土匪完全不同，行军中到民家吃饭的时候，一定开付饭钱，拿去
的东西也一定给钱，如果当时没有带钱，日后一定送到。”
伪军管区的文件上说：
“（人民革命军）收揽一般农民的方法：对于贫农极其恳切叮咛，宿营之际，使老幼睡
在炕上，自己却睡在地上，使役农民的时候给相当的酬金。”
得民心者得天下。由于独立师深受群众欢迎，所以尽管在其成立后即面临着敌人的一次
又一次的进攻，但却越战越勇、越打越强。独立师力量一强，说话也就有人听了。所以１９
３４年２月２１日，当独立师司令部召集南满带１７支反日武装的首领来开会时，大家都来
了。会上，他们一致同意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并发表了《抗日联合军成立宣言》，杨
靖宇被选为抗日联合军的总指挥。当时亲临会场的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小孟在给省委的报告
中说：
“选举总指挥部的人员的时候，尤为郑重，皆用投票法。当时室内则鸦雀无声，选总指
挥的１７张票，１６张写着杨司令。”
到１９３４年９月份独立师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已经发展到８００多人。
这一年１１月５日，中共南满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临江县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杨靖
宇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组织中共南满特委的提议。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下辖两个师及各个直属队。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朴宗汉任参谋
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曹国安分别任第１、第２师师长。
第四章
--------------------------------------------------------------------------------
１０ 特委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４天，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军占领东北后东北
党组织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做出决议：号召与发动群众，开展罢工罢课与罢市斗争，进行
游击战争，反抗日本的侵略。
中共东满特委在反日问题上是一点不含糊的。他们立即着手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件是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接二连三地发出了一大批用于指导抗日行动的文件。其
中有《反对日帝占领满洲的紧急决议案》、《反对日本占领满洲告群众书》、《农民运动决
议案》、《兵士运动决议案》、《反帝决议案》等等。
第二件是发动群众示威游行，揭露日伪所谓“韩人自治运动”的阴谋，在群众中进行
“真正的民族自治”教育工作。
第三件是派出巡视员赴汪清、珲春、延吉、和龙等地，具体地检查并指导各地的反日工
作。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共东满特委还是干了不少事的。但遗憾的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他
们对那一地区的反日斗争的领导工作还是不得力的。这里面既有思想上比较混乱的原因，同
时也有组织上不够健全（特委书记离职去省委，其他人工作不主动，汪、和、珲等县县委受
破坏）的因素。
中共满洲省委看到东满的这种情况后，马上决定派一个得力的人去那里当特委书记，加
强党对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这个临危受命的人就是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的童长荣。
如果谁要是以为中共满洲省委这次给东满派去的一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话，那
他就错了。这位肩负重任的书记，其实是一位只有２４岁的安徽小伙子。别看他年轻，但却
是一个有着较长斗争历史和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只要你看一下他的简历，便会觉得
这个小伙子非同一般：１９２１年他１４岁的时候，参加安庆学生推翻省议会、驱逐省长的
斗争；
１９２３年，组织领导安庆教职员的“索薪运动”和反对省议员的“贿选运动”；
１９２５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值得一提的
是，他在留学期间仍然时刻关心着祖国。从下面这封历尽沧桑得以保存下来的珍贵的信件中
便可看出这一点——
母亲大人：
好久没写信回家了，劳你老人家挂念，心实难安。老人们或者以为我忘了家吧，其实我
决不，我无日不想回去看看乡里的沧桑、家庭的状况、你老的平安！
想回去而不回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来回要百多元。——春假了，还是欲归不得。
乡里的兵匪之乱怕还未平静吧，——这是不能平呵，在社会未变革，上下未颠倒以前，
——这不独是中国，全世界都走到五叔常说的‘大劫’的关头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天晓。日
本近日全国捕去千多革命者，但是劳农的反抗也就随着高涨起来，压是压不下去的。
我在求学之时，听到或者看到这些事情，就常常不禁浩叹。——我家为什么这样破落？
你老人家年老了，为什么不能得到事养？我读书之年为什么没钱读书？怎样能解决这些问题？
又听说广东东江和海南岛一带的小百姓全都赤化起来，……田契债据都烧掉了……，—
—他们胆子真大呀……
诸长、诸兄、诸友皆问好！
敬叩金安！
荣儿 三、二十四
在日本期间，童长荣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救中国必须实行彻底革命，扫除帝国主义
的压迫，肃清国内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人民才有解放的可能和建立合理的
新中国的希望。”
１９２６年，他被选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１９２８年５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他
带领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并组织起了“中国留日各届反日出兵
大同盟”。日本当局将他抓进了监狱，但并没有使他屈服，后便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行将他
驱逐出境。
１９２８年秋，童长荣回到上海，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由于他在斗争中表现出色，很快
便就步入了“高干”行列了——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中
共河南省委书记。１９３１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东北的工作，将他从河南调到东北，任中
共大连市委书记。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童长荣来到东满后，立即着手整顿那里的党组织。他按省委的指
示，改组了中共东满特委，并担任书记。然后便带领所属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建
立各种反日团体，组织反日运动，建立反日武装。
由于童长荣和新的东满特委的出色工作，东满的抗日斗争局面很快就打开了。其中最具
代表意义的就是建立起了延吉、汪清、珲春、和龙、安图等抗日游击队。这几个游击队在建
立之初，主要是通过从敌人手里夺和自己造这两种办法来获得武器的。
在夺武器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高招、各有各的“绝活”。
日后名扬全球的金日成将军，是１９３２年时受共青团东满特委派遣到安图县明月沟创
建抗日武装的。这年４月，他和李英培、金哲熙等人一起创建了安图游击队。
笔者在金日成的一本传记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想来应当是安图游击队中发生的了。
这是一个革命老战士对日本评论家高木健夫讲的：
“我体验过一件很有趣的事。
“有个时期，‘牛皮步枪’这个词很时兴。尽管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只要他们在深山
密林里呆上几天，口粮就会断的。于是，他们就去抢农民的牛来宰了吃。开头他们把皮剥下
来扔掉，可是等牛肉吃光了，就把牛皮再捡来烤了吃。我们就埋伏在附近，等两三个敌兵来
捡牛皮时，干掉他们夺取武器。我们把用这种办法来夺取敌人步枪的同志叫做‘牛皮步枪同
志’。”
在制造武器方面，东满各地的游击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兵工厂，而且有的还生产出自
己的“拳头产品”。
延吉游击队有个小兵工厂，虽然这是一个只有１０多个人的地下工厂，主要是打制一些
大刀、长矛之类的原始武器，修理部分损坏的手枪和步枪，但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生产
出了使敌人恐惧的“辣椒面炸弹”及威力更大的土炸弹——
“延吉炸弹”。
东满各县的游击队成立后，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各个游击队的力量也在战斗中逐渐
发展起来了。据东满特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所做的一份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吉游击大队下
辖４个中队，汪清游击大队下辖３个中队，珲春游击总队下辖２个大队４个中队，和龙游击
大队下辖４个小队。总计共有游击队员７００多人，步枪３０５支，洋炮和别力弹（独子
枪）约３００支。此外还有１０００多人的群众武装自卫队。
抗日武装建立起来之后，东满的抗日根据地便也开辟出来了。在抗日根据地里，先后建
立起了６个区苏维埃政府和２０多个村苏维埃政府。中共东满特委在《关于苏维埃建设工作
大纲决议》中曾规定：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要“开设学校，除免费发给教科书，教育
儿童外，在财政可能的情况下，儿童用纸、笔、文具之类，也应由苏维埃发给。”此外，还
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并办起了《斗争》、《两条战线》、《战斗日报》、
《反日报》、《少年先锋》等各种抗日报刊。
东满抗日运动的发展，使日本人感到十分紧张。他们于１９３３年冬和１９３４年春先
后两次调集兵力对那里进行大规模的“讨伐”。虽然这两次“讨伐”最后都被粉碎了，但却
也给东满的抗日力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在反敌“第二期讨伐”时，童长荣率中共东满特委机关和部分游击队员及群众在汪清县
北部十里坪一带坚持斗争。１９３４年３月２１日，他们被敌人包围。当时，已经重病在身
的童长荣在指挥战士和群众突围时中弹了。这时一个名叫崔今淑的朝鲜族女战士和警卫员一
起冒着弹雨将他背出了重围。但是，由于伤势太重、流血过多，这位年仅２７岁的特委书记
在突围后便牺牲了。
童长荣牺牲了，他的同志们还在继续着他的事业。１９３４年３月，在延吉县三道湾张
芝营召开的特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上，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首先合编延吉、和龙两
县的游击队，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然后再合编汪清、珲春两县游击队成
立第二独立师。
但实际上，在这次会议后，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会上做出的这个决议去办——只成立了
一个独立师，即“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这个独立师的领导班子主要来自原延吉
游击大队。大队长朱镇任师长，大队政委王德泰任师政委。
独立师下辖４个团，其中第一团是延吉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二团是和龙游击大队的老
底子；第三团是汪清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四团是珲春游击大队的老底子。
独立师成立后，就面临着来自敌人的疯狂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他们撤离了部分根据地，
到外线去开展游击活动。自１９３４年冬到１９３５年春，他们共进行了４０多次较大的战
斗，打破敌人的冬季大“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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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特委书记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４天，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军占领东北后东北
党组织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做出决议：号召与发动群众，开展罢工罢课与罢市斗争，进行
游击战争，反抗日本的侵略。
中共东满特委在反日问题上是一点不含糊的。他们立即着手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件是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接二连三地发出了一大批用于指导抗日行动的文件。其
中有《反对日帝占领满洲的紧急决议案》、《反对日本占领满洲告群众书》、《农民运动决
议案》、《兵士运动决议案》、《反帝决议案》等等。
第二件是发动群众示威游行，揭露日伪所谓“韩人自治运动”的阴谋，在群众中进行
“真正的民族自治”教育工作。
第三件是派出巡视员赴汪清、珲春、延吉、和龙等地，具体地检查并指导各地的反日工
作。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共东满特委还是干了不少事的。但遗憾的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他
们对那一地区的反日斗争的领导工作还是不得力的。这里面既有思想上比较混乱的原因，同
时也有组织上不够健全（特委书记离职去省委，其他人工作不主动，汪、和、珲等县县委受
破坏）的因素。
中共满洲省委看到东满的这种情况后，马上决定派一个得力的人去那里当特委书记，加
强党对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这个临危受命的人就是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的童长荣。
如果谁要是以为中共满洲省委这次给东满派去的一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话，那
他就错了。这位肩负重任的书记，其实是一位只有２４岁的安徽小伙子。别看他年轻，但却
是一个有着较长斗争历史和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只要你看一下他的简历，便会觉得
这个小伙子非同一般：１９２１年他１４岁的时候，参加安庆学生推翻省议会、驱逐省长的
斗争；
１９２３年，组织领导安庆教职员的“索薪运动”和反对省议员的“贿选运动”；
１９２５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值得一提的
是，他在留学期间仍然时刻关心着祖国。从下面这封历尽沧桑得以保存下来的珍贵的信件中
便可看出这一点——
母亲大人：
好久没写信回家了，劳你老人家挂念，心实难安。老人们或者以为我忘了家吧，其实我
决不，我无日不想回去看看乡里的沧桑、家庭的状况、你老的平安！
想回去而不回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来回要百多元。——春假了，还是欲归不得。
乡里的兵匪之乱怕还未平静吧，——这是不能平呵，在社会未变革，上下未颠倒以前，
——这不独是中国，全世界都走到五叔常说的‘大劫’的关头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天晓。日
本近日全国捕去千多革命者，但是劳农的反抗也就随着高涨起来，压是压不下去的。
我在求学之时，听到或者看到这些事情，就常常不禁浩叹。——我家为什么这样破落？
你老人家年老了，为什么不能得到事养？我读书之年为什么没钱读书？怎样能解决这些问题？
又听说广东东江和海南岛一带的小百姓全都赤化起来，……田契债据都烧掉了……，—
—他们胆子真大呀……
诸长、诸兄、诸友皆问好！
敬叩金安！
荣儿 三、二十四
在日本期间，童长荣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救中国必须实行彻底革命，扫除帝国主义
的压迫，肃清国内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人民才有解放的可能和建立合理的
新中国的希望。”
１９２６年，他被选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１９２８年５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他
带领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并组织起了“中国留日各届反日出兵
大同盟”。日本当局将他抓进了监狱，但并没有使他屈服，后便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行将他
驱逐出境。
１９２８年秋，童长荣回到上海，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由于他在斗争中表现出色，很快
便就步入了“高干”行列了——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中
共河南省委书记。１９３１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东北的工作，将他从河南调到东北，任中
共大连市委书记。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童长荣来到东满后，立即着手整顿那里的党组织。他按省委的指
示，改组了中共东满特委，并担任书记。然后便带领所属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建
立各种反日团体，组织反日运动，建立反日武装。
由于童长荣和新的东满特委的出色工作，东满的抗日斗争局面很快就打开了。其中最具
代表意义的就是建立起了延吉、汪清、珲春、和龙、安图等抗日游击队。这几个游击队在建
立之初，主要是通过从敌人手里夺和自己造这两种办法来获得武器的。
在夺武器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高招、各有各的“绝活”。
日后名扬全球的金日成将军，是１９３２年时受共青团东满特委派遣到安图县明月沟创
建抗日武装的。这年４月，他和李英培、金哲熙等人一起创建了安图游击队。
笔者在金日成的一本传记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想来应当是安图游击队中发生的了。
这是一个革命老战士对日本评论家高木健夫讲的：
“我体验过一件很有趣的事。
“有个时期，‘牛皮步枪’这个词很时兴。尽管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只要他们在深山
密林里呆上几天，口粮就会断的。于是，他们就去抢农民的牛来宰了吃。开头他们把皮剥下
来扔掉，可是等牛肉吃光了，就把牛皮再捡来烤了吃。我们就埋伏在附近，等两三个敌兵来
捡牛皮时，干掉他们夺取武器。我们把用这种办法来夺取敌人步枪的同志叫做‘牛皮步枪同
志’。”
在制造武器方面，东满各地的游击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兵工厂，而且有的还生产出自
己的“拳头产品”。
延吉游击队有个小兵工厂，虽然这是一个只有１０多个人的地下工厂，主要是打制一些
大刀、长矛之类的原始武器，修理部分损坏的手枪和步枪，但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生产
出了使敌人恐惧的“辣椒面炸弹”及威力更大的土炸弹——
“延吉炸弹”。
东满各县的游击队成立后，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各个游击队的力量也在战斗中逐渐
发展起来了。据东满特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所做的一份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吉游击大队下
辖４个中队，汪清游击大队下辖３个中队，珲春游击总队下辖２个大队４个中队，和龙游击
大队下辖４个小队。总计共有游击队员７００多人，步枪３０５支，洋炮和别力弹（独子
枪）约３００支。此外还有１０００多人的群众武装自卫队。
抗日武装建立起来之后，东满的抗日根据地便也开辟出来了。在抗日根据地里，先后建
立起了６个区苏维埃政府和２０多个村苏维埃政府。中共东满特委在《关于苏维埃建设工作
大纲决议》中曾规定：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要“开设学校，除免费发给教科书，教育
儿童外，在财政可能的情况下，儿童用纸、笔、文具之类，也应由苏维埃发给。”此外，还
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并办起了《斗争》、《两条战线》、《战斗日报》、
《反日报》、《少年先锋》等各种抗日报刊。
东满抗日运动的发展，使日本人感到十分紧张。他们于１９３３年冬和１９３４年春先
后两次调集兵力对那里进行大规模的“讨伐”。虽然这两次“讨伐”最后都被粉碎了，但却
也给东满的抗日力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在反敌“第二期讨伐”时，童长荣率中共东满特委机关和部分游击队员及群众在汪清县
北部十里坪一带坚持斗争。１９３４年３月２１日，他们被敌人包围。当时，已经重病在身
的童长荣在指挥战士和群众突围时中弹了。这时一个名叫崔今淑的朝鲜族女战士和警卫员一
起冒着弹雨将他背出了重围。但是，由于伤势太重、流血过多，这位年仅２７岁的特委书记
在突围后便牺牲了。
童长荣牺牲了，他的同志们还在继续着他的事业。１９３４年３月，在延吉县三道湾张
芝营召开的特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上，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首先合编延吉、和龙两
县的游击队，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然后再合编汪清、珲春两县游击队成
立第二独立师。
但实际上，在这次会议后，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会上做出的这个决议去办——只成立了
一个独立师，即“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这个独立师的领导班子主要来自原延吉
游击大队。大队长朱镇任师长，大队政委王德泰任师政委。
独立师下辖４个团，其中第一团是延吉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二团是和龙游击大队的老
底子；第三团是汪清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四团是珲春游击大队的老底子。
独立师成立后，就面临着来自敌人的疯狂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他们撤离了部分根据地，
到外线去开展游击活动。自１９３４年冬到１９３５年春，他们共进行了４０多次较大的战
斗，打破敌人的冬季大“讨伐”。
１１ 神经过敏
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受到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讨伐”外，他
们还受着“左”倾错误的反复危害。东满可以说是“左”倾错误泛滥的重灾区——在那里，
不但有在整个东北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在作祟，而且还有一场颇具地方
特色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即所谓的反“民生团”运动。
“民生团”是１９３２年２月经过日本移民当局批准，由一伙朝鲜奸细、政客组成的专
门用于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满抗日武装斗争的反革命组织。“民生团”鼓吹民族自治，
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分裂中朝人民的抗日和联合。
“民生团”出现后，立即引起了中共东满特委的关注。他们针对“民生团”的险恶用心
和反动实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号召中朝各族人民对“民生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１９３２年３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也觉得“民生团”的口号这时已经不利于它
他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统治，这使民生团失去了支持它们的后台老板，于是就在这一年７月
的时候解散了。
“民生团”虽然解散了，但它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头脑里造成的那团阴云却一直没散。
其实这也难怪，在当时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人们头脑中那根防奸反特的弦是很难松下来的。
“民生团”解散后不久，１９３２年８月，中共延吉县委秘书宋老头被日本宪兵捕去，
一周后放回。县委在审查宋老头期间，抓获两名日本宪兵队的翻译，经审讯，供出宋老头是
日本宪兵队派回来的密探。县委立刻把宋老头抓了起来进行审问。经过严刑拷打，那宋老头
吃刑不过，便招出自己是“民生团”，而且还供出２０多名“同伙”。县委一听这还了得，
马上又把那２０多个人都抓了起来，进行审问。
这一审问可不得了了，“民生团”分子越来越多了。
据此，中共延吉县委认为：“民生团”不但还存在，而且已经钻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既
然那些该死的“民生团”分子已经混进来了，那就得把他们查出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呀。
于是一场深入揭批“民生团”分子的运动便在全县党团组织中开展起来。
中共东满特委根据延吉县委的情况认为，既然在延吉发现了“民生团”分子，那么在其
他各县会没有吗？既然有，那当然也得反呀！就这样，这场运动又迅速波及到了整个东满地
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既然东满特委把反“民生团”运动当成了对敌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来
抓，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这样，一大批党团干部和人民革命军的骨干遭到严刑拷打、关
押、枪毙。
东满特委发动的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运动，还得到了敌人的“大力赞助”。他们不断
向游击区内派出特务，还通过写假信等手段制造出一种“民生团”分子“大大的有”的假
象。这就使得中了敌人反奸计的东满特委越反越来劲了，越来越多冤、假、错案也就应劫而
生了。
这场运动给抗日斗争带来的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光是它给汉、朝两个民族同胞和
中、朝两国同志间团结造成的“裂缝”就足够后来好好弥补一阵子的了（在反“民生团”的
运动受到打击的主要是朝鲜族同志）。在当时就有所谓“朝鲜共产党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
杀朝鲜共产党”的说法。
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正确态度。对此１９７
８年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出版的《金日成——卓绝的传奇式英雄》一书中这样写道：“司令官
同志（指金日成）了解了儿童团的生活情况之后，把所有的队员，连同马鞍山的队员都召令
在一起，责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不关心儿童团员的生活。他说：‘你们说这些孩子加入了民生
团，请问这些孩子是怎样加入民生团的，又为‘民生团’做了些什么？你们说说。……你们
想一想，这些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牺牲的。
再说他们的年纪虽小，但他们都誓要为父母报仇，干革命，所以在游击根据地解散以后，也
不去敌占区，跟着游击队员来到这里。可是，不但没有很好地照顾他们，反而毫无根据地把
他们当成民生团有关者，这是多么蠢的事，又是多么大的罪过啊。’
当时在座的人当中也有受民族沙文主义者影响的人，但他们在像阳光一样分辨黑白的司
令官同志面前再也没有敢辩解。”
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受到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讨伐”外，他
们还受着“左”倾错误的反复危害。东满可以说是“左”倾错误泛滥的重灾区——在那里，
不但有在整个东北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在作祟，而且还有一场颇具地方
特色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即所谓的反“民生团”运动。
“民生团”是１９３２年２月经过日本移民当局批准，由一伙朝鲜奸细、政客组成的专
门用于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满抗日武装斗争的反革命组织。“民生团”鼓吹民族自治，
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分裂中朝人民的抗日和联合。
“民生团”出现后，立即引起了中共东满特委的关注。他们针对“民生团”的险恶用心
和反动实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号召中朝各族人民对“民生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１９３２年３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也觉得“民生团”的口号这时已经不利于它
他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统治，这使民生团失去了支持它们的后台老板，于是就在这一年７月
的时候解散了。
“民生团”虽然解散了，但它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头脑里造成的那团阴云却一直没散。
其实这也难怪，在当时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人们头脑中那根防奸反特的弦是很难松下来的。
“民生团”解散后不久，１９３２年８月，中共延吉县委秘书宋老头被日本宪兵捕去，
一周后放回。县委在审查宋老头期间，抓获两名日本宪兵队的翻译，经审讯，供出宋老头是
日本宪兵队派回来的密探。县委立刻把宋老头抓了起来进行审问。经过严刑拷打，那宋老头
吃刑不过，便招出自己是“民生团”，而且还供出２０多名“同伙”。县委一听这还了得，
马上又把那２０多个人都抓了起来，进行审问。
这一审问可不得了了，“民生团”分子越来越多了。
据此，中共延吉县委认为：“民生团”不但还存在，而且已经钻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既
然那些该死的“民生团”分子已经混进来了，那就得把他们查出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呀。
于是一场深入揭批“民生团”分子的运动便在全县党团组织中开展起来。
中共东满特委根据延吉县委的情况认为，既然在延吉发现了“民生团”分子，那么在其
他各县会没有吗？既然有，那当然也得反呀！就这样，这场运动又迅速波及到了整个东满地
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既然东满特委把反“民生团”运动当成了对敌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来
抓，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这样，一大批党团干部和人民革命军的骨干遭到严刑拷打、关
押、枪毙。
东满特委发动的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运动，还得到了敌人的“大力赞助”。他们不断
向游击区内派出特务，还通过写假信等手段制造出一种“民生团”分子“大大的有”的假
象。这就使得中了敌人反奸计的东满特委越反越来劲了，越来越多冤、假、错案也就应劫而
生了。
这场运动给抗日斗争带来的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光是它给汉、朝两个民族同胞和
中、朝两国同志间团结造成的“裂缝”就足够后来好好弥补一阵子的了（在反“民生团”的
运动受到打击的主要是朝鲜族同志）。在当时就有所谓“朝鲜共产党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
杀朝鲜共产党”的说法。
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正确态度。对此１９７
８年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出版的《金日成——卓绝的传奇式英雄》一书中这样写道：“司令官
同志（指金日成）了解了儿童团的生活情况之后，把所有的队员，连同马鞍山的队员都召令
在一起，责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不关心儿童团员的生活。他说：‘你们说这些孩子加入了民生
团，请问这些孩子是怎样加入民生团的，又为‘民生团’做了些什么？你们说说。……你们
想一想，这些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牺牲的。
再说他们的年纪虽小，但他们都誓要为父母报仇，干革命，所以在游击根据地解散以后，也
不去敌占区，跟着游击队员来到这里。可是，不但没有很好地照顾他们，反而毫无根据地把
他们当成民生团有关者，这是多么蠢的事，又是多么大的罪过啊。’
当时在座的人当中也有受民族沙文主义者影响的人，但他们在像阳光一样分辨黑白的司
令官同志面前再也没有敢辩解。”
１２ 拨乱反正
当１９３５年到来的时候，敌人的“讨伐”和党内“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东北人
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中共满洲省委也开始感到了东满的形势有点不太妙，于是便在１９３４年底派巡视员魏
拯民急赴东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在如此关键时刻出场的魏拯民，人如其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本是山西屯留县
人，是１９３２年５月才受党派遣从关内来东北工作的，而在此前，他一直是在关内从事地
下工作的——早年在太原念书时就曾积极参加过反对阎锡山的学生运动。１９２６年入团，
翌年入党。１９２８年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３０年受党派遣入国民党安阳军事干部学
校学习，后又回到北平到北大听课，并在学生中开展工作。由于魏拯民有了如此丰富的经
历，本人工作水平也挺高，所以他一到东北就被赋予了重任：先是任中共哈尔滨道外书记，
不久就当上了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在其担任书记期间，哈尔滨的工作是搞得不错的。此
时，中共满洲省委把他调到东满来，就是希望他能改变那里的被动局面，扭转那里错误的工
作方向，把大家领回到正道上来。
几乎就在将魏拯民派往东满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还向东满党、团特委和人民
革命军发出了指示信。
中共满洲省委在２月１日的指示信中，首先强调了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克服关
门主义的重要性。告诉东满特委，党领导的部队必须要与坚持反日的武装结成统一战线，因
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在自己的周围，才能顺利打破日本帝国主
义残酷的‘讨伐’，才能迅速扩大反日游击战争，才能把自己形成全东北反日游击战争中的
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同时，还告诉他们，１９３４年冬天省委特派员提出的把东满的所
有的山林队和“救国军务部”全部缴械的３项条件——“（１）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
不出来打仗的缴；（２）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３）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
缴”，是“极其有害的，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应当立即纠正。”
其次，省委指示东满特委，要“人民革命军造成东满一带反日救国游击战争的中心领导
者和组织者”，为此要求“人民革命军应当站在主动的地位积极号召一切救国军、山林
队……结成广泛的具体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其形式可以采取共同指挥部的形式。”
２月１０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也给东满特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这封信中指出：
目前反日运动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第一向安图、额穆发展，实现与该地反日队伍联合，进而
与北满、东边道反日队伍的联合；第二向宁安、东宁发展，与该地区反日队伍打通联络。
关于“民生团”问题，吉东巡视员在指示信中明确指出，东满特委“估计游击区内十分
之六、七是‘民生团’，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
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
魏拯民是１９３４年底到达汪清县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下车伊始，他便开始了深入细致
的调查研究工作。等把情况摸得差不多了，他便在东满党团特委和二军独立师师部所在地—
—延吉县三道湾的能芝营给东满的领导干部们办了一个学习班，给他们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和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信的精神，为进一步纠“左”创造条件。
然而，要想纠“左”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就在魏拯民给大家办班的时候，中共东满特委
委员、组织部长李相默和二军独立师师长朱镇都因被怀疑是“民生团”分子而被关了起来，
以致这两个人在不久后相继逃跑，朱镇叛变。
朱镇叛变后，东满特委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为了免遭损失，只好向汪清县大
荒崴游击根据地转移。并于２月末、３月初在那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东满党团
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
大荒崴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路线与敌人斗争情况及今后的任务》的决议。决
议强调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指出“在目前不论哪个民族，不分哪个阶级，只要是对日本帝
国主义表示不满与反抗，我们尽可能地把他们完全组织和统一于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的周
围……我们提出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工夫的出工夫，有人的出人，有
什么力量出什么力量，把一切同情和赞成反日的都联合起来，统一起来，共同反对共同的敌
人。”
这次会议还形成了一个《反民生团斗争决议》，虽然决议中仍然说反‘民生团’是有
“必要”的，但指出了前一阶段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分清敌我两类矛盾，区别对待，
不搞逼供信的问题。
大荒崴会议还改组了东满党团特委的领导班子。魏拯民和周树东分别担任党、团特委书
记。
３月２１日，中共东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的领导人在汪清县腰营沟召
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再一次指出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破坏统一战线
的错误，通过了《东北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条例》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战士待遇条例》，决
定在１９３５年再创建绥芬大甸子和安图两块游击根据地。
这次会议后，对独立师师团两级班子进行了调整。魏拯民带着十余名地方干部经珲春到
苏联学习考察，在此期间他前往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汇报工作、听取指示。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要求和形成统一领导和指挥机
关的指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３０日正式宣告成立了。王德泰、魏拯
民、李学忠和刘汉兴分别就任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及参谋长。
５月３０日，二军军部发表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正式成立宣言》，二军政治
部还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
装联合起来，提出“在东满，凡是反日的人员和部队，不分党派，不论军头，都联合起来，
成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集中一切反日力量，统一东满的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加紧抗日救
国的政治教育工作，在一致的行动和指挥之下，完成我们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的倡议。
当１９３５年到来的时候，敌人的“讨伐”和党内“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东北人
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中共满洲省委也开始感到了东满的形势有点不太妙，于是便在１９３４年底派巡视员魏
拯民急赴东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在如此关键时刻出场的魏拯民，人如其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本是山西屯留县
人，是１９３２年５月才受党派遣从关内来东北工作的，而在此前，他一直是在关内从事地
下工作的——早年在太原念书时就曾积极参加过反对阎锡山的学生运动。１９２６年入团，
翌年入党。１９２８年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３０年受党派遣入国民党安阳军事干部学
校学习，后又回到北平到北大听课，并在学生中开展工作。由于魏拯民有了如此丰富的经
历，本人工作水平也挺高，所以他一到东北就被赋予了重任：先是任中共哈尔滨道外书记，
不久就当上了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在其担任书记期间，哈尔滨的工作是搞得不错的。此
时，中共满洲省委把他调到东满来，就是希望他能改变那里的被动局面，扭转那里错误的工
作方向，把大家领回到正道上来。
几乎就在将魏拯民派往东满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还向东满党、团特委和人民
革命军发出了指示信。
中共满洲省委在２月１日的指示信中，首先强调了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克服关
门主义的重要性。告诉东满特委，党领导的部队必须要与坚持反日的武装结成统一战线，因
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在自己的周围，才能顺利打破日本帝国主
义残酷的‘讨伐’，才能迅速扩大反日游击战争，才能把自己形成全东北反日游击战争中的
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同时，还告诉他们，１９３４年冬天省委特派员提出的把东满的所
有的山林队和“救国军务部”全部缴械的３项条件——“（１）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
不出来打仗的缴；（２）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３）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
缴”，是“极其有害的，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应当立即纠正。”
其次，省委指示东满特委，要“人民革命军造成东满一带反日救国游击战争的中心领导
者和组织者”，为此要求“人民革命军应当站在主动的地位积极号召一切救国军、山林
队……结成广泛的具体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其形式可以采取共同指挥部的形式。”
２月１０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也给东满特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这封信中指出：
目前反日运动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第一向安图、额穆发展，实现与该地反日队伍联合，进而
与北满、东边道反日队伍的联合；第二向宁安、东宁发展，与该地区反日队伍打通联络。
关于“民生团”问题，吉东巡视员在指示信中明确指出，东满特委“估计游击区内十分
之六、七是‘民生团’，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
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
魏拯民是１９３４年底到达汪清县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下车伊始，他便开始了深入细致
的调查研究工作。等把情况摸得差不多了，他便在东满党团特委和二军独立师师部所在地—
—延吉县三道湾的能芝营给东满的领导干部们办了一个学习班，给他们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和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信的精神，为进一步纠“左”创造条件。
然而，要想纠“左”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就在魏拯民给大家办班的时候，中共东满特委
委员、组织部长李相默和二军独立师师长朱镇都因被怀疑是“民生团”分子而被关了起来，
以致这两个人在不久后相继逃跑，朱镇叛变。
朱镇叛变后，东满特委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为了免遭损失，只好向汪清县大
荒崴游击根据地转移。并于２月末、３月初在那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东满党团
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
大荒崴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路线与敌人斗争情况及今后的任务》的决议。决
议强调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指出“在目前不论哪个民族，不分哪个阶级，只要是对日本帝
国主义表示不满与反抗，我们尽可能地把他们完全组织和统一于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的周
围……我们提出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工夫的出工夫，有人的出人，有
什么力量出什么力量，把一切同情和赞成反日的都联合起来，统一起来，共同反对共同的敌
人。”
这次会议还形成了一个《反民生团斗争决议》，虽然决议中仍然说反‘民生团’是有
“必要”的，但指出了前一阶段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分清敌我两类矛盾，区别对待，
不搞逼供信的问题。
大荒崴会议还改组了东满党团特委的领导班子。魏拯民和周树东分别担任党、团特委书
记。
３月２１日，中共东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的领导人在汪清县腰营沟召
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再一次指出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破坏统一战线
的错误，通过了《东北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条例》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战士待遇条例》，决
定在１９３５年再创建绥芬大甸子和安图两块游击根据地。
这次会议后，对独立师师团两级班子进行了调整。魏拯民带着十余名地方干部经珲春到
苏联学习考察，在此期间他前往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汇报工作、听取指示。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要求和形成统一领导和指挥机
关的指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３０日正式宣告成立了。王德泰、魏拯
民、李学忠和刘汉兴分别就任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及参谋长。
５月３０日，二军军部发表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正式成立宣言》，二军政治
部还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
装联合起来，提出“在东满，凡是反日的人员和部队，不分党派，不论军头，都联合起来，
成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集中一切反日力量，统一东满的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加紧抗日救
国的政治教育工作，在一致的行动和指挥之下，完成我们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的倡议。
１３ 分兵远征
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各团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历次指示和
东满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关于二军分兵向安图、额穆和宁安、东宁地区发展，扩大游击
区的战略决策，开始行动。具体的行动计划是：
二军独立师一团主力部队由团长安凤学、政委周树东率领，于１９３５年４月末，从安
图县车厂子游击根据地出发，向敦化、额穆、蛟河、舒兰等地进军，目的是在这一地区开辟
新的游击区，并与在哈东地区活动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打通联系。和他们一起在这一地区活
动的还有第二团的一部分部队。
三、四团在军参谋长刘汉兴，三团政委金日成，四团团长侯国忠、政委王润成等率领
下，于６月间向东宁、宁安进军，以扩大游击区，使之与吉东游击区连成一片，并争取和在
吉东地区活动的四、五军取得联系。
由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第２团的第２、第３连组成西征队，于１９３５年８月从安图
县车厂子出发，经抚松向蒙江地区进军，以期与杨靖宇领导的第一军取得联系，实现两军联
合作战，将东满和南满游击区连成一片。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二车部队进行远征行动的话，那可以说是边走、边打、边发展。吉
林省革命博物馆王瑛等人讲述的“夜摸敌车”的故事就发生在一团主力远征的途中：“１９
３５年５月２日夜晚，二军３００余名战士，穿过横在敦化、蛟河之间的密林，沿着铁路向
哈尔巴岭前进。队伍来到距离哈尔巴岭车站不远的地方，选择有利地形埋伏下来。深夜１点
多钟，从敦化方面开来了一辆日寇警备专用装甲车，由于队伍埋伏地点与铁路较近，装甲车
疾驰而过，在战士眼前卷起一阵旋风。待装甲车开过，几个战士跃上铁道，不大一会儿，约
有２０多米长的铁轨被挪下路基，约有半点钟，由大石头方面发出的２０２次特别列车，吐
着浓烟，卷着疾风，呼啸而来，车厢里装着几百名酣然入睡的伪军官。突然，一声天崩地裂
的巨响，车头猛然摔下铁道，后面的车厢也陆续脱轨倾覆，引爆起火。这时，人民战士向列
车发起了勇猛的冲击，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日寇护路部队和押车小队，不甘他
们的失败，抢占了最末一节车厢，负隅顽抗，几挺机枪断断续续地射向正在冲锋的我军战
士。战士们士气高昂，手榴弹像下雹子一样掷向车厢。倾刻间，敌人的机枪变成了哑巴。车
厢里传出来悲惨的喊叫声。车内的残敌，相互叫骂着，撕打着，拚命争夺逃路，我军战士登
上车厢，把他们拎起来，押下了车。
“战斗结果，俘获日伪军官１３名，缴获手枪１０支，还有一些军用品和大量伪钞。
“这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反动气焰，他们在满铁株式会社主办的伪满《协和》杂志
上也不得不承认：哈尔巴岭列车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后来，当地人
民群众把‘夜捣敌车’编成民谣，其中《灯花爆》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词中这样写道：
“灯花爆，喜事到，
哈尔巴岭的火车掉了道，
城里的鬼子发了毛，
慌里慌张把兵调。
第一团，有功劳，
不用地雷扒铁道，
火车到这底朝天，
鬼子到这把枪缴。
中国地，中国山，
中国铁道中国管，
鬼子要想从此过，
留下脑袋当买路钱。”
１９３５年８月底，第二军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第２团两个连１５０人与活动在蒙江
的第一军第二师的部队在蒙江北部的那尔轰胜利会师。为庆祝这次会师，两支部队在一起举
行了一个隆重的大会。当年曾经参加过这次会师大会的松五回忆说：
“（会师）当天开军民联欢大会，有抗日军民双方参加。在大会上二军代表李学忠讲
话，略谓：‘一军在南满，二军在东满，两军相距甚远，在敌人包围封锁之下，两军今能会
师于此是不容易的……’。次由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２师师长曹国安讲话。会后双方
拿出自己的特长技能来演习，二军抛手榴弹，一军抛军刀，并由两军士兵及指挥官完全同意
之下订立竞赛条约，有效期一年。其条文：（一）为全部换三八式步枪而斗争；（二）我军
完全变为铁军；（三）互相供给经验。此条约当时经过双方负责者签字，由即日起发生效
力；同时为了纪念两军之会师，双方交换了干部和互赠礼品，如一军给二军一个妇女干部，
二军给一军一个炮手，一军送给二军两支匣子枪，二军送给一军一些手榴弹。”
其实这次大会还不是正式的会师庆祝大会（其中有关大会的情况似乎也有些出入），直
到９月末，杨靖宇率第一军军部及教导团抵达蒙江后，才于１０月４日在距那尔轰１０里的
老龙岗正式举行会师庆祝大会。
现在可以查到的不少材料上都记载了有关这次会师的情况。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４日出版的《人民革命报》的一张号外上，在《反日前途日趋顺利》
的大标题和“东满南满游击区打成一片，军事力量总配合”的副标题下刊了如下消息：
“１０月４号，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与东满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师之一部，于××
×地接头并举行会晤式。首由东满二军代表宣布开会，报告东满革命形势与第二军发展情
形。次由南满第一军军长演说，大意谓：我人民革命军向以抗日‘救国为天职，四年来与日
匪血战，屡获胜利’。今日得与东满二军接头，更为光荣，因我两军战士，均奋勇冲锋，方
有今日两军之会晤。此后我东满南满游击区打成一片，一二四五六军与各抗日军，共同组织
东北抗日联军，更能集中力量统一领导，顺利地打出日匪云云。”在同年１２月１４日出版
的《人民革命画报》第６７期上，登有３幅生动的钢笔画，反映了当时大会的热烈场面。以
下是画报栏头上的原有说明：
“上为军民均到一二军接头式的会场，×主席团安配军民所站的位置后，进行会议的光
景；下左为会议开到余兴的日程，上面有×的二军西征队队员苏联式的跳舞，配合军乐来进
行，而得到满场军民的欢迎招手；下右为会议完毕后，二军西征队抛手榴弹，与一军画一邵
贼本良的×象，以机关枪扫射他等的军技演习，来威胁日满匪与观望群众高举红旗欢呼胜利
万岁的光景。”
在大会以后，东满和南满的党政负责人一起商讨了许多重要问题，并决定选择一个适当
的时机共同夺取安图县城做为抗日根据地。
这次以会师的热闹场面与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相比的话，那还是微不足道的。研究东北
抗日联军斗争史的专家们认为：“这次会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打通了东满与南满党组
织和两军的关系，消除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便于今后密切协同作战，并且为沟通东满、南满
党组织与抗日部队联络的开端，使两军指战员认识到各自的斗争并非孤立，它们都是在中国
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斗争的整体的一部分。从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东北人民革命
军的威信，鼓舞并增强了广大抗日战士与群众的胜利信心。”
此次会师后不久，李学忠率二军部队回师安图，一军二师则留在了蒙、桦、抚边境一带
活动，杨靖宇率一军军部直属队绕道桓仁、宽甸至辑安与第一军一师会合去了。
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各团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历次指示和
东满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关于二军分兵向安图、额穆和宁安、东宁地区发展，扩大游击
区的战略决策，开始行动。具体的行动计划是：
二军独立师一团主力部队由团长安凤学、政委周树东率领，于１９３５年４月末，从安
图县车厂子游击根据地出发，向敦化、额穆、蛟河、舒兰等地进军，目的是在这一地区开辟
新的游击区，并与在哈东地区活动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打通联系。和他们一起在这一地区活
动的还有第二团的一部分部队。
三、四团在军参谋长刘汉兴，三团政委金日成，四团团长侯国忠、政委王润成等率领
下，于６月间向东宁、宁安进军，以扩大游击区，使之与吉东游击区连成一片，并争取和在
吉东地区活动的四、五军取得联系。
由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第２团的第２、第３连组成西征队，于１９３５年８月从安图
县车厂子出发，经抚松向蒙江地区进军，以期与杨靖宇领导的第一军取得联系，实现两军联
合作战，将东满和南满游击区连成一片。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二车部队进行远征行动的话，那可以说是边走、边打、边发展。吉
林省革命博物馆王瑛等人讲述的“夜摸敌车”的故事就发生在一团主力远征的途中：“１９
３５年５月２日夜晚，二军３００余名战士，穿过横在敦化、蛟河之间的密林，沿着铁路向
哈尔巴岭前进。队伍来到距离哈尔巴岭车站不远的地方，选择有利地形埋伏下来。深夜１点
多钟，从敦化方面开来了一辆日寇警备专用装甲车，由于队伍埋伏地点与铁路较近，装甲车
疾驰而过，在战士眼前卷起一阵旋风。待装甲车开过，几个战士跃上铁道，不大一会儿，约
有２０多米长的铁轨被挪下路基，约有半点钟，由大石头方面发出的２０２次特别列车，吐
着浓烟，卷着疾风，呼啸而来，车厢里装着几百名酣然入睡的伪军官。突然，一声天崩地裂
的巨响，车头猛然摔下铁道，后面的车厢也陆续脱轨倾覆，引爆起火。这时，人民战士向列
车发起了勇猛的冲击，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日寇护路部队和押车小队，不甘他
们的失败，抢占了最末一节车厢，负隅顽抗，几挺机枪断断续续地射向正在冲锋的我军战
士。战士们士气高昂，手榴弹像下雹子一样掷向车厢。倾刻间，敌人的机枪变成了哑巴。车
厢里传出来悲惨的喊叫声。车内的残敌，相互叫骂着，撕打着，拚命争夺逃路，我军战士登
上车厢，把他们拎起来，押下了车。
“战斗结果，俘获日伪军官１３名，缴获手枪１０支，还有一些军用品和大量伪钞。
“这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反动气焰，他们在满铁株式会社主办的伪满《协和》杂志
上也不得不承认：哈尔巴岭列车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后来，当地人
民群众把‘夜捣敌车’编成民谣，其中《灯花爆》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词中这样写道：
“灯花爆，喜事到，
哈尔巴岭的火车掉了道，
城里的鬼子发了毛，
慌里慌张把兵调。
第一团，有功劳，
不用地雷扒铁道，
火车到这底朝天，
鬼子到这把枪缴。
中国地，中国山，
中国铁道中国管，
鬼子要想从此过，
留下脑袋当买路钱。”
１９３５年８月底，第二军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第２团两个连１５０人与活动在蒙江
的第一军第二师的部队在蒙江北部的那尔轰胜利会师。为庆祝这次会师，两支部队在一起举
行了一个隆重的大会。当年曾经参加过这次会师大会的松五回忆说：
“（会师）当天开军民联欢大会，有抗日军民双方参加。在大会上二军代表李学忠讲
话，略谓：‘一军在南满，二军在东满，两军相距甚远，在敌人包围封锁之下，两军今能会
师于此是不容易的……’。次由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２师师长曹国安讲话。会后双方
拿出自己的特长技能来演习，二军抛手榴弹，一军抛军刀，并由两军士兵及指挥官完全同意
之下订立竞赛条约，有效期一年。其条文：（一）为全部换三八式步枪而斗争；（二）我军
完全变为铁军；（三）互相供给经验。此条约当时经过双方负责者签字，由即日起发生效
力；同时为了纪念两军之会师，双方交换了干部和互赠礼品，如一军给二军一个妇女干部，
二军给一军一个炮手，一军送给二军两支匣子枪，二军送给一军一些手榴弹。”
其实这次大会还不是正式的会师庆祝大会（其中有关大会的情况似乎也有些出入），直
到９月末，杨靖宇率第一军军部及教导团抵达蒙江后，才于１０月４日在距那尔轰１０里的
老龙岗正式举行会师庆祝大会。
现在可以查到的不少材料上都记载了有关这次会师的情况。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４日出版的《人民革命报》的一张号外上，在《反日前途日趋顺利》
的大标题和“东满南满游击区打成一片，军事力量总配合”的副标题下刊了如下消息：
“１０月４号，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与东满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师之一部，于××
×地接头并举行会晤式。首由东满二军代表宣布开会，报告东满革命形势与第二军发展情
形。次由南满第一军军长演说，大意谓：我人民革命军向以抗日‘救国为天职，四年来与日
匪血战，屡获胜利’。今日得与东满二军接头，更为光荣，因我两军战士，均奋勇冲锋，方
有今日两军之会晤。此后我东满南满游击区打成一片，一二四五六军与各抗日军，共同组织
东北抗日联军，更能集中力量统一领导，顺利地打出日匪云云。”在同年１２月１４日出版
的《人民革命画报》第６７期上，登有３幅生动的钢笔画，反映了当时大会的热烈场面。以
下是画报栏头上的原有说明：
“上为军民均到一二军接头式的会场，×主席团安配军民所站的位置后，进行会议的光
景；下左为会议开到余兴的日程，上面有×的二军西征队队员苏联式的跳舞，配合军乐来进
行，而得到满场军民的欢迎招手；下右为会议完毕后，二军西征队抛手榴弹，与一军画一邵
贼本良的×象，以机关枪扫射他等的军技演习，来威胁日满匪与观望群众高举红旗欢呼胜利
万岁的光景。”
在大会以后，东满和南满的党政负责人一起商讨了许多重要问题，并决定选择一个适当
的时机共同夺取安图县城做为抗日根据地。
这次以会师的热闹场面与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相比的话，那还是微不足道的。研究东北
抗日联军斗争史的专家们认为：“这次会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打通了东满与南满党组
织和两军的关系，消除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便于今后密切协同作战，并且为沟通东满、南满
党组织与抗日部队联络的开端，使两军指战员认识到各自的斗争并非孤立，它们都是在中国
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斗争的整体的一部分。从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东北人民革命
军的威信，鼓舞并增强了广大抗日战士与群众的胜利信心。”
此次会师后不久，李学忠率二军部队回师安图，一军二师则留在了蒙、桦、抚边境一带
活动，杨靖宇率一军军部直属队绕道桓仁、宽甸至辑安与第一军一师会合去了。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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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十三条枪
赵尚志不是党员了，但这并没有使他消沉下去。
