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八路军一二○师征战实录

<B>第1章　兵溃黄河怒</B>
　　作者学术笔记摘录：
　　“七·七”事变后，华北中日军队兵力情况：
　　日军华北方面军8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约17万余人。
　　国民党第1、第2、第5战区之军队和中央军委会派出的直属兵团2个军，共为94个步兵师、8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总计80万人。
　　中日两军兵力对比为80万：17万＝5．7∶1。
　　当日军全面进攻华北时，国民党军队的战线尚未形成，既没有建立起坚固的战略支点，又没有完成野战兵团的组建；指挥机关没有全面部署，战斗部队没有巩固的作战线；各战略区没有协同，各军之间没有配合；一切部署均未就绪，整个战线支离破碎。
　　在日军凌厉攻势面前，华北战线土崩瓦解，国民党军队近100个师，兵败山倒，一溃千里……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大声疾呼：“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月14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命令红军作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总目标下，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政策，撤销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
　　陕北。
　　盛夏的余热烘烤着大地。黄土高原上，一哨人马在荒凉的原野上飞奔。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扬鞭催马，率先急驰，几位警卫人员紧随其后。马蹄声声，尘埃滚滚。贺龙，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任红二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
　　1个月前，7月下旬，为讨论红军实施改编和如何开赴抗日前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曾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了红军军长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说：抗战是全国人民与军队的职责，不允许动摇观望。我们要促使蒋委员长领导他的军队抗战到底，但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中的某些人，对抗战是动摇不定的，我们要时刻严防他们捣乱和破坏抗战。蒋委员长现在是处在矛盾之中。他既怕将红军放出陕甘宁，会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无法驾驭，又希望将红军送到最前线，借日本人之手消灭红军。我们就要像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
　　会议期间，他多次找即将同红二方面军合编的陕北27、28军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交谈，了解这两支部队的历史、干部状况、思想动态乃至后勤供应等等，以便实施改编。
　　8月20日，贺龙接到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他深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次会议将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马不停蹄，直奔洛川而来。
　　1937年8月22日。
　　陕北洛川县冯家村。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洛川会议）。出席会议人员22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彭德怀、关向应、何克全、林伯渠、张浩、张文彬、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肖劲光、傅钟、周建屏等。
　　毛泽东环视一下在坐的中共核心人物和高级军事将领，然后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作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
　　对于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心中有数。4天前，毛泽东曾致电党内主要领导同志：
　　“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
　　（一）　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
　　（二）　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
　　（三）　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
　　……
　　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此刻，毛泽东似乎回想起10年前的国共合作，仿佛又看到“4·12”政变的血雨腥风，于是以坚定的口吻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持和扩大红军，争取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毛泽东的报告，使会场活跃起来。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讨论。
　　贺龙端坐在一张八仙桌后面，左面坐着红一军团长林彪，右面坐着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
　　林彪静静地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但他心里十分清楚：红一军团是主力红军中的主力，挺进敌后无疑要作为先头部队来使用的。对红军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式，林彪有着自己的见解，但是他十分明白，在领袖面前如果显示出远见卓识，那么就会使领袖增加不安全感。对于这一点，林彪有着自己的历史经验。他曾公开反对过毛泽东，但既没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又在同志中提高了自己的威望。1935年红军长征伊始，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这后来被军史界誉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闪光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杰作之一。但是当时的林彪并不满意，他认为这样在连打败仗之后近似故弄玄虚式地把部队拖来拖去未必高明。多年以后，他曾对别人说：为什么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会不会有更好的摆脱敌人的办法？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的地位仍在周恩来之后。林彪明确提出改换三人团的领导成员，由彭德怀来代替毛泽东。稍有心机的人都十分明白：如果更换，进入决策圈的也许不是彭德怀而是林彪。由于当时林彪所提意见只是限于军事指挥问题，而不是从政治上否定，况且反对毛泽东还不致沦落为“大逆不道”，所以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反而更增加了人们对林彪“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深刻印象。事后，林彪却后怕了一段时间，并扎扎实实地得出了自己的经验：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允许的，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不允许的。此刻，他沉稳地坐在那里，不想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是静静地思考着如何在抗日战场上实现自己的作战思想，再创辉煌。
　　与林彪相比，贺龙完全是另外一种秉性。他开朗、豁达，喜欢痛痛快快，对自己认定的事业和领袖忠心耿耿。1982年8月中旬，彭真在北戴河观看电影《贺龙军长》后，对贺龙的一段评语很是贴切：“贺龙党性很强，几十年如一日。‘左’倾路线杀了他手下那么多人，残酷得很！提起这件事贺龙就流眼泪。他自己也受过‘左’倾路线的迫害，但是对党始终忠贞不渝。什么事情，听说是毛主席讲的，一点也不含糊。我认识贺龙同志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当时骂毛主席的人并不是没有，可是贺龙从来不。对旧社会他是叛逆者，而在我们党内，他是驯服工具，驯服的党员，驯服的干部。贺龙对革命没有说的，在我党困难之时舍身投奔，千方百计地掩护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南昌起义失败后，组织上派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想到革命处于低潮，很需要积蓄力量，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斗，硬是出生入死回湘鄂西拉队伍，创造出一块革命根据地……”此刻，贺龙同样平静地坐着，他不准备发言，他觉得毛泽东、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在思考：红军出师抗日后，应将自己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同时在经费分配上，也应该优先保证中央使用，自己的部队应去敌后自筹粮款。
　　关向应缓缓地站了起来，他身材瘦小，眉宇间不时闪现出智慧的光芒。他以贺龙和他自己的名义作了极其简短的发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会议确定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赞成红军迅速出师，尤其拥护独立自主的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关向应，原名关致祥，1902年9月出生于辽宁省金县大关屯的一个满族农民家庭里。1922年，共产党人陈为人、李震瀛来大连从事革命活动，将关向应等进步青年组织起来。1924年4月，关向应由李震瀛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大连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关向应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的誓言。从此开始了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战斗生涯。1924年5月，关向应放弃结婚的机会，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闸北市民协会从事革命工作。同年年底，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后因“五卅”运动爆发，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关向应无法按计划完成在苏联的学习任务而提前回国。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关向应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会后回国，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央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红三军政委、红二、六军团暨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等职。
　　关向应简短的发言过后，刘伯承、肖劲光等人相继发言。
　　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会上，成立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11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贺龙选为委员。
　　洛川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了特派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序列，9月11日又改称为第18集团军）正副总指挥的命令。
　　8月25日，洛川会议结束。朱德、彭德怀通电就职。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改编：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37年8月25日
　　南京已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着将：
　　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74师合编为陆军第115师，以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红27军、红28军、独立第1、第2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120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四方面军（第4、第31军）、红29军、红30军，陕甘宁独立第1、2、3、4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129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持执行党中央与军委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周恩来”
　　洛川会议后，贺龙、关向应跃马扬鞭，急返驻地富平县庄里镇。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由贺龙主持改编工作：红二军团和红28军合编为120师358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辖第715、716团）；红六军团、红32军和总部特务团1营合编为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辖第717、718团）；红27军和赤水警卫营合编为师炮兵营和辎重营；陕北独立1师编为师特务营；独立2师编为师工兵营。全师共14000人。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关向应任120师政治委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8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了政治局常委23日决定：由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王震组成120师军政委员会，贺龙为书记。
　　一枚枚国民党帽徽摆放在红军指战员面前，它们将在1天之内全部戴在红军战士的头上。
　　面对这一枚枚青天白日帽徽，每一位红军战士都不禁回想起同国民党浴血抗争的日日夜夜，不禁回想起长征途中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层层重兵。
　　于是，人们想不通。有人拒不换装，有人扔掉青天白日帽徽，有人甚至为此留条他去。大家纷纷表示：我们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红军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了吗？我们怎么向人民交待，想不通。
　　面对这种复杂的思想情况，在洛川会议前后，贺龙、关向应多次带头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要有远大目光，顾全大局。贺龙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贺龙也不愿红军改名的喽！但是不改可不行啊。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使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指挥领导。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我，贺龙，就无条件服从。”听了贺龙的话，一些干部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想通了。”贺龙高兴地大笑着说：“好嘛，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你们通了，就好给战士做工作喽。”
　　1937年9月2日。

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
　　八路军120师抗日誓师大会。
　　会场上红旗招展。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周士第等人坐在主席台上。贺龙站起来大声说道：“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开誓师大会，党中央很重视，朱老总亲自来到我们师，下面请朱总司令讲话。”
　　朱德以坚定的口吻说道：“同志们，你们思想不通，党中央知道，毛主席也知道。我是受党中央与毛主席的委托，来做你们的工作的。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消除各阶层的疑虑，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同志们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级干部思想也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朱德这番话引起了阵阵掌声。贺龙很高兴，他在讲话时说：“朱总指挥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大家都要执行。”接着，他谈起了自己。他说：“就我本人来说，国民革命军的军装，过去我穿过；青天白日帽徽，过去我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打过。有人说，我当将军，皮靴不穿，愿穿草鞋跟红军爬山；高楼不住，愿跟红军钻芦苇。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当红军，穿草鞋，钻芦苇，是我的心愿。算起来，从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已经闯荡了10年，跟国民党斗了10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贺龙的话，在干部、战士的心灵里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白皮红心”的话长时间牢牢地记在心上。誓师大会后，贺龙、肖克、关向应发布渡河命令：“明日（3日）起分6天向韩城芝川镇前进，由芝川镇渡河，到侯马待命。”
　　村子里沸腾了。红军官兵有的忙着送还借物、挑水扫院，有的磨刀擦枪、整理背包，有的忙着写信向家中父老报喜。老乡也是家家磨声隆隆，户户炊烟袅袅，准备为红军饯行。有些小战士想到明天就要出发上前线，哪里还坐得住？也不顾天上下着大雨，拿着木棍子冲到院子里，就互相拼刺起来，还连蹦带跳地喊着：“杀！杀！”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120师的官兵们便在陕西富平庄里镇的河边集合了。雨过天晴，大地被洗得葱翠碧绿。河滩上红旗招展，刀光闪闪，队伍如龙似虎，激昂的歌声此起彼伏。谁都是笑盈盈的，互相交换着兴奋的眼光。队伍四周是前来送行的群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提着茶水，有的拿着鸡蛋，有的牵着高骡大马，上边驮着慰问品。河滩上黑压压一片。
　　部队行动了，整个河滩更像开了锅似地翻腾起来。锣鼓震天，鞭炮齐鸣；群众伴着部队缓缓而行，抢着往战士口袋里塞鸡蛋、馒头、毛巾、布鞋……一个老大爷一边走，还一边嘱咐着：“遇到鬼子汉奸，多杀两个，也替我老头子出一口气！”一个老大娘像送别自己的儿子一样，抚摸着一个战士说：“孩子，打了胜仗，给我们捎个信来！……”
　　天地之间口号声响成一片：
　　“欢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岸边数不清的男女老少，频频招手挥旗，不肯离去。战士们喊道：“乡亲们，不要送了！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请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
　　9月9日，120师师部、358旅、359旅（欠1个团）及5月份组建的教导团共8227人乘木船东渡黄河，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1870年9月，普法战争期间，普军在色当决战时采取了“两翼包抄”的战略，结果歼灭法军8万余人，生擒法王路易·波拿巴。后来，以“两翼包抄”为核心内容的“色当战略”一直为日本军国主义所推崇，作为自己的兵法大典，并用于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的初期。
　　“七·七”事变以来，日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迂回”。战略上采取纵深穿插，两翼迂回，迅速攻占若干战略要点，以摧毁国民党军的军事防线，瓦解国民党军的抵抗能力，避免逐地争夺、正面平推。在战术上则采取两翼包抄，威胁国民党军侧后，逼其正面混乱、溃退，避免阵地对垒、正面强攻。
　　八路军出动时，正值南口前线吃紧。中共中央军委曾决定八路军全部进入恒山山脉，并分兵一部挺进燕山山脉，参加南口战役。但是，前卫师刚刚出动，国民党军队已从南口——张家口一线溃退下来。而后，国民党军在沧洲—涿州—大同部署了三个阵地，分别阻击沿津浦、平汉、同蒲路三个方面南进的日军。但国民党军统帅部没有正确处理好这三个防线之间的关系，没有防御重心，没有防御重点和纽带，整个战线“裂缝”百出。第1战区布防涿州，第2战区守备大同，而这两个防御区的结合部却无人顾及，敞开了一个200公里的大裂缝。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开赴察哈尔省蔚县地区，进至国民党军涿州、大同两个防御地区的中间地带，以填补国民党军战线的空隙。但在八路军开进途中，9月11日蔚县失守。9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命八路军统辖于第2战区，第2战区长官司令部遂命令八路军开进飞虎口地区，进击由蔚县向涞源进犯之敌。但命令刚刚发出，涞源又沦于敌手。国民党军溃退之神速，总是如此出人意料，致使八路军更改作战计划都来不及。
　　南口战役期间，国民党战线的外壳还是呈现着整体形态，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坚持华北抗战还寄有很大希望。但不料国民党军溃败得如此迅速。战争的发展趋势表明，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坚持必不能持久。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从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角度来重新考虑自己的部署。八路军120师顺利渡过黄河，于9月13日抵达山西省侯马。
　　贺龙、关向应、肖克、周士第等人围在山西省军用地图前，研究着下一步进军路线。
　　山西素称“华北屋脊”。就兵家而论，控制了山西，便掌握了华北战场的主动权。攻则依地势而进：在广灵、涞源方向上，出紫荆关而入平津外围；在太原、石家庄方向上，出娘子关而入冀中；在长治、邯郸方向上，出山西而入冀南；在晋城、沁阳方向上，沿太行山南麓而入冀、鲁、豫边。守则有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可供依托。恒山、五台山为晋北军中要隘；太行山则为晋东之天然屏障。
　　关向应指着地图上的晋北地区，说道，“我师务必尽快进入晋北，抢占恒山地区，以配合林师、刘师展开于敌侧后……”
　　话音未落，一份军情通报摆在了他们面前：
　　日军已经占领侵占察南、晋北和河北的沧县、保定等地，正继续发展其攻势：
　　（一）占领大同的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和伪蒙军进攻绥远，主力沿同蒲路南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二）日军第5师团占领蔚县、广灵、涞源以后，进犯平型关，企图配合察哈尔兵团击溃国民党第2战区主力，实施右翼迂回，威胁平汉铁路方向第1战区主力侧臂；
　　（三）侵犯河北的日军以第1军4个师团沿平汉路及其两侧攻击国民党军第1战区主力；
　　（四）日军第2军2个师团沿滏阳河从左面迂回国民党军侧背。第2军1个师团和1个旅团沿津浦路南犯，并保障其在平汉铁路方向行动部队的翼侧安全。
　　敌情通报清楚地表明：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战局急转直下。
　　贺龙、关向应等人立即决定，全师主力继续向北挺进。同时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下一步作战方针。
　　9月19日，120师主力从侯马乘火车到达忻县。这时，收到毛泽东9月17日发出的《关于敌情判断及战略部署的指示》：
　　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之北。判断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力量分布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之中，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因此，变更原定部署：120师应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地区；129师适当时机进入吕梁山脉活动；115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之中。
　　……
　　贺龙等人感到，中央的战略部署已经变化，此时应抓紧时间向北挺进，同时应尽快与山西国民党军取得联系，以便协同作战。
　　就在这时，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匆匆赶到了忻县。见到贺龙等人后，彭德怀来不及询问更多的情况，立刻将毛泽东19日的急电摆在了贺龙等人面前：
　　“贺龙部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和大同游击，方能给敌南进太原以相当有效的钳制。……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将来刘师可与林师靠近，位于晋南太岳山脉至吕梁山脉。”
　　彭德怀说：“120师应立即进入晋西北的管涔山区，以宁武、神池为中心，在五寨、岢岚、岚县、河曲、偏关、保德等地区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还应派部队前出雁北。”
　　贺龙说：“这样很好，我们立即按总部部署去行动。”
　　彭德怀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后，犹豫了片刻，然后缓缓地说道：