坚定刚毅的他对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仍然是那么执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于１９３
３年３月来到了在宾县一带活动的反日义勇军孙朝阳的队伍中当了一名马夫。
金子在哪里都是亮的。赵尚志来到孙部不久，孙便发现他手下的这个马夫并非等闲之
辈。那是在一次作战中，孙部受到敌人三方面的攻击，处境十分危险。这时，赵尚志站了出
来，他对孙朝阳说，咱们不能这样单纯防守，应该以攻为守，去打宾县县城。孙依计而行，
果然打下了宾县县城，部队也转危为安。这一下，孙朝阳看出了原来让赵尚志当马夫实在是
埋没了他，于是立即下令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参谋长。１９３３年７月间，中共珠河中心县委
对赵尚志的问题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县委领导们肯定了赵的革命积极性，并对中共满洲省
委因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而开除他的党籍提出了疑义。随后向省委反应了这一意见，建议省委
恢复赵的党籍。与此同时，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关化新派崔钟鸣和侯启刚到孙部找到了赵
尚志，把县委的这一决定正式通知给他。同时还告诉赵尚志，现在队内的李启东、李根植、
姜熙善等都是党派到队伍中来的，并为他们接上了关系。
８月份的时候，孙在再次攻下宾县县城后没有采纳赵提出的要立即撤出的建议，遭到敌
人的疯狂进攻，部队损失惨重。当其撤出来的时候，孙朝阳已经是心力憔悴，抗战信心不
足，做出了带队进山的决定。
赵尚志不同意孙的这个决定。他说，目前应该总结教训，重整旗鼓，寻找战机主动打击
敌人，积极地进行抗日游击活动。但孙根本听不进去，于是赵便请示县委，要求把我们党掌
握的力量从孙部拉出来。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接到赵的请求后没有同意，因为省委曾经明确指示在反日义勇军中不
要采取哗变政策。赵要把人拉出来，这不又与省委指示不符了吗？
赵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他也就只好随孙部一起进入了大锅盔山里。可就在他们进山不
久，敌人派来的奸细也跟了进来。那个奸细对孙说，他是关内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派来的，让
孙和他一起进关去领抗日经费。赵觉得这事有点不太对头，便劝孙不要上当，要提防着点。
孙本来觉得这是件好事，听赵这么一说，心里就有点犯核计。来人一见这种情况，便对孙
说，赵这个人不是善茬子，他不同意你去是别有用心。还说，赵准备杀掉你，把队伍拉出
去。你应该把他扣起来或者趁早将他干掉。
人在不顺利的时候本来就容易疑神疑鬼，孙朝阳此时正是这样。听了一番挑拨离间的话
后，他顿起杀赵之念。
就在孙与那个人进行上述谈话的时候，没想到隔墙有耳。一个名叫王德全的战士把这些
话都听去了。这个王德全本是巴彦游击队的一名队员，说起来也是赵的老部下了。听到这些
话后，王德全马上找到赵，将这一切告诉了他。赵听了他的话后，立马找队内的几个党员到
一起，决定立即离开。当晚，赵尚志、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王德全、姜甘昌、金昌满
等７人带着一挺机关枪和１１支大小枪离开了大锅盔山。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满洲省委得知赵尚志他们已从孙部哗变出来的消息后，都十分重
视。县委给他们派去了朱新阳、李福林等同志和枪支、做冬装用的棉布和棉花，使他们感到
了党的温暖；省委则专门派出了省军委负责人张寿篯，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前往珠河。
这位张寿篯，就是今天尽人皆知的李兆麟将军。他原名叫李超兰。辽宁辽阳县人，１９
３１年１１月在北平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１９３２年跟随中共地下党员冯基平回到他
的家乡辽阳组织抗日义勇军，并在这一年１１月受中共奉天特委派遣到本溪煤矿搞工运工
作，１９３５年５月后又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作。
张寿篯来到珠河找到赵尚志和中心县委的同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们传达了中共
中央的“指示信”，并和他们在一起进行了学习讨论。大家对中央“指示信”的到来感到由
衷的高兴。当然，最高兴的还是不久前被省委以右倾名义开除党籍的赵尚志了。在这一指示
精神鼓舞下，中共珠河县委及赵尚志与张寿篯一起对如何建立我们党自己的抗日武装问题进
行了细致的讨论，做出了以下５项重大决定：
１．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为队长；
２．在游击队内建立党团组织，李福林为党支部书记，李启东为组织委员，朱新阳为宣
传委员，李根植为青年团小组组长；
３．为加强和保持党对游击队的领导，建立起了其与县委和省委经常接头的地点，并要
求省委经常派出巡视员到游击队检查指导工作。
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与其他反日义勇军（特别是孙朝阳部）的通信联系，与其
订立反日作战协议；
５．将游击队的活动范围暂定在石头河、板子房、黑龙宫一带，待队伍扩大后再向延
寿、方正、五常、双城一带发展。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０日，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珠河县
（现尚志县）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虽然这支队伍只有１３人和１３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
得有板有眼。哈尔滨反日总会的代表、珠河中心县委和农民自卫队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
会。会上，赵尚志带领全体游击队员鸣枪宣誓：
“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
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必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海陆空军滚出满洲，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一成立，便显示出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的特色来了。当年珠河东北
反日游击队的１３名“种子队员”之一的朱新阳后来回忆说：
“游击队成立初期，在铁路南三股流一带活动，每到一地，必召集群众宣传抗日救国，
并帮助群众推磨、担水，晚上就睡在群众家地下，纪律严明，很受群众欢迎。因为人数少，
赵尚志也和大家一起轮班站岗。到了冬天，下起了大雪，可大家还没穿上乌拉。正在为难的
时候，铁路北的一个朝鲜族同志来队，提出抓日本走狗解决乌拉，我们非常高兴，很快实现
了。从此，便用没收日伪汉奸的财产充做抗日经费。”
游击队成立后，便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为此，他们先后缴了三股流一带的好
几个地主大排队的枪，杀了一些汉奸恶霸，扫荡了三股流周围五六十里内的日伪政权，建立
了农民委员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组织。
不用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今天，我们从抗联老战士刘云阁回忆他当年做为一
个小长工看到的情形，便可见这一过程之一斑：
“一天晚上，大雪纷纷扬扬，我们几个小伙计正坐着闲聊，忽然听墙外有人来回走动。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我们住在山里有个规矩：遇到什么情况，不准说话。脚步声停了，
只听屋外有人问：‘里面有人吗？’我们之中的郭文彬答道：‘有人。’说时，我们点燃了
一块‘明子’。不一会从外面进来七、八个人，他们大部分都手持扎枪头，只有站在最前面
那矮个子腰里别着一支六轮手枪。他十分爽快地说：‘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就走，有吃的
吗？’我赶紧下炕，从锅里盛出一盆大茬子粥，忙说：‘你们饿了吧’这些人并没有说什么
客气话，每个人盛出一碗蹲在地上吃了起来。那个矮个子一边吃一边叮嘱说：‘可不要让二
保（指日本组织起来的汉奸队）知道啊。’他们吃完饭，说：‘蹲在屋地上合合眼就行
啦。’这时我躺在炕上，瞅着这些不速之客，心里纳闷，他们是什么人呢？待人这么和气！
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大概是午夜时分，这些人悄悄地走了。不大一会，他们又匆忙回来了。这次不像刚才
那样谨慎小心，而是放心大胆地走进了屋里。一进屋就说：‘快点上灯’，我被响动声惊
醒，睁眼一看，除刚才那些人之外，还带来一个五花大绑的朝鲜族人，被他们推着踉踉跄跄
地进了屋，然后又把这个人吊在高高的梁坨上。……天大亮时，他们把那个五花大绑的人带
走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被抓来的那个人是哈尔滨到一面坡这个区段的特务头子。他们临走
时，留下８角钱，说是给苞米茬子和盐钱……
“从这以后，他们经常到我们这儿来，渐渐地熟了，也跟我们讲实话了。……令我们惊
喜的是，那个矮个子、黑脸膛、头戴狗皮帽子、身穿半截多处磨光了皮露出一绺绺羊毛皮袄
的人，原来就是流传在老百姓之中的抗日英雄赵尚志！”
如果说上面的这段回忆反映出了当年游击队所进行的秘密活动的情况的话，那么，抗联
老战士李春山、张青林、张俊丰、邱岳五等人讲述的“赵尚志土炮攻宾洲”则反映了当年斗
争波澜壮阔的一面：
“１９３４年３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赵尚志、张寿篯率领游击队员５０多人，义勇军
‘黄炮’队伍１００多人，向宾洲进发。城内的党组织早已按游击队约定的时间做好了准
备。联系的口令是‘冬草’，‘春活’。……当游击队到达城下时，城内敌人已经发觉，日
寇守备队、伪警察骑兵队、山林警察队等早已在城上固守，并有伪大排、商团武装配合。由
于城墙坚固，护城河又宽又深，游击队没有重型武器，怕攻城不下，便不战而归。
“游击队认真总结了没有大炮，摧毁不了敌人城防工事，打不进宾州城的教训。赵尚志
发动战士们想办法造土炮，战士们在杨家烧锅弄来一根有碗口粗、７尺长的铁管子，利用古
代火炮的原理设计了一门土炮。他们在铁管子外面镶上柳木，用铁丝一道道地缠上，配上炮
架，再把炮涮上黑色，蒙上红布，分辨不出是土炮还是钢炮。
“做好了攻城准备之后，５月１４日，赵尚志给宾州城里的伪县长李春魁打电话，问他
是接还是打。李回答说：‘别说你是抗日军，什么军我们也不接。’同天上午，张寿篯政委
作了攻城的战斗动员，重申了进城后不要损害工商业和居民等纪律。下午游击队动员了４０
０多人，义勇军‘黄炮’、‘吕绍财’、‘占九营’、‘九亏手’等队伍共１０００余人，
加上４００多助战的乡亲们，在赵尚志的带领下，分三路向宾州城进发……
“游击队到城墙附近，开展政治攻势，向伪军们喊话道：‘伪军弟兄们，你们不要当亡
国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城内日伪军十分恐慌，１个小时内向哈尔滨打了７次
电话告急，并不停地向城外无目标地射击。游击队一面唱着歌，一面高呼口号，一时声势大
振。伪军长官听后十分恼怒，下令向城外射击。游击队战士喊道：‘伪军弟兄们快快投降
吧！不投降就用炮轰城了。’伪军长官接着喊道：‘弟兄们别听他们吹了，他们没有炮，只
有国军和皇军才有大炮。’一个战士气得骂道：‘你这个不知死的东西，吹不吹你就等着瞧
吧！呆会儿叫你尝尝滋味。’这一骂日伪军恼怒起来，又向城外乱射一阵。这时，赵尚志仍
然没有下令攻城，游击队战士严阵以待。
“夜里１点多钟，伪军情绪散了下来，只有日本守备队到处督战。他们走到哪里，哪里
就打一阵枪，走过之后，枪声就稀落下来。此时土炮的射击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炮膛里大约
装进了２０多斤火药，１４～１５斤碎铧铁。夜里两点多钟，赵尚志一声令下，守炮战士点
火放炮，一声巨响，只见火光一闪，一条火龙直落到敌人的阵地上，只听一片惨叫声。游击
队突击队和少年连的战士，冒着浓烟冲进城去……”就这样，到１９３４年的夏天，珠河游
击区已经扩展到了宾县、延寿、五常、双城等县的一些地区。这一年的７月，各地代表来到
三股流开会，成立起了珠河县农民委员会总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长。
农民委员会虽然不叫政府，但在人们心目中它就是政府。老百姓一见到吴景才就叫他吴
县长，吴开始时还一再向他们说，我不是县长。老百姓则说，老吴你别客气呀，我们说你是
县长，你就是县长！于是，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而老百姓们则在他的带领下，拥军支前，
侦察敌情，铲除敌人的密探，为游击队传送情报以及成立地方武装配合游击队作战。珠河一
带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群众都这样称呼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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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十三条枪
赵尚志不是党员了，但这并没有使他消沉下去。
坚定刚毅的他对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仍然是那么执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于１９３
３年３月来到了在宾县一带活动的反日义勇军孙朝阳的队伍中当了一名马夫。
金子在哪里都是亮的。赵尚志来到孙部不久，孙便发现他手下的这个马夫并非等闲之
辈。那是在一次作战中，孙部受到敌人三方面的攻击，处境十分危险。这时，赵尚志站了出
来，他对孙朝阳说，咱们不能这样单纯防守，应该以攻为守，去打宾县县城。孙依计而行，
果然打下了宾县县城，部队也转危为安。这一下，孙朝阳看出了原来让赵尚志当马夫实在是
埋没了他，于是立即下令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参谋长。１９３３年７月间，中共珠河中心县委
对赵尚志的问题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县委领导们肯定了赵的革命积极性，并对中共满洲省
委因巴彦游击队的失败而开除他的党籍提出了疑义。随后向省委反应了这一意见，建议省委
恢复赵的党籍。与此同时，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关化新派崔钟鸣和侯启刚到孙部找到了赵
尚志，把县委的这一决定正式通知给他。同时还告诉赵尚志，现在队内的李启东、李根植、
姜熙善等都是党派到队伍中来的，并为他们接上了关系。
８月份的时候，孙在再次攻下宾县县城后没有采纳赵提出的要立即撤出的建议，遭到敌
人的疯狂进攻，部队损失惨重。当其撤出来的时候，孙朝阳已经是心力憔悴，抗战信心不
足，做出了带队进山的决定。
赵尚志不同意孙的这个决定。他说，目前应该总结教训，重整旗鼓，寻找战机主动打击
敌人，积极地进行抗日游击活动。但孙根本听不进去，于是赵便请示县委，要求把我们党掌
握的力量从孙部拉出来。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接到赵的请求后没有同意，因为省委曾经明确指示在反日义勇军中不
要采取哗变政策。赵要把人拉出来，这不又与省委指示不符了吗？
赵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他也就只好随孙部一起进入了大锅盔山里。可就在他们进山不
久，敌人派来的奸细也跟了进来。那个奸细对孙说，他是关内抗日义勇军后援会派来的，让
孙和他一起进关去领抗日经费。赵觉得这事有点不太对头，便劝孙不要上当，要提防着点。
孙本来觉得这是件好事，听赵这么一说，心里就有点犯核计。来人一见这种情况，便对孙
说，赵这个人不是善茬子，他不同意你去是别有用心。还说，赵准备杀掉你，把队伍拉出
去。你应该把他扣起来或者趁早将他干掉。
人在不顺利的时候本来就容易疑神疑鬼，孙朝阳此时正是这样。听了一番挑拨离间的话
后，他顿起杀赵之念。
就在孙与那个人进行上述谈话的时候，没想到隔墙有耳。一个名叫王德全的战士把这些
话都听去了。这个王德全本是巴彦游击队的一名队员，说起来也是赵的老部下了。听到这些
话后，王德全马上找到赵，将这一切告诉了他。赵听了他的话后，立马找队内的几个党员到
一起，决定立即离开。当晚，赵尚志、李启东、李根植、姜熙善、王德全、姜甘昌、金昌满
等７人带着一挺机关枪和１１支大小枪离开了大锅盔山。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满洲省委得知赵尚志他们已从孙部哗变出来的消息后，都十分重
视。县委给他们派去了朱新阳、李福林等同志和枪支、做冬装用的棉布和棉花，使他们感到
了党的温暖；省委则专门派出了省军委负责人张寿篯，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前往珠河。
这位张寿篯，就是今天尽人皆知的李兆麟将军。他原名叫李超兰。辽宁辽阳县人，１９
３１年１１月在北平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１９３２年跟随中共地下党员冯基平回到他
的家乡辽阳组织抗日义勇军，并在这一年１１月受中共奉天特委派遣到本溪煤矿搞工运工
作，１９３５年５月后又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工作。
张寿篯来到珠河找到赵尚志和中心县委的同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们传达了中共
中央的“指示信”，并和他们在一起进行了学习讨论。大家对中央“指示信”的到来感到由
衷的高兴。当然，最高兴的还是不久前被省委以右倾名义开除党籍的赵尚志了。在这一指示
精神鼓舞下，中共珠河县委及赵尚志与张寿篯一起对如何建立我们党自己的抗日武装问题进
行了细致的讨论，做出了以下５项重大决定：
１．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为队长；
２．在游击队内建立党团组织，李福林为党支部书记，李启东为组织委员，朱新阳为宣
传委员，李根植为青年团小组组长；
３．为加强和保持党对游击队的领导，建立起了其与县委和省委经常接头的地点，并要
求省委经常派出巡视员到游击队检查指导工作。
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与其他反日义勇军（特别是孙朝阳部）的通信联系，与其
订立反日作战协议；
５．将游击队的活动范围暂定在石头河、板子房、黑龙宫一带，待队伍扩大后再向延
寿、方正、五常、双城一带发展。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０日，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珠河县
（现尚志县）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虽然这支队伍只有１３人和１３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
得有板有眼。哈尔滨反日总会的代表、珠河中心县委和农民自卫队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
会。会上，赵尚志带领全体游击队员鸣枪宣誓：
“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
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必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海陆空军滚出满洲，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一成立，便显示出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的特色来了。当年珠河东北
反日游击队的１３名“种子队员”之一的朱新阳后来回忆说：
“游击队成立初期，在铁路南三股流一带活动，每到一地，必召集群众宣传抗日救国，
并帮助群众推磨、担水，晚上就睡在群众家地下，纪律严明，很受群众欢迎。因为人数少，
赵尚志也和大家一起轮班站岗。到了冬天，下起了大雪，可大家还没穿上乌拉。正在为难的
时候，铁路北的一个朝鲜族同志来队，提出抓日本走狗解决乌拉，我们非常高兴，很快实现
了。从此，便用没收日伪汉奸的财产充做抗日经费。”
游击队成立后，便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为此，他们先后缴了三股流一带的好
几个地主大排队的枪，杀了一些汉奸恶霸，扫荡了三股流周围五六十里内的日伪政权，建立
了农民委员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组织。
不用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今天，我们从抗联老战士刘云阁回忆他当年做为一
个小长工看到的情形，便可见这一过程之一斑：
“一天晚上，大雪纷纷扬扬，我们几个小伙计正坐着闲聊，忽然听墙外有人来回走动。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我们住在山里有个规矩：遇到什么情况，不准说话。脚步声停了，
只听屋外有人问：‘里面有人吗？’我们之中的郭文彬答道：‘有人。’说时，我们点燃了
一块‘明子’。不一会从外面进来七、八个人，他们大部分都手持扎枪头，只有站在最前面
那矮个子腰里别着一支六轮手枪。他十分爽快地说：‘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就走，有吃的
吗？’我赶紧下炕，从锅里盛出一盆大茬子粥，忙说：‘你们饿了吧’这些人并没有说什么
客气话，每个人盛出一碗蹲在地上吃了起来。那个矮个子一边吃一边叮嘱说：‘可不要让二
保（指日本组织起来的汉奸队）知道啊。’他们吃完饭，说：‘蹲在屋地上合合眼就行
啦。’这时我躺在炕上，瞅着这些不速之客，心里纳闷，他们是什么人呢？待人这么和气！
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大概是午夜时分，这些人悄悄地走了。不大一会，他们又匆忙回来了。这次不像刚才
那样谨慎小心，而是放心大胆地走进了屋里。一进屋就说：‘快点上灯’，我被响动声惊
醒，睁眼一看，除刚才那些人之外，还带来一个五花大绑的朝鲜族人，被他们推着踉踉跄跄
地进了屋，然后又把这个人吊在高高的梁坨上。……天大亮时，他们把那个五花大绑的人带
走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被抓来的那个人是哈尔滨到一面坡这个区段的特务头子。他们临走
时，留下８角钱，说是给苞米茬子和盐钱……
“从这以后，他们经常到我们这儿来，渐渐地熟了，也跟我们讲实话了。……令我们惊
喜的是，那个矮个子、黑脸膛、头戴狗皮帽子、身穿半截多处磨光了皮露出一绺绺羊毛皮袄
的人，原来就是流传在老百姓之中的抗日英雄赵尚志！”
如果说上面的这段回忆反映出了当年游击队所进行的秘密活动的情况的话，那么，抗联
老战士李春山、张青林、张俊丰、邱岳五等人讲述的“赵尚志土炮攻宾洲”则反映了当年斗
争波澜壮阔的一面：
“１９３４年３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赵尚志、张寿篯率领游击队员５０多人，义勇军
‘黄炮’队伍１００多人，向宾洲进发。城内的党组织早已按游击队约定的时间做好了准
备。联系的口令是‘冬草’，‘春活’。……当游击队到达城下时，城内敌人已经发觉，日
寇守备队、伪警察骑兵队、山林警察队等早已在城上固守，并有伪大排、商团武装配合。由
于城墙坚固，护城河又宽又深，游击队没有重型武器，怕攻城不下，便不战而归。
“游击队认真总结了没有大炮，摧毁不了敌人城防工事，打不进宾州城的教训。赵尚志
发动战士们想办法造土炮，战士们在杨家烧锅弄来一根有碗口粗、７尺长的铁管子，利用古
代火炮的原理设计了一门土炮。他们在铁管子外面镶上柳木，用铁丝一道道地缠上，配上炮
架，再把炮涮上黑色，蒙上红布，分辨不出是土炮还是钢炮。
“做好了攻城准备之后，５月１４日，赵尚志给宾州城里的伪县长李春魁打电话，问他
是接还是打。李回答说：‘别说你是抗日军，什么军我们也不接。’同天上午，张寿篯政委
作了攻城的战斗动员，重申了进城后不要损害工商业和居民等纪律。下午游击队动员了４０
０多人，义勇军‘黄炮’、‘吕绍财’、‘占九营’、‘九亏手’等队伍共１０００余人，
加上４００多助战的乡亲们，在赵尚志的带领下，分三路向宾州城进发……
“游击队到城墙附近，开展政治攻势，向伪军们喊话道：‘伪军弟兄们，你们不要当亡
国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城内日伪军十分恐慌，１个小时内向哈尔滨打了７次
电话告急，并不停地向城外无目标地射击。游击队一面唱着歌，一面高呼口号，一时声势大
振。伪军长官听后十分恼怒，下令向城外射击。游击队战士喊道：‘伪军弟兄们快快投降
吧！不投降就用炮轰城了。’伪军长官接着喊道：‘弟兄们别听他们吹了，他们没有炮，只
有国军和皇军才有大炮。’一个战士气得骂道：‘你这个不知死的东西，吹不吹你就等着瞧
吧！呆会儿叫你尝尝滋味。’这一骂日伪军恼怒起来，又向城外乱射一阵。这时，赵尚志仍
然没有下令攻城，游击队战士严阵以待。
“夜里１点多钟，伪军情绪散了下来，只有日本守备队到处督战。他们走到哪里，哪里
就打一阵枪，走过之后，枪声就稀落下来。此时土炮的射击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炮膛里大约
装进了２０多斤火药，１４～１５斤碎铧铁。夜里两点多钟，赵尚志一声令下，守炮战士点
火放炮，一声巨响，只见火光一闪，一条火龙直落到敌人的阵地上，只听一片惨叫声。游击
队突击队和少年连的战士，冒着浓烟冲进城去……”就这样，到１９３４年的夏天，珠河游
击区已经扩展到了宾县、延寿、五常、双城等县的一些地区。这一年的７月，各地代表来到
三股流开会，成立起了珠河县农民委员会总会，吴景才被选为总会长。
农民委员会虽然不叫政府，但在人们心目中它就是政府。老百姓一见到吴景才就叫他吴
县长，吴开始时还一再向他们说，我不是县长。老百姓则说，老吴你别客气呀，我们说你是
县长，你就是县长！于是，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而老百姓们则在他的带领下，拥军支前，
侦察敌情，铲除敌人的密探，为游击队传送情报以及成立地方武装配合游击队作战。珠河一
带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群众都这样称呼根据地）。
１５ 凶信频传
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在珠河地区存在好几十个反日山林队和义勇军的队伍。
这些人除了在反日这个问题上与游击队还能讲到一起以外，其他就很难找到一样的地方了。
他们中的不少人还觉得游击队不是正经绺子，对游击队存有不同程度的敌意。因此，游击队
开始也没有与他们进行联合作战的打算，队内的关门主义思想还很重。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在
给他们的指示信中就指出了他们的这一错误：
“关门主义非常浓厚——经常有几十人跟在队伍后面数日，要求入队而被拒绝，队伍几
乎每天数人以至十数人下队，请假归队的不要，这是关门主义极严重的错误，队伍每到一
地，群众热烈地要求组织反日会，而你们只以派组织员来敷衍之，地方上武装组织热心要求
上前线而被拒绝，最好的反日义勇军（如黄炮队）愿与我们经常联合作战，而你们甚至企图
采取分离和疏远的策略，在一切义勇军中。甚至与我们关系最好的义勇军中（如黄炮铁军
等）没有组织群众性的反日会，在反日游击队中党的组织仍然是狭小到不能允许的程度。”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满洲省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发给珠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
的指示信中对游击队不能与反日义勇军联合作战和对义勇军抱有一些错误认识提出批评，并
要求游击队在扩大现有武装的基础上，扩大反日统一战线，与反日义勇军订立反日协定。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赵尚志于１９３４年３月在中东路铁道北的秋皮屯，召集在珠河一
带活动的各种义勇军首领“爱民”、“青林”、“北来”、“七省”、“友好”等人，开了
个“诸侯会”。会上，赵尚志根据省委关于游击队与义勇军联合的三项条件，与各路“诸
侯”们一起通过了反日通令，并协商成立了以赵尚志为首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
“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相继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特别
是在宾县三岔河一战中消灭日伪军近百名，使得赵尚志和他领导的队伍的影响更大了。在这
种情况下，一些地主大排和伪自卫队，如黑龙宫和宾县七区的大排等，也被迫与游击队取得
联络，甚至随同作战。一时间各种武装队伍都换上抗日的红袖标。
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议。之所以要开扩大
会，那当然是因为本来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某些人却又恰恰是少不了的人物时，所要采取的
一种办法。
赵尚志这时虽然不是党员了，但讨论游击队问题没有他又不行，所以他也被扩大到这个
会上来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就是研究改编义勇军和山林队的原则和计划。由于省委有明确指
示，所以这件事在开会的当天——１９３４年６月２８日就定了下来了。于是第二天的会就
是包括被改编队伍在内的全体人员的大会了。会上，宣布和通过对这些队伍进行改编的决
定，同时“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宣告成立。
“哈东支队”在编制上采取“三三制”，支队下是总队，总队下是大队，大队下是中
队。全队共有４５０多人，其中有９个中队（１８０多人）是由中共领导的队伍，实力最
大。这样，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赵尚志都是当然的支队长，同时他还兼任第一总队的队长。
政委则由张寿篯担任，原来的大排队头子黄英（人称黄炮）任第二总队长，原来的黑龙宫保
卫团团长曹德生任第三总队长。此外，还设立了骑兵队和教导队及少年队。
哈东支队成立后，赵尚志手下的人多了，枪多了，活动范围也大了，但问题也就多了起
来。原因很简单，进来的人太杂了，有些人参加联合军本身就是想借赵尚志的牌子来图个人
目的的。关于这一点，中共珠河县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的报告中说：
“队员现在的情绪，不如已往，已往九、十个人的时候，除了一个群众之外尽是同志，
但是现在队员已达４０名，内中还只有这几个同志，并且这几个同志中多数是韩国人。……
但最坏的队员要算是由朝阳此次叛变的第３队，他们在一来游击队的时候都这样说：‘赵尚
志的队名誉也好，也敢干，所以他们绑许多值钱的票，所以一心要来咱队，但到这队以后才
知道这个队并不是像胡子那样绑票，也不像胡子队的随便，虽然有几个钱，并不挑片子，一
举一动都有规定，甚至吃饭都要限制１５分钟，他们一看之后，当天就走了两个，没有走的
人，虽然不反对这个队，但是表现出不满意和极苦恼的状态来。”
哈东支队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就是和于九江队的冲突以及黄炮和铁军队的叛变。
７月中旬，哈东支队二总队攻打五常县失利，紧接着又传来了第一总队在乾松顶之战中
也没有取得胜利和第三总队和于九江队之间发生不愉快事件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总
队长黄炮便擅自带人逃回了黑龙宫。
黄炮原本就是黑龙宫一带大排头子，他之所以参加了游击队，完全是因为当初游击队发
展十分顺利，哈东地区的抗日大潮高涨的形势下的一种权宜之计，现在形势变了，他也就跑
了。黄炮带人跑了以后，原来归顺游击队的铁军队也跑到九千五镇一带投奔于九江队去了。
于九江原是一老胡子头，“九·一八”后也打出了抗日的旗号。他与游击队的关系可以
说是不疏也不亲，６月份时还与游击队一起有过协同行动，但在游击队处于不利的情况下，
他的那张脸也开始“晴转多云”了。
为了说服和争取于九江一起抗日，赵尚志带哈东支队从乾松顶子到了八区，经过一番不
太容易的工作，于九江终于同意与赵尚志一起进攻延寿县城。但在队伍经过三岔河附近的一
个姓徐地主大院时，那个地主却说啥也不让他们过。为了不误战机，赵尚志下令武力解决，
缴了他的十余条枪，罚了一千发子弹。但这样一来，暴露了攻延寿的企图，只好临时决定东
进，到宾县南部去建立新的游击区。
于九江虽然与赵尚志订立了共同作战的协定，但却耍两面派，他乘赵尚志带队东进之
机，闯进了宾县和珠河的中东路南、北，包括游击区在内的一部分地区，到那里收捐缴枪，
把哈东支队的游击区划分为各个山林队的地盘。还到处说：反日军缴山林队和义勇军的枪，
他们要是胜了还得收拾我们。听了于的这些话，许多原来支持抗日军的地主、豪绅都开始改
变了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率队回到了宾县八区。他组织召开了群众大会，印发哈东支队
《告反日抗满义勇军书》，揭露于九江及黄炮、铁军之流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经过宣
传，许多人又转变态度，一些被于收编的大排也脱离了于九江队投奔哈东支队。
形势一有改变，哈东支队的其他领导人便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于九江已经成了孤家寡
人，到了该收拾他的时候了。于是，就派部队到于九江队的后方，将其后方的一些家属抓了
起来。这一下可坏了，于九江到处说哈东支队破坏了他的“原粮窝子”（即于的地盘），把
一些本来已经脱离于的义勇军、山林队又窜拢到一起，联名向哈东支队写信下战表，并主动
向哈东支队发起进攻。虽然他们的进攻被哈东支队打退了，但却抓走了哈东支队执法处的１
９名人员。后经延寿县警察大队哗变出来参加反日义勇军的首领朱万金出面调解，双方互相
交换了所抓的人员才算是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同于九江打起来之后，赵尚志感到黄炮的问题也很严重，为了巩固联合军的团结，他急
忙从宾县返回到珠河铁道南游击区，并两次派人去做黄炮的工作。黄炮表面上对来人说，他
只是要在黑龙宫休兵整队，没别的意思，以及如何愿意参加联合军等。实际上他对哈东支队
没收汉奸地主的财产和发动群众分粮斗争的做法十分反感，同时他也受不了反日军物质生活
上的艰苦和严格的纪律约束，早就准备叛变了。不久，他在日本特务的收买和利诱下公开投
敌，并纠集了“老头票”、“全好”等队，向哈东支队的黑龙宫游击区发起进攻。在那里烧
杀抢夺，逮捕反日会员，解散妇女会和儿童团，还将农民自卫队改成反动大排。这时，与黄
炮有亲戚关系的中共黑龙宫特支的书记王鸿生也叛变了，那里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了。
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在珠河地区存在好几十个反日山林队和义勇军的队伍。
这些人除了在反日这个问题上与游击队还能讲到一起以外，其他就很难找到一样的地方了。
他们中的不少人还觉得游击队不是正经绺子，对游击队存有不同程度的敌意。因此，游击队
开始也没有与他们进行联合作战的打算，队内的关门主义思想还很重。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在
给他们的指示信中就指出了他们的这一错误：
“关门主义非常浓厚——经常有几十人跟在队伍后面数日，要求入队而被拒绝，队伍几
乎每天数人以至十数人下队，请假归队的不要，这是关门主义极严重的错误，队伍每到一
地，群众热烈地要求组织反日会，而你们只以派组织员来敷衍之，地方上武装组织热心要求
上前线而被拒绝，最好的反日义勇军（如黄炮队）愿与我们经常联合作战，而你们甚至企图
采取分离和疏远的策略，在一切义勇军中。甚至与我们关系最好的义勇军中（如黄炮铁军
等）没有组织群众性的反日会，在反日游击队中党的组织仍然是狭小到不能允许的程度。”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满洲省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发给珠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
的指示信中对游击队不能与反日义勇军联合作战和对义勇军抱有一些错误认识提出批评，并
要求游击队在扩大现有武装的基础上，扩大反日统一战线，与反日义勇军订立反日协定。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赵尚志于１９３４年３月在中东路铁道北的秋皮屯，召集在珠河一
带活动的各种义勇军首领“爱民”、“青林”、“北来”、“七省”、“友好”等人，开了
个“诸侯会”。会上，赵尚志根据省委关于游击队与义勇军联合的三项条件，与各路“诸
侯”们一起通过了反日通令，并协商成立了以赵尚志为首的“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
“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相继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特别
是在宾县三岔河一战中消灭日伪军近百名，使得赵尚志和他领导的队伍的影响更大了。在这
种情况下，一些地主大排和伪自卫队，如黑龙宫和宾县七区的大排等，也被迫与游击队取得
联络，甚至随同作战。一时间各种武装队伍都换上抗日的红袖标。
为了加强对这支队伍的领导，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召开了党团扩大会议。之所以要开扩大
会，那当然是因为本来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某些人却又恰恰是少不了的人物时，所要采取的
一种办法。
赵尚志这时虽然不是党员了，但讨论游击队问题没有他又不行，所以他也被扩大到这个
会上来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就是研究改编义勇军和山林队的原则和计划。由于省委有明确指
示，所以这件事在开会的当天——１９３４年６月２８日就定了下来了。于是第二天的会就
是包括被改编队伍在内的全体人员的大会了。会上，宣布和通过对这些队伍进行改编的决
定，同时“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宣告成立。
“哈东支队”在编制上采取“三三制”，支队下是总队，总队下是大队，大队下是中
队。全队共有４５０多人，其中有９个中队（１８０多人）是由中共领导的队伍，实力最
大。这样，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赵尚志都是当然的支队长，同时他还兼任第一总队的队长。
政委则由张寿篯担任，原来的大排队头子黄英（人称黄炮）任第二总队长，原来的黑龙宫保
卫团团长曹德生任第三总队长。此外，还设立了骑兵队和教导队及少年队。
哈东支队成立后，赵尚志手下的人多了，枪多了，活动范围也大了，但问题也就多了起
来。原因很简单，进来的人太杂了，有些人参加联合军本身就是想借赵尚志的牌子来图个人
目的的。关于这一点，中共珠河县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的报告中说：
“队员现在的情绪，不如已往，已往九、十个人的时候，除了一个群众之外尽是同志，
但是现在队员已达４０名，内中还只有这几个同志，并且这几个同志中多数是韩国人。……
但最坏的队员要算是由朝阳此次叛变的第３队，他们在一来游击队的时候都这样说：‘赵尚
志的队名誉也好，也敢干，所以他们绑许多值钱的票，所以一心要来咱队，但到这队以后才
知道这个队并不是像胡子那样绑票，也不像胡子队的随便，虽然有几个钱，并不挑片子，一
举一动都有规定，甚至吃饭都要限制１５分钟，他们一看之后，当天就走了两个，没有走的
人，虽然不反对这个队，但是表现出不满意和极苦恼的状态来。”
哈东支队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就是和于九江队的冲突以及黄炮和铁军队的叛变。
７月中旬，哈东支队二总队攻打五常县失利，紧接着又传来了第一总队在乾松顶之战中
也没有取得胜利和第三总队和于九江队之间发生不愉快事件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总
队长黄炮便擅自带人逃回了黑龙宫。
黄炮原本就是黑龙宫一带大排头子，他之所以参加了游击队，完全是因为当初游击队发
展十分顺利，哈东地区的抗日大潮高涨的形势下的一种权宜之计，现在形势变了，他也就跑
了。黄炮带人跑了以后，原来归顺游击队的铁军队也跑到九千五镇一带投奔于九江队去了。
于九江原是一老胡子头，“九·一八”后也打出了抗日的旗号。他与游击队的关系可以
说是不疏也不亲，６月份时还与游击队一起有过协同行动，但在游击队处于不利的情况下，
他的那张脸也开始“晴转多云”了。
为了说服和争取于九江一起抗日，赵尚志带哈东支队从乾松顶子到了八区，经过一番不
太容易的工作，于九江终于同意与赵尚志一起进攻延寿县城。但在队伍经过三岔河附近的一
个姓徐地主大院时，那个地主却说啥也不让他们过。为了不误战机，赵尚志下令武力解决，
缴了他的十余条枪，罚了一千发子弹。但这样一来，暴露了攻延寿的企图，只好临时决定东
进，到宾县南部去建立新的游击区。
于九江虽然与赵尚志订立了共同作战的协定，但却耍两面派，他乘赵尚志带队东进之
机，闯进了宾县和珠河的中东路南、北，包括游击区在内的一部分地区，到那里收捐缴枪，
把哈东支队的游击区划分为各个山林队的地盘。还到处说：反日军缴山林队和义勇军的枪，
他们要是胜了还得收拾我们。听了于的这些话，许多原来支持抗日军的地主、豪绅都开始改
变了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率队回到了宾县八区。他组织召开了群众大会，印发哈东支队
《告反日抗满义勇军书》，揭露于九江及黄炮、铁军之流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经过宣
传，许多人又转变态度，一些被于收编的大排也脱离了于九江队投奔哈东支队。
形势一有改变，哈东支队的其他领导人便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于九江已经成了孤家寡
人，到了该收拾他的时候了。于是，就派部队到于九江队的后方，将其后方的一些家属抓了
起来。这一下可坏了，于九江到处说哈东支队破坏了他的“原粮窝子”（即于的地盘），把
一些本来已经脱离于的义勇军、山林队又窜拢到一起，联名向哈东支队写信下战表，并主动
向哈东支队发起进攻。虽然他们的进攻被哈东支队打退了，但却抓走了哈东支队执法处的１
９名人员。后经延寿县警察大队哗变出来参加反日义勇军的首领朱万金出面调解，双方互相
交换了所抓的人员才算是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同于九江打起来之后，赵尚志感到黄炮的问题也很严重，为了巩固联合军的团结，他急
忙从宾县返回到珠河铁道南游击区，并两次派人去做黄炮的工作。黄炮表面上对来人说，他
只是要在黑龙宫休兵整队，没别的意思，以及如何愿意参加联合军等。实际上他对哈东支队
没收汉奸地主的财产和发动群众分粮斗争的做法十分反感，同时他也受不了反日军物质生活
上的艰苦和严格的纪律约束，早就准备叛变了。不久，他在日本特务的收买和利诱下公开投
敌，并纠集了“老头票”、“全好”等队，向哈东支队的黑龙宫游击区发起进攻。在那里烧
杀抢夺，逮捕反日会员，解散妇女会和儿童团，还将农民自卫队改成反动大排。这时，与黄
炮有亲戚关系的中共黑龙宫特支的书记王鸿生也叛变了，那里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了。
１６ 连战皆捷
赵尚志听说黄炮把黑龙宫给闹成了“黑窟窿”后，立即派部队去支援在那里与叛军战斗
的反日群众武装。黄炮见赵尚志和他动了真格的，不敢继续抵抗，逃走了。
虽然哈东支队和地方党组织一起重建了黑龙宫根据地，但他们知道：要想摆脱被动逆
境，重新打开局面，巩固老游击区，开辟新区，就必须在军事上取得新的胜利，否则就是说
破了大天也没有用。胜利，只有胜利，才是最可靠的保障。为此，哈东支队的领导们决定要
打出几个漂亮仗来给抗日队伍和群众提一提气。８月份，他们先小打小闹，袭击敌人的铁道
交通线９１次，造成了１６次脱轨翻车事件，使日伪感到“实不可再忍”。９月份，赵尚志
决定要干个大的——打五常堡。
五常堡是距五常县城３０华里的一个重镇，这地方不但“富甲五常”，而且其设施的坚
固程度也是五常县城都比不上的。小镇的四周是很高的“镇墙”，墙外是深壕，“镇墙”内
围着的是东、西、南、北各有３里地的正方形街市，“镇墙”的四角上和里面的一些重要路
口上都设有炮台。镇内除了驻有警察队、商团、大排２００多人外，还有一些备用枪支。一
旦有事时，里面的人都能执枪上阵。
五常堡里的人听说赵尚志和张寿篯带队向五常方向开过来后，并没太害怕。他们大咧咧
地说：事变那年，冯宫、宫姚旅等自卫军都没敢进，小小游击队敢进五常堡？
五常堡的人不是牛气得很吗？赵尚志就要利用一下他们的这股牛气。他先放出风去说，
哈东支队这次非要打下五常县县城不可。但暗地里却悄悄做好了进攻五常堡的准备。
８月１５日，赵尚志指挥哈东支队及义勇军、山林队在内的２００多人已经把五常镇包
围了起来。随后，经过４个小时的激战占领了该镇。哈东支队进城后，军歌震天，将日伪统
治机关和炮台烧毁，除了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外，还从敌伪的当铺和商号里弄来了不少布匹、
胶鞋和面粉物资。此外，他们还把以前拒绝他们要求救国募捐信的６０多人抓了起来教训一
顿。然后，便很快撤了出来。当敌援军赶到时，他们已经撤走了，敌人也没敢追上来。
从五常堡撤出来后，眼前很快便来到敌人设在四道河子的据点。赵尚志决定“搂草打兔
子”，顺便把它也收拾了。但这次他却不想硬打。
根据赵尚志的命令，哈东支队的骑兵队化装成伪军，大摇大摆地进了道河子。传令兵向
里面的包队长报告说：“‘国军’刚才和赵尚志的部队在五常堡打起来了，没干过他们，现
正在向村子里撤退，你们快去迎接！”
那包队长信以为真，赶紧集合起队伍到场院里列队迎接。这时赵尚志率队进来了，他对
那帮伪军训话说：“赵尚志已经打进村子了，你们都在干什么？”吓得包队长一个劲地陪不
是，但赵尚志那里管他这些。他下令说：“把他们的枪给我缴了！”
在四道河子，游击队把缴来的布匹一部分给部队做冬装，一部分分给当地老百姓，一部
分送回老根据地。群众一得到实惠，立即就被发动起来了，不久就组织起一支３００多人的
自卫队和５０多人的青年义勇军，积极支援游击队作战。
强攻五常堡和智取四道河子，果然起到了“提气”的作用。这些胜利不但使哈东支队解
决了过冬的军需物资，更主要的是扫除了自和于九江冲突及黄炮叛变后哈东支队头上的“秽
气”，中止了山林队和义勇军脱离联合军的“连锁反应”。
人们常讲“乘胜前进”，其实倒不如说“乘胜取胜”更为合适，因为战场上的胜利往往
也是一串一串的。赵尚志他们在取得上述胜利后不久，又接连取得了犁树沟、肖田地战斗的
胜利，打退了叛徒黄炮对根据地的进攻及日伪军的冬季“讨伐”。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１
１月进行了“肖田地突围战”。当时，赵尚志带领２００多人在行军途中被日伪军８００多
人包围起来，情况万分危急。但是经过７个多小时的激战后，在赵尚志的指挥下，他们不但
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消灭了日伪军１００多人、白俄警察２０多人，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
杀开了一条血路。此战结束后，就连日本人也不得不佩服游击队的战斗力，说“此战必有名
将指挥”。
打不打胜仗就是不一样。
哈东支队打仗失利的时候，联合军就动摇、分裂，根据地也不稳定；在打了胜仗后，这
些就立即翻了个个——联合军内的那些原本想闹分家的不闹了，根据地的红地盘不但大了而
且也更红了。
日本人说那里是“共匪”的“哈东乐园”。
赵尚志听说黄炮把黑龙宫给闹成了“黑窟窿”后，立即派部队去支援在那里与叛军战斗
的反日群众武装。黄炮见赵尚志和他动了真格的，不敢继续抵抗，逃走了。
虽然哈东支队和地方党组织一起重建了黑龙宫根据地，但他们知道：要想摆脱被动逆
境，重新打开局面，巩固老游击区，开辟新区，就必须在军事上取得新的胜利，否则就是说
破了大天也没有用。胜利，只有胜利，才是最可靠的保障。为此，哈东支队的领导们决定要
打出几个漂亮仗来给抗日队伍和群众提一提气。８月份，他们先小打小闹，袭击敌人的铁道
交通线９１次，造成了１６次脱轨翻车事件，使日伪感到“实不可再忍”。９月份，赵尚志
决定要干个大的——打五常堡。
五常堡是距五常县城３０华里的一个重镇，这地方不但“富甲五常”，而且其设施的坚
固程度也是五常县城都比不上的。小镇的四周是很高的“镇墙”，墙外是深壕，“镇墙”内
围着的是东、西、南、北各有３里地的正方形街市，“镇墙”的四角上和里面的一些重要路
口上都设有炮台。镇内除了驻有警察队、商团、大排２００多人外，还有一些备用枪支。一
旦有事时，里面的人都能执枪上阵。
五常堡里的人听说赵尚志和张寿篯带队向五常方向开过来后，并没太害怕。他们大咧咧
地说：事变那年，冯宫、宫姚旅等自卫军都没敢进，小小游击队敢进五常堡？
五常堡的人不是牛气得很吗？赵尚志就要利用一下他们的这股牛气。他先放出风去说，
哈东支队这次非要打下五常县县城不可。但暗地里却悄悄做好了进攻五常堡的准备。
８月１５日，赵尚志指挥哈东支队及义勇军、山林队在内的２００多人已经把五常镇包
围了起来。随后，经过４个小时的激战占领了该镇。哈东支队进城后，军歌震天，将日伪统
治机关和炮台烧毁，除了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外，还从敌伪的当铺和商号里弄来了不少布匹、
胶鞋和面粉物资。此外，他们还把以前拒绝他们要求救国募捐信的６０多人抓了起来教训一
顿。然后，便很快撤了出来。当敌援军赶到时，他们已经撤走了，敌人也没敢追上来。
从五常堡撤出来后，眼前很快便来到敌人设在四道河子的据点。赵尚志决定“搂草打兔
子”，顺便把它也收拾了。但这次他却不想硬打。
根据赵尚志的命令，哈东支队的骑兵队化装成伪军，大摇大摆地进了道河子。传令兵向
里面的包队长报告说：“‘国军’刚才和赵尚志的部队在五常堡打起来了，没干过他们，现
正在向村子里撤退，你们快去迎接！”
那包队长信以为真，赶紧集合起队伍到场院里列队迎接。这时赵尚志率队进来了，他对
那帮伪军训话说：“赵尚志已经打进村子了，你们都在干什么？”吓得包队长一个劲地陪不
是，但赵尚志那里管他这些。他下令说：“把他们的枪给我缴了！”
在四道河子，游击队把缴来的布匹一部分给部队做冬装，一部分分给当地老百姓，一部
分送回老根据地。群众一得到实惠，立即就被发动起来了，不久就组织起一支３００多人的
自卫队和５０多人的青年义勇军，积极支援游击队作战。
强攻五常堡和智取四道河子，果然起到了“提气”的作用。这些胜利不但使哈东支队解
决了过冬的军需物资，更主要的是扫除了自和于九江冲突及黄炮叛变后哈东支队头上的“秽
气”，中止了山林队和义勇军脱离联合军的“连锁反应”。
人们常讲“乘胜前进”，其实倒不如说“乘胜取胜”更为合适，因为战场上的胜利往往
也是一串一串的。赵尚志他们在取得上述胜利后不久，又接连取得了犁树沟、肖田地战斗的
胜利，打退了叛徒黄炮对根据地的进攻及日伪军的冬季“讨伐”。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１
１月进行了“肖田地突围战”。当时，赵尚志带领２００多人在行军途中被日伪军８００多
人包围起来，情况万分危急。但是经过７个多小时的激战后，在赵尚志的指挥下，他们不但
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消灭了日伪军１００多人、白俄警察２０多人，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
杀开了一条血路。此战结束后，就连日本人也不得不佩服游击队的战斗力，说“此战必有名
将指挥”。
打不打胜仗就是不一样。
哈东支队打仗失利的时候，联合军就动摇、分裂，根据地也不稳定；在打了胜仗后，这
些就立即翻了个个——联合军内的那些原本想闹分家的不闹了，根据地的红地盘不但大了而
且也更红了。
日本人说那里是“共匪”的“哈东乐园”。
１７ 好事成双
哈东支队连战皆捷和珠河抗日地不断扩大使得赵尚志的名声越来越大——“哈尔滨街头
巷尾都在谈论反日联军赵尚志”。可是这位带头创出“共匪哈东乐园”的人却不是党员，这
岂不是有点不那回事了？其实，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因此他们在过去的
一年时间里多次给中共满洲省委写报告，要求省委恢复赵尚志的党籍。但是，省委却迟迟没
有做出这个决定。究其原因倒不是因为办事效率低，而主要是由于在此其间省委还接到了其
他有关赵尚志的报告。
在抗联的领导人中，赵尚志可以说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从现有的一些材料来看，一
些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人对他这个人的评价也是很不一致。
对于赵尚志，当年哈东支队少年队的队员刘云阁回忆说：
“少年队成立之后，我们和赵队长朝夕相处，他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小同志，有时像个大
哥，有时像个老妈妈。在行军中，他看谁走不动了就说：小崽子，上马！随后就挑到他的马
背上，自己却步行。到了宿营地，他把我们这些小战士安排在炕上，而他自己和他的副官却
睡在地下，这已成常事。在和赵队长接触的日子，他的一言一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作战
勇敢，为人师表，说到做到，要求严格，是全军著名的。战时，他是一个威严的将军；平时
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首长。他非常善讲，特别是战时宣传鼓动工作，有几次战斗就是他宣
传喊话，使对方把枪扔出炮楼，缴械投降。赵队长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每到一地，总爱跟
老太太、小孩子拉家常，讲故事。在他的宣传下，像吕老妈妈和她的儿子都为抗日联军做了
不少事情，支援我们抗日。有人形容赵队长善讲叫他“赵铁嘴”。赵尚志队长平时的作风就
像一老农。那时，我们游击队大都活动在山上，每到宿营地，他常爱蹲灶坑，蹲下来就蹭脖
子，把脖子蹭得油黑铮亮。我们和他开玩笑说：‘司令，你怎么不把脖子洗洗？’他风趣地
说：‘革命不成功，我是不洗的，有了这玩艺护着，还能挡风耐寒呢！’
“他的穿戴总离不了那件花绺条条的羊皮袄。冬天穿的乌拉，是战士不爱穿的，他捡来
套在脚上，连乌拉草都包不住，腿绑也几乎是全队最坏的。行军时，他总是大步流星地走在
掌旗官的前面。最有趣的是他鞋里垫的乌拉草，不等到目的地，就都叫马给吃了。他依然昂
首阔步，乐呵呵地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一向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对部队的情绪影响很大。”
王明贵回忆他对赵尚志的第一印象时说：
“赵军长身材不高，不修边幅，穿戴和战士们完全一样。战士们都说：赵军长一点架子
都没有，如果没有人介绍，简直就看不出那就是使敌人闻风丧胆、赫赫有名的赵司令。”
但是在此期间，中共满州省委却接到了不少反映赵尚志的种种毛病的报告。例如，在满
洲省委巡视员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２日的《巡视报告》中写道：
“……老赵在承认破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还是很勉强不彻底，一点一点地接受。他认为
称义勇军为匪军没有什么破坏统一战线，因为实际上这些义勇军还都联合我们，关于我们称
义勇军为匪军，他们并不怪，因为他们都是称掌柜的。在队内，老赵完全不经过党和团的同
意和讨论，任意地开除队员，说是肃清不良分子。在过年时，老赵召集队员讲话，问弟兄们
谁愿意请假回家过年，这是一个好机会，以后就不能请假了，当时有几个队员请假，以后来
队，老赵就不要了。他说：这种办法就是看看哪些队员有动摇……”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２日，中共满洲省委终于作出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
议》。《决议》指出：１９３３年春，由于巴彦游击队失败而“开除赵尚志同志的党籍”，
是当时“省委执行‘左’倾主义路线的结果，是错误的”，赵尚志“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能继
续艰苦工作，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具有坚决勇敢精神，一年来创造和发展了珠河游击队，
开辟了很大的游击区”，故“决定正式恢复赵尚志党籍”。
好事成双。就在省委做出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定的半个月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３军在
珠河县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赵尚志出任军长，冯仲云（当时化名冯群）任政治部主任。
哈东支队连战皆捷和珠河抗日地不断扩大使得赵尚志的名声越来越大——“哈尔滨街头
巷尾都在谈论反日联军赵尚志”。可是这位带头创出“共匪哈东乐园”的人却不是党员，这
岂不是有点不那回事了？其实，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因此他们在过去的
一年时间里多次给中共满洲省委写报告，要求省委恢复赵尚志的党籍。但是，省委却迟迟没
有做出这个决定。究其原因倒不是因为办事效率低，而主要是由于在此其间省委还接到了其
他有关赵尚志的报告。
在抗联的领导人中，赵尚志可以说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从现有的一些材料来看，一
些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人对他这个人的评价也是很不一致。
对于赵尚志，当年哈东支队少年队的队员刘云阁回忆说：
“少年队成立之后，我们和赵队长朝夕相处，他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小同志，有时像个大
哥，有时像个老妈妈。在行军中，他看谁走不动了就说：小崽子，上马！随后就挑到他的马
背上，自己却步行。到了宿营地，他把我们这些小战士安排在炕上，而他自己和他的副官却
睡在地下，这已成常事。在和赵队长接触的日子，他的一言一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作战
勇敢，为人师表，说到做到，要求严格，是全军著名的。战时，他是一个威严的将军；平时
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首长。他非常善讲，特别是战时宣传鼓动工作，有几次战斗就是他宣
传喊话，使对方把枪扔出炮楼，缴械投降。赵队长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每到一地，总爱跟
老太太、小孩子拉家常，讲故事。在他的宣传下，像吕老妈妈和她的儿子都为抗日联军做了
不少事情，支援我们抗日。有人形容赵队长善讲叫他“赵铁嘴”。赵尚志队长平时的作风就
像一老农。那时，我们游击队大都活动在山上，每到宿营地，他常爱蹲灶坑，蹲下来就蹭脖
子，把脖子蹭得油黑铮亮。我们和他开玩笑说：‘司令，你怎么不把脖子洗洗？’他风趣地
说：‘革命不成功，我是不洗的，有了这玩艺护着，还能挡风耐寒呢！’
“他的穿戴总离不了那件花绺条条的羊皮袄。冬天穿的乌拉，是战士不爱穿的，他捡来
套在脚上，连乌拉草都包不住，腿绑也几乎是全队最坏的。行军时，他总是大步流星地走在
掌旗官的前面。最有趣的是他鞋里垫的乌拉草，不等到目的地，就都叫马给吃了。他依然昂
首阔步，乐呵呵地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一向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对部队的情绪影响很大。”
王明贵回忆他对赵尚志的第一印象时说：
“赵军长身材不高，不修边幅，穿戴和战士们完全一样。战士们都说：赵军长一点架子
都没有，如果没有人介绍，简直就看不出那就是使敌人闻风丧胆、赫赫有名的赵司令。”
但是在此期间，中共满州省委却接到了不少反映赵尚志的种种毛病的报告。例如，在满
洲省委巡视员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２日的《巡视报告》中写道：
“……老赵在承认破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还是很勉强不彻底，一点一点地接受。他认为
称义勇军为匪军没有什么破坏统一战线，因为实际上这些义勇军还都联合我们，关于我们称
义勇军为匪军，他们并不怪，因为他们都是称掌柜的。在队内，老赵完全不经过党和团的同
意和讨论，任意地开除队员，说是肃清不良分子。在过年时，老赵召集队员讲话，问弟兄们
谁愿意请假回家过年，这是一个好机会，以后就不能请假了，当时有几个队员请假，以后来
队，老赵就不要了。他说：这种办法就是看看哪些队员有动摇……”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２日，中共满洲省委终于作出了《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
议》。《决议》指出：１９３３年春，由于巴彦游击队失败而“开除赵尚志同志的党籍”，
是当时“省委执行‘左’倾主义路线的结果，是错误的”，赵尚志“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能继
续艰苦工作，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具有坚决勇敢精神，一年来创造和发展了珠河游击队，
开辟了很大的游击区”，故“决定正式恢复赵尚志党籍”。
好事成双。就在省委做出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定的半个月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３军在
珠河县三股流正式宣告成立。赵尚志出任军长，冯仲云（当时化名冯群）任政治部主任。
１８ 巾帼英雄
第３军成立后，珠河游击区不断扩大。在哈东地区几十个县的范围内，敌人的军事据点
不断被摧毁，“讨伐”不断被冲破，对敌伪在北满的统治中心哈尔滨受到了直接的威胁。这
样，珠河根据地也就遭来了敌伪一次接一次的“讨伐”。
敌人的“讨伐”给珠河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珠河中心县委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１
日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敌人的这次对我路南游击区所采取的焚烧政策的规模是很
大的（笔者注：指１９３５年夏委的那次以日军为主的‘讨伐’），敌人的铁蹄所到之处，
一片烟云火海。我路南游击区除距铁道线南１０余里地方未被焚烧外，几乎三分之二以上的
地区已成一片焦土。”
在这种情况下，第３军根据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决定，由军长赵尚志带主力部队向延
寿、方正、依兰、勃利、通河、汤原一带转移，到松花江下游地区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域。１
９３５年秋，第３主力部队撤走之后，其第２团和第３团被留在了珠河根据地继续坚持活
动，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转移。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这两个团的干部战士们与前
来进攻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极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巾帼
英雄赵一曼，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殉国的。
赵一曼，原名李绅泰，四川宜宾人。她性格刚强，富有正义感。早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
了极强的斗争精神。曾经多次带领同学们举行爱国学生运动和反封建礼教的斗争。１９２６
年入党，１０月份被党组织保送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赵一曼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为了革命、为了祖国她可以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关
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她在处理与丈夫、与儿子的感情问题上所做出的决定，就可以知
道她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事变后，赵一曼离开武汉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这一年的９月，
她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去苏联途中，她与同去东方大学学习的黄埔军校学生陈达邦
相识，在学习期间经组织批准，两人在苏结婚。但一年后，由于国内急需搞地下工作的优秀
干部，赵一曼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告别陈达邦回国，此时，她已有５个月身孕了。
回国后，赵一曼被党中央派到宜昌从事地下工作。在那里，她生下了儿子宁儿。做了母
亲后的赵一曼并没有耽误为党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带着儿子从宜昌到南昌，再从南昌
到九江，又从九江到上海，其间的经历决不是一句“艰难困苦”所能说完的（她带着儿子要
过饭，被敌人追捕过，还曾在儿子的脖子上套一个草圈假装沿街叫卖孩子）。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得到党组织的批准。临行，她将儿
子送到武汉陈达邦的哥哥家里，然后硬着心肠流着泪离开了向她扑过来的儿子，到东北去了。
到东北后，赵一曼先后在沈阳和哈尔滨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３４年春，经满洲
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和她谈话后，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
到我游击区展开工作。
在游击区工作期间，赵一曼以坚毅果敢、平易近人而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抗
联老战士梁铭岫回忆说：“那是１９３５年２月，当时我刚满１３岁。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中
午，一支抗联队伍开进了我的家乡——珠河县刘家村，只见一位２０多岁身背长筒猎枪，步
态轻盈的女同志走在前面。她身穿一件没吊面的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
系着腰带，头戴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短发露在外面，黑里透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
神。……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都叫她‘女长官’，还说她和赵尚志
司令是亲兄妹。她知道以后便在大会上解释说：“乡亲们，请大家不要叫我‘女长官’，我
们抗联同志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到一起的，没有什么长官，全是同志，大家就叫
我一曼好了。”
虽然赵一曼在这里让大家管她叫“一曼”，但是从现有的许多材料来看，当时人们好像
并不经常管她叫“一曼”，而是亲切地以“瘦李”呼之（大概是知道她本来姓李，而同时又
有一个长得较胖的姓李的人和她在一起工作）。
《东北抗日烈士传》一书中讲的有关赵一曼夺枪和运枪的两个小故事就很能反映出赵一
曼点子多、考虑问题周到的特点：
“在帽儿山车站的公路线上，设有伪军的一些哨所，是我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障碍，
搞掉这些哨所是抗日斗争的当务之急，又能给我部队补给武器。一曼同志为此精心策划出了
一套完整的办法：由雷炎同志带一把砍刀和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打先锋，一曼同志和另
三名同志骑马随后接应，在夜间逐个端敌人的哨所，每到一个哨所，敌哨兵未发现就先用砍
刀搞掉他，五人共乘敌军熟睡时进入哨所抓俘虏、缴枪械、割断电话线；敌哨兵发现时，雷
炎同志就地蹲着装解手，一按皮球就会发出噼噼啦啦似的拉肚子的声音，待敌哨兵放松警备
或转身时，再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再抓俘虏、缴枪支、割电话线……”
“一次中心县委设法从伪军处买了十几支短枪和大批子弹，因为敌人盘查严而无法运
出。一曼同志和另一女战士小沙主动接受了转运这批武器的任务。他们到交接地点领到武
器，用油布、油纸包起来，放进了马拉的大粪车中，直接向城门赶去。车到城门卡，日军捂
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专管乱翻乱搜的伪军见是大粪车，也喊着“快走！快走！”车老
板猛加几鞭，粪车也就出了城。武器很快转到部队了。”
赵一曼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在敌人那
里也挂了号的。在当年的《大北新报》和《哈尔滨日报》上都登有《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
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１９３５年秋，也就是在日伪对我珠河根据地“讨伐”最残酷的时候，赵一曼挑起了中
共珠河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和第３军第２团政委的重担。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的一天黎明，赵一曼和二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沟里，随后
在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们都没有突围出去的机会。直到天黑下来以后，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
说：现在机会到了，你带领部队和伤员突围吧，我带一班掩护。
王团长说：这怎么行？你是女的，你先走，我掩护！
赵一曼说：什么男的女的！快！你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
这样王团长带着部队在赵一曼等人的掩护下，突围出去了。赵一曼等在完成任务后撤出
时，与敌人遭遇了。在这次遭遇中，赵一曼的大腿部被击中，而且是贯通伤！于是，她只好
带着其他３名同志在珠河县第３区春秋岭的一个农民家里养伤。想等伤势轻一些后再去找部
队。但是，就在她住下没几天以后，敌人便得到了这一消息，并由第３区讨伐队队长张福兴
亲自带着全副武装的伪军前来抓他们。在与伪军的搏斗中，赵一曼左腕又中一枪，昏迷后被
俘。
张福兴抓到赵一曼便把她送到了珠河县伪警察首席指导官远间重太郎那里。远间重太郎
根据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的指示，又马上将赵一曼送到了珠河县城。
到了珠河县城以后，敌人便开始审赵一曼，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她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
诉，残忍的大野泰治便命伪军紧握赵一曼的伤口，疼得她多次昏死过去。
为了搞清楚赵一曼的身份，大野泰治连夜拷问在押的２０多个人。当知道赵一曼的真实
身份后，才感到不能让她死了，于是就安排医生对她进行“不发生生命危险的治疗”。１０
天后，又将她送到伪滨江省警务厅。
在伪警务厅，赵一曼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审问，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直到她
大腿的枪伤化浓后，才把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禁闭起来。但即使是在医院里，他们
每天也都要来审问赵一曼。
自从进了医院后，赵一曼就意识到，敌人还不想很快杀害她，现既然进了医院，身体就
有好起来的可能，这样就不应该坐以待毙，要想办法逃出去。
但是，要想从医院里逃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她身边一直有一个伪警察在看
着她。但赵一曼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她的突破口就选在了看着她的那个伪警察董宪勋的身
上，办法就是给他讲道理，启发他的爱国心。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董宪勋开始同情他的这个看管对象了。应
赵一曼的要求，他偷偷地拿来了笔和纸。有了笔和纸，赵一曼便开始了力所能及的写作。她
把她在沈阳看到的日军暴行、中国人民被屠杀的惨状以及她对祖国的热爱等都用通俗易懂的
小说体写了出来，使人读过之后便会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做为这些作品的第一读者的董宪
勋最先受到感染，他对赵一曼的态度也从原来的同情变成了佩服，进而愿意服从于她了。这
样，在敌人的魔窟里，赵一曼有了第一个“同党”。
不久，赵一曼又用同样的办法把经常为她换药的护士韩勇义——一个人如其名的好姑娘
争取了过来。有了这两个人，赵一曼的逃走计划便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其所订的计划中，把
逃走后的去向定为宾县三区，即赵尚志率领抗联三军经常活动的地方。按照赵一曼的安排，
董宪勋负责筹集物资，韩勇义负责筹集经费。
一切都在计划进行着，到６月份时候，董宪勋探听到警察将要换防的消息，便更加加快
了准备工作。不久，一切就都准备就绪了：一顶用来抬赵一曼的小轿、６０元（韩勇义卖掉
两个金戒指和两件大衣的钱）、必要的医疗器械。另外，还有一个名叫董广政的同行者。
６月２４日，赵一曼他们开了逃走之前的最后一个秘密会议，定于６月２８日晚上开始
行动。
６月２８日晚９点，韩勇义先到了赵一曼所在的第３病室，董宪勋则雇了一辆白俄司机
开着汽车将事先做好的小轿拉到南岗文庙的后面。然后又和董广政一起来到医院，将赵一曼
抬到汽车上，回到文庙后再舍车上轿奔阿城方向而去。
小轿很快便到了董宪勋在乡下的一个叔叔家。在那里，董宪勋急速处置了小轿，然后又
雇了一辆马车，将赵一曼抬上车后由董、韩二人相随奔我游击区而去。
６月２９日上午７时，伪南岗警察署接到医院关于赵一曼等逃走的报告后，立即派人进
行追捕。经过调查６月２８日这天进出医院的所有人和车辆，又打听到了北五道街做小轿的
地方，然后很快判断了赵一曼等的去向，派骑警向宾县三区方向追去。
６月３０日早５时，伪骑警在阿城县李家屯追上赵一曼（如果再向前走２０里路就到了
我游击区了）。
在对赵一曼用尽了酷刑仍未能获得任何东西之后，敌人彻底绝望了。８月１日，他们把
赵一曼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想到了他幼小的儿子。她向敌
人要来纸笔，留下了给儿子的遗言：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
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１９３６年８月２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就义。
第３军成立后，珠河游击区不断扩大。在哈东地区几十个县的范围内，敌人的军事据点
不断被摧毁，“讨伐”不断被冲破，对敌伪在北满的统治中心哈尔滨受到了直接的威胁。这
样，珠河根据地也就遭来了敌伪一次接一次的“讨伐”。
敌人的“讨伐”给珠河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珠河中心县委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１
日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敌人的这次对我路南游击区所采取的焚烧政策的规模是很
大的（笔者注：指１９３５年夏委的那次以日军为主的‘讨伐’），敌人的铁蹄所到之处，
一片烟云火海。我路南游击区除距铁道线南１０余里地方未被焚烧外，几乎三分之二以上的
地区已成一片焦土。”
在这种情况下，第３军根据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决定，由军长赵尚志带主力部队向延
寿、方正、依兰、勃利、通河、汤原一带转移，到松花江下游地区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域。１
９３５年秋，第３主力部队撤走之后，其第２团和第３团被留在了珠河根据地继续坚持活
动，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转移。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这两个团的干部战士们与前
来进攻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极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巾帼
英雄赵一曼，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殉国的。
赵一曼，原名李绅泰，四川宜宾人。她性格刚强，富有正义感。早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
了极强的斗争精神。曾经多次带领同学们举行爱国学生运动和反封建礼教的斗争。１９２６
年入党，１０月份被党组织保送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赵一曼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为了革命、为了祖国她可以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关
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她在处理与丈夫、与儿子的感情问题上所做出的决定，就可以知
道她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事变后，赵一曼离开武汉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这一年的９月，
她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去苏联途中，她与同去东方大学学习的黄埔军校学生陈达邦
相识，在学习期间经组织批准，两人在苏结婚。但一年后，由于国内急需搞地下工作的优秀
干部，赵一曼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告别陈达邦回国，此时，她已有５个月身孕了。
回国后，赵一曼被党中央派到宜昌从事地下工作。在那里，她生下了儿子宁儿。做了母
亲后的赵一曼并没有耽误为党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带着儿子从宜昌到南昌，再从南昌
到九江，又从九江到上海，其间的经历决不是一句“艰难困苦”所能说完的（她带着儿子要
过饭，被敌人追捕过，还曾在儿子的脖子上套一个草圈假装沿街叫卖孩子）。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得到党组织的批准。临行，她将儿
子送到武汉陈达邦的哥哥家里，然后硬着心肠流着泪离开了向她扑过来的儿子，到东北去了。
到东北后，赵一曼先后在沈阳和哈尔滨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３４年春，经满洲
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和她谈话后，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
到我游击区展开工作。
在游击区工作期间，赵一曼以坚毅果敢、平易近人而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抗
联老战士梁铭岫回忆说：“那是１９３５年２月，当时我刚满１３岁。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中
午，一支抗联队伍开进了我的家乡——珠河县刘家村，只见一位２０多岁身背长筒猎枪，步
态轻盈的女同志走在前面。她身穿一件没吊面的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
系着腰带，头戴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短发露在外面，黑里透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
神。……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都叫她‘女长官’，还说她和赵尚志
司令是亲兄妹。她知道以后便在大会上解释说：“乡亲们，请大家不要叫我‘女长官’，我
们抗联同志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到一起的，没有什么长官，全是同志，大家就叫
我一曼好了。”
虽然赵一曼在这里让大家管她叫“一曼”，但是从现有的许多材料来看，当时人们好像
并不经常管她叫“一曼”，而是亲切地以“瘦李”呼之（大概是知道她本来姓李，而同时又
有一个长得较胖的姓李的人和她在一起工作）。
《东北抗日烈士传》一书中讲的有关赵一曼夺枪和运枪的两个小故事就很能反映出赵一
曼点子多、考虑问题周到的特点：
“在帽儿山车站的公路线上，设有伪军的一些哨所，是我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障碍，
搞掉这些哨所是抗日斗争的当务之急，又能给我部队补给武器。一曼同志为此精心策划出了
一套完整的办法：由雷炎同志带一把砍刀和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打先锋，一曼同志和另
三名同志骑马随后接应，在夜间逐个端敌人的哨所，每到一个哨所，敌哨兵未发现就先用砍
刀搞掉他，五人共乘敌军熟睡时进入哨所抓俘虏、缴枪械、割断电话线；敌哨兵发现时，雷
炎同志就地蹲着装解手，一按皮球就会发出噼噼啦啦似的拉肚子的声音，待敌哨兵放松警备
或转身时，再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再抓俘虏、缴枪支、割电话线……”
“一次中心县委设法从伪军处买了十几支短枪和大批子弹，因为敌人盘查严而无法运
出。一曼同志和另一女战士小沙主动接受了转运这批武器的任务。他们到交接地点领到武
器，用油布、油纸包起来，放进了马拉的大粪车中，直接向城门赶去。车到城门卡，日军捂
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专管乱翻乱搜的伪军见是大粪车，也喊着“快走！快走！”车老
板猛加几鞭，粪车也就出了城。武器很快转到部队了。”
赵一曼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在敌人那
里也挂了号的。在当年的《大北新报》和《哈尔滨日报》上都登有《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
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１９３５年秋，也就是在日伪对我珠河根据地“讨伐”最残酷的时候，赵一曼挑起了中
共珠河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和第３军第２团政委的重担。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的一天黎明，赵一曼和二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沟里，随后
在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们都没有突围出去的机会。直到天黑下来以后，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
说：现在机会到了，你带领部队和伤员突围吧，我带一班掩护。
王团长说：这怎么行？你是女的，你先走，我掩护！
赵一曼说：什么男的女的！快！你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
这样王团长带着部队在赵一曼等人的掩护下，突围出去了。赵一曼等在完成任务后撤出
时，与敌人遭遇了。在这次遭遇中，赵一曼的大腿部被击中，而且是贯通伤！于是，她只好
带着其他３名同志在珠河县第３区春秋岭的一个农民家里养伤。想等伤势轻一些后再去找部
队。但是，就在她住下没几天以后，敌人便得到了这一消息，并由第３区讨伐队队长张福兴
亲自带着全副武装的伪军前来抓他们。在与伪军的搏斗中，赵一曼左腕又中一枪，昏迷后被
俘。
张福兴抓到赵一曼便把她送到了珠河县伪警察首席指导官远间重太郎那里。远间重太郎
根据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的指示，又马上将赵一曼送到了珠河县城。
到了珠河县城以后，敌人便开始审赵一曼，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她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
诉，残忍的大野泰治便命伪军紧握赵一曼的伤口，疼得她多次昏死过去。
为了搞清楚赵一曼的身份，大野泰治连夜拷问在押的２０多个人。当知道赵一曼的真实
身份后，才感到不能让她死了，于是就安排医生对她进行“不发生生命危险的治疗”。１０
天后，又将她送到伪滨江省警务厅。
在伪警务厅，赵一曼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审问，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直到她
大腿的枪伤化浓后，才把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禁闭起来。但即使是在医院里，他们
每天也都要来审问赵一曼。
自从进了医院后，赵一曼就意识到，敌人还不想很快杀害她，现既然进了医院，身体就
有好起来的可能，这样就不应该坐以待毙，要想办法逃出去。
但是，要想从医院里逃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她身边一直有一个伪警察在看
着她。但赵一曼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她的突破口就选在了看着她的那个伪警察董宪勋的身
上，办法就是给他讲道理，启发他的爱国心。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董宪勋开始同情他的这个看管对象了。应
赵一曼的要求，他偷偷地拿来了笔和纸。有了笔和纸，赵一曼便开始了力所能及的写作。她
把她在沈阳看到的日军暴行、中国人民被屠杀的惨状以及她对祖国的热爱等都用通俗易懂的
小说体写了出来，使人读过之后便会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做为这些作品的第一读者的董宪
勋最先受到感染，他对赵一曼的态度也从原来的同情变成了佩服，进而愿意服从于她了。这
样，在敌人的魔窟里，赵一曼有了第一个“同党”。
不久，赵一曼又用同样的办法把经常为她换药的护士韩勇义——一个人如其名的好姑娘
争取了过来。有了这两个人，赵一曼的逃走计划便可以付诸实施了。在其所订的计划中，把
逃走后的去向定为宾县三区，即赵尚志率领抗联三军经常活动的地方。按照赵一曼的安排，
董宪勋负责筹集物资，韩勇义负责筹集经费。
一切都在计划进行着，到６月份时候，董宪勋探听到警察将要换防的消息，便更加加快
了准备工作。不久，一切就都准备就绪了：一顶用来抬赵一曼的小轿、６０元（韩勇义卖掉
两个金戒指和两件大衣的钱）、必要的医疗器械。另外，还有一个名叫董广政的同行者。
６月２４日，赵一曼他们开了逃走之前的最后一个秘密会议，定于６月２８日晚上开始
行动。
６月２８日晚９点，韩勇义先到了赵一曼所在的第３病室，董宪勋则雇了一辆白俄司机
开着汽车将事先做好的小轿拉到南岗文庙的后面。然后又和董广政一起来到医院，将赵一曼
抬到汽车上，回到文庙后再舍车上轿奔阿城方向而去。
小轿很快便到了董宪勋在乡下的一个叔叔家。在那里，董宪勋急速处置了小轿，然后又
雇了一辆马车，将赵一曼抬上车后由董、韩二人相随奔我游击区而去。
６月２９日上午７时，伪南岗警察署接到医院关于赵一曼等逃走的报告后，立即派人进
行追捕。经过调查６月２８日这天进出医院的所有人和车辆，又打听到了北五道街做小轿的
地方，然后很快判断了赵一曼等的去向，派骑警向宾县三区方向追去。
６月３０日早５时，伪骑警在阿城县李家屯追上赵一曼（如果再向前走２０里路就到了
我游击区了）。
在对赵一曼用尽了酷刑仍未能获得任何东西之后，敌人彻底绝望了。８月１日，他们把
赵一曼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想到了他幼小的儿子。她向敌
人要来纸笔，留下了给儿子的遗言：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
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１９３６年８月２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就义。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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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借鸡生蛋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一支日军测绘队未经同意闯入了驻在延吉翁声砬子的原吉林省防军
第１３旅６３团３营（该营的基本力量原是营长王德林带领的一支绿林队伍，后被延吉道九
营统领收编为骑兵第３营，后来虽经多次改编，但其番号一直都是第３营，故人称“老三
营”）的驻地测绘地图，并旁若无人地直趋该营炮位窥测。当时带班执勤的班长史忠恒命令
战士鸣枪示警，但日军根本不理。这下子可把他惹火了，他当即下令开枪射击，两名日军应
声而亡，其余的都吓跑了。
老三营的人打死了日本兵后，吓坏了他们的顶头上司第１３旅旅长吉兴和大汉奸熙恰，
他们下令把老三营调到敦化。王德林知道这是要挨收拾了，因此表面上遵令而动，实际上却
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准备。等到了敦化火车站的时候，他突然带着老三营５００多人离开了那
里来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义抗日，号称“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出了与王德林私交很深的共产党员李延禄
（据李说这种友谊始于民国７年时，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王对他有一种感恩式的尊重与信
任）前往王部。于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支旧军队中创建自己的抗日武装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李延禄是在１９３２年２月从延吉出发前往王德林部驻地的，这时救国军成立没几天的
时间，可以说来得是挺早的了。
但是，还有人比他来得更早，而且是带着礼物来的。
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代表盖文华等３人给王德林带来的是“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
头衔，虽说是个空衔，但其“正宗”的地位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与盖文华带来的礼物相比，抗日将领李杜的代表带来的礼物可实惠多了，那是一张代表
着一万块白花花、硬梆梆的现大洋的支票，此外，还有一个团的番号。
除了以上两家代表外，吉东三县的绅商代表也来了。
以上这些人到王德林这里来，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目的。他们有的要求王接受其改编，有
的劝王“自固待机”。而王德林在这些人喋喋不休的劝说面前，就是不表态，只是一个劲地
抽烟。暗地里，他在派人四处打听李延禄的行踪。
李延禄到后，王德林带着他见了各方代表。这时的李延禄正是年轻气盛之时，看到那些
人便明显地表示出了厌恶感，王一见此情直紧对他说：“庆宾，你先去休息，歇歇再说
话。”可是整整一天的工夫，因为那些人总围着王德林转，李延禄也捞不着机会与王深谈。
直到当天深夜一点多钟的时候，李延禄待各方代表离去后，才找到了说话的机会。
王德林问：“你什么都知道了，现在你说吧，我该怎么办？”
李并未直接回答王的问题，而是反问道：“你今年五十几了？”
王低沉地说：“五十四了！”
李说：“是呀！你已经是五十四岁的人了，难道你还能再活一个五十四岁吗？”见王不
语，他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当岳飞，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
名吗？”
听到这里王再也不能沉默了：“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咱们一定要抗日，绝不能给
子孙留下骂名。可那三个国民党的代表怎么办呢？”
“打发他们走！”
“李杜代表说要收编咱们的事怎么办？”
李延禄知道王德林正为此事犯难，他此时兵强马壮，正想独树一帜，李杜要把他收编为
一个团，他岂能干？李杜的自卫军此时兵力十分雄厚，装备也比较精良，且占着吉东和北满
地区的大片地盘，也得罪不得。所以他想了一下对王德林说：
“李杜要收编咱们，还带来了一万元军饷，这事如果干脆拒绝恐怕不好。但咱老三营就
这样变成他的一个团也有点不合适。所以我觉得倒不如收下这一万元军饷，咱们也正需要，
再另外为他组建一个团。”
接着，李延禄给他进一步分析了这样做的利害得失，王德林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着，觉
得李延禄讲的都在理。最后，他决定就按李说的办，并请李延禄留下来给他当参谋长兼李杜
改编的补充团的团长。
“好！”听王德林这样一说，李延禄自然满口应了下来。
王德林又说：“咱这队伍里多数都是大老粗，这样是成不了大事的。你能不能找几个识
文断字的秀才来？”
“行！”李延禄一听这话就更高兴了，因为这可是安排党员进救国军工作的好机会。
李延禄从各地来投军的青年中精选出了４００多名，组成了３个连（后改为营），又从
老三营里挑了有进步思想的史忠恒、李凤山及跟他一起来的共产党员左征、朴重根到补充团
当连长、副连长。
不久，共产党员孟泾清（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金大伦（北京大学的学生）、贺剑
平等人也来到了补充团，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党支部，孟泾清任书记，陆续吸收了史
忠恒、李凤山、李延平（李延禄的弟弟）为党员。这样，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队伍便在救
国军中悄悄地出现了。
补充团成立后不久便在救国军打敦化时充当主力，接着又在打额穆和蛟河两城时发挥了
重要作用，使救国军声威大震，补充团自己也有发展。
１９３２年春，救国军收复宁安后，密山县平阳镇小石头河子堡镇苏怀田和好友杨太
和、聂海山、姜炮等几个人在共产党员田宝贵的带动下，组织了一支２０多人的抗日队伍，
并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同年５月，日军第１０师团东犯，占领汤原、佳木斯等地后，自卫
军总司令李杜和护路军总司令丁超败退至密山，使密山境内的兵一下子就多了起来，这些
“正规军”一来，苏怀田他们这支民间武装就不太好活动了。于是，田宝贵就对苏怀田说，
咱们到兴源镇去找李延禄吧。苏到兴源镇后，向李延禄说明了来意。李延禄很高兴，并经请
示王德林后，把他们收编为第２补充团，由李延禄兼任团长，李延平任政委，苏怀田、田宝
贵任副团长。这样，救国军内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力量又进一步得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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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借鸡生蛋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一支日军测绘队未经同意闯入了驻在延吉翁声砬子的原吉林省防军
第１３旅６３团３营（该营的基本力量原是营长王德林带领的一支绿林队伍，后被延吉道九
营统领收编为骑兵第３营，后来虽经多次改编，但其番号一直都是第３营，故人称“老三
营”）的驻地测绘地图，并旁若无人地直趋该营炮位窥测。当时带班执勤的班长史忠恒命令
战士鸣枪示警，但日军根本不理。这下子可把他惹火了，他当即下令开枪射击，两名日军应
声而亡，其余的都吓跑了。
老三营的人打死了日本兵后，吓坏了他们的顶头上司第１３旅旅长吉兴和大汉奸熙恰，
他们下令把老三营调到敦化。王德林知道这是要挨收拾了，因此表面上遵令而动，实际上却
已经做好了起义的准备。等到了敦化火车站的时候，他突然带着老三营５００多人离开了那
里来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义抗日，号称“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出了与王德林私交很深的共产党员李延禄
（据李说这种友谊始于民国７年时，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王对他有一种感恩式的尊重与信
任）前往王部。于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支旧军队中创建自己的抗日武装的工作也就开始了。
李延禄是在１９３２年２月从延吉出发前往王德林部驻地的，这时救国军成立没几天的
时间，可以说来得是挺早的了。
但是，还有人比他来得更早，而且是带着礼物来的。
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代表盖文华等３人给王德林带来的是“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
头衔，虽说是个空衔，但其“正宗”的地位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与盖文华带来的礼物相比，抗日将领李杜的代表带来的礼物可实惠多了，那是一张代表
着一万块白花花、硬梆梆的现大洋的支票，此外，还有一个团的番号。
除了以上两家代表外，吉东三县的绅商代表也来了。
以上这些人到王德林这里来，可以说是各有各的目的。他们有的要求王接受其改编，有
的劝王“自固待机”。而王德林在这些人喋喋不休的劝说面前，就是不表态，只是一个劲地
抽烟。暗地里，他在派人四处打听李延禄的行踪。
李延禄到后，王德林带着他见了各方代表。这时的李延禄正是年轻气盛之时，看到那些
人便明显地表示出了厌恶感，王一见此情直紧对他说：“庆宾，你先去休息，歇歇再说
话。”可是整整一天的工夫，因为那些人总围着王德林转，李延禄也捞不着机会与王深谈。
直到当天深夜一点多钟的时候，李延禄待各方代表离去后，才找到了说话的机会。
王德林问：“你什么都知道了，现在你说吧，我该怎么办？”
李并未直接回答王的问题，而是反问道：“你今年五十几了？”
王低沉地说：“五十四了！”
李说：“是呀！你已经是五十四岁的人了，难道你还能再活一个五十四岁吗？”见王不
语，他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当岳飞，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
名吗？”
听到这里王再也不能沉默了：“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咱们一定要抗日，绝不能给
子孙留下骂名。可那三个国民党的代表怎么办呢？”
“打发他们走！”
“李杜代表说要收编咱们的事怎么办？”
李延禄知道王德林正为此事犯难，他此时兵强马壮，正想独树一帜，李杜要把他收编为
一个团，他岂能干？李杜的自卫军此时兵力十分雄厚，装备也比较精良，且占着吉东和北满
地区的大片地盘，也得罪不得。所以他想了一下对王德林说：
“李杜要收编咱们，还带来了一万元军饷，这事如果干脆拒绝恐怕不好。但咱老三营就
这样变成他的一个团也有点不合适。所以我觉得倒不如收下这一万元军饷，咱们也正需要，
再另外为他组建一个团。”
接着，李延禄给他进一步分析了这样做的利害得失，王德林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着，觉
得李延禄讲的都在理。最后，他决定就按李说的办，并请李延禄留下来给他当参谋长兼李杜
改编的补充团的团长。
“好！”听王德林这样一说，李延禄自然满口应了下来。
王德林又说：“咱这队伍里多数都是大老粗，这样是成不了大事的。你能不能找几个识
文断字的秀才来？”
“行！”李延禄一听这话就更高兴了，因为这可是安排党员进救国军工作的好机会。
李延禄从各地来投军的青年中精选出了４００多名，组成了３个连（后改为营），又从
老三营里挑了有进步思想的史忠恒、李凤山及跟他一起来的共产党员左征、朴重根到补充团
当连长、副连长。
不久，共产党员孟泾清（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金大伦（北京大学的学生）、贺剑
平等人也来到了补充团，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党支部，孟泾清任书记，陆续吸收了史
忠恒、李凤山、李延平（李延禄的弟弟）为党员。这样，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队伍便在救
国军中悄悄地出现了。
补充团成立后不久便在救国军打敦化时充当主力，接着又在打额穆和蛟河两城时发挥了
重要作用，使救国军声威大震，补充团自己也有发展。
１９３２年春，救国军收复宁安后，密山县平阳镇小石头河子堡镇苏怀田和好友杨太
和、聂海山、姜炮等几个人在共产党员田宝贵的带动下，组织了一支２０多人的抗日队伍，
并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同年５月，日军第１０师团东犯，占领汤原、佳木斯等地后，自卫
军总司令李杜和护路军总司令丁超败退至密山，使密山境内的兵一下子就多了起来，这些
“正规军”一来，苏怀田他们这支民间武装就不太好活动了。于是，田宝贵就对苏怀田说，
咱们到兴源镇去找李延禄吧。苏到兴源镇后，向李延禄说明了来意。李延禄很高兴，并经请
示王德林后，把他们收编为第２补充团，由李延禄兼任团长，李延平任政委，苏怀田、田宝
贵任副团长。这样，救国军内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力量又进一步得了发展。
２０ 大战天野
为了更快地从朝鲜向中国吉东和北满地区运送兵员和物资，日军在占领东满地区后，便
着手修建吉会铁路（敦化至图门段）。王德林说：有我王德林在，日本人就别想修成这段铁
路！并多次派人破坏和威胁这一铁路的修筑工程，使日本人感到十分恼火。直闹得关东军司
令本庄繁一再下令给那一带的日军，要他们迅速恢复吉敦路的“治安”。为此，日军派出了
号称有万人之众的天野１５旅团和上田支队前来进剿。
王德林接到那封用火烧掉一角以示“火急”的鸡毛信后，立即召集了手下人商议此事。
当下就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以救国军副总指挥孔宪荣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要“躲”，还有
一种意见就是以参谋长李延禄为代表的人提出来的“打”，而王德林则暂不表态。
救国军里的那些共产党员们为此召开了一次秘密的支部会议。支部书记孟泾清在会上
说：“就是他们都拉到山上去了，只剩下我们补充团７００人也要抗日。是不是我们为革命
牺牲了，就没有抗日的游击战争了，不是的。还一样有人会继承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依靠
的是党和广大的无产阶级、农民群众，我们关里还有百万红军，就是我们牺牲了，我们的革
命事业还会继续下去，还会有人继承我们的抗日斗争。最后，我们必将胜利。”关于对救国
军内那些人，孟泾清说：“今天，我们还得耐心地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如果他
们有些人把队伍拉到山上去当土匪，我们只有７００人，还是要找到有利地势，给敌人一个
迎头痛击。”
孟的一番话表明了当时这些共产党人是下定了要打的决心。那怎么打呢？李延禄提出：
把队伍拉到镜泊湖山区去。
为了统一内部意见，王德林在棺材脸子村再一次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参谋长李延禄便按
党支部秘密会议定下的调子，在这次会议上力排众议，主张打。可是王德林却迟迟下不了这
个决心。会议开到第三天，当他听到李延禄代表补充团表示：就是只有我们７００人也要打
的决心时，他终于下了决心。他说：“你们年轻人决心这样大，我一个５４岁的人啦，不能
成功，还能成仁哩！咱们到南湖头去，看看那边的地势再说吧！”
等到了南湖头看了地势，又看了李延禄等人制订的作战计划后，王德林最终下了打的决
心，并且考虑到补充团的战士们平均每人只有３０发子弹，下令将老三营库存的所有手榴弹
用２０匹马往返多次运到了补充团。
这次李延禄为补充团选的阵地——镜泊湖南头的“墙缝”，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好在哪呢？李延禄是这样描述的：
“在我们的阵地上，既没有挖战壕，也没有什么丛林、树木之类的掩护物，我们就隐蔽
在光秃秃的临大道的山崖旁边。沿顺这条足有５里长的蜿蜒的山崖线，是些巨大的巉岩，仿
佛远古时代给海水冲积的海岸一样。我们的７００名勇士，就依恃这些大块的岩石作掩护，
只要是有大块卧牛石，或是巨大的马头石的地方，背后就有我们的勇士，三五成群地潜伏扼
守。因为这是些光秃秃的山坡，只是山脚有些岩石，自然敌寇走到这里也会安然无疑。
“山崖对面，可以望见牡丹江上游的支流，江那岸就是一块大盆地似的草甸子，因为放
过荒火，烧得溜光。这时候，冰雪刚将融解，青草还没有发芽，望过去直到对面的山上，都
是乌黑一片。那边的山脚下，也有一条大道，若是敌军选择那条道走，自然会安安稳稳通
过，因为那里没有可以遮蔽的岩石线。而从‘墙缝’，我们所潜伏的阵地上，没有远程射击
的炮火，是根本控制不住那条大道的。敌寇要走那条道，需要绕远，需要过江，一般来说，
是不会做出那样过于慎重的选择的。
“我们所扼守的，是从敦化直通宁安的咽喉要路。这条路就在巉岩底下，紧靠大江，是
条古老的通商道路。”
当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支部书记孟泾清就去县委汇报工作去了。临走前，他对李延禄
说：“我们既要在这里坚决和敌人打，还要保持住我们的军队。我们要在战斗中发展我们的
力量，不要拚老本，一定要见好就收兵。我个人看，抗日游击战争是长期的！我们补充团是
党的珍贵财产呀！关系到整个抗日救国军的巩固和瓦解呀！”
孟泾清走后，李延禄和补充团的勇士们便开始了战前焦急的等待，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日
本人不走“墙缝”了。其实，他们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有一个名叫陈文起的人把这
个问题给解决了。
现在我们上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可以遇到一些和卖主一起设好圈套让你掏腰包的人，
他们或者假装买主，营造出一个“抢购”的氛围让你主动上前和他们争相购买；或者拿出什
么优惠卡之类的东西让你占上一把“便宜”。北京人管这种人叫“托儿”，东北人则称其为
“牵大驴”的，缺乏经验的人是很容易当上一回“蠢驴”的。现在，我们这位陈文起就要当
一把“牵驴者”了。
陈文起本是南湖头一带有名的猎户，当他知道救国军要在“墙缝”伏击日军的时候，便
跑到队伍上来，想在战斗中露一手他的好枪法。可呆了两天不见动静后，他就在夜里回到他
家——瓦房店去探听动静，不想这一去竟被日本人抓住了。
“你的什么的干活？是马胡子吗？”
“不是。打猎的。”
“你的枪呢？”
“没枪。都是借人家的围枪用。”
“前边马胡子的有？”
“没有。”日本人一见他身上都是沾有死野物的血迹，的确是个打猎的；再看看他那股
沉静劲，便不再怀疑，他们打心眼里为能找到这个难得的向导而高兴。连忙说：
“你的，前边的带路！前边马胡子的没有，你，好人大大的；前边马胡子的有，你，坏
人死了死了的有。明白？”
“明白！”陈文起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已早想好了——“非把这些兔崽子领到墙缝去不
可！”然后便牵着天野等八千多头“东洋驴”朝“墙缝”走去。此时正是３月２０日的凌晨。
鸡叫头遍的时候，补充团阵地上的哨兵喊了起来：
“什么人？”
“我们是老百姓，给部队送信的！”一个姑娘回答道。接着又有一个老头的声音说：
“她是我姑娘，我们是找补充团指挥部的。”
老头（后知其名叫史振德）见到李延禄后，告诉他说：陈文起已经牵着“驴”往这边来
了，你们快准备打吧。他之所以带着女儿来，是怕部队误会。
“不久，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寇那红肩章、刺刀和扛枪的臂膀所组成的行列
了。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些光秃秃的山顶和大块岩石的背后，有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率领
的７００勇士，在这里等待着他们；而且是那么突然地一跃而起，手榴弹沿着５里长的狭路
同时纷纷下落，到处是爆炸声零乱奔跑的脚步声和临近死亡那瞬间的怆惶的惨叫。在所有这
些声音里似乎还有日寇指挥官的命令声，这声音疯狂似的响亮，带着一种意外的惊慌和恐
怖。以后，我尽管经过无数次大小战斗，日寇指挥官的疯狂喊声，从来没有一回像这次那么
凄厉，印象那么深刻。我感到我们依崖猛攻、猛打的７００名勇士，在敌寇发出的狂呼声
中，顿然精力增长百倍，心情豁然开朗，有的竟扔掉了棉衣和帽子，只穿着短褂往外扔手榴
弹。”——李延禄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说。
就在补充团打得正来劲的时候，担任堵口子任务的戴凤龄独立营——一支被救国军收编
的地主武装，却不顾事先定好的作战计划和命令开溜了，李延禄紧接着就接到了日军在狭路
口外停止前进，行动不明的报告。这样一来，补充团就随时可能会遭到日军从背后对其进行
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李延禄果断命令补充团：撤！
几天后，当李延禄派人回到“墙缝”察看时，发现日本人在那里留下了三个火葬点，
“所有枪支都随同敌人士兵的尸体，全部烧毁了……，我们总计得到了被火烧毁的残枪筒一
千五百余件，另外还搜出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两千多支。据此可见敌寇伤亡将近四千，最
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
此一战，补充团付出的代价只有７个人！
需顺便说一下的是，从“墙缝”逃走的那些日军，几天后又在松乙沟落入了李延禄为他
们设下的火阵之中，逃出的那３００来人在被共产党员李延青率领的工人游击队消灭了２０
０来人，天野少将也被打死了。
最后，该说一下那位“牵驴人”陈文起了。
陈文起在枪响后很快就跑到一个石崖后边，但他并没有跑。当被日本人抓来的直车老板
子们问他怎么还不快跑时，他却说：“我就这么空手出去呀！我还得弄杆好枪！”可是还没
等我们这位勇敢的猎手把枪弄到手，日本人就开始到处抓他了。当他被抓住后，他大声说：
“我早就没想活，早就想把你们这些兔崽子送到‘墙缝’来了。”气红了眼的日本人把他吊
在房梁上。陈文起骂不绝口，最后，日本人挑开了他的胸膛。
后来，人们把他埋在了距“墙缝”不远的地方。
为了更快地从朝鲜向中国吉东和北满地区运送兵员和物资，日军在占领东满地区后，便
着手修建吉会铁路（敦化至图门段）。王德林说：有我王德林在，日本人就别想修成这段铁
路！并多次派人破坏和威胁这一铁路的修筑工程，使日本人感到十分恼火。直闹得关东军司
令本庄繁一再下令给那一带的日军，要他们迅速恢复吉敦路的“治安”。为此，日军派出了
号称有万人之众的天野１５旅团和上田支队前来进剿。
王德林接到那封用火烧掉一角以示“火急”的鸡毛信后，立即召集了手下人商议此事。
当下就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以救国军副总指挥孔宪荣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要“躲”，还有
一种意见就是以参谋长李延禄为代表的人提出来的“打”，而王德林则暂不表态。
救国军里的那些共产党员们为此召开了一次秘密的支部会议。支部书记孟泾清在会上
说：“就是他们都拉到山上去了，只剩下我们补充团７００人也要抗日。是不是我们为革命
牺牲了，就没有抗日的游击战争了，不是的。还一样有人会继承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依靠
的是党和广大的无产阶级、农民群众，我们关里还有百万红军，就是我们牺牲了，我们的革
命事业还会继续下去，还会有人继承我们的抗日斗争。最后，我们必将胜利。”关于对救国
军内那些人，孟泾清说：“今天，我们还得耐心地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如果他
们有些人把队伍拉到山上去当土匪，我们只有７００人，还是要找到有利地势，给敌人一个
迎头痛击。”
孟的一番话表明了当时这些共产党人是下定了要打的决心。那怎么打呢？李延禄提出：
把队伍拉到镜泊湖山区去。
为了统一内部意见，王德林在棺材脸子村再一次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参谋长李延禄便按
党支部秘密会议定下的调子，在这次会议上力排众议，主张打。可是王德林却迟迟下不了这
个决心。会议开到第三天，当他听到李延禄代表补充团表示：就是只有我们７００人也要打
的决心时，他终于下了决心。他说：“你们年轻人决心这样大，我一个５４岁的人啦，不能
成功，还能成仁哩！咱们到南湖头去，看看那边的地势再说吧！”
等到了南湖头看了地势，又看了李延禄等人制订的作战计划后，王德林最终下了打的决
心，并且考虑到补充团的战士们平均每人只有３０发子弹，下令将老三营库存的所有手榴弹
用２０匹马往返多次运到了补充团。
这次李延禄为补充团选的阵地——镜泊湖南头的“墙缝”，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好在哪呢？李延禄是这样描述的：
“在我们的阵地上，既没有挖战壕，也没有什么丛林、树木之类的掩护物，我们就隐蔽
在光秃秃的临大道的山崖旁边。沿顺这条足有５里长的蜿蜒的山崖线，是些巨大的巉岩，仿
佛远古时代给海水冲积的海岸一样。我们的７００名勇士，就依恃这些大块的岩石作掩护，
只要是有大块卧牛石，或是巨大的马头石的地方，背后就有我们的勇士，三五成群地潜伏扼
守。因为这是些光秃秃的山坡，只是山脚有些岩石，自然敌寇走到这里也会安然无疑。
“山崖对面，可以望见牡丹江上游的支流，江那岸就是一块大盆地似的草甸子，因为放
过荒火，烧得溜光。这时候，冰雪刚将融解，青草还没有发芽，望过去直到对面的山上，都
是乌黑一片。那边的山脚下，也有一条大道，若是敌军选择那条道走，自然会安安稳稳通
过，因为那里没有可以遮蔽的岩石线。而从‘墙缝’，我们所潜伏的阵地上，没有远程射击
的炮火，是根本控制不住那条大道的。敌寇要走那条道，需要绕远，需要过江，一般来说，
是不会做出那样过于慎重的选择的。
“我们所扼守的，是从敦化直通宁安的咽喉要路。这条路就在巉岩底下，紧靠大江，是
条古老的通商道路。”
当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支部书记孟泾清就去县委汇报工作去了。临走前，他对李延禄
说：“我们既要在这里坚决和敌人打，还要保持住我们的军队。我们要在战斗中发展我们的
力量，不要拚老本，一定要见好就收兵。我个人看，抗日游击战争是长期的！我们补充团是
党的珍贵财产呀！关系到整个抗日救国军的巩固和瓦解呀！”
孟泾清走后，李延禄和补充团的勇士们便开始了战前焦急的等待，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日
本人不走“墙缝”了。其实，他们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有一个名叫陈文起的人把这
个问题给解决了。
现在我们上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可以遇到一些和卖主一起设好圈套让你掏腰包的人，
他们或者假装买主，营造出一个“抢购”的氛围让你主动上前和他们争相购买；或者拿出什
么优惠卡之类的东西让你占上一把“便宜”。北京人管这种人叫“托儿”，东北人则称其为
“牵大驴”的，缺乏经验的人是很容易当上一回“蠢驴”的。现在，我们这位陈文起就要当
一把“牵驴者”了。
陈文起本是南湖头一带有名的猎户，当他知道救国军要在“墙缝”伏击日军的时候，便
跑到队伍上来，想在战斗中露一手他的好枪法。可呆了两天不见动静后，他就在夜里回到他
家——瓦房店去探听动静，不想这一去竟被日本人抓住了。
“你的什么的干活？是马胡子吗？”
“不是。打猎的。”
“你的枪呢？”
“没枪。都是借人家的围枪用。”
“前边马胡子的有？”
“没有。”日本人一见他身上都是沾有死野物的血迹，的确是个打猎的；再看看他那股
沉静劲，便不再怀疑，他们打心眼里为能找到这个难得的向导而高兴。连忙说：
“你的，前边的带路！前边马胡子的没有，你，好人大大的；前边马胡子的有，你，坏
人死了死了的有。明白？”
“明白！”陈文起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已早想好了——“非把这些兔崽子领到墙缝去不
可！”然后便牵着天野等八千多头“东洋驴”朝“墙缝”走去。此时正是３月２０日的凌晨。
鸡叫头遍的时候，补充团阵地上的哨兵喊了起来：
“什么人？”
“我们是老百姓，给部队送信的！”一个姑娘回答道。接着又有一个老头的声音说：
“她是我姑娘，我们是找补充团指挥部的。”
老头（后知其名叫史振德）见到李延禄后，告诉他说：陈文起已经牵着“驴”往这边来
了，你们快准备打吧。他之所以带着女儿来，是怕部队误会。
“不久，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寇那红肩章、刺刀和扛枪的臂膀所组成的行列
了。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些光秃秃的山顶和大块岩石的背后，有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率领
的７００勇士，在这里等待着他们；而且是那么突然地一跃而起，手榴弹沿着５里长的狭路
同时纷纷下落，到处是爆炸声零乱奔跑的脚步声和临近死亡那瞬间的怆惶的惨叫。在所有这
些声音里似乎还有日寇指挥官的命令声，这声音疯狂似的响亮，带着一种意外的惊慌和恐
怖。以后，我尽管经过无数次大小战斗，日寇指挥官的疯狂喊声，从来没有一回像这次那么
凄厉，印象那么深刻。我感到我们依崖猛攻、猛打的７００名勇士，在敌寇发出的狂呼声
中，顿然精力增长百倍，心情豁然开朗，有的竟扔掉了棉衣和帽子，只穿着短褂往外扔手榴
弹。”——李延禄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说。
就在补充团打得正来劲的时候，担任堵口子任务的戴凤龄独立营——一支被救国军收编
的地主武装，却不顾事先定好的作战计划和命令开溜了，李延禄紧接着就接到了日军在狭路
口外停止前进，行动不明的报告。这样一来，补充团就随时可能会遭到日军从背后对其进行
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李延禄果断命令补充团：撤！
几天后，当李延禄派人回到“墙缝”察看时，发现日本人在那里留下了三个火葬点，
“所有枪支都随同敌人士兵的尸体，全部烧毁了……，我们总计得到了被火烧毁的残枪筒一
千五百余件，另外还搜出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两千多支。据此可见敌寇伤亡将近四千，最
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
此一战，补充团付出的代价只有７个人！
需顺便说一下的是，从“墙缝”逃走的那些日军，几天后又在松乙沟落入了李延禄为他
们设下的火阵之中，逃出的那３００来人在被共产党员李延青率领的工人游击队消灭了２０
０来人，天野少将也被打死了。
最后，该说一下那位“牵驴人”陈文起了。
陈文起在枪响后很快就跑到一个石崖后边，但他并没有跑。当被日本人抓来的直车老板
子们问他怎么还不快跑时，他却说：“我就这么空手出去呀！我还得弄杆好枪！”可是还没
等我们这位勇敢的猎手把枪弄到手，日本人就开始到处抓他了。当他被抓住后，他大声说：
“我早就没想活，早就想把你们这些兔崽子送到‘墙缝’来了。”气红了眼的日本人把他吊
在房梁上。陈文起骂不绝口，最后，日本人挑开了他的胸膛。
后来，人们把他埋在了距“墙缝”不远的地方。
２１ 同室操戈
自从补充团成立的那一天起，李延禄和他的同志们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着两线作战——
一面与日本人面对面的干，另一方面还要时常防备自己同胞从背后打来的冷枪。这些冷枪的
第一个目标就是李延禄本人，“首席枪手”则是救国军的副总司令孔宪荣。
孔宪荣原来就是王德林的绿林班底，王德林被收编当老三营营长的时候，他是连长。在
王德林起义前他已经退休了，等到王德林起义后，他便重归老三营，成为王德林的左右手。
孔宪荣这个人的权力欲和财欲都很强，救国军成立后，他仗着与王德林关系非同一般，
竟然明目张胆地进行拉帮扯派和聚敛钱财的活动。李延禄对他这些活动很看不上，进行了抵
制和斗争，这自然也就引起了孔对他的不满。在救国军打下兴源镇后，孔宪荣的一个亲信李
副官与商人勾结，竟把占战利品总量八分之一的物资给盗卖了。王德林知道此事后，便亲自
过问，然后给李副官定下了一个死罪。王德林情知这位李副官是孔宪荣的人，也知道他是在
为谁弄钱，所以他虽然为了严肃军纪说了要杀李副官，但却迟迟没有下令杀人。这时，救国
军总部的随从参议郭秀庭找到李延禄对他说，所有随总部来到兴源镇的人都已经向王德林求
过情了，但谁说也不行。这个面子是总司令留给你的，你去说说吧！”
李延禄说：“他吞的那些赃款吐出来了吗？”
郭秀庭说：“那还向哪吐呀？”
李延禄说：“这样的情我不能去求！”
王德林见李延禄没去求情，自然也就没了台阶好下，当天就把李副官给毙了。
孔宪荣知道此事后，恨死了李延禄。他先把李延禄从第２１旅借来的迫击炮营扣下了，
并杀了这个营的营长，然后便准备杀掉李延禄。
待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孔宪荣在穆棱打电话给在兴源镇的李延禄说：我已经带来第２
旅从前方回来了，很想见一见你，请你到穆棱来一下。
李不知其中有诈，接电话后马上就要去穆棱。就在这时，从穆棱又打来了一个电话。电
话来得很急，而且打电话的人也不通名报姓，只告诉李延禄不要去穆棱，还说事关机密，他
马上就来兴源镇向他当面说清。
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等到满腹狐疑的李延禄见到来人时，他说啥
也没想到来人会是孔宪荣的侄子小孔。
小孔是中共地下党员，现在孔宪荣处当随从秘书。他一见面就对李说：你不要去穆棱赴
约，孔宪荣已经准备好要杀你了！
李问：“他为什么要杀我？是不是为李副官的事？”
小孔说：“还不是两雄不并立呗！孔宪荣常说有你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有你！”又说，
“打天野，人家说能打，咱们说不能打，到底人家带着７００人的补充团去打了，还是大
胜。还说你手下的人，又都是识文断字的，长啦，在枪杆子里头还有咱们耍的呀，葫芦里的
主药在这里，李副官的事只不过是个引子。”
李说：“我要是不去，那以后在救国军里我们还怎么做工作呢？”
小孔说：“我们会布置，要他来看你啦！只要你不去看他，提防一点儿，就不会有什么
儿事儿的。这是我们在第２旅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决定的，不是我个人意见。”
李说：“那好吧！”
两三天后，总部的参谋郭秀庭来了。他对李延禄说：“听说你和耀臣（孔宪荣字）两人
误会啦！他让你去穆棱，你不理，是吗？”
李说：“这可不是什么误会。他们在宁安南山开过会，要借机杀我，这是为什么呢？”
郭连忙说：“这是哪里的事呀！你可不要听坏人挑唆呀！要是你不去我叫他到兴源镇来
看你怎么样？要是你不放心，叫他单人匹马来看你，好不好？有什么误会当面一解释就完啦！
不见面，怎么一块打日本呀！”
李说：“我是不计较个人恩怨的。我们从大局着眼，个人之间的恩怨，实在算不上什
么。他要是来兴源镇，我当然是欢迎的。”
第二天，孔宪荣在郭的陪同下来向李解释“误会”了。虽然他受到了李心平气和的接
待，但内心里却别提有多别扭了。因此，在这次谋杀失败后，孔并没有死了那份心。不久他
又借口让李延禄去看李杜刚给他的一把２０响匣枪，想借口枪走火打死李，只是由于李及早
发现了他的“猫腻”才没有得手。
李延禄能躲过从后面打来的冷枪，他是幸运的。但这种运气并不是每个在救国军里工作
的共产党员都有的。与他姓名只有一字之差的第１７团团长李延青就没躲过去，他是死在被
其收编的红枪会和黄枪会的王大法师和张大法师之手的。
而最惨的则要算是第２补充团的那些共产党员们了。
当时，在穆棱有一个煤矿，矿主是白俄，名叫谢杰斯，所以这个煤矿也就叫谢杰斯煤
矿。谢杰斯矿上有一支二百名矿警组成的武装。谢杰斯本人反苏仇共，和日本人有勾结。８
月份的时候，第２补充团奉命到谢杰斯煤矿去解除这支白俄武装，没收矿上资财。因为犁树
镇有丁超的护路军驻扎，所以他们便先迂回到谢杰斯煤矿的背后，在距矿区近百里的石头河
子镇宿营，团部就设在了一个地主家的大院子里。
不知怎么搞的，这一消息被丁超知道了！
原属东北军第２６旅的王之孝团和车子久团奉丁超之命连夜从平阳镇赶到石头河子，包
围了补充第２团的驻地。
他们派人对苏怀田、田宝贵二人说：谢杰斯煤矿是在护路军的辖区内，矿主受护路军保
护，如果你们救国军的人要在护路军的辖区内活动，就得去和我们丁总司令把话说清楚。苏
怀田说：“谢杰斯和日本人有勾结，还非法经营工兵厂，我们是奉王总司令之命来的，既然
丁总司令有约，不妨就去谈谈。”
政委李延平和三营长杨太和则说：“哪有你们这样四面包围以后来请人赴约的，不去！”
来人说：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你们是哪部分的，等到了这里以后才知道你们是救国军的
人。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和你们插草为香，对天盟誓。大家都是抗日的队伍吗，
不会做出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的。
这几句话一说，苏怀田便决定带团部的所有人员都去拜访丁超。但杨太和却说啥也不同
意，并且在送苏怀田和来人走的时候说：“要是我们的人到时候回不来，你们还不解围，我
们就要开枪。”
苏怀田等人一到丁超那里就被抓了起来。几乎于此同时，补充团第１、第２营在王之孝
和车子久两团的突然袭击下，被解除了武装。
按丁超的命令，团长苏怀田、副团长田宝贵为首的６名营以上军官被用大铡刀铡死，其
余３０多名军官枪毙！
在这次惨案中，第２补充团损失惨重，只有警惕性极高的杨太和带着他的第３营突围脱
险而归。
自从补充团成立的那一天起，李延禄和他的同志们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着两线作战——
一面与日本人面对面的干，另一方面还要时常防备自己同胞从背后打来的冷枪。这些冷枪的
第一个目标就是李延禄本人，“首席枪手”则是救国军的副总司令孔宪荣。
孔宪荣原来就是王德林的绿林班底，王德林被收编当老三营营长的时候，他是连长。在
王德林起义前他已经退休了，等到王德林起义后，他便重归老三营，成为王德林的左右手。
孔宪荣这个人的权力欲和财欲都很强，救国军成立后，他仗着与王德林关系非同一般，
竟然明目张胆地进行拉帮扯派和聚敛钱财的活动。李延禄对他这些活动很看不上，进行了抵
制和斗争，这自然也就引起了孔对他的不满。在救国军打下兴源镇后，孔宪荣的一个亲信李
副官与商人勾结，竟把占战利品总量八分之一的物资给盗卖了。王德林知道此事后，便亲自
过问，然后给李副官定下了一个死罪。王德林情知这位李副官是孔宪荣的人，也知道他是在
为谁弄钱，所以他虽然为了严肃军纪说了要杀李副官，但却迟迟没有下令杀人。这时，救国
军总部的随从参议郭秀庭找到李延禄对他说，所有随总部来到兴源镇的人都已经向王德林求
过情了，但谁说也不行。这个面子是总司令留给你的，你去说说吧！”
李延禄说：“他吞的那些赃款吐出来了吗？”
郭秀庭说：“那还向哪吐呀？”
李延禄说：“这样的情我不能去求！”
王德林见李延禄没去求情，自然也就没了台阶好下，当天就把李副官给毙了。
孔宪荣知道此事后，恨死了李延禄。他先把李延禄从第２１旅借来的迫击炮营扣下了，
并杀了这个营的营长，然后便准备杀掉李延禄。
待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孔宪荣在穆棱打电话给在兴源镇的李延禄说：我已经带来第２
旅从前方回来了，很想见一见你，请你到穆棱来一下。
李不知其中有诈，接电话后马上就要去穆棱。就在这时，从穆棱又打来了一个电话。电
话来得很急，而且打电话的人也不通名报姓，只告诉李延禄不要去穆棱，还说事关机密，他
马上就来兴源镇向他当面说清。
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等到满腹狐疑的李延禄见到来人时，他说啥
也没想到来人会是孔宪荣的侄子小孔。
小孔是中共地下党员，现在孔宪荣处当随从秘书。他一见面就对李说：你不要去穆棱赴
约，孔宪荣已经准备好要杀你了！
李问：“他为什么要杀我？是不是为李副官的事？”
小孔说：“还不是两雄不并立呗！孔宪荣常说有你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有你！”又说，
“打天野，人家说能打，咱们说不能打，到底人家带着７００人的补充团去打了，还是大
胜。还说你手下的人，又都是识文断字的，长啦，在枪杆子里头还有咱们耍的呀，葫芦里的
主药在这里，李副官的事只不过是个引子。”
李说：“我要是不去，那以后在救国军里我们还怎么做工作呢？”
小孔说：“我们会布置，要他来看你啦！只要你不去看他，提防一点儿，就不会有什么
儿事儿的。这是我们在第２旅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决定的，不是我个人意见。”
李说：“那好吧！”
两三天后，总部的参谋郭秀庭来了。他对李延禄说：“听说你和耀臣（孔宪荣字）两人
误会啦！他让你去穆棱，你不理，是吗？”
李说：“这可不是什么误会。他们在宁安南山开过会，要借机杀我，这是为什么呢？”
郭连忙说：“这是哪里的事呀！你可不要听坏人挑唆呀！要是你不去我叫他到兴源镇来
看你怎么样？要是你不放心，叫他单人匹马来看你，好不好？有什么误会当面一解释就完啦！
不见面，怎么一块打日本呀！”
李说：“我是不计较个人恩怨的。我们从大局着眼，个人之间的恩怨，实在算不上什
么。他要是来兴源镇，我当然是欢迎的。”
第二天，孔宪荣在郭的陪同下来向李解释“误会”了。虽然他受到了李心平气和的接
待，但内心里却别提有多别扭了。因此，在这次谋杀失败后，孔并没有死了那份心。不久他
又借口让李延禄去看李杜刚给他的一把２０响匣枪，想借口枪走火打死李，只是由于李及早
发现了他的“猫腻”才没有得手。
李延禄能躲过从后面打来的冷枪，他是幸运的。但这种运气并不是每个在救国军里工作
的共产党员都有的。与他姓名只有一字之差的第１７团团长李延青就没躲过去，他是死在被
其收编的红枪会和黄枪会的王大法师和张大法师之手的。
而最惨的则要算是第２补充团的那些共产党员们了。
当时，在穆棱有一个煤矿，矿主是白俄，名叫谢杰斯，所以这个煤矿也就叫谢杰斯煤
矿。谢杰斯矿上有一支二百名矿警组成的武装。谢杰斯本人反苏仇共，和日本人有勾结。８
月份的时候，第２补充团奉命到谢杰斯煤矿去解除这支白俄武装，没收矿上资财。因为犁树
镇有丁超的护路军驻扎，所以他们便先迂回到谢杰斯煤矿的背后，在距矿区近百里的石头河
子镇宿营，团部就设在了一个地主家的大院子里。
不知怎么搞的，这一消息被丁超知道了！
原属东北军第２６旅的王之孝团和车子久团奉丁超之命连夜从平阳镇赶到石头河子，包
围了补充第２团的驻地。
他们派人对苏怀田、田宝贵二人说：谢杰斯煤矿是在护路军的辖区内，矿主受护路军保
护，如果你们救国军的人要在护路军的辖区内活动，就得去和我们丁总司令把话说清楚。苏
怀田说：“谢杰斯和日本人有勾结，还非法经营工兵厂，我们是奉王总司令之命来的，既然
丁总司令有约，不妨就去谈谈。”
政委李延平和三营长杨太和则说：“哪有你们这样四面包围以后来请人赴约的，不去！”
来人说：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你们是哪部分的，等到了这里以后才知道你们是救国军的
人。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和你们插草为香，对天盟誓。大家都是抗日的队伍吗，
不会做出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的。
这几句话一说，苏怀田便决定带团部的所有人员都去拜访丁超。但杨太和却说啥也不同
意，并且在送苏怀田和来人走的时候说：“要是我们的人到时候回不来，你们还不解围，我
们就要开枪。”
苏怀田等人一到丁超那里就被抓了起来。几乎于此同时，补充团第１、第２营在王之孝
和车子久两团的突然袭击下，被解除了武装。
按丁超的命令，团长苏怀田、副团长田宝贵为首的６名营以上军官被用大铡刀铡死，其
余３０多名军官枪毙！
在这次惨案中，第２补充团损失惨重，只有警惕性极高的杨太和带着他的第３营突围脱
险而归。
２２ 独树一帜
１９３３年元旦前那几天，李延禄他们的日子可太不好过了。
当时，李延禄正带领部队坚守在磨刀石车站附近的两个小山坡上。但就在这时，坏消息
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了：先是接到铁路工人报告，说敌人已经乘铁甲列车抄了他们的后路，然
后便是从广播里听到了有关自卫军第２１旅旅长关庆禄已经在绥芬河投降，李杜和王德林也
先后撤到国外去了，丁超则乘专机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的内务府大臣的消息。
这接二连三传来的坏消息，对于正在与敌人作战的李延禄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后
来回忆说：
“所有这些由敌伪电台广播听到的消息，对我们来说，比听到东来的铁甲车是堵截我们
后路的敌人更为意外。我们没有想到那些部队瓦解得这么快。尽管我们精神上已经作了准
备，但我们还是感到事情发展得有些使人吃惊。
“我想，当年俄国元帅库图佐夫带着部队在多瑙河作战，听到奥国联盟军所扼守的维也
纳大桥失守，拿破仑的主力已经渡过多瑙河的时候也没有我们当时那样吃惊。”
情况变了，怎么办？
李延禄一边组织部队与敌人抗击，一边组织党员开会。会上，所有的党员干部——杨太
和、冷寿山、史忠恒、李风山等人都同意李延禄的看法，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抗日救国的
大旗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来扛了，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了。
会上统一了意见后，李延禄马上召集骨干、士兵代表会议，宣布：这个队伍从今以后正
式归共产党领导了，名称就叫“抗日游击总队”。并宣布了游击总队的领导人：杨太和、李
风山、邹风翔、李延平分别任３个团的团长和游击支队的支队长；李延禄、孟泾清、张建东
分别任总队长、总队政委和参谋长。
游击总队成立后，虽然暂时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但却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
此，李延禄他们决定要分头去找党组织，即：一路由李延禄带领去宁安找，一路由杨太和带
着到密山去找。
李延禄他们到宁安后不久便设法与中共宁安县委取得了联系。这时，原属抗日救国军系
统的王毓峰部也和史忠恒的第１团会师，并主动提出要和游击总队合并。在这种情况下，李
延禄向宁安县委请示，要求将游击总队扩编为游击军。他的这一意见很快便得到批准。这
样，李延禄原来的抗日游击总队就改称“抗日救国游击军”了。游击军的领导班子基本上还
是游击总队的原班人马，只是增设了一个副参谋长的职务，由化名为陈龙的人（本名为刘汉
兴）担任（刘在建国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１９５８年病逝）。
抗日救国游击军成立后，在绥宁地区打了不少大仗。日本人为了消灭这支颇有战斗力的
劲敌，调了大批的部队前来“讨伐”。１９３３年３月３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游击军活动
的中心地区马家大屯展开了。战斗开始后，敌人一直用飞机、大炮猛轰游击军的阵地，游击
军的指战员面对强敌，沉着镇定，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
马家大屯战斗结束后，当李延禄带着部队清理战场时，发现在我军烈士的遗体中混有一
个日本兵的尸体。李延禄的脸当时就拉下来了，他找到负责打扫战场的别动队队长李光。
“你是怎么搞的，啊？！怎么把他也弄进来了？”李光赶紧说：“这可是个好人。”然
后便告诉李延禄说，他在带别动队战士打扫战场时，在一片松林里发现了一辆满载子弹的汽
车和一具日本兵的尸体。在附近还发现了一封信，找来一位懂日语的人一看，上面是这样写
的：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
我看到你们分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
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着，走
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１０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
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福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锱重队
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０日
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上面这件事中，我们可见亚圣之言之真。
在１９３３年的时候，日伪统治还没有完全在密山这个紧靠中苏边境的地方建立起来，
李杜的自卫军退到苏联去以后，其残部散落在密山一带，形成了大大小小８０多支抗日武
装。这些队伍成分十分复杂，互相之间协调得也很差，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