　　“从战争全局需要考虑，总部决定：王震率359旅东进到五台以北的豆村镇一带相机作战，并由总部直接指挥，待129师到达正太路南北之后，再归还建制。”
　　关向应等人听后，没有作声。他们心里很明白：出师时，359旅旅长陈伯钧和718团以及师直属的5个营留在了陕北，担任河防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现在王震所部又要东出五台，仅以120师两个多团的兵力去开辟管涔山广大地区，力量显然比较单薄。
　　贺龙看了一眼关向应，然后说道：“既然总部已经决定，我看我们还是服从大局，让359旅暂归总部指挥吧。”说完又向站在一旁的王震问到：“现在359旅又扩编了吧？部队情况怎样？”
　　王震说道：“我旅出师后，沿途吸收了一些国民党军溃退中的散兵游勇，组成了新的718团。现在部队正在抓紧时间进行战前整顿，战士们斗志很旺。”
　　彭德怀听后满意地笑着说：“没想到你王大胡子现在就开始招兵买马了。”
　　贺龙望着这位红2、6军团的老战友，仿佛又领略到王震那种坚决、果敢的风采，不禁回想起红2、6军团会师后的一些往事：
　　1934年夏，红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向西突围，在黔西地区与红2军团（前身是红3军）会师。当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执行着一条“左”倾路线，严重地影响和干扰着两个军团的合编和发展。当时，任红6军团政治委员的王震和军团长肖克一起，顾全大局，注重团结，坚决拥护任弼时，站在贺龙、关向应一边，同夏曦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6月，红2、6军团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征战，终于和红4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了。当时，张国焘欺骗和拉拢红2、6军团的官兵。在部队散发油印的《干部必读》小册子，主要内容是反对毛、周、张、博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红2、6军团的主要领导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人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察到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推行逃跑主义路线的阴谋。当时，王震面对张国焘的吹捧、拉拢，毫不动摇。他愤怒地对张国焘说：“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不能反毛。”并与红2、6军团的其他领导以及朱德、刘伯承等人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想到这些，贺龙紧握着王震的手说：359旅暂归总部直接指挥，这也是我们师的光荣，相信不久以后，我们还会胜利会师的。
　　按照军委的统一部署，王震率359旅疾驰五台山，贺龙率358旅挺进管涔山区。
　　山西神池县义井镇。
　　9月28日，由贺龙主持召开120师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
　　此时，山西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北面，大同失陷，雁北沦于敌手；东北面，浑源失守，灵丘陷落。阎锡山下令国民党军放弃恒山山脉。日军步步逼进，进攻内长城各要隘。9月25日，八路军115师给了进犯平型关的日军以有力打击，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国民党军防守的茹越口阵地却被突破。国民党军全线溃退，各级官吏竞相逃窜，日军、汉奸、国民党溃兵任意肆虐，晋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会议中心议题是面对正面战场的严峻形势，如何采取措施，挽救危局，使自己站稳脚跟。经过研究，决定分兵展开管涔山区：
　　（一）以358旅716团2营为骨干，编成独立支队，由716团团长宋时轮率领，北去长城，在朔县以北、同蒲铁路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袭扰和切断交通线，迟滞日军向神池、宁武的进攻，给120师主力在晋西北的活动创造条件；（二）358旅分两个支队，张宗逊旅长率716团主力随师部到五寨地区，李井泉政委率715团及骑兵连到神池以西、五寨以北地区，打击日寇；
　　（三）为改变晋西北人心不稳、秩序混乱、社会动荡的局面，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群众投身抗日战争，由关向应、甘泗淇去岢岚主持开展地方工作，从120师抽调干部组织地方工作团，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根据军政委员会决定，9月30日，关向应率师政治部和供给部、卫生部的一部分以及教导团组织后方工作领导机关去岢岚；贺龙率司令部进入神池县八角镇、义井镇地区指挥对日作战。
　　关向应率领由700人组成的地方工作团，分赴兴县、岢岚、五寨、宁武、静东、临县、保德、偏关、河曲等县开展工作。贺龙、关向应为工作团规定了3项主要任务：第一，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和武装群众，成立自卫队、农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第二，帮助建立地方党组织，采取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的办法，建立党的支部及临时县委；第三，收容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
　　当时，山西已有两个重要抗日团体：一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它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面目出现；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并领导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它是统一战线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120师工作团到达晋西北各地时，这两个组织已有人在那里工作。关向应立即命令工作团和这两个组织结合在一起，开展群众工作。20多天里，便发动和组织了5700余人的抗日自卫队。关向应、甘泗淇领导工作团在晋西北进行了8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建立了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后称晋西北区党委）及各县临时县委，恢复了政权组织，收容了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安定了社会秩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晋西北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
　　宋时轮支队于9月29日到达雁北，10月1日攻占平鲁县的井坪镇，4日收复平鲁县城。
　　此时，由大同南犯之日军主力绕过雁门关，从应县茹越口突破长城防线，先处攻占繁峙、代县、崞县与原平地区。10月10日逼近忻口，准备攻夺忻口，直取太原。
　　忻口，自古以来为军事要地，《魏地志》记载：“汉高祖出平之围，还军至此，六军忻然，因得名。”昔日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困于大同以东之平城，后奋力突围退至此地，观于地势之险要，六军忻然，因而得名忻口。
　　忻口位于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为出入晋中的交通要道和战略咽喉，是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国民党军为保卫太原，决心在忻口组织会战。阎锡山调集8万重兵，由刚刚率部入晋的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
　　五台山。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眉头紧锁，目光凝聚在忻口的版图上。他心中很清楚：如果忻口失守，太原则危在旦夕。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同周恩来商定：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第63师、独立第3旅等10个团归八路军总部指挥。周恩来思考：前期战况已经表明，国民党军战斗力低下，况且指挥失误颇多。忻口会战，至关重要，八路军应为正面战场树立起一个新的形象。应尽量派得力部队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同时对配属的友军也要做到有分寸。于是，他对身后的通信员吩咐道：“速请359旅王旅长到这里来。”
　　通信员转身刚刚离去，任弼时走了进来，随手将毛泽东的两封来电放在周恩来面前：
　　电文一：
　　“我们对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的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采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电文二：
　　“王震部速归贺师建制。贺师全部除游击支队外，主力此刻应隐蔽于五寨地区。待原平正面打得激烈，我115师已实行向大同、浑源行动时，即用主力出工城袭击朔县、左云一带，与115师相呼应，捣乱敌人的整个后方。”
　　周恩来放下电报，来到隔壁的作战室里。朱德、彭德怀等人正在研究如何按战略箝制、战役协同和战术配合的不同任务，分别配制力量，以配合国民党军的忻口会战。
　　八路军总部的决策者们对形势作了如下分析：忻口前线之敌，与其后方的交通十分困难，不仅同蒲北段因国民党军撤退时车辆南移而瘫痪，平绥铁路也因破坏而利用不便。日军的运输线仅有经平型关至张家口，经雁门关至大同两条公路。切断这两条运输线，数万日军便断了供应。于是决定：以120师组成左纵队，置于雁门关及同蒲两侧；以115师343旅组成右纵队，置于代县——平型关方向。这两支部队与忻口前线进行战役配合：一方面袭扰日军前线的两翼与后方；一方面切断日军之交通，掐断日军的后方供应线。
　　彭德怀转过身，对机要参谋吩咐道：“立即将总部决定通知各师，要求部队积极打击和箝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这时，王震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总部首长有什么指示，我的手都痒痒了。”
　　周恩来笑着说道：“中央来电，要你们旅返回晋西北，归还120师建制，参加保卫忻口的防御战。”
　　“好，我们马上出发。”王震简单地答应了一声，便匆匆赶回359旅。
　　根据聂荣臻的意见，359旅留下刘道生等300名干部战士，与周建屏等人一起组成工作团，开赴平山、井陉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后组成晋察冀第4分区。
　　王震率359旅主力星夜兼程，返回晋西北。
　　10月13日，忻口会战开始。这一天，贺龙收到了朱德、彭德怀的电报，要求张宗逊支队以灵活动作从崞县轩岗向南袭击大牛店镇敌之侧背，配合忻口会战。贺龙看罢电报，认为朱德、彭德怀的电报已为时太晚，眼下日军已经南下，大牛店已无敌人。不过，朱、彭的电报精神是要120师从侧后打击和钳制日军。大牛店虽无敌人，但可依此精神主动作战。
　　此时，由于同蒲铁路北段已被宋时轮支队切断，日军南下的交通运输只靠两条汽车路：一条是从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一条是由灵丘经平型关、繁峙至忻口的。贺龙认为，120师可以在这两条线上主动作战，切断汽车路，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肖克等都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于是贺龙连续下了3道命令：一是命令张宗逊、李井泉率715团由崞县南下，袭击位于忻口西北20余公里的南北大常，打击敌翼侧。二是命令已由五台地区归建的359旅迅速赶到崞县以西，配合张宗逊部行动。三是命令继任716团团长的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率1个营（后来又增派了1个营）去雁门关。

贺炳炎坐在桌前翻阅着各连的求战书，这时接到师部通知，要716团领导干部去受领任务。于是，他和政委廖汉生急忙驱马奔向师部驻地。
　　师部在神池以西的一个村子里。贺龙和关向应等人正围着地图研究情况，一见贺炳炎和廖汉生来到，关向应关切地问：“到达这一带，部队情绪怎么样？”廖汉生说：“看到敌人的暴行，同志们都非常气愤，总盼着有机会狠狠收拾他们一下！”
　　贺龙一听放声大笑起来，连连说：“很好很好。要收拾敌人，机会有的是！”他指着一块密密层层的山区说：“准备把你们调到这里去。”贺炳炎俯身一看：一个长长的红箭头，正指向历史上著名的隘口——雁门关。
　　贺龙分析当前情况时谈到：忻口战役正在进行。敌人每天从大同经雁门关，不断地给前线输送弹药；这是敌人一条重要的运输线，但他们很嚣张，自以为那一带已是后方，警戒相当疏忽；我们要利用敌人的弱点，到那一带发动群众，寻找机会，给敌人一个打击！接着，又叮嘱：现在打的是日本侵略军，不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了，在战术思想上要扭得快，一定要遵循毛主席规定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到达目的地后，要紧密联系群众，搞好侦察工作。
　　领受任务后，贺炳炎、廖汉生返回团部驻地。经过简短动员，便率领部队向雁门关疾进。
　　一路上，到处可以看到敌军残暴景象：许多村镇被夷成了瓦砾，无数同胞遭到了屠杀。仅宁武一个县城，就被杀害了不知多少；差不多家家的菜窖都成了活埋人的土坑；所有的水井，都堆塞着被刺刀挑死的男人、儿童和被奸淫后复遭杀害的妇女们的尸体……
　　经过3天的急行军，716团到达雁门关西南十多里的老窝村。驻下以后，果然发现敌人汽车不时从雁门关上滚过。南面还时而传来隆隆的炮声。
　　10月16日，群众送来情报：大同敌人集结了三百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有经雁门关南开忻口的模样。这些日子，每隔四五天就有敌人的车队通过，看来情报可靠。716团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进行动员，会上廖汉生问大家：“怎么样？你们说打不打？”廖汉生刚刚说完，三营营长王祥发霍地站起来说：“我发表意见。我永远也忘不了敌人在宁武犯下的滔天罪行！十一连连部驻的那个院，一家八口人，被杀了七口，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孩，也被刺刀活活戳死，现在只剩下一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老大娘，她眼泪都哭干了，拉着我们，要我们报仇。这是她一家的仇，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仇！”他愈说愈气愤，脸色铁青。接着，他又激昂地说：“要叫敌人以血还血，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这是我的决心，也是我们全营同志的决心！”十一连政治指导员胡觉三也站起来说：“我代表全连同志，请求上级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一定把雁门关变成日本侵略军的鬼门关！”会场上严肃紧张，干部纷纷表达决心，争着要当突击队。最后，廖汉生说：“是的，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要把敌人血洗宁武的罪行，作为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材料，在全团掀起复仇的怒潮。”
　　17日黄昏，贺炳炎、廖汉生率部到达雁门关西南，他们发现公路并不在雁门关上，遂主动去黑石头沟、吴家窑一带公路西侧设伏，同时派少数兵力占领雁门关。他们将此部署报告师部。贺龙打仗一向注重实际，最欣赏根据实际情况果断行事，因而，接到报告后当即回电批准。10月18日和21日，贺、廖支队在黑石头沟两次设伏成功，切断了日军的主要交通线：18日，第一次伏击，毙伤敌3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21日，第二次伏击，贺炳炎、廖汉生报告说：我与敌激战2小时，我伤13名、牺牲20名，敌伤亡3倍于我。
　　与此同时，张宗逊、李井泉指挥715团14日黄昏袭击了南北大常，攻占了永兴村，歼敌100余人。袭占南北大常、永兴村以后，张宗逊、李井泉即率部向东活动，袭扰敌人，牵制日军。
　　王震率359旅主力10月16日到达崞县以西的贺家店。贺龙命令王震：你们就在代县、崞县地区寻找战机，主动作战，切断交通。10月23日，王震指挥717团在阳明堡以南的王董堡附近设伏，截击由崞县北开的80余辆汽车，与有飞机4架配合的日军激战两个小时，击毁汽车30余辆，毙伤敌300余名，沉重打击了日军由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运输。
　　八路军120师不但完成了袭扰日军主要运输线的任务，而且使忻口前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日军向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则向日军进攻，从而迫使日军忻口前线阵地同时构筑两个对外正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正面和对八路军的防御正面。这样，敌人便失掉了二线，全部人马四面临敌，陷入疲惫和消耗之中！尤其是对敌运输线的破坏，使坂垣师团的军需供应极度不良；食物不足，兵士们饥饱无常；弹药短缺，各种兵器的效能不能充分发挥；油料缺乏，机械化装备和其他机动车辆不能足数出动；重兵器成了兵士的负担，一门大炮要几十人推拉；晋北的10月已寒气袭人，但敌人却没有冬衣。兵士食不果腹，衣不御寒，不得不以军毯裹身，玉米充饥。还有伤兵不能及时后送，在堑壕里呻吟不已；死者不能转运，阵地上尸横枕藉。
　　因而士气沮丧，军心动摇，坂垣实无力爬过忻口了！120师切断了日军由大同到忻口的交通补给线，115师打击了蔚县至代县的日军交通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顿挫。卫立煌在忻口会战后，曾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
　　日军忻口受阻，转而加强沿正太路向晋东的进攻。10月26日，晋东门户、兵家咽喉要地娘子关失守。30日，日军第20师团侵占平定，第109师团进抵昔阳，向太原进逼。国民党军北线（忻口）部队，见正太路防线已被日军突破，太原垂危，忻口防御已失去屏障作用，遂于11月2日全线撤退。8日太原失陷。
　　太原保卫战从10月13日忻口防御开始，历时25天。此次战役，国民党军投入40个师（第2战区全部27个半步兵师、3个步兵旅、3个骑兵师，另有孙连仲第1集团军、汤恩伯第20军团）；日军参战部队为4个半师团（北线两个、东线两个半）。日中双方兵力比为，日军的1个师团对国民党军的9个师。本来前期之忻口作战形势是好的，但后期娘子关之战失败，致使前功尽弃。
　　太原失陷当天，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八路军3个师领导人：
　　“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将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形势。”
　　13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并3个师领导人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的新局面。”
　　11月14日，贺龙率师部经岢岚去岚县，与关向应、甘泗淇会合，研究120师怎样贯彻这一指示。11月28日，120师军政委员会在岚县福音堂开会，讨论毛泽东的指示。
　　贺龙首先作了11月份的工作总结。他在总结中说：“这1个月中，在军事上，我们是积极活动的，当敌人向太原前进时，即以张、李、贺、廖尾敌追击，拟进到太原以西地区袭击敌人，协助友军，巩固太原，但我军尚未到达，太原已经失守。所以，张宗逊、李井泉目前仍在太原、文（水）交（城）线上，贺炳炎、廖汉生则已直捣吴城，他们在那里打击敌人，进行地方工作，收容散兵；王震、宋时轮经常在交通线上袭扰敌人；蔡久、杨秀山在朔县附近袭扰日军；王兆相的一营已进占右玉，骑兵连到了清水河。地方工作方面，成绩很大。他们已经组织起义勇军、游击队，人数已经达到了1．2万多人，还抓了好多汉奸，破坏了一些伪组织，特别是提高了这一地区民众的抗日情绪和八路军的威信。神池、宁武等地的游击队、义勇军都想直接打八路军的旗帜，因为他们知道八路军是抗战到底的。”他根据统计资料指出：11月份120师毙伤日军570人，击毁汽车104辆，缴获各种枪支328支，但也付出了代价。这个月，120师共伤亡349人。另外，这个月各支队共收容散兵956人。他说：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有了新的指示，我们要认真讨论怎样贯彻执行。在会上，贺龙提出了同关、肖等人商量过的方案，经军政委员会讨论后，决定：1．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20师各部北起大同口泉，南到汾阳，沿同蒲铁路展开，与敌人争夺晋西北广大农村。具体部署是：358旅715团进到太原附近的古交镇，并以一部深入交城、清源以北；716团活动于吴城镇地区；359旅在崞县到忻口一线展开；宋时轮支队进入口泉镇、怀仁一带，威胁大同；警备第6团在偏关附近展开并深入右玉地区。各自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协助劝委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2．整训和整编部队。将各工作团在各地组织的抗日武装编入120师序列，打破蒋介石在兵力上对八路军的无理限制。忻崞独立团编为358旅714团；在汾阳、孝义组织的三泉游击队编为358旅716团第二营；雁北游击队编入宋时轮支队；神五游击队改编为120师独立第一支队；平山独立团编为359旅718团；崞县独立团编为359旅719团；侯马独立团分别编入各部。这样，到1938年初，120师扩大为两个3团制的旅、5个直属团或相当于团的部队（宋支队、警六团、独立一支队、教导团和学兵团）、2个直属营和3个直属连，全师从渡河入晋时的8227人发展到29162人，扩大了3倍多。1938年初，日军战略进攻的重点移往徐州。驻晋南的国民党军企图乘机反攻太原。八路军总部指示120师破袭同蒲路崞县到阳曲段，配合友军作战。
　　正当120师展开一场颇有声势的同蒲路破袭战时，日军集中1万余人分数路向晋西北扑来。驻雁北的日军第26团黑田旅团8000人分两路：一路为千田联队，由朔县出发，23日占领宁武、神池，然后又分两股，一股向西，于28日陷我黄河渡口中德县城，另一股向南占领五寨；一路为竹内联队，由井坪出发，26日占偏关，28日攻陷黄河东岸之河曲，国民党军何柱国部节节败退，逃到黄河以西；另有伪蒙军李守信部3000余人，24日占绥远之清水河，然后南下与偏关敌军会合。由太（原）汾（阳）公路向西进犯的一路敌军占汾阳、离石后，26日进至黄河东岸的军渡、碛口，并炮击黄河西岸我陕甘宁边区的河防阵地，有渡河进犯迹象。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立即电告贺龙：敌人企图压迫我渡河的情况已明。目前重点在于坚决击破正面乐静、方山、五寨三点的敌人。张宗逊旅不必再去离石，应集中兵力，打击这三路敌人中的一路或两路，以破坏其围攻计划。
　　贺龙接到毛泽东来电后，一面急令张宗逊改变行动计划，迅速率358旅北上，一面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反围攻计划。会上，贺龙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电，然后说道：“这次作战行动影响较大，应该集中国共两党在晋西北的全部兵力，将日军赶出去。”
　　话音未落，有人便发了言：“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日本人吓破了胆，还是我们自己打吧。”“鬼子一来，国民党军就跑，怎么能跟他们协同作战呢？”
　　贺龙耐心地说道：“对于友军要主动团结，他们不想打要想办法把他们推上抗日战场，这也是个统一战线问题，我主张联合国民党军一起来打，他不干，就拉起他来打。我们来把赵承绶、郭宗汾统一过来。”
　　会后，贺龙决定亲自去拜访在晋西北的国民党军将领。
　　晋西北地区驻有4支国民党军：赵承绶的骑1军，驻静乐；郭宗汾的第71师，驻岚县东村；傅作义的第35军，驻临县；何柱国的骑2军，驻偏关以北。在前期对日作战中，除第35军稍作抵抗之外，其他的都避而不战。
　　贺龙先到岚县东村镇去见郭宗汾。
　　在阎锡山的部队里，郭宗汾是个典型的滑头，虽然身为第33军军长，但他只是把军部和第71师设置在晋西北。他心里很清楚，与日本人作战不能把老本赔上。
　　郭宗汾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忽报八路军120师贺师长到。郭宗汾听罢一怔，随即心中有了数。
　　“贺将军屈驾光临，小弟倍感荣幸，不知尊意……”郭宗汾话音未落，贺龙便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来求援了，早就听说郭军长麾下兵强马壮，眼下日本人来势凶猛，还请郭军长念民族大义，出兵……”
　　没等贺龙说完，郭宗汾便插了上来：“贺将军太客气了，抗日救国，责无旁贷，小弟见晋西北父老乡亲遭此苦难，也是茶饭无味。只是小弟手下兵少将微，自身尚且难保，怎敢言战？”贺龙笑道：“郭军长不必过虑，贵军只担任一些策应，掩护任务即可以了。”
　　“贺将军，”郭宗汾哭丧着脸说道，“你看，我的1个师连自己的一个炮兵营都不能掩护，如配合贵军，岂不误了大事。”贺龙见郭宗汾反复推脱，便说道：“郭军长先考虑一下，日后到岚县，我们再具体商量。”
　　贺龙离开东村镇，与关向应、甘泗淇、王震等人又来到了静乐县国民党骑兵第1军军部，商请军长赵承绶出兵参战。一见面，赵承绶向贺龙作了两个揖说：“啊呀！贺师长，你可来了。你们再不回来，我也要走了。”
　　贺龙说：“赵军长，你不要走，我们一起打。有1个月的功夫，便可以恢复北边了。”
　　赵承绶面带难色：“贺师长，我100个骑兵，只能抽出30个人去打仗，要70个人看马。我怎么去打？”
　　贺龙说：“赵军长，我们都驻在晋西北。这个时候要同舟共济，不能一走了事啊！”
　　经过反复劝说，赵承绶答应出一个炮兵连带两门炮配合八路军作战。
　　当谈到战役指挥时，贺龙向赵承绶说：“你是军长，我是师长，当然应该由你来当总指挥喽！”
　　赵承绶难为情地说：“我这个军长的老底，你还不清楚？你当军长的时候我还是个小连长，我怎么能指挥你的部队呢？”
　　俩人互相推来推去，最后决定俩人共同指挥，并由王震担任前线指挥。

3月9日，赵承绶、郭宗汾来到岚县120师师部，同贺龙、关向应、肖克等人一起开了会，订了个计划，这个计划规定：71师1个旅佯攻岢岚；120师主力位于五寨、岢岚大道以东适当地点，以一部于大道以西打五寨可能增援之敌；骑1军置于神池、五寨之线西北，打击神池、五寨间来往之敌；战动总会游击队在保德、三岔一带活动，归120师指挥。然而，赵、郭皆无真实抗敌之意。战斗一打响，赵承绶派两个炮兵连带了两门山炮来配合120师，在神池、五寨以西也派了一点兵，应付差事。郭宗汾则推三推四，一兵未发。贺龙后来感慨地说：“赵承绶算是统一过来了，郭宗汾就没有统一过来。”他非常窝火。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次反围攻只有靠120师自己了。
　　“收复7城战役”的决心已定，选择的第一个进攻点是岢岚县城。王震率359旅两个团沿同蒲路急行军，赶到岢岚，把敌人紧紧地压缩在岢岚城内。
　　傍晚，王震主持召开了旅作战会议。会上，王震亮开嗓门说道：“太原失守后，鬼子十分嚣张，扬言3个月内灭亡中国，我们这次作战一定要打出中国人的威风，让日本人看看，中国还有能战的！”会议研究决定控制岗漪河，断绝城里的水源，使敌骑兵和马匹陷于绝境。然后以围困袭扰的手段，压迫敌人撤出岢岚，在运动中把它消灭。同时，立即派部队堵塞了流向城里的叉渠，并把各部队的工事向前推进，以便袭击抢水的敌人。这样围了敌人3天3夜，每天都要打死一些敌人及其军马。