这就为游击军到那里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１９３３年７月，李延禄带着游击军来到密山县平阳镇，与已在那里的第一团会师。这
时，周围各部的义勇军都慕名前来，表示愿意接受编制和与其进行协同作战。为此，军部在
驻地郝家屯召开了义勇军、山林队首领会议。出席者有“赵队长”、“金山”、“常山”、
“邱甲长”等人。在这次会上，各路“诸侯”共同商定：坚决打日本、打汉奸、不投降、抗
日到底；保护群众利益、从敌人手里夺武器。
在出席会议的人中，李延禄特别见到了那位外号为“赵挑水”的“赵队长”。这是一个
山东彪形大汉，从头到脚，一身庄稼人打扮，斜披着一条布料的子弹袋，是个手中不离长枪
的人物。他是代表手下那１００多人来开会的，那些人多数都是他的山东老乡。
李延禄问他：“是不是打算和我们一起抗日？”
赵队长说：“你们收编，我们没话说，你们不收编，我们也跟着你们一起打日本。”
李延禄问：“你怎么和‘邱甲长’他们不一样呢？”
赵队长说：“我是干什么出身的，他是干什么的，我是给人家挑水的！”
虽然像赵挑水这样的人不少，但是由于受“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游击军在收编各支
抗日武装的问题上还是迈不开步子。甚至就连“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样的口号也不敢提
（直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赤峰来了以后，告诉他们可以提这样的口号，他们才敢这样）
讲。同时，由于游击军初到密山，对各方面的情况也不太熟悉，因此吃了不少亏，特别是军
部受到了伪军骑兵部队的袭击，损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吉东局和密山县委及时帮助
他们建立党团组织，做思想工作，使队伍稳定了下来。不久，省委巡视员吴赤峰再一次来到
了密山。
吴赤峰告诉他们，省委已经做出决定，让他们取消“救国游击军”的名义，改为“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４军”，游击区也将扩大到虎林、饶河一带，原在虎饶游击区活动的李学福游
击队也将划归第４军领导。
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８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４军正式成立。这实际上是一支以游击军为
核心组成的“抗日联军”，各支队伍虽然统一了编制，但平时还是独立活动的，只是作战时
才协调行动。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４军成立后，转战密山、勃利、林口、方正各地，同日伪军进行了多
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攻打密山县城一仗就得步枪１３０支，
短枪４枝，子弹万余发。１９３４年５月，为支援土龙山农民暴动，袭击依兰县日军“讨
伐”队，击毙日军大尉３人、中尉和少尉各一人，士兵５０多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４军成立后，李延禄和其他领导人仍感到对许多问题不知如何处理是
好。例如，在对待义勇军的态度上、在是否要提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问题上（吴赤峰原
来也只是说他个人认为可以提）等，都搞不清楚，由于大家对这些问题理解的不一致，所以
经常为此争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１９３４年２月，李延禄只身入关去寻找党中央，求个
正确的“说法”。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到了关内的不少地方，但却未能找到中央，只好又
回到了东北。
李延禄没有找到中央，可中央特派员吴平却找到了他们。１９３４年８月，吴平来到了
第４军，根据李延禄向他反映有关“一提抗日周围人力物力就容易调整动，而一提苏维埃革
命，许多人就和我们疏远了”的实际情况，吴平建议他们改“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４军”为
“东北抗日同盟军第４军”。
吴平的话说到了李延禄的心坎上了。第二天，他就召集各抗日武装的联席会议，在会上
提出改人民革命军为抗日同盟军的建议，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在这次会上，中央特派
员吴平说：在南满，我们有杨靖宇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１军，吉东有王德泰的第２军，哈东
有赵尚志的第３军，你们现在就正式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４军。以后，周保中可以在宁安
建立第５军，要是谢文东愿意接受我们领导，我们就给他第６军的番号。
１９３３年元旦前那几天，李延禄他们的日子可太不好过了。
当时，李延禄正带领部队坚守在磨刀石车站附近的两个小山坡上。但就在这时，坏消息
一个接一个地传来了：先是接到铁路工人报告，说敌人已经乘铁甲列车抄了他们的后路，然
后便是从广播里听到了有关自卫军第２１旅旅长关庆禄已经在绥芬河投降，李杜和王德林也
先后撤到国外去了，丁超则乘专机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的内务府大臣的消息。
这接二连三传来的坏消息，对于正在与敌人作战的李延禄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后
来回忆说：
“所有这些由敌伪电台广播听到的消息，对我们来说，比听到东来的铁甲车是堵截我们
后路的敌人更为意外。我们没有想到那些部队瓦解得这么快。尽管我们精神上已经作了准
备，但我们还是感到事情发展得有些使人吃惊。
“我想，当年俄国元帅库图佐夫带着部队在多瑙河作战，听到奥国联盟军所扼守的维也
纳大桥失守，拿破仑的主力已经渡过多瑙河的时候也没有我们当时那样吃惊。”
情况变了，怎么办？
李延禄一边组织部队与敌人抗击，一边组织党员开会。会上，所有的党员干部——杨太
和、冷寿山、史忠恒、李风山等人都同意李延禄的看法，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抗日救国的
大旗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来扛了，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了。
会上统一了意见后，李延禄马上召集骨干、士兵代表会议，宣布：这个队伍从今以后正
式归共产党领导了，名称就叫“抗日游击总队”。并宣布了游击总队的领导人：杨太和、李
风山、邹风翔、李延平分别任３个团的团长和游击支队的支队长；李延禄、孟泾清、张建东
分别任总队长、总队政委和参谋长。
游击总队成立后，虽然暂时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但却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
此，李延禄他们决定要分头去找党组织，即：一路由李延禄带领去宁安找，一路由杨太和带
着到密山去找。
李延禄他们到宁安后不久便设法与中共宁安县委取得了联系。这时，原属抗日救国军系
统的王毓峰部也和史忠恒的第１团会师，并主动提出要和游击总队合并。在这种情况下，李
延禄向宁安县委请示，要求将游击总队扩编为游击军。他的这一意见很快便得到批准。这
样，李延禄原来的抗日游击总队就改称“抗日救国游击军”了。游击军的领导班子基本上还
是游击总队的原班人马，只是增设了一个副参谋长的职务，由化名为陈龙的人（本名为刘汉
兴）担任（刘在建国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１９５８年病逝）。
抗日救国游击军成立后，在绥宁地区打了不少大仗。日本人为了消灭这支颇有战斗力的
劲敌，调了大批的部队前来“讨伐”。１９３３年３月３日，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游击军活动
的中心地区马家大屯展开了。战斗开始后，敌人一直用飞机、大炮猛轰游击军的阵地，游击
军的指战员面对强敌，沉着镇定，对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
马家大屯战斗结束后，当李延禄带着部队清理战场时，发现在我军烈士的遗体中混有一
个日本兵的尸体。李延禄的脸当时就拉下来了，他找到负责打扫战场的别动队队长李光。
“你是怎么搞的，啊？！怎么把他也弄进来了？”李光赶紧说：“这可是个好人。”然
后便告诉李延禄说，他在带别动队战士打扫战场时，在一片松林里发现了一辆满载子弹的汽
车和一具日本兵的尸体。在附近还发现了一封信，找来一位懂日语的人一看，上面是这样写
的：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
我看到你们分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
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着，走
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１０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
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福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锱重队
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０日
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上面这件事中，我们可见亚圣之言之真。
在１９３３年的时候，日伪统治还没有完全在密山这个紧靠中苏边境的地方建立起来，
李杜的自卫军退到苏联去以后，其残部散落在密山一带，形成了大大小小８０多支抗日武
装。这些队伍成分十分复杂，互相之间协调得也很差，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
这就为游击军到那里活动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１９３３年７月，李延禄带着游击军来到密山县平阳镇，与已在那里的第一团会师。这
时，周围各部的义勇军都慕名前来，表示愿意接受编制和与其进行协同作战。为此，军部在
驻地郝家屯召开了义勇军、山林队首领会议。出席者有“赵队长”、“金山”、“常山”、
“邱甲长”等人。在这次会上，各路“诸侯”共同商定：坚决打日本、打汉奸、不投降、抗
日到底；保护群众利益、从敌人手里夺武器。
在出席会议的人中，李延禄特别见到了那位外号为“赵挑水”的“赵队长”。这是一个
山东彪形大汉，从头到脚，一身庄稼人打扮，斜披着一条布料的子弹袋，是个手中不离长枪
的人物。他是代表手下那１００多人来开会的，那些人多数都是他的山东老乡。
李延禄问他：“是不是打算和我们一起抗日？”
赵队长说：“你们收编，我们没话说，你们不收编，我们也跟着你们一起打日本。”
李延禄问：“你怎么和‘邱甲长’他们不一样呢？”
赵队长说：“我是干什么出身的，他是干什么的，我是给人家挑水的！”
虽然像赵挑水这样的人不少，但是由于受“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游击军在收编各支
抗日武装的问题上还是迈不开步子。甚至就连“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样的口号也不敢提
（直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赤峰来了以后，告诉他们可以提这样的口号，他们才敢这样）
讲。同时，由于游击军初到密山，对各方面的情况也不太熟悉，因此吃了不少亏，特别是军
部受到了伪军骑兵部队的袭击，损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吉东局和密山县委及时帮助
他们建立党团组织，做思想工作，使队伍稳定了下来。不久，省委巡视员吴赤峰再一次来到
了密山。
吴赤峰告诉他们，省委已经做出决定，让他们取消“救国游击军”的名义，改为“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４军”，游击区也将扩大到虎林、饶河一带，原在虎饶游击区活动的李学福游
击队也将划归第４军领导。
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８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４军正式成立。这实际上是一支以游击军为
核心组成的“抗日联军”，各支队伍虽然统一了编制，但平时还是独立活动的，只是作战时
才协调行动。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４军成立后，转战密山、勃利、林口、方正各地，同日伪军进行了多
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攻打密山县城一仗就得步枪１３０支，
短枪４枝，子弹万余发。１９３４年５月，为支援土龙山农民暴动，袭击依兰县日军“讨
伐”队，击毙日军大尉３人、中尉和少尉各一人，士兵５０多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４军成立后，李延禄和其他领导人仍感到对许多问题不知如何处理是
好。例如，在对待义勇军的态度上、在是否要提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问题上（吴赤峰原
来也只是说他个人认为可以提）等，都搞不清楚，由于大家对这些问题理解的不一致，所以
经常为此争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１９３４年２月，李延禄只身入关去寻找党中央，求个
正确的“说法”。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到了关内的不少地方，但却未能找到中央，只好又
回到了东北。
李延禄没有找到中央，可中央特派员吴平却找到了他们。１９３４年８月，吴平来到了
第４军，根据李延禄向他反映有关“一提抗日周围人力物力就容易调整动，而一提苏维埃革
命，许多人就和我们疏远了”的实际情况，吴平建议他们改“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４军”为
“东北抗日同盟军第４军”。
吴平的话说到了李延禄的心坎上了。第二天，他就召集各抗日武装的联席会议，在会上
提出改人民革命军为抗日同盟军的建议，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在这次会上，中央特派
员吴平说：在南满，我们有杨靖宇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１军，吉东有王德泰的第２军，哈东
有赵尚志的第３军，你们现在就正式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４军。以后，周保中可以在宁安
建立第５军，要是谢文东愿意接受我们领导，我们就给他第６军的番号。
第七章
--------------------------------------------------------------------------------
２３ 荆璞起事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宁安县一个名叫李荆璞的青年汉子的耳朵里的时候，一
种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民族意识促使他决心放下祖祖辈辈一直传下来的锄把子，拉起队伍去和
日本人拚上一场。
几个和他一块扛活的穷哥们儿听了李荆璞的这一想法后说：“好使！”
可是他们很快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没枪。连做个“草头王”都需要有枪，
更何况是去打日本呢！怎么办？
但这事并难不倒李荆璞，他对大家说：“咱们不妨先向胡子们学一手嘛，向那些家里养
枪的大粮户借几条枪用。”
学胡子的哪一手？对于这些经常听到、甚至自己就曾领教过胡子们的手段的伙计们来
说，不用说大家也知道。那年月东北有许多胡子在刚“起局”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枪的，他们
往往就拿着用红布包起来的条帚疙瘩、带个弯儿的木头棍子什么的，往人家后腰上一捅，任
你是皇上他二大爷也得乖乖地给我举起手来——尽管有些人也知道这些“枪”可能是“虎”
牌儿的，但好像没有谁敢来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每当这时候，求生的欲望一准会使人们宁
肯信其是真的了。
说干就干，一天晚上，李荆璞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用锅底灰上色、用红布“包
装”起来的木制匣枪突然出现在一个大粮户的家里。他们对吓得发抖的主人说：“你不用
怕，我们不是来‘砸响窑’的胡子，是为了抗日来找你借几条枪用一下，等把日本子打走
了，我们再来还你。”就这样他们手里就有了第一批枪，接着，他们又拿着这些枪缴了伪宁
安保卫队的一个班的枪。有了这些枪，他们很快就发展到１００多人。
李荆璞的队伍拉起来后，先是投奔了王德林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被编为骑兵团
的一个连，李荆璞任连长。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救国军上层人物抗日不太坚决有力，在
敌人的进攻面前一退再退。跟着他们退到哪里是个头呢？当队伍退到老爷岭的时候，他把自
己手下的几个班排长找到一起说：“兄弟们，看来这打日本的事是不能靠他们的。半年多
了，他们没打过一次日本，现在还要往东宁逃跑，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我们要自己干，要
保卫家乡！”
李荆璞的话刚说完，连里一个名叫于洪仁的士兵说道：“我非常拥护这个主张，打日本
就得靠我们带领老百姓自己干。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轻易地走哇，打日本需要枪啊！我们何
不把营部收拾了再走？”
“这样可能不行，”李荆璞说，“本营的那两个连就住在附近，一旦枪响，那个连很快
就会过来，那时我们恐怕就很难走了。”
“这好办，咱们不让枪响就是了。”于洪仁自信地说，“连长可以带着人去找营长，说
有紧急情况要报告，进去就把他们的枪下了。我带一个排在外面巡逻，以应付意外情况。”
李荆璞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干！”然后便带着人行动去了。
他们的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当天晚上，他们悄悄地离开了老爷岭，回到宁安老家去了。
在向回走的路上，于洪仁对李荆璞说：“连长，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就拉倒
了，我看还应该发表一个宣言，表示一下咱们抗日到底的决心，让大家知道咱们为什么要
走。”
“行！”李荆璞说，“听说你是念大书的，还当过教书先生，肚子里有墨水，那你就写
一个吧。”
“好！”
于洪仁起草的这份宣言发表后，果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宁安一带的一些小股武装都纷
纷慕名来投，他们的队伍也很快壮大起来了。日伪军则也因此将他们当成了讨伐的重点目
标。其中伪宁安地方保安队就一直像尾巴一样跟在他们后面，想伺机消灭他们。
“和这群兔崽子们拚了！”嘴上常挂着“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的李荆璞，被跟在
后面的这个“大尾巴”弄火了。
关键时候于洪仁又走到他面前，对他说：“连长，现在不能打。我们这支农民队伍刚拉
起来，第一仗一定要打好，现在打还没把握。我们先和他们藏猫猫，找准机会再打。”
李荆璞依照于洪仁的计策，派出了几个能干的队员和敌人兜圈子，把敌人一点一点地诱
进他们的伏击圈，然后一举歼灭了这支伪军的大部队。
打了这次胜仗之后，于洪仁在整个队伍中，特别是在李荆璞的心中的地位一下子就高起
来了，大家都觉得这位戴着眼镜的于先生有办法。李荆璞还特意把他调到自己的身边当“贴
写”——相当于我们今天跟在首长身边的秘书，虽然官不大，但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李荆璞还不知道，他所信任的这位有胆有识的于先生原来竟是中共宁安县委专门
派来改造他这支队伍的共产党员。
队伍拉起来了，总该有个名吧。报个什么号呢？李荆璞十分佩服当时在宁安一带广为传
说的一个名叫“平洋”的好汉——据说他一个人打死６个鬼子，还到哈尔滨去杀富济贫，因
此他自己想报号“平东洋”。可是马上就有人说，这个名字不行。因为按照“一生、二死、
三逃、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的说法，这“东”乃八划，为降，这可太不吉利。
名不正，言不顺，应该改掉这个字。南字是九划，吉利，改成南字吧！
可是，叫平南洋和打日本又怎么能挨得上呢？李荆璞想了想说：挨得上。因为从地图上
看日本差不多就在宁安县的南面，所以用南字也说得过去。于是，平南洋就成了李荆璞的报
号。
李荆璞原打算把这支队伍叫做“平南洋反日游击队”，于洪仁说，还应该加个“总”
字，这样有利于收编其他队伍。这样，这支队伍就正式称为“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了。平
南洋是总队长，于洪仁则当上了副总队长。
在总队成立大会上，平南洋和于洪仁带着大家在一面红地中间带个黄月亮、上书平南洋
三个大字的队旗下，发出了誓言——坚决抗日到底！
平南洋的旗号打出去之后，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队伍的影响大起来了，来入伙的人也
多了起来。由于这些人成份十分复杂，所以平南洋队伍里的问题也就多了起来。抢东西的、
绑票的、杀人放火的都有了，日伪借此散布说，平南洋是宁安一带最大的土匪头子……。平
南洋自己听到这话后，十分生气，为此还毙掉了几个，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让他感到生气
的事还多着呢。
有一回，总队调来许多联合部队攻打宁安县城，进攻前，平南洋和于洪仁一起给大家定
下约法三章：
第一，各部队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第二，有组织有计划地没收敌伪财产；第三，严禁
没收中国人的商店和市民的财物，违者以纪律论处。
当时大家没有也不敢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来，可一打进宁安县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烧、抢一阵之后，便各奔东西，气得平南洋破口大骂：“他妈拉巴子的，这哪像抗日的队伍
啊？
……”
这时，于洪仁又及时地找他来了。
“总队长为什么不高兴呀？”于洪仁明知故问。
“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就是为咱们的抗日前途！”平南洋接着反问道：“你看，日本
子打来后，东北军几十万军队都跑到关里去了，现在救国军和自卫军也完蛋了，南京政府啥
时候才能出兵抗日呢？”
“哈哈……，我当为什么呢，原来是为这件事。”于洪仁笑了起来。
“这是件大事，你还打哈哈！”平南洋不满地说。
“这件大事不能指望南京国民党政府。”于洪仁收敛笑容，一本正经地说。
“那靠谁？”平南洋问。
“要抗日，必须靠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
“共产党？红军？”平南洋以前只是听说过，但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
于洪仁便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讲了南方的苏维埃、红军……
就这样，“我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
的，心里点亮了一盏明灯，时间长了，我就明白了同我朝夕相处的于洪仁就是中共党员
了。”——几十年后，平南洋回忆说。
自从平南洋知道于洪仁是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到队伍里来做抗日工作的以后，便多次提
出入党的请求。但是，于洪仁却给他摆了三个条件：
“一是要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
“行！”
“二是要坚决抗日到底。”
“行！”
“三是要把部队交给党。”
“这……，我得考虑考虑。”听说要把部队交出去，平南洋犯起了核计。
一见平南洋对第三条还不理解，于洪仁进一步对他解释说：“让你把部队交给党，不是
让你离开部队，你还是部队的领导。不过，在队里得实行民主制度，要实行官兵平等……”
“行！”
１９３３年５月５日，经中共吉东特委批准，平南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王光
宇、黄佐清、陶净非、陈翰章等共产党员先后被派到这支部队中来，一个以于洪仁为书记的
党支部也很快地建立起来了。
党支部建立起来后，于洪仁提出了要改换队号。平南洋表示同意，并建议说，应该将队
号改为“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你是怎么想到工农二字的？”于洪仁问。
“你不是常讲，我们的队伍是为工农群众打日本、求解放的，是靠工农养活我们的吗？”
“那么，这义务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于又问。
“我们成立这支队伍由谁给我们发饷呢？谁也没有。这不是尽义务吗？”
“太好了！”于洪仁高兴地说，“那就叫这个名字吧。”
于是，“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就变成了“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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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荆璞起事
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宁安县一个名叫李荆璞的青年汉子的耳朵里的时候，一
种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民族意识促使他决心放下祖祖辈辈一直传下来的锄把子，拉起队伍去和
日本人拚上一场。
几个和他一块扛活的穷哥们儿听了李荆璞的这一想法后说：“好使！”
可是他们很快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没枪。连做个“草头王”都需要有枪，
更何况是去打日本呢！怎么办？
但这事并难不倒李荆璞，他对大家说：“咱们不妨先向胡子们学一手嘛，向那些家里养
枪的大粮户借几条枪用。”
学胡子的哪一手？对于这些经常听到、甚至自己就曾领教过胡子们的手段的伙计们来
说，不用说大家也知道。那年月东北有许多胡子在刚“起局”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枪的，他们
往往就拿着用红布包起来的条帚疙瘩、带个弯儿的木头棍子什么的，往人家后腰上一捅，任
你是皇上他二大爷也得乖乖地给我举起手来——尽管有些人也知道这些“枪”可能是“虎”
牌儿的，但好像没有谁敢来试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每当这时候，求生的欲望一准会使人们宁
肯信其是真的了。
说干就干，一天晚上，李荆璞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一把用锅底灰上色、用红布“包
装”起来的木制匣枪突然出现在一个大粮户的家里。他们对吓得发抖的主人说：“你不用
怕，我们不是来‘砸响窑’的胡子，是为了抗日来找你借几条枪用一下，等把日本子打走
了，我们再来还你。”就这样他们手里就有了第一批枪，接着，他们又拿着这些枪缴了伪宁
安保卫队的一个班的枪。有了这些枪，他们很快就发展到１００多人。
李荆璞的队伍拉起来后，先是投奔了王德林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被编为骑兵团
的一个连，李荆璞任连长。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救国军上层人物抗日不太坚决有力，在
敌人的进攻面前一退再退。跟着他们退到哪里是个头呢？当队伍退到老爷岭的时候，他把自
己手下的几个班排长找到一起说：“兄弟们，看来这打日本的事是不能靠他们的。半年多
了，他们没打过一次日本，现在还要往东宁逃跑，我们不能跟着他们跑。我们要自己干，要
保卫家乡！”
李荆璞的话刚说完，连里一个名叫于洪仁的士兵说道：“我非常拥护这个主张，打日本
就得靠我们带领老百姓自己干。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轻易地走哇，打日本需要枪啊！我们何
不把营部收拾了再走？”
“这样可能不行，”李荆璞说，“本营的那两个连就住在附近，一旦枪响，那个连很快
就会过来，那时我们恐怕就很难走了。”
“这好办，咱们不让枪响就是了。”于洪仁自信地说，“连长可以带着人去找营长，说
有紧急情况要报告，进去就把他们的枪下了。我带一个排在外面巡逻，以应付意外情况。”
李荆璞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干！”然后便带着人行动去了。
他们的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当天晚上，他们悄悄地离开了老爷岭，回到宁安老家去了。
在向回走的路上，于洪仁对李荆璞说：“连长，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就拉倒
了，我看还应该发表一个宣言，表示一下咱们抗日到底的决心，让大家知道咱们为什么要
走。”
“行！”李荆璞说，“听说你是念大书的，还当过教书先生，肚子里有墨水，那你就写
一个吧。”
“好！”
于洪仁起草的这份宣言发表后，果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宁安一带的一些小股武装都纷
纷慕名来投，他们的队伍也很快壮大起来了。日伪军则也因此将他们当成了讨伐的重点目
标。其中伪宁安地方保安队就一直像尾巴一样跟在他们后面，想伺机消灭他们。
“和这群兔崽子们拚了！”嘴上常挂着“英雄不怕死，怕死非英雄”的李荆璞，被跟在
后面的这个“大尾巴”弄火了。
关键时候于洪仁又走到他面前，对他说：“连长，现在不能打。我们这支农民队伍刚拉
起来，第一仗一定要打好，现在打还没把握。我们先和他们藏猫猫，找准机会再打。”
李荆璞依照于洪仁的计策，派出了几个能干的队员和敌人兜圈子，把敌人一点一点地诱
进他们的伏击圈，然后一举歼灭了这支伪军的大部队。
打了这次胜仗之后，于洪仁在整个队伍中，特别是在李荆璞的心中的地位一下子就高起
来了，大家都觉得这位戴着眼镜的于先生有办法。李荆璞还特意把他调到自己的身边当“贴
写”——相当于我们今天跟在首长身边的秘书，虽然官不大，但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李荆璞还不知道，他所信任的这位有胆有识的于先生原来竟是中共宁安县委专门
派来改造他这支队伍的共产党员。
队伍拉起来了，总该有个名吧。报个什么号呢？李荆璞十分佩服当时在宁安一带广为传
说的一个名叫“平洋”的好汉——据说他一个人打死６个鬼子，还到哈尔滨去杀富济贫，因
此他自己想报号“平东洋”。可是马上就有人说，这个名字不行。因为按照“一生、二死、
三逃、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的说法，这“东”乃八划，为降，这可太不吉利。
名不正，言不顺，应该改掉这个字。南字是九划，吉利，改成南字吧！
可是，叫平南洋和打日本又怎么能挨得上呢？李荆璞想了想说：挨得上。因为从地图上
看日本差不多就在宁安县的南面，所以用南字也说得过去。于是，平南洋就成了李荆璞的报
号。
李荆璞原打算把这支队伍叫做“平南洋反日游击队”，于洪仁说，还应该加个“总”
字，这样有利于收编其他队伍。这样，这支队伍就正式称为“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了。平
南洋是总队长，于洪仁则当上了副总队长。
在总队成立大会上，平南洋和于洪仁带着大家在一面红地中间带个黄月亮、上书平南洋
三个大字的队旗下，发出了誓言——坚决抗日到底！
平南洋的旗号打出去之后，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队伍的影响大起来了，来入伙的人也
多了起来。由于这些人成份十分复杂，所以平南洋队伍里的问题也就多了起来。抢东西的、
绑票的、杀人放火的都有了，日伪借此散布说，平南洋是宁安一带最大的土匪头子……。平
南洋自己听到这话后，十分生气，为此还毙掉了几个，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让他感到生气
的事还多着呢。
有一回，总队调来许多联合部队攻打宁安县城，进攻前，平南洋和于洪仁一起给大家定
下约法三章：
第一，各部队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第二，有组织有计划地没收敌伪财产；第三，严禁
没收中国人的商店和市民的财物，违者以纪律论处。
当时大家没有也不敢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来，可一打进宁安县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烧、抢一阵之后，便各奔东西，气得平南洋破口大骂：“他妈拉巴子的，这哪像抗日的队伍
啊？
……”
这时，于洪仁又及时地找他来了。
“总队长为什么不高兴呀？”于洪仁明知故问。
“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就是为咱们的抗日前途！”平南洋接着反问道：“你看，日本
子打来后，东北军几十万军队都跑到关里去了，现在救国军和自卫军也完蛋了，南京政府啥
时候才能出兵抗日呢？”
“哈哈……，我当为什么呢，原来是为这件事。”于洪仁笑了起来。
“这是件大事，你还打哈哈！”平南洋不满地说。
“这件大事不能指望南京国民党政府。”于洪仁收敛笑容，一本正经地说。
“那靠谁？”平南洋问。
“要抗日，必须靠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
“共产党？红军？”平南洋以前只是听说过，但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
于洪仁便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讲了南方的苏维埃、红军……
就这样，“我逐渐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
的，心里点亮了一盏明灯，时间长了，我就明白了同我朝夕相处的于洪仁就是中共党员
了。”——几十年后，平南洋回忆说。
自从平南洋知道于洪仁是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到队伍里来做抗日工作的以后，便多次提
出入党的请求。但是，于洪仁却给他摆了三个条件：
“一是要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
“行！”
“二是要坚决抗日到底。”
“行！”
“三是要把部队交给党。”
“这……，我得考虑考虑。”听说要把部队交出去，平南洋犯起了核计。
一见平南洋对第三条还不理解，于洪仁进一步对他解释说：“让你把部队交给党，不是
让你离开部队，你还是部队的领导。不过，在队里得实行民主制度，要实行官兵平等……”
“行！”
１９３３年５月５日，经中共吉东特委批准，平南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王光
宇、黄佐清、陶净非、陈翰章等共产党员先后被派到这支部队中来，一个以于洪仁为书记的
党支部也很快地建立起来了。
党支部建立起来后，于洪仁提出了要改换队号。平南洋表示同意，并建议说，应该将队
号改为“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你是怎么想到工农二字的？”于洪仁问。
“你不是常讲，我们的队伍是为工农群众打日本、求解放的，是靠工农养活我们的吗？”
“那么，这义务二字是什么意思呢？”于又问。
“我们成立这支队伍由谁给我们发饷呢？谁也没有。这不是尽义务吗？”
“太好了！”于洪仁高兴地说，“那就叫这个名字吧。”
于是，“平南洋反日游击总队”就变成了“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
２４ “日本探子”
周保中，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人，白族。少时家贫，只读一年初中便辍学了。１５岁
时（１９１７年）与同伴杨茂才到昆明闯世界，后在一同乡帮助下入云南陆军第１师教导营
当学兵。８个月后学兵期满，被编入靖国军第８军，并随军参加“靖国护法”战争。
在“靖国护法”战争中，周保中因在作战中表现勇敢而被提升为排长，成了一名军官。
但此时的周保中却因看不惯上层军官们勾心斗角的那一套，而无意在军中干下去了，遂不顾
一切返回乡里。
回乡住了一段时间后，周保中又再次到昆明投军，并于１９２１年春被选送到云南陆军
讲武堂第１７期工兵科学习。１９２５年他见到了中共两广区军委书记张伯简（张也是云南
白族人），从此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从张伯简那里，周保中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等
书，看后思想豁然开朗。他向张伯简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后，张伯简非常高兴，当即写信给
著名军事家杨杰，介绍周保中到国民革命军第６军（军长为程潜、党代表为林伯渠）去工作。
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开始了，周保中在这次战争中屡建奇功，官职也不断上升，由营
长而上校团长，由上校团长而少将副师长。
１９２７年周保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他继续留在第６军中工
作，并准备和中共湖南省委的同志一起将这支部队拉出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而未能成功。
此后，他被调到中央军委工作。１９２８年末，中共中央派他到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学习军事。
１９３１年９月，周保中回到了国内并来到民族危机最深的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
委书记。１９３２年４月，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他到宁安组织和领导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
周保中到宁安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才能打进当时在那里的吉林自卫军内
部。只有先进到里边去才能谈下一步如何领导他们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保中想出
了一个充满危险、但却是十分简便易行的办法——先让他们把自己抓去。
周保中的这一想法很快就实现了。
１９３２年５月，吉林自卫军的士兵在宁安花脸沟将周保中抓住了。但他那口浓重的南
方口音却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因为口音太重，那帮东北土生土长的士兵们听不懂，便怀疑他
是朝鲜人，是日本人派来的探子，不由分说就把他给绑起来要杀了他。后经周保中费了好大
劲向他们解释说要见他们的领导人，才使这些士兵放下了已经举起的屠刀，把周保中的要求
报告了上去。当时，自卫军左路军的领导人们正在开会，听说抓住了一个日本特务，便停了
下来，开始审问。
审问一开始，周保中便向这些人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后，对他们说：“我不是日本
探子，我是从关内来的，是抗日援马团的。马占山投降了日本，听说你们抗日，我才来投奔
你们来的。”
“你说你是从关里大老远跑到咱这疙瘩来抗日的，那你对眼下东北抗日的形势有什么看
法呀？”
这可问到周保中的强项上来了，他对这些问题早就有所研究。于是，他先对他们讲了当
前的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形势、东北的形势，然后讲到了他们最关心的他们这支自卫军所面
临的形势及应该采取的救国方略。他说：你们自卫军现在在牡丹江东岸与日军对峙，这种形
势于我们十分不利，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利形势呢？那就要主动出击，派出兵力去袭击敌人
的后方，通过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恕我直言，据我所知你们自卫军的战士虽然抗日的
士气很高，但纪律却不够严，长官贪污腐化，士兵搔扰百姓的事还不少，老百姓对你们这一
点很不满。这样的军队是不会打胜仗的。如果真想抗日，那就得整顿军纪，改善与群众的关
系，还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让群众与军队共同抗日。还应该看到日本人不是一
天两天能打走的，抗日是长期的事，所以就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要与其他抗日队伍团结一致
去打日本人。对南京政府，大家用不着抱有什么幻想，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来抗日了，他们执
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对“国联调查团”就更不用抱多大希望了，他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周保中这一席话一下子就把自卫军的那些头头们给震住了，他们相信周不是日本特务，
而一个很有头脑的爱国志士。于是，他们顿时满脸赔笑，一边连连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一
边急忙让人给他松绑、请坐、敬烟、上茶。最后，请周保中留下来，到他们左路军的总指挥
部的宣传部里作指导工作。周保中也就这样实现了他要打入自卫军内部的愿望。
周保中来到自卫军左路军总指挥部宣传部后，很快就扭转了它原来的宣传方向，把反共
宣传变成了实行统一战线、彻底抗日救国的宣传。这就引起了自卫军内一些人，特别是一些
将领的不满。他们虽然钦佩周保中的才干，表面上也不得不对他的意见表示赞赏，但背地里
却对部下说：“别听周蛮子的那一套！”不久便找个借口将宣传部给解散了。王德林听说周
保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想把他收为己用。所以在宣传部解散之后，周保中受王德林之
请，来到了救国军总部，当上了总参议。
这个总参议本应该是在总司令身边出谋划策的角色，但周保中觉得光是这样呆在上面对
在救国军中开展党的工作不太有利，便主动要求到前线去指挥作战。王德林同意了他的请
求，便让他去给救国军前方总指挥吴义成当参谋长去了。
周保中到了救国军前方指挥部后，立即采取了几次比较大的动作。袭东京城、攻安图
县、克敦化城，后来又两次攻打宁安县城。在这一系列战斗中，周保中表现出了其卓越的军
事才能。他不仅指挥有方，而且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最典型的就是在１９３
２年１０月第一次攻打宁安县城时的表现了。
当时，救国军遇到了城里日本人的顽强抵抗。为了迅速打下宁安县城，周保中亲率敢死
队，一马当先冲进了城里。进城后，他首先带人炸毁了军火库，击毙了日军头目小岛少佐等
人。激战中，他被流弹击中，鲜血直流。但他并没有退下去，一直坚持指挥战斗。战斗结束
后，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他让人用一把大钳子把子弹给拔出来了，然后又用刮刀一块一块
地把被打烂的肉刮下去。这一下，可把大家给看服了，人们纷纷赞叹说：“周参谋长‘刮骨
疗毒’真了不起，胜过昔日的关云长！”１２天后，周保中又带着伤痛指挥第二次攻打宁安
城的战斗，结果消灭了好几百名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周保中的声望更高了，做起工作来也就方便多了。在前方指挥所里，周保中建立起了秘
密的党支部，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团员。
关于周保中及其领导的党组织在这一段的工作，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何成湘在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４日写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
“（党在）吴义成（部），（有）二百余（？）人，是反日游击队中最坚强的部队，在
东线东满一带作过最长期最激烈的反日战争，曾占领东满的安图很久，并占领过东宁，现在
绥宁一带游击，党有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同志在吴处当参谋，吴的一切军事计划大多出于这
个同志（周麻子，过去省军委书记）的意见，得过无数次的胜利，在兵士中在东线群众中有
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产党），过去东满曾派了许多同志与反日会员到吴部去中。”
何成湘在这份报告中把当时被人称为“周蛮子”的周保中，给说成了“周麻子”，可见
当时由于条件限制，周保中与省委的直接联系并不太多，主要是自己独立开展工作，从这一
点上我们也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保中还是把党的
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当救国军和其他义勇军个别领导人抗日不坚决的时候，这些党团员纷纷
站出来，在反对投降、保存队伍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就在何成湘报告中提到的“占领东满安图”一事（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６日）后不久，由
于吴义成收受贿赂等原因，使得救国军四分五裂，很多人都不再听他的指挥了。在这种情况
下，吴义成只好带着一帮人到东宁老黑山一带的山里去了，留下周保中在安图以救国军总参
谋长的名义组织起了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周保中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周保中把领导
范围扩大到吉敦线以至吉海线上的各支抗日队伍，受其指挥的部队有不下１０００人之多。
１９３３年冬天，按照中共吉东局的指示，周保中正式退出救国军，带着边区军的两个
连到宁安与平南洋的“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会合，着手组织绥宁反日同盟军。
１９３４年２月，周保中带着队伍与平南洋的队伍会合后便由周保中出面，召集各反日
部队领导人开会。因为周保中的名气很大，所以在那一带活动的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
王汝起、裴振东等人都来了。这次会议一共开了３天，会上做出了三项决定：一是成立“宁
安东南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并由周保中出任该办事处的主任；二是决定将各
支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三是划分５个大的游击区。
在上述会议后不久的３月１日，“宁安东南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改为“绥
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用最大的力量使边区军和工农义务总队成为宁安一带反日运
动的中心力量”。
周保中，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人，白族。少时家贫，只读一年初中便辍学了。１５岁
时（１９１７年）与同伴杨茂才到昆明闯世界，后在一同乡帮助下入云南陆军第１师教导营
当学兵。８个月后学兵期满，被编入靖国军第８军，并随军参加“靖国护法”战争。
在“靖国护法”战争中，周保中因在作战中表现勇敢而被提升为排长，成了一名军官。
但此时的周保中却因看不惯上层军官们勾心斗角的那一套，而无意在军中干下去了，遂不顾
一切返回乡里。
回乡住了一段时间后，周保中又再次到昆明投军，并于１９２１年春被选送到云南陆军
讲武堂第１７期工兵科学习。１９２５年他见到了中共两广区军委书记张伯简（张也是云南
白族人），从此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从张伯简那里，周保中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等
书，看后思想豁然开朗。他向张伯简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后，张伯简非常高兴，当即写信给
著名军事家杨杰，介绍周保中到国民革命军第６军（军长为程潜、党代表为林伯渠）去工作。
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开始了，周保中在这次战争中屡建奇功，官职也不断上升，由营
长而上校团长，由上校团长而少将副师长。
１９２７年周保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他继续留在第６军中工
作，并准备和中共湖南省委的同志一起将这支部队拉出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而未能成功。
此后，他被调到中央军委工作。１９２８年末，中共中央派他到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学习军事。
１９３１年９月，周保中回到了国内并来到民族危机最深的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
委书记。１９３２年４月，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他到宁安组织和领导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
周保中到宁安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才能打进当时在那里的吉林自卫军内
部。只有先进到里边去才能谈下一步如何领导他们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保中想出
了一个充满危险、但却是十分简便易行的办法——先让他们把自己抓去。
周保中的这一想法很快就实现了。
１９３２年５月，吉林自卫军的士兵在宁安花脸沟将周保中抓住了。但他那口浓重的南
方口音却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因为口音太重，那帮东北土生土长的士兵们听不懂，便怀疑他
是朝鲜人，是日本人派来的探子，不由分说就把他给绑起来要杀了他。后经周保中费了好大
劲向他们解释说要见他们的领导人，才使这些士兵放下了已经举起的屠刀，把周保中的要求
报告了上去。当时，自卫军左路军的领导人们正在开会，听说抓住了一个日本特务，便停了
下来，开始审问。
审问一开始，周保中便向这些人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后，对他们说：“我不是日本
探子，我是从关内来的，是抗日援马团的。马占山投降了日本，听说你们抗日，我才来投奔
你们来的。”
“你说你是从关里大老远跑到咱这疙瘩来抗日的，那你对眼下东北抗日的形势有什么看
法呀？”
这可问到周保中的强项上来了，他对这些问题早就有所研究。于是，他先对他们讲了当
前的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形势、东北的形势，然后讲到了他们最关心的他们这支自卫军所面
临的形势及应该采取的救国方略。他说：你们自卫军现在在牡丹江东岸与日军对峙，这种形
势于我们十分不利，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利形势呢？那就要主动出击，派出兵力去袭击敌人
的后方，通过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恕我直言，据我所知你们自卫军的战士虽然抗日的
士气很高，但纪律却不够严，长官贪污腐化，士兵搔扰百姓的事还不少，老百姓对你们这一
点很不满。这样的军队是不会打胜仗的。如果真想抗日，那就得整顿军纪，改善与群众的关
系，还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让群众与军队共同抗日。还应该看到日本人不是一
天两天能打走的，抗日是长期的事，所以就要建立抗日根据地，要与其他抗日队伍团结一致
去打日本人。对南京政府，大家用不着抱有什么幻想，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来抗日了，他们执
行的是不抵抗政策。对“国联调查团”就更不用抱多大希望了，他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周保中这一席话一下子就把自卫军的那些头头们给震住了，他们相信周不是日本特务，
而一个很有头脑的爱国志士。于是，他们顿时满脸赔笑，一边连连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一
边急忙让人给他松绑、请坐、敬烟、上茶。最后，请周保中留下来，到他们左路军的总指挥
部的宣传部里作指导工作。周保中也就这样实现了他要打入自卫军内部的愿望。
周保中来到自卫军左路军总指挥部宣传部后，很快就扭转了它原来的宣传方向，把反共
宣传变成了实行统一战线、彻底抗日救国的宣传。这就引起了自卫军内一些人，特别是一些
将领的不满。他们虽然钦佩周保中的才干，表面上也不得不对他的意见表示赞赏，但背地里
却对部下说：“别听周蛮子的那一套！”不久便找个借口将宣传部给解散了。王德林听说周
保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想把他收为己用。所以在宣传部解散之后，周保中受王德林之
请，来到了救国军总部，当上了总参议。
这个总参议本应该是在总司令身边出谋划策的角色，但周保中觉得光是这样呆在上面对
在救国军中开展党的工作不太有利，便主动要求到前线去指挥作战。王德林同意了他的请
求，便让他去给救国军前方总指挥吴义成当参谋长去了。
周保中到了救国军前方指挥部后，立即采取了几次比较大的动作。袭东京城、攻安图
县、克敦化城，后来又两次攻打宁安县城。在这一系列战斗中，周保中表现出了其卓越的军
事才能。他不仅指挥有方，而且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最典型的就是在１９３
２年１０月第一次攻打宁安县城时的表现了。
当时，救国军遇到了城里日本人的顽强抵抗。为了迅速打下宁安县城，周保中亲率敢死
队，一马当先冲进了城里。进城后，他首先带人炸毁了军火库，击毙了日军头目小岛少佐等
人。激战中，他被流弹击中，鲜血直流。但他并没有退下去，一直坚持指挥战斗。战斗结束
后，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他让人用一把大钳子把子弹给拔出来了，然后又用刮刀一块一块
地把被打烂的肉刮下去。这一下，可把大家给看服了，人们纷纷赞叹说：“周参谋长‘刮骨
疗毒’真了不起，胜过昔日的关云长！”１２天后，周保中又带着伤痛指挥第二次攻打宁安
城的战斗，结果消灭了好几百名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周保中的声望更高了，做起工作来也就方便多了。在前方指挥所里，周保中建立起了秘
密的党支部，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团员。
关于周保中及其领导的党组织在这一段的工作，时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何成湘在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４日写的《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
“（党在）吴义成（部），（有）二百余（？）人，是反日游击队中最坚强的部队，在
东线东满一带作过最长期最激烈的反日战争，曾占领东满的安图很久，并占领过东宁，现在
绥宁一带游击，党有一个军事经验丰富的同志在吴处当参谋，吴的一切军事计划大多出于这
个同志（周麻子，过去省军委书记）的意见，得过无数次的胜利，在兵士中在东线群众中有
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产党），过去东满曾派了许多同志与反日会员到吴部去中。”
何成湘在这份报告中把当时被人称为“周蛮子”的周保中，给说成了“周麻子”，可见
当时由于条件限制，周保中与省委的直接联系并不太多，主要是自己独立开展工作，从这一
点上我们也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周保中还是把党的
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当救国军和其他义勇军个别领导人抗日不坚决的时候，这些党团员纷纷
站出来，在反对投降、保存队伍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就在何成湘报告中提到的“占领东满安图”一事（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６日）后不久，由
于吴义成收受贿赂等原因，使得救国军四分五裂，很多人都不再听他的指挥了。在这种情况
下，吴义成只好带着一帮人到东宁老黑山一带的山里去了，留下周保中在安图以救国军总参
谋长的名义组织起了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周保中任主任。在这段时间里，周保中把领导
范围扩大到吉敦线以至吉海线上的各支抗日队伍，受其指挥的部队有不下１０００人之多。
１９３３年冬天，按照中共吉东局的指示，周保中正式退出救国军，带着边区军的两个
连到宁安与平南洋的“宁安工农反日义务总队”会合，着手组织绥宁反日同盟军。
１９３４年２月，周保中带着队伍与平南洋的队伍会合后便由周保中出面，召集各反日
部队领导人开会。因为周保中的名气很大，所以在那一带活动的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
王汝起、裴振东等人都来了。这次会议一共开了３天，会上做出了三项决定：一是成立“宁
安东南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并由周保中出任该办事处的主任；二是决定将各
支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三是划分５个大的游击区。
在上述会议后不久的３月１日，“宁安东南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改为“绥
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用最大的力量使边区军和工农义务总队成为宁安一带反日运
动的中心力量”。
２５ 日伪心病
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绥宁地区就成了“满洲国”的一块心病。为此，日伪将这一地
区列为１９３４年秋季开始的大扫荡的重点地区。
既然是重点地区，日伪在进行“讨伐”时便既肯下本钱，又肯动脑筋。这次“讨伐”
中，在军事上，他们用的是以日军为主，并从辽宁调来伪满“皇军”——伪靖安军，采用四
面包围、重点进攻的战术；在经济上，他们实行封锁政策，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实行归屯并
户，制造无人区；在宣传上，他们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的口号，以孤
立共产党所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
敌人的这些宣传口号确实动摇了一些人的意志。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１日，工农义务总队
的两位领导人平南洋和于洪仁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几个叛徒闯了进来，二话没说就先把枪给
他俩支上了。
当时，平南洋坐在炕外边，没来得及反抗就让叛徒们给两手反扣绑起来了，于洪仁当时
正好坐在炕里头靠窗台的位置上，那几个人难以立即接近他缴他的枪。于洪仁平时练就了一
手好枪法，他只要从身上摸到枪，出手就响，并且可以做到百发百中。在这危急时刻，他迅
速伸手摸枪，但是还没等他出手，叛徒们的枪就响了。这位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就这样死在
了几个毛贼之手！
那几个歹徒不但杀了于洪仁，而且将队内的所有党团员统统缴械、驱逐，还虏走了５０
多个人去当了土匪。平南洋本人则因有共产党员陶净非等人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难。
这次叛变事件使平南洋和于洪仁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工农义务总队大伤元气，中共宁安县
委认为，不能让这面旗帜就这样倒下去，周保中也同意了这一意见，于是，他们在８月末和
９月初的时候，又将其恢复起来。平南洋李荆璞还是这支队伍的队长。
９月份，敌人的“讨伐”开始了。敌人来势汹汹的“讨伐”，对绥宁地区的抗日武装来
说的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讨伐”一开始，抗日武装便遭到了不小的损失，活动在宁安西北山区的反日山林队被
打死２００多人，其余的人把枪埋到地下，四散而去；做为同盟军主力的宁安游击队和工农
义务总队被迫转移到宁安南部山区。敌人则跟着他们屁股后面就来了。日军、伪军、警察、
自卫团一齐出动，就连飞机也经常光顾同盟军的头顶。在那段时间里，平均四五天就要打一
仗。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宁安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反日同盟军和前来支援他们
反“讨伐”的第二军派遣队立即采取冲破包围、开辟新的游击区的作战方针。即以工农义务
总队与第二军派遣队之第４团第５连向宁安以东发展，另以宁安游击队一部到西北山去活
动，形成互相支援的犄角之势。此外，让救国军王毓峰部和第二军第４团４连分别返回南湖
头和汪清，借以分散敌人的兵力。与此同时，中共宁安县委还专门通过了一个旨在努力扩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于反对“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提出了许
多切合实际的口号和措施。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再加上各部队都打了不少胜仗，终于使日伪寄予极大希望的秋冬
季大“讨伐”以失败而告结束。１９３５年１月，已经就任中共吉东特委（因吉东局在１９
３４年６月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满洲省委遂决定撤销吉东局，成立吉东特委）书记的吴平到
达宁安。吴平告诉大家说，省委和特委对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工作很满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团准备将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抗日联合军性质的部队，
以便贯彻由中共中央拟定的中国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纲领，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武装部队。
中共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根据吴平的这一指示精神，很快就做出了将绥宁反
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５军的决定。在获得中共满洲省委的批准和原绥宁反日同
盟军内各部的一致拥护之后，反日联合军第５军正式成立了。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
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健东任参谋长。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０日第５军公开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说：
“最近改编的由绥宁反日同盟军所成立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５军是反日救国的中国人民
自己武装起来的，它是东北有历史的绥宁各地的救国功绩显著的军队。……这次改编的反日
联合军第５军和珠河、延寿的第３军及密、饶一带的第４军为同一系统，和南满的人民革命
军第１军及东满的人民革命军第２军结成亲密的联系，共同反抗日本强盗。为了统一力量，
发展救国运动，在这里列举出本军的行动纲领的最主要内容，对全中国及全东北的同胞加以
说明：
“第一，我们的任务是专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推翻其走狗满洲国，恢复中国领
土，以建立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人民政权为目的，不是实现共产主义或者实行匪贼活动，而
是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反日救国运动。
“第二，我反日联合军是人民的救国武装队，它虽然是以工人农民为主力，但凡是我中
华民国国民，不论地主、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小商人、小手艺者，不问政治派别，都
有参加的权利……
“第三，反日联合军是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民众必须加以支持……
“第四，被日本强盗及走狗集团满洲国压迫、欺骗和利用的亲日军队、政治家、社会团
体，若能秘密地组织或者回到救国运动方面来，都加以欢迎，而且要互相帮助和合作。”
从上面这段宣言中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爱国不分
先后，爱国就是一家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周保中和他所领导的
第５军党委的高人一等的政策水平。
从１９３５年１月到３月这段时间里，第５军共编成了两个师，每个师３个团，共有９
００多个人，８００多条枪。平南洋李荆璞和傅显明分别任第１师和第２师师长。
第５军成立后，连续奋战，屡获胜利。特别是由于统一战线的“路线对了头”，使得伪
靖安军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有的伪军听到我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专打日
本兵”的口号后，对被围的日本兵不予支援）面前不断发生哗变事件，有不少人还在打死日
本人后携枪前来投奔，搞得日本人对伪靖安军越来越不放心，最后只好把这支伪军调回原驻
地辽宁去了。
伪靖安军一走，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在东部，伪警察队的警察们说：“人家抗日军在
宁安把满洲国的皇军——靖安军都打得落花流水，何况我们这些破烂兵呢？”吓得他们从此
不敢出战；在西部，伪军们私下里都说：“红军真勇敢，专打鬼子，这才是真正抗日救国
的，我们不能打红军。”
这样，日本人不但没能去掉他们在绥宁的这块心病，反而又多了一块心病。
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绥宁地区就成了“满洲国”的一块心病。为此，日伪将这一地
区列为１９３４年秋季开始的大扫荡的重点地区。
既然是重点地区，日伪在进行“讨伐”时便既肯下本钱，又肯动脑筋。这次“讨伐”
中，在军事上，他们用的是以日军为主，并从辽宁调来伪满“皇军”——伪靖安军，采用四
面包围、重点进攻的战术；在经济上，他们实行封锁政策，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实行归屯并
户，制造无人区；在宣传上，他们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的口号，以孤
立共产党所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
敌人的这些宣传口号确实动摇了一些人的意志。１９３４年８月２１日，工农义务总队
的两位领导人平南洋和于洪仁正在吃午饭的时候，几个叛徒闯了进来，二话没说就先把枪给
他俩支上了。
当时，平南洋坐在炕外边，没来得及反抗就让叛徒们给两手反扣绑起来了，于洪仁当时
正好坐在炕里头靠窗台的位置上，那几个人难以立即接近他缴他的枪。于洪仁平时练就了一
手好枪法，他只要从身上摸到枪，出手就响，并且可以做到百发百中。在这危急时刻，他迅
速伸手摸枪，但是还没等他出手，叛徒们的枪就响了。这位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就这样死在
了几个毛贼之手！
那几个歹徒不但杀了于洪仁，而且将队内的所有党团员统统缴械、驱逐，还虏走了５０
多个人去当了土匪。平南洋本人则因有共产党员陶净非等人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难。
这次叛变事件使平南洋和于洪仁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工农义务总队大伤元气，中共宁安县
委认为，不能让这面旗帜就这样倒下去，周保中也同意了这一意见，于是，他们在８月末和
９月初的时候，又将其恢复起来。平南洋李荆璞还是这支队伍的队长。
９月份，敌人的“讨伐”开始了。敌人来势汹汹的“讨伐”，对绥宁地区的抗日武装来
说的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讨伐”一开始，抗日武装便遭到了不小的损失，活动在宁安西北山区的反日山林队被
打死２００多人，其余的人把枪埋到地下，四散而去；做为同盟军主力的宁安游击队和工农
义务总队被迫转移到宁安南部山区。敌人则跟着他们屁股后面就来了。日军、伪军、警察、
自卫团一齐出动，就连飞机也经常光顾同盟军的头顶。在那段时间里，平均四五天就要打一
仗。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宁安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反日同盟军和前来支援他们
反“讨伐”的第二军派遣队立即采取冲破包围、开辟新的游击区的作战方针。即以工农义务
总队与第二军派遣队之第４团第５连向宁安以东发展，另以宁安游击队一部到西北山去活
动，形成互相支援的犄角之势。此外，让救国军王毓峰部和第二军第４团４连分别返回南湖
头和汪清，借以分散敌人的兵力。与此同时，中共宁安县委还专门通过了一个旨在努力扩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于反对“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提出了许
多切合实际的口号和措施。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再加上各部队都打了不少胜仗，终于使日伪寄予极大希望的秋冬
季大“讨伐”以失败而告结束。１９３５年１月，已经就任中共吉东特委（因吉东局在１９
３４年６月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满洲省委遂决定撤销吉东局，成立吉东特委）书记的吴平到
达宁安。吴平告诉大家说，省委和特委对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工作很满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团准备将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抗日联合军性质的部队，
以便贯彻由中共中央拟定的中国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纲领，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武装部队。
中共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根据吴平的这一指示精神，很快就做出了将绥宁反
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５军的决定。在获得中共满洲省委的批准和原绥宁反日同
盟军内各部的一致拥护之后，反日联合军第５军正式成立了。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
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健东任参谋长。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０日第５军公开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说：
“最近改编的由绥宁反日同盟军所成立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５军是反日救国的中国人民
自己武装起来的，它是东北有历史的绥宁各地的救国功绩显著的军队。……这次改编的反日
联合军第５军和珠河、延寿的第３军及密、饶一带的第４军为同一系统，和南满的人民革命
军第１军及东满的人民革命军第２军结成亲密的联系，共同反抗日本强盗。为了统一力量，
发展救国运动，在这里列举出本军的行动纲领的最主要内容，对全中国及全东北的同胞加以
说明：
“第一，我们的任务是专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推翻其走狗满洲国，恢复中国领
土，以建立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人民政权为目的，不是实现共产主义或者实行匪贼活动，而
是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反日救国运动。
“第二，我反日联合军是人民的救国武装队，它虽然是以工人农民为主力，但凡是我中
华民国国民，不论地主、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小商人、小手艺者，不问政治派别，都
有参加的权利……
“第三，反日联合军是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民众必须加以支持……
“第四，被日本强盗及走狗集团满洲国压迫、欺骗和利用的亲日军队、政治家、社会团
体，若能秘密地组织或者回到救国运动方面来，都加以欢迎，而且要互相帮助和合作。”
从上面这段宣言中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的爱国不分
先后，爱国就是一家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体现。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周保中和他所领导的
第５军党委的高人一等的政策水平。
从１９３５年１月到３月这段时间里，第５军共编成了两个师，每个师３个团，共有９
００多个人，８００多条枪。平南洋李荆璞和傅显明分别任第１师和第２师师长。
第５军成立后，连续奋战，屡获胜利。特别是由于统一战线的“路线对了头”，使得伪
靖安军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有的伪军听到我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专打日
本兵”的口号后，对被围的日本兵不予支援）面前不断发生哗变事件，有不少人还在打死日
本人后携枪前来投奔，搞得日本人对伪靖安军越来越不放心，最后只好把这支伪军调回原驻
地辽宁去了。
伪靖安军一走，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在东部，伪警察队的警察们说：“人家抗日军在
宁安把满洲国的皇军——靖安军都打得落花流水，何况我们这些破烂兵呢？”吓得他们从此
不敢出战；在西部，伪军们私下里都说：“红军真勇敢，专打鬼子，这才是真正抗日救国
的，我们不能打红军。”
这样，日本人不但没能去掉他们在绥宁的这块心病，反而又多了一块心病。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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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百折不挠
如果你要是真想知道到底什么叫“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话，那只要看一下中共汤原
中心县委建立抗日游击队的过程就会一目了然了。
在经历了最初三次大的挫折之后，他们没有气馁。
１９３３年６月，汤原中心县委派出了戴鸿滨、黄吟秋、徐光海等人到义勇军“青
山”、“占中央”、“阎王”等部中去工作。这年８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人向他们传达了中
央“指示信”精神。中心县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决定以青山等部义勇军为基础，成立了
“东北民众联合反日义勇军”。但是没过多久，这支队伍就不宣而散了。残酷的现实使汤原
中心县委认识到，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党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并形成
骨干力量，才能打开汤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然而，祸不单行。正当他们一面号召在义勇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认真贯彻统一战线政
策，一面集中４０多名党员积极准备建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时候，由于特务告密，中共汤原
中心县委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４日，在日军的大搜捕中，县委书记
裴治云、县委委员金成刚（女）等１２名共产党党团员和爱国青年被逮捕，施以严刑后活埋
在深坑里；县委委员高庆云和他的儿子一起在西北沟的高粱地里被日军搜出来，当场用刀砍
死在田野里。骤然间，汤原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中……
在这场浩劫中还有一个幸存者，这个命特别大的人就是中共汤原县委委员夏云杰。
夏云杰，这个从山东沂水县闯关东来到东北的汉子，种过地、做过工，还做过生意。曲
折的生活经历和朴素的爱国心使他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仇恨。１９３２年９月，他被中共汤
原中心县委吸收到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后经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介绍入党，不久即
因工作积极、能力也挺强在１９３３年８月举行的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第６次扩大会议上被选
为县委委员。
现在，县委的其他人都不在了，夏云杰成了汤原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他勇敢地站了出
来，通过秘密联络的办法，把汤原各地的党组织逐渐联络起来，他自己则义不容辞地担负起
了县委的领导工作。
血债要用血来还。讨还血债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因此夏云杰在恢复党组织活动后所要
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重新创建反日游击队。
创建游击队就要有枪，而枪却在敌人手里。怎么去夺呢？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末，夏云杰
先派团县委书记小于通过亲戚关系打进了鹤岗东黄花岗伪军自卫团内部。在小于把那里的情
况摸得差不多以后，他又派外号叫镐头的徐振江和小于，还有一个叫老曲的队员以卖大烟土
为借口，再次混入黄花岗自卫团的营房。夏云杰带着２０多个队员拿着一枝大枪和一把没有
撞针的小撸子隐蔽在院外。等到那帮团丁们纷纷围上来买大烟土的时候，镐头和小于两人突
然发出行动信号，这时，隐蔽在院外的２０多个徒手游击队员一拥而进，三下五除二地缴了
这帮团丁的枪。此次行动十分顺利，共缴得大枪１４枝，短枪２枝。
这次缴枪行动的成功，使汤原游击队再也不是一支玩“空手道”的队伍了。
１９３４年２月８日上午，戴鸿滨根据夏云杰的指示，率６名队员佩带两支手枪化装成
农民混入鸭蛋河街。这时，鸭蛋河区委书记李风林和他舅舅两人满脸是血，吵吵嚷嚷地一边
撕打着一边向伪自卫团的大院走去，说是要到“衙门”里去讲理。戴鸿滨等人则跟在后边
“拉架”，这一行人热热闹闹地没费多大劲就闯过了哨兵的拦阻，进入了伪自卫团的大院。
伪自卫团当兵当官的一看来了一对打架的，觉得挺有意思，一边幸灾乐祸地喊着“出来
看！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一边走出来看热闹。戴鸿滨一看他们人都出来了，便亮出
了手里“家伙”，伪自卫团团长高魁一见这阵势，当时就傻眼了，只好让团丁们把１４支枪
全交出来了。
戴鸿滨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并没有走，他让大家立即占领炮台、封闭大门，结果又缴了１
３个前来开会的反动地主的枪。此次缴枪成功，一举扭转了汤原游击队人多枪少的局面，大
大增强了这支抗日武装的战斗力。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夏云杰带着他亲手创立起来的这支游击队在太平川一带屡战屡胜，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共满洲省委在７月份的一个文件中对汤原游击队的评价是：“在
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执行反日纲领，成为下江反日反满的唯一中心力量。”
８月份，夏云杰奉命调到哈尔滨参加中共满洲省委举办的训练班。主持训练班的省委领
导对他的评价是，“深刻学习，对党忠实，能够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并正式任命他为即将
于１０份成立的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总政委（戴鸿滨为总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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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百折不挠
如果你要是真想知道到底什么叫“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话，那只要看一下中共汤原
中心县委建立抗日游击队的过程就会一目了然了。
在经历了最初三次大的挫折之后，他们没有气馁。
１９３３年６月，汤原中心县委派出了戴鸿滨、黄吟秋、徐光海等人到义勇军“青
山”、“占中央”、“阎王”等部中去工作。这年８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人向他们传达了中
央“指示信”精神。中心县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决定以青山等部义勇军为基础，成立了
“东北民众联合反日义勇军”。但是没过多久，这支队伍就不宣而散了。残酷的现实使汤原
中心县委认识到，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党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并形成
骨干力量，才能打开汤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然而，祸不单行。正当他们一面号召在义勇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认真贯彻统一战线政
策，一面集中４０多名党员积极准备建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时候，由于特务告密，中共汤原
中心县委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４日，在日军的大搜捕中，县委书记
裴治云、县委委员金成刚（女）等１２名共产党党团员和爱国青年被逮捕，施以严刑后活埋
在深坑里；县委委员高庆云和他的儿子一起在西北沟的高粱地里被日军搜出来，当场用刀砍
死在田野里。骤然间，汤原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中……
在这场浩劫中还有一个幸存者，这个命特别大的人就是中共汤原县委委员夏云杰。
夏云杰，这个从山东沂水县闯关东来到东北的汉子，种过地、做过工，还做过生意。曲
折的生活经历和朴素的爱国心使他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仇恨。１９３２年９月，他被中共汤
原中心县委吸收到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后经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介绍入党，不久即
因工作积极、能力也挺强在１９３３年８月举行的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第６次扩大会议上被选
为县委委员。
现在，县委的其他人都不在了，夏云杰成了汤原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他勇敢地站了出
来，通过秘密联络的办法，把汤原各地的党组织逐渐联络起来，他自己则义不容辞地担负起
了县委的领导工作。
血债要用血来还。讨还血债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因此夏云杰在恢复党组织活动后所要
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重新创建反日游击队。
创建游击队就要有枪，而枪却在敌人手里。怎么去夺呢？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末，夏云杰
先派团县委书记小于通过亲戚关系打进了鹤岗东黄花岗伪军自卫团内部。在小于把那里的情
况摸得差不多以后，他又派外号叫镐头的徐振江和小于，还有一个叫老曲的队员以卖大烟土
为借口，再次混入黄花岗自卫团的营房。夏云杰带着２０多个队员拿着一枝大枪和一把没有
撞针的小撸子隐蔽在院外。等到那帮团丁们纷纷围上来买大烟土的时候，镐头和小于两人突
然发出行动信号，这时，隐蔽在院外的２０多个徒手游击队员一拥而进，三下五除二地缴了
这帮团丁的枪。此次行动十分顺利，共缴得大枪１４枝，短枪２枝。
这次缴枪行动的成功，使汤原游击队再也不是一支玩“空手道”的队伍了。
１９３４年２月８日上午，戴鸿滨根据夏云杰的指示，率６名队员佩带两支手枪化装成
农民混入鸭蛋河街。这时，鸭蛋河区委书记李风林和他舅舅两人满脸是血，吵吵嚷嚷地一边
撕打着一边向伪自卫团的大院走去，说是要到“衙门”里去讲理。戴鸿滨等人则跟在后边
“拉架”，这一行人热热闹闹地没费多大劲就闯过了哨兵的拦阻，进入了伪自卫团的大院。
伪自卫团当兵当官的一看来了一对打架的，觉得挺有意思，一边幸灾乐祸地喊着“出来
看！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一边走出来看热闹。戴鸿滨一看他们人都出来了，便亮出
了手里“家伙”，伪自卫团团长高魁一见这阵势，当时就傻眼了，只好让团丁们把１４支枪
全交出来了。
戴鸿滨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并没有走，他让大家立即占领炮台、封闭大门，结果又缴了１
３个前来开会的反动地主的枪。此次缴枪成功，一举扭转了汤原游击队人多枪少的局面，大
大增强了这支抗日武装的战斗力。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夏云杰带着他亲手创立起来的这支游击队在太平川一带屡战屡胜，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共满洲省委在７月份的一个文件中对汤原游击队的评价是：“在
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执行反日纲领，成为下江反日反满的唯一中心力量。”
８月份，夏云杰奉命调到哈尔滨参加中共满洲省委举办的训练班。主持训练班的省委领
导对他的评价是，“深刻学习，对党忠实，能够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并正式任命他为即将
于１０份成立的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总政委（戴鸿滨为总队长）。
２７ 毁家纾难
大火一场接一场地冲天而起！
汤原县境内的几个大户人家的家园在这熊熊的大火中相继化为灰烬。
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这火着得太不一般了！
这火着得的确是不比寻常——是它没人救，尽管这些房屋的主人就在跟前；二是纵火者
就是一贯反对杀人放火的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队。
显然，这把火是经那些被焚房屋的主人的允许之后才着起来的。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
这些做出了有悖于常理的决定的主人们——黄友、张传福、刘铁石。
先说黄友，这位在冯仲云“脑海里永远不能忘的人”，此人本是汤原县的一个大地主。
就他这出身，如果是在那个大搞阶级斗争的年头，准是一个被革命群众带上“四类分子”帽
子的专政对象。可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不爱国，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黄友他并
不愿意自己单独在家享福，看着可怜的同胞遭受日寇的压迫，于是他发奋起义，将自己的土
地全抛弃了参加到抗联游击队里工作去了。”
由于黄友后来在抗日队伍里并不是显赫的人物，所以对于他当年在所做的具体工作，今
天我们已经所知无几，但他却有一件很出名的“代表作”——“牵驴”。
那是抗联三路军成立以后的事情了。有一天，敌人发现了他并将他逮捕，要他带路破坏
三路军的后方。对此，他一口答应了。那些鬼子还以为这个“老地主”回心转意要给他们出
力了呢，跟着他向汤旺河上游的小兴安岭里走去。其实那儿哪有什么三路军？哪是什么三路
军的后方啊！那里有的只是刺骨的寒风满世界的冰雪。黄友就是成心把日寇们送进迷宫好饿
死他们的。等到他觉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便瞅个空子溜走了。
黄友一走，那些跟着他进山的鬼子们可就惨了。你别看这帮洋鬼子能从他们日本国不远
万里来到中国，但真的一进了风雪茫茫的小兴安岭，那就真成了牛犊子叫大街——懵门子
了。左走是山，右走是树，前走是冰，后走是雪，反正就是走不出来了。这样没几天便不断
有人因缺粮断炊冻饿而死，７００多人只跑出来３０多个。而黄友自己则也因衣服不多又没
带火而把双手双脚都冻坏了，幸亏被咱们自己人发现了才没被冻死。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忘
了他，两年后专门派部队把他杀了。
据说，黄友死前毫不屈服，破口大骂。
和黄友的出身差不多，张传福也是汤原县太平川田家屯的一个大地主。他家有３００多
垧地，还开着粉房和油房，小日子过得挺兴旺的。１９３３年，他接受了敌伪的任命，担任
了太平川伪自卫团的团长。虽然是给日本人干事去了，但他的良心并没有“坏了坏了的”。
当他看到日本人当众强奸妇女、劫掠财物，以十分残忍的手段屠杀爱国群众的时候，他感到
心里很惭愧。听到夏云杰、冯治刚、刘铁石等人拉起队伍公开出来抗日的消息后，心里也很
佩服这些人，但当县委书记夏云杰派他的结义兄弟、游击队员蔡玉斌、王甲长前来劝他参加
抗日时，他却露出了一脸难色：“不抗日，看来别无出路，眼下日本人欺人太甚，拿咱中国
人不如鸡狗，说杀就杀，说剐就剐，不赶走这些强盗，连老祖宗都对不起。参加抗日吧？可
惜我张传福投降过日本人，虽说没有干过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共产党也不一定信得过我。手
下的兄弟心也不齐，往出拉队伍恐怕还要费周折。”
蔡一听张出此言，知道有门，便对他说，“张兄如果有意抗日，何必顾虑？如今国难当
头，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抗日就是一家。过去你张传福虽然给日本人干过事，那是出于
无奈，你的事我还不知道吗？错了咱们就改过来，谁还会纠缠旧事！”
“我迟早是要抗日的，但是——”张传福是个精细人，他对蔡王二人的话还是感到不放
心，“请二位给夏队长捎个口信，告诉他，第一，我张传福从今身在曹营心在汉，遵守共产
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第二，要我公开出来抗日，得由抗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出
面和我谈谈。”
张传福从那以后，对共产党游击队开始有了好感。但日本人和汉奸对他却有了戒心。加
上与他平时就不太对劲的警察署姜署长又在日本人面前给他上了不少的“眼药”，所以他在
日本人那里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一次他被日本守备队传到县城里，一进门，鬼子队长就
用战刀在他背上砍了几下，然后又打了他两个耳光，大骂：“八路，良心大大地坏了！”过
了一会又像哄小孩子似地对他说：“张的，以后忠心地，金钱、地位，统统地给！”接着就
命令他带队去讨伐游击队。张带着一肚子气回到自卫团后，对兄弟们说，“上头有令，
‘狗’也盯着我们，走！带上武器，跟我去打马胡子，不过有一条要记住，‘中国人不打中
国人’，谁要是打了，小心自己的脑袋！”说完，领着队伍在山里转了一圈，朝天上放了一
阵‘朋友枪’就草草收兵了。
没想到姜署长又把这件事报告给日本人后，日本守备队长大骂县伪警察大队长廉秃瓜
子，接着又命他去整治张传福。
廉秃瓜子在日本人那里受了气，回来就找张传福算帐了。他来到张传福自卫团的驻地
后，不见张传福来接，气得浑身发抖，站在门外大骂：“张传福，你瘟死了吗？”
张传福闻声出来报告说：“昨天夜里自卫团打了一宿的仗，弟兄们正在休息。”
廉秃瓜子用马鞭狠狠地抽了他三下，然后又指挥警察把张打了一顿。临走时还交待说，
让张传福第二天到县里去找皇军领罪。
张传福从来也没吃过这样的亏呀！回到家后，他把哥几个都找到一起，恨恨地说，“这
几天叫鬼子、汉奸折腾了好几顿，我哪能咽下这口气？看来，我得和他们拚个你死我活了，
你们几个要是能守住家地过日子就过，守不住就各自找出路去吧！”全家人都出来相劝，但
张传福却是下定了决心。
游击队一直在关注着张传福的情况，张传福的这些举动早就有地下党的人报告给游击队
了。为此，县委专门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戴鸿滨主动要求去作张传福的工作。虽然
有人替戴鸿滨担心，但戴自己却并不害怕。他说：“我这次去不是去送死，危险和希望都是
有的，还是成功的面大。《三国演义》里不是有关云长单刀赴会吗？我就不能去会一会张传
福吗？”
夏云杰对他说：“这次去会张传福，危险是有的，但并不可怕。但却要注意随机应变，
张传福要是不仁不义，就先下手。要想尽办法争取他起来抗日，这个人影响很大。希望这次
会见，马到成功！”
戴鸿滨走后，夏云杰把游击队调到了太平川附近，在距戴、张会面的地方三里地外埋伏
好，又派了５名有经验的党员到会面的地方暗中保护戴鸿滨。但是，这一切安全措施最后都
没有用上，因为戴、张的两人会面谈很顺利，张传福当场就要回团部把事情挑明，准备“能
拉出几个就拉出几个”。对此戴鸿滨没有同意，他让张传福回去以后再进一步做一做自卫团
员们的工作，等时机成熟了再往出拉。
张传福回去后便开始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到１９３４年农历十月二十九这天，他认为时
候到了，便派人给游击队送信。然后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以出去搜山为名直奔北面山里而去。
等到了荒山脚下的时候，张传福对大家说：“弟兄们都跟了我一年多了，拍着良心想一
想，我对你们哪一个也不薄。现在，我决心跟共产党上山抗日了，从此做个有良心的中国
人。弟兄们你们有愿意跟我抗日的留下，不愿意抗日的就各奔家乡；但有句话得先说明白，
如果有谁日后再为鬼子、汉奸卖命，小心以后我的枪子不认人！”
张传福的话一说完，他手下的那些兄弟们都说愿意跟他走。他从此带着这些人走上了抗
日的道路。
张传福等人的加入，不但使游击队人多了，而且装备也很快得到了改善。张家有钱，张
传福让家里人卖掉自己的家产，为游击队买了６０多套棉衣、机枪（价值１２００块现大
洋）和手枪。他弟弟张传禄有些心疼地对他说：咱们是自己家带枪上山抗日的，还花这么多
钱干啥？张传福则说：我们抗日连命都豁出来了，还要钱干什么？
张传福带着自卫团来到游击队后，夏云杰将他们这部分人改编为一个中队。自然，中队
长就是由张传福来担任了。
刘铁石，是年仅２７岁时就当上了汤原县教育局长的年轻人，心高志大，早有一番了不
起的抱负：“首先掌稳教育局的大权；其次把我的儿子、侄子都分批培养起来，念完中学后
到各校去当教员，他们再结交朋友，培养学生，二十几年我的人就可以遍布全省教育局。那
时我就可以竞选县议员、省议员、国会议员，直至同蒋介石竞选总统。”
但是正当刘铁石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日本人的枪炮声打碎了他的美梦，他感到了“自
己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所蒙受的耻辱”和“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负的责任”。为了不给鬼子的
奴化教育效力，他决定辞去教育局长的职务。但是，辞职后又该干什么呢？这个他倒没有想
好，这时，他想起了总在教育局门口卖香烟的夏云杰。虽然以前他与夏云杰只是因为买烟卖
烟而常常聊上几句，但他总觉得这个生意人不比寻常，来历不浅。可当他来到老地方时，夏
云杰早已不知去向了。
下了辞职的决心以后，刘铁石先把妻子送回乡下，然后便在一个漫天飞雪的清晨，没有
与任何人打招呼，一个人骑着马回到了乡下。
回到家后，刘铁石心里很是苦闷，便不停地打探城里和外面的消息。这时，中共汤原县
委也注意到了他，特派宣传部长刘忠民去找他作工作。刘忠民告诉他说，现在外面已经拉起
来许多抗日的队伍，并对他说：“你是教育局长，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在县里和上层
人物也有关系，你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为抗日出力。”还介绍他参加了“反日同盟会”。
１９３３年夏天，刘铁石终于见到了夏云杰，这时夏已经拉起了队伍。他向夏提出要跟
着上队，夏对他说：“你现在还不能来，要继续留在地方上，利用你的社会关系和威望，动
员更多的人参加抗日工作……”
刘铁石在汤原有威望、有名气，当然也就是敌人重点注意的目标。所以没过多久他就被
抓了起来，是他家里人卖了２０多石黄豆才把他给保了出来。
从狱里出来后，刘铁石又去找夏云杰，说这回我得跟队伍一起走了。可夏云杰对他说，
你还是最好先别上队，现在游击队里的枪支弹药都很缺，你最好能利用你的关系再给搞点。
刘铁石说，好吧，那我就再回去干。
刘铁石到处为游击队搞枪支弹药，被敌人知道了，就要抓他。为了不连累全家，也为了
躲避敌人，他悄悄地把自己家搬到了一个小屯子里。但就在他刚刚搬到那里的第３天早上，
他正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他的小儿子从外边跑进来，结结巴巴地说：“爸爸，鬼子来抓你
了，快跑吧！快……”还没等小儿子说完，他就往门外跑，可是已经晚了——日本鬼子带着
伪军正端着枪向他走来。
情况万分危急，以至于刘铁石在多年后对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没容我思索，一个鬼子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刘显（刘铁
石的名）的有？’从鬼子的问话和神情我断定他们不认识我。我急中生智，用手指着胡家窝
棚的方向说：‘那边，南边。’
“在这帮抓我的人中，多数警察是认识我的，但他们并没有完全丧失中国人的良心而出
卖我。后边的两个翻译，一个正是出卖我的姓金的汉奸，但他不认识我本人。另一个原来是
夏云杰游击队的少年连连长赵东国，曾和我多次接头。后来不幸被俘，被迫做了翻译。此
时，他向我递了个眼色，我窥空回了个眼色，彼此默契后，见他对鬼子说了几句日本话，这
伙人便朝西院走去。
“我趁机借助于房子、柴垛和行人的遮挡，向村东头疾行。正走着，遇见我大姐。她见
我神色紧张，便问我：‘老兄弟，怎么了？’我急匆匆地说：‘鬼子正在抓我。’大姐一把
拽住我说：‘快躲到猪圈里去。’我一看那不是藏身之地，又继续向村外跑去。
“正在我朝东猛跑时，一个骑大白马的人迎面而来，到我跟前他问道：‘干啥去？’我
抬头一看是本屯的耿三爷（开明绅士）。他一听鬼子正在追捕我，便立即跳下马来，摘下身
上的匣枪，连同马缰绳一块递给我说：‘枪和马我都不要了，都送给你，快骑上往东赶，鬼
子撵不上你。’我接过枪，翻身上马。耿三爷又接着说：‘老先生（当时人们对我的尊
称），快上山找游击队去，上队打死也合适。’
“我骑马一口气跑到河东，甩开了鬼子……”
当夏云杰得知刘铁石逃出来的消息后，便立即派副官孟尝君带十几名战士去接他。刘铁
石上队的第一天，就遇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战斗。这次战斗同样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在格节河边的一片树林里，我们（刘铁石与其两个内弟）同游击队相见了。孟副官握
着我的手说：‘刘先生，您受惊了，我受夏云杰之托接您上山……’
“孟副官叫我先休息一下，吃完了饭好赶路。这时我才觉得又饥又累。几个战士忙着做
饭，只见一个战士从河里舀了一盆水，倒进一些小米就放在火上煮了起来，谷秕子和谷糠漂
在水面上。还有一个战士手里提着刚刚摸来的鱼，膛也未开，扔在盆里就煮上了。
“我心想，做饭不淘米、做鱼不开膛，这饭可怎么吃呢？饭好了后，孟副官客气地请我
吃饭，可是看着饭，我怎么也吃不下去。孟副官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要不你去你妹
夫家吃点吧，饿着肚子怎么赶路呢？’我一听心里挺高兴，等他们吃完饭，我们就向离仅半
里地远的我堂妹家走去。
“到那里后，听说我没吃饭，妹妹赶紧点火做饭，我和小内弟到另一个院去休息。不一
会就听到‘叭叭’几声枪响。原来是一辆日军的送款马车经过这里，有六七个日军在后押
车。站岗的小战士没经验，一见他们慌了神，冲着马车打了两枪。枪一响，日军如临大敌，
滚下马车，把机枪支在上院外的猪圈上，冲着院子开了火。
“我和小内弟赶紧贴着墙根往回跑，这时两个日本兵已到了大门口，幸亏大门没上底
闸，我就地一滚便进了院。跟在后面的小内弟翻身上了院墙，刚一上去就被击中了，‘啊’
的一声掉到了墙外。院内大内弟已倒在血泊中。院里院外打得十分激烈。后来多亏义勇军从
另一个大院支援我们，几个日本兵因腹背受敌才逃跑了。
“为了我一顿饭，使三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心中悲痛、悔恨，更对日本鬼子刻骨
铭心的仇恨。
“到游击队后，夏云杰派我担任了军需官……”
大火一场接一场地冲天而起！
汤原县境内的几个大户人家的家园在这熊熊的大火中相继化为灰烬。
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这火着得太不一般了！
这火着得的确是不比寻常——是它没人救，尽管这些房屋的主人就在跟前；二是纵火者
就是一贯反对杀人放火的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队。
显然，这把火是经那些被焚房屋的主人的允许之后才着起来的。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
这些做出了有悖于常理的决定的主人们——黄友、张传福、刘铁石。
先说黄友，这位在冯仲云“脑海里永远不能忘的人”，此人本是汤原县的一个大地主。
就他这出身，如果是在那个大搞阶级斗争的年头，准是一个被革命群众带上“四类分子”帽
子的专政对象。可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不爱国，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黄友他并
不愿意自己单独在家享福，看着可怜的同胞遭受日寇的压迫，于是他发奋起义，将自己的土
地全抛弃了参加到抗联游击队里工作去了。”
由于黄友后来在抗日队伍里并不是显赫的人物，所以对于他当年在所做的具体工作，今
天我们已经所知无几，但他却有一件很出名的“代表作”——“牵驴”。
那是抗联三路军成立以后的事情了。有一天，敌人发现了他并将他逮捕，要他带路破坏
三路军的后方。对此，他一口答应了。那些鬼子还以为这个“老地主”回心转意要给他们出
力了呢，跟着他向汤旺河上游的小兴安岭里走去。其实那儿哪有什么三路军？哪是什么三路
军的后方啊！那里有的只是刺骨的寒风满世界的冰雪。黄友就是成心把日寇们送进迷宫好饿
死他们的。等到他觉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便瞅个空子溜走了。
黄友一走，那些跟着他进山的鬼子们可就惨了。你别看这帮洋鬼子能从他们日本国不远
万里来到中国，但真的一进了风雪茫茫的小兴安岭，那就真成了牛犊子叫大街——懵门子
了。左走是山，右走是树，前走是冰，后走是雪，反正就是走不出来了。这样没几天便不断
有人因缺粮断炊冻饿而死，７００多人只跑出来３０多个。而黄友自己则也因衣服不多又没
带火而把双手双脚都冻坏了，幸亏被咱们自己人发现了才没被冻死。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忘
了他，两年后专门派部队把他杀了。
据说，黄友死前毫不屈服，破口大骂。
和黄友的出身差不多，张传福也是汤原县太平川田家屯的一个大地主。他家有３００多
垧地，还开着粉房和油房，小日子过得挺兴旺的。１９３３年，他接受了敌伪的任命，担任
了太平川伪自卫团的团长。虽然是给日本人干事去了，但他的良心并没有“坏了坏了的”。
当他看到日本人当众强奸妇女、劫掠财物，以十分残忍的手段屠杀爱国群众的时候，他感到
心里很惭愧。听到夏云杰、冯治刚、刘铁石等人拉起队伍公开出来抗日的消息后，心里也很
佩服这些人，但当县委书记夏云杰派他的结义兄弟、游击队员蔡玉斌、王甲长前来劝他参加
抗日时，他却露出了一脸难色：“不抗日，看来别无出路，眼下日本人欺人太甚，拿咱中国
人不如鸡狗，说杀就杀，说剐就剐，不赶走这些强盗，连老祖宗都对不起。参加抗日吧？可
惜我张传福投降过日本人，虽说没有干过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共产党也不一定信得过我。手
下的兄弟心也不齐，往出拉队伍恐怕还要费周折。”
蔡一听张出此言，知道有门，便对他说，“张兄如果有意抗日，何必顾虑？如今国难当
头，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抗日就是一家。过去你张传福虽然给日本人干过事，那是出于
无奈，你的事我还不知道吗？错了咱们就改过来，谁还会纠缠旧事！”
“我迟早是要抗日的，但是——”张传福是个精细人，他对蔡王二人的话还是感到不放
心，“请二位给夏队长捎个口信，告诉他，第一，我张传福从今身在曹营心在汉，遵守共产
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第二，要我公开出来抗日，得由抗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出
面和我谈谈。”
张传福从那以后，对共产党游击队开始有了好感。但日本人和汉奸对他却有了戒心。加
上与他平时就不太对劲的警察署姜署长又在日本人面前给他上了不少的“眼药”，所以他在
日本人那里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一次他被日本守备队传到县城里，一进门，鬼子队长就
用战刀在他背上砍了几下，然后又打了他两个耳光，大骂：“八路，良心大大地坏了！”过
了一会又像哄小孩子似地对他说：“张的，以后忠心地，金钱、地位，统统地给！”接着就
命令他带队去讨伐游击队。张带着一肚子气回到自卫团后，对兄弟们说，“上头有令，
‘狗’也盯着我们，走！带上武器，跟我去打马胡子，不过有一条要记住，‘中国人不打中
国人’，谁要是打了，小心自己的脑袋！”说完，领着队伍在山里转了一圈，朝天上放了一
阵‘朋友枪’就草草收兵了。
没想到姜署长又把这件事报告给日本人后，日本守备队长大骂县伪警察大队长廉秃瓜
子，接着又命他去整治张传福。
廉秃瓜子在日本人那里受了气，回来就找张传福算帐了。他来到张传福自卫团的驻地
后，不见张传福来接，气得浑身发抖，站在门外大骂：“张传福，你瘟死了吗？”
张传福闻声出来报告说：“昨天夜里自卫团打了一宿的仗，弟兄们正在休息。”
廉秃瓜子用马鞭狠狠地抽了他三下，然后又指挥警察把张打了一顿。临走时还交待说，
让张传福第二天到县里去找皇军领罪。
张传福从来也没吃过这样的亏呀！回到家后，他把哥几个都找到一起，恨恨地说，“这
几天叫鬼子、汉奸折腾了好几顿，我哪能咽下这口气？看来，我得和他们拚个你死我活了，
你们几个要是能守住家地过日子就过，守不住就各自找出路去吧！”全家人都出来相劝，但
张传福却是下定了决心。
游击队一直在关注着张传福的情况，张传福的这些举动早就有地下党的人报告给游击队
了。为此，县委专门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戴鸿滨主动要求去作张传福的工作。虽然
有人替戴鸿滨担心，但戴自己却并不害怕。他说：“我这次去不是去送死，危险和希望都是
有的，还是成功的面大。《三国演义》里不是有关云长单刀赴会吗？我就不能去会一会张传
福吗？”
夏云杰对他说：“这次去会张传福，危险是有的，但并不可怕。但却要注意随机应变，
张传福要是不仁不义，就先下手。要想尽办法争取他起来抗日，这个人影响很大。希望这次
会见，马到成功！”
戴鸿滨走后，夏云杰把游击队调到了太平川附近，在距戴、张会面的地方三里地外埋伏
好，又派了５名有经验的党员到会面的地方暗中保护戴鸿滨。但是，这一切安全措施最后都
没有用上，因为戴、张的两人会面谈很顺利，张传福当场就要回团部把事情挑明，准备“能
拉出几个就拉出几个”。对此戴鸿滨没有同意，他让张传福回去以后再进一步做一做自卫团
员们的工作，等时机成熟了再往出拉。
张传福回去后便开始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到１９３４年农历十月二十九这天，他认为时
候到了，便派人给游击队送信。然后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以出去搜山为名直奔北面山里而去。
等到了荒山脚下的时候，张传福对大家说：“弟兄们都跟了我一年多了，拍着良心想一
想，我对你们哪一个也不薄。现在，我决心跟共产党上山抗日了，从此做个有良心的中国
人。弟兄们你们有愿意跟我抗日的留下，不愿意抗日的就各奔家乡；但有句话得先说明白，
如果有谁日后再为鬼子、汉奸卖命，小心以后我的枪子不认人！”
张传福的话一说完，他手下的那些兄弟们都说愿意跟他走。他从此带着这些人走上了抗
日的道路。
张传福等人的加入，不但使游击队人多了，而且装备也很快得到了改善。张家有钱，张
传福让家里人卖掉自己的家产，为游击队买了６０多套棉衣、机枪（价值１２００块现大
洋）和手枪。他弟弟张传禄有些心疼地对他说：咱们是自己家带枪上山抗日的，还花这么多
钱干啥？张传福则说：我们抗日连命都豁出来了，还要钱干什么？
张传福带着自卫团来到游击队后，夏云杰将他们这部分人改编为一个中队。自然，中队
长就是由张传福来担任了。
刘铁石，是年仅２７岁时就当上了汤原县教育局长的年轻人，心高志大，早有一番了不
起的抱负：“首先掌稳教育局的大权；其次把我的儿子、侄子都分批培养起来，念完中学后
到各校去当教员，他们再结交朋友，培养学生，二十几年我的人就可以遍布全省教育局。那
时我就可以竞选县议员、省议员、国会议员，直至同蒋介石竞选总统。”
但是正当刘铁石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日本人的枪炮声打碎了他的美梦，他感到了“自
己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所蒙受的耻辱”和“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负的责任”。为了不给鬼子的
奴化教育效力，他决定辞去教育局长的职务。但是，辞职后又该干什么呢？这个他倒没有想
好，这时，他想起了总在教育局门口卖香烟的夏云杰。虽然以前他与夏云杰只是因为买烟卖
烟而常常聊上几句，但他总觉得这个生意人不比寻常，来历不浅。可当他来到老地方时，夏
云杰早已不知去向了。
下了辞职的决心以后，刘铁石先把妻子送回乡下，然后便在一个漫天飞雪的清晨，没有
与任何人打招呼，一个人骑着马回到了乡下。
回到家后，刘铁石心里很是苦闷，便不停地打探城里和外面的消息。这时，中共汤原县
委也注意到了他，特派宣传部长刘忠民去找他作工作。刘忠民告诉他说，现在外面已经拉起
来许多抗日的队伍，并对他说：“你是教育局长，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在县里和上层
人物也有关系，你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为抗日出力。”还介绍他参加了“反日同盟会”。
１９３３年夏天，刘铁石终于见到了夏云杰，这时夏已经拉起了队伍。他向夏提出要跟
着上队，夏对他说：“你现在还不能来，要继续留在地方上，利用你的社会关系和威望，动
员更多的人参加抗日工作……”
刘铁石在汤原有威望、有名气，当然也就是敌人重点注意的目标。所以没过多久他就被
抓了起来，是他家里人卖了２０多石黄豆才把他给保了出来。
从狱里出来后，刘铁石又去找夏云杰，说这回我得跟队伍一起走了。可夏云杰对他说，
你还是最好先别上队，现在游击队里的枪支弹药都很缺，你最好能利用你的关系再给搞点。
刘铁石说，好吧，那我就再回去干。
刘铁石到处为游击队搞枪支弹药，被敌人知道了，就要抓他。为了不连累全家，也为了
躲避敌人，他悄悄地把自己家搬到了一个小屯子里。但就在他刚刚搬到那里的第３天早上，
他正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他的小儿子从外边跑进来，结结巴巴地说：“爸爸，鬼子来抓你
了，快跑吧！快……”还没等小儿子说完，他就往门外跑，可是已经晚了——日本鬼子带着
伪军正端着枪向他走来。
情况万分危急，以至于刘铁石在多年后对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没容我思索，一个鬼子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刘显（刘铁
石的名）的有？’从鬼子的问话和神情我断定他们不认识我。我急中生智，用手指着胡家窝
棚的方向说：‘那边，南边。’
“在这帮抓我的人中，多数警察是认识我的，但他们并没有完全丧失中国人的良心而出
卖我。后边的两个翻译，一个正是出卖我的姓金的汉奸，但他不认识我本人。另一个原来是
夏云杰游击队的少年连连长赵东国，曾和我多次接头。后来不幸被俘，被迫做了翻译。此
时，他向我递了个眼色，我窥空回了个眼色，彼此默契后，见他对鬼子说了几句日本话，这
伙人便朝西院走去。
“我趁机借助于房子、柴垛和行人的遮挡，向村东头疾行。正走着，遇见我大姐。她见
我神色紧张，便问我：‘老兄弟，怎么了？’我急匆匆地说：‘鬼子正在抓我。’大姐一把
拽住我说：‘快躲到猪圈里去。’我一看那不是藏身之地，又继续向村外跑去。
“正在我朝东猛跑时，一个骑大白马的人迎面而来，到我跟前他问道：‘干啥去？’我
抬头一看是本屯的耿三爷（开明绅士）。他一听鬼子正在追捕我，便立即跳下马来，摘下身
上的匣枪，连同马缰绳一块递给我说：‘枪和马我都不要了，都送给你，快骑上往东赶，鬼
子撵不上你。’我接过枪，翻身上马。耿三爷又接着说：‘老先生（当时人们对我的尊
称），快上山找游击队去，上队打死也合适。’
“我骑马一口气跑到河东，甩开了鬼子……”
当夏云杰得知刘铁石逃出来的消息后，便立即派副官孟尝君带十几名战士去接他。刘铁
石上队的第一天，就遇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战斗。这次战斗同样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在格节河边的一片树林里，我们（刘铁石与其两个内弟）同游击队相见了。孟副官握
着我的手说：‘刘先生，您受惊了，我受夏云杰之托接您上山……’
“孟副官叫我先休息一下，吃完了饭好赶路。这时我才觉得又饥又累。几个战士忙着做
饭，只见一个战士从河里舀了一盆水，倒进一些小米就放在火上煮了起来，谷秕子和谷糠漂
在水面上。还有一个战士手里提着刚刚摸来的鱼，膛也未开，扔在盆里就煮上了。
“我心想，做饭不淘米、做鱼不开膛，这饭可怎么吃呢？饭好了后，孟副官客气地请我
吃饭，可是看着饭，我怎么也吃不下去。孟副官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要不你去你妹
夫家吃点吧，饿着肚子怎么赶路呢？’我一听心里挺高兴，等他们吃完饭，我们就向离仅半
里地远的我堂妹家走去。
“到那里后，听说我没吃饭，妹妹赶紧点火做饭，我和小内弟到另一个院去休息。不一
会就听到‘叭叭’几声枪响。原来是一辆日军的送款马车经过这里，有六七个日军在后押
车。站岗的小战士没经验，一见他们慌了神，冲着马车打了两枪。枪一响，日军如临大敌，
滚下马车，把机枪支在上院外的猪圈上，冲着院子开了火。
“我和小内弟赶紧贴着墙根往回跑，这时两个日本兵已到了大门口，幸亏大门没上底
闸，我就地一滚便进了院。跟在后面的小内弟翻身上了院墙，刚一上去就被击中了，‘啊’
的一声掉到了墙外。院内大内弟已倒在血泊中。院里院外打得十分激烈。后来多亏义勇军从
另一个大院支援我们，几个日本兵因腹背受敌才逃跑了。
“为了我一顿饭，使三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心中悲痛、悔恨，更对日本鬼子刻骨
铭心的仇恨。
“到游击队后，夏云杰派我担任了军需官……”
２８ 智斗顽敌
张传福带着太平川自卫团投奔游击队的消息一传出，敌伪又惊又怒，并派出大兵对其进
行大讨伐。他们从佳木斯调来好几百名日军和两个团的伪军，在太平川到格节河金矿摆开了
１０公里长的阵势，想一举将汤旺河畔的这把火给扑灭。
敌人来势汹汹，但夏云杰可不是那种只知拚命的莽汉，他不和敌人硬拚，而是把队伍拉
到山里去，等敌人追进山后，再找有利地形打他们。这样一来，敌人不但没有消灭游击队，
反而倒死了不少人，最后只得收兵回营去了。
没打着游击队，怪谁？
日本人对和他们一起行动的伪军说：皇军是大大的能干的，是你们能耐的没有！你们也
配拿枪吗？
日本人不光是这样说，而且说着说着还真的把一部分伪军的枪给缴了。这一下把那些本
来就对日本人有些反感的伪军给弄火了，就连伪军的旅部也告诉下面要准备防止和反抗日本
人再来缴他们的枪。有一排伪军还杀死了日本指导官和翻译官，公开进行了哗变。这时，游
击队则抓住这个机会发动群众，去缴伪军的枪，一时间搞得敌人草木皆兵。而他们自己也在
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打敌人、缴武器。其中在下江一带广为流传的“四扮日本指导官”的
故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堪称“黄金搭挡”的朝鲜族战士徐光海和裴敬天。
徐光海老练、勇敢，遇事沉着，通晓日语，一脸的络腮胡子，长得也像日本人，当然就
是“日本指导官”了；而裴敬天不但会说汉话，而且也会讲日语，自然就是翻译官的角了。
这两个人第一次出场亮相的时间是在１９３４年秋天，地点是在汤原县龙区，任务是按照夏
云杰的指示去除掉一个经常给日本人通风报信的药房先生王风舞。
“日军大佐”徐光海知道王不懂日语，便用朝鲜话问道：
“你的，内嫩摸儿哈那？”
王风舞回答说：“太君，我是行医看病的。”
“啊！看病的，你是给马胡子看病的！八嘎呀路！”徐光海对“日本兵”说，“代一嘎
路（带走）！”
王风舞赶紧说：“太君，你可别把我当外人，我和佳木斯宪兵队的有联系。这不，前几
天有三个马胡子被抓住了，都是我送的信呢！”
“那就把他带出去死了死了的有吧！”
第二次扮日本指导官是在１９３５年正月十四那天。地点是在桦川县的火龙沟和依兰县
的舒木河。那天火龙沟的大地主姜海泉正在组织大秧歌队准备欢迎一支日本守备队的到来。
没想到却先迎来了徐光海他们。徐光海他们在大街上等看热闹的群众来得不少了以后，便露
出了真面目，在向群众做了一通抗日宣传工作后，便押着姜海泉、带着秧歌队，仍然以日本
指导官的身份来到了舒木河不费吹灰之力就缴了那里自卫团的枪。
第三次装扮日本指导官是在１９３５年８月，顺利地缴了太平川反动地主耿子修、乔玉
柱家的枪。而在此后没几天，他们就又出现在一个名叫何木林的大地主家里。
这第四次出演的出发地是一块苞米地。除了领衔主演的两位外，还有２０多个“警察”
跟在后边。
何木林一听皇军来了，急忙来把“日本指导官”徐光海的“警察署长”戴鸿滨迎进上
房。何家有钱有势，家里的几个儿子也都有两个老婆，枪就更多了。戴鸿滨等人一时也不好
下手。这时，正好何家的三个儿子回来了，他们身上都带着匣枪。一见上屋有“日本人”，
便到下屋去了。但当他们出来时却没带枪。戴鸿滨估计那肯定是一支没领枪照的枪，便到下
屋找出那支枪，把它交给了“日本指导官”，还一边使眼色一边说：“太君，他家窝藏枪
支，求皇军治罪！”
徐光海会意，冲着“翻译官”喊了几句，裴敬天使对何木林说：“枪的，执照的有？”
“有哇，有哇！”
“统统的拿出来，验照！”
等到何木林把家里的４０多支枪都拿出来后，“警察署长”戴鸿滨对“日本翻译官”
说：“报告皇军，这些枪大都没有枪照。”
“巴嗄呀路！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然后又冲着吓得抖的何木林说：“皇军念你忠
心，不予治罪了，把枪都拿到集贤镇重新起照，明天去取吧。”
何木林吓得赶紧让他儿子备上三匹好马，驮上那４０多支枪，送“皇军”走了……。
夏云杰对贯彻“中央指示信”精神十分得力，自从汤原游击队成立后，和汤原一带的各
支抗日部队关系弄得非常好，经常和他们一起战斗。在这些反日队伍中就有一支是由格节河
金矿矿警队改编的“文武队”，队头名叫冯治纲。这支队伍曾经和游击队一起联合采取过多
次行动。经过夏云杰的不断教育和启发，冯治纲对党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就主动提出要参
加游击队。１９３５年９月，他终于如愿以偿，他的“文武队”成了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第
２中队。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赵尚志的三军李延禄的四军相继到达汤原，与夏云杰他们会师了。
赵尚志来了以后，根据夏云杰的建议，利用一次喝酒的机会成功地说服了驻亮子河金矿的一
个伪军连长，使他带领全连把武器交了出来。赵尚志和李延禄一商量，决定把这批武器（两
挺轻机枪，百余支步枪）全交给了夏云杰。这样，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力量更强了，扩编为
东北人民革命革命军第６军的条件也就成熟了。１９３６年１月，以夏云杰为军长、张寿篯
代理任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任参谋长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６军宣告成立，并发表了如下成立
宣言：
全东北工农劳苦群众及各反日义勇军士兵学生们：
万恶的日本强盗占领我们东北四省已经有４年多血腥的惨史，在这４年多的残酷的黑幕
里，日本帝国主义一贯的执行其殖民政策，轰炸了不知多少城市，烧毁了不知多少农村，屠
杀了不知多少劳苦群众，掠夺了不知多少土地财产，强奸了不知多少妇女，整日炮火连天，
杀声震耳，日本强盗用尽了杀人的武器无时不在向我们全东北民众轰炸与扫射着，这就是
说：我们全东北民众日日都有掉头的危机……
四年多被日本帝国主义血洗压榨中的东北民族，不但没有在它的奴隶的统治中屈服着，
没有甘心做亡国奴，反而激起了全东北反“满”抗日的怒潮日益澎湃起来，东北的人民革命
军第一、二、三、四、五军及各反日游击队，各反日义勇军等，到处与日“满”匪军做长期
的战斗，予它无数的打击，开展了广大的反日游击区，团结了广大的反“满”抗日群众，产
生了更多反日民众武装队伍（如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等）；及地方反日政权（如人民革
命政府、农民委员会等）最近汇合东北一切反日队伍，组织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成立东北民
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号召全东北民众参加伟大的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不但能完成东北民族
的独立解放的任务，同时还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进行反革命反苏联战争爆发的前夜，予
它致命的打击。
在东北民族革命浪潮这样的高涨中，我们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两年来在与敌人的血战
中，已经获得许多光荣胜利的历史了，如宝宝山之战，黑金河之战，凉子河之冲锋，三甲阵
地解除敌之全体武装，关旅二营一连之全部缴械，与屡次的冲破敌人之大举讨伐，真使敌心
惊胆战，同时在汤、萝、绥及富锦地域开展了反日游击区，号召与领导了许多反日义勇军，
团结组织与领导了下江广大的劳苦民众，进行了反“满”抗日斗争，实际上得到了民众的深
刻同情与拥护，因此汤原的民众反日游击队的声望和威信，在全东北日益高涨起来，但是我
们为了更有力的为东北民族解放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为彻底实现东北民族自由平等
而战，还需扩大与坚强我们的队伍，所以我们继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军之
后，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是有万分的必要，并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由是我们敬告于
全东北的劳苦民众之前，特此宣言。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
１９３６年１月３０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６军的成立，标志着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
汤旺河畔的大火越烧越旺了！
张传福带着太平川自卫团投奔游击队的消息一传出，敌伪又惊又怒，并派出大兵对其进
行大讨伐。他们从佳木斯调来好几百名日军和两个团的伪军，在太平川到格节河金矿摆开了
１０公里长的阵势，想一举将汤旺河畔的这把火给扑灭。
敌人来势汹汹，但夏云杰可不是那种只知拚命的莽汉，他不和敌人硬拚，而是把队伍拉
到山里去，等敌人追进山后，再找有利地形打他们。这样一来，敌人不但没有消灭游击队，
反而倒死了不少人，最后只得收兵回营去了。
没打着游击队，怪谁？
日本人对和他们一起行动的伪军说：皇军是大大的能干的，是你们能耐的没有！你们也
配拿枪吗？
日本人不光是这样说，而且说着说着还真的把一部分伪军的枪给缴了。这一下把那些本
来就对日本人有些反感的伪军给弄火了，就连伪军的旅部也告诉下面要准备防止和反抗日本
人再来缴他们的枪。有一排伪军还杀死了日本指导官和翻译官，公开进行了哗变。这时，游
击队则抓住这个机会发动群众，去缴伪军的枪，一时间搞得敌人草木皆兵。而他们自己也在
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打敌人、缴武器。其中在下江一带广为流传的“四扮日本指导官”的
故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堪称“黄金搭挡”的朝鲜族战士徐光海和裴敬天。
徐光海老练、勇敢，遇事沉着，通晓日语，一脸的络腮胡子，长得也像日本人，当然就
是“日本指导官”了；而裴敬天不但会说汉话，而且也会讲日语，自然就是翻译官的角了。
这两个人第一次出场亮相的时间是在１９３４年秋天，地点是在汤原县龙区，任务是按照夏
云杰的指示去除掉一个经常给日本人通风报信的药房先生王风舞。
“日军大佐”徐光海知道王不懂日语，便用朝鲜话问道：
“你的，内嫩摸儿哈那？”
王风舞回答说：“太君，我是行医看病的。”
“啊！看病的，你是给马胡子看病的！八嘎呀路！”徐光海对“日本兵”说，“代一嘎
路（带走）！”
王风舞赶紧说：“太君，你可别把我当外人，我和佳木斯宪兵队的有联系。这不，前几
天有三个马胡子被抓住了，都是我送的信呢！”
“那就把他带出去死了死了的有吧！”
第二次扮日本指导官是在１９３５年正月十四那天。地点是在桦川县的火龙沟和依兰县
的舒木河。那天火龙沟的大地主姜海泉正在组织大秧歌队准备欢迎一支日本守备队的到来。
没想到却先迎来了徐光海他们。徐光海他们在大街上等看热闹的群众来得不少了以后，便露
出了真面目，在向群众做了一通抗日宣传工作后，便押着姜海泉、带着秧歌队，仍然以日本
指导官的身份来到了舒木河不费吹灰之力就缴了那里自卫团的枪。
第三次装扮日本指导官是在１９３５年８月，顺利地缴了太平川反动地主耿子修、乔玉
柱家的枪。而在此后没几天，他们就又出现在一个名叫何木林的大地主家里。
这第四次出演的出发地是一块苞米地。除了领衔主演的两位外，还有２０多个“警察”
跟在后边。
何木林一听皇军来了，急忙来把“日本指导官”徐光海的“警察署长”戴鸿滨迎进上
房。何家有钱有势，家里的几个儿子也都有两个老婆，枪就更多了。戴鸿滨等人一时也不好
下手。这时，正好何家的三个儿子回来了，他们身上都带着匣枪。一见上屋有“日本人”，
便到下屋去了。但当他们出来时却没带枪。戴鸿滨估计那肯定是一支没领枪照的枪，便到下
屋找出那支枪，把它交给了“日本指导官”，还一边使眼色一边说：“太君，他家窝藏枪
支，求皇军治罪！”
徐光海会意，冲着“翻译官”喊了几句，裴敬天使对何木林说：“枪的，执照的有？”
“有哇，有哇！”
“统统的拿出来，验照！”
等到何木林把家里的４０多支枪都拿出来后，“警察署长”戴鸿滨对“日本翻译官”
说：“报告皇军，这些枪大都没有枪照。”
“巴嗄呀路！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然后又冲着吓得抖的何木林说：“皇军念你忠
心，不予治罪了，把枪都拿到集贤镇重新起照，明天去取吧。”
何木林吓得赶紧让他儿子备上三匹好马，驮上那４０多支枪，送“皇军”走了……。
夏云杰对贯彻“中央指示信”精神十分得力，自从汤原游击队成立后，和汤原一带的各
支抗日部队关系弄得非常好，经常和他们一起战斗。在这些反日队伍中就有一支是由格节河
金矿矿警队改编的“文武队”，队头名叫冯治纲。这支队伍曾经和游击队一起联合采取过多
次行动。经过夏云杰的不断教育和启发，冯治纲对党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就主动提出要参
加游击队。１９３５年９月，他终于如愿以偿，他的“文武队”成了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第
２中队。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赵尚志的三军李延禄的四军相继到达汤原，与夏云杰他们会师了。
赵尚志来了以后，根据夏云杰的建议，利用一次喝酒的机会成功地说服了驻亮子河金矿的一
个伪军连长，使他带领全连把武器交了出来。赵尚志和李延禄一商量，决定把这批武器（两
挺轻机枪，百余支步枪）全交给了夏云杰。这样，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力量更强了，扩编为
东北人民革命革命军第６军的条件也就成熟了。１９３６年１月，以夏云杰为军长、张寿篯
代理任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任参谋长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６军宣告成立，并发表了如下成立
宣言：
全东北工农劳苦群众及各反日义勇军士兵学生们：
万恶的日本强盗占领我们东北四省已经有４年多血腥的惨史，在这４年多的残酷的黑幕
里，日本帝国主义一贯的执行其殖民政策，轰炸了不知多少城市，烧毁了不知多少农村，屠
杀了不知多少劳苦群众，掠夺了不知多少土地财产，强奸了不知多少妇女，整日炮火连天，
杀声震耳，日本强盗用尽了杀人的武器无时不在向我们全东北民众轰炸与扫射着，这就是
说：我们全东北民众日日都有掉头的危机……
四年多被日本帝国主义血洗压榨中的东北民族，不但没有在它的奴隶的统治中屈服着，
没有甘心做亡国奴，反而激起了全东北反“满”抗日的怒潮日益澎湃起来，东北的人民革命
军第一、二、三、四、五军及各反日游击队，各反日义勇军等，到处与日“满”匪军做长期
的战斗，予它无数的打击，开展了广大的反日游击区，团结了广大的反“满”抗日群众，产
生了更多反日民众武装队伍（如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等）；及地方反日政权（如人民革
命政府、农民委员会等）最近汇合东北一切反日队伍，组织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成立东北民
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号召全东北民众参加伟大的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不但能完成东北民族
的独立解放的任务，同时还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进行反革命反苏联战争爆发的前夜，予
它致命的打击。
在东北民族革命浪潮这样的高涨中，我们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两年来在与敌人的血战
中，已经获得许多光荣胜利的历史了，如宝宝山之战，黑金河之战，凉子河之冲锋，三甲阵
地解除敌之全体武装，关旅二营一连之全部缴械，与屡次的冲破敌人之大举讨伐，真使敌心
惊胆战，同时在汤、萝、绥及富锦地域开展了反日游击区，号召与领导了许多反日义勇军，
团结组织与领导了下江广大的劳苦民众，进行了反“满”抗日斗争，实际上得到了民众的深
刻同情与拥护，因此汤原的民众反日游击队的声望和威信，在全东北日益高涨起来，但是我
们为了更有力的为东北民族解放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为彻底实现东北民族自由平等
而战，还需扩大与坚强我们的队伍，所以我们继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军之
后，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是有万分的必要，并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由是我们敬告于
全东北的劳苦民众之前，特此宣言。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
１９３６年１月３０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６军的成立，标志着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
汤旺河畔的大火越烧越旺了！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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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八一宣言
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时候，再一次向全国同
胞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呼吁，是为有名的“八一宣言”。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的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们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
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热、
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
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
自民国２０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
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４年，差不多半壁山
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
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是，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即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
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
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的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
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
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
民坐以待亡……
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
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
烈的反对，就是日寇提出要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的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
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
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啄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血洗，侨
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