　　3月10日下午3时，日军弃城向北逃窜。359旅主力立即变成“敌逃我追”的姿态，猛追不舍。惊慌的敌人，逃至岢岚与五寨之间的三井镇附近时，被358旅拦住去路，吓得缩进镇内，赶修工事，企图固守待援。当359旅追到三井镇时，天已经黑了，只见镇内到处是火光，敌人正在架锅做饭，烤火取暖。这正是“敌疲我打”的好时机，也是发挥八路军夜战近战特长的好时机。王震下令强攻。疲惫不堪而又立足不稳的敌人，一下就乱了营。717团和718团二营的战士一个个跃身冲入镇内，和敌人展开了逐街逐巷的肉搏战，杀得日军鬼哭狼嚎，死伤过半。最后剩下300余人，龟缩在镇北的几座坚固房子里，负隅顽抗。次日拂晓，359旅主力继续勇猛冲击。眼看歼灭战快要胜利了，不料赵承绥部的那两门炮，突然向三井镇盲目射击，妨碍了八路军的最后攻击，敌人趁机突出重围，朝五寨方向逃去。此次战斗，共毙伤敌人300余人，俘敌28人。11日，359旅踊跃追击由三井镇逃跑之敌直到五寨城下。三井残敌会同五寨的敌军据城困守，359旅仍然运用收复岢岚的经验，用少数部队围困和袭扰五寨城，把主力放在机动位置，待机打击来援之敌。果然，3月17日下午，在义井镇附近的虎北村，358旅和359旅主力拦住了由神池来增援五寨的敌人，激战6小时，歼敌400余人，其余狼狈溃逃。这一仗不仅扩展了反攻战役的战果，而且震撼了被分割围困的敌人，吓得孤守在保德、河曲、偏关、五寨4城的日军，于20、21日同时弃城逃窜，4座县城遂被八路军收复。当保德敌人会合三岔堡之敌向神池撤退时，在田家洼被359旅截击后，窜往义井镇。3月22日，敌乘夜向神池撤退，正碰上358旅在凤凰山下的设伏部队。他们向敌拦腰猛冲，歼敌300余人，其余敌人逃向神池。359旅又追至神池城边。敌人不敢再据守县城，仓皇逃往朔县，神池也被八路军收复。
　　至此，日军侵占晋西北的7座县城，只剩下宁武了。宁武县城处于宁武关口，是同蒲路北段的一个重要车站，也是大同至太原公路的一个咽喉要地。日军在城内留驻精兵1500余人，企图长期固守，以控制同蒲路。这时120师主力连克6城，士气正旺，攻势正猛，根据贺龙的命令，359旅仍然采用围点打援的办法，以少数部队和游击队牢牢围住县城，以358旅、359旅主力分别在同蒲路东西两侧，形成“二虎拦路”的阵势，切断宁武至阳方口的交通要道，单等日军就范。3月31日，阳方口的敌步、骑兵共600多名，在飞机掩护下向南进犯，企图接应宁武之敌突围。当该敌进至石湖河与麻峪附近时，遭358旅和359旅一部夹击，敌抢占有利地形顽抗。战斗一打响，宁武城内之敌以为援兵已到，乘机出城反击，企图向359旅侧后进攻。此时358旅715团主动出击，协同359旅夹击该敌，歼敌300余名，敌千口联队长亦被击伤。黄昏时，宁武日军退守城内，石湖河之敌回窜阳方口。困守宁武之敌看着死守不成，求援又无望，遂于4月1日晚弃城向北逃窜。人路军展开猛烈攻击，沿途斩获颇多。残敌终于与阳方口敌人会合，一起逃往朔县，359旅当即收复宁武县城。
　　至此，日军侵占我晋西北的7座县城全部收复，敌人企图扼杀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于摇篮中的阴谋被彻底粉碎。整个战役共灭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汽车14辆，步机枪200多支（挺）。
　　收复7城战役的胜利，是坚决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以及“集中主要力量，打破敌人一路”的原则所取得的成果。它标志着120师由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转变。这次战役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斗志，提高了敌后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心，对巩固与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4月10日，毛泽东来贺电：“9日电悉。努力奋战击破敌人整个进攻，取得伟大胜利，中央诸同志闻之极为兴奋。伤亡颇大，补充整训极为必要。抗大受训干部，虽因各方需要调出颇多，然月底毕业时，当可分配一个可观数目补充你们。望巩固内部团结，加紧整理训练，争取新的胜利，配合友军，造成巩固的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在全国抗日战争中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
　　毛泽东所说的“伤亡颇大，补充极为必要”，是指120师在同蒲路破袭战和收复7城战役中，行军千里，大小战斗10余次的伤亡情况。贺龙、关向应、肖克在4月9日报告说：“这次战役伤亡数目：358旅为580名，359旅897名，宋支队47人，警六团39人，总计此战役全师伤亡1563人。”717团政治委员等6名营以上干部英勇捐躯。
　　延安。
　　一盏油灯下，毛泽东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游击战，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
　　毛泽东放下笔，缓缓地点燃了一支烟。
　　在世界战争史上，游击战争只是生存于战役范围内。然而，在毛泽东眼里，游击战争已上升到战略地位，并且逐步变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拿手好戏。德国的一位战略家在考察了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之后，不无感慨地将毛泽东誉为“游击战之父”。
　　眼下，这位“游击战之父”又把敏锐的目光投向内蒙古阴山山脉的中段——大青山。
　　大青山地区横贯绥、察两省，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是华北通向大西北的咽喉。在古人眼里，大青山是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空旷景象。然而此刻，毛泽东望着这一地区的版图，不禁脱口说道：“大青山战略地位不可小视”。在毛泽东眼里，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既可以粉碎日军西进宁夏、甘肃，分割大西北的企图，又可以使晋西北、晋察冀部队相互配合作战，扼制日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还可以沟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
　　5月14日，毛泽东电示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肖克，明确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至关重要，请你们迅速考虑此事。”
　　大青山地区的重要性，贺龙、关向应早已注意到了。他们对于八路军进入敌后战场，乘敌尚着意于正面战场之机，向北、向东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也有深刻认识。早在1937年11月间，在绥远工作的共产党员杨植霖曾专程到五寨面见贺、关，向他们报告绥远被敌人侵占后的情形。贺龙曾经详细询问过那一带的具体情况，并且提出：能不能把当地武装调到晋西北整训，增加一些新成分后，再回去打游击。次年4月间还将对大青山地区调查所得情况向毛泽东作过报告。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贺龙和关向应、肖克、甘泗淇、周士第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大青山东西绵延700余里，南北宽100余里，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南麓连接土默特川平原，北麓接乌兰察布草原，与蒙古邻近。平绥铁路在大青山南麓通过，联接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集宁3个重镇。大青山地区，从战略上看，是通往大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门户，又靠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北翼，地位甚为重要，所以中央甚为重视。他们立即组织力量再次对大青山地区的现状进行调查。6月初，贺龙、关向应等将调查情况和他们的看法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作了报告。
　　6月11日，毛泽东回电说：大青山脉的重要性如来电所述，该地区派何种部队、何人指挥及如何作法，由你们根据情况处理。朱德、彭德怀决定，去大青山的部队由120师派出，归贺、关指挥，并且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建议由358旅政委李井泉率队前往，其他事项由贺、关、肖决定。贺龙、关向应、肖克立即决定组织大青山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员，358旅参谋长姚喆任参谋长，358旅714团政委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主要武装是王尚荣、朱辉照率领的358旅715团。贺龙提议，请战动总会派出一支武装力量，同去大青山。关向应认为，为了创建根据地，战动总会亦应进入大青山开展工作，建议战动总会派一部分干部随队前往。战动总会很快确定由该会动员分配部副部长武新宇率一批干部和由刘墉如率领的由太原城关中学师生组成的第西游击支队前往绥远。他们的意见经贺龙、关向应批准以后，大青山支队随即组成，全支队共2300余人。
　　出发前，关向应从岚县赶到715团驻地，对大家说：“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但可以沟通我晋察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而且还能控制平绥沿线的广大富饶地区。”他又说：“国民党军队把绥蒙大片国土丢给了日寇，我们要再从日寇手中夺回来！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三百万蒙、汉同胞，正等待我们去解放哩！”
　　七月末，大青山支队在李井泉等人率领下出发了。
　　部队沿着崎岖的山路，不分昼夜地向着大青山挺进。不久前，侵占绥远的日寇黑石旅团打退了国民党35军的“戏剧性”的反攻，更加趾高气扬，大肆叫嚣：“中国军队再不敢来绥远了！”“谁来就消灭谁”。当大青山支队北进时，日寇紧急调集2个旅团的兵力，并有空军配合，层层密布在凉城、左云、右玉沿线，日夜巡逻，企图阻止八路军进入绥远。120师大青山支队能打则打，能绕则绕，不数日，即从右玉的台子村、凉城的文成村，连续突破了敌人的几道封锁线，进至绥南的太平寨，然后又穿过平绥路，直插大青山区。绥远地下党早在这里组织了一支内蒙抗日游击队。他们经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斗争，现在已发展到一二百人了。大青山支队一到，便派人前去联系。而后，与杨植霖率领的这支游击队胜利会师。
　　大青山位于绥远中部，东西长四五百里，南北宽五六十里。山南是肥沃的平川，山北是绿毯般的草原。这里住的大都是蒙、汉族人民，也有少数回族和满族，盛产莜麦、山药蛋，畜牧业也很发达。过去人们常说：“绥远有三宝——莜麦、山药、羊皮袄。”自从鬼子侵占以后，日伪据点林立，白天黑夜枪声不断，鬼子、伪军、土匪、团团子（国民党的“自卫军”），你夺他抢，奸淫烧杀，弄得百姓东奔西逃，流离失所，茫茫草原被一片哀伤、忧苦所笼罩。
　　部队到达青山区的第二天即袭陶林城，歼敌一部；继于9月14日夜，又北攻乌兰花，全歼守敌百余名；接着，李井泉率领三营向绥西挺进，又连克石拐子、萨尔沁和后窑子矿业公司等地，歼日寇百余及伪军六百多人。连遭八路军打击的敌人，惊慌之余，急调莲台师团5000余及伪蒙军两个师，分五路向我展开“围剿”，企图趁八路军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之。大青山支队遂将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采取分散活动的方式，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游击小组到处袭扰敌人，主力则避开敌人锋芒，巧妙隐蔽，伺机而动。大青山支队的游击小组常常牵着敌人的鼻子来回转圈，弄得敌人整日东奔西窜，疲于奔命。敌人千方百计寻找大青山支队主力作战，但到处扑空，到处遭打击，却始终摸不清大青山支队主力的去向。有一次，由陶林旗下营出犯的两伙敌人得知大滩驻有八路军的消息后，同时向大滩扑来。当夜他们同时发起攻击，双方都以为抓住了大青山支队主力，互相对打得十分激烈。一直打了4个钟头，才发现大青山支队早已离开了该地。就这样，大青山支队灵活地运用了游击战术，终于粉碎了敌人“围剿”。
　　这一系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争信心。趁此有利时机，大青山支队大力开展了宣传动员工作，人民积极靠拢大青山支队，纷纷奔走相告：“真正的中国军队来了！”“八路军真是人民的子弟兵！”由于大青山支队所到之处，尊重蒙族的风俗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广大蒙古族人民也很快改变了以往那种敌视汉人的态度，积极支援八路军。他们说：“如今汉人与汉人不一样了，过去国民党来抢我们，现在共产党来帮我们。”有一次，一营路过乌拉山东公旗时，该旗群众热情欢迎，并以马草、燕麦相送，临别时还告诉战士们：“以前我们是见了汉人军头就开枪，以后你们打面红旗就不会发生误会了。”没有多久，大青山支队便在归（绥）武（川）公路以东的纷中和公路以西的绥西等地区，建立了各级抗日动员委员会和各种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大青山一改过去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草原上开始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
　　由于国民党一贯纵匪害民，绥远地区的土匪多极了。其中较著名的匪首有康德胜、肖顺义、夏军川等。这几股匪徒，多者几千人，少者数百人。他们与日寇、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有时收缴大青山支队零星人员的枪支，有时抢劫大青山支队的军用物资；当日寇向大青山支队进攻时，又常常阻挠和妨碍大青山支队的行动。多次争取他们团结抗日，终无结果。这是大青山支队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对群众，他们更是无恶不作，常常向老百姓要钱、要粮、要大烟，声称：“豌豆皮也要榨出四两油来”，不给就用酷刑。绥远人民给他们起了个诨名叫“干豌豆”，只要说一声“干豌豆”来了，就连六七岁的小孩子也吓得直往母亲怀里钻。这帮土匪，“天天要过年，夜夜要入洞房”，每过一地，就像大水冲过一样，啥都被冲得精光。为保护群众利益，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以利于对敌斗争，李井泉等人决定集中兵力，对这些匪徒各个歼灭。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大青山支队以5个连的兵力，围攻流窜到土城子一带的康德胜匪部。11点光景，部队发出了攻击信号。霎时，清脆而密集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那帮土匪都还在屋子里抽大烟哩，枪声一响，他们就像被捅破了窝的马蜂一样，乱哄哄地仓惶溃逃。有的被打死，有的作了俘虏。这次大青山支队缴获了数百匹马，还救出了三四名被匪徒们抢去的妇女。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露出头，乡亲们知道八路军打跑了土匪，就都扶老携幼，纷纷从山沟里跑来领人。那些妇女，深受了匪徒们的凌辱和毒打，一和亲人相见，又喜又悲，纷纷控诉土匪的罪行。这时，部队又让老乡们把他们的马领走，很多群众感动得含泪向八路军道谢。一个老乡向大家说：“乡亲们！八路军打日本、剿土匪，保护咱们老百姓，真是咱们的大救星。现在天气这样冷，他们还穿着那么单薄的衣服，我们应该给他们想办法呀。……”这一下，正说到群众的心坎上，当天下午，老乡们就给八路军送来了很多皮衣、鞋袜，另外还有大批牛羊肉。部队离开村子时，男女老幼都出来送行，依依不舍。此后，部队又先后消灭了夏军川、肖顺义等匪部。
　　大青山支队不断打击日寇，消灭土匪，直接保卫了群众的利益，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称赞“八路军是神兵，专打土匪、小日本；八路军，爱百姓，朋友要交八路军。”各族青年纷纷带着枪、骑着马前来参军，有的老乡主动为部队提供情报，草原上掀起了抗日的热潮。
　　1939年4月，归绥、陶林、旗下营、武川等地的日、伪军一共6000人，又一齐出动，分六路向绥中的五塔背、银矿山地区和绥南的蛮汗山区“扫荡”。这时国民党骑2军的郭希鹏、“东北挺进军”骑6师的王希坤也率部向八路军进攻，形势十分严重。大青山支队动员根据地群众坚壁清野，并把部队拉到外线以游击活动打击敌人的侧背。一天国民党的骑6师在铁圪蛋沟一带被日寇包围了，鬼子以为抓住了八路军主力，拼命地打。骑6师伤亡惨重，最后师长王希坤带着他的残兵败将，仓惶北逃，当碰见八路军时，再也顾不得“收复失地”了，一把抓住姚喆的马头，哭着说“姚参谋长，你们八路军足智多谋，指挥有方，请统一指挥，我们一块行动吧！”姚喆看到他那副狼狈相，抑制不住憎恶的感情，问他：“贵军此来，是要从八路军手中收复失地的，怎落得这般下场？”他低着头，丧气地说：“别提了，这里的老百姓心向着你们，我们的队伍没到就都跑光了，没有粮食，连个向导也找不到，难啊！”姚喆指着身边的两个蒙民向导对他说：“谁抗日，人民就拥护谁；不抗日、专反共闹磨擦的军队任何时候都会碰得头破血流，王师长应从中吸取教训才是。”说得他面红耳赤，无言答对。
　　日、伪军一连“扫荡”了十余天，不仅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且还不断遭游击队的袭击，最后不得不缩回各据点去。这时，郭希鹏、王希坤自知在大青山站不住脚，怕自己的部队被消灭，把官丢了，也夹着尾巴溜回山西偏关一带。大青山支队取得了反“围剿”和反“摩擦”的双重胜利，根据地更加巩固了。日寇“扫荡”不成，就利用起“民众抗日自卫军”来，声称只打八路军，不打“自卫军”，并给“自卫军”划分防区，补枪发饷，以此进行诱降。所谓“民众抗日自卫军”，本是反动的地方武装，诨名“团团子”。他们打着抗日的招牌，在“绥人治绥”的欺骗口号下，起初还得到一些发展，共有1万余人。在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张遐民策划下，他们还建立了伪政权，派出一批专员、县长与动员委员会相抗衡，威胁群众，不准供给八路军给养。这些部队，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人人怀里揣着猴头子（大烟斗），手里提着鞭头子，腰里掖着绳头子，对蒙古人民实行大汉族主义，随意掠夺、残杀蒙民，甚至还提出“抗日必先灭蒙”的口号。他们每到一村，把东西抢光，每到一家，把肉面吃完，真像蝗虫一样。老乡们反映：“情愿八路军住十年，不愿自卫军打一尖。”有的骂他们：“人吃饺子马吃料，没有姑娘不睡觉。跟日本鬼子是一路货！”蒙民则称他们是“助日来蒙亡国军”。这些民族败类本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哪里经得起日寇的利诱？果然，三路总指挥王有功、四路的樊团、六路的王团、八路的杨团等部都先后投敌，公开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完全变成了日本鬼子的忠实走狗。
　　大青山支队忍无可忍，便兴师讨逆，一夜之中，即将其各路指挥机关和大部主力歼灭，俘虏两千金名，缴枪千余支。在缴获的秘密中，发现了三路总指挥王有功给日寇的投降信。信中说：“……功等早愿投顺效忠，苦无良机，兹幸汪先生倡导和平，功愿在皇军和新政府领导下，促进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望早日复示，功即率部同化归正。如此，大青山之八路军及其游击队，必可瞬息清除。新政府更形昌荣，……”国民党的所谓总指挥，其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丧心病狂的程度，已至于此！“自卫军”被八路军消灭之后，日寇更加惶恐不安，又拼凑一万余人，分5路向大青山地区展开了大规模“扫荡”。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八路军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四处出击，袭击敌人的后方，弄得鬼子晕头转向，自顾不暇。敌人这次“扫荡”仍和以往一样，一无所获。鬼子不得不承认：“大日本皇军在征战中，还没有碰到过这样厉害的骑兵。”
　　1940年8月，大青山支队在武川西梁村召开了隆重的、富有历史意义的绥远各族、各界、各抗日民主党派的代表会议。到会代表200余人，他们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和严密盘查赶来赴会。会上，成立了“察绥行政办事处”，制定了“察绥施政纲领”，并作出了建立萨拉齐、武川、陶林、归武等9个县的民主政权的决定，把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推向了新的阶段。从此，抗日的红旗便牢固地插在大青山上。

<B>第2章　群山我为峰</B>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之为“十二月会议”）。
　　刚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在作着《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慷慨激昂地说道：“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他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帮助抗战。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
　　人们心里都十分清楚，王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是传达着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他的一番讲话在会议上掀起了一阵阵波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虽然，他的讲话与洛川会议精神相悖而未能最终形成决议，但是他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要向党内传达的。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在八路军120师内，在如何坚持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意见分歧。
　　1937年12月30日，贺龙、关向应、肖克离开岚县，日夜兼程，5天后到达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参加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俗称“临汾会议”）评述先秦儒、法思想。有《四部丛刊》、《诸子集成》等多种，其内容是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及王明的报告。
　　在总部，贺龙等人见到了八路军总部及各师的主要领导。当贺龙同朱德见面时，二人都激动得紧紧握手，共同回忆了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1936年7月。党中央电令，红二、六军团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那几天，甘孜欢腾了，原驻在这里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紧紧握着二方面军同志的手，边揩泪水边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他们腾房子子”。，送粮食，送牛羊，送毛衣，情深似海。当地的藏民苏维埃政府组织藏民，跳起欢乐的舞蹈，捧着飘香的酥油茶，夹道欢迎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去看望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回到指挥部后，满面笑容，装了一袋掺有树叶的烟草，大口大口地吸起来。
　　在一张桌上，放着一叠文件，引起了贺龙的注意。他走近方桌，发现是些油印材料，封面刻有“干部必读”四个字，翻开一页，又有四个字“国焘讲座”。心想：为什么这个时候送来这样的材料，难道张国焘写的东西是“干部必读”吗？有鬼！有鬼！
　　他忙把警卫员唤到身边，问：
　　“这是谁送来的？”
　　“刚才张政委派人送来的。”
　　“发下去了没有？”
　　“听说下面已发了，这些是留给军部的。”
　　“哦！”贺龙眉宇紧锁，思索了一下，便拿起一本，慢慢地坐在当亮的地方，装了一袋烟点燃，含在嘴里，一字一句地看了好久，急急忙忙地翻着页子，哗哗作响，然后猛然站了起来，握紧着拳头，走到方桌前，一拳打在那叠材料上。
　　贺龙严肃地对警卫员说道：“你赶快通知各师团，这个材料是错误的，是反对毛主席的，全是反党的话，一律不准下发，发了的要迅速收回，集中到团部，放把火把它烧了。你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这些东西，你也把它烧了！烧了！把灰埋到土里去！”他愤慨地拿了几份“国焘讲座”，撕得嚓嚓响，然后揉成纸团，使劲掷在地上。
　　为了把这场斗争的具体情况弄清楚，贺龙准备去见当时被张国焘劫持的朱德。他披了件干净的旧军装，取下八角帽，用衣袖把五角星揩了又揩。他端端正正地戴上帽子，大步流星，来到朱德同志的住所。
　　朱德和贺龙紧紧地握着手，你看着我，我望着你，激情满怀，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是呀！南昌城头，他俩肩并肩，心连心，在党中央代表、前委书记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与叶挺、刘伯承同志一道，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南下到潮汕地区时，他俩率领起义军与疯狂的反动派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是团结战斗，患难与共啊！转眼分别了9年。如今又在这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风雨中见面了，怎能不叫他俩高兴呢！贺龙爽直地对朱德说：“朱德同志，你有什么指示就说吧！
　　你是晓得我贺龙的。”
　　“你们来了，我们要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对，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我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但从我切身的经验教训中，从湘鄂西和湘鄂黔的革命斗争中，从读到他写的文章中，深知他是我们的正确领导者。我们二方面军坚决拥护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
　　“好啊！”朱德面对着这位对党、对毛泽东赤胆忠心的战友，无比激动。
　　“朱德同志，我们刚刚到这里，张国焘就发下了反党的小本本，什么‘国焘讲座’？嗨！他的胃口真不小哩。”
　　“是呀，贺龙同志，到里面坐，我把情况给你详细说说。”
　　……
　　天渐渐黑了。贺龙同志听完朱德同志的话，才完全弄清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这一下，他心中明白了，认识到眼前的这场斗争，是关系党的存亡、红军存亡的大事，一定要站稳立场，针锋相对与他斗！临分别的时候，贺龙向朱德坚定地表示：朱德同志，请电告党中央、毛主席，我们二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和广大指战员，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路线的分裂主义，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眼下，贺龙与朱德又紧紧地握手，二人心中都清楚：党内又出现了新的斗争。
　　听了“十二月会议”精神传达。贺龙、关向应等人都没有发言，心中却颇生疑惑：为什么一切都要服从统一战线呢？
　　关向应眉头紧锁，对于王明的思想方法及理论原则，他是很了解的，同时，对于国民党的两面派手法，他也是有深刻体验的。
　　1930年底，关向应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而后，他被调到上海，在总工联工作。当时的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因党的机关被破坏，关向应被捕入狱。在狱中，国民党对他进行了酷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但关向应始终没有泄露组织的秘密。他对国民党的凶狠、残忍和腐败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1931年6月，中国共产党设法将关向应救出狱，后派其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