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是我们全体同胞！
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１９路军及民众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
英勇杀敌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
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尤
其是我东北数十万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
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英勇作战，都在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
神，都在表现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
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
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
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
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该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
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
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
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与之停止敌对行动，而
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
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
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
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
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
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
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的能担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的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
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
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
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做领导，有统一
的抗日联军做先锋，有千百万民众做后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
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毛泽东和他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完
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行程达２５０００里的长征，到达陕北。有关专家认为，此举
“不仅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红军的对日作战创造了立足点与出发点，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
和红军以后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与台柱子准备了条件”。
１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又通过了两项重要的决议：一为《关
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一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已经抵达陕北的红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打通抗日路
线”，决定“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
去”。为此，红军于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０日发动了意在经山西去绥远，与入侵绥远的日军作
战的“东征战役”。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则比较系统地说明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批评了党内存在“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系列举措，对全国，特别是对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从此以后，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形势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
２９ 八一宣言
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时候，再一次向全国同
胞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呼吁，是为有名的“八一宣言”。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的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们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
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热、
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
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
自民国２０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
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４年，差不多半壁山
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
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是，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即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
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
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的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
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
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
民坐以待亡……
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
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
烈的反对，就是日寇提出要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的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
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
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啄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血洗，侨
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
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是我们全体同胞！
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１９路军及民众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
英勇杀敌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
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尤
其是我东北数十万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
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英勇作战，都在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
神，都在表现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
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
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
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
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该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
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
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
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与之停止敌对行动，而
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
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
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
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
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
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
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的能担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的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
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
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
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做领导，有统一
的抗日联军做先锋，有千百万民众做后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
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毛泽东和他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完
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行程达２５０００里的长征，到达陕北。有关专家认为，此举
“不仅巩固了陕甘根据地，为红军的对日作战创造了立足点与出发点，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
和红军以后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与台柱子准备了条件”。
１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又通过了两项重要的决议：一为《关
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一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已经抵达陕北的红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打通抗日路
线”，决定“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
去”。为此，红军于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０日发动了意在经山西去绥远，与入侵绥远的日军作
战的“东征战役”。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则比较系统地说明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批评了党内存在“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系列举措，对全国，特别是对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从此以后，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形势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３０ 六三指示
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后，东北抗联即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此
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运动便由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直接领导了。在
抗联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六三指示信”就是于１９３５年６月３日从莫斯科发往东北
的。
下面便是笔者根据当年东北抗日联军总政治部印刷所于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０日翻印的信
文所做的摘录：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在东北的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在中央领导之下，与日本帝国主义“满洲国”作英勇
斗争，在各地建立和扩大了我们的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及一切反日队伍；初步地实行了统
一战线，扩大了党在民众中及其他反日义勇军中的影响，得到了一些成绩，东北人民的英勇
的反日运动，游击队的奋斗意志和牺牲精神，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全世界人士的赞
扬。最近研究了你们的文件，先给你们这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游击运动的问题：
（一）游击运动的新特点和我们的策略：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三年来的统治，成千累万的人民被屠杀，无数农村被毁灭，土地被
侵占，银行、矿山、铁路与森林被没收；民族工商业的倒闭，严重的水灾与病疫，造成广大
劳苦民众的失业贫困与流离，厉行公卖与诱食大烟、白丸，强迫奴化教育，使东北人民处在
残酷的血腥的人间地狱。
这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他们用各种方式（请愿、抗议、罢工、游击战争、武装起
义）进行反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的斗争，即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在某种
程度和意义上也表示不满意。因此在东北造成了广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
……
目前游击运动的特点，其优点是：
１．相当的扩大工人农民的参加，使游击队的成分发生改变，旧的领导的变更，新的领
导的产生。
２．一部分的山林队、义勇军与民众的关系有了相当的改善。
３．新的队伍不断的产生与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队伍的形成与不断扩大。
４．国民党的影响减少，共产党的影响扩大，许多队伍在我们影响下初步的联合。
其弱点与困难：
１．没有统一的军事上与政治上的领导，存在着散漫的与自发的性质。
２．政治上的薄弱与组织上的复杂，一部分山林队和义勇军与人民关系的恶劣。
３．党与其直接领导下的游击队的薄弱，未能结成广大的统一战线。
４．武装与给养的困难。
５．强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不断的残酷的进攻。
估计到这些优点弱点与困难，共产党应当知道，这一切的有利条件，将给我们以可靠的
基础，使东北反日游击运动成为一种不可消灭的力量，使这一运动必然的发展与扩大起来，
同时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六大纲领，得到中国各地极广大反日民众的拥护，江西红军西
征，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这一切的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给了东北民众解放以光
明的胜利前途，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做估计到目前的状况，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阶段而是准备
争取最后胜利条件之时期，因为现有的反日力量还不可能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驱逐出去……
（二）关于游击队的问题：
甲．目前我们怎样来进行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扩大游击运动，与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力量
共同抗日，因此——
第一，要打破各地的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
织，特别是我们的队伍，要使其成为强有力的，能够影响一切反日武装力量的中心队伍，一
切拒绝民众入队的行为都是错误，入队条件不要过高，只要是真正参加反日的，就把他吸收
到反日队伍里来，绝不能因为防止奸细的混入，或因缺乏枪支给养而把广大的反日民众拒绝
门外，只有吸收广大的民众到队伍里来，才能真正反对奸细和解决给养问题。在游击队中肃
清日本奸细及民生团走狗是必要的。
……
第二，要实行的全民统一战线，在游击运动现阶段中，很大的一部分工农劳苦民众参加
了反日队伍，使游击队的成分和领导有了新的变化，因此，现在东北各种反日队伍，一般的
都有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必要与可能，我们不应机械地背诵过去的４种游击队的公式，而现
在要普遍与各种反日武装队伍，建立下层与上层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我
们现在要巩固和扩大建立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一类的组织，……号召东
北各种反日武装团结一致，……我们要加紧各地的群众工作，准备召集全东北义勇军代表会
议，建立全东北的军事领导机关，如东北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的名称—
—统一游击队的领导和指挥，这里必须指出：（一）你们在各地建立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是
正确的，如认为是上层勾结或者说只有有巩固的下层基础，才可以结成上层战线是错误的，
根本取消联军司令部更是极大的错误……。（二）不能要等人家来找我们联合，我们应该是
统一战线的主动者。（三）统一战线的领导条件不要太高而主要大概是：１．不投降不卖国
与日帝及‘满洲国’作战到底。２．拥护民众的利益，给民众以民主自由。３．允许民众武
装民众联合共同抗日。
４．对于那些还不愿意接受上述三个条件，而同时仍可以和我们临时共同作战的反日队
伍，可以和他们订出临时作战协定，这一协定的条件不要太严格，一般的大致是：
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不得出卖友军，不得临阵私行逃跑。２．没收日帝及走狗的
财产，不赶边猪。３．战利品共同分配等……
“到底哪些条件最好，你们应该随地根据具体条件来决定和执行。
“目前对于我们最主要的是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破坏统一战线，孤立我们队伍的策略，因
此对于统一战线及运用这些条件时，不是机械的应用，而应当估计实际的环境，各队伍的具
体条件，只要是抗日武装队伍，只要是有一点的可能我们就利用各种形式与他建立统一战
线，共同抗日，不要因为某些队伍中，有吃大烟的或暂对民众的关系尚不密切，我们就认为
是建立统一战线的障碍……。
“第三，吸收其参加联军司令部，使由临时的联合走向经常的团结。对于那些正要投降
的部队，我们要宣传他们，投降就是缴械送死，宣传他们不当亡国奴，号召他们反日到底，
对于那些已经投降不积极进攻我们的部队，我们要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分散他
们，并鼓励他们继续抗日，嗣后各地军队（我们也好联军也好）的名称不要加以赤色，或工
农等字样而应称做抗日救国军或人民革命军等，以便能够号召广大民众，同时避免日帝的特
别注意。
“……
“（五）党的工作：
“（１）为要实现以上的工作，党……首先要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解释工作，使之正
确的了解这些新的策略，加强游击区党的领导，在游击区广大的发展同志建立支部。（２）
要使党的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游击运动，必须将机关的一部设在游击区里改造党组织庞大机构
（尤其是上层领导机关）缩小管理的区域，使之能灵活的巧便的独立工作，适合战争环境，
在游击区党应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准备在游击区退出时，能留在地方秘密的工
作。（３）极大的改善干部政策，……要珍贵地保护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不要轻于牺牲
和损失，……要提高警惕性来反对奸细，加紧秘密工作，仔细考察干部。（４）要加紧与关
门主义及一切右的倾向做斗争，在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中，要估计到干部的幼稚，要多给以教
育说服耐心的解释。
“……”
“向东北在一切反日战线上英勇战斗的党员战士及民众或布尔什维克的战士敬礼！”
中共满洲省委接到这封来信后，即向下做了传达。虽有的同志对这封信提出了一些不同
意见，但这封信的精神到底还是很快地被贯彻执行了。
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后，东北抗联即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此
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运动便由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直接领导了。在
抗联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六三指示信”就是于１９３５年６月３日从莫斯科发往东北
的。
下面便是笔者根据当年东北抗日联军总政治部印刷所于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０日翻印的信
文所做的摘录：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在东北的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在中央领导之下，与日本帝国主义“满洲国”作英勇
斗争，在各地建立和扩大了我们的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及一切反日队伍；初步地实行了统
一战线，扩大了党在民众中及其他反日义勇军中的影响，得到了一些成绩，东北人民的英勇
的反日运动，游击队的奋斗意志和牺牲精神，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全世界人士的赞
扬。最近研究了你们的文件，先给你们这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游击运动的问题：
（一）游击运动的新特点和我们的策略：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三年来的统治，成千累万的人民被屠杀，无数农村被毁灭，土地被
侵占，银行、矿山、铁路与森林被没收；民族工商业的倒闭，严重的水灾与病疫，造成广大
劳苦民众的失业贫困与流离，厉行公卖与诱食大烟、白丸，强迫奴化教育，使东北人民处在
残酷的血腥的人间地狱。
这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他们用各种方式（请愿、抗议、罢工、游击战争、武装起
义）进行反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的斗争，即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在某种
程度和意义上也表示不满意。因此在东北造成了广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环境。
……
目前游击运动的特点，其优点是：
１．相当的扩大工人农民的参加，使游击队的成分发生改变，旧的领导的变更，新的领
导的产生。
２．一部分的山林队、义勇军与民众的关系有了相当的改善。
３．新的队伍不断的产生与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队伍的形成与不断扩大。
４．国民党的影响减少，共产党的影响扩大，许多队伍在我们影响下初步的联合。
其弱点与困难：
１．没有统一的军事上与政治上的领导，存在着散漫的与自发的性质。
２．政治上的薄弱与组织上的复杂，一部分山林队和义勇军与人民关系的恶劣。
３．党与其直接领导下的游击队的薄弱，未能结成广大的统一战线。
４．武装与给养的困难。
５．强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不断的残酷的进攻。
估计到这些优点弱点与困难，共产党应当知道，这一切的有利条件，将给我们以可靠的
基础，使东北反日游击运动成为一种不可消灭的力量，使这一运动必然的发展与扩大起来，
同时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六大纲领，得到中国各地极广大反日民众的拥护，江西红军西
征，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这一切的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给了东北民众解放以光
明的胜利前途，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做估计到目前的状况，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阶段而是准备
争取最后胜利条件之时期，因为现有的反日力量还不可能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驱逐出去……
（二）关于游击队的问题：
甲．目前我们怎样来进行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扩大游击运动，与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力量
共同抗日，因此——
第一，要打破各地的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
织，特别是我们的队伍，要使其成为强有力的，能够影响一切反日武装力量的中心队伍，一
切拒绝民众入队的行为都是错误，入队条件不要过高，只要是真正参加反日的，就把他吸收
到反日队伍里来，绝不能因为防止奸细的混入，或因缺乏枪支给养而把广大的反日民众拒绝
门外，只有吸收广大的民众到队伍里来，才能真正反对奸细和解决给养问题。在游击队中肃
清日本奸细及民生团走狗是必要的。
……
第二，要实行的全民统一战线，在游击运动现阶段中，很大的一部分工农劳苦民众参加
了反日队伍，使游击队的成分和领导有了新的变化，因此，现在东北各种反日队伍，一般的
都有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必要与可能，我们不应机械地背诵过去的４种游击队的公式，而现
在要普遍与各种反日武装队伍，建立下层与上层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我
们现在要巩固和扩大建立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一类的组织，……号召东
北各种反日武装团结一致，……我们要加紧各地的群众工作，准备召集全东北义勇军代表会
议，建立全东北的军事领导机关，如东北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的名称—
—统一游击队的领导和指挥，这里必须指出：（一）你们在各地建立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是
正确的，如认为是上层勾结或者说只有有巩固的下层基础，才可以结成上层战线是错误的，
根本取消联军司令部更是极大的错误……。（二）不能要等人家来找我们联合，我们应该是
统一战线的主动者。（三）统一战线的领导条件不要太高而主要大概是：１．不投降不卖国
与日帝及‘满洲国’作战到底。２．拥护民众的利益，给民众以民主自由。３．允许民众武
装民众联合共同抗日。
４．对于那些还不愿意接受上述三个条件，而同时仍可以和我们临时共同作战的反日队
伍，可以和他们订出临时作战协定，这一协定的条件不要太严格，一般的大致是：
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不得出卖友军，不得临阵私行逃跑。２．没收日帝及走狗的
财产，不赶边猪。３．战利品共同分配等……
“到底哪些条件最好，你们应该随地根据具体条件来决定和执行。
“目前对于我们最主要的是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破坏统一战线，孤立我们队伍的策略，因
此对于统一战线及运用这些条件时，不是机械的应用，而应当估计实际的环境，各队伍的具
体条件，只要是抗日武装队伍，只要是有一点的可能我们就利用各种形式与他建立统一战
线，共同抗日，不要因为某些队伍中，有吃大烟的或暂对民众的关系尚不密切，我们就认为
是建立统一战线的障碍……。
“第三，吸收其参加联军司令部，使由临时的联合走向经常的团结。对于那些正要投降
的部队，我们要宣传他们，投降就是缴械送死，宣传他们不当亡国奴，号召他们反日到底，
对于那些已经投降不积极进攻我们的部队，我们要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分散他
们，并鼓励他们继续抗日，嗣后各地军队（我们也好联军也好）的名称不要加以赤色，或工
农等字样而应称做抗日救国军或人民革命军等，以便能够号召广大民众，同时避免日帝的特
别注意。
“……
“（五）党的工作：
“（１）为要实现以上的工作，党……首先要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解释工作，使之正
确的了解这些新的策略，加强游击区党的领导，在游击区广大的发展同志建立支部。（２）
要使党的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游击运动，必须将机关的一部设在游击区里改造党组织庞大机构
（尤其是上层领导机关）缩小管理的区域，使之能灵活的巧便的独立工作，适合战争环境，
在游击区党应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准备在游击区退出时，能留在地方秘密的工
作。（３）极大的改善干部政策，……要珍贵地保护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不要轻于牺牲
和损失，……要提高警惕性来反对奸细，加紧秘密工作，仔细考察干部。（４）要加紧与关
门主义及一切右的倾向做斗争，在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中，要估计到干部的幼稚，要多给以教
育说服耐心的解释。
“……”
“向东北在一切反日战线上英勇战斗的党员战士及民众或布尔什维克的战士敬礼！”
中共满洲省委接到这封来信后，即向下做了传达。虽有的同志对这封信提出了一些不同
意见，但这封信的精神到底还是很快地被贯彻执行了。
３１ 统一建制
就在东北党组织贯彻“六三指示信”精神的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又向他们发
来了与这封信精神一致的另外两个重要指令。一个是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发出的关于取消中共
满洲省委的决定；一个是１９３６年２月提出的《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
案》。
“六三指示信”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随后做出的这几个决定，很快就在东北发生了
效力，使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出现了新的格局：
第一，使党在东北的领导机构发生重大改变。１９３６年１月９日，中共满洲省委被撤
消，代之而建立起了中共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北满）省委及哈尔滨特委。
第二，促进了东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的抗日联军的出现。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０
日，以当时在东北最著名的几个抗日领袖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
东等人和汤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联名签发了下面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谨向全中国同胞及全东北一切抗日武装军队同志宣言：
日本帝国主义，图藉“防共自治”夺取我黄河以北五省，提倡“日华提携”，欺骗全世
界，以实现其吞并我全中国的企图。近来日本屡次向和平的苏联挑战，又与德意两国相勾
结，并对英、美、法准备开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冒险，必将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我
国４亿５千万同胞的生命、财产做为最大的牺牲品，使中国同胞完全变成亡国的牛马和奴隶。
每个有热血又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除抗日之外，别无生路。因此，自去秋以来全国
各地掀起抗日救国运动，虽多少有些曲折，但“抗日则生”“不抗则死”，已变成了全国同
胞一致思想和行动。
现在全中国必须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合军，全国总动员实行对日作战，因为
这一抗日救国运动，实际就是中华民族国家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关键。
我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各军与反日联合军第四、五、六军及各反日游击队，为
了收复东北领土，为了中华祖国，作战四年，在东北反日总会的指导下，我们将各反日救国
武装同志及反日民众的战线统一起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誓以游击战争进行奋
斗，并期其彻底。
现在根据全国救国运动的进展，必须进一步巩固抗日军队的组织、统一抗日军队的行
动。因而就要改革抗日军队的建制、废除抗日军一切不同的名称，全部一律改称为东北抗日
联合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及抗日军××游击队，兹宣布如下各条：
（一）东北抗日联合军由于其政治上与民众救国运动，有着紧密的关系，故均需受东北
反日救国总会的指导。
（二）全中国同胞及一切反日武装军队，不分宗教信仰，政治派别，社会团体，性别和
富贵，皆有抗日救国之义务，我东北抗日联合军，当亦不论海内外同胞、南京政府派别，在
野政党，都要共同一致拥护中国红军的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的主张。
（三）东北抗日联合军，应随时准备组成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合军，并欢迎东北各反日武
装军队参加东北抗日联合军，以促使政府建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
（四）欢迎所有被压迫的民族，如鲜人、内蒙古人、台湾人、个人或团体参加我东北抗
日联合军，结成少数民族战线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反帝国主义的朋友社会主义
国家——苏联相提携。根据目前的国际政策扩大国际影响，以使英、美、法国及其他朋友社
会主义国家都同情或赞助我抗日联军。
（五）昨天的国贼——日本间谍，如今天能痛改前非，在今后决心为中华祖国的独立、
民族的解放而尽力，投入我联合军者，敌军则‘既往不咎’，并与之今后抗日对策上相互提
携。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今天决不是一个什么强国，只不过是一些极其凶恶的财阀，贵
族（地主）和军阀等一时逞其横暴罢了。……我们深信中国的抗日救国事业必然会获得成功
与胜利！”
上述宣言发表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主体，联合一切反日爱国
武装力量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各个部队便陆续成立起来了，东北的武装抗日斗争也从此进
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向全国发出的号召，首先在东北得到响应。
东北的抗日斗争正在走向辉煌！
就在东北党组织贯彻“六三指示信”精神的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又向他们发
来了与这封信精神一致的另外两个重要指令。一个是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发出的关于取消中共
满洲省委的决定；一个是１９３６年２月提出的《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
案》。
“六三指示信”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随后做出的这几个决定，很快就在东北发生了
效力，使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出现了新的格局：
第一，使党在东北的领导机构发生重大改变。１９３６年１月９日，中共满洲省委被撤
消，代之而建立起了中共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北满）省委及哈尔滨特委。
第二，促进了东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的抗日联军的出现。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０
日，以当时在东北最著名的几个抗日领袖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
东等人和汤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联名签发了下面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谨向全中国同胞及全东北一切抗日武装军队同志宣言：
日本帝国主义，图藉“防共自治”夺取我黄河以北五省，提倡“日华提携”，欺骗全世
界，以实现其吞并我全中国的企图。近来日本屡次向和平的苏联挑战，又与德意两国相勾
结，并对英、美、法准备开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冒险，必将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我
国４亿５千万同胞的生命、财产做为最大的牺牲品，使中国同胞完全变成亡国的牛马和奴隶。
每个有热血又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除抗日之外，别无生路。因此，自去秋以来全国
各地掀起抗日救国运动，虽多少有些曲折，但“抗日则生”“不抗则死”，已变成了全国同
胞一致思想和行动。
现在全中国必须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合军，全国总动员实行对日作战，因为
这一抗日救国运动，实际就是中华民族国家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关键。
我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各军与反日联合军第四、五、六军及各反日游击队，为
了收复东北领土，为了中华祖国，作战四年，在东北反日总会的指导下，我们将各反日救国
武装同志及反日民众的战线统一起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誓以游击战争进行奋
斗，并期其彻底。
现在根据全国救国运动的进展，必须进一步巩固抗日军队的组织、统一抗日军队的行
动。因而就要改革抗日军队的建制、废除抗日军一切不同的名称，全部一律改称为东北抗日
联合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及抗日军××游击队，兹宣布如下各条：
（一）东北抗日联合军由于其政治上与民众救国运动，有着紧密的关系，故均需受东北
反日救国总会的指导。
（二）全中国同胞及一切反日武装军队，不分宗教信仰，政治派别，社会团体，性别和
富贵，皆有抗日救国之义务，我东北抗日联合军，当亦不论海内外同胞、南京政府派别，在
野政党，都要共同一致拥护中国红军的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的主张。
（三）东北抗日联合军，应随时准备组成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合军，并欢迎东北各反日武
装军队参加东北抗日联合军，以促使政府建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
（四）欢迎所有被压迫的民族，如鲜人、内蒙古人、台湾人、个人或团体参加我东北抗
日联合军，结成少数民族战线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反帝国主义的朋友社会主义
国家——苏联相提携。根据目前的国际政策扩大国际影响，以使英、美、法国及其他朋友社
会主义国家都同情或赞助我抗日联军。
（五）昨天的国贼——日本间谍，如今天能痛改前非，在今后决心为中华祖国的独立、
民族的解放而尽力，投入我联合军者，敌军则‘既往不咎’，并与之今后抗日对策上相互提
携。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今天决不是一个什么强国，只不过是一些极其凶恶的财阀，贵
族（地主）和军阀等一时逞其横暴罢了。……我们深信中国的抗日救国事业必然会获得成功
与胜利！”
上述宣言发表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主体，联合一切反日爱国
武装力量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各个部队便陆续成立起来了，东北的武装抗日斗争也从此进
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向全国发出的号召，首先在东北得到响应。
东北的抗日斗争正在走向辉煌！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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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率先整编
在东北抗联的历史上，到底是先有第１军，还是先有第２军？
由于第２军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第１军和第５军之间，所以他们与这两个军的联系也
更为紧密。除了前面讲到的与第１军会师那尔轰以外，第２军的领导人与第５军的领导人也
有两次重要的会见。第一次是１９３６年１月中旬王德泰、李学中在宁安县镜泊湖游击根据
地与周保忠会面。在这次会见中，他们对两军的整顿问题进行了讨论，做出了第２军正式成
立军部并扩编为两个师的决定。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
兴。但是，这个决定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执行，这是因为第２军与第５军领导人在第二次重要
会见中又做出了新的决定。
１９３６年１月，前去莫斯科汇报工作的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第２军政委魏拯民从苏联
回来了。２月５日，魏拯民就在中共宁安县委书记张中华的陪同下到第５军军部会见了周保
中。在这次会见中，魏拯民向周保中传达了共产国际第７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及中共中央驻
共产国际的代表关于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按游击区建立南满、东满、吉东和松江四个省委、
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的指示。
２月９日，魏拯民动身西去。在额穆县境内与王德泰、李学忠等会师。然后一起南下安
图游击区，并于３月上旬在安图县一个名叫迷魂阵的地方召开了第２军领导干部会议。出席
这次会议的有魏拯民、王德泰、李学忠、金日成、周树东、安凤学等人。
迷魂阵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部队改编和分区作战的问题。
根据这次会议作出的决定，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２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２军，成
为东北各抗日部队中最先改编为抗日联军的部队。新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第２军按照中共的
建军原则，从军部、师部都建立了党委，政委兼任党委书记。第２军党委由９人组成（军
长、政委、军政治部主任以及下属的３个师的师长、政委），魏拯民任党委书记。
抗联第２军成立后，各师仍然继续进行分区作战。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第２军的部队不
断取得胜利，队伍得到了很大发展，游击区也迅速扩大了。
就在抗联第２军进行分区作战并且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南满地区的游击活动也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为了巩固这些成果，明确今后的任务，杨靖宇决定返回金川县河里根据地，召
开中共南满党的第２次代表大会。
１９３６年７月，中共南满党的第２次代表大会在第１军设在河里会家沟的密营里举
行，杨靖宇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肯定了过去一段时间里的工作
成绩、找出缺点的基础上，通过了《南满党第２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并正式宣布将东北人
民革命军第１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１军。杨靖宇当选为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第１军军长
兼政委。
魏拯民是在中共南满党的第２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带着一个连来到了河里地区
的。魏、杨两人相见后，彼此都感到非常高兴。魏拯民送给杨靖宇一本《共产党宣言》，杨
靖宇接到书后说：“老魏，你给我马列主义，我给你杀敌武器！”然后，他回赠了一把小手
枪给魏拯民。
南满党的第２次代表大会刚一开完，杨靖宇和魏拯民便一起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东满
及抗联第１军、第２军干部联席会议。此次会议即为抗联历史上有名的“河里会议”。根据
魏拯民向大家传达的共产国际第７次大会精神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有关指示，
“河里会议”做出了三项重要决定：第一，将抗联第１军和第２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１
路军并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任第１路军正副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
任。第１路军下辖６个师（第１军辖第１、２、３师和第２军辖第４、５、６师）；第二，
将原来的中共东满、南满党组织合并组成新的中共南满省委（也称东南满省委），魏拯民任
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１３人为省委委员；第三，确定了新的军事计划，决定部队要
冲出东边道，向辽南、辽西发展。正式决定第１军军部和第１、第３、第４师经“辽西再向
热河、外蒙边境”远征，打通与关内红军的联系。第２师留在抚松、蒙江、通化老游击区活
动。第２军军部与第６师与第２师相配合，在坚持南满老游击区的同时，开辟长白根据地。
第５师仍然留在东满绥宁地区与第５军相配合，开展东满地区的游击斗争，同时保持第１路
军、南满省委与第５军、第３军和吉东、北满党组织的联系，以便各军协同作战，使东北的
抗日游击战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研究抗联历史的专家们认为：“‘河里会议’是抗联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使
东北抗联第１、２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中共南满省委和第１路军总司令部的统一领
导和指挥下，为进一步将东南满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高潮，做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河里会议”之后，杨靖宇率军部教导团从河里地区出发南进，以便向第１师和第３师
传达“河里会议”精神。途中，他们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杨靖宇与其劲敌邵本良之间的
较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终于见了分晓。
--------------------------------------------------------------------------------
３２ 率先整编
在东北抗联的历史上，到底是先有第１军，还是先有第２军？
由于第２军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第１军和第５军之间，所以他们与这两个军的联系也
更为紧密。除了前面讲到的与第１军会师那尔轰以外，第２军的领导人与第５军的领导人也
有两次重要的会见。第一次是１９３６年１月中旬王德泰、李学中在宁安县镜泊湖游击根据
地与周保忠会面。在这次会见中，他们对两军的整顿问题进行了讨论，做出了第２军正式成
立军部并扩编为两个师的决定。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
兴。但是，这个决定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执行，这是因为第２军与第５军领导人在第二次重要
会见中又做出了新的决定。
１９３６年１月，前去莫斯科汇报工作的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第２军政委魏拯民从苏联
回来了。２月５日，魏拯民就在中共宁安县委书记张中华的陪同下到第５军军部会见了周保
中。在这次会见中，魏拯民向周保中传达了共产国际第７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及中共中央驻
共产国际的代表关于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按游击区建立南满、东满、吉东和松江四个省委、
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的指示。
２月９日，魏拯民动身西去。在额穆县境内与王德泰、李学忠等会师。然后一起南下安
图游击区，并于３月上旬在安图县一个名叫迷魂阵的地方召开了第２军领导干部会议。出席
这次会议的有魏拯民、王德泰、李学忠、金日成、周树东、安凤学等人。
迷魂阵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部队改编和分区作战的问题。
根据这次会议作出的决定，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２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２军，成
为东北各抗日部队中最先改编为抗日联军的部队。新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第２军按照中共的
建军原则，从军部、师部都建立了党委，政委兼任党委书记。第２军党委由９人组成（军
长、政委、军政治部主任以及下属的３个师的师长、政委），魏拯民任党委书记。
抗联第２军成立后，各师仍然继续进行分区作战。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第２军的部队不
断取得胜利，队伍得到了很大发展，游击区也迅速扩大了。
就在抗联第２军进行分区作战并且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南满地区的游击活动也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为了巩固这些成果，明确今后的任务，杨靖宇决定返回金川县河里根据地，召
开中共南满党的第２次代表大会。
１９３６年７月，中共南满党的第２次代表大会在第１军设在河里会家沟的密营里举
行，杨靖宇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肯定了过去一段时间里的工作
成绩、找出缺点的基础上，通过了《南满党第２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并正式宣布将东北人
民革命军第１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１军。杨靖宇当选为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第１军军长
兼政委。
魏拯民是在中共南满党的第２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带着一个连来到了河里地区
的。魏、杨两人相见后，彼此都感到非常高兴。魏拯民送给杨靖宇一本《共产党宣言》，杨
靖宇接到书后说：“老魏，你给我马列主义，我给你杀敌武器！”然后，他回赠了一把小手
枪给魏拯民。
南满党的第２次代表大会刚一开完，杨靖宇和魏拯民便一起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东满
及抗联第１军、第２军干部联席会议。此次会议即为抗联历史上有名的“河里会议”。根据
魏拯民向大家传达的共产国际第７次大会精神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有关指示，
“河里会议”做出了三项重要决定：第一，将抗联第１军和第２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１
路军并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任第１路军正副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
任。第１路军下辖６个师（第１军辖第１、２、３师和第２军辖第４、５、６师）；第二，
将原来的中共东满、南满党组织合并组成新的中共南满省委（也称东南满省委），魏拯民任
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１３人为省委委员；第三，确定了新的军事计划，决定部队要
冲出东边道，向辽南、辽西发展。正式决定第１军军部和第１、第３、第４师经“辽西再向
热河、外蒙边境”远征，打通与关内红军的联系。第２师留在抚松、蒙江、通化老游击区活
动。第２军军部与第６师与第２师相配合，在坚持南满老游击区的同时，开辟长白根据地。
第５师仍然留在东满绥宁地区与第５军相配合，开展东满地区的游击斗争，同时保持第１路
军、南满省委与第５军、第３军和吉东、北满党组织的联系，以便各军协同作战，使东北的
抗日游击战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研究抗联历史的专家们认为：“‘河里会议’是抗联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使
东北抗联第１、２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中共南满省委和第１路军总司令部的统一领
导和指挥下，为进一步将东南满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高潮，做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河里会议”之后，杨靖宇率军部教导团从河里地区出发南进，以便向第１师和第３师
传达“河里会议”精神。途中，他们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杨靖宇与其劲敌邵本良之间的
较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终于见了分晓。
３３ 杨邵斗法
日本人讲究什么事都要有个顺序，因此对于那帮跟着他们屁股后边打抗日队伍的汉奸也
按本事大小给排出了个座次。邵本良、王友成、李大善三人并称“东北三大厉害”，其中邵
本良又称为“东北第一大厉害”。
邵本良这个人其实本来就不良，他是一个有２０多年匪龄的老胡子头，还做过东北军的
团长。“九·一八”以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伪军的团长。日本人来了以后，发现了他这个
“人才”，于是他又成了东边道的少将“剿匪”司令。
为虎作伥者凶于虎。邵本良在打抗联这方面就比日本人厉害。日本人虽然枪法好，又有
武士道精神，但他们那两下子一进山就玩不转了，经常被抗联战士们把他们当驴在山里牵来
牵去，然后再打上一顿。邵本良可不吃这份亏，他是钻山林的老手。他手下的那些兵也都多
是土匪出身，这些人打仗的时候不但带着枪，而且还要带上一把刀，一进林子就开始砍路
标，这样，他们在山里怎么转也迷不了路。冬天下雪时，抗联的人在和日本人打完仗后，钻
进林子，然后把地上的雪印一扫，日本人就不知他们的去向了，但这办法对久钻山林的邵本
良却不管用，你就是把雪扫得再干净，他也能找到你的踪迹。也正因如此，邵本良才敢在日
本人面前夸口说：
有我邵本良，就没有杨靖宇！
邵、杨之间的较量开始于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５日。当时，杨靖宇率部初到松花江以南
地区活动，其后卫部队就与邵本良的部队遭遇了。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
人１１名的战果，但却付出了３伤４亡的代价，在死的４个人里就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
满洲省委巡视员金伯阳。
邵本良在这第一次较量中是实实在在地得上了一分，但杨靖宇也不是好惹的。就在那次
遭遇的一个多月以后（１２月２０日），杨靖宇和李红光指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成功地用调虎离山计把邵本良的主力调出了他的老窝——柳河三源浦，然后乘虚而入逮捕了
汉奸走狗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摧毁了伪满铁路工程局和伪警察署，烧了他的几十间营房，
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
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源浦不但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且是梅辑线上的重要据
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许多人都说打下三源浦比虎口拔牙还难，但杨靖宇却把它一举打
了下来，这一下给一直在吹牛的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是邵本良也并未因此而放
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
在第二次较量结束不久，第三次较量就开始了。这一次，除了邵本良的部队外，还来了
２０００多日本兵，他们在柳河县大小荒沟一带摆开阵式，对杨靖宇的部队形成了包围态势。
虽然敌人包围了杨靖宇的部队，但却轻意不敢往深山密林里打。谁都知道杨靖宇是“山
林之王”，要想进山打他恐怕不容易。那怎么让他出来呢？
邵本良说：“我有办法！”于是，他虚发了一封给其部下的信，信中假称东部有他的重
兵，然后又故意让这封信落入了杨靖宇的手上。
杨靖宇得到这封信后，仔细地分析了一下敌情和地形情况，看穿了邵本良的把戏。因为
从地图上看，东部山高林密，邵本良是不可能把重兵摆到那里的。一定是敌人怕我突入东部
深山里才故意发出这封信以把我引入他布有重兵的西部地区钻他的口袋底的。看破了这一点
后，杨靖宇便决定将计就计，也发出了一封给部下的假信，并故意让邵本良将信得去。
信中说，他打算从西部突围出去，让部下来配合。
邵本良得信后，自以为得计。那天深夜，就在他憋足了劲在西部等着杨靖宇的时候，杨
靖宇却带着部队从东部突围而去。次日上午，杨靖宇又带队向北急行３０多里，乘虚打下了
邵本良的后勤基地——金川县凉水河子，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邵本良听说杨靖宇打下了
凉水河子，急忙回援，但此时杨靖宇已经撤走了，并放出风说，他准备去打柞木台子，邵本
良急忙兵发柞木台子，但那想到杨靖宇却去攻打八道江镇。
经过这一个回合的较量，邵本良算是知道了杨靖宇的厉害了。他私下里说：“我邵本良
就够鬼的了，杨靖宇比我还鬼；我一个邵本良的兵可以打１０个胡子，一个红军却可以打我
１０个邵本良的兵。”
在连得两分之后，“山林之王”杨靖宇的头脑没有发热。他知道，邵本良决不会白吃了
这个亏，他一定还会找上门来的。为了对付这个劲敌，杨靖宇可是费了不少脑筋。虽然杨和
战士们一样恨不得一下子就除掉这个家伙，但他更知道打邵本良并非易事，弄不好可能会闹
个打蛇不成反被蛇咬的结果，所以他在想出怎么打的办法之前，他先想出了几个“不打”—
—地形不利不打、不击中敌人要害不打、自己代价太大不打、对当地老百姓损害大了不打。
那么怎样打呢？杨靖宇也想出了４条：快打、快走、快集中、快分散。
１９３５年８月，杨靖宇下决心要集中自己的主力部队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老７团—
—这是邵本良的家底，是要害。但就在杨调动好部队，马上就要向柳河发起进攻的时候，邵
本良那只好使的狗鼻子嗅出味来了，并急忙从三源浦向柳河增兵。敌变我变，杨下令暂停攻
城，将部队西撤。
杨靖宇的部队前脚一撤，邵的兵马后脚就跟了过来，并在两天后在一条山岗上打一仗，
虽然这次敌人没占着什么便宜，但他们却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地粘上了。当杨带着部队来到
柳河县黑石头的时候，杨一看地形不错就下令停下来，在那里埋伏好，等着邵。而这时的邵
本良却只忙着往前追，没有想到杨敢停下来和他打，结果把他手下的一支２００来人的队伍
和日本人刚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和几挺机关枪都送到了杨靖宇的口袋里。杨邵之间斗智斗勇的
第４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杨靖宇又得了一分。
正当邵本良为这次失败气得不得了、准备找杨报仇的时候，杨靖宇则主动来找他了。
９月份，杨通过安插在邵身边的内线——邵的马夫知道，邵本良的老７团要从柳河县孤
山子移防八道江，其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一个连护送。杨便在他们的必经之地——金川县境
内的朝阳沟设伏。结果，不但消灭了那一个连的伪军，截下了几十辆大车，而且还抓住了邵
的小老婆。邵本良赔了夫人又折兵，杨靖宇再得一分。
转年２月，杨靖宇接到我们的内线报告说邵本良住在热水河子的伪军团部里，就派出了
一个由２５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在半夜一点多钟准确地袭击了伪军的团部，虽然由于邵当晚
不在（到通化开会去了）而躲过去了，但那个伪军团的副团长以下的六七十人连同他们的武
器、许多大米、白面和布匹都落到了杨靖宇的手里。
杨靖宇在连连得分后，便把部队拉回到河里地区的密营中休整练兵，等待时机准备再次
出击。
３月上旬，杨靖宇又接到内线——邵部第７团第４连连长通过我在通化一所中学里做地
下工作的王德裕同志转来的报告：邵本良刚从沈阳开“讨伐”会回来，邵向日本的三毛司令
夸下海口，说是要在３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人民革命军。日寇除了给了他一个迫击
炮连和答应派飞机支援邵作战外，还调了不少伪军归他指挥。
杨接到报告后，立即连夜召开了军党委会研究歼敌方案。第二天，整个部队就开始了战
前训练，内容主要就是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爬大山。
４月初，杨靖宇他们在龙岗山西麓二道崴子歼灭了伪军奉天骑兵旅一部后，邵本良的部
队就跟了上来。战士们一听说邵本良来了，就都做好了与其进行决战的准备。但杨靖宇给他
们下的命令却不是“打”，而是“走”！
杨靖宇下令要走，战士们就走。可这一走就好像停不下来了：走了一夜，又走了一夜。
就这样马不停蹄地走了两天之后，有的人就有点想不开了：怎么老是走呢？这仗到底什么时
候打呀？
杨靖宇看出了战士们的心思，他派军部的徐处长告诉大家：“没利的买卖我们是不做
的，这次敌人的胃口很大，计划要吃掉我们第一师和军部，然后再分别围歼我磐石、桦甸地
区的二师，桓仁本溪的一师。敌人把山海关地区的日军和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军党委决
定，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两个字‘走’和‘拖’！”
日本人和邵本良一见杨靖宇光走不打，便调集兵力包围了我在老秃岭子地区的第一师，
想来个围点打援。杨靖宇看出了他们的这一伎俩后，便一来了个将计就计，不顾连日的倾盆
大雨率部向老秃岭子急进。敌人一见杨靖宇“上了圈套”，便鼓足了劲在后面猛追，还派出
了飞机。可没想到杨靖宇带着部队到了老秃岭子转了一圈以后，就又走了，与此同时，被敌
人包围的第一师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当杨靖宇率军部和一师的部队在宽甸县的佛爷沟门汇合后，让部队在那里休整了几天，
然后传下令来：走！
离开佛爷沟门后，部队便开始兜起圈子来了。今晚向南走５０里，明晚又向北走６０
里，后天又不知向什么地方走了一夜。这样一连几天下来，把许多战士都走糊涂了。他们开
始在下面悄悄地起来了：怎么搞的？咱们是不是让敌人给围住了，走不去了？此时敌人高兴
了，他们在报上说：“共匪南北蠢动，难逃天罗。”
进入４月中旬以后，杨靖宇又带着部队以每天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速度向西急进，邵本
良则在后面穷追不舍。有时部队刚刚到一个地方准备吃饭，邵本良就追了上来了，杨靖宇就
又开始走。一路上，他让战士们不断地扔下一些衣服和其他物品，有时借老乡家的碗筷来不
及还就留下一张纸条说：“老乡们，情况紧急，所借之物，没工夫还了，请你们自己认自己
家的东西吧！”呈现出一片败军之象。
４月末，杨靖宇带领部队来到了本溪以东的赛马集山区。这天拂晓，杨靖宇集合部队讲
话，他对大家说：咱们一连走了２０多天，现在不走了。原来我们一直走，那是因为打的条
件还不成熟，现在这里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加之敌人也被我们拖疲了，打的时候到了。现在
咱们就在犁树沟摆下一个口袋阵，让邵本良来钻。
战士们早就等着杨靖宇下打的命令呢，现在一听，顿时来了情绪，连夜构筑好了工事，
然后就在里面静等着邵本良了。
第二天上午，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志雄带一个先头营一进“口袋”，负责扎口的
１师３团就立即把他们的后路给切断了。邵本良一见后路断了，便只好让伪军往沟里冲，可
他们很快就被“口袋底”上的６团给打了回来。这时，杨靖宇下令，让教导１团和１师的少
年营将敌人拦腰斩断，不久又命令部队端上刺刀冲下山去，沟里到处是活捉邵本良的喊声。
但是，就在这时，坚守北面制高点的我少年营营长一见下面打得这么热闹，便再也忍不
住了，他不等上面的命令，就带着队伍冲下山去抓俘虏了，山头上只留下了一个班的人。邵
本良到底是个打仗的老手，他一眼就发现了“口袋”上的这个薄弱点，于是便带着人拚死夺
下了这个山头，从“口袋”上打出一个洞来，拖着一条被打伤的瘸腿逃走了。而他的日本顾
问英俊则也表现出了十足的“鬼”劲——他一看不行了便躺在死人堆里装死，居然也逃了出
去。
邵本良回到沈阳治好了伤后，又带着一个团的兵力和三个月的军饷等准备于８月初返回
八道江。杨靖宇得到情报后，便在四道江——邵本良的必经之地布了埋伏，“迎接”他的老
对手。虽然这次邵本良又一次侥幸逃脱了——战斗打响后，邵本良扔下战马，到一户朝鲜族
老乡的家里抢了一件衣服，落荒而逃（但他的日本顾问却未能再用老办法脱身，被打扫战场
的战士发现后乱枪打死），但他却再也没有机会与杨靖宇比试了。
日本人讲究什么事都要有个顺序，因此对于那帮跟着他们屁股后边打抗日队伍的汉奸也
按本事大小给排出了个座次。邵本良、王友成、李大善三人并称“东北三大厉害”，其中邵
本良又称为“东北第一大厉害”。
邵本良这个人其实本来就不良，他是一个有２０多年匪龄的老胡子头，还做过东北军的
团长。“九·一八”以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伪军的团长。日本人来了以后，发现了他这个
“人才”，于是他又成了东边道的少将“剿匪”司令。
为虎作伥者凶于虎。邵本良在打抗联这方面就比日本人厉害。日本人虽然枪法好，又有
武士道精神，但他们那两下子一进山就玩不转了，经常被抗联战士们把他们当驴在山里牵来
牵去，然后再打上一顿。邵本良可不吃这份亏，他是钻山林的老手。他手下的那些兵也都多
是土匪出身，这些人打仗的时候不但带着枪，而且还要带上一把刀，一进林子就开始砍路
标，这样，他们在山里怎么转也迷不了路。冬天下雪时，抗联的人在和日本人打完仗后，钻
进林子，然后把地上的雪印一扫，日本人就不知他们的去向了，但这办法对久钻山林的邵本
良却不管用，你就是把雪扫得再干净，他也能找到你的踪迹。也正因如此，邵本良才敢在日
本人面前夸口说：
有我邵本良，就没有杨靖宇！
邵、杨之间的较量开始于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５日。当时，杨靖宇率部初到松花江以南
地区活动，其后卫部队就与邵本良的部队遭遇了。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
人１１名的战果，但却付出了３伤４亡的代价，在死的４个人里就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
满洲省委巡视员金伯阳。
邵本良在这第一次较量中是实实在在地得上了一分，但杨靖宇也不是好惹的。就在那次
遭遇的一个多月以后（１２月２０日），杨靖宇和李红光指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成功地用调虎离山计把邵本良的主力调出了他的老窝——柳河三源浦，然后乘虚而入逮捕了
汉奸走狗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摧毁了伪满铁路工程局和伪警察署，烧了他的几十间营房，
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
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源浦不但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且是梅辑线上的重要据
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许多人都说打下三源浦比虎口拔牙还难，但杨靖宇却把它一举打
了下来，这一下给一直在吹牛的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是邵本良也并未因此而放
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
在第二次较量结束不久，第三次较量就开始了。这一次，除了邵本良的部队外，还来了
２０００多日本兵，他们在柳河县大小荒沟一带摆开阵式，对杨靖宇的部队形成了包围态势。
虽然敌人包围了杨靖宇的部队，但却轻意不敢往深山密林里打。谁都知道杨靖宇是“山
林之王”，要想进山打他恐怕不容易。那怎么让他出来呢？
邵本良说：“我有办法！”于是，他虚发了一封给其部下的信，信中假称东部有他的重
兵，然后又故意让这封信落入了杨靖宇的手上。
杨靖宇得到这封信后，仔细地分析了一下敌情和地形情况，看穿了邵本良的把戏。因为
从地图上看，东部山高林密，邵本良是不可能把重兵摆到那里的。一定是敌人怕我突入东部
深山里才故意发出这封信以把我引入他布有重兵的西部地区钻他的口袋底的。看破了这一点
后，杨靖宇便决定将计就计，也发出了一封给部下的假信，并故意让邵本良将信得去。
信中说，他打算从西部突围出去，让部下来配合。
邵本良得信后，自以为得计。那天深夜，就在他憋足了劲在西部等着杨靖宇的时候，杨
靖宇却带着部队从东部突围而去。次日上午，杨靖宇又带队向北急行３０多里，乘虚打下了
邵本良的后勤基地——金川县凉水河子，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邵本良听说杨靖宇打下了
凉水河子，急忙回援，但此时杨靖宇已经撤走了，并放出风说，他准备去打柞木台子，邵本
良急忙兵发柞木台子，但那想到杨靖宇却去攻打八道江镇。
经过这一个回合的较量，邵本良算是知道了杨靖宇的厉害了。他私下里说：“我邵本良
就够鬼的了，杨靖宇比我还鬼；我一个邵本良的兵可以打１０个胡子，一个红军却可以打我
１０个邵本良的兵。”
在连得两分之后，“山林之王”杨靖宇的头脑没有发热。他知道，邵本良决不会白吃了
这个亏，他一定还会找上门来的。为了对付这个劲敌，杨靖宇可是费了不少脑筋。虽然杨和
战士们一样恨不得一下子就除掉这个家伙，但他更知道打邵本良并非易事，弄不好可能会闹
个打蛇不成反被蛇咬的结果，所以他在想出怎么打的办法之前，他先想出了几个“不打”—
—地形不利不打、不击中敌人要害不打、自己代价太大不打、对当地老百姓损害大了不打。
那么怎样打呢？杨靖宇也想出了４条：快打、快走、快集中、快分散。
１９３５年８月，杨靖宇下决心要集中自己的主力部队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老７团—
—这是邵本良的家底，是要害。但就在杨调动好部队，马上就要向柳河发起进攻的时候，邵
本良那只好使的狗鼻子嗅出味来了，并急忙从三源浦向柳河增兵。敌变我变，杨下令暂停攻
城，将部队西撤。
杨靖宇的部队前脚一撤，邵的兵马后脚就跟了过来，并在两天后在一条山岗上打一仗，
虽然这次敌人没占着什么便宜，但他们却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地粘上了。当杨带着部队来到
柳河县黑石头的时候，杨一看地形不错就下令停下来，在那里埋伏好，等着邵。而这时的邵
本良却只忙着往前追，没有想到杨敢停下来和他打，结果把他手下的一支２００来人的队伍
和日本人刚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和几挺机关枪都送到了杨靖宇的口袋里。杨邵之间斗智斗勇的
第４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杨靖宇又得了一分。
正当邵本良为这次失败气得不得了、准备找杨报仇的时候，杨靖宇则主动来找他了。
９月份，杨通过安插在邵身边的内线——邵的马夫知道，邵本良的老７团要从柳河县孤
山子移防八道江，其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一个连护送。杨便在他们的必经之地——金川县境
内的朝阳沟设伏。结果，不但消灭了那一个连的伪军，截下了几十辆大车，而且还抓住了邵
的小老婆。邵本良赔了夫人又折兵，杨靖宇再得一分。
转年２月，杨靖宇接到我们的内线报告说邵本良住在热水河子的伪军团部里，就派出了
一个由２５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在半夜一点多钟准确地袭击了伪军的团部，虽然由于邵当晚
不在（到通化开会去了）而躲过去了，但那个伪军团的副团长以下的六七十人连同他们的武
器、许多大米、白面和布匹都落到了杨靖宇的手里。
杨靖宇在连连得分后，便把部队拉回到河里地区的密营中休整练兵，等待时机准备再次
出击。
３月上旬，杨靖宇又接到内线——邵部第７团第４连连长通过我在通化一所中学里做地
下工作的王德裕同志转来的报告：邵本良刚从沈阳开“讨伐”会回来，邵向日本的三毛司令
夸下海口，说是要在３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人民革命军。日寇除了给了他一个迫击
炮连和答应派飞机支援邵作战外，还调了不少伪军归他指挥。
杨接到报告后，立即连夜召开了军党委会研究歼敌方案。第二天，整个部队就开始了战
前训练，内容主要就是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爬大山。
４月初，杨靖宇他们在龙岗山西麓二道崴子歼灭了伪军奉天骑兵旅一部后，邵本良的部
队就跟了上来。战士们一听说邵本良来了，就都做好了与其进行决战的准备。但杨靖宇给他
们下的命令却不是“打”，而是“走”！
杨靖宇下令要走，战士们就走。可这一走就好像停不下来了：走了一夜，又走了一夜。
就这样马不停蹄地走了两天之后，有的人就有点想不开了：怎么老是走呢？这仗到底什么时
候打呀？
杨靖宇看出了战士们的心思，他派军部的徐处长告诉大家：“没利的买卖我们是不做
的，这次敌人的胃口很大，计划要吃掉我们第一师和军部，然后再分别围歼我磐石、桦甸地
区的二师，桓仁本溪的一师。敌人把山海关地区的日军和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军党委决
定，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两个字‘走’和‘拖’！”
日本人和邵本良一见杨靖宇光走不打，便调集兵力包围了我在老秃岭子地区的第一师，
想来个围点打援。杨靖宇看出了他们的这一伎俩后，便一来了个将计就计，不顾连日的倾盆
大雨率部向老秃岭子急进。敌人一见杨靖宇“上了圈套”，便鼓足了劲在后面猛追，还派出
了飞机。可没想到杨靖宇带着部队到了老秃岭子转了一圈以后，就又走了，与此同时，被敌
人包围的第一师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当杨靖宇率军部和一师的部队在宽甸县的佛爷沟门汇合后，让部队在那里休整了几天，
然后传下令来：走！
离开佛爷沟门后，部队便开始兜起圈子来了。今晚向南走５０里，明晚又向北走６０
里，后天又不知向什么地方走了一夜。这样一连几天下来，把许多战士都走糊涂了。他们开
始在下面悄悄地起来了：怎么搞的？咱们是不是让敌人给围住了，走不去了？此时敌人高兴
了，他们在报上说：“共匪南北蠢动，难逃天罗。”
进入４月中旬以后，杨靖宇又带着部队以每天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速度向西急进，邵本
良则在后面穷追不舍。有时部队刚刚到一个地方准备吃饭，邵本良就追了上来了，杨靖宇就
又开始走。一路上，他让战士们不断地扔下一些衣服和其他物品，有时借老乡家的碗筷来不
及还就留下一张纸条说：“老乡们，情况紧急，所借之物，没工夫还了，请你们自己认自己
家的东西吧！”呈现出一片败军之象。
４月末，杨靖宇带领部队来到了本溪以东的赛马集山区。这天拂晓，杨靖宇集合部队讲
话，他对大家说：咱们一连走了２０多天，现在不走了。原来我们一直走，那是因为打的条
件还不成熟，现在这里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加之敌人也被我们拖疲了，打的时候到了。现在
咱们就在犁树沟摆下一个口袋阵，让邵本良来钻。
战士们早就等着杨靖宇下打的命令呢，现在一听，顿时来了情绪，连夜构筑好了工事，
然后就在里面静等着邵本良了。
第二天上午，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志雄带一个先头营一进“口袋”，负责扎口的
１师３团就立即把他们的后路给切断了。邵本良一见后路断了，便只好让伪军往沟里冲，可
他们很快就被“口袋底”上的６团给打了回来。这时，杨靖宇下令，让教导１团和１师的少
年营将敌人拦腰斩断，不久又命令部队端上刺刀冲下山去，沟里到处是活捉邵本良的喊声。
但是，就在这时，坚守北面制高点的我少年营营长一见下面打得这么热闹，便再也忍不
住了，他不等上面的命令，就带着队伍冲下山去抓俘虏了，山头上只留下了一个班的人。邵
本良到底是个打仗的老手，他一眼就发现了“口袋”上的这个薄弱点，于是便带着人拚死夺
下了这个山头，从“口袋”上打出一个洞来，拖着一条被打伤的瘸腿逃走了。而他的日本顾
问英俊则也表现出了十足的“鬼”劲——他一看不行了便躺在死人堆里装死，居然也逃了出
去。
邵本良回到沈阳治好了伤后，又带着一个团的兵力和三个月的军饷等准备于８月初返回
八道江。杨靖宇得到情报后，便在四道江——邵本良的必经之地布了埋伏，“迎接”他的老
对手。虽然这次邵本良又一次侥幸逃脱了——战斗打响后，邵本良扔下战马，到一户朝鲜族
老乡的家里抢了一件衣服，落荒而逃（但他的日本顾问却未能再用老办法脱身，被打扫战场
的战士发现后乱枪打死），但他却再也没有机会与杨靖宇比试了。
３４ 天不作美
在“河里会议”制定的军事计划中，第１军军部，第１、３、４师将要远征辽西。其
实，早在这个计划出台之前，第１军第１师的部队便已经有过一次西征了；而在“河里会
议”正式决定改编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１军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１军之前，他们也就已经在１９
３６年春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非正式”地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１军了。第１军下
辖程斌的第１师和曹国安的第２师，军长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
５月，第１军在原教导第２团和第５团两个连的基础上，吸收部分地方游击队员，组成
第３师。师长王仁斋。
６月份，第１军做出了西征的决定。
２３日这一天，第１军的团以上干部在本溪与风城之间的和尚帽子山里开会。宋铁岩向
大家做西征动员报告。他的报告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是西征的目的和任务是配合关内红军
东征抗日，打通与党中央及关内红军的联系；第二是本次西征行动的具体部署——以第１师
主力部队第３团和少年营从本溪、风城中间地带突破，插入辽阳后越过南满铁路和辽河，直
奔辽西和热河地区。为掩护其迅速向西挺进，第４、第６两个团将负责在其翼侧配合其行动。
６月２８日，第１师主力部队共４００多人，由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１师师长程
斌、参谋长李敏焕率领，从和尚帽子一带出发，正式开始了西征。
由于可以想到的种种原因，从我方的档案材料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有关这次西征的具
体情节的记载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下面这些从敌伪档案中发现的李敏焕记述当年西
征情况的日记，却可以为我们做出一点弥补。此日记是李敏焕牺牲后，日本人从其遗物中发
现并译成日文的，在敌伪档案中的标题为《程斌匪阵中日记》。这里引用的是孙继英根据日
文档案翻译过来的日记摘抄：
六月二十八日（农历五月初十）
晴 星期日
早饭后，在上石棚附近休息。下午六点钟，部队全体集合，讲话之后开始行军。经由沙
窝沟、大东沟，到达草河口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街里响起了侵入的敌人的枪声。开始
交战约三十分钟，我二、三分队向街外退却。接着，我队全部退出。
六月二十九日（农历五月十一）
晴 星期一
拂晓后到达沙窝沟，继续行军。绕过山岭，在后石头砬子休息，下午四点钟集合，移向
响水沟子附近宿营。
六月三十日（农历五月十二）
晴 星期二
早饭后于上午七时集合出发，到达矿洞沟，与宋铁岩以及占东洋、黑字等抗日部队联
络。下午五点钟在双岔沟附近出现敌情，我们登上山顶打了一阵枪。
下午六点钟，敌人向沟外退却。我队集合，在行虎沟、韩家堡子附近宿营。
七月一日（农历五月十三）
晴 星期三
早饭后集合出沟。大队向石家堡子附近移动。二分队的一名宣传员（一名队员）前往石
家堡子，有枪声，宣传员战死。敌人一部分爬上南方山地，一部分在大房子里。我队继续行
军，经过前后二三道沟的最高点，在前三道沟的裴家堡子吃午饭。又经二道沟黄柏峪，在山
歪（崴）子与南坟的冯游击队相遇。我军登上山岭，越过安奉铁路，到达朝天贝（笔者注：
此时，宋铁岩肺病加重不得不返回本溪和尚帽子山密营，部队继续西征。此后，敌人开始发
现第１军的西征企图，遂派大批兵力对其跟踪追击、层层包围）。
七月二日（农历五月十四）
晴后雨 星期四
早六点钟左右，刚刚做好饭，就受到敌人袭击。我队立即退向昆岭的最高点，在九才峪
长背沟吃午饭。午后一点左右，据哨兵报告，陈家堡子有敌情。我队立即集合，开往库仓
沟、大庙沟、陈家堡子宿营。
在今天早晨到达曹（朝）天贝的时候，有一个农民不开门，我队将其家包围。天亮后，
从屋里出来一个老头，拿着扎枪，把我二、三分队的两名队员刺伤。枪响后，三分队队员被
敌人俘去（日本人注：是被今田部队所属的藤田队逮捕的）。
七月六日（农历五月十八）
晴 星期一
吃过早饭，于清晨两点钟集合，来到庙沟沟里。上午十点钟左右集合行军。在高家堡子
附近遇到了装载着货物的马车，没收了若干货物，在山顶附近休息。
下午五点钟，发现三百余名敌人，与之交战。日落后，我队在大阳沟休息。
七月八日（农历五月廿）
晴 星期三
早晨两点钟，我队出狐狸沟北岔，到达倒岔沟姜家堡子。晚上八点钟，敌人来到姜家堡
子岔头口。我队决定分成三部分活动，化整为零后，中队部行军到龙眼沟吃晚饭（笔者注：
在第１师部队西征受阻后，他们立即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争取主动、打击敌人。这里说
的三部分分别是程斌和李敏焕带的师部和保卫连、第３团政治部主任李铁秀带领的第３团和
由营长王德才带领的少年营。其中程、李带队回师摩天岭，下面的日记讲的便是这一过程）。
七月九日（农历五月廿一）
星期四
早晨三点钟集合行军，到大闹沟岗的前伟站沟里休息。下午一点钟左右，敌人跟踪追击
而来。我们迅速登上山顶，退到矿洞沟。后来敌人进入二团的潜伏地区。开枪后，我们经过
矿洞沟、砬子沟、西山堡，到达陈家沟休息（一分队一排有排长以下三人失踪了）。
夜里十点钟左右，越过制高点向不知名的山退却、休息（今天敌人出动了侦察机）。
七月十二日（农历五月廿四）
晴 星期日
十二点钟左右（日本人注：疑为中午），在东方山脊方面二十余步远的地方又发现日
寇，并且在我们十多步远的地方走过去了。
午后五点三十分左右，天下起雨来。午后七点钟开始行军。当越过南马峪、柳家堡子后
面的山岭时，和二十多名棒子队遭遇。下了山岭移动到大头沟、小儿沟，进入了警察队潜伏
的地区。又在距离南马峪三华里的孙家堡子，同二十余名警察队谈话（孙注：原文如此）。
我们越过山岭，经过四道沟、果家沟，在生铁沟、小黄岭休息。
午前十点，由于又在生铁岭出现敌兵，我队开始行军。午后六点钟到达赵家堡子。要吃
晚饭时，七点钟又在王家堡子发现了数十名日本兵。
因而，我军登上后边的山脊上休息。
七月十四日（农历五月廿六）
阴、大雨 星期二
早饭后，于清晨两点集合，经过阳沟、二道沟，到达大长岭。因下大雨，在附近居民家
里休息。
上午七点钟集合，经八盘岭，到大碾子沟吃午饭。上午十一点钟集合，经新开岭，到大
榆树沟、二道沟休息。
七月十五日（农历五月廿七）
晴 星期三
早饭后，于下午二时三十分行军至摩天岭休息（笔者注：此时，第１师设下了埋伏圈）。
李敏焕的日记最后就写到了这里。笔者根据现有的资料推测，大约就在他刚刚放下手中
的笔的时候，一直尾追他们而行的驻连山关日本守备队第二中队的敌人就赶到了。等敌人一
进埋伏圈，程、李指挥部队对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激战，消灭日军今田中队长以下３０
多人。但是，第１师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上述日记的主人——师参谋长李敏焕就是在这时
牺牲的。
摩天岭战斗后，西征无法进行，第１师化整为零返回本溪游击区。
虽然这次西征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它是第１军向辽西进军的首次尝试，特别是摩天
岭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抗联的影响。杨靖宇对这次西征壮举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曾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西征胜利歌》：
红旗招展，刀枪闪闪，我军向西征。
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寇心胆惊。
纪律严明，到处宣传，群众俱欢迎。
创造新区，号召人民，为祖国战争。
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
西征大军，夹攻日寇，赶快来会面。
日本国内，党派横争，革命风潮涌。
对美对俄，四面楚歌，日寇死不远。
紧握刀枪，向前猛进，同志齐踊跃。
歼灭日寇，今田全队，我队战斗好。
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
盔甲枪弹，胜利无算，齐奏凯歌还。
同志快来，高高举起，胜利的红旗。
拚着热血，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铁骑纵横，满洲军队，已有十万大军。
万众蜂起，勇敢杀敌，祖国收复矣。
第一次西征未能取得成功，但杨靖宇他们却并未因此放弃进行西征的打算。１９３６年
１１月，第１军军部在桓仁县外三堡召开了第３师领导干部会议，专门讨论的部署两次西征
的问题。杨靖宇对这次行动极为重视，他亲自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他要求第３师要在２个
月的时间内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并吸取第一次西征的经验教训，把第３师参加西征的部队全
部改成骑兵，计划在冬季趁辽河结冰封冻之机，快速冲过吉奉、南满铁路，跨过辽河，挺进
热河，与关内的红军取得联系。
１１月下旬，第３师在完成了西征准备工作后，便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和参谋长
杨俊恒的带领下，从兴京出发，向辽西挺进。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这次西征一
开始进展十分顺利，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便已经“饮马辽河边”了。但是，当这些
西征的勇士们来到了辽河东岸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勒住了马缰绳，望着眼前的这条大河徒
唤奈何了。
原来，１９３６年的冬天气候反常，在这个往年“已是悬崖百丈冰”的季节里，辽河上
下却没有“顿失滔滔”，更看不到“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看到的却是从天而降的冬雨！
再四下里一望，辽河上连个渡船的影子也找不到。
过不了河，后面的追兵又上来了，队伍中也不断有人病倒。这样，他们只好绕道返回清
原、兴京抗日游击区。
两次西征，虽都未能达到目的，但由于西征部队插入了日伪统治的中心地区，又取得了
不少胜利，扩大了中共及其领导的东北抗联的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据说，当年在
西征部队打过来的时候，那里群众都奔走相告：“东山里的红军打过来了！”
在“河里会议”制定的军事计划中，第１军军部，第１、３、４师将要远征辽西。其
实，早在这个计划出台之前，第１军第１师的部队便已经有过一次西征了；而在“河里会
议”正式决定改编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１军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１军之前，他们也就已经在１９
３６年春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非正式”地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１军了。第１军下
辖程斌的第１师和曹国安的第２师，军长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
５月，第１军在原教导第２团和第５团两个连的基础上，吸收部分地方游击队员，组成
第３师。师长王仁斋。
６月份，第１军做出了西征的决定。
２３日这一天，第１军的团以上干部在本溪与风城之间的和尚帽子山里开会。宋铁岩向
大家做西征动员报告。他的报告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是西征的目的和任务是配合关内红军
东征抗日，打通与党中央及关内红军的联系；第二是本次西征行动的具体部署——以第１师
主力部队第３团和少年营从本溪、风城中间地带突破，插入辽阳后越过南满铁路和辽河，直
奔辽西和热河地区。为掩护其迅速向西挺进，第４、第６两个团将负责在其翼侧配合其行动。
６月２８日，第１师主力部队共４００多人，由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１师师长程
斌、参谋长李敏焕率领，从和尚帽子一带出发，正式开始了西征。
由于可以想到的种种原因，从我方的档案材料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有关这次西征的具
体情节的记载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下面这些从敌伪档案中发现的李敏焕记述当年西
征情况的日记，却可以为我们做出一点弥补。此日记是李敏焕牺牲后，日本人从其遗物中发
现并译成日文的，在敌伪档案中的标题为《程斌匪阵中日记》。这里引用的是孙继英根据日
文档案翻译过来的日记摘抄：
六月二十八日（农历五月初十）
晴 星期日
早饭后，在上石棚附近休息。下午六点钟，部队全体集合，讲话之后开始行军。经由沙
窝沟、大东沟，到达草河口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街里响起了侵入的敌人的枪声。开始
交战约三十分钟，我二、三分队向街外退却。接着，我队全部退出。
六月二十九日（农历五月十一）
晴 星期一
拂晓后到达沙窝沟，继续行军。绕过山岭，在后石头砬子休息，下午四点钟集合，移向
响水沟子附近宿营。
六月三十日（农历五月十二）
晴 星期二
早饭后于上午七时集合出发，到达矿洞沟，与宋铁岩以及占东洋、黑字等抗日部队联
络。下午五点钟在双岔沟附近出现敌情，我们登上山顶打了一阵枪。
下午六点钟，敌人向沟外退却。我队集合，在行虎沟、韩家堡子附近宿营。
七月一日（农历五月十三）
晴 星期三
早饭后集合出沟。大队向石家堡子附近移动。二分队的一名宣传员（一名队员）前往石
家堡子，有枪声，宣传员战死。敌人一部分爬上南方山地，一部分在大房子里。我队继续行
军，经过前后二三道沟的最高点，在前三道沟的裴家堡子吃午饭。又经二道沟黄柏峪，在山
歪（崴）子与南坟的冯游击队相遇。我军登上山岭，越过安奉铁路，到达朝天贝（笔者注：
此时，宋铁岩肺病加重不得不返回本溪和尚帽子山密营，部队继续西征。此后，敌人开始发
现第１军的西征企图，遂派大批兵力对其跟踪追击、层层包围）。
七月二日（农历五月十四）
晴后雨 星期四
早六点钟左右，刚刚做好饭，就受到敌人袭击。我队立即退向昆岭的最高点，在九才峪
长背沟吃午饭。午后一点左右，据哨兵报告，陈家堡子有敌情。我队立即集合，开往库仓
沟、大庙沟、陈家堡子宿营。
在今天早晨到达曹（朝）天贝的时候，有一个农民不开门，我队将其家包围。天亮后，
从屋里出来一个老头，拿着扎枪，把我二、三分队的两名队员刺伤。枪响后，三分队队员被
敌人俘去（日本人注：是被今田部队所属的藤田队逮捕的）。
七月六日（农历五月十八）
晴 星期一
吃过早饭，于清晨两点钟集合，来到庙沟沟里。上午十点钟左右集合行军。在高家堡子
附近遇到了装载着货物的马车，没收了若干货物，在山顶附近休息。
下午五点钟，发现三百余名敌人，与之交战。日落后，我队在大阳沟休息。
七月八日（农历五月廿）
晴 星期三
早晨两点钟，我队出狐狸沟北岔，到达倒岔沟姜家堡子。晚上八点钟，敌人来到姜家堡
子岔头口。我队决定分成三部分活动，化整为零后，中队部行军到龙眼沟吃晚饭（笔者注：
在第１师部队西征受阻后，他们立即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争取主动、打击敌人。这里说
的三部分分别是程斌和李敏焕带的师部和保卫连、第３团政治部主任李铁秀带领的第３团和
由营长王德才带领的少年营。其中程、李带队回师摩天岭，下面的日记讲的便是这一过程）。
七月九日（农历五月廿一）
星期四
早晨三点钟集合行军，到大闹沟岗的前伟站沟里休息。下午一点钟左右，敌人跟踪追击
而来。我们迅速登上山顶，退到矿洞沟。后来敌人进入二团的潜伏地区。开枪后，我们经过
矿洞沟、砬子沟、西山堡，到达陈家沟休息（一分队一排有排长以下三人失踪了）。
夜里十点钟左右，越过制高点向不知名的山退却、休息（今天敌人出动了侦察机）。
七月十二日（农历五月廿四）
晴 星期日
十二点钟左右（日本人注：疑为中午），在东方山脊方面二十余步远的地方又发现日
寇，并且在我们十多步远的地方走过去了。
午后五点三十分左右，天下起雨来。午后七点钟开始行军。当越过南马峪、柳家堡子后
面的山岭时，和二十多名棒子队遭遇。下了山岭移动到大头沟、小儿沟，进入了警察队潜伏
的地区。又在距离南马峪三华里的孙家堡子，同二十余名警察队谈话（孙注：原文如此）。
我们越过山岭，经过四道沟、果家沟，在生铁沟、小黄岭休息。
午前十点，由于又在生铁岭出现敌兵，我队开始行军。午后六点钟到达赵家堡子。要吃
晚饭时，七点钟又在王家堡子发现了数十名日本兵。
因而，我军登上后边的山脊上休息。
七月十四日（农历五月廿六）
阴、大雨 星期二
早饭后，于清晨两点集合，经过阳沟、二道沟，到达大长岭。因下大雨，在附近居民家
里休息。
上午七点钟集合，经八盘岭，到大碾子沟吃午饭。上午十一点钟集合，经新开岭，到大
榆树沟、二道沟休息。
七月十五日（农历五月廿七）
晴 星期三
早饭后，于下午二时三十分行军至摩天岭休息（笔者注：此时，第１师设下了埋伏圈）。
李敏焕的日记最后就写到了这里。笔者根据现有的资料推测，大约就在他刚刚放下手中
的笔的时候，一直尾追他们而行的驻连山关日本守备队第二中队的敌人就赶到了。等敌人一
进埋伏圈，程、李指挥部队对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激战，消灭日军今田中队长以下３０
多人。但是，第１师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上述日记的主人——师参谋长李敏焕就是在这时
牺牲的。
摩天岭战斗后，西征无法进行，第１师化整为零返回本溪游击区。
虽然这次西征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它是第１军向辽西进军的首次尝试，特别是摩天
岭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扩大了抗联的影响。杨靖宇对这次西征壮举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曾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西征胜利歌》：
红旗招展，刀枪闪闪，我军向西征。
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寇心胆惊。
纪律严明，到处宣传，群众俱欢迎。
创造新区，号召人民，为祖国战争。
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
西征大军，夹攻日寇，赶快来会面。
日本国内，党派横争，革命风潮涌。
对美对俄，四面楚歌，日寇死不远。
紧握刀枪，向前猛进，同志齐踊跃。
歼灭日寇，今田全队，我队战斗好。
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
盔甲枪弹，胜利无算，齐奏凯歌还。
同志快来，高高举起，胜利的红旗。
拚着热血，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铁骑纵横，满洲军队，已有十万大军。
万众蜂起，勇敢杀敌，祖国收复矣。
第一次西征未能取得成功，但杨靖宇他们却并未因此放弃进行西征的打算。１９３６年
１１月，第１军军部在桓仁县外三堡召开了第３师领导干部会议，专门讨论的部署两次西征
的问题。杨靖宇对这次行动极为重视，他亲自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他要求第３师要在２个
月的时间内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并吸取第一次西征的经验教训，把第３师参加西征的部队全
部改成骑兵，计划在冬季趁辽河结冰封冻之机，快速冲过吉奉、南满铁路，跨过辽河，挺进
热河，与关内的红军取得联系。
１１月下旬，第３师在完成了西征准备工作后，便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和参谋长
杨俊恒的带领下，从兴京出发，向辽西挺进。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所以这次西征一
开始进展十分顺利，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便已经“饮马辽河边”了。但是，当这些
西征的勇士们来到了辽河东岸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勒住了马缰绳，望着眼前的这条大河徒
唤奈何了。
原来，１９３６年的冬天气候反常，在这个往年“已是悬崖百丈冰”的季节里，辽河上
下却没有“顿失滔滔”，更看不到“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看到的却是从天而降的冬雨！
再四下里一望，辽河上连个渡船的影子也找不到。
过不了河，后面的追兵又上来了，队伍中也不断有人病倒。这样，他们只好绕道返回清
原、兴京抗日游击区。
两次西征，虽都未能达到目的，但由于西征部队插入了日伪统治的中心地区，又取得了
不少胜利，扩大了中共及其领导的东北抗联的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据说，当年在
西征部队打过来的时候，那里群众都奔走相告：“东山里的红军打过来了！”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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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联手破敌
当珠河抗日根据地遭到日军破坏、赵一曼被俘的消息传到吉东地区的时候，第４军军长
李延禄和军参谋长胡仑正在第４军的根据地青龙沟。根据情报，他们知道日军下一步就要到
来“围剿”第４军了。李、胡经研究后决定：为了打破敌人的冬季“讨伐”，将部队分成两
路。一路由李延禄带领西去方正、依兰开辟后方游击根据地，一路由胡仑带领向北去开展游
击活动，以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当李延禄带领部队到方正后，经过一段卓有成效的工作，开辟出了大罗勒密游击根据
地。其后不久，第３军的政治部主任张寿篯、第１师第１团团长刘海涛、政委金策来到了方
正三家子屯。
李延禄听到第３军的人来了以后，很是高兴，急忙带着第４军军部的各部门干部来到三
家子屯。两军的人一见面很自然地就谈起了关于各自与地方各级党组织的联系的问题，当４
军的同志们谈起他们与地方党组织之间还有着紧密的联系时，三军的同志们对此感到很惊
异，因为他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与地方上的党组织无法取得联系了，更不知道中共满洲省
委在１９３４年遭到破坏后的情况，也没有听说吉东特委成立的消息。而当李延禄向他们出
示了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告诉他们中央特派员吴平到东北来了，并在第４军呆了一个
多月，新任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潭秋到来之前，省委工作由杨光华代理等情况时，他们就
是瞠目相顾了。
当时，张寿篯正在患肺病，但是听到李延禄讲起有关他去关内寻找党中央、中央特派员
吴平是如何帮助第４军建军、第４军是如何建立起“内红外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等情况
时，即显得特别有精神。尤其是当谈起“八一宣言”时，他的劲头就更足了。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多年后李延禄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四个人一夜都没有睡，谈到第３遍鸡叫，还以为是刚过半夜，见到窗外大亮，才
吹熄了蜡烛。仿佛这是北方的夏季夜晚似的，短的出奇。我们四个人的情绪，是一直在兴奋
的状态中，我们既谈到决定吸收谢文东部，扩编为抗日联军第６军，也谈到吸收刁翎附近李
华堂部为第７军，并且还决定了联军拔除南刁翎敌伪据点，准备夺取敌伪物资，解决联军的
给养及冬季的装备。”
就在第二天，李延禄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关于拔除南刁翎敌伪据点的联合作战行动的准备
工作，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９月１０日左右，李延禄一边派人去联络第４军的第１、第３两个师，一边派人去联络
依兰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通知他们都来到五道河子报到。
五道河子是方正通往松花江以西的交通要道，村背后是山，还有一个炮楼，居高临下，
易守难攻。当时，那里有一个伪警备排。当３军的同志们一听李延禄通知大家到五道河子开
会，便不解地问：“为什么把开会地点选在那里呢？”
李延禄说：“那里安全呀！”
３军的人一听更不明白了，都睁大眼睛看着李延禄。李延禄笑了笑，然后给他们讲了这
样一件事：
当初，第４军刚到方正的时候，曾经想在北刁翎建立游击根据地。北刁翎有个何五爷和
第４军的敌工委主任派出的工作人员接过头。李延禄率军部各部门人马到北刁翎后，敌工委
的李主任已经通过何五爷的关系与驻北刁翎的伪警备营营长取得了联系。这个营长因为早就
听说他们的旅长与李延禄的第４军之间曾经签订过秘密协定，所以对李延禄也不敢怠慢，但
他还是留了一手，没有亲自去赴李延禄之约，而是派手下一个心腹代表他去见李延禄。正在
李延禄会见那个伪营长的代表时，有人进来报告说，驻五道河子的伪警备排的排长带着几个
人在去依兰的路上被我们的人给抓住了，缴掉了他们十几条枪，都被押到村子里来了。
李延禄一听，马上到另一间房子里召集第４军军部的一些干部们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
几个俘虏的问题。当时，以军部组织部长朴风南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对于所俘虏的那些人
马，可以放回去，但枪必须留下。大家问军长是什么意思，李延禄则说：连人带枪都放回去！
这一下，好多人转不过弯来了：难道还让这些伪军拿着枪去给鬼子当差吗？
李延禄对大家说，既然我们和伪警备旅之间有秘密的“停战协定”，我们就应遵守，再
说目前我们正在和伪警备营谈判建立秘密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先做出个样子给他们看
看。再说那个伪排长，如果我们缴了他的枪，再把他给放回去的话，那他肯定会被撤职，倒
不如把枪还给他们，这样在五道河子还可以给我们保留一个秘密关系。我的意见是，只要他
们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让伪排长亲笔给我们写一个保证书，给我们留下一个把柄，我们就
可以还给他们枪，把他放回去。实际上，我们不该把目光盯在那几支步枪上，而应该从政治
意义上去理解这个问题。
经过一番争执之后，大家最后同意了李延禄的意见。李延禄叫人把那个伪排长带了进
来，和他把自己的意思一讲，那个伪排长立即接受了李延禄提出的条件，而且向李延禄保证
说，以后只要第４军的部队经过五道河子，他就可以把村子让出来给他们住宿；而且他还可
以带着伪军给第４军的部队巡逻、警戒。
李延禄一见他接受了自己的条件，便对他说：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既然你愿意和我们签
订秘密协定，那就请你把我们拟好的这份协定抄一遍，并在这上面签字画押吧！
等那个伪排长签完了字，李延禄把他带到了那个伪营长的代表跟前，对他们宣布说：我
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伪军只要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给日本帝国主义当走狗，为
了生活所迫当了伪军，我们是可以谅解的。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把那个伪军排长的枪还给
了他。
一见这情景，那个伪营长的代表立即一改原来的不信任态度，高兴地说：“贵军这种光
明磊落的大义，我回去一定宣传宣传；我们以后决定和贵军秘密合作。”（以后，北刁翎的
伪军果然与第４军建立了秘密关系）
那个伪排长回去以后，也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样五道河子就成了第４军最安全可
靠的宿营地了。每当他们一开进去，那个伪排长就带着手下的人出发巡逻，村子里只留下一
个通讯员在家看电话……
三军的人听了这件事后，都说第４军对伪军的工作出色，建立这种“内红外白”的关系
太有意义了。如果我们３军在哈东能建立上这种关系，那行军的时候还用住露天地吗？不也
可以像４军的同志一样睡热炕头了吗！
当前来参加３、４军联席会议的人都到齐之后，李延禄向大家通报了南刁翎的敌情：那
里的伪军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伪地方保安总队，总队长是于廷舟；另一部分是伪警备旅
的段营。段营的武器比较好，但由于北刁翎伪军的影响，斗志并不坚定。而伪保安队在于廷
舟的控制下却极顽固，但于本人没有什么军事头脑，主要是依靠段营。
根据敌人的布防情况，联军指挥部决定：３军１团攻西门、４军２团攻东门、李华堂部
攻南门，谢文东部做为预备队驻扎在南山顶上……
就在李延禄等人研究完攻城布署，带领部队准备行动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孟泾清来了，
此时他已经调任中共刁翎区委书记。孟泾清告诉李延禄说，我们地方党委已经得到情报，日
本人马上就要对我们进行大规模的“讨伐”。
李延禄说：这个我们也听说了，我们这次打南刁翎就是为了夺取一批物资用来过冬，以
应付敌人即将到来的冬季“讨伐”的。
孟泾清说：驻在南刁翎的伪警备营的段营长最近经常流露出对日伪的不满情绪，在战斗
打响之后是可能被争取过来的。另外，在林口驻有一个团队的日本骑兵（当时林口正在修建
牡、佳铁路），如果南刁翎这面一打响，林口的敌人就可能出动。
李延禄、张寿篯等人一听，认为这个情况很重要，并很快做出决定：在拿下南刁翎之
后，趁林口的敌人出援之际，再袭林口，以便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东方。
攻打南刁翎的战斗是在９月１６日发起的。战斗打响后，东西两路３军和４军的部队很
快就得手了，战士们举着红旗登上了围墙。但就在这个时候，联军驻扎在镇外的营房突然中
炮起火，并很快燃烧起来。
火越烧越大，起来越激烈。驻扎在南山顶上的谢文东一见这场面，便认为联军此次攻击
失败，形势不利，便带着自己的部队撤走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只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胜
利果实，却不愿意承担一点风险。
但是，战斗形势并没有像谢文东想得那样坏，联军经过一场紧张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
伪军７０多人，胜利地占领了南刁翎。缴获伪警备营１００多支枪，迫使伪保安队１００多
人反正，最后，就连伪警备营的段营长也只好带着部队投降了。
李延禄亲自接见了段营长，问他：你是愿意和我们一起抗日呢，还是另有其他打算？
段营长说：我愿意抗日，但我不愿意跟你们一起走。
李延禄说：这是为什么呢？
段营长说：说老实话，我是怕你们的目标太大，我这个人又吃不来苦。你还是让我跟谢
文东的民众救国军一起抗日去吧！
李延禄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强迫你。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那就是如果不抗日，
那目标是最小的了，可那样是没有出路的。
段营长说：我还是去找谢文东吧！
攻下南刁翎的当天晚上，李延禄、张寿篯等人便对那１００多名反正过来的伪保安队员
进行了改编。与此同时，他们接到报告说：林口的敌人出援了。由于近日秋雨连绵，致使柴
河的水暴涨，马匹无法过河，所以敌人只好把马都留在了林口，变骑兵为步兵了。
李延禄与张寿篯等人一商量，认为此时正是打林口的好机会。于是决定在刁翎留下一个
营的兵力，让第４军３师５团的李天柱部撤出土城子，向刁翎靠拢，等到敌人刚一到达就派
兵袭扰他们的后方，迷惑敌人使其搞不清楚我军主力在什么地方。考虑到是夜间行军，３军
刚来，路还不熟，李延禄又特意派第４军的两个连和第３军的部队一起行动。当这一切都安
排好了以后，３、４军的部队便以每天１２０里的急行军速度赶赴林口。
当李延禄、张寿篯带领部队于９月２９日凌晨３点钟攻进林口时，发现那里已经是一座
空营。留守的敌人已经全部跑掉了，只有那３００多匹不会说话的战马用吃惊的目光望着这
些陌生的来客，它们成了联军此次奔袭林口的战利品。
当李延禄等人带着缴来的马匹过柴河的时候，也遇到了马不肯过河的问题。大家连打带
哄才总算弄过去１００多匹马，其余的只好丢掉了。
从林口回到方正根据地后，李延禄并没有因为连打了两次胜仗而高兴，反到显得有些沉
重起来。这主要有下面两个原因：一是这两次仗虽然打胜了，但缴获的物资并不多，还无法
满足部队过冬的需要；二是从第１师传来了师长杨太和在赴五道河子参加第４军高级干部会
议的途中，与敌遭遇不幸中弹牺牲的消息。尤其是后者，使李延禄当时“觉得失去了右臂一
样”。
按照军部的通知，前来参加第４军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同志陆续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上旬
以前到达了五道河子。只有第１师３团的苏衍仁部迟迟不到，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这次五道河子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精神，决定将部
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４军。在这次会上，第４军参谋长胡伦要求大家一定要和３军
的部队做好团结工作，以便共同打破日寇即将开始的冬季大“讨伐”。
会后不久，赵尚志带第３军部队从青龙沟一带开过来了。
回到军部后，李、赵二人很快得到以下情报：
第一，日本人在从哈尔滨到富锦的松花江以南、铁路以北的地区摆下了一字长蛇阵，集
结了几个师团的兵力向北围剿；另外，他们还封锁了松花江南北交通线，截断了联军的退
路，企图将李、赵等部压迫到江边上，在背水一战中将其消灭。
第二，从大罗勒密伪警备连送出来的消息说，方正县城及勃利一带已经住满了关东军，
现正在附近山区在警备连的带领下进行搜索前进。
形势十分危急。
第３、４军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赵、李等人共同决定：避开敌人的正面，拿出第４军的
李天柱部，进军桦川、集贤，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牵制敌人的行动。派第３军第４师的郝
桂林部和第４军第１师第２团留在方正、依兰一带山区，由金策带领，对敌开展游击战，原
来第４军配给第３军第１师做向导的两个连仍然由金策带着活动；李延禄带第４军第１师第
１团、政治保安连，赵尚志带第３军第１团准备从林口突围，绕到敌人的前后去，暗地跟踪
敌人，寻找敌人的弱点，进行小规模的歼灭战。
按照这个计划，赵尚志和李延禄带着部队奔林口而去，但还没有到达柴河的时候就因与
敌遭遇而不得不掉头奔孟家屯，可就在去孟家屯的路上，李延禄发现前方树林上空有乌鸦和
小鸟乱飞，他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赶紧通知走在前面的赵尚志停止前进。然后，他自己也
迅速前进，来到赵尚志身边。
赵尚志问：咱们不是要奔孟家屯吗？怎么停下来了呢？
李延禄说：孟家屯一定被敌人占领了，你看看前面山头上的情况就知道了。
赵尚志本来就有一只眼不好使，再加上此时天色已晚，因此费了好大劲才借助于望远镜
看到在前面的山头上有敌骑兵部队活动。于是他们只好再回到了五道河子，然后又从那里转
到小罗勒密后山，想到那里渡过松花江，到通河县境内去活动。但当他们赶到松花江边的时
候才发现，虽然已经是１１月份了，但松花江的中心还没有冻上！此时又找不到渡船，于是
他们只好躲到江边的柳树林子里等待机会再冲过江去。
十天后，派出去的侦察员终于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在十里以外的猪蹄河口方向有一个冷
风口，那里的江面比其他地方冻得都早。得到这个消息后，赵尚志和李延禄马上带着部队来
到了猪蹄河口。趁着天还没亮，江心封冻的机会，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便过了松花江，进
入了通河县。
在通河县，他们首先袭击了二道河子的伪地方警备队，解决了部队的过冬服装问题。然
后便一头扎进深山密林。在成功地甩掉了跟踪的敌人之后，来到了汤原，找夏云杰的游击队
去了。
敌人煞费苦心的冬季大“讨伐”，就这样被我３、４军联手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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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联手破敌
当珠河抗日根据地遭到日军破坏、赵一曼被俘的消息传到吉东地区的时候，第４军军长
李延禄和军参谋长胡仑正在第４军的根据地青龙沟。根据情报，他们知道日军下一步就要到
来“围剿”第４军了。李、胡经研究后决定：为了打破敌人的冬季“讨伐”，将部队分成两
路。一路由李延禄带领西去方正、依兰开辟后方游击根据地，一路由胡仑带领向北去开展游
击活动，以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当李延禄带领部队到方正后，经过一段卓有成效的工作，开辟出了大罗勒密游击根据
地。其后不久，第３军的政治部主任张寿篯、第１师第１团团长刘海涛、政委金策来到了方
正三家子屯。
李延禄听到第３军的人来了以后，很是高兴，急忙带着第４军军部的各部门干部来到三
家子屯。两军的人一见面很自然地就谈起了关于各自与地方各级党组织的联系的问题，当４
军的同志们谈起他们与地方党组织之间还有着紧密的联系时，三军的同志们对此感到很惊
异，因为他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与地方上的党组织无法取得联系了，更不知道中共满洲省
委在１９３４年遭到破坏后的情况，也没有听说吉东特委成立的消息。而当李延禄向他们出
示了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告诉他们中央特派员吴平到东北来了，并在第４军呆了一个
多月，新任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潭秋到来之前，省委工作由杨光华代理等情况时，他们就
是瞠目相顾了。
当时，张寿篯正在患肺病，但是听到李延禄讲起有关他去关内寻找党中央、中央特派员
吴平是如何帮助第４军建军、第４军是如何建立起“内红外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等情况
时，即显得特别有精神。尤其是当谈起“八一宣言”时，他的劲头就更足了。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多年后李延禄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四个人一夜都没有睡，谈到第３遍鸡叫，还以为是刚过半夜，见到窗外大亮，才
吹熄了蜡烛。仿佛这是北方的夏季夜晚似的，短的出奇。我们四个人的情绪，是一直在兴奋
的状态中，我们既谈到决定吸收谢文东部，扩编为抗日联军第６军，也谈到吸收刁翎附近李
华堂部为第７军，并且还决定了联军拔除南刁翎敌伪据点，准备夺取敌伪物资，解决联军的
给养及冬季的装备。”
就在第二天，李延禄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关于拔除南刁翎敌伪据点的联合作战行动的准备
工作，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９月１０日左右，李延禄一边派人去联络第４军的第１、第３两个师，一边派人去联络
依兰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通知他们都来到五道河子报到。
五道河子是方正通往松花江以西的交通要道，村背后是山，还有一个炮楼，居高临下，
易守难攻。当时，那里有一个伪警备排。当３军的同志们一听李延禄通知大家到五道河子开
会，便不解地问：“为什么把开会地点选在那里呢？”
李延禄说：“那里安全呀！”
３军的人一听更不明白了，都睁大眼睛看着李延禄。李延禄笑了笑，然后给他们讲了这
样一件事：
当初，第４军刚到方正的时候，曾经想在北刁翎建立游击根据地。北刁翎有个何五爷和
第４军的敌工委主任派出的工作人员接过头。李延禄率军部各部门人马到北刁翎后，敌工委
的李主任已经通过何五爷的关系与驻北刁翎的伪警备营营长取得了联系。这个营长因为早就
听说他们的旅长与李延禄的第４军之间曾经签订过秘密协定，所以对李延禄也不敢怠慢，但
他还是留了一手，没有亲自去赴李延禄之约，而是派手下一个心腹代表他去见李延禄。正在
李延禄会见那个伪营长的代表时，有人进来报告说，驻五道河子的伪警备排的排长带着几个
人在去依兰的路上被我们的人给抓住了，缴掉了他们十几条枪，都被押到村子里来了。
李延禄一听，马上到另一间房子里召集第４军军部的一些干部们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
几个俘虏的问题。当时，以军部组织部长朴风南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对于所俘虏的那些人
马，可以放回去，但枪必须留下。大家问军长是什么意思，李延禄则说：连人带枪都放回去！
这一下，好多人转不过弯来了：难道还让这些伪军拿着枪去给鬼子当差吗？
李延禄对大家说，既然我们和伪警备旅之间有秘密的“停战协定”，我们就应遵守，再
说目前我们正在和伪警备营谈判建立秘密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应该先做出个样子给他们看
看。再说那个伪排长，如果我们缴了他的枪，再把他给放回去的话，那他肯定会被撤职，倒
不如把枪还给他们，这样在五道河子还可以给我们保留一个秘密关系。我的意见是，只要他
们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让伪排长亲笔给我们写一个保证书，给我们留下一个把柄，我们就
可以还给他们枪，把他放回去。实际上，我们不该把目光盯在那几支步枪上，而应该从政治
意义上去理解这个问题。
经过一番争执之后，大家最后同意了李延禄的意见。李延禄叫人把那个伪排长带了进
来，和他把自己的意思一讲，那个伪排长立即接受了李延禄提出的条件，而且向李延禄保证
说，以后只要第４军的部队经过五道河子，他就可以把村子让出来给他们住宿；而且他还可
以带着伪军给第４军的部队巡逻、警戒。
李延禄一见他接受了自己的条件，便对他说：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既然你愿意和我们签
订秘密协定，那就请你把我们拟好的这份协定抄一遍，并在这上面签字画押吧！
等那个伪排长签完了字，李延禄把他带到了那个伪营长的代表跟前，对他们宣布说：我
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伪军只要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给日本帝国主义当走狗，为
了生活所迫当了伪军，我们是可以谅解的。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把那个伪军排长的枪还给
了他。
一见这情景，那个伪营长的代表立即一改原来的不信任态度，高兴地说：“贵军这种光
明磊落的大义，我回去一定宣传宣传；我们以后决定和贵军秘密合作。”（以后，北刁翎的
伪军果然与第４军建立了秘密关系）
那个伪排长回去以后，也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这样五道河子就成了第４军最安全可
靠的宿营地了。每当他们一开进去，那个伪排长就带着手下的人出发巡逻，村子里只留下一
个通讯员在家看电话……
三军的人听了这件事后，都说第４军对伪军的工作出色，建立这种“内红外白”的关系
太有意义了。如果我们３军在哈东能建立上这种关系，那行军的时候还用住露天地吗？不也
可以像４军的同志一样睡热炕头了吗！
当前来参加３、４军联席会议的人都到齐之后，李延禄向大家通报了南刁翎的敌情：那
里的伪军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伪地方保安总队，总队长是于廷舟；另一部分是伪警备旅
的段营。段营的武器比较好，但由于北刁翎伪军的影响，斗志并不坚定。而伪保安队在于廷
舟的控制下却极顽固，但于本人没有什么军事头脑，主要是依靠段营。
根据敌人的布防情况，联军指挥部决定：３军１团攻西门、４军２团攻东门、李华堂部
攻南门，谢文东部做为预备队驻扎在南山顶上……
就在李延禄等人研究完攻城布署，带领部队准备行动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孟泾清来了，
此时他已经调任中共刁翎区委书记。孟泾清告诉李延禄说，我们地方党委已经得到情报，日
本人马上就要对我们进行大规模的“讨伐”。
李延禄说：这个我们也听说了，我们这次打南刁翎就是为了夺取一批物资用来过冬，以
应付敌人即将到来的冬季“讨伐”的。
孟泾清说：驻在南刁翎的伪警备营的段营长最近经常流露出对日伪的不满情绪，在战斗
打响之后是可能被争取过来的。另外，在林口驻有一个团队的日本骑兵（当时林口正在修建
牡、佳铁路），如果南刁翎这面一打响，林口的敌人就可能出动。
李延禄、张寿篯等人一听，认为这个情况很重要，并很快做出决定：在拿下南刁翎之
后，趁林口的敌人出援之际，再袭林口，以便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东方。
攻打南刁翎的战斗是在９月１６日发起的。战斗打响后，东西两路３军和４军的部队很
快就得手了，战士们举着红旗登上了围墙。但就在这个时候，联军驻扎在镇外的营房突然中
炮起火，并很快燃烧起来。
火越烧越大，起来越激烈。驻扎在南山顶上的谢文东一见这场面，便认为联军此次攻击
失败，形势不利，便带着自己的部队撤走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只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胜
利果实，却不愿意承担一点风险。
但是，战斗形势并没有像谢文东想得那样坏，联军经过一场紧张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
伪军７０多人，胜利地占领了南刁翎。缴获伪警备营１００多支枪，迫使伪保安队１００多
人反正，最后，就连伪警备营的段营长也只好带着部队投降了。
李延禄亲自接见了段营长，问他：你是愿意和我们一起抗日呢，还是另有其他打算？
段营长说：我愿意抗日，但我不愿意跟你们一起走。
李延禄说：这是为什么呢？
段营长说：说老实话，我是怕你们的目标太大，我这个人又吃不来苦。你还是让我跟谢
文东的民众救国军一起抗日去吧！
李延禄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强迫你。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那就是如果不抗日，
那目标是最小的了，可那样是没有出路的。
段营长说：我还是去找谢文东吧！
攻下南刁翎的当天晚上，李延禄、张寿篯等人便对那１００多名反正过来的伪保安队员
进行了改编。与此同时，他们接到报告说：林口的敌人出援了。由于近日秋雨连绵，致使柴
河的水暴涨，马匹无法过河，所以敌人只好把马都留在了林口，变骑兵为步兵了。
李延禄与张寿篯等人一商量，认为此时正是打林口的好机会。于是决定在刁翎留下一个
营的兵力，让第４军３师５团的李天柱部撤出土城子，向刁翎靠拢，等到敌人刚一到达就派
兵袭扰他们的后方，迷惑敌人使其搞不清楚我军主力在什么地方。考虑到是夜间行军，３军
刚来，路还不熟，李延禄又特意派第４军的两个连和第３军的部队一起行动。当这一切都安
排好了以后，３、４军的部队便以每天１２０里的急行军速度赶赴林口。
当李延禄、张寿篯带领部队于９月２９日凌晨３点钟攻进林口时，发现那里已经是一座
空营。留守的敌人已经全部跑掉了，只有那３００多匹不会说话的战马用吃惊的目光望着这
些陌生的来客，它们成了联军此次奔袭林口的战利品。
当李延禄等人带着缴来的马匹过柴河的时候，也遇到了马不肯过河的问题。大家连打带
哄才总算弄过去１００多匹马，其余的只好丢掉了。
从林口回到方正根据地后，李延禄并没有因为连打了两次胜仗而高兴，反到显得有些沉
重起来。这主要有下面两个原因：一是这两次仗虽然打胜了，但缴获的物资并不多，还无法
满足部队过冬的需要；二是从第１师传来了师长杨太和在赴五道河子参加第４军高级干部会
议的途中，与敌遭遇不幸中弹牺牲的消息。尤其是后者，使李延禄当时“觉得失去了右臂一
样”。
按照军部的通知，前来参加第４军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同志陆续在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上旬
以前到达了五道河子。只有第１师３团的苏衍仁部迟迟不到，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这次五道河子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精神，决定将部
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４军。在这次会上，第４军参谋长胡伦要求大家一定要和３军
的部队做好团结工作，以便共同打破日寇即将开始的冬季大“讨伐”。
会后不久，赵尚志带第３军部队从青龙沟一带开过来了。
回到军部后，李、赵二人很快得到以下情报：
第一，日本人在从哈尔滨到富锦的松花江以南、铁路以北的地区摆下了一字长蛇阵，集
结了几个师团的兵力向北围剿；另外，他们还封锁了松花江南北交通线，截断了联军的退
路，企图将李、赵等部压迫到江边上，在背水一战中将其消灭。
第二，从大罗勒密伪警备连送出来的消息说，方正县城及勃利一带已经住满了关东军，
现正在附近山区在警备连的带领下进行搜索前进。
形势十分危急。
第３、４军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赵、李等人共同决定：避开敌人的正面，拿出第４军的
李天柱部，进军桦川、集贤，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牵制敌人的行动。派第３军第４师的郝
桂林部和第４军第１师第２团留在方正、依兰一带山区，由金策带领，对敌开展游击战，原
来第４军配给第３军第１师做向导的两个连仍然由金策带着活动；李延禄带第４军第１师第
１团、政治保安连，赵尚志带第３军第１团准备从林口突围，绕到敌人的前后去，暗地跟踪
敌人，寻找敌人的弱点，进行小规模的歼灭战。
按照这个计划，赵尚志和李延禄带着部队奔林口而去，但还没有到达柴河的时候就因与
敌遭遇而不得不掉头奔孟家屯，可就在去孟家屯的路上，李延禄发现前方树林上空有乌鸦和
小鸟乱飞，他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赶紧通知走在前面的赵尚志停止前进。然后，他自己也
迅速前进，来到赵尚志身边。
赵尚志问：咱们不是要奔孟家屯吗？怎么停下来了呢？
李延禄说：孟家屯一定被敌人占领了，你看看前面山头上的情况就知道了。
赵尚志本来就有一只眼不好使，再加上此时天色已晚，因此费了好大劲才借助于望远镜
看到在前面的山头上有敌骑兵部队活动。于是他们只好再回到了五道河子，然后又从那里转
到小罗勒密后山，想到那里渡过松花江，到通河县境内去活动。但当他们赶到松花江边的时
候才发现，虽然已经是１１月份了，但松花江的中心还没有冻上！此时又找不到渡船，于是
他们只好躲到江边的柳树林子里等待机会再冲过江去。
十天后，派出去的侦察员终于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在十里以外的猪蹄河口方向有一个冷
风口，那里的江面比其他地方冻得都早。得到这个消息后，赵尚志和李延禄马上带着部队来
到了猪蹄河口。趁着天还没亮，江心封冻的机会，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便过了松花江，进
入了通河县。
在通河县，他们首先袭击了二道河子的伪地方警备队，解决了部队的过冬服装问题。然
后便一头扎进深山密林。在成功地甩掉了跟踪的敌人之后，来到了汤原，找夏云杰的游击队
去了。
敌人煞费苦心的冬季大“讨伐”，就这样被我３、４军联手打破了。
３６ 饶河新锐
１９３５年５月，当饶河反日游击队被编为第４军第４团的时候，他们还只是一支只有
２５０人的队伍，而他们与其他各抗日武装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远，不免有些势单力孤。但
是，这些似乎都没有能够影响他们主动出击，积极地打击敌人。
６月初，团长李学福和政治部主任李斗文带着部队向虎林一带活动时，设法与驻在三人
班、马鞍山的一个伪军连内有爱国思想的人取得了联系，并制定了一个哗变计划。后来虽然
由于计划暴露了而未能成功，但他们却将这一个连的伪军缴了械，并成功地动员了一大半伪
军参加了抗日队伍。９月１８日，李学福、李斗文带领１５０多名战士，突然袭击了驻小来
河和小西山的伪军，缴枪３０多支。
９月２５日，在新兴屯与１００多名日军和３００多名伪军发生激战，击毙日军“高木
司令”以下３０多人。在这次战斗以后，周围一些抗日武装都纷纷前来投奔，要求接受改
编。于是就有了第５团、第６团和第７团，至此，饶河一带的日伪势力只有在饶河县城的那
几条街上才能显示出来，而在其他地方则是游击队的天下了。
１９３６年冬天，日伪当局对饶河一带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冬季大“讨伐”，但由于抗日
的队伍采用灵活的战术与敌周旋，结果两个月下来，前来饶河沟里“讨伐”的敌人根本就没
见到他们的影子。最后只得“抱着冻腿回去了”。回去后别人问：打到“红胡子”了吗？这
些人回答说：一个人影都看不见，打谁呀？！
经过一个冬天的反“讨伐”，第４团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壮大起来了。在这种情况
下，中共吉东特委在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２日写信给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和第４军第４团，告诉