　　当时的湘鄂西根据地，因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国民党的大规模进攻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正处在极为困难的时刻。关向应来后不久就和贺龙等人在一起，同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代表夏曦进行了多次斗争，力争在襄北建立根据地，以粉碎敌人的进攻。1932年3月，关向应和贺龙一起率红三军奔赴苏区外围，取得襄北文家墩大捷。但是，由于夏曦坚持王明错误路线，实行消极防御，取消了红军中的军事指挥机关，特别是“肃反”扩大化，将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战员杀害，使得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8月，红三军被迫退出洪湖苏区，经过7000里的艰苦转战，于1933年初到达湘鄂边。这期间，关向应与贺龙等同志一起与夏曦在作战原则、肃反、对敌策略和要不要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关向应同贺龙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贺龙同样眉头紧锁，虽然没有发言，但愠怒之情已形于色。
　　他在旧军队里从营长当到了军长，深知国民党的腐败；对蒋介石其人，也深有了解。就他自己说，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阶级仇恨。土地革命战争中，他的不少亲属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西安事变”时，他高兴极了。“打倒蒋介石”这个喊了10年的口号，看样子真是可以实现了。后来，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国民党、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一时间，贺龙的思想陷入了矛盾之中。虽然，贺龙从革命道理上懂得中共中央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从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局出发，但是，在感情上一时还有点接受不了。有一次，贺龙在叙述当时的心情时说：“双十二，国共合作，全国人民要和平，要抗日，阶级矛盾起了变化。我主张杀蒋介石，奉命东下，半途听说放了，全身都软了，气愤得很。后来，经过学习，特别是参加了洛川会议，听了毛泽东在会上的两次发言，弄清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在统一战线中两党关系上我党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解决了感情上的矛盾。”到晋西北以后，他尽力按照洛川会议确定的原则去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团结国民党政府军共同抗日。傅作义的第35军在日军进攻太原时损失很大，1个军仅剩了几千人。为了团结抗日，贺龙批准将收容的散兵游勇和部分参军青年约3000人输送给他。贺龙更注意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无论在作战上、地方工作上，他都不愿受蒋介石、阎锡山的无理限制，特别是在壮大八路军上，他力主“招兵买马”。遇有矛盾，则进行严肃的斗争。可是，现在怎么回事呢？他不理解，也不了解“十二月会议”的具体情况，心里很不自在。
　　临汾会议结束了。贺龙、关向应预感到，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虽然没有在全党全军占主导地位，但其影响面是不小的，在晋西北和120师中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和认真贯彻洛川会议精神，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于是决定速回晋西北。
　　这时，贺龙接到通知：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召开第2战区将领会议。于是，他同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前往赴会。
　　会议是1月15日开始的。1月7日，蒋介石分别会见了参加会议的八路军将领。
　　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贺龙端坐在蒋介石对面。
　　蒋介石先询问贺龙关于120师兵力部署等情况，然后问道：“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没有刺刀。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蒋介石点点头说：“喔，困难不少。”他心里很清楚，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军饷40万元，120师实际上每月只能领到4至6万元。按照他的旨意，现在拨给八路军的军饷正逐渐减少。为了回避这个问题，蒋介石转换了话题向贺龙问道：“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爽直地回答：“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说完，当年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又翻腾在贺龙的脑海里。1927年7月下旬，贺龙在第20军军部热情地迎接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和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贺龙连连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周恩来大笑，指着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贺龙也笑了。周逸群是陪着周恩来进屋的，看见他们要谈事，就准备离开。贺龙却扬手叫着：“逸群，你去那里？一起听听嘛。我都听得，你听不得？”周恩来说：“好，坐下听罢，你也要谈谈意见。”
　　接着，周恩来讲了南昌起义的基本计划。周恩来讲完以后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一怔，站了起来，有些讷讷地说：“我还没有入党……”周恩来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贺龙说：“好，我服从。”周恩来说：“南昌守军有3000多人，朱培德的第一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的军部，你看可以吗？”贺龙说：“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这句话一说，连刚刚赶来的叶挺也大笑起来。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起义。中国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第一枪打响了，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
　　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的一座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讲了话。他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也相继讲了话。他们回顾了大革命以来，贺龙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工农运动的一贯表现，赞扬了贺龙在革命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率军参加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也叙述了党对贺龙的考察经过。贺龙入党后，编入了中央特别小组，同组中有周恩来、张国焘、廖乾吾、刘伯承、周逸群等。
　　“政见不同”，话语不多，落地有声，此刻的蒋介石一时语塞，心里暗想：贺龙与林彪可真是不一样。两个小时前，也是在这间房间里，蒋介石接见了林彪……
　　林彪恭恭敬敬地站在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在询问了一些有关八路军中的黄埔军校学生的情况后，站起身来，拍着林彪的肩膀说道：“平型关一役，你指挥得不错嘛。”
　　林彪说道：“全靠校长教导有方。”
　　……

眼下，蒋介石望着贺龙不卑不亢的神态，心中不断地嘀咕：不一样，贺龙和林彪确实不一样。
　　为了打破僵局，蒋介石说道：“过去的事情算了。”接着，以关心部下的口吻问道：“你家里可好？”
　　贺龙冷冷地看了一眼蒋介石，然后回答说：“我家的房子被烧了，家里人被杀光了。”
　　这个回答，出乎蒋介石之所料，一时十分尴尬。愣了片刻，蒋介石把脸一沉说：“喔，我知道，你是老革命。”
　　接着，蒋介石以领袖的口吻说了些要抗战到底的话，把这次会面敷衍了过去。
　　列车在豫北大地疾驰，贺龙坐在车窗前，望着严寒笼罩下的原野，回想着蒋介石那副尴尬相，心中升出几许畅快。
　　洛阳会议结束后，彭德怀有事要见周恩来，去了武汉。朱德、林彪、贺龙、刘伯承同国民党军驻晋将领一道乘火车向潼关而去，然后准备转道风陵渡返回山西。
　　列车隆隆。伴着列车隆隆的节奏，一位国民党军官走近贺龙。他整整衣帽向贺龙问道：“请问，您就是贺龙将军吧？”
　　贺龙抬起头，见来者身着国民党少将军服，足蹬闪亮的马靴，中等身材，颇为气派。
　　贺龙点点头，然后询问：“请问尊姓大名。”
　　来者谦恭地答道：“小弟是国军第35军第101师师长董其武。”
　　贺龙听罢，笑着说道：“你是101师，我是120师。咱们真是兄弟部队啊。”
　　董其武被贺龙风趣的话语所感染，于是坐在贺龙身旁笑着问道：“贺师长，委员长同你们见了面，同你们谈些什么？”贺龙把手中的烟斗一摆说：“嗨，他是肤皮潦草，谈不出什么国家大事。”见董其武满脸迷惑，贺龙话题一转，“董师长，你是山西哪个县的呀？”
　　“津河县，黄河边上。”
　　“嗨，你家是河津的名门望族吧？”
　　“哪里，哪里，小弟出身贫寒。”董其武点燃一支烟，继续说道，“小弟家里很穷。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借了债还不起，父亲只好去给人背炭，母亲把最小的弟弟送给了别人，自己去当了奶妈……”
　　贺龙听完后说：“你出身好嘛！不知道剥削，就不懂得革命。”
　　一路上，两人谈得甚为投机。
　　贺龙等人回到山西，在洪洞县八路军总部参加了华北军分会会议。
　　会议期间，上海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西北战地服务团等几个抗日文艺团体来到了八路军总部，慰问八路军将士。许多著名作家、戏剧家也都在这里。
　　这天，大家正在排练、聊天。忽然听说贺龙师长来了，大家都有些兴奋和激动。丁玲、刘白羽、欧阳山尊、贺绿汀、崔嵬、塞克等人，曾为贺龙那充满浓郁传奇色彩的一生所吸引，千方百计要找他采访。贺龙为人豁达、开朗，历来愿意与文化界人士交朋友，听说演出队要找他，于是不请自来，主动登门了。只见贺龙掏出一个小本子，向大家询问着：“你姓什么？”
　　“噢，你在戏里演的是那个角色吧？”这些文化人，没有想到贺龙这样的高级将领竟如此平易近人，他们立即感到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大家围上来，凭着职业的习惯和敏感，向贺龙提着各自所关心的问题。有的征求对慰问演出有什么意见；有的询问八路军打仗的情况；有的问120师的历史。贺龙一一作答，还拿出一张山西省地图，把120师在前线作战的地方指给大家看。
　　刘白羽说：“贺师长，我们想请你谈谈两把菜刀闹革命。”贺龙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好说的嘛。”可是他还是讲了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开展护法活动，反对北京政府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
　　12月，贺龙率部随湘西护法军开往常德，但由于护法军互相吞并，贺龙被关押了7天。
　　被释放后，贺龙决定离开常德回乡重新组织部队。路上，他碰见一位走得满头大汗的小伙子，向他打听去桑植洪家关怎么走。
　　贺龙问他：“你去洪家关干什么事？”小伙子说：“我的爷爷让我去投奔贺龙，还说贺龙很仗义，跟上贺龙，他才放心。”贺龙问：“你爷爷是哪位？”小伙子说：“当年跟贺龙一起在泥沙夺枪的吴佩卿，和贺龙有过命的交情。我是他的侄孙儿叫吴玉霖。”贺龙笑了：“我就是贺龙！”吴玉霖没想到这位比自己年纪大不了多少的年青人就是贺龙。他突然双膝跪倒，惊喜若狂地说：“贺叔祖，受孙儿一拜！”贺龙急忙搀起吴玉霖笑着说：“不要从佩卿那里排辈份，我们各交各的朋友，咱们年纪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贺龙问他：“你找我来打算干什么？”吴玉霖说：“跟着你杀富济贫。”贺龙笑着摇摇头说：“过时喽，光杀富济贫不够，要打出一个让贫苦农民都有田种的天下！”吴玉霖高兴地解开衣襟露出腰间斜插的两把锃亮的菜刀说：“我没得枪，磨得两把快刀，砍贪官恶霸脑壳，一刀头落，用不着两刀。”贺龙抽出菜刀看看，称赞地说：“好嘛，看不出你还是个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有它就能夺枪，拿菜刀也能干革命！我也没得枪，见面分一半，一人一把菜刀，如何？”吴玉霖笑着点头，跟贺龙一道走了。
　　走着走着，贺龙发现从常德方向走来一些人。这些人护卫着一乘4人抬着的轿子，神气十足地朝慈利方向走去。轿前有几个兵开道，轿后有两个兵背枪压阵。大概是太疲惫了，后面的两个兵步子越走越慢，和轿子逐渐拉大了距离。这两个兵背着的两支汉阳造步枪引起了贺龙的兴趣。他和吴玉霖商量了几句，就不紧不慢地跟牢了这两个掉队的护兵。走到连三弯的偏僻小路上，贺龙和吴玉霖猛扑过去，抡起菜刀，结果了护兵，夺了两支枪，飞快离去。事后得知，那轿子里坐的是到慈利上任的县长。此后，贺龙就凭着用菜刀夺下的这两条枪，重新召集18位志同道合的伙伴，组织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从石门渡澧水北上，自动和湖南援鄂的护法军一起，在荆江两岸与北洋军阀部队作战，不断取得胜利，在以后的两个月转战中，贺龙的部队发展到了100多人、70多条枪。后来，贺龙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填写的履历表上写着：“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多年来，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事迹广为流传。1927年，毛泽东领导湖南秋收起义之后，在井冈山下的三湾改编起义军时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一直成为革命队伍中的美谈。
　　贺龙知识丰富，见多识广，谈笑风生，诙谐风趣，使刘白羽、丁玲等文化界人士折服不已。贺龙一边同大家聊着天，一边鼓励他们到敌后去，到八路军里来，特别欢迎他们到晋西北去。他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到120师来吧，部队里许多故事可以编成戏演呀！你们不来，我可要来拉你们了。”
　　在与贺龙短暂的接触中，这些文化人感到非常轻松和愉快。
　　山西离石县大武镇。
　　国民党第35军101师师部。
　　董其武站在八仙桌前，手握毛笔，挥写着几行大字：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董其武喜欢书法，也颇喜欢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此刻，他望着自己挥就的这幅中堂抽轴，觉得不太满意，于是换纸易墨，准备重新书写。
　　“报告，”副官走了进来，“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返回晋西北，路过此地。”
　　董其武听罢，放下笔墨，说道：“快做准备，我亲自去迎。”
　　董其武见到贺龙后，高兴地说：“虽分别数日，但如隔三秋，恳请贺师长在大武镇住上几天，小弟以尽地主之谊。”
　　贺龙生性好交朋友，他暗地寻思：董其武乃山西国民党军事骨干，应与他们搞好关系，以利共同抗日。于是慨然答应。
　　董其武喜不自收，急忙吩咐属下设专宴为贺师长洗尘。还专门请来正在离石的战动总会主任、爱国将领续范亭和战动总会武装部长程子华作陪。
　　董其武的祝酒辞刚结束，贺龙便端着酒杯笑着说道：“今天，咱们吃的是国共合作饭，要吃好啊，不要抢。”一语双关。董其武、续范亭、程子华等人皆心领神会，满座笑声不已。
　　闲聊中，董其武让副官拿来一个精制的小盒，然后打开，里面摆放着一支十分精巧的日制小手枪。董其武笑着对贺龙说：“这支小手枪是我珍藏的心爱之物，特赠送贺师长以资纪念，请贺师长笑纳。”
　　贺龙接过手枪，打量片刻，连声说道：“好枪，好枪，我要用这支手枪多打几个鬼子，以表对董师长的谢意！”
　　席间董其武问贺龙：“你们八路军为什么打仗那么勇敢，那么坚决？看看我们国军，一碰到日本鬼子就垮，这是为什么？”
　　贺龙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嘛！连队里有共产党支部，班里有党员。为什么打仗，怎么打法，都给讲得清清楚楚。打仗前，大家要开会讨论一番，弄明白了，自觉自愿往前冲。所以，我们打仗，敌人连我们的一双草鞋也拣不着。”
　　贺龙还分析了山西前期抗战的情况。他告诉董其武，忻口会战时，他曾去过前线，朱德、周恩来等人也去过前线，多次建议阎锡山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可是蒋介石、阎锡山一味消极抵抗，军事指挥上漏洞百出，否则日军进攻不会那样顺利。
　　贺龙走了，匆匆赶回晋西北。然而，这次会面却给董其武印象很深，经久不忘。后来，在解放战争著名的平津战役中，董其武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列。
　　作为抗日根据地，晋西北有自身的特殊情况。国民党在晋西北的军队，在数量上较八路军多得多。阎锡山在晋西北设有第二区和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代行国民党省政府的职权，直接委派县长。阎锡山还在晋西北建立了反动的群众组织“公道团”。这样，在晋西北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摆在120师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工作。
　　中共“十二月会议”之后，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王明那种在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路线，没有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晋西北、120师内却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一段时间里，尤其是收复7城后，阎锡山凭借晋西北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与八路军相对抗。面对这种情况，120师内有人提出用迁就、让步和捧场的办法维系统一战线，给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带来了一定困难。
　　贺龙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他尖锐地批评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嘛！”
　　他义正辞严批评国民党在晋西北消极抗战，指责国民党政府机构给八路军制造困难的行径，力求排除发展抗日进步势力的障碍。
　　然而，有人却认为贺龙这种坚持独立自主的态度会损害统一战线，并就此向中共中央反映，建议将贺龙调离120师，去延安“学习”。
　　“砰！”贺龙一拳砸在桌子上，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党内同志的这种作法不能理解。
　　“老贺呀，要冷静嘛。”关向应走过来安慰着。他很理解老战友此刻的心情。他也认为，借口将贺调去“学习”，这种方式极为不妥。
　　贺龙望着关向应说道：“向应同志，我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党内总有一些同志生怕破坏统一战线，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喜欢背后搞一些小名堂！”
　　贺龙喜欢直来直去，一贯反对那种内部互相争斗的倾向。早在苏区党内“肃反”时，贺龙就大声疾呼过：“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
　　1933年1月初，夏曦应贺龙提议召开了他和贺龙、关向应3个人参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三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贺龙提出：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的湘西发展，先取得桑植，为久已疲惫的部队取得一个适于休整的地区。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却反对整顿红三军和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错误“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党的警觉性异常不够”，所以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并且继续“肃反”。贺龙坚决不同意。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指责他右倾。贺龙力争说：“肃反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嘛！”夏曦坚决不同意，贺龙无奈，找关向应说：“你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选出谁是谁。”关向应严厉批评贺龙无组织无纪律，贺龙有苦难言。后来贺龙回忆说：“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倒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的决定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此刻，关向应望着贺龙那痛苦的面容缓缓地说道：“中央会理解你的，有机会，我要向中央说清楚这件事情。”
　　后来，毛泽东就这件事同关向应谈话时，批评了那种在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自主的错误倾向以及将贺龙调离120师的错误意见。同时，对贺龙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贺龙总有三条嘛：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

在毛泽东与贺龙交往中，互相之间都充满了信任和关心。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贺龙仍然这样评价：对敌人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这三条不能驳，对人民有功。毛泽东的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
　　阎锡山背靠在木制的沙发上闭目养神。对面墙上挂着三个草体大字“中”、“种能”。
　　阎锡山颇为欣赏这几个字的内函。他认为，“中是理的极则”。所以把“中”字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座右铭，以致于他死后也要把“中”字刻在墓碑上。至于“种能”，阎锡山认为，宇宙的本性是心物合一的“中”，而这个“中”是静的，因有“种能”故能动，动即演衍成阴阳的两个方面，阴阳异性要吸，就成为“种能”和“种能律”，“种能律”会成就“种能”。就阴阳而言，阳为种能，阴为种能律。阴阳交经表现作用而发生心物，心物相成而为质能，由质能而成为万物。万物又各具种性而继续演变为各子。“中”、“种能”集中代表了阎锡山的哲学思想。阎锡山，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人，生于1883年。小名叫万喜子，字百川，号龙池。青年时加入同盟会，奔走革命，对辛亥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民国初年力主抵抗沙俄侵略外蒙，日军制造“华北事变”后，他主张守土抗战和联共救亡。先后组织大同会战、忻口会战和太原保卫战，但在日军进攻面前，他一败再败……。
　　“报告”，贴身副官走进来，将一封电报呈在阎锡山面前。
　　阎锡山接过电报一看，是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从武汉打来的。他挥挥手，副官退了出去。
　　阎锡山扫一眼电报内容，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交蒋介石的日本政府所拟的6项停战条件，即：
　　“一、承认满洲和内蒙古独立；
　　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不驻兵区域；
　　三、扩大《淞沪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
　　四、中日经济合作；
　　五、中日共同防共；
　　六、根绝反日运动。”
　　阎锡山放下电报，沉默良久，然后自言自语道：“这些条件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会亡国灭种的。”
　　他又看了一眼电报，目光停留在“中日共同防共”几个字上。抗战以来，他逐渐感到，中共军队在山西虽不如国军多，但已经呈现出迅速扩大的势头。尤其在晋西北，贺龙、关向应所部的影响日益扩大。晋西北的中共党组织虽然不公开，但八路军120师却大大利用了“战地动员委员会”这个组织。
　　阎锡山叹了口气，他后悔当初承认和容忍了共产党、八路军对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权……
　　1937年9月初，晋北战事处于紧张激烈之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周恩来到山西就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等问题和阎锡山谈判。9月7日，阎锡山在岭口行营同周恩来面谈。谈判中，周恩来首先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指出敌强我弱是暂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周恩来向阎锡山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山西，光靠军队是不够的，必须成立一个有共产党、八路军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动员委员会以组织民众，在第2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组织游击战争。是时晋北的天镇、阳高均已失守，阎锡山大同会战的计划亦已落空，正准备将军队从大同一线撤到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阵地防守，也就是说晋北的十几个县就要丢失了。而且随着军队的撤离，阎锡山的旧政权都已土崩瓦解，旧官吏纷纷弃职而逃。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周恩来的多次说服，阎锡山同意在绥远、察哈尔、晋北沦陷区成立第2战区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但规定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必须限于在沦陷区，只动员群众，不干涉县政。他要求中共方面先拟出一个工作纲领来。9月13日由续范亭等将这个纲领送至岭口行营交阎锡山批准。阎锡山看后，对纲领中规定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一句很不高兴，他认为将大片沦陷区（此时整个雁北和绥远都已失守）交给共产党方面去领导，以后就没有自己的地盘了。当时在牺盟会总会工作的薄一波向阎锡山解释说，现在把这些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连个人情也得不到。阎锡山想了想，也就默许了。但他还觉得这个工作纲领缺少什么，于是又加上了他提出的“合理负担”、“民族革命战争”等词句，才予以批准。
　　阎锡山虽然默认了共产党、八路军对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但他不肯就此放权，千方百计地想把他的人安插进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层中去，坚持要派他的人担任人民武装部部长一职。周恩来对阎锡山说：你们的军官不会打游击战争，我们干部都会打游击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是在沦陷区，在敌后打游击战争，我们的人可以，你们的军官就不行。这样一说，阎锡山无言以对，只好同意由共产党方面派代表担任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武装部长。9月20日，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正式成立。
　　在战动总会中，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建立了高级党团。党团书记是担任战动总会武装部长的程子华。程子华表示：“我任党团书记，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以及120师贺、关领导。”1938年3月，战动总会迁驻120师师部驻地岚县后，贺龙、关向应对战地总会的领导更为直接。
　　阎锡山干咳了两声，然后叫来副官吩咐道：“把这两天的情报信快些送来。”
　　控制地方政权，阎锡山有他的一套办法。他专门办了个训练班，许多村长都进过他办的训练班。毕业时，阎锡山同他们一起照像，并送给每人一张阎锡山签名的照片，约好每周直接通信，阎锡山通过这些情报信了解共产党和120师的活动情况。这些村长都是当地的地头蛇，对阎锡山非常忠实，成为各地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阻力。
　　副官很快赶了回来，手里拿着几封“情报信”。
　　阎锡山看后，脸上布上一层阴云：贺龙、关向应正在各地“招兵买马”……
　　就在阎锡山在晋西北竭力限制共产党和120师的同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等人对晋西北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具体的分析，他们认为：日军在山西的军事进攻暂时失利，其分裂统一战线的政治阴谋活动更为猖狂，阎锡山已日趋反动。晋西北已形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一、群众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方面，120师占有优势；二、军事方面，120师是骨干和模范；三、政权方面，阎锡山占优势，这是主要的；四、军事与政权结合上，阎占优势。
　　面对这种情况，120师的领导人们决定：大力扶植战动总会和牺盟会等进步力量，争取动摇分子，孤立亲日派，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贺龙、关向应等人对独立自主的原则思想上很明确，他们一方面主动与晋绥军及其他国民党军进行合作。在作战行动上，经常保持与傅作义、赵承绶、郭宗汾、杨爱源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接触。只要有机会，贺龙便主动前去各个拜访。通过协商，争取互相协同。在政权问题上，则尽量避免与之发生摩擦。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放手推动和帮助战地总会、牺盟会等抗日团体充分发挥它们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办120师不宜出面办的事，大力发展抗日力量。
　　贺龙、关向应充分发挥战动总会的作用，在晋西北各地建立县、区动委会，将中共县、区委设在动委会内。有的县或区的动委会主任、同时就是中共县、区委书记或部长。这样，晋西北的建党工作就比较顺利地展开了，控制地方政权。动委会发动群众，改选村长，改造旧政权。改选的村长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但至少也不是阎锡山训练的人。这样一来，阎锡山那套统治办法不灵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就有了可能。当时，阎锡山派到晋西北的两个专员，一个叫武灵初，一个叫张隽轩。这两个人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贺、关和战动总会就通过他们撤换了一些不抗日的反动县长，尽可能地使晋西北一些县级政权掌握到进步人士手里，为建立起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与此同时，120师大力动员群众，“招兵买马”，壮大抗日武装。贺龙、关向应多次强调：人民的抗日武装得不到壮大，就谈不上抗日，也谈不上坚持和扩大统一战线。
　　于是在晋西北，八路军120师与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兵源争夺战”。
　　120师359旅一部驻在一个叫上村的地方，有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驻在下村。上村和下村相距不过十来里路，中间横着一条小河。别看这条河不大，却把上下两村隔成了两个世界。359旅向上村进发的那天，迎面遇上一群逃难的群众。他们背着包袱，挑着家什，孩子哭，女人叫，忧虑而惊慌地走着。这种颠沛流离的景象，谁见了心里都沉甸甸的。可是，日寇离这还很远，为什么他们就如此惊慌失措呢？
　　原来他们都是上村人，只因下村来了国民党军队，吓得他们急忙逃难。一提起国民党军队，大家又恨又怕，都争先恐后地向八路军诉说由下村传来的消息——国民党军队一进村，就吹胡子瞪眼，吹什么抗战“有功”，要老百姓慰劳。说是慰劳，实际上是趁国难当头，搜刮民脂民膏。今天派粮，明天摊款，倘若交不出，不是吊打，就是翻箱倒柜，见啥抢啥。耕畜被拉走杀了吃，桌椅床板被抢去当柴烧了，那些当官的整天花天酒地，打麻将，耍纸牌，见了姑娘媳妇，挤眉弄眼，动手动脚。日寇还没有来到，下村就已成了人间地狱。老乡们说：“鬼子来是死，国民党来了咱们也活不了，反正没活路。”
　　八路军的到来，给人民带来了指望，谁愿意背井离乡？他们又背着东西和八路军一起回村了。
　　部队驻下，便组成了若干工作组，四面活动。从东头到西头，从村南到村北，到处张贴布告，访贫问苦，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运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政策，犹如春风化雨，冲走了人们的忧虑和不安，带来了一片朝气勃勃的景象。不几天，359旅就协助地方的党组织，把抗日民主政权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也相继成立了。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极了。经常看到这种景象：一群农民围在一起听宣传员讲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满脸兴奋的神色；一个小战士在教儿童团员唱歌：“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村口，进来一群收割归来的农民和战士，他们挑着金黄色的谷物，边说边笑。屋檐下，妇救会的会员们正赶着做军鞋，“三个姑娘一台戏”，她们在一起唧唧喳喳，好不热闹。村外边的打谷场上，游击队正在练操，“一、二、三——四”的口令声，震天动地。一声号令动员参军，小伙子们雀跃而起：“走，当八路打鬼子去！”一串俩，俩串仨，马上掀起了参军的热潮。来报名的人络绎不绝，连不够年龄的儿童团员，也哭哭啼啼闹着要当小八路。部队机关真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没有几天，359旅的一个连就扩大到二三百人。
　　下村的国民党军队听说八路军和上村的老百姓团结无间，队伍天天扩大，又眼红又嫉妒，便千方百计和八路军争群众。
　　开始，他们在桥头、河岸，设下了一道封锁线，五步一哨，十步一岗，不准老百姓过河。但是，下村的小伙子们看到上村那股热闹劲，心里怪痒痒的。他们借口赶集，走亲戚，做买卖，偷偷地往上村溜，有的来了以后就再也不愿回了，要求立即参加八路军。
　　后来，国民党军队也搞扩兵了，自然，扩兵的办法是很可笑的。他们要保长打着小锣在街上喊：“当兵要当国军，国军是正牌军，票子多，可以养家活口！”“不要当八路军，八路军是穷光蛋！”喊了几天，却没有一个人去报名。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敲着小铜锣又喊开了：“谁当国军，四十块大洋一个兵，当面交现款！”可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老百姓爱的不是钱，爱的是真理。尽管锣声敲得当当响，人们却在背后议论：“白洋买不了我们的心。”
　　国民党的军官气红了脸，横眉竖眼，骂老乡们：“放着正大光明的国军不当，偏要偷偷摸摸去当穷八路，真他妈的贱种！”谁知骂得越凶，老百姓躲得越远。他们施尽了种种伎俩，一个兵也没有扩到。最后，恼羞成怒了，便干脆把他们惯用的那一套搬了出来——抓。于是，这儿打枪，那儿骂娘，不论老幼残弱，碰上了就难幸免，弄得下村一带的群众，叫爹唤娘，昼夜不安。尤其恶毒的是，把抓来的壮丁关在一起，连大小便都要监视，晚上睡觉都把衣服搜去，以防止逃跑。殊不知压力愈大，反抗愈强。晚上，常有只穿短裤的小伙子，吁吁带喘，满身是汗地跑来上村。逃来的人用这样两句流行于下村的歌谣来咒骂国民党军队：“国民党、遭殃军，不打日本害人民！”
　　由于和国民党军队还是统一战线关系，有些来往。一天，国民党派了个军官前来，问左齐：老百姓为什么都跟你们走？左齐回答说：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执行了我们党的全民抗战的方针，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与人民同舟共济，人民有民主、自由，人人有抗日的自由，因而他们都能自觉使人民自愿地起来抗日；你们对人民依然没有放弃压榨的错误政策，使人民呻吟于痛苦之中，无法抗日，也无心抗日。那个军官不知是不感兴趣，还是无理反驳，竟瞠目结舌，回答不出一句话，只是哼哼哈哈了一阵便走了。
　　送这位“客人”过河的时候，左齐站在桥头，望着小河潺潺流水，心中无限感慨。上村和下村仅仅一河之隔，却是两种景象：八路军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采取了种种发动群众的办法，结果搞得轰轰烈烈，群众奋起抗日；国民党部队倒行逆施，执行了片面抗战的方针，采取压制群众的办法，结果是众叛亲离，阴风惨惨，人们根本无心抗日。两种方针，两种办法，就必然产生这两种结果。但是，河水永远东流，真理必定获胜，全面抗战的正确方针，必然将在全中国土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来。
　　120师在晋西北极力推动战动总会把动员农民参军、补充抗日部队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收复7城之后，战动总会在主任续范亭主持下，在岚县召开了动员新兵的各界联席会议，决定动员1．3万人。晋西北人口稀少，要动员这样一个数目的新兵并非易事，但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影响的扩大，战动总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宣传组织作用，动员的新兵大大超过了计划。据1939年7月战动总会的一份材料记载，那一次，在晋西北共动员新兵28180人。这些新兵，除补充给120师、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人自卫旅和战动总会游击队）以外，为了团结友军共同抗日，经贺龙为首的军政委员会批准，也补充了一部分给驻晋西北的国民党军。
　　山西吉县古贤村。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
　　阎锡山在主持晋绥军高级干部会议。
　　他操着浓重的五台口音说道：“此次会议，是我军的生死关头，如能走上新的道路，就是我们的庆功会，若走不上新的道路，就成了我军的追悼会。”
　　他见在座的高级将领们露出迷惑不解的目光，便进一步解释道：“某军自抗战以来人员就增加了4倍，我军某军抗战以来减少了一半，按这个比例，再过10个月，就是友军的1变成16，我某军的1变成4分之一，这就成了64与1之比了。你们看新与旧，一膨胀一缩小的结果可怕不可怕，知此尚不觉悟，不改新，则明饿了尚急走，冻了尚抢冰，岂非自杀？”会后，他又对自己的小圈子里的嫡系们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今后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吗？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3个月你们就完蛋了。我们不能抬着棺材去抗战！”
　　阎锡山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目光久久停留在晋西北的版图上。他心里在盘算：欲与八路军120师抗衡，必须扩张晋西北的顽固势力，充分利用他的军队和行政机构。
　　于是，他召来了杨集贤。
　　杨集贤是左云县的大地主，国民党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的外甥。得知阎锡山召见，他受宠若惊，急急忙忙赶到了吉县古贤村。
　　见面寒暄后，阎锡山拍着杨集贤的肩膀说：“眼下八路军日益猖狂，晋西北眼看就要姓共了。”
　　杨集贤问：“如此，尊意如何？”
　　阎锡山说：“据查，第2区行政督察专员武灵初是共党分子，准备由你接替他的职务，你要坚决守住第2区这块阵地。”
　　杨集贤受领了密令之后，匆匆走马上任。
　　撤换了第2区行政督察专员后，阎锡山又在古贤村召开。会议，亲自制定了抗战行政10大纲领，提出了抗战人员必戒20条。其中对汉奸采取纵容包庇的态度。他说：“做汉奸真实者少，被迫者多，应当尽力争取。我们万不可拿少年气盛得意苛刻的态度，侮辱诽谤的方法处理汉奸，使人本非汉奸而成汉奸，原是假汉奸而迫成真汉奸。”
　　会后不久，阎锡山得悉汪精卫公开投敌当了汉奸，他思索了一阵说：“兆铭走得太早了。汪先生不是当汉奸，只是政见不同而已。”后来牺盟会草拟讨汪通电送他签字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个人从来没有用个人名义去反对另外一个人。”牺盟会再表示，对汪精卫这样的大汉奸，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如果不表态，会使全国人民表示怀疑和失望的。但阎锡山仍坚持说：“你们牺盟会要发，由你们发好了。”
　　阎锡山心头之患，就是在他的地盘内不断扩大影响的共产党和八路军。1938年12月山西临汾失陷以后，阎锡山守土抗战的政策逐步演变为对日妥协。他看到大势已去，山西的大片土地陷入敌手，共产党在山西的力量不断扩大，越来越对他们的“存在”构成威胁。于是他开始对联共抗日的政策发生动摇，转而开始积极反共。
　　杨集贤得意洋洋地当上了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他召来了几个心腹，密授机宜：要严密监视共产党，尤其是贺、关的120师。他明确规定，战动总会没有权力调换各县县长，并且停止八路军和游击队的粮食供应。当120师的部队用钱去购买粮食时，杨集贤的心腹们逼迫人民群众不得卖给。贺龙愤怒地申斥说：“八路军要抗日要打仗，不筹粮，不筹款，不征兵，那怎么行？难道要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吗？”
　　阎锡山嘉奖了杨集贤，同时，又派出“敌区工作团”到晋西北，撤换进步县长，争夺县级政权，加紧制造摩擦。这样，晋西北形势就变得更为复杂，斗争逐步尖锐化。
　　面对这种情况，贺龙、关向应、肖克等人多次研究对策，并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建议说：“我们认为，我们如能有代表随阎周围，可能随时将我们的意见传达给阎。”这个建议，在阎锡山尚未公开降日反共的情况下，对缓解国民党在山西搞摩擦，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价值的。
　　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情况，立即研究决定，对阎锡山采取团结和促进的政策，力争其不要公开投日。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巩固晋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8月，朱德从西安赴延安，途经洛川，转道吉县古贤村与阎锡山会晤，经商定，设立第18集团军驻第2战区长官部办事处。
　　阎锡山深知，这是共产党设在自己身边的一根钉子，于是，他开始思考下一步的反共阴谋……

<B>第3章　烽火冀中路</B>
　　1938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商量完工作，刚刚靠在床上休息一会。宁静中，传来一阵轻脆的马蹄声。原来贺龙来了，警卫战士都知道，贺龙每次从前线回延安以后，总是步行来看望毛泽东同志。这次骑马来，一定有重大事情。
　　“主席在家？”贺龙敏捷地下了马，小声地问警卫战士。
　　“在，正在睡觉，要不要去叫醒主席？”
　　“不用了，让主席多休息一会。”
　　“你一定有要紧的事找主席……”
　　“我从前线直接来的，还是等一等吧？”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毛泽东醒了。一听说贺龙来了，他连忙起身迎了出来。
　　“贺龙同志，你好哇！你们辛苦了！”毛泽东高兴地大声说。
　　贺龙双脚一并，端庄地行了一个军礼，向毛泽东问候后，跨上前去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双手。
　　贺龙拿出从前线带来的一听烟台香烟请毛泽东抽，自己却还是吸他的大烟斗。
　　在窑洞里，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了贺龙对前线情况的详细汇报。贺龙说，晋西北战事频繁，社会秩序紊乱。部队每天都要和敌人交战，同志们的战斗情绪很高。当谈到120师在同蒲路“配合反攻”太原战斗后，又星夜作战，击溃日军26师团万余人，光复了宁武、神池等7个县城，缴获了一门大炮和其他许多战利品时，毛泽东连声称赞：“好！好！你们打得好！”毛泽东又说：“129师在晋东南也打了漂亮仗，粉碎了日军3万人兵分9路的围攻，歼敌4000。整个晋绥、晋冀鲁豫的抗日形势都很好。”
　　静了一会，贺龙攥烟斗，缓慢地说：“晋西北人民的生活很艰苦，日本鬼子在逃跑时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抢光了，穷人连吃树叶的权利都没有，因为树是地主的。部队的给养也没有保障，吃饭穿衣都很困难，有时只好吃野菜，有的战士在大冷天穿的还是草……敌人经常围攻我们，抢老百姓的粮食。我们一方面组织部队作战，一方面保护老百姓抢收，有时还帮助老百姓抢收。”
　　听到这里，毛泽东站起来，语气坚定地说：“好！保护和帮助老百姓抢收，军队也参加劳动生产，这个办法好！老百姓有饭吃，军人也有饭吃。如果粮食让敌人抢走了，军队和老百姓就都没有饭吃了。你们做得好！”
　　毛泽东随手拿出一本书递给贺龙，说：“这是才印出来的，你先拿去看看，提提意见，以后再请大家来研究这个问题。”
　　“《论持久战》！”贺龙欠身接过书，高兴得眉飞色舞。
　　“嗯！”毛泽东说，“中日之战是一场决死的战争，中华民族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哪！敌人想速战速决，可不那么简单！叫你好进不好出。我们要坚持持久战，打他个十年八年，最后把日本侵略军这匹野牛困死、烧死！”
　　贺龙频频点头。
　　毛泽东接着说：“贺龙同志，我们还要估计到，在这场战争中还会有更多更大的困难哪！你们要把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设好，领导部队一边打仗，一边生产，一边做群众工作。现在抗大、陕北公学的学生也是没有房子住、吃不饱饭的，他们还自己动手，挖窑洞，开荒种地。看来我们要用这个办法去减轻人民负担。老百姓真心实意地拥护我们、支持我们了，这个军队就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义是不够我们打的哟！”
　　毛泽东和贺龙谈得非常融洽，不知不觉到掌灯时分。
　　晚上，毛泽东请贺龙吃晚饭，并特地增加了一碗炒白菜，一点酸菜和一小碟干辣椒。毛泽东亲自给贺龙盛饭，好几次给他夹菜。这一顿饭，毛泽东吃得很高兴，贺龙也说，他打破了一顿吃两碗饭的记录了。
　　几年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和贺龙的这次谈话，酝酿着一个伟大的决策，即生产自救的决策。当日本帝国主义野蛮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实行更加严密的经济封锁的时候，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并亲自参加和领导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使全党胜利地渡过了难关。
　　1938年9月，延安。
　　中国共产党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贺龙、关向应、肖克出席会议。
　　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鉴于日军逐步停止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攻击，转移其主力打击八路军、新四军，将重点置于华北，并且制定了在华北先取平原、后取山区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主要是巩固已经建立的抗日武装，以便在相持阶段中战胜敌人的进攻，坚持已有根据地。
　　会议期间，贺龙、关向应、肖克向中央军委汇报了有关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急需解决的若干方针政策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等同120师的主要领导讨论了120师如何贯彻“巩固华北”的方针问题。
　　一天，王稼祥、彭德怀来到贺龙、关向应、肖克的住处，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王稼祥说：“根据目前的形势，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3个师的主要任务，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地区和山东，协同各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彭德怀接着说：“120师贯彻中央‘巩固华北’的方针是向东去，到冀中平原去，冀中那里没有八路军的主力。冀中的部队人数不少，但部队新、战斗力不强，在敌人回师的时候，将会遇到很大困难，需要主力去帮助他们。120师到那里去，自己也才能得到发展，那里人多呀！”
　　彭德怀看了看肖克，继续说道：“冀东斗争失败了。冀热察地方很大，可以很好开展游击战争，就用宋时轮、邓华的力量来搞。中央决定由肖克同志带一部分干部去组织冀热察挺进军，到那里创立新的根据地。带哪些部队去冀中，哪些人去冀热察，由你们讨论决定。”
　　受领了任务后，贺龙、关向应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笑着问他们：“120师主力分兵挺进冀中和冀热察，你们有意见吗？”
　　贺龙、关向应懂得，中共中央交给他们的是贯彻“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尽管艰巨，但责任重大，于是表示：“只要中央决定，我们坚决服从。”毛泽东说：“中央已经致电聂荣臻和彭真同志，120师到冀中后，具体工作由你们同聂、彭二人商定。”
　　毛泽东还指出，鉴于冀中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派120师到冀中完成三项任务：一是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二是帮助在冀中坚持斗争的八路军第三纵队；三是扩大自己。
　　六中全会闭幕后，贺龙、关向应、肖克留在延安又开了两天会，专门讨论挺进冀中和组织冀热察挺进军的工作部署。11月25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肖克前往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工作。中央还决定，从延安拨出一部分干部给挺进军，由贺、关、肖负责成立之。
　　会后，贺龙、关向应准备离开延安返回120师师部，这时他们收到一份电报。电报报告：张宗逊指挥716团成功地进行了滑石片伏击战。
　　贺龙、关向应互相看了看，然后笑了起来。他们知道：这次胜利说明粉碎了日军的围攻计划……
　　1938年9月下旬，侵华日军沿平汉、正太、同蒲、平绥诸路，分25路向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五台、阜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分割摧毁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为配合晋察冀兄弟部队粉碎敌人的围攻，原在恒山地区作战的120师359旅，继续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打击由平绥路进犯之敌。358旅（欠715团）根据120师首长的指示，先是向同蒲路北段出击，积极开展游击战，钳制敌人向北岳区的进攻；继而开赴同蒲路以东，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直接参加反围攻作战。
　　10月下旬，358旅由山西省忻县同蒲路西侧的鱼龙沟、杨胡村地区转移到五台县城南一带，旅直和716团驻寨里村、中庄村，714团驻白家庄等地。部队一到，马上在群众协助下封锁了消息，积极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寻机歼敌。
　　那时，358旅的电台只能和师部联络，来到北岳区以后，一直没能和晋察冀军区的领导联系上，得不到指示。因此，当时只知道五台有敌人，驻地周围的敌情到底怎样，一点也不了解。11月2日，旅部派716团刘忠参谋长带1个骑兵排，冒着风雪到五台县城一带侦察，准备相机攻打五台县城的敌人。可是，直到晚上刘参谋长还没有回来，大家都非常焦急。11月3日，风雪停了，太阳出来了。指战员们跑到屋外向阳的地方，有的擦枪，有的缝衣缀鞋。大家求战情绪非常高昂，边干活边议论着：领导上不是说到五台县这边打敌人吗？怎么还不见动静呢？中午过后，刘参谋长回来了。他说，五台县城日军蚋野大队几百人，昨晚从五台县城出动，向东进犯，经过35公里山地夜行军，今天凌晨偷袭了五台县高洪口镇的晋察冀军区2分区5大队，当地军民受到了一些损失。指战员们得到了日军动向的消息，都为之一振。358旅旅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张平化和716团团长黄新廷、政委廖汉生当即围着地图，进行细致周密的研究分析。大家判断这股敌人是孤军出动，没有带多少给养，又有后顾之忧，必然迅速退回原据点；敌人经过整夜长途行走，估计可能要在高洪口镇休息，今晚或明早撤退；按敌人以往的行动规律，将按原路返回。张宗逊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用手指着地图上从高洪口到五台县城的大道慢慢移动，最后停在滑石片上。从地图上看出这里山峦起伏，两山之间夹着一条长达数里的山沟，大道从沟底蜿蜒而过，沟深路窄，我军若在此设伏，突然开火，即可陷敌于不利地位。张宗逊说：在这里设伏，击其惰归，对歼灭这股敌人是完全有把握的，关键是我们要按时赶到滑石片。当时敌距滑石片只有10公里，而我们却要走25公里。因此，关键在一个快字，要和敌人抢时间，争取先敌到达，做好伏击准备，起码也要和敌人同时到达，打个预期的遭遇战。因此，张宗逊当即决定716团在滑石片两侧设伏，并准备在开进中随时和敌遭遇，坚决歼灭敌人；714团急行军到滑石片西北的南院村地区，选择有利地形，负责警戒五台县城方向，防止敌人增援，并准备截击从滑石片漏网向西逃窜的敌人。张宗逊最后加重语气说：大家注意，要快，1个小时以内，部队一定要出发。