他们，第４团干得不错，还应该这样干下去，下一步要继续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新
的游击区，要进一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抗联第７军。
中共吉东特委的指示给第４团的同志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考虑到创建第７军的条件还
不太成熟，他们先在现有的几个团的基础上把队伍扩编为第４军的第２师。第２师成立的时
候有兵力５００人，师长郑鲁岩，副师长李学福，第４团的参谋长升任师参谋长。
人多了，枪多了，名气也大了。但是，第２师的领导们的头脑没有发热。他们十分清
楚，他们的力量是宝贵的而且也是有限的，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还不能去打那种“硬碰硬”的
仗。所以当敌人在１９３６年春天集中起３０００多名日伪军向他们发起进攻的时候，第２
师采取的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办法——由副师长李学福带着一小部分队伍留在饶河
地区与敌人周旋，而师长郑鲁岩和参谋长崔石泉则带着大部队到虎林、宝清一带去活动，在
那里不断地袭扰敌人。
带领部队前往同江、富锦一带活动的参谋长崔石泉可是个有勇有谋的人物。这位朝鲜族
同志是饶河游击队的创始人，早在１９３２年就带着金文享等６个人，仅凭一把手枪，成立
了令汉奸走狗心惊胆颤的“特务队”。后来又和李学福等一起组织起了“特务营”、饶河反
日游击队。
在与敌人长期的斗争中，崔石泉深刻理解和掌握了中国古代兵书上讲的“攻心为上”的
至理名言。他在战斗中特别注意搞好瓦解敌军的“攻心”工作。此次带队前来同江、富锦开
辟新游击区，他一到同江做的前两件事就是与此有关的。第一，他先派出人去调查当地的大
排队情况，广泛联系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向大排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第二，他在部队内
部开展组织性纪律性教育，要求大家以革命军队的模范行动影响大排队，使其中有爱国心的
士兵逐渐向自己靠拢。
崔石泉的这些工作很快就收到了成效。驻二龙山伪警察队的８名士兵主动找到了崔石
泉，要求派人去帮助他们哗变。崔石泉当即派了１２名战士前去帮助他们打死了日本教官和
那个反动的伪警察队长，使那里的２０多名警察带着武器参加到他们的队伍里来了。
６月１５日那天，崔石泉带着１５０名战士在同江县头道林子与２００多名日军和１６
多名伪军、大排队遭遇了。这显然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崔石泉知道，如果光是与敌
人“动手”，那肯定是要吃大亏的，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在“动手”的同时还要
“动嘴”。于是，他传下令去，让战士们一边打一边高喊：“我们专打日军！中国人不打中
国人！”
可别小看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它们的作用可不小。那些伪军和大排队员听到这两句话
后，慢慢就开始动摇了，他们有的冲天打枪，有的则干脆偷偷地跑过来，给抗联战士送来急
需的子弹，还有的把日军阵地内的情况及日本指挥官的位置都告诉了崔石泉。这样，这场仗
从上午９点一直打到下午６点，抗联战士越打越勇，最后以１６比５０（阵亡人数）的比分
赢得了这次战斗。
就在崔石泉这面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李学福在饶河一带也是干得有声有色。他把活动
在那一带的“天军”、“北海”、“花牙子”等反日山林队组织起来，整编为第７、第８、
第９团。为了加强对这些队伍的领导，他从自己的基本队伍里抽出了一部分骨干，经过培训
后，分到那几个团里当团副、连长和指导员。
与此同时，师长郑鲁岩在虎林一带也与日伪军进行了１０多次战斗，发展了几十名队员。
随着第４军第２师的积极活动，使虎饶地区的党组织及群众抗日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
活动在那里的山林队和红枪会等也都积极要求和他们联合，一起进行抗日活动。到１９３６
年秋天的时候，建立第７军的条件已经成熟了。１０月２６日，第４军第２师在爆马顶子召
开了各抗日队伍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７军。１１月１５日，第７军正式成立。
据第７军领导人回忆说：第７军在刚成立的时候，“基本部队总数４００多名，早已收
编的抗日队伍为３００多名，采用三三制把基本部队改编一、二、三三个师。军长陈荣久兼
代第１师师长，参谋长崔石泉，第２师师长李学福，第３师师长景乐亭……”
此时出任第７军军长的陈荣久，在“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军第２１旅的一名士兵。
“九·一八”以后，他和连里的一些爱国士兵一起，缴了准备带队投降的连长的械，并一起
加入了王德林的救国军。在救国军对他们进行整编的时候，他被推举为连长。当救国军的领
导人纷纷跑到苏联去的时候，陈荣久号召士兵们说：“我们决不投降！我们决不过界！就是
最后只有我们一个人也要在国内抗日到底！”后来，当他看到李延禄的抗日游击军是真正抗
日的队伍后，便带着自己的人来到了宁安，参加了抗日游击军。
在抗日游击军里，陈荣久主动接受党的教育，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陈荣
久表现更为出色，１９３４年，他被组织上派到苏联学习。１９３６年秋，他从苏联学习完
回国。组织上便把创建和领导抗联第７军的重任交给了他。
陈荣久上任后不久，便表现出了杰出的领导才能。他果断地处决了几名混入队内的敌
特、奸细分子，粉碎了敌人企图通过挑拨第７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汉、朝民族团结来
瓦解第７军的阴谋，巩固了这支刚刚成立不久的队伍。但是十分不幸的是，在１９３７年３
月的一次战斗中，我们这位英勇的指挥员在掩护大队突围时，中弹牺牲了。
陈荣久牺牲后，崔石泉挑起了代理军长的重担。第７军在他的带领下在饶河、虎林、同
江、富锦一带，广泛地开展游击活动，主动打击敌人，争取伪军哗变，与群众建立了十分密
切的关系，从而使第７军部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１９３５年５月，当饶河反日游击队被编为第４军第４团的时候，他们还只是一支只有
２５０人的队伍，而他们与其他各抗日武装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远，不免有些势单力孤。但
是，这些似乎都没有能够影响他们主动出击，积极地打击敌人。
６月初，团长李学福和政治部主任李斗文带着部队向虎林一带活动时，设法与驻在三人
班、马鞍山的一个伪军连内有爱国思想的人取得了联系，并制定了一个哗变计划。后来虽然
由于计划暴露了而未能成功，但他们却将这一个连的伪军缴了械，并成功地动员了一大半伪
军参加了抗日队伍。９月１８日，李学福、李斗文带领１５０多名战士，突然袭击了驻小来
河和小西山的伪军，缴枪３０多支。
９月２５日，在新兴屯与１００多名日军和３００多名伪军发生激战，击毙日军“高木
司令”以下３０多人。在这次战斗以后，周围一些抗日武装都纷纷前来投奔，要求接受改
编。于是就有了第５团、第６团和第７团，至此，饶河一带的日伪势力只有在饶河县城的那
几条街上才能显示出来，而在其他地方则是游击队的天下了。
１９３６年冬天，日伪当局对饶河一带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冬季大“讨伐”，但由于抗日
的队伍采用灵活的战术与敌周旋，结果两个月下来，前来饶河沟里“讨伐”的敌人根本就没
见到他们的影子。最后只得“抱着冻腿回去了”。回去后别人问：打到“红胡子”了吗？这
些人回答说：一个人影都看不见，打谁呀？！
经过一个冬天的反“讨伐”，第４团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壮大起来了。在这种情况
下，中共吉东特委在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２日写信给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和第４军第４团，告诉
他们，第４团干得不错，还应该这样干下去，下一步要继续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新
的游击区，要进一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抗联第７军。
中共吉东特委的指示给第４团的同志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考虑到创建第７军的条件还
不太成熟，他们先在现有的几个团的基础上把队伍扩编为第４军的第２师。第２师成立的时
候有兵力５００人，师长郑鲁岩，副师长李学福，第４团的参谋长升任师参谋长。
人多了，枪多了，名气也大了。但是，第２师的领导们的头脑没有发热。他们十分清
楚，他们的力量是宝贵的而且也是有限的，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还不能去打那种“硬碰硬”的
仗。所以当敌人在１９３６年春天集中起３０００多名日伪军向他们发起进攻的时候，第２
师采取的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办法——由副师长李学福带着一小部分队伍留在饶河
地区与敌人周旋，而师长郑鲁岩和参谋长崔石泉则带着大部队到虎林、宝清一带去活动，在
那里不断地袭扰敌人。
带领部队前往同江、富锦一带活动的参谋长崔石泉可是个有勇有谋的人物。这位朝鲜族
同志是饶河游击队的创始人，早在１９３２年就带着金文享等６个人，仅凭一把手枪，成立
了令汉奸走狗心惊胆颤的“特务队”。后来又和李学福等一起组织起了“特务营”、饶河反
日游击队。
在与敌人长期的斗争中，崔石泉深刻理解和掌握了中国古代兵书上讲的“攻心为上”的
至理名言。他在战斗中特别注意搞好瓦解敌军的“攻心”工作。此次带队前来同江、富锦开
辟新游击区，他一到同江做的前两件事就是与此有关的。第一，他先派出人去调查当地的大
排队情况，广泛联系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向大排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第二，他在部队内
部开展组织性纪律性教育，要求大家以革命军队的模范行动影响大排队，使其中有爱国心的
士兵逐渐向自己靠拢。
崔石泉的这些工作很快就收到了成效。驻二龙山伪警察队的８名士兵主动找到了崔石
泉，要求派人去帮助他们哗变。崔石泉当即派了１２名战士前去帮助他们打死了日本教官和
那个反动的伪警察队长，使那里的２０多名警察带着武器参加到他们的队伍里来了。
６月１５日那天，崔石泉带着１５０名战士在同江县头道林子与２００多名日军和１６
多名伪军、大排队遭遇了。这显然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崔石泉知道，如果光是与敌
人“动手”，那肯定是要吃大亏的，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在“动手”的同时还要
“动嘴”。于是，他传下令去，让战士们一边打一边高喊：“我们专打日军！中国人不打中
国人！”
可别小看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它们的作用可不小。那些伪军和大排队员听到这两句话
后，慢慢就开始动摇了，他们有的冲天打枪，有的则干脆偷偷地跑过来，给抗联战士送来急
需的子弹，还有的把日军阵地内的情况及日本指挥官的位置都告诉了崔石泉。这样，这场仗
从上午９点一直打到下午６点，抗联战士越打越勇，最后以１６比５０（阵亡人数）的比分
赢得了这次战斗。
就在崔石泉这面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李学福在饶河一带也是干得有声有色。他把活动
在那一带的“天军”、“北海”、“花牙子”等反日山林队组织起来，整编为第７、第８、
第９团。为了加强对这些队伍的领导，他从自己的基本队伍里抽出了一部分骨干，经过培训
后，分到那几个团里当团副、连长和指导员。
与此同时，师长郑鲁岩在虎林一带也与日伪军进行了１０多次战斗，发展了几十名队员。
随着第４军第２师的积极活动，使虎饶地区的党组织及群众抗日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
活动在那里的山林队和红枪会等也都积极要求和他们联合，一起进行抗日活动。到１９３６
年秋天的时候，建立第７军的条件已经成熟了。１０月２６日，第４军第２师在爆马顶子召
开了各抗日队伍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７军。１１月１５日，第７军正式成立。
据第７军领导人回忆说：第７军在刚成立的时候，“基本部队总数４００多名，早已收
编的抗日队伍为３００多名，采用三三制把基本部队改编一、二、三三个师。军长陈荣久兼
代第１师师长，参谋长崔石泉，第２师师长李学福，第３师师长景乐亭……”
此时出任第７军军长的陈荣久，在“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军第２１旅的一名士兵。
“九·一八”以后，他和连里的一些爱国士兵一起，缴了准备带队投降的连长的械，并一起
加入了王德林的救国军。在救国军对他们进行整编的时候，他被推举为连长。当救国军的领
导人纷纷跑到苏联去的时候，陈荣久号召士兵们说：“我们决不投降！我们决不过界！就是
最后只有我们一个人也要在国内抗日到底！”后来，当他看到李延禄的抗日游击军是真正抗
日的队伍后，便带着自己的人来到了宁安，参加了抗日游击军。
在抗日游击军里，陈荣久主动接受党的教育，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陈荣
久表现更为出色，１９３４年，他被组织上派到苏联学习。１９３６年秋，他从苏联学习完
回国。组织上便把创建和领导抗联第７军的重任交给了他。
陈荣久上任后不久，便表现出了杰出的领导才能。他果断地处决了几名混入队内的敌
特、奸细分子，粉碎了敌人企图通过挑拨第７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汉、朝民族团结来
瓦解第７军的阴谋，巩固了这支刚刚成立不久的队伍。但是十分不幸的是，在１９３７年３
月的一次战斗中，我们这位英勇的指挥员在掩护大队突围时，中弹牺牲了。
陈荣久牺牲后，崔石泉挑起了代理军长的重担。第７军在他的带领下在饶河、虎林、同
江、富锦一带，广泛地开展游击活动，主动打击敌人，争取伪军哗变，与群众建立了十分密
切的关系，从而使第７军部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３７ 以血还血
由周保中将军指挥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５军，是在１９３６年２月魏拯民从苏联返回吉
东后传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后，和第２军几乎同时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的。
抗联第５军成立之时，也正是日本鬼子对吉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大举“讨伐”之日。当
时，日本人在政治上提出了“专打抗日军，不打山林队，收降山林队”的口号，在经济上对
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封锁，不准群众有富余的粮食、不许商店多卖一尺布、一斤
盐……。为了应付这日益恶化的形势，中共吉东特委在１９３５年底给第４军和第５军党委
写信，对两军在１９３６年的军事行动计划提出了详细的意见。第５军党委根据吉东特委的
指示，在１９３６年２月决定将主力撤出绥宁地区，转战于中东路南北。具体部署是：李荆
璞的第１师以额穆县为中心，向五常、苇河、舒兰、敦化等县活动，打通与第１军的联系；
傅显明的第２师以穆棱为中心，向东宁、密山、勃利一带伸张活动，与第３军、第４军取得
联系；并打算与第２军一起组成联合指挥部开展广泛的游击活动，准备在夏季青纱帐起来以
后，尽可能多地开辟新的游击区，熟悉地理环境，建立地方关系，以便在敌冬季大“讨伐”
到来的时候与之进行有力的斗争。
按照这一新的军事行动计划，我先遣队第２师师长傅显明率第４、第５团经穆棱向密山
前进。在到达密山后不久，即在战斗中牺牲。王光宇继任师长，部队继续前进；第５军第１
师在师长李荆璞的带领下，从额穆县向镜泊湖一带转移。２月２８日，他们与敌在莲花泡发
生激战。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使用了毒气，我军伤亡惨重，牺牲７８人，伤４５人，损失步
枪６０支、机枪３挺。战后，敌人再一次表现出了日本人残忍，将我军阵亡战士的遗体弄得
七零八落，到我抗日救国会的人前去收尸时，只找到了４２具尸体，其它３６人的尸体全被
日军毁坏得找不到了！
莲花泡战斗后，周保中见原定让第１师绕道宁安西进五常的计划难以实现后，便决定让
该师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只留第３团和第６团与军部一起继续在宁安活动。
第１师和第２师在向中东铁路北转移的过程中，在穆棱、勃利、密山、宁安、林口等地
取得了许多新的胜利，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队伍也得到了补充，战斗力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当第１、第２师传回捷报的时候，由军长周保中和副军长柴世荣指挥的第５军留守部队
也是连战皆捷，缴获甚丰。光是３月４日和第２军第２师陈翰章部联合行动那一次，就缴得
机枪２挺、步枪５３支、手枪３支、子弹１．１万发、服装１７３套。
我军捷报频传，日伪心惊胆颤。
进入夏季以后，日军接二连三地出兵宁安，企图歼灭我军。在这种情况下，周保中决定
在８月份带领第５军军部和直属队也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为了统筹军事行动，他们在行
军途中，于宁安泉眼头召开了一次第２军和第５军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周保中率第５军军
部及教导队第１、第２队北进，去与该军第１师、第２师汇合；第５军第３、第６团和第２
军第３师等部队留在绥宁老区坚持游击战争。在宁安地区建立第５军军部留守处，领导道南
留守部队；将中共宁安县委与东满地区各地的县委合并，成立以张中华为书记的中共道南特
委，统一领导那一带的抗日游击斗争。
泉眼头会议后，周保中即率部前往穆棱、勃利、依兰、方正一带活动。于此同时，第１
师政治部主任关书范正在率第１师第１、第２团挺进松花江北，与第３军配合行动；第２师
师长王光宇率第２师一部活动在依兰、桦川和富锦一带。在１９３６年下半年里各部均取得
了不小的胜利。
到１９３７年初的时候，第５军军部和第１、第２师主力先后都到达了依兰东部地区，
并在那里建立起了后方基地、医院、服装厂、印刷所等后方机关。在这一时期，第５军的部
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进一步健全了编制和各级党组织。队内还成立了识字班和娱乐会，活
跃官兵的文化生活。为了解决军需供应，他们除了像以往那样靠缴取敌人的和群众自愿捐助
的物资以外，还采取了征收木材税、土地税（每垧地征收５角至１元）、车马税（按每头牛
１元，每匹马２元，每辆车２０元征收）、大烟税及反日特捐等，补充部队的活动经费及军
需供应。这样一来，全军指战员也开始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的津贴了。
部队条件得到了改善，打起仗来也更来劲了。从１９３７年１月起，第５军各部在军部
的直接领导下，以依兰刁翎为基地，不断主动出击。著名的大盘道战斗和袭击依兰城的战斗
就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
１９３７年１月，第５军接到抗日救国会的报告，说驻后刁翎的日军３００多人准备向
林口调动，勒令当地老百姓为其准备２００张爬犁。
第５军领导接到这个情报后，对敌情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如果只是３００多个敌人
向林口调动，那只需要７０—８０张爬犁就足够用了，为什么日军让老百姓给他们准备２０
０张呢？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兵力外，还一定有大量的军用物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
的行动一定会比较笨重。于是，副军长柴世荣果断决定调动第５军第２师第５团全部和军部
警卫营、青年义勇军和妇女团在大盘道伏击敌人。
１月２７日晚，部队秘密出动。第二天进入预定阵地。当时天上正下大雪，地上白茫茫
一片，战士们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用冰雪筑成的掩体后，眼睛盯着前方。但直到中午了，还是
不见敌人的踪影。这时，有的战士就有点耐不住性子了。他们说：“大雪天的，跑这里白来
挨冻了，哪来的敌人？”
柴世荣传下话说：“忍着点，鱼儿一定会上钩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我们一发现敌
人，大家要听从指挥猛打猛冲。”中午１２点３０分，敌人来了。走在前头的是５０名尖
兵，他们坐在八、九张爬犁上，冻得缩手缩脚，根本顾不上警戒，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进了包
围圈。紧接着，后面的大队敌人也都进了埋伏圈。
下午１点钟，柴世荣发出攻击信号，早已等得着急了的战士们立即把雨点般的子弹射向
日军……
到下午４点钟，战斗结束。日军官兵共３６０名全部被歼，缴获各种军用物资更是不计
其数。对战斗中缴获的５００多匹马，区分情况做了不同处理，属反动地主的一律没收，其
余农民的则归还原主。
大盘道战斗胜利后，柴世荣指挥部队又于２月１日取得了夜袭前刁翎的胜利。而这些胜
利要与２月末３月初由周保中、李华堂任总指挥的，由抗联第３、第４、第５、第８、第９
军共同进行的围攻依兰的战斗比起来，那还是要逊色多了。那一仗不但歼灭了３００多名日
军，缴获了大批物资，而且打乱了敌人进行春季大“讨伐”的部署，打破了敌人对我军通往
图佳铁道以东的桦川、富锦的交通封锁，扩大了抗联的政治影响，也提高了那一带群众的抗
日斗争积极性，促进了伪军的动摇和哗变。
自此以后，在伪三江省地区境内出现了被抗联战士称为“骑大马、逛大屯”的新局面。
由周保中将军指挥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５军，是在１９３６年２月魏拯民从苏联返回吉
东后传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后，和第２军几乎同时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的。
抗联第５军成立之时，也正是日本鬼子对吉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大举“讨伐”之日。当
时，日本人在政治上提出了“专打抗日军，不打山林队，收降山林队”的口号，在经济上对
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封锁，不准群众有富余的粮食、不许商店多卖一尺布、一斤
盐……。为了应付这日益恶化的形势，中共吉东特委在１９３５年底给第４军和第５军党委
写信，对两军在１９３６年的军事行动计划提出了详细的意见。第５军党委根据吉东特委的
指示，在１９３６年２月决定将主力撤出绥宁地区，转战于中东路南北。具体部署是：李荆
璞的第１师以额穆县为中心，向五常、苇河、舒兰、敦化等县活动，打通与第１军的联系；
傅显明的第２师以穆棱为中心，向东宁、密山、勃利一带伸张活动，与第３军、第４军取得
联系；并打算与第２军一起组成联合指挥部开展广泛的游击活动，准备在夏季青纱帐起来以
后，尽可能多地开辟新的游击区，熟悉地理环境，建立地方关系，以便在敌冬季大“讨伐”
到来的时候与之进行有力的斗争。
按照这一新的军事行动计划，我先遣队第２师师长傅显明率第４、第５团经穆棱向密山
前进。在到达密山后不久，即在战斗中牺牲。王光宇继任师长，部队继续前进；第５军第１
师在师长李荆璞的带领下，从额穆县向镜泊湖一带转移。２月２８日，他们与敌在莲花泡发
生激战。在这次战斗中，日军使用了毒气，我军伤亡惨重，牺牲７８人，伤４５人，损失步
枪６０支、机枪３挺。战后，敌人再一次表现出了日本人残忍，将我军阵亡战士的遗体弄得
七零八落，到我抗日救国会的人前去收尸时，只找到了４２具尸体，其它３６人的尸体全被
日军毁坏得找不到了！
莲花泡战斗后，周保中见原定让第１师绕道宁安西进五常的计划难以实现后，便决定让
该师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只留第３团和第６团与军部一起继续在宁安活动。
第１师和第２师在向中东铁路北转移的过程中，在穆棱、勃利、密山、宁安、林口等地
取得了许多新的胜利，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队伍也得到了补充，战斗力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当第１、第２师传回捷报的时候，由军长周保中和副军长柴世荣指挥的第５军留守部队
也是连战皆捷，缴获甚丰。光是３月４日和第２军第２师陈翰章部联合行动那一次，就缴得
机枪２挺、步枪５３支、手枪３支、子弹１．１万发、服装１７３套。
我军捷报频传，日伪心惊胆颤。
进入夏季以后，日军接二连三地出兵宁安，企图歼灭我军。在这种情况下，周保中决定
在８月份带领第５军军部和直属队也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为了统筹军事行动，他们在行
军途中，于宁安泉眼头召开了一次第２军和第５军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周保中率第５军军
部及教导队第１、第２队北进，去与该军第１师、第２师汇合；第５军第３、第６团和第２
军第３师等部队留在绥宁老区坚持游击战争。在宁安地区建立第５军军部留守处，领导道南
留守部队；将中共宁安县委与东满地区各地的县委合并，成立以张中华为书记的中共道南特
委，统一领导那一带的抗日游击斗争。
泉眼头会议后，周保中即率部前往穆棱、勃利、依兰、方正一带活动。于此同时，第１
师政治部主任关书范正在率第１师第１、第２团挺进松花江北，与第３军配合行动；第２师
师长王光宇率第２师一部活动在依兰、桦川和富锦一带。在１９３６年下半年里各部均取得
了不小的胜利。
到１９３７年初的时候，第５军军部和第１、第２师主力先后都到达了依兰东部地区，
并在那里建立起了后方基地、医院、服装厂、印刷所等后方机关。在这一时期，第５军的部
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进一步健全了编制和各级党组织。队内还成立了识字班和娱乐会，活
跃官兵的文化生活。为了解决军需供应，他们除了像以往那样靠缴取敌人的和群众自愿捐助
的物资以外，还采取了征收木材税、土地税（每垧地征收５角至１元）、车马税（按每头牛
１元，每匹马２元，每辆车２０元征收）、大烟税及反日特捐等，补充部队的活动经费及军
需供应。这样一来，全军指战员也开始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的津贴了。
部队条件得到了改善，打起仗来也更来劲了。从１９３７年１月起，第５军各部在军部
的直接领导下，以依兰刁翎为基地，不断主动出击。著名的大盘道战斗和袭击依兰城的战斗
就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
１９３７年１月，第５军接到抗日救国会的报告，说驻后刁翎的日军３００多人准备向
林口调动，勒令当地老百姓为其准备２００张爬犁。
第５军领导接到这个情报后，对敌情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如果只是３００多个敌人
向林口调动，那只需要７０—８０张爬犁就足够用了，为什么日军让老百姓给他们准备２０
０张呢？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兵力外，还一定有大量的军用物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
的行动一定会比较笨重。于是，副军长柴世荣果断决定调动第５军第２师第５团全部和军部
警卫营、青年义勇军和妇女团在大盘道伏击敌人。
１月２７日晚，部队秘密出动。第二天进入预定阵地。当时天上正下大雪，地上白茫茫
一片，战士们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用冰雪筑成的掩体后，眼睛盯着前方。但直到中午了，还是
不见敌人的踪影。这时，有的战士就有点耐不住性子了。他们说：“大雪天的，跑这里白来
挨冻了，哪来的敌人？”
柴世荣传下话说：“忍着点，鱼儿一定会上钩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我们一发现敌
人，大家要听从指挥猛打猛冲。”中午１２点３０分，敌人来了。走在前头的是５０名尖
兵，他们坐在八、九张爬犁上，冻得缩手缩脚，根本顾不上警戒，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进了包
围圈。紧接着，后面的大队敌人也都进了埋伏圈。
下午１点钟，柴世荣发出攻击信号，早已等得着急了的战士们立即把雨点般的子弹射向
日军……
到下午４点钟，战斗结束。日军官兵共３６０名全部被歼，缴获各种军用物资更是不计
其数。对战斗中缴获的５００多匹马，区分情况做了不同处理，属反动地主的一律没收，其
余农民的则归还原主。
大盘道战斗胜利后，柴世荣指挥部队又于２月１日取得了夜袭前刁翎的胜利。而这些胜
利要与２月末３月初由周保中、李华堂任总指挥的，由抗联第３、第４、第５、第８、第９
军共同进行的围攻依兰的战斗比起来，那还是要逊色多了。那一仗不但歼灭了３００多名日
军，缴获了大批物资，而且打乱了敌人进行春季大“讨伐”的部署，打破了敌人对我军通往
图佳铁道以东的桦川、富锦的交通封锁，扩大了抗联的政治影响，也提高了那一带群众的抗
日斗争积极性，促进了伪军的动摇和哗变。
自此以后，在伪三江省地区境内出现了被抗联战士称为“骑大马、逛大屯”的新局面。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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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打老钱柜
１９３６年１月，汤原县几乎变成了一座抗日队伍云集的大兵营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３军、东北抗日联军第４军、汤原游击总队、联合东北反日民众救国军、自卫军支队的领导
人李延禄、张寿篯、夏云杰、李华堂、谢文东、冯治纲等人齐聚汤原县吉兴沟，在那里举行
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经过协商，通过了关于组织东北反日
联合政府和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议。联军总司令赵尚志被推选为总司令，张寿
篯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华堂为副总司令。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第１军、第２军、第５军以及饶河游击队都未参加这次会议，所以
会上成立的东北反日联合政府和东北反日联合军，实际上都只是北满地区的。１９３７年，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还为此专写信给周保中和第５军党委，说明“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
部……不能包括一、二、五、七军”。尽管如此，这个总司令部对于统一北满地区的抗日游
击战争还是功不可没的。１９３６年１月３０日，汤原抗日游击总队就是在这个总司令部成
立后，由第３军司令部帮助改编为第６军的。
第６军成立后没几天，便开始和第３军的同志们一起着手建立汤旺河沟里的后方军事根
据地。此项工作主要由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以第３军、第６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和政治军
事学校（此学校也正在筹建中）教育长的名义，来具体负责落实。
３月２９日，张寿篯接到联军总司令部的指示，要求他迅速组织部队，消灭盘踞在老钱
柜一带的敌人。
老钱柜，顾名思义，就是伐木场把头给工人开支放粮的地方。其地理位置就在现在的伊
春市林业局北面的小兴安岭腹地里汤旺河畔。日本人占领汤原以后，为了推行其以华治华和
以战养战的方针，用重金收买了以于四炮为首的一伙胡子，组成了伪汤原县森林警察大队，
日本人还给于四炮配了７个日本指导官，他们的老窝就设在老钱柜。
于四炮一伙进驻老钱柜以后，便一面抓劳工、征牲口为日本人伐木，一面仗着山道熟、
枪法准经常偷袭我抗日队伍，给我方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同时也严重地威胁着我根据地的安
全。因此，联军总司令赵尚志下决心要拔掉这颗钉子。
打下老钱柜、消灭于四炮，其意义之大不用说也明白，但可不是容易办到的。当时６军
的主力部队都被军长夏云杰带去打鹤岗了，军部只剩下２０多个警卫战士，武器差，人员战
斗经验也不足，有的人是刚刚拿起枪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和于四炮手下的那１００
多个装备精良的伪森林警察比起来，相差也太悬殊了，况且他们还得远程奔袭８００多里，
这仗可怎么打呢？
张与戴研究后认为，这仗就一定要打，但光凭目前６军这点人肯定是不行的。还得把汤
原县洼区区委书书记李风林领导的游击连也拉上。这样，便由张、戴、李等组成了一个临时
指挥部。游击连一共有８０多人，加上６军军部的２０多人，在人数上与敌人差不多了。但
是敌人拥有以逸待劳和装备上的优势，那么他们有没有可以为我所用的弱点呢？
张寿篯认为，有！而且不止一处。
第一，此时于四炮正在汤原县城里给他的傻儿子办喜事，老钱柜之敌群龙无首；
第二，于四炮的战线拉得太长，各部分敌人互相照应不上；
第三，这支汉奸队伍刚刚建立不久，还没吃过什么大亏，官兵都很傲慢，警惕性不高。
善于从强敌身上找出弱点并对其加以利用，从而达到克敌致胜的目的，是作为一个指挥
员最可贵的素质。张寿篯无疑是具这种素质的。
张、戴、李经过一番细心的筹划后，便在一个雪后初晴的下午带着队伍由东向西出发
了。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出发，是因为刚好可以在天黑以后到达查巴溪，那里是于四炮
为了保卫老钱柜的安全设下的第一道哨卡。
当走在全队前面的李风林带领战士们突然出现在查巴溪伪山林警察大队的木克楞房子里
的时候，正在里面喝酒的两个家伙顿时吓呆了。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们只有老老实实地接
受“采访”了：
“汤旺河北岸有多少人？”
“有……４０多人。”
“头头是谁？”
“中队长黄毛、丁山、……”
“有几个岗哨？”
“就一个。”
搞清楚情况就好办了。李风林和战士们一起押着这两个警察直奔河东北的那个大院套扑
去。因为当时风大夜黑，那个站岗的家伙直到被李风林紧紧勒住了脖子时才发现有人过来
了，但已经来不及叫出声来了。
摸掉了敌人的岗哨以后，李风林带着３０多人进了西院，张寿篯带２０多人进了东院，
封锁了所有的门窗。
东院里住的是中队长黄毛和丁山等几个头头，当张寿篯破门而入的时候，这几个人正躺
在炕上过大烟瘾呢。
“不许动！缴枪不杀！”
要是一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早就吓得不敢动了，但开过阵仗的黄毛却不服气，只见他一
伸手抓起了身边的烟灯，“呼”地一下就撇了过来，紧接着顺势一滚就要去取挂在墙上的匣
子枪。此时站在门口的张寿篯一点也不含糊，他先是甩手一枪打落了飞过来的烟灯，然后用
枪指着炕上的几个家伙，再次说了一句“不许动！”几乎与此同时，窗外捅进来一排枪口。
看到这阵势，这帮家伙再也没人敢动了。
东院的枪一响，西院的李风林他们也马上动手，迅速缴了西院屋里伪军的枪。
至此，奔袭老钱柜的第一个动作便顺利完成了。
解决了查巴溪的敌人后，部队已经比较疲劳了。但张寿篯下令暂不休整，立即准备奔袭
下一个目标——南岔。要求部队作到的，带队的几个领导首先做到——张寿篯亲自去做黄毛
等几个头头的工作，启发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配合我军行动；戴鸿滨组织战士们换上伪军
服装，进行必要的伪装；李风林则深入到套户们中间，动员他们赶着自家的大马爬犁支援部
队的行动。李风林作群众工作是一把好手，没过多久，就带着十多张四马大爬犁来见张寿篯
了。
张寿篯一见，十分高兴。他冲着老乡们一拱手，热情地对大家说：“麻烦大家辛苦一
趟！”
一见张寿篯这么客气，那些爱说话的老乡急忙回答说：
“这说哪去了，打鬼子嘛，没啥说的。”
而那些不爱说话的人也不好一言不发呀，这些朴实的山里人便呲牙一乐，把刚从李风林
那里听来的，也是他们感到最实在的话重复了出来：“打下老钱柜，不交人头费。”
就这样，张寿篯带着队伍很快就乘着那些在冰雪上行走如飞的大爬犁顺着汤旺河连夜向
南岔奔去。
队伍出发后不久，前面爬犁上的一个小战士便发现前面河床里有一团黑影正迎面而来。
“嗳，那是什么？”他悄声问道。
“是一张马爬犁！”
“不错，正是一张马爬犁。可这深更半夜的哪来的爬犁呢？”
“怎么办？”有人请求张寿篯。
“别开枪”，张寿篯一边对身边的战士说，一边告诉赶爬犁的老板，“迎上去！”。
飞快的爬犁很快就使他们迎头相遇了。戴洪滨带着几个战士走下自己的爬犁来到对面的
爬犁面前，那上面只有一个人。
“你是干什么的？”戴鸿滨问。
“我…，我……”对面爬犁上的人一见眼前站着一帮带枪的人，显然有些害怕。
“这不是陈永家的小子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戴鸿滨走到跟前一看，那人是他的
一个同乡。
“我…，我……”那人一看是戴鸿滨，心里就更害怕了，嘴上也越发不利落了。因为他
早就听说戴参加了抗日的队伍。
“你别怕”，戴看出了他的心事，对他说：“我们是打鬼子的，只要你说老实话，不会
为难你。”
“我，我是五炮派来的哨兵，他正在后面巡视呢！说不定一会儿就能和你们走个顶头
碰。”
这小子说的五炮，名叫宋喜斌，是于四炮的把兄弟，打猎的出身，枪法很准，是于四炮
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被于四炮委任为查巴溪、南岔一带哨卡的总负责人，实际上也是伪山
林警察大队里的第二号汉奸。
五炮在这个时候来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张、戴、李三人一碰头，立即定下了一个智
擒五炮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全队不再强调隐蔽行动，而是让赶爬犁的老板儿把鞭子甩得
“叭！叭”直响，大张旗鼓地向前开进。
李风林带着几个战士押着黄毛、丁山坐在第一个爬犁上。他用枪顶着黄毛的后腰，告诉
他说：“呆会儿如果遇上五炮，你就说是山下送粮食的爬犁。能办到吗？”
“能办到！能办到！”有人在后面给“撑腰”，黄毛岂能有办不到的事。
工夫不大，五炮就到了。
在双方相距２００多米远时，五炮的爬犁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听对方喊道：“什么
人？”随后便听见一阵喊里咔嚓的枪栓响。
李风林用枪一顶黄毛，黄毛立即喊道：“老五吗？”
五炮听出是黄毛的声音，便问：“后面的爬犁是干什么的？”
“是山下送粮食来的！”
“他妈拉巴子的，怎么偏找这时候送来。”五炮一边说着一边收起枪赶着爬犁走了过
来。等他走到跟前的时候，这边爬犁上的战士也把枪给他支上了。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五炮一下子被弄糊涂了，既没有动也没举手。这时黄毛开腔了：“老五，我们都交枪
了，你也服了吧！”
直到这时，五炮才明白过来。他向四周看了一眼，知道只有交枪了。便把枪交了出来。
五炮交枪后，发现没有人来搜他的腰包，也没有受到什么侮辱，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的。他顿时大为感动，再一听张寿篯和他讲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精诚团结，一致对
外”的道理也觉得在理。所以当要求他带队去缴南岔警察营地的枪时，他便满口答应了下
来。由于他本人就是那里的头头，所以那里的敌人也在天亮时被解决了。
天亮后，张寿篯传下命令：就地生火做饭，休整一天，准备明天凌晨３点出发，直扑老
钱柜。争取在明天晚上９点前到达老钱柜，再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第二天凌晨３点，队伍准时出发了。当天晚上８点多钟时，他们便赶到了老钱柜。由于
有五炮带路，于四炮在那里苦心经营的营垒很快就一个接一个地被收拾掉了。最后只剩下日
本指导官森山住的那座房子了。在解决这座房子里的鬼子的时候，李风林充分展示了他的机
智勇敢。
他巧妙地绕过了那间房子外面的哨兵，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森山的面前。此时森山正在抽
大烟。李风林进去后，一眼就看见了墙上挂着的那把手枪，立即飞步上炕夺枪。森山急忙蹿
起身来，将他拦腰抱住。但他哪里能抱得住，年轻力壮的李风林用力一甩，这个小日本便从
炕上落到了地上正烧得通红的火炉上……
老钱柜，果然名不虚传，里边的货着实是不少。打开这个“钱柜”的飞将军们从那里得
到长短枪械１００多支，子弹３０多万发，大烟土１００多两，米、面几万斤。当然，还有
１００多个“活物”和７个日本“死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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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打老钱柜
１９３６年１月，汤原县几乎变成了一座抗日队伍云集的大兵营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３军、东北抗日联军第４军、汤原游击总队、联合东北反日民众救国军、自卫军支队的领导
人李延禄、张寿篯、夏云杰、李华堂、谢文东、冯治纲等人齐聚汤原县吉兴沟，在那里举行
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经过协商，通过了关于组织东北反日
联合政府和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议。联军总司令赵尚志被推选为总司令，张寿
篯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华堂为副总司令。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第１军、第２军、第５军以及饶河游击队都未参加这次会议，所以
会上成立的东北反日联合政府和东北反日联合军，实际上都只是北满地区的。１９３７年，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还为此专写信给周保中和第５军党委，说明“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
部……不能包括一、二、五、七军”。尽管如此，这个总司令部对于统一北满地区的抗日游
击战争还是功不可没的。１９３６年１月３０日，汤原抗日游击总队就是在这个总司令部成
立后，由第３军司令部帮助改编为第６军的。
第６军成立后没几天，便开始和第３军的同志们一起着手建立汤旺河沟里的后方军事根
据地。此项工作主要由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以第３军、第６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和政治军
事学校（此学校也正在筹建中）教育长的名义，来具体负责落实。
３月２９日，张寿篯接到联军总司令部的指示，要求他迅速组织部队，消灭盘踞在老钱
柜一带的敌人。
老钱柜，顾名思义，就是伐木场把头给工人开支放粮的地方。其地理位置就在现在的伊
春市林业局北面的小兴安岭腹地里汤旺河畔。日本人占领汤原以后，为了推行其以华治华和
以战养战的方针，用重金收买了以于四炮为首的一伙胡子，组成了伪汤原县森林警察大队，
日本人还给于四炮配了７个日本指导官，他们的老窝就设在老钱柜。
于四炮一伙进驻老钱柜以后，便一面抓劳工、征牲口为日本人伐木，一面仗着山道熟、
枪法准经常偷袭我抗日队伍，给我方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同时也严重地威胁着我根据地的安
全。因此，联军总司令赵尚志下决心要拔掉这颗钉子。
打下老钱柜、消灭于四炮，其意义之大不用说也明白，但可不是容易办到的。当时６军
的主力部队都被军长夏云杰带去打鹤岗了，军部只剩下２０多个警卫战士，武器差，人员战
斗经验也不足，有的人是刚刚拿起枪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和于四炮手下的那１００
多个装备精良的伪森林警察比起来，相差也太悬殊了，况且他们还得远程奔袭８００多里，
这仗可怎么打呢？
张与戴研究后认为，这仗就一定要打，但光凭目前６军这点人肯定是不行的。还得把汤
原县洼区区委书书记李风林领导的游击连也拉上。这样，便由张、戴、李等组成了一个临时
指挥部。游击连一共有８０多人，加上６军军部的２０多人，在人数上与敌人差不多了。但
是敌人拥有以逸待劳和装备上的优势，那么他们有没有可以为我所用的弱点呢？
张寿篯认为，有！而且不止一处。
第一，此时于四炮正在汤原县城里给他的傻儿子办喜事，老钱柜之敌群龙无首；
第二，于四炮的战线拉得太长，各部分敌人互相照应不上；
第三，这支汉奸队伍刚刚建立不久，还没吃过什么大亏，官兵都很傲慢，警惕性不高。
善于从强敌身上找出弱点并对其加以利用，从而达到克敌致胜的目的，是作为一个指挥
员最可贵的素质。张寿篯无疑是具这种素质的。
张、戴、李经过一番细心的筹划后，便在一个雪后初晴的下午带着队伍由东向西出发
了。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出发，是因为刚好可以在天黑以后到达查巴溪，那里是于四炮
为了保卫老钱柜的安全设下的第一道哨卡。
当走在全队前面的李风林带领战士们突然出现在查巴溪伪山林警察大队的木克楞房子里
的时候，正在里面喝酒的两个家伙顿时吓呆了。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们只有老老实实地接
受“采访”了：
“汤旺河北岸有多少人？”
“有……４０多人。”
“头头是谁？”
“中队长黄毛、丁山、……”
“有几个岗哨？”
“就一个。”
搞清楚情况就好办了。李风林和战士们一起押着这两个警察直奔河东北的那个大院套扑
去。因为当时风大夜黑，那个站岗的家伙直到被李风林紧紧勒住了脖子时才发现有人过来
了，但已经来不及叫出声来了。
摸掉了敌人的岗哨以后，李风林带着３０多人进了西院，张寿篯带２０多人进了东院，
封锁了所有的门窗。
东院里住的是中队长黄毛和丁山等几个头头，当张寿篯破门而入的时候，这几个人正躺
在炕上过大烟瘾呢。
“不许动！缴枪不杀！”
要是一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早就吓得不敢动了，但开过阵仗的黄毛却不服气，只见他一
伸手抓起了身边的烟灯，“呼”地一下就撇了过来，紧接着顺势一滚就要去取挂在墙上的匣
子枪。此时站在门口的张寿篯一点也不含糊，他先是甩手一枪打落了飞过来的烟灯，然后用
枪指着炕上的几个家伙，再次说了一句“不许动！”几乎与此同时，窗外捅进来一排枪口。
看到这阵势，这帮家伙再也没人敢动了。
东院的枪一响，西院的李风林他们也马上动手，迅速缴了西院屋里伪军的枪。
至此，奔袭老钱柜的第一个动作便顺利完成了。
解决了查巴溪的敌人后，部队已经比较疲劳了。但张寿篯下令暂不休整，立即准备奔袭
下一个目标——南岔。要求部队作到的，带队的几个领导首先做到——张寿篯亲自去做黄毛
等几个头头的工作，启发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配合我军行动；戴鸿滨组织战士们换上伪军
服装，进行必要的伪装；李风林则深入到套户们中间，动员他们赶着自家的大马爬犁支援部
队的行动。李风林作群众工作是一把好手，没过多久，就带着十多张四马大爬犁来见张寿篯
了。
张寿篯一见，十分高兴。他冲着老乡们一拱手，热情地对大家说：“麻烦大家辛苦一
趟！”
一见张寿篯这么客气，那些爱说话的老乡急忙回答说：
“这说哪去了，打鬼子嘛，没啥说的。”
而那些不爱说话的人也不好一言不发呀，这些朴实的山里人便呲牙一乐，把刚从李风林
那里听来的，也是他们感到最实在的话重复了出来：“打下老钱柜，不交人头费。”
就这样，张寿篯带着队伍很快就乘着那些在冰雪上行走如飞的大爬犁顺着汤旺河连夜向
南岔奔去。
队伍出发后不久，前面爬犁上的一个小战士便发现前面河床里有一团黑影正迎面而来。
“嗳，那是什么？”他悄声问道。
“是一张马爬犁！”
“不错，正是一张马爬犁。可这深更半夜的哪来的爬犁呢？”
“怎么办？”有人请求张寿篯。
“别开枪”，张寿篯一边对身边的战士说，一边告诉赶爬犁的老板，“迎上去！”。
飞快的爬犁很快就使他们迎头相遇了。戴洪滨带着几个战士走下自己的爬犁来到对面的
爬犁面前，那上面只有一个人。
“你是干什么的？”戴鸿滨问。
“我…，我……”对面爬犁上的人一见眼前站着一帮带枪的人，显然有些害怕。
“这不是陈永家的小子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戴鸿滨走到跟前一看，那人是他的
一个同乡。
“我…，我……”那人一看是戴鸿滨，心里就更害怕了，嘴上也越发不利落了。因为他
早就听说戴参加了抗日的队伍。
“你别怕”，戴看出了他的心事，对他说：“我们是打鬼子的，只要你说老实话，不会
为难你。”
“我，我是五炮派来的哨兵，他正在后面巡视呢！说不定一会儿就能和你们走个顶头
碰。”
这小子说的五炮，名叫宋喜斌，是于四炮的把兄弟，打猎的出身，枪法很准，是于四炮
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被于四炮委任为查巴溪、南岔一带哨卡的总负责人，实际上也是伪山
林警察大队里的第二号汉奸。
五炮在这个时候来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张、戴、李三人一碰头，立即定下了一个智
擒五炮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全队不再强调隐蔽行动，而是让赶爬犁的老板儿把鞭子甩得
“叭！叭”直响，大张旗鼓地向前开进。
李风林带着几个战士押着黄毛、丁山坐在第一个爬犁上。他用枪顶着黄毛的后腰，告诉
他说：“呆会儿如果遇上五炮，你就说是山下送粮食的爬犁。能办到吗？”
“能办到！能办到！”有人在后面给“撑腰”，黄毛岂能有办不到的事。
工夫不大，五炮就到了。
在双方相距２００多米远时，五炮的爬犁就停下来了。然后，就听对方喊道：“什么
人？”随后便听见一阵喊里咔嚓的枪栓响。
李风林用枪一顶黄毛，黄毛立即喊道：“老五吗？”
五炮听出是黄毛的声音，便问：“后面的爬犁是干什么的？”
“是山下送粮食来的！”
“他妈拉巴子的，怎么偏找这时候送来。”五炮一边说着一边收起枪赶着爬犁走了过
来。等他走到跟前的时候，这边爬犁上的战士也把枪给他支上了。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五炮一下子被弄糊涂了，既没有动也没举手。这时黄毛开腔了：“老五，我们都交枪
了，你也服了吧！”
直到这时，五炮才明白过来。他向四周看了一眼，知道只有交枪了。便把枪交了出来。
五炮交枪后，发现没有人来搜他的腰包，也没有受到什么侮辱，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的。他顿时大为感动，再一听张寿篯和他讲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精诚团结，一致对
外”的道理也觉得在理。所以当要求他带队去缴南岔警察营地的枪时，他便满口答应了下
来。由于他本人就是那里的头头，所以那里的敌人也在天亮时被解决了。
天亮后，张寿篯传下命令：就地生火做饭，休整一天，准备明天凌晨３点出发，直扑老
钱柜。争取在明天晚上９点前到达老钱柜，再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第二天凌晨３点，队伍准时出发了。当天晚上８点多钟时，他们便赶到了老钱柜。由于
有五炮带路，于四炮在那里苦心经营的营垒很快就一个接一个地被收拾掉了。最后只剩下日
本指导官森山住的那座房子了。在解决这座房子里的鬼子的时候，李风林充分展示了他的机
智勇敢。
他巧妙地绕过了那间房子外面的哨兵，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森山的面前。此时森山正在抽
大烟。李风林进去后，一眼就看见了墙上挂着的那把手枪，立即飞步上炕夺枪。森山急忙蹿
起身来，将他拦腰抱住。但他哪里能抱得住，年轻力壮的李风林用力一甩，这个小日本便从
炕上落到了地上正烧得通红的火炉上……
老钱柜，果然名不虚传，里边的货着实是不少。打开这个“钱柜”的飞将军们从那里得
到长短枪械１００多支，子弹３０多万发，大烟土１００多两，米、面几万斤。当然，还有
１００多个“活物”和７个日本“死倒”了。
３９ 林海学府
当赵尚志听到６军的部队已经按照他的命令打下了老钱柜的报告后，这位从黄埔军校出
来的总司令，立即决定把正在筹办的政治军事学校设在那里。
从政治军事学校的领导人事安排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地位还是很高的。联军总司令赵
尚志兼任这所学校的校长，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兼任教育长（后为侯启刚），张文廉任秘书
长。到这里来学习的都是抗联各部队中的各级指挥员。
政军学校的校舍就设在原来伐木工人们住的工棚里。这间大工棚是东北林区常见的那种
木刻楞房子，呈南北走向，里面有东西两铺通房的大火炕，南北两头开门。屋子很大，里面
能住一百多人。整个政军学校的教员和学员都住在这一座大屋子里，上课的时候大家就坐在
火炕上，讲桌在南头，桌后有一把椅子，那是教员的位置。最初挂在墙上的那块黑板，其实
那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做出来的一块“白板”，教员手中的“粉笔”是学员们自己烧出来的木
炭，学员们手里的笔记本则是被订在一起的桦树皮。
在屋子的北头，大家用木板隔出了一间装粮食和做饭用的粮仓和厨房。在屋子的南头，
也有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小屋子，里边有一个能住十多个人的小火炕，这就是教员的宿舍兼
办公室。在整座房子最好的位置——朝阳的南头给教员们营造了如此“优越”的公办和住宿
环境，这应该说是充分体现了当时抗联领导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
政治和军事是政军学校的两门主要课程。政治课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理论，学
习政治经济学常识和中国近代史，通过学习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和中国为什么
会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高学员的革命斗争觉悟，明确了抗联战士的历史责任。通过
系统地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思想，坚定学员们对抗日必胜的信心。此外，他们还经常学习巴黎《救国时报》（在如此偏
远的地方居然能够经常读到国外出的报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国内游击战争的活
动材料和消息，以及莫斯科印的中国书籍和《共产国际》等刊物。
军事课则主要是结合东北抗日战场的实际，学习如何进行游击战。同时，校领导们还鼓
励学员把眼光放得更远。第二任教育长侯启刚在第二期学员的开学典礼说：“现在我们打游
击战，学游击战术，将来抗日力量壮大了，还要打正规战争，一个战役就消灭日本关东军几
万乃至十几万兵力。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东北抗日联军会同全国一切抗日部队汇合在一
起，把日本关东军赶出中国去！”
政军学校的教材都是教官们根据以往学过的专门知识结合学员的接受能力自己编写的。
学校的教学活动安排得很紧。白天，由教育长和教官们轮流给学员上课；晚上学员们就
坐在大炕上分组进行讨论。这种教学方法，在今天说来也是不落后的。
在这所简陋的学校里的讲台上讲的人都是从抗联部队中抽调来的很有一些本事的人。
军事教员王玉升，就是一个被学员评价为“很好的军事教官”。王玉升原本是抗联第３
军第３师的师长，也是原先珠河反日游击队的一名“种子队员”（游击队有１１个人时就有
他一个），是一个为了打日本可以自己什么都不顾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每次作战时，他
都身先士卒，为人也十分豪爽、大度，深受战士们的爱戴。有一次打仗时，他的手被打伤
了，落了个终生残疾，也得了个“王坏手”的外号。其实“王坏手”最大的毛病不在他的那
只坏手上，而是他那爱喝酒的坏习惯。有一次他喝多了，大白天站在那里往天上放枪。治军
极严的赵尚志知道这事后，立即下令撤了他的师长职务，把他调到了政军学校来当教员。
那年月，在抗联里当师长和当教员也差不了多少。所以王玉升丢了师长职务当了教员
后，干得仍然挺来劲。每天早晨他都早早起来带领学员出操。他讲话声音宏亮，越说越有劲
儿，经常结合珠河反日游击队和后来抗联第３军许多他经历的战斗实例，总结经验教训，军
事课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学员欢迎。
第二任教育长侯启刚则是一个当时抗联中少有的深入研究过马列主义原作的人。政军学
校的学员王明贵说他“看过马列的很多原作，知识面也很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丰
富的抗日斗争经验，讲话哲理性很强”。可能是由于他本人平时讲话常常引经据典，甚至有
些傲气（据说他曾自称东方侯大林），不少人对他有看法。有一次他对别人说，《资本论》
对他裨益很大，那个人挖苦他说：“马克思在天之灵给我们送来了老侯。”而他则回答说：
“就是这样。”
侯启刚对许多问题都有他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且时时用辩证法的眼光来分析当时抗联面
临的问题。曾经写过《论统一战线》、《东北抗日队伍的分析及义勇军改造策略》等论文。
这位抗联队伍中的第一号理论家的思维方式也很有些哲学家的味道。下面这一段他自己关于
其在病中思想活动的记述：
“……自该病发作后，我曾每天陷在无限的思索之中。有一天曾发现了辩证法的发展形
式：从时、空来说，是纵横的三角形；因而一切事物也都是纵横的三角形。继而夜里观星，
发现一切基本形式是三角。因为某角形的星群可以分解为无限的三角形，因此，圆周也无非
是无限的三角形的一角向内部的结合，线也是无限的三角。最后想起了一切事物在尽量的发
展，全部是波浪式运动的辩证法。质量无非是不同的波浪式运动的发生，波浪式运动当然是
不断生起的纵的三角形，因此认为三角形是一切形式的本质。于是就越来越确信：一切事物
是纵横三角形。又想起了在战斗队形上，各一角是其他两角吸引与推动的结合，进攻、退
守、待机包围就是进退并行，静动并用，公开的秘密的联系的行动——也就是确保辩证法的
一致。就是说以全力采取辩证的综合或综合的方法，就一定能战胜敌人，最后，我认为：无
限的‘辩证三角体’是战胜敌人的唯一无二的阵式或队形。
“有如上述，我的英雄思想在病中复活，使用的武器是辩证法，当然首先应该解决东北
问题。就是说：如何突破１９３８年即将到来的敌人的‘讨伐’。结果在似病非病的思想中
决定了：应在党军一致行动之下，尽可能地配备无限大小‘辩证三角形’，即：南满１、２
军成一角，这能由１、２军的同志配备，我来建议其他两角的方法，即：４、５、７、８、
１０军赴吉林中部长白山脉老爷岭西东形成一角；３、６、９、１１军赴黑龙江小兴安岭嫩
江流域形成一角，而且每一角则编成等差三角形。以全满为范围，用大三角来牵制敌人。这
样，敌人就不可能各个击破……”
这所政军学校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却为抗联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当时，学员从这里
毕业后一般都到各部队任师长、团长等职，这些人在抗日战场上为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立下
了不朽功勋。第二期学员王明贵将军在回忆录中饱含深情地写道：
“小兴安岭松涛阵阵，汤旺河波涛滚滚。东北抗联政治军事学校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
许许多多的同志通过学习迅速成长为抗日联军的骨干力量。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
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位将军还特意提到了我们在
前面说到的在抗联打下老钱柜时俘获的伪森林警察中队长宋喜斌（即五炮）。宋在被俘后参
加了抗联，此后，他在政治上进步很快，作战也非常勇敢，被送进学校深造。他毕业后回到
部队任团长，在１９３８年９月下旬为保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机关的安全，他带领３０多名
战士与超过自己数倍的日本讨伐队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他一个人就打死打伤４０多名日本
鬼子，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宁死不降，最后把满腔的鲜血都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当赵尚志听到６军的部队已经按照他的命令打下了老钱柜的报告后，这位从黄埔军校出
来的总司令，立即决定把正在筹办的政治军事学校设在那里。
从政治军事学校的领导人事安排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地位还是很高的。联军总司令赵
尚志兼任这所学校的校长，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兼任教育长（后为侯启刚），张文廉任秘书
长。到这里来学习的都是抗联各部队中的各级指挥员。
政军学校的校舍就设在原来伐木工人们住的工棚里。这间大工棚是东北林区常见的那种
木刻楞房子，呈南北走向，里面有东西两铺通房的大火炕，南北两头开门。屋子很大，里面
能住一百多人。整个政军学校的教员和学员都住在这一座大屋子里，上课的时候大家就坐在
火炕上，讲桌在南头，桌后有一把椅子，那是教员的位置。最初挂在墙上的那块黑板，其实
那是学员们自己动手做出来的一块“白板”，教员手中的“粉笔”是学员们自己烧出来的木
炭，学员们手里的笔记本则是被订在一起的桦树皮。
在屋子的北头，大家用木板隔出了一间装粮食和做饭用的粮仓和厨房。在屋子的南头，
也有一间用木板隔出来的小屋子，里边有一个能住十多个人的小火炕，这就是教员的宿舍兼
办公室。在整座房子最好的位置——朝阳的南头给教员们营造了如此“优越”的公办和住宿
环境，这应该说是充分体现了当时抗联领导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
政治和军事是政军学校的两门主要课程。政治课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理论，学
习政治经济学常识和中国近代史，通过学习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和中国为什么
会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高学员的革命斗争觉悟，明确了抗联战士的历史责任。通过
系统地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思想，坚定学员们对抗日必胜的信心。此外，他们还经常学习巴黎《救国时报》（在如此偏
远的地方居然能够经常读到国外出的报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国内游击战争的活
动材料和消息，以及莫斯科印的中国书籍和《共产国际》等刊物。
军事课则主要是结合东北抗日战场的实际，学习如何进行游击战。同时，校领导们还鼓
励学员把眼光放得更远。第二任教育长侯启刚在第二期学员的开学典礼说：“现在我们打游
击战，学游击战术，将来抗日力量壮大了，还要打正规战争，一个战役就消灭日本关东军几
万乃至十几万兵力。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东北抗日联军会同全国一切抗日部队汇合在一
起，把日本关东军赶出中国去！”
政军学校的教材都是教官们根据以往学过的专门知识结合学员的接受能力自己编写的。
学校的教学活动安排得很紧。白天，由教育长和教官们轮流给学员上课；晚上学员们就
坐在大炕上分组进行讨论。这种教学方法，在今天说来也是不落后的。
在这所简陋的学校里的讲台上讲的人都是从抗联部队中抽调来的很有一些本事的人。
军事教员王玉升，就是一个被学员评价为“很好的军事教官”。王玉升原本是抗联第３
军第３师的师长，也是原先珠河反日游击队的一名“种子队员”（游击队有１１个人时就有
他一个），是一个为了打日本可以自己什么都不顾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每次作战时，他
都身先士卒，为人也十分豪爽、大度，深受战士们的爱戴。有一次打仗时，他的手被打伤
了，落了个终生残疾，也得了个“王坏手”的外号。其实“王坏手”最大的毛病不在他的那
只坏手上，而是他那爱喝酒的坏习惯。有一次他喝多了，大白天站在那里往天上放枪。治军
极严的赵尚志知道这事后，立即下令撤了他的师长职务，把他调到了政军学校来当教员。
那年月，在抗联里当师长和当教员也差不了多少。所以王玉升丢了师长职务当了教员
后，干得仍然挺来劲。每天早晨他都早早起来带领学员出操。他讲话声音宏亮，越说越有劲
儿，经常结合珠河反日游击队和后来抗联第３军许多他经历的战斗实例，总结经验教训，军
事课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学员欢迎。
第二任教育长侯启刚则是一个当时抗联中少有的深入研究过马列主义原作的人。政军学
校的学员王明贵说他“看过马列的很多原作，知识面也很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丰
富的抗日斗争经验，讲话哲理性很强”。可能是由于他本人平时讲话常常引经据典，甚至有
些傲气（据说他曾自称东方侯大林），不少人对他有看法。有一次他对别人说，《资本论》
对他裨益很大，那个人挖苦他说：“马克思在天之灵给我们送来了老侯。”而他则回答说：
“就是这样。”
侯启刚对许多问题都有他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且时时用辩证法的眼光来分析当时抗联面
临的问题。曾经写过《论统一战线》、《东北抗日队伍的分析及义勇军改造策略》等论文。
这位抗联队伍中的第一号理论家的思维方式也很有些哲学家的味道。下面这一段他自己关于
其在病中思想活动的记述：
“……自该病发作后，我曾每天陷在无限的思索之中。有一天曾发现了辩证法的发展形
式：从时、空来说，是纵横的三角形；因而一切事物也都是纵横的三角形。继而夜里观星，
发现一切基本形式是三角。因为某角形的星群可以分解为无限的三角形，因此，圆周也无非
是无限的三角形的一角向内部的结合，线也是无限的三角。最后想起了一切事物在尽量的发
展，全部是波浪式运动的辩证法。质量无非是不同的波浪式运动的发生，波浪式运动当然是
不断生起的纵的三角形，因此认为三角形是一切形式的本质。于是就越来越确信：一切事物
是纵横三角形。又想起了在战斗队形上，各一角是其他两角吸引与推动的结合，进攻、退
守、待机包围就是进退并行，静动并用，公开的秘密的联系的行动——也就是确保辩证法的
一致。就是说以全力采取辩证的综合或综合的方法，就一定能战胜敌人，最后，我认为：无
限的‘辩证三角体’是战胜敌人的唯一无二的阵式或队形。
“有如上述，我的英雄思想在病中复活，使用的武器是辩证法，当然首先应该解决东北
问题。就是说：如何突破１９３８年即将到来的敌人的‘讨伐’。结果在似病非病的思想中
决定了：应在党军一致行动之下，尽可能地配备无限大小‘辩证三角形’，即：南满１、２
军成一角，这能由１、２军的同志配备，我来建议其他两角的方法，即：４、５、７、８、
１０军赴吉林中部长白山脉老爷岭西东形成一角；３、６、９、１１军赴黑龙江小兴安岭嫩
江流域形成一角，而且每一角则编成等差三角形。以全满为范围，用大三角来牵制敌人。这
样，敌人就不可能各个击破……”
这所政军学校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却为抗联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当时，学员从这里
毕业后一般都到各部队任师长、团长等职，这些人在抗日战场上为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立下
了不朽功勋。第二期学员王明贵将军在回忆录中饱含深情地写道：
“小兴安岭松涛阵阵，汤旺河波涛滚滚。东北抗联政治军事学校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
许许多多的同志通过学习迅速成长为抗日联军的骨干力量。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
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位将军还特意提到了我们在
前面说到的在抗联打下老钱柜时俘获的伪森林警察中队长宋喜斌（即五炮）。宋在被俘后参
加了抗联，此后，他在政治上进步很快，作战也非常勇敢，被送进学校深造。他毕业后回到
部队任团长，在１９３８年９月下旬为保卫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机关的安全，他带领３０多名
战士与超过自己数倍的日本讨伐队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他一个人就打死打伤４０多名日本
鬼子，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宁死不降，最后把满腔的鲜血都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