　　开完会以后，黄新廷和廖汉生立即分头向各营布置任务。大家都清楚，如果我们慢一步，就会失去战机。这时候，各连队已经做好了晚饭，还没有开饭。任务向下一传达，战士们纷纷表示：不吃饭了，打敌要紧。下午4时，716团各营就先后出发了。从获得的情况到部队行动仅用了两个小时。
　　部队踏着积雪，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抄捷径向滑石片疾进。各连的连长、指导员一边行军，一边跑前跑后向战士们传达上级的指示，进行政治动员。立刻，队列里响起了“坚决消灭蚋野大队”，“把敌人赶出边区去”的口号声。有的还展开挑战应战的活动，使队伍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天气虽然寒冷，大家的衣服却被汗水湿透了。
　　太阳落山后，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卷起冰雪打在战士们的脸上，疼痛难忍；汗湿的衣服紧贴在人们的身上，凉透肺腑。崎岖的山道只有1尺来宽，在逐渐加浓的夜色之中，越来越分辨不清。不少战士跌倒了，爬起来继续赶路，有的还开玩笑说：
　　“快到滑石片了，怪不得滑的站不住脚了。”
　　旅部和716团只用4个多小时，就走完了25公里山路，晚上9点登上了滑石片以西高地。在朦胧月色中，但见两座高山夹着1条狭长的沟道，弯弯曲曲由东南向西北伸展，沟道宽约二三十米，西面是三四米高的陡崖，不易攀登，东面坡度较缓，容易上下。我军只要占居西面有利地形，就可以用火力封锁敌人，使之无法爬上东坡，这里的确是打伏击的好地形。不一会，派出的侦察员跑来报告：敌人来了。旅部立刻命令部队按照原定的部署展开：3营拦头，迅速占领滑石片西北高地，并以1个排占领大沟东侧高地，卡住沟口，堵住敌人去路；2营设伏在滑石片附近大沟西侧，准备拦腰打击敌人的行军纵队；1营在滑石片东南大沟的西侧隐蔽设伏，和第2营部队相接，待敌人进入我伏击地区，战斗打响后堵击其尾部；旅和团的指挥所设在大沟西面的西天和村附近。
　　战斗命令刚下达，各连正迅速展开向山下预定地点运动时，远处就传来了皮鞋和马蹄声，敌人进沟了。突然，从1营方向传来了一声枪响。大家一听，坏了，开火过早。过一会，1营的通信员气吁吁的跑来报告：“1营插去的两个连队，剩下两个连还没有过去，敌人就上来了。营长请示首长怎么办？”黄新廷没有直接回答他，问道：“刚才是谁乱开枪？”通信员说：“那是敌人放枪壮胆。”“原来是这样。”黄新廷对通信员说：“告诉你们营长、教导员，没有过的部队就不要强行通过了，注意隐蔽，把敌全部放进沟里。3营在前边一打响，你们就堵住敌人的后路，不准放掉1个敌人！”
　　1营通信员刚走，敌人已经来到山下，不时传来人喊马嘶和牛、羊、鸡、鸭的鸣叫声。这些日本兵在高洪口抢掠了一番，正洋洋得意，行军警戒极为疏忽，入沟后一点也没有发觉我军的埋伏。看到这种情景，战士们都按捺不住满腔怒火。黄新廷狠狠地说：“看你们还能猖狂多久！”为了指挥方便，团指挥所移到3营的阵地。
　　3营各连队下到陡崖上时，敌人的先头分队10多个人已经过去了，这时9连几十个精壮的小伙子组成的突击队猛扑到沟里，用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骄横的日军，做梦也想不到八路军会在这里冒出来，顿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过了一会，敌人集中全部骑兵，向9连正面猛冲，企图突出沟口，9连突击队的火力眼看压不住敌人，黄新廷对3营营长王祥发说：“往下压！”王祥发把棉衣脱下往地上一甩，挽起衣袖，一手提驳壳枪，一手拿手榴弹，大吼一声：“11连跟我来！”战士们像一阵风似地跟着他扑下去。9连长曾祥旺也带两个排，从侧翼向下压。片刻，山下响起了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在团团闪亮的弹光中，战士们端着刺刀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使敌人无法发挥火力优势。王祥发果敢沉着地指挥3营指战员接连打退了敌人的5次冲击。
　　与此同时，2营在营长蔡九和教导员黄新义的带领下，从大沟西侧向下压，和向前涌的敌人遭遇。走在前边的8连长李家富没等上级命令，就带着一连跑步接近敌人，勇猛冲杀，把敌人拦腰截断。2营其他连队紧跟着从山上插下去，用手榴弹和机枪、步枪火力，向敌人侧翼冲击。5连长巴尚真和指导员万在明率领全连，硬是在敌人中间突过去，飞速占领了东侧山坡上的1个小庙，控制了制高点，把向山坡上爬的敌人打得滚回沟里。
　　1营3连在敌人后尾打完之后，也迅速向敌侧后包围攻击。敌人正面和侧翼被2、3营打得死伤狼藉，向前冲不出去，又转过头来往回突。这时，1营阵地的枪声越来越密。廖汉生对黄新廷说：“得派1个连去加强1营。”黄新廷马上说：“你在这儿指挥，我去！”刘参谋长在一旁听了，急忙说：“我去！”说完立即跑向2营，带上1个连奔向1营阵地。

战斗进行到了白热化程度，各连队发扬夜战近战的特长，战士们各自为战，英勇杀敌，经过两小时激烈战斗，就将敌人的行军纵队分割成数段。大部敌军被迫躲在陡崖下进行垂死挣扎，少数退到沟西北的石沟村几间土屋里困守，根本没有反击能力了。
　　这时，张宗逊来到前沿阵地，对干部战士们说：“敌人已经被打乱了，不能让他们有喘气机会。全团应该立即冲下去，彻底消灭这股敌人！”团指挥所马上向各营传达了总攻击的命令。顿时，嘹亮的冲锋号声四起。战士们端起雪亮的刺刀，喊着：“冲呀！”“杀呀！”像猛虎下山似的冲入沟底，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用刺刀和手榴弹歼灭被分割的敌人。
　　3营一位姓高的排长，率领全排冲向石沟村。快接近村屋时，敌人以机枪拚命扫射，负隅顽抗。高排长领着战士们冒着弹雨冲到土屋前，几个战士迅速爬上屋顶，把一束束手榴弹扔到屋里，炸得敌人嗷嗷直叫。敌人机枪哑了，没被炸死的敌人再也不敢呆在屋里，发狂地往村外跑。3营的其他连队也赶到村前，这些日本溃兵有的被刺死，有的当了俘虏。
　　2营阵地的陡崖下有3户窑洞，一伙敌人被困在洞里，6连长周绍训领着战士们冲进去，把敌人全部击毙。洞里有敌人没有来得及架起的电台，几笼军用信鸽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716团和敌人进行了1夜的格斗，除23名残敌绕到北边的灰窑沟，逃出伏击圈外，其余敌人全部被歼。
　　714团驻白家庄，距离滑石片西边凤凰山的南院村有50多公里，接到命令后就马上出发。经过1夜急行军，4日拂晓到达南院村附近，正遇从滑石片逃出的几十名敌人路过，团领导立即派1个营跟踪追击。这时，由五台县城方向出动的一小股增援滑石片之敌，很快与几十名残敌会合。714团马上投入战斗，给这股敌人以迎头痛击。敌人被打得狼狈不堪，扭头就往五台县城逃。714团紧紧追击，一直撵到五台城下。
　　4日晨，彻夜的枪声停止了，太阳从东方升起，万道霞光照耀着滑石片四周的远山近村。恢复了宁静的山沟里，到处横七竖八地躺着日军的尸体和军马，敌人带的山炮和小炮还完好地驮在马背上，未及卸下来，毒瓦斯弹、烟幕弹、残刀断枪和军用给养品扔得遍地皆是，疯狂一时的蚋野大队被消灭了。716团的战士们在群众帮助下迅速打扫了战场，高唱胜利的战歌开往高洪口。714团在4日夜间袭击了五台县城之后，也赶到了高洪口集结。
　　到了高洪口的当天，358旅才和晋察冀军区2分区取得联系，通过他们向聂荣臻司令员报告了情况，同时也通过电台向120师贺龙师长作了汇报。滑石片伏击战，歼灭敌人第109师团第135联队的蚋野大队500余人，俘敌20余名，缴获山炮2门，小炮4门，轻重机枪30余挺，步马枪340余支，战马100余匹，电台1部，其他军用品甚多。716团一些连队的同志在高洪口穿上缴获的日军呢大衣，摆上缴获的武器，高高兴兴地让晋察冀军区的记者照了一张集体像。这张照片至今仍保存着。当时，国民党当局派驻120师上校联络官陈宏谟不相信八路军取得的胜利，贺龙师长嘱咐358旅给他两件日军大衣和1把日军指挥刀。在实物面前，这个联络官也确信无疑了。
　　山西，岚县，120师师部。
　　从延安返回后，贺龙、关向应、肖克同甘泗淇、周士第等人反复交换意见，围绕如何挺进冀中同时又继续坚持晋西北的抗日斗争问题，统一了思想认识。于是召开团以上活动分子和旅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部署和讨论东进的任务。
　　会上，贺龙、关向应指出：挺进冀中是中央军委战略部署中的重要一环，这项任务必须完成，同时，晋西北根据地也要坚持，两者必须兼顾。
　　贺龙坚决地说：“晋西北的天下是我们打开的，晋西北根据地是我们东进的依托，不能丢给别的人，要把358旅留在晋西北，让群众知道，我们去了晋中，120师还在晋西北。”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贺龙、关向应、肖克等商定的方案：由贺龙、关向应亲率358旅716团、715团2个营（留一个营在大青山）和独立1支队执行东进冀中的任务；358旅旅长张宗逊、政委张平化率358旅旅部、714团、独立1团（由独立2、3两个支队合编）、独立2团（由独立4支队改称）和警6团、独立6支队留在晋西北。贺龙特别强调：120师留在晋西北的部队同山西新军是兄弟部队关系，我们走了以后，要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团结协作。在作战指挥上，可由358旅统一协调。
　　会议结束后，贺龙、关向应一起商量东进的准备工作。这时，一个国民党上校军官来见贺、关二人。
　　来者名叫陈宏谟。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3个师分别派驻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双方关系。陈宏谟是驻120师的联络参谋。
　　陈宏谟操着四川话问贺龙和关向应：“二位将军刚从延安返回就接连开会，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关向应笑了笑说：“我们开会的中心内容就是如何抗日，除了抗日，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呢？”
　　陈宏谟讨了个没趣便离开了。
　　贺龙暗想，挺进冀中是中共中央新的战略部署。目前，国民党内的投降势力正在同日本人勾结。为取得这一战略行动的胜利，在120师行动之前，必须瞒过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于是，他下达了一切行动都要秘密准备的命令。
　　部队东进，需要筹集、补充武器弹药和粮食。贺龙找来师供给部长陈希云，对他说：“从现在起，我管供给部，你要两天给我汇报一次。”同时，贺龙、关向应命令部队做好其他准备工作：侦察部门迅速了解忻县至是曲之间铁路沿线的敌情，拟定通过同蒲铁路的具体计划；鉴于部队缺乏平原作战经验，由司令部编写出平原游击战争若干问题的教材，供部队在行军空隙进行教育，安置老弱病残人员，以保证东进部队精干有力。
　　一切安排就绪，贺龙坐下来了，准备静静思考抵达冀中后的一些问题。这时，著名作家沙汀、何其芳前来求见。
　　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贺龙曾应鲁迅艺术学院的邀请，兴致勃勃地去作了一次演讲。他生动地讲述敌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可歌可泣的事迹，号召鲁艺同学和他一道到敌人后方去。他说：“你们要拿起文艺武器，为革命服务，变敌人后方为抗日前线。我欢迎你们到120师去。我们的战士需要文化人！”他的演讲在鲁艺师生中激起了强烈反响。学生们纷纷报名，要求去前方工作。当贺龙离开延安时，鲁艺文学系第一期毕业生中，就有20多名男女同学自愿跟他一道去前线。最使贺龙高兴的是，有两位“大文化人”也跟他们一道去晋西北。他们是国内知名作家何其芳和沙汀。
　　贺龙对文化人历来有一种特殊的偏爱。自从他们报名跟他去敌后，贺龙便决心设法把这批人留在120师，因此，从延安回岚县，一路上，他几乎天天和鲁艺师生在一起。跟他们谈天说地，摆龙门阵，从感情上影响他们。贺龙平易近人，知识丰富，谈吐风趣坦诚，给这批文化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作家沙汀在1930年10月写的《随军散记》中记载了他的感受：“我想，不同群众接触，在他显然是不可能的。好在他的精力也容许他这么做。当我弄好住处，他又在和鲁艺同学们恳谈。”
　　“他的叙述生动而又恳切，还一面比着手势，一面眨着他那富有表情的眼睛。”“他知识广博，也是同学们喜欢向他发问的原因之一。不管你怎样的疑难，好像经他点醒，人们便无须把它搁在心坎上了。”“我们一直谈到天黑才分手，但半点钟后，我同其芳又同他围坐在一张矮小圆桌旁了。”从这位作家的记述中可以看出，短短几天，贺龙已经像磁石一样把他们牢牢地吸引住了。
　　贺龙笑着把沙汀和何其芳迎进屋。
　　沙汀和何其芳告诉贺龙，他们不想到冀中去，免得影响写作计划。
　　贺龙非常想把他们带走，便对沙汀说：“到了冀中就是要继续搞晋西北的材料也不困难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告诉你。老甘、我，都行。”“到了铁路那边还少得了你的材料，比这里丰富！”“讲老实话，同志，我还想到关外去呢！”沙汀没有说话。贺龙凑近他说：“老沙，不要再提了吧，马都给你准备好了。”他让警卫员拿出钓鱼杆来给沙汀看：“这是我托人从河南带来的呢！你看，钓钩并不大，可是20来斤重的鱼也可以钓上来。将来好在松花江钓鱼吃。听说松花江鱼多得很呢！”后来，沙汀说：“接触到他那坚定愉快的性格以后，我的决心（指留在晋西北）已经动摇了……我再也说不出什么，我的决心已经总崩溃了。”沙汀、何其芳终于随贺龙去了冀中。
　　出发的前一天，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才知道120师要东进，他很不满意去找贺龙，问道：“师长，听说明天部队要出发？”
　　贺龙笑着风趣地说：“明天就走，再这样老吃山药蛋、莜麦，连人都吃蠢了。”
　　陈宏谟怔了片刻，然后怏怏地走了。
　　1938年12月20日，贺龙、关向应、肖克发出东进冀中的命令。22日，贺龙、关向应率东进大军冒着纷飞大雪，顶着凛冽寒风从岚县出发了。肖克亦一同前往晋察冀边区。
　　河北省阜平县。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司令员聂荣臻和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已经收到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来电：
　　“1．估计今后华北形势的进展，冀中区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现有武装部队，依靠群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2．为完成以上任务，做如下决定：
　　甲、派程子华同志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子华任吕纵队政治委员，加强该部之正规化是目前中心任务。
　　乙、决定贺关率一部去冀中，争取扩大120师。3．120师一部到冀中可以推动、特别是影响当地部队正规化的过程，而冀中党应以极大力量帮助扩大120师。具体计划由关到五台山与聂彭依据实际情况商酌处理。
　　4．贺龙到冀中后，吕部则归其指挥，惟建制系统仍属聂区管辖。”
　　1939年1月初，贺龙、关向应、肖克率部进入冀西，在过平汉路前，来到阜平与彭、聂会面。几个人一起研究了120师东进、北上中的一些问题。聂荣臻向贺龙、关向应介绍了冀中的复杂情况。他对贺龙说：“到冀中扩充部队，兵员是充足的。那个地方‘司令遍天下’，杂牌武装、联庄会多得很，希望你们多带一些去。120师干部多嘛！容易把工作做好，把他们带离本乡本土，改造工作也容易些。”
　　贺龙风趣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几天后，关向应留在晋察冀边区，准备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贺龙、周士第、甘泗淇率队越过平汉线，进入冀中。
　　120师主力抵达冀中时，形势已十分严峻。
　　日军本部为确保华北，从华中战场抽调两个师回师华北。从1939年2月20日起，华北日军开始执行“南号作战”。日军以两个师团进攻平汉铁路东侧，以1个师团进攻同蒲铁路两侧，对冀中根据地进行夹击。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以极大的热情迎来了贺龙、关向应等人。
　　贺龙与吕正操以前从未见过面，但是对吕正操还是颇有耳闻的：1937年10月，在国民党军第53军第691团任团长的共产党员吕正操，拒绝执行国民党的南逃命令，于河北晋县小樵镇同赵承金等人举行起义，改称人民自卫军，在中共保属省委领导下，与河北游击军一起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一见面，贺龙便风趣地对吕正操说道：“你这个司令官不小啊！冀中的人口比陕甘宁还多两倍呢！”
　　话音刚落，在场的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已调任的原冀中军区政委王平、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等人都笑了起来。会见中，贺龙说明了120师的任务：一是补充点人，扩大120师，因为晋西北人太少；二是帮助你们3纵队巩固部队；三是帮助冀中根据地。大家商定，120师先休息几天，然后到河间县惠伯口与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会合。
　　1月26日，120师师部到达惠伯口，两军汇合后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欢声、笑语，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作家沙汀坐在观众席里，感受这火一样的热情，他望着主席台上正在讲话的贺龙，被一种欢快的情绪所感染。这些天来，贺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此，沙汀曾有一段记述：“……他在人丛中站着，挂着六轮子，军帽掀高一点，神气活像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的久经战斗的老兵。他把我们介绍给了军区联络部长。……一转身，他又把我们介绍给了政治部孙主任，其次是吕正操同志，长个子，又瘦又黑，穿着相当整洁，当我们正和新相识寒暄的时候，而他忽然又走掉了。聚餐过后，我们才在大会场中见到他，并且听了他那热情而又坚决的讲演。毫无疑问，大行军的完成，太使他高兴了。”
　　舞台上，120师战斗剧社和冀中军区独立4支队剧团开始表演文艺节目，把联欢会推向高潮。对此，吕正操曾说：“这次会一直开到深夜才散，天气虽冷，但歌声欢呼声，把会场搞得热气腾腾，真是强将鼓舞三军志，勇师震奋万人心。”

贺龙、吕正操、关向应等人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演出。在冀中的一个日本人宫本幸一和刚从日军据点逃出来的一个朝鲜族妇女登台唱起了具有异乡情调的歌曲。
　　这时，侦察科报告：日军进犯二十里铺，有进攻惠伯口的可能。吕正操听罢有些担心，他心里很清楚，30里外就驻有日军，于是转过头来看着贺龙。
　　贺龙沉着地说：“不用着急，调部队掩护嘛！”说完叫来716团团长黄新廷，命令他调一个营负责掩护。布置完后，贺龙回过头来对吕正操说：“我们照常看戏嘛！看完再走不迟。”
　　贺龙静静地坐下来，大家见状都安下心来继续看演出。戏一演完，贺龙悄悄地对吕正操说：“我看，还是抓紧时间行动，看样子，敌人真的进攻了。”
　　部队迅速转移至肃宁县东北地区。
　　与此同时，日军发动了进攻。其第27师团、第110师团和独立第8混成旅各一部共约7000余人，分别从沧县、泊头、保定、定县等地出动，向潴龙河、子牙河之间地区进行对冀中区的第三次围攻。这次围攻，规模空前，气势汹汹，非同往常，因而在冀中区军民中引起了恐慌，个别组织不够严密的抗日武装甚至有溃散的危险。120师刚刚到冀中，情况不熟悉，加之，他们长期在山区活动，缺乏在大平原上作战的经验，因此，有些干部对能否在平原立足心中没有底。
　　面对这种形势，贺龙、吕正操等决定，以120师部队隐蔽于河间地区待机歼敌，以冀中军区部队一部在子牙河以东，潴龙河以西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120师领导认为，当前最紧要的是要打几个胜仗，用事实证明鬼子是能够打败的，以稳定冀中军民的情绪；对120师来说，才能增强平原作战的胜利信心，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为此，1月28日，贺龙果断决定：一，集中兵力先打击河间、任丘方向的敌人。命令716团去河间以西待机。二，调716团3个连及一部分干部组成120师独立3支队，到大清河北岸霸县、雄县地区，配合5分区部队作战；调师直属的两个连组成120师独立2支队，到任丘、大城、河间三角地带，配合3分区部队作战；独立1支队到滹沱河以南武强、深县、饶阳、献阳一带，配合1分区部队作战。贺龙给他们3条任务：扩大自己的部队，协助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开展工作。三，命令已经从大青山到达晋察冀军区3分区的715团星夜开赴冀中。
　　31日，120师主力从边寨村转移到东湾里，这时得到报告说，占领河间城的日军第27师团的宫崎联队，经常以一部兵力出城抢粮、抓人，掩护修筑城防工事，企图巩固对河间的占领，进而进攻肃宁。
　　120师领导认为，这是一个战机。日军侵入冀中以来，没有遭到过沉重的打击，将骄兵狂，常常孤军出扰，应该抓住日军这个弱点，予以打击。于是命令716团迅速去曹家庄地区捕捉战机。师部要求：这是120师进入冀中以来首次作战，必须保证初战必胜。2月2日，河间日军200余名，沿通往肃宁的大道向西进犯。黄新廷、廖汉生立即部署战斗，在曹家庄出其不意地给了这股日军歼灭性打击，毙伤敌150人，并跟踪追击直到河间城下。
　　日军遭此打击，恼羞成怒，4日拂晓，出动步、骑、炮兵1000余人前来报复。曹家庄战斗一结束，716团便移往曹家庄西南4公里的大曹村，伏击可能前来报复的日军。因此，日军出河间不久，在日军大量施放毒气的情况下716团顽强战斗，一连打退日军4次冲击，挫掉了他的锐气，黄昏后发动总攻，日军伤亡惨重，不得已退往小刘庄。这次战斗，日军被歼约300人，大队长被打死。
　　3天打了两个胜仗，迫使日军放弃了进攻肃宁的计划。随后，120师师部及冀中军区、冀中区党委机关连夜转移到滹沱河以南、饶阳以东的南北齐、留班寨一带。
　　此时，冀中日军为了配合冀南日军的进攻，突然发动了对冀中区的第4次围攻，安国日军300多人进占安平；蠡县日军500来人进犯饶阳；献县日军向西进攻贾庄桥。这样，到达留班寨一带的120师师部和冀中军区机关有可能落入日军合击之中。
　　2月9日，进占饶阳的日军继续南进，到了邹村，距120师师部30公里；献县日军占了武强；安平日军向南到了王庄，离东西唐旺都很近，情况危急。面对这种情况，120师作战部门提出，转移到沧石以南，可以避开这几股日军。贺龙认为这个意见可以考虑。这时，得到报告，进犯武强的日军已经越沧石路，到了护驾池。于是他一面下令师部和冀中军区迅速组织力量，准备应战；一面急电刚刚到达安平县以西苦水、中央地区的715团星夜南下与师部靠拢。715团一夜行军百余里达北周堡一带。为了避开邹村的日军，又连夜向东进入邢家庄地区。谁知，邹村日军未去北周堡，而到了邢家庄，，与715团遭遇。王尚荣命令迅速占领村沿，利用房屋顽强抗击。715团素来打仗勇猛，激战一天歼灭日军130人。贺龙得知邢家庄激战，立即派出侦察员前去联络。下午4时，715团撤出战斗，并转移，与师部靠拢。日军为增援冀南敌军，匆匆过了沧石路。
　　当天夜里，贺龙率部向滹沱河以北肃宁县东南的东湾里、窝北村一带转移。吕正操、程子华亦率冀中军区、区党委机关移往邻近东湾里的尹家庄进行休整。
　　此时，关向应已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冀中，还带来了一个外国人。贺龙一见，喜出望外地喊起来：“啊呀，这不是白求恩大夫吗？”“啊，贺师长，又见到你了！”白求恩和贺龙紧紧握手。
　　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1938年，他从延安前往晋察冀边区时，路过岚县。贺龙留他住了一个礼拜，相处甚欢。这次敌后相见，彼此格外高兴。白求恩告诉贺龙，他带来了一支18个人的医疗队，请师长帮助安排。
　　贺龙想了想，提议18个人分成两个小队，1队跟随120师行动，1队去冀中军区。白求恩可以两边跑跑。白求恩表示满意。贺龙又让120师卫生部长曾育生跟随白求恩，协助白求恩处理一切事务，照顾他的生活。
　　关向应告诉贺龙，他带来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成立冀中区军政委员会和向冀中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意见。两人商定2月14日在东湾里召开冀中区党政军联席会议。
　　会议由程子华主持。贺龙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中共中央军委赋予120师的任务。关向应传达了北方分局关于成立冀中区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斗争的意见。会议根据六中全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精神，分析了冀中斗争的形势、冀中部队的情况，讨论了冀中当前斗争方针和统一冀中各抗日部队的指挥等问题。
　　贺龙讨论时提出，抽出若干冀中军区的部队到冀西整训，其他冀中部队也要尽量利用战斗间隙整训。虽然120师部队经过长途跋涉，连续作战，十分疲劳，而且初到冀中，尚不熟悉环境，但是，冀中部队成立不久，党组织的力量较弱，政治工作也不够强，两个月来，日军连续进行了4次围攻，部队急需休整，因此，应由120师承担当前的主要作战任务，让冀中部队利用空隙加紧整训。这件事，使吕正操、程子华甚为感动。吕正操说：“贺龙同志处处以党的利益、群众利益为重。”
　　关向应在会上提出了深入发动群众，加强政权建设，壮大党的力量，正确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意见。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的意见，由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吕正操、程子华、孙志远、王平、黄敬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区党政军民工作。为了统一军事指挥，按照八路军总部意见，成立以贺龙为总指挥、吕正操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政委的冀中区总指挥部。会议决定，立即深入发动群众，做好基层组织的工作，加强地方武装，坚壁清野，破坏道路，抗击日寇；各级党政机关立即实行精简，精干机构，以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
　　会议期间，师侦察连报告：2月下旬以来，驻河间的第27师团第3联队的吉田大队每天要派出不足200人的兵力，到城周围村镇抓夫抢粮，并说：日军的行动很有规律，一般是单日出西门，双日出东门。贺龙、关向应觉得，这是个机会，可以抓住敌人这个规律打一次伏击。于是命令716团去执行这项任务。
　　3月1日，716团在河间西南4公里的黑马张庄设伏。7时许，日军120人进入伏击圈。716团突然猛烈开火。日军居守村外坟地顽抗，并连续3次增兵，兵力达到450余人。为配合716团作战，八路军第3纵队30大队奉命佯攻河间，迫使日军两面应付。716团乘机发起猛烈攻击。日军遗尸30具，夜半退回河间城。这一次战斗，日军被歼130余人。120师取得了进入冀中后的第四次战斗的胜利。
　　120师来冀中的一个月内，连续作战四战四捷，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使其“南号作战”计划严重受挫，从而稳定了冀中的局势，振奋了冀中军民的抗日精神，对巩固冀中根据地意义很大。120师司令部在关于这一段斗争的总结中写道：这几次胜利，“影响到3纵队、地方政权和冀中群众，提高了120师在冀中的威信，兴奋了3纵队和冀中群众对战争的胜利信心，使冀中紊乱现象初步稳定下来。有些群众亲眼见到大曹村、曹家庄战斗，非常高兴。如716团部队在火线上不能做饭，群众就送馍馍、送饭直接上火线。该团请的一位向导，在火线上正看得高兴，一个机枪手受了伤，这位过去当过兵的向导即搬起机枪转移阵地对敌射击。沿途群众还准备了牛车，伤兵一下来，抢着运下火线。”120师的四战四捷，在冀中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曹家庄、中堡店、管中堡、都中堡的人民就自动集资建立起“中堡战役殉国四十八烈士碑”，纪念曹家庄战斗中的牺牲者。碑文赞扬八路军捐躯烈士“取义成仁，永著千秋”，“光明皎洁如日月，英名长存若山河”。这是冀中人民对烈士，也是对120师的赞扬。

四战四捷以后，贺龙、关向应等根据冀中区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将715团与冀中军区独立四支队合编为120师独立一旅，旅长高士一，副旅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副政治委员幸世修，参谋长郭征，政治部主任杨琪良。
　　120师进入冀中，连战皆捷，日军震惊，当时缴获日军文件说：“贺将军此来，对北支之威胁更非昔比。尤其直接威胁平津，不容坐视。必须立即覆灭其势，以确立永久之治。”1939年4月，正是清明时节，冀中平原春光明媚。然而冀中的局势却依然是相当严峻的。120师驰援冀中以来，虽然四战四捷，和冀中的部队一起打破了敌人第3、4、5次围攻，但敌依仗其军力优势，侵占了冀中区的全部县城和主要集镇。冀中平原上，敌据点林立，炮楼密布，各据点之间相距不过一二十公里，八路军回旋地区大大缩小。敌人到处拼凑伪政权，推行“治安肃正”，以据点为依托，经常出来抢粮食、抓民夫，胁迫群众平道沟、修马路，不时集结兵力，梳蓖拉网，进行“扫荡”作战，企图在青纱帐起来之前消灭八路军，或将八路军逐出平原，以确保其占领的平、津等要地和津浦、平汉等铁路运输线的安全。其侵略气焰十分嚣张。
　　4月20日，日军第27师团的吉田大队800余人，伪军数十人，分乘汽车50余辆，携山炮两门，随带满载弹药、给养的大车80余辆，浩浩荡荡，由沧州开到河间县城。
　　吉田大队开到河间，是跟随八路军行踪而来的。但他的情报不甚准确，以为八路军在该地区不过两千左右的兵力，不知八路军是万余人的大军集结。他决定出兵“扫荡”，打八路军一个措手不及。但他也明白这支部队是著名的贺龙指挥下的主力，预测将是一场激战，所以出发之前，令部下尽量多带弹药，各种炮弹、手榴弹、掷弹筒，满满装了几十辆大车，仅山炮炮弹就带了420多发，这在当时，就日军“扫荡”作战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量。连他的士兵也惊讶：“扫荡作战中，就数这次携带的弹药多得出奇。”
　　4月22日晚上，120师部召开了各旅、团首长和师直营级以上干部会议，部署整训工作，同时，全师将士也在师部驻地大朱村开联欢大会，庆祝120师和冀中3纵队合编，并进行整训动员。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等都到会。联欢大会开始，贺龙整整灰布军装，摸摸浓密的胡子，首先站起来讲话。正讲着，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吉田大队已进驻三十里铺，离120师不到15公里。于是贺龙话头一转，把联欢大会变成了战斗动员大会，他说：
　　“同志们！为了巩固和发展冀中抗日根据地，这3个月来，我们各部队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同志们连续行军打仗，都很疲劳了，原想让大家休息一下，但敌人不让我们休息，现在已经送上门来了，怎么办呀？”接着，他幽默地说：“既然敌人把礼物送上门来，能不收下吗？本来今天晚上叫战斗剧社给同志们演几个小戏，现在就不演了，各部队立即带回，连夜做好战斗准备，隐蔽待机，听命令行动。我们要在冀中平原上打一个漂亮仗，等战斗胜利以后，再来开一次祝捷大会！”
　　他嘱咐指战员：“今天晚上大家辛苦一下，熬个夜，把工事修好，准备和敌人干，要注意防炮、防毒、防火（防敌人烧房子）。”
　　最后，贺龙号召“军民一心，团结起来，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敌人来了，要狠狠地打，来多少，消灭多少！”他猛一挥手，结束了这个简短有力、风趣生动的战斗动员。
　　官兵们正在听贺师长的讲话，周士第参谋长把716团团长黄新廷从会场叫出来，对黄说：敌人在三十里铺，离你们最近，你们要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看他是向东还是向北，随时向师里报告。黄新廷随即告团参谋长王绍南，立即派出侦察，一直派到三十里铺敌人鼻子底下，随敌前进，及时报告敌人的动向。
　　贺、关、周等人分析了敌人攻击方向，是由西向东，还是由北向南？最后判断：向东可能性较大。因为向东距八路军领导机关驻地路线最短，同时可得到西北方向任丘、北面吕公堡、南面沙河桥、东北方向等敌的策应配合，对八路军形成四面围攻的态势。
　　716团摆在全师的最西面，敌人如果向东进犯，716团则首当其冲。根据以上分析判断，贺龙、关向应作了周密的部署：以716团正面交战，视战斗发展情况，以主力断敌退路，尔后合围攻歼；以少量兵力警戒各据点之敌，阻敌增援，保证主力攻歼的成功。
　　当然也估计到这个敌人不是那么好打的。它兵员充实，老兵多，火力强，弹药足，战术技术好，官兵信奉法西斯主义，有武士道精神，在失利的情况下，仍十分顽固，宁死不降；而我军武器装备差，火力不如敌人。因此，确定了白天固守，夜间反击，连续包围，不断杀伤，最后歼灭的基本战法。
　　贺龙特别叮嘱黄新廷：敌人如果向东进犯，你们“亚六”（120师当时代号为西伯利亚部，716团代号简称为“亚六”，715团为“亚五”）是首当其冲。你们团是打头阵的，白天一定要守住，紧紧抓住敌人，大量杀伤、消耗、疲惫敌人，夜间要坚决果断地反击；敌人如果逃跑（敌不善夜战，通常是天黑就收兵），就与兄弟部队协同，包围歼灭敌人。并令黄新廷立即回团部署战斗任务。
　　这时，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正在120师。贺师长部署完毕以后，对白求恩说：“你医疗队放在哪里好？还是跟师部在一起，好不好？”白求恩说：“还是靠前一点，放在齐会附近吧！”贺龙问：“为什么？”白求恩说：“你不是说齐会是战斗的中心吗？战士需要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听了这话，贺龙转身对黄新廷说：“听见没有？告诉大家，白求恩大夫就在你们身边，和你们一起战斗！”
　　白求恩对120师很有感情，同时，在120师的伤病员身上也洒下辛勤的汗水。1938年9月下旬，白求恩同志率领一个医疗队，来到了军区医院第一所，工作还不到3天就接到359旅王震旅长自雁北打来的电报，告诉他前线的战况。他一听到那里战斗频繁，饭也没有顾得吃，黑夜便出发了。11月天，崇山峻岭的雁北已是严寒的气候。白大夫走了80里山路。一进村他就急忙问顾正钧部长：“病房在哪儿？”顾部长说：“不远。
　　吃完饭再去吧。”
　　“吃饭还有多久？”
　　“20分钟。”
　　“那太久了，先去看病房。”
　　他检查了一些伤病员，其中有几个是刚从前线抬下来的。一个叫肖天平的伤员躺在手术台上，脸色苍白，腿上的伤口冒出一股腥气，看来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白求恩同志很激动地说：“是哪个医生负责？为什么不上夹板？中国共产党交给八路军的不是什么精良武器，而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干部和优秀战士，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倍加爱护，宁可自己累一点，饿一点，也不能让伤员痛。”说着，他俯下身去，惋惜地对伤员说：“时间太久了，要切掉呀，好孩子！”
　　直到深夜12点钟，才把全部手术做完。他回去吃饭，刚脱下外衣，又跑回病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那些刚动过手术的伤员：“好不好？”伤员们个个很平静，都说：“好！”他快乐得简直跳了起来，对旅卫生部潘世征政委说：“只要伤员告诉我一声好，我就不知该怎么快乐了。”
　　吃饭的时候，他还在为那个伤员的腿惋惜：“假使一个连长丢掉一挺机关枪，那不消说是会受到处罚的。可是，枪还可以夺回来，而一个生命、一条腿失去以后就不能再挽回了。我们花了多少年的工夫工作、学习，就为的是保护自己同志的生命和健康……”这时候，他在想着如何缩短运输时间，使伤员得到及早治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最后，他决定在沿途设立救护站。这样，便使伤员们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大大减少了伤员的痛苦和死亡。
　　从359旅回到一所，他就忙着筹备建立各外科医院，培养一批医务人员，给300多名重伤员进行治疗。他差不多平均每天要给10个以上的伤员动手术。这种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大无畏的战斗风格，对八路军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眼下，齐会战斗发起以后，白求恩又率领医疗队来到距齐会仅有5里地的屯庄，手术室就设在村南的一个小庙里。由于这里离战场近，医疗队及时地挽救了不少伤员的生命。
　　716团驻齐会村的3营，前身是红2方面军的第6师16团，老底子是洪湖赤卫队，经过长征，可以说是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战斗力很强。营长王祥发经验丰富，沉着老练，指战员大多数是红军，骁勇善战。
　　23日拂晓，吉田大队渡过古洋河，向齐会村发起攻击。驻齐会的716团3营被包围在村内，与驻小店的团部联络中断。营长王祥发根据原定方案指挥全营与日军展开激战，坚守齐会村。
　　23日上午，独一旅715团二营七连打开日军包围圈冲进齐会，增强了3营坚守齐会的力量。他们和3营一道在王祥发指挥下，与日军展开了争夺每间房屋的战斗。日军放火烧毁村沿的住房，并向周围发射了大量的毒气弹，猛攻齐会。齐会村火光冲天。
　　滚滚硝烟中，贺龙来到作战部队。他举起望远镜，观察着远方。这时，任丘、吕公堡、大城之敌全部出动，企图援助吉田大队。贺龙指挥若定，对此早有部署，阻击部队正在等待他们的到来。在贺龙指挥下，任丘、吕公堡向南蠢动之敌，被独2旅第5团阻击，被迫向西北方向走；大城之敌，窜到广安，即被冀中3分区27大队所阻，不能前进一步，使刘会吉田大队成为孤军。面对这种情况，贺龙命令黄新廷指挥716团1、2营，天黑以后，与村内的3营相会合对吉田大队实施夹击；命令独1旅715团和2团第1营去齐会西南的刘古寺、东西保车设伏，防止敌人南逃；命令独2旅4团到齐会以西的杨庄、四公村阻敌西逃，5团进入张庄，警戒任丘方向。其余部队作为预备队并警戒周围其他日军据点。这样，就布置好了一张歼灭吉田大队的网。
　　贺龙部署完毕，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他轻松地来到师“战斗”篮球队几个队员的住处，对他们说：“怎么不抓紧时间打球啊？前线不比后方，你不抓空子，哪里有时间呀！”在贺龙的鼓励下，一场激烈的球赛，便在师指挥所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展开了。师部驻地大朱村，离齐会只有二三里来地，激烈的战斗就在身边。稍远的地方，时而有一二发敌人的炮弹爆炸。贺龙却神采奕奕，从容不迫地在球场边上坐下来，一面看球，一面给队员们指点战术和动作。贺龙重视开展部队体育活动，这是谁都知道的。师的“战斗”篮球队随军转战，到处打球，活跃部队生活。可是，队员却没有在这种场合下打过球，心情不免有些紧张。有的同志看着飞来的炮弹，担心地劝贺龙回指挥所去。他却笑眯眯地挥挥手，让大家安心打球，还风趣地对大家说：“有我们亚五、亚六（715团、716团的代号）在前面，没关系嘛！等天一黑，我们就去收拾那伙小鬼子。”同志们看到贺龙这样慎定自若，谈笑风生，个个精神大振，球打得十分活跃。临走，贺龙用烟斗指着大家说：“你们要记住，打球和打仗一样，最要紧的是作好调查研究，要知己知彼。你心中无数，要战胜对方就不可能。这叫做‘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此时的齐会，硝烟弥漫，烈火冲天。日寇死伤很多，村外、村边遍地尸体。
　　这时贺龙在大朱村前沿观察齐会方向的战斗情况。突然敌人的毒气弹在附近爆炸了，大量的毒气马上散播开来。贺龙及其他同志中了毒。一时头晕目眩，感到窒息。卫生人员立即赶来救护。贺师长微微一笑，一面从卫生人员手里接过来一只蘸了水的口罩戴上，一面坐下来休息。但没有片刻功夫，就又坚持指挥战斗了。
　　晚8时，716团发起攻击。3营在村内向外反击。日军据守部分房屋及村沿工事顽抗。战斗极其激烈，村内村外一片火海。716团3营营长王祥发受重伤，腿被打断。抬下战场后，白求恩大夫为他动了手术。
　　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敌人坚持不住，向南逃窜，遭到埋伏在那里的715团猛烈打击，716团又紧追不舍，敌军只得向东逃进一个叫找子营的村庄。看准了时机，贺龙下令独1旅715团和3团对吉田大队实施第二次包围，从三面展开攻击。715团经过突击，占领了找子营大部分房屋。日军疯狂地向南留路村发动进攻，企图夺路逃跑，遇到独1旅3团的顽强的阻击。他们一连粉碎了日军9次冲击，战斗呈白热化。3团坚守村落，阻敌东逃，伤亡很大。团政委朱吉昆3次负伤不下火线，最后身中数弹，英勇牺牲。日军夺路不成，不得已退到南留路与找子营之间的张家坟地。
　　120师参谋长周士第镇静地观察和分析着敌情，他眉头紧锁，在思考着一个大胆的设想：全歼吉田大队。
　　周士第，又名周士梯、周力行、周平。1900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琼海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革命武装活动的优秀军事指挥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南昌起义的参加者，黄埔军校第1期学员。曾参加组建名震四海的叶挺独立团。
　　1925年11月，在中共两广区委领导下，周恩来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在肇庆组建中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叶挺为团长。周士第任一营营长，1926年4月任独立团参谋长。
　　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北伐条件成熟。1926年5月1日，叶挺独立团由肇庆、新会出发，到达广州，在广州司后街叶家祠堂召开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尔后，作为北伐先遣队经韶关向湖南推进。6月3日，独立团应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请求，赶到湖南安仁城，援助唐生智。傍晚，敌3000余人向叶挺独立团阵地猛攻。叶挺和周士第商定，兵分两路，周士第带第1营3连和侦察队增援第2营，从左翼攻击；叶挺带第1营（欠第3连）、机枪连、特务连增援第3营，从右翼攻击。第2天将敌击溃，会合于桑田，继续乘胜追击。5日晨，独立团占领攸县，敌6个团大部被击溃，一部被消灭，取得初战大捷。这一胜利，对巩固湘东，稳定湖南战局，开辟北伐前进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此后，周士第和叶挺独立团参加了攻克湖南平江城、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等著名战斗。在战斗中，周士第总是身先士卒，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在贺胜桥战斗中，因友邻部队未跟上，孤军攻入纵深的独立团三面受敌，第五连在印斗山附近受阻，伤亡很大，处境危急。周士第前去指挥，集中机枪连和第1、2营兵力，攻占了印斗山。周士第身先士卒，指挥位置一直靠前。在向吴佩孚指挥部所在的阵地前进时，他同几个传令兵与七八个敌人遭遇。正在危急时，四连连长卢德铭从敌人背后打过来，他才得以脱险，继续上前指挥。
　　1926年10月，周士第在攻克武昌激战中受命任独立团代理团长。10日午夜，北伐军向武昌城发起第3次总攻击。周士第指挥独立团在通湘门附近架设云梯，冒敌炮火，奋勇登城，拂晓攻占蛇山，迫使武昌守敌停止抵抗。敌武昌守城总司令刘玉春，湖北督军陈嘉谟以下万余人被俘虏。1926年底，北伐军将吴佩孚军队驱逐出武胜关，横行一时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被打垮。独立团以其英勇善战，纪律严明，荣获“铁军”称号。武昌战后，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周士第任团长。
　　由于他完全称职地担任过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红15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120师参谋长，许多人都把他誉为“模范参谋长”。
　　此刻，这位“模范参谋长”又向贺龙提出了新的建议：由吕公堡前来增援的敌人被打退，全歼吉田大队的条件已经成熟。
　　贺龙思考片刻，果断地命令：“集中兵力，黄昏时发起总攻，一举歼灭。”
　　此时的吉田大队经过120师的昼夜打击，死伤枕藉，饥渴交加，草木皆兵，惊恐异常，一旦发动总攻，定可全部歼灭。但是，由于组织方面存在缺点，对张家坟地包围不够严密，空隙较大，加之，总攻前半小时，平原上大风骤起，沙尘飞扬，天空一片昏暗，伸手不见五指。敌军乘机偷偷向南突围。被发现后，715团马上尾随追击20余里，歼灭残敌一部，剩下的80来人，经沙河逃回了河间城。
　　战后，贺龙、关向应等向八路军总部报告说：“是役，经3昼夜连续作战，敌伤亡700余，死尸除焚烧者外，我得遗尸100余具，生俘日军7名，缴获掷弹筒3具，山炮架1个，炮弹40余箱，防毒面具70余具，毒瓦斯10余筒，望远镜2架，子弹万余发。”
　　这是120师在平原上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成功的战斗。日军大本营闻讯后惊叹：没有想到，中共军居然能打平原歼灭战！193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以《华北新胜利与贺师长光荣负伤》为题发表社论，指出：“河间一役，我贺师长英勇杀敌，战况剧烈空前，我方反斩获极众，获得极大胜利”，“消息传来，全国震奋。不但给了敌人的‘扫荡’计划以有力回击，增加在敌后活动的其他游击队胜利的信心，并以事实揭破了部分别有用心的顽固分子对八路军的造谣中伤、恶意宣传的鬼计。”社论强调：“我军贺师长更于河间战斗中，亲率全体官兵，英勇出入敌阵地，冒烈火毒焰，击溃顽敌，虽不幸中毒负伤，但这是光荣伟大的，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证明了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奋斗意志，英勇牺牲的伟大精神，是抗日前线的民族英雄。”中共中央书记处亦于5月3日致电贺龙说：“电讯传来，惊悉在此次河间战斗中，你亲临炮火，冲锋杀敌，致中毒负伤，其他指战员同志亦多中毒者，我们无任系念。尚望安心治疗，为革命保重。同时，请代中央向一切受伤指战员同志致亲切的慰问之意。”
　　齐会战斗的胜利，揭穿了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恶意中伤，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八路军战功卓著。齐会战斗后，蒋介石分别致电阎锡山、朱德及贺龙，表彰120师。蒋介石致朱德电文说：“俭申电悉，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殊堪嘉奖！除宣战绩外，希转电慰勉为要。”致贺龙的电报说：“贺师长，贵恙至深系念。兹发医疗费3000元，由总部承领转给，以资疗养，特电慰问，并祝健康。”阎锡山、程潜及国民党军一些高级将领皆有电慰问，对贺龙深表钦佩。当时，延安报纸皆有专栏详细报导。

<B>第4章　平原起波澜</B>
　　冀中，位于平汉、北宁、津浦三条铁路和沧（县）石（家庄）公路之间，是华北平原的主要部分，平畴阔野，一望无际。全区39个县，800余万人，村镇密布，人口众多。
　　冀中地区的抗日武装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外，还有地主豪绅、国民党流散人员及其他各式人员组织的队伍，三教九流纵横，成分十分复杂。1938年4月冀中军区和八路军第3纵队成立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仍有一些队伍只是名义上接受军区领导，而且游击战争和地方工作尚未充分开展，部队未经彻底整顿和严酷的斗争锻炼。
　　120师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在紧张地进行着。
　　关向应表情严肃地向与会者说道：“冀中军区独立2支队司令柴恩波率部叛乱了。目前的情况十分严重，能否迅速、正确地解决柴恩波的叛乱，关系到冀中抗日武装的巩固。”
　　关向应的话在与会者中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波澜。人们对是否用武力解决叛乱意见不一。有人认为，目前的抗日战争是在极其复杂的背景下进行的。柴恩波公开投靠的是国民党，如果对他动武会不会影响国共两党关系，影响统一战线？
　　会场又掀起一阵小小的波澜，人们议论纷纷。
　　贺龙站了起来，待大家稍稍平静后，严肃地说：“解决柴恩波，是冀中部队内部的事，与国民党无关。而且，柴恩波确已通敌，并扣押我们的干部，这是破坏抗日，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奸。
　　难道我们对这种人还讲客气，讲仁慈吗？”
　　会场平静了。人们都在思考怎样平息这一叛乱。为了体现“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策略，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等人一起研究了一个分两步走的解决方案：先设法争取柴恩波，以免事态扩大；如争取无效，再用武饩觥Ｕ飧龇桨傅玫接牖嵴咭恢峦狻?
　　会后，贺龙找到了吕正操，请吕正操写信给柴恩波，晓以大义，示以利害。
　　柴恩波曾在军阀吴佩孚的队伍里当过排长，后来当了新镇县保安队长。抗战以后，被保属省委委任为河北游击军第十二路司令。冀中军区任命他为独立二支队司令。此人利欲熏心，官迷心窍，企图借抗日之名拉队伍自立旗号，作为个人发迹的资本。日本人和国民党都看准了他这一点，分别与其秘密勾结。柴恩波见风使舵，三面周旋，待价而沽。国民党CC分子王宗祺同他作交易，委任他为“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于是柴恩波在继续与日军勾结的同时，将冀中军区派去的干部、冀中军区三分区政委和文安县抗日政府县长、文安党组织、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一齐扣押，散发传单，声称脱离冀中军区，扬言“拥护鹿主席（即鹿钟麟，1938年秋国民党政府委任的河北省主席、冀察战区司令，是在河北与中国共产党制造摩擦的主要人物之一），统一河北行政”，文安、新镇两县归他管辖，“直属省政府”，表示投靠国民党。
　　柴恩波接到吕正操的信后，毫无悔改表示，气焰十分嚣张。
　　贺龙、关向应见柴恩波已不可救药，决定坚决除之。
　　贺龙将这一决心告之吕正操，并问道：“你是否有力量解决？要不要120师帮助你？你要1个团我出1个团，要1个营出1个营。”
　　吕正操说：“120师是老红军部队，作战干净利索，如果参加平息叛乱，再好不过。冀中3分区配合作战。”于是贺龙命令715团一营和120师独立2支队协助冀中军区3分区部队平定叛乱。
　　冀中军区独立一支队司令朱占奎是柴恩波的把兄弟，他有一个团紧挨着柴恩波部的驻地。关向应考虑，如果对柴恩波发起攻击，朱占奎恐怕不会袖手旁观，这样势必增加平息叛乱部队的压力。于是，贺龙、关向应向吕正操建议，在解决柴恩波以前，把朱占奎调到军区来，以防不测。吕正操尚未定下决心，朱占奎却因为有事请示，到军区来了。贺龙便借故请他来120师，把他与柴恩波隔开，让吕正操放手去解决问题。朱占奎早慕贺龙英名，很乐意在师部聆听教诲。贺龙很高兴地借此机会同他彻夜长谈，做教育工作。
　　715团1营和3分区部队在文安以西的大王庄打了几个小仗，就把叛乱平息了。柴恩波惊魂不定，慌乱中带几个亲信，跑到新镇县公开投靠了日本人。
　　叛乱平息后，贺龙、关向应很快地提出了几项善后措施，主要是：一，就此事的性质进行广泛宣传解释，安定人心；二，以汉奸罪名逮捕叛乱的主要组织者，但不捕捉附者和其家属；三，对叛者的处罚，统一由抗日政府处理，不得擅自行事。这些措施政策性强，保证了部队和群众的安定，因而，柴恩波的叛乱不仅没有引起不稳定的情绪，反而使冀中区的一些领导者进一步认识了整训部队的必要。
　　由于冀中军区部队中发生叛乱事件，吕正操感到不安，他对贺龙和关向应说：“冀中部队成分复杂，损害了八路军的名声，我很难过。”贺龙理解他的心情，对他说：“出了个柴恩波没有什么了不起！冀中部队大部分干部、战士是好的嘛！”吕正操很感动，下决心在120师的帮助下搞好冀中部队的整训。
　　整训是八路军总部下达的第一期整军训令的要求，也是冀中部队正规化之急需，可是，由于日军的频繁围攻，冀中部队忙于作战，无法顺利执行。1939年2月19日召开的第二次冀中区军政委员会上决定：3纵队第一期整军要整理几个精干的团，作为坚持冀中长期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3纵队的16团、17团、20团和津南自卫军移往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地区整训。根据冀中军区的意见，在冀中的部队由120师派出工作组帮助整训。120师的1个团与相邻的冀中军区的1个团队，经常并肩作战，取长补短，共同前进。后来，冀中军区又决定从各分区抽调9个大队（团）和1个营到冀西山区整训，并且提出了“按照八路军的样子建设3纵队”的口号，整训以后，冀中军区共建成了14个主力团，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冀中平原上。冀中的部队经过整训提高了素质，从思想上、组织上加速了“八路军化”的进程。
　　冀中军区都队中，老干部较少，骨干力量薄弱，这是冀中军区领导在部队建设上面临的最大难题。120师到了冀中，吕正操、程子华就向120师要干部。贺龙说：“你要哪个，我就给你哪个。”吕正操故意说：“我要三支队长贺炳炎。”贺龙笑着说：“你要贺炳炎？我说光贺炳炎一个人不行，得有一套：有人给你做政治工作，有人给你当参谋长。”虽然，贺龙没有把贺炳炎调出去，却先后从120师抽调了50多名各级领导骨干派往冀中军区，有的同志，例如原716团副团长常德善，长期在冀中平原坚持战斗，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贺龙、关向应都强调要培养冀中区自己的干部。关向应经常在冀中部队中物色和发现优秀干部，他认为，土生土长的干部有自身的优越性，对本地区的情况熟悉，是冀中部队各级干部的主要来源。贺龙曾对吕正操、程子华说：“要革命，搞军队，没有一批政治上坚定的干部怎么行？光向上级要不行。你向聂荣臻同志要，他一下子生不出那么多来。向毛主席要，毛主席的担子比咱们重得多。最牢靠的办法是靠自己，自己培养嘛！”
　　冀中部队的军政素质是比较好的。吕正操作为冀中军区的主要领导，十分重视在各种艰苦条件下不断提高战斗力。贺龙说：“老吕这个人首先有一条，他对党的任务、决定是坚决执行的，对党相信，组织观念强；第二条，打日寇是坚决的；第三条，有群众观念。”他还说：“冀中战士的质量可不低呀！他们见识广，有文化，接受能力强，又吃得苦，只要两块玉米面饼往肚里一填，就解决问题了。睡觉也不要铺盖，连鞋也不脱，穿着衣服往炕上一滚就睡。才补进几天，拿起枪来就冲锋。这些兵，只要有好干部带，那还得了！”所以，贺、关两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帮助提高这支部队。
　　贺龙、关向应及甘泗淇等人经常和冀中领导人在一起谈思想、讲工作、分析形势、交流经验，以实际行动团结和影响他们。冀中区有些干部对保持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独立性问题认识不清。贺龙和关向应耐心地反复地给他们讲洛川会议上确定的一些原则，向他们解释：只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才能真正巩固统一战线的道理，并向他们指出过去由于认识不清而在工作中作一些无原则让步，给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造成的危害，从而使冀中区一些领导人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地方党和抗日政权的建设。
　　在军队建设、作战指导思想、干部使用等问题上，贺龙与吕正操谈得更多。吕正操深情回忆说：“我们经常与贺龙同志一起研究问题，部署整个冀中区作战行动；也经常一起行军，一起宿营。在这期间，贺龙同志一有空就和我们闲谈，天上地下，风土人情，无所不及，非常坦率。”“贺龙同志亲切的教导，对我们冀中几个负责人启发教育很大。”
　　在广阔的冀中平原上，120师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不断去影响冀中部队。在冀中军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吕正操、程子华经常发动冀中军区部队组织参观团，到120师见习、座谈、交流工作经验，学习老八路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在此基础上，120师司令部、政治部举办各种训练班，帮助军区部队训练干部。据统计，在短短的几个月中，120师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锄奸干部训练班和敌工工作训练班各一期，为冀中军区部队训练了410名干部。贺龙还主持了120师与冀中军区干部共同参加的参谋工作会议，总结经验，交流思想。贺龙亲自在会上讲解了120师在冀中作战的若干战例，传授作战经验，对冀中的干部颇有启发。
　　120师对冀中部队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吕正操后来说：“我们冀中几个领导同志深深感到，冀中部队能够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能够经受1942年日军发动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最后能为党保存几万人的战斗部队，是与贺龙、关向应同志亲自指导，和120师部队的传、帮、带分不开的。”
　　按照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要求，120师进入河北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扩大自己。因此，贺龙、关向应来到冀中后，一方面在本地区发展120师，一方面要求活动于冀西的359旅719团不断扩充自己。
　　在太行山东麓河北省行唐地区，有一个北谭庄。1939年7月，这个位于抗日烽火前沿的村子，写下了它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八路军120师359旅的719团与河北民军——津南自卫军在这里进行了合编。
　　这一年春天，正是小麦扬花的季节。贺庆积作为359旅719团团长，正带领部队活动于晋冀交界的广灵、灵丘、浑源、涞源一带，突然接到旅部的命令，要719团向行唐山地区进发，到师部接受新的任务。719团遵令随即出发，途经灵丘时，贺庆积和政委陈文彬到359旅旅部，见到了旅长兼政委王震，王震简要地向贺庆积谈了一下去行唐的任务，是要719团去与一支河北的民军合编。
　　6月下旬，部队到达了行唐地区。贺庆积接到通知，师长贺龙要召见贺庆积和团政委陈文彬。
　　贺庆积和陈文彬风尘仆仆，赶到了驻在阜平县的王快村的120师师部，见到了敬爱的贺老总。他依然那样魁梧健壮，神采奕奕。贺庆积向贺老总敬礼后，贺龙亲切地和贺庆积、陈文彬握手道辛苦。落座后，贺龙稍微打量了贺庆积一下，以他那军人特有的直率，开门见山地对贺庆积等人说：“这次调719团过来，要给你们一个新的任务，王胡子跟你们说了吧！”
　　“是，王旅长已经和我们讲了，要我们收编一支河北民军。”贺庆积和陈文彬回答。
　　贺老总听后，沉思了一下，着重地说：“你们719团，是咱们八路军的正规主力团，连以上干部都是长征过来的。这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对敌作战，部队减员很大。这次合编，就是要壮大我们的队伍，把津南自卫军这样一个地方抗日武装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考虑到津南自卫军的具体情况，上级决定，合编后对外仍用津南自卫军的番号，由原津南自卫军的司令张仲翰同志任司令员，陈文彬同志任政委，贺庆积同志任副司令员。719团的一部分干部，也要降为副职使用。怎么样？对组织这样安排，你们能想通吗？”
　　听了贺龙的话，贺庆积和陈文彬都感到有点突然：合编后取消719团的番号，一部分干部还要降职使用……这的确是个新情况。在到达师部之前，贺庆积等人思想上也作了一些准备，贺庆积等人都知道，“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了黄河两岸，以抗日为旗号的“自卫军”、“义勇军”、“民军”等一大批地方武装揭竿而起，正如一句顺口溜讲的：“主任如牛毛，司令遍天下。”这些抗日武装鱼龙混杂、良莠不一。自称为河北民军总司令的张荫梧，就是一个反动的家伙。自从1937年底，聂荣臻司令员组建晋察冀军区后，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吸收改造了一批成分好、有基础的地方武装。今年年初，贺老总带120师挺进冀中后，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迅速扩大冀中各分区的抗日队伍。这一次，贺庆积原以为要719团来改编一支民军，没有想到竟会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贺庆积和陈文彬都清楚，上级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是从抗日大局出发的。特别是贺老总亲自谈话，更说明这次合编的重要。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个人服从组织，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想到这里，贺庆积和陈文彬表示了决心，一定服从命令，服从大局，搞好这次合编。
　　贺龙听后，捋了捋浓黑的一字胡说：“好！服从命令，顾全大局。这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你们思想通了就好，但是合编的事情很多，任务繁重，还会有人想不通哩。要多做工作，多讲道理，让大家从心里赞成，这样才算完成合编任务啊！”
　　贺龙召见贺庆积等人之后，关向应政委、甘泗淇主任和其他领导也分别找他们谈话，具体阐述了这次合编的重大意义，研究了合编的方案和要求。进入7月份，两支部队的领导开始在一起共同研究合编的准备工作，从这时起，贺庆积认识了津南自卫军的司令张仲翰。
　　张仲翰是河北献县崔儿庄人，出身官宦世家，是一个书生，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贺庆积的想象中，他可能是一个公子哥儿的模样，但第一次见面，却出乎意料。他高高的个子，英姿焕发，充满了朝气和活力，给贺庆积的印象很好。时间长了，对他的了解也更多了。当时虽然张仲翰才25岁，比贺庆积小4岁，但已经有着丰富的阅历了。他在北平读书时就追求进步，热衷于抗日爱国活动。在他18岁那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他利用伯父的上层关系，担任过国民政府博野县公安局局长，为抗日做了很多工作。“七·七”事变后，他高举抗日义旗，拉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担任了司令。他的目标，要建立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在冀中平原燃起抗日的烈火。此后，他一边进行抗日斗争，一边寻机和八路军取得联系。当他得知贺龙率领的120师到达冀中后，非常高兴，主动请求120师对津南自卫军的领导。贺龙师长派梁仁芥到津南自卫军政治部当主任，张仲翰深知，津南自卫军是支基础差、底子薄、战斗经验少的队伍，只有用八路军那一套办法来建军，才能在艰险的抗日战争中生存下去。所以，他对津南自卫军和719团的合编抱着积极的态度，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合编工作之中去。当时，津南自卫军有1500多人，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学生。张仲翰的伯父是河北省民政厅长，与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很熟，通过这层关系，还吸收了29军的少数军官。这些人，有一定的作战能力。从整体上看，这支队伍抗日热情高，纪律还较好，但缺乏正规训练，作风散漫，作战经验少，被群众称为“三杆子”部队（笔杆子、锄杆子、枪杆子）。
　　719团领导在了解津南自卫军的基本情况后，认为该部队基础不错，又有张仲翰这样明智的领导，两军合编是可以圆满完成的。但是团里有些人对合编的安排有意见：有的说，合编后还叫津南自卫军，那不是八路军让民军吃掉了吗？有的讲，贺团长打了多少胜仗，才当副司令，他张仲翰才摸了几天枪把子，就要领导八路军……针对这些思想问题，贺、陈等人召开了团党委会，决定要层层动员，反复强调合编的重大意义，要求干部党员要带头服从命令，顾全大局，严守纪律，起模范作用。由于部队思想基础好，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高，经过动员学习，很快统一了思想，全团齐心协力投入到合编工作中。
　　津南自卫军方面，也有一些思想波动，主要是认为719团是正规军主力军，干部能打仗，会管理，怕合编后自卫军干部受排挤，不被重用，没有实权等等。但是，张仲翰的态度非常坚决，由于他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使津南自卫军干部战士的思想也有了很大转变。经过充分准备，1939年7月30日，这两支部队在北谭庄召开了合编大会。

入夏的冀西山区，骄阳似火，山青水秀。在一块大坪上，搭起了临时会场。新合编的津南自卫军2300多人，按编制序列排着整齐的队伍，步入会场。场内气氛热烈，歌声阵阵，秩序井然。大会开始后，首先宣布了津南自卫军新领导的任命：张仲翰为司令员，陈文彬为政治委员，贺庆积为副司令员，郭无猷（原津南自卫军副司令员）为参谋长，王子良（原719团参谋长）为副参谋长，张云善（原719团政治处主任）为政治部主任，随后，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代表师首长讲话。他首先阐述了这次合编的重大意义，表扬了两支部队在合编中表现出来的顾全大局、团结一致的革命精神。最后，要求两支部队合编后，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把津南自卫军建设成为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抗日队伍。甘主任的讲话，激起全场的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接着是张司令员讲话，他向师首长表示了全体指战员的决心，要求两支部队的干部战士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成一家人，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张司令员的讲话慷慨激昂，有力的手势，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陈文彬政委和贺庆积也在大会上发了言。合编大会结束后，全体指战员会餐，庆祝合编胜利完成。合编后，津南自卫军共编了3个营。原719团的两个营合编为第1营，原津南自卫军的部队编为第2营、第3营。为了加强2、3营的领导，从719团和358旅、抗大二分校抽调了部分营连干部去担任副职。原津南自卫军的武器配备较弱，决定从719团调整出人员武器为2、3营每个连队增编一个机枪班。司政后机关，以原719团机关干部为主组成。根据师部指示，合编后为了加强部队建设，提高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增强战斗力，决定在北谭庄进行一次军政整训。
　　进入8月份，冀西山区烈日焰焰，热浪袭人，津南自卫军开始了紧张的军政整训。司令员张仲翰在整训中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对推动训练和稳定部队起到了很大作用。陈文彬等人考虑到2、3营的战士已养成了一些散漫、拖拉的习气，对他们不能急于求成，因而采取了先松后紧、循序渐进的方法，并在政治思想上加强教育，使他们对人民军队的宗旨、建军原则等问题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次整训的成果十分明显，部队上下统一了思想，增进了团结，提高了战斗技术水平，士气高昂，军心大振。
　　张仲翰司令员看到部队可喜的进步，非常高兴。他深有感触地说：“两军合编这样顺利，部队团结这样好，进步这么快，这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能做到啊！”这段时间贺庆积和张仲翰同吃、同住、同工作，休息时在一块摆龙门阵，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张仲翰虽然出身显贵，但从小丧母，失去照顾，生活并不优裕。青少年时期，又一人长期在外求学，所以身上少有公子哥的习气。他很平易近人，生活也很简朴，不是那么讲究。他睡觉时，盖着一床特制的八尺长的被子，把头蒙上，说是怕感冒。他吃饭时要在菜里加花椒大料，吃馒头还要放盐。他的文化水平很高。贺庆积经常说，张仲翰是个文化人。张仲翰说他念书时偏科，不喜欢数学，经常“吃鸭蛋”，其他科成绩很好，得满分。贺庆积很钦佩他知识渊博，有时打开话匣子，谈天说地，道古论今，头头是道。719团的一些干部读书少，文化水平低，从他那里经常能学到很多知识，对贺庆积来说也受益不浅。张仲翰在文体方面很有特长，打球，唱戏，写字，样样都会。他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和钢笔字，经常给老乡们写条幅对联什么的。唱京剧也是他拿手的，生、旦、净、丑，样样都能来几段。许多人从他那里才知道了京剧有四大名旦，还有什么马派、谭派、余派、高派等等。有时休息，大伙就欢迎他来一段儿，他就唱一段梅兰芳或马连良的戏，那身段、唱腔学得惟妙惟肖，令人拍手叫好。后来到了延安，他成了有名气的票友，客串演出的诸葛亮、宋士杰，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赞不绝口。津南自卫军有了这样一位司令，文体活动开展得很活跃，丰富了干部战士的文化生活。贺庆积对张仲翰是很钦佩的，他忠于革命，热爱工作，干啥学啥，不耻下问。在部队作战训练工作上，他十分尊重贺庆积的意见。原津南自卫军的某些干部私下里议论：作战训练都要贺庆积管，张司令还有什么权？张仲翰对这种意见给予了批评，他说：“人家经过长征，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我们不向这样的同志学习，怎么提高自己！”正是由于张仲翰虚心好学，努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使他从一名不谙军事的“书生”而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名高级将领。在以后的战斗岁月中，指挥部队打了许多胜仗。建国后，张仲翰率部进军新疆，担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他又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屯垦戍边的事业中去，为建设新疆、保卫祖国作出了新的贡献。王震非常器重张仲翰，对他顾全大局、不计名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仲翰这个人是不打个人算盘的。”在张仲翰的培养和带动下，原津南自卫军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很多人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除了津南自卫军外，一些冀中部队也逐步与120师合编了。这些部队有：高士一领导的独立四支队、魏大光领导的独立五支队、江东升领导的独立六支队等。这些部队在1年多的抗日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要使他们成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坚强的战斗力的八路军主力部队，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上层人士，他们大都来自旧营垒，各自带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烙印。怎样帮助他们不断进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刘伯承元帅有一次对人说：“我们军内，对中国社会搞得透彻一点的，懂得多一点的，要算贺龙。他对三教九流那一套都懂。另一个是陈赓。”贺龙对高士一、魏大光这样从旧营垒里出来的人，可以说了如指掌。他知道，要把这些部队锤炼成八路军的主力，首要的问题是要把这些上层人士团结好，促进他们自身的变化。对于他们，贺龙、关向应采取的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方针。贺龙认为，其次才是适当地采取改善部队素质的组织措施。贺龙和关向应商量了几条办法：在团结问题上，一要表扬他们的抗日行动，这是团结的基础，不要因为有某些缺点而否定他们；二是对他们的批评，一定要谨慎；三要加强引导，主要引导他们学习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部队合编的组织措施上，一是上层领导不变；二是把120师的部队编给他们，不是120师吃掉他们；三是下面的干部因某原因需要变动的，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这些措施有很强的策略性，对促使部队的进步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天，贺龙和关向应刚刚吃完早饭，就开始研究如何改造和教育编入120师的大量新生力量。
　　关向应放下刚刚看过几遍的“359旅719团与津南自卫军合编情况”，长长吁了一口气说道：“看来，张仲翰的问题解决了，津南自卫军经过整训，战斗力正在提高，已成为我们120师的一支重要力量了。”
　　贺龙笑着说道：“张仲翰是个很不错的同志，以前虽然不太懂军事，但经过战争锻炼，很快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关向应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晋中合编的几支部队，你老总威望高，他们都服你，你得多花点力气呀。”
　　“好吧，”贺龙说，“我对这些人是比较了解的，这一段时间我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做上层人物的工作上。”
　　这时，独立4支队政治部主任杨琪良来到了师部。他向贺龙、关向应汇报了独立4支队的情况。
　　独立4支队司令高士一，是任丘县有名的士绅，因其排行第四，人称“高四爷”。他为人性格豪爽，有正义感，热爱祖国，接受新事物快。抗日战争爆发不久，1937年10月，他在共产党员杨琪良、高万德的影响下，接受保属省委领导，举旗抗日。1939年2月，由独立4支队政委幸世修和政治部主任杨琪良介绍入党。
　　杨琪良对贺龙和关向应说：“高士一现在已经是我们党内的同志了，他对日本侵略者有刻骨仇恨，在本地区有着较高的威望，但由于他出身比较特殊，幸政委说，他可以是个特殊党员。”
　　杨琪良的话音刚落，关向应就严肃地说道：“党员就是党员，有什么特殊党员。”
　　贺龙说：“既是党员，就不能特殊，在政治上要严格要求。
　　不过，在生活等方面还是要多关心他。”
　　为了帮助高士一带好独立4支队，120师进入冀中不久，贺龙、关向应就抽调了幸世修等10多个老红军去独立4支队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贺龙和关向应决定，将独立4支队与715团合编。
　　贺龙亲自召见了高士一。
　　见到高士一后，贺龙说：“你是一位爱国人士，为了抗日拉起了队伍，我们非常欢迎。为了不断壮大抗日力量，决定你们支队与715团合编为120师独立一旅，我已呈报中共中央军委，提议你担任独一旅旅长。”
　　高士一听罢非常激动，连声说道：“感谢师长如此器重，不过由我来当旅长恐怕难以胜任。”
　　贺龙说：“这些你不必担心，我给你配几个得力的助手。希望你坚持抗日，不断进步，革命到底，”然后话锋一转：“高士一呀！你来抗战，地主生活不好搞了，你得过农民生活，这很不容易，说明你抗日坚决，大家都很佩服你。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噢！”
　　高士一说：“我跟师长抗日到底了。”
　　贺龙习惯性地用烟斗指着他说：“啊呀，高士一，不是跟我，是跟共产党，我算个啥！”
　　独立4支队与715团合编为独1旅后，贺龙让他的老部下王尚荣当了高士一的副手。
　　贺龙对被委任为独一旅副旅长的王尚荣、政委朱辉照说：“高士一参加抗日，跟共产党走是件了不起的事，不容易呀！你们一定要好好同他合作，团结他，帮助他，尤其要尊重他。他是旅长，应该有职有权。他的意见，你们一定要考虑，不能马虎。他年纪比你们大一半，你们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你们之间发生了矛盾，我先找你们算账。”
　　在政治上，贺龙、关向应对高士一的要求是严格的，在生活上却十分关心。高士一的妻子杨启，一直住在任丘乡下，在日寇频繁围攻中，贺龙十分担心她的安全。因为高士一在冀中名望很大，敌人对他举旗抗日十分恼火。1938年冬，日军放火烧了他大哥、二哥住的高家场，还将高士一的两个侄儿抓走杀害了一个，放回来一个，让他带信给高士一，要他投降。高士一拒绝了。敌人如此猖狂，杨启的处境十分危险。因此，贺龙亲自动员高士一，将杨启转移到平汉路西边去。贺龙说：“我派人送去。一定把她安排好，你放心。”高士一同意了。贺龙亲自派了一名副官，把杨启送到了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山区。此后，高士一跟随贺龙、关向应离开家乡，转战晋察冀，保卫晋西北。1942年渡黄河进驻绥德，保卫陕甘宁，经受了一次次考验。高士一从一个地方士绅转变成共产党员、八路军旅长，经历了艰难的思想转化过程，这是他主观努力的结果，然而，与贺龙、关向应的赤诚帮助是密不可分的。
　　独立5支队司令魏大光，河北霸县人，只有27岁，曾经在天津当过旧警察。“七·七”事变以后，在一些共产党员推动下，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他用结拜兄弟、哥儿们义气那一套把一些人团结在他周围。后来，他的队伍归属中共保属省委领导。但是，在他的部队中，一些人受旧思想的影响很深。贺龙知道，魏大光年轻气盛，颇为敏感，团结他比较容易，主要问题是要教育他丢掉封建帮会那一套，确立处人处事的正确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1939年4月初编成独立二旅的时候，贺龙和魏大光一连谈了几次话。贺龙对魏大光说：“魏大光，你过去同一些人磕头、拜把子，大哥、二哥都不错，但是，你现在参加了革命，就要反对这些东西。大哥那种封建式的感情靠不住，只有阶级感情靠得住。这方面，我最有体会，现在抗日，是民族战争。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我们要坚决打日本。打不打日本，是当前一条辨别是非的基本标准。什么大哥、二哥，都要用这条来衡量。抗日的就是同志，不抗日的，不管是大哥还是二哥，都不是一路人。听说，你们队伍抗日以后，有人想拉出去当土匪，你坚决反对，这就不错嘛！你一定要学会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民族革命的观点去辨别是非。”
　　魏大光早就听说过贺龙。贺龙来冀中以后，指挥120师打击日寇，名震平原。他对贺龙十分钦佩。贺龙的话，入情入理，他听得进去。贺龙不厌其烦地同独立5支队的一些团以上干部谈话，告诉他们，参加了革命队伍就要树立革命的观念，要把打不打鬼子作为对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过去，靠拜把子拢在一道，这没有什么；现在革命了，就要反对这些东西，要用阶级感情、阶级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作为团结的基础。贺龙的这些话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魏大光陆续正确处理了一些过去结拜的兄弟之间的关系，坚决站在抗日一边。120师独二旅成立时，任命他当了旅长。这年5月，由于战斗频繁，部队减员很多。魏大光请求去大清河北他的家乡一带扩大武装。对此，贺龙、关向应、甘泗淇一道具体分析了魏大光提出这一要求的出发点，认为他的想法有道理，可以批准他去。可是，贺龙同时想到两个问题：一是此行能否达到扩兵目的，因为他要去的那个区域是敌占区；二是魏大光一走，会不会在原5支队的干部中产生误解。关向应建议贺龙找他们谈谈，听听他们的反映。贺龙接受这个建议，把原5支队的团以上干部找来，征询他们的意见，请他们讨论能否批准魏大光的这一要求。这些同志对贺龙如此处理问题既感到意外又极为感动。他们详细分析了情况，认为魏大光对大清河北十分熟悉，关系也多，肯定可以扩兵。只要多带一点人去，安全不会成问题。至于他走了以后，对部队是否会有影响，大家认为在原独立5支队编成的两团中引起议论和猜测是难免的，但问题不大，他们可以出面向部队说明情况，不会发生问题。他们建议贺龙批准魏大光的要求。
　　经过这一番工作，贺龙、关向应批准了魏大光的请求，并指派一名红军干部同去大清河北，协助和保护他。临行时，贺龙对魏大光说：“到了那里，如果扩兵有困难，你就回来。大丈夫四海为家，不要恋家！”贺龙的这些做法，在魏大光及其部属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说：“老总待人真是一片赤诚啊！”魏大光在大清河北积极扩大武装，成立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不幸的是1939年8月26日，在与日军激战中魏大光英勇牺牲了。朱德、彭德怀为此于1939年10月20日通报全军，予以褒扬。

这些上层人士的进步，推动了新部队的成长。后来，经过几年战火的锤炼，与120师合编的几支冀中部队都成了120师的主力团队。
　　除成功地实现了与几支新部队的合编外，120师还十分注重自身的扩大，积极动员广大青年参加抗日部队。在冀中的9个月中，120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39年10月，已从东渡黄河时的8227人增加到47991人，扩大5倍多。这个阶段成为120师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美、英对日采取绥靖政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河北的国民党顽固势力立即活动起来。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携其“守望队”和训练团随国民党军南逃。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张荫梧却卷土重来，搞起“曲线救国”，指挥河北民军配合日军对中共冀中根据地疯狂进攻，屠杀抗日军民和干部。1938年9月13日，进攻安国、博野等地，杀害了中共深泽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何昆山、农会主席何希林、地委宣传部长宋恒钧等。1939年2月，策动八路军二支队队长柴恩波叛变，并杀害了该支队全部政工人员。
　　1939年6月，张荫梧乘日军“扫荡”冀中根据地的机会，亲率顽军3个旅进到深县张骞寺地区，袭击冀中部队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官兵400余人。
　　他在打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倭寇扫荡八路军……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展开之机会。”在另一份电报中又说：“柴恩波为保存实力，以施行曲线救国，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副总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仍为本党做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
　　张荫梧的罪恶行径，激起冀中军民极大愤慨。贺龙、关向应、吕正操等决定消灭顽军，打击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张荫梧共同抗日，先礼后兵。贺、关、吕等人决定由冀中一分区专门派人去做工作，劝他以民族大义为重，携起手来，一致对外。但张荫梧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铁心与抗日军民为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贺龙等人命令独立第一旅的715团和第2团，协同冀中一分区的第19、20、21大队和挺进支队，坚决进行自卫反击。战斗部署是：以120师独1旅的两个团主攻张荫梧的指挥部张骞寺；冀中1分区的三个大队和一个支队，分别进攻高古庄等村庄。
　　22日拂晓。八路军各部同时向张荫梧的顽军发起进攻。独一旅之715团1营、第2团之1、3营由陈二庄隐蔽接近张骞寺，以迅速的动作，突然向村内发起攻击，对敌指挥部和敌主要集团实施进攻。顽军对八路军的过去忍让当作软弱可欺，因此，没有料到会遭到120师主力的主动反击，所以被打得措手不及。在八路军猛烈的攻击上，一部分敌人投降，大部敌人被压缩在几个院子内，企图依托高墙大院进行抵抗。天明后，120师主力用迫击炮对院内顽抗之敌集中轰击，压制敌人火力，杀伤敌有生力量。接着，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猛烈进攻，顽军已毫无斗志，根本挡不住120师凌厉的攻势，纷纷缴械投降。上午9时，张骞寺战斗基本结束，毙伤敌250余人，俘敌旅长乔明礼以下1000余人。
　　在进攻张骞寺的同时，冀中一分区的19、20、21大队和挺进大队，也分别向高古庄、冯康庄、程家村、北马庄、魏家庄之敌发起攻击，至天明，除北马庄之敌继续顽抗与19、20、21大队形成对峙外，大部已结束战斗。这时才查明，张荫梧之司令部原来不在张骞寺，而是设在北马庄。贺龙等人即调715团前往投入战斗，在猛烈进攻下，敌纷纷逃窜，最后被压在村东的一个院子内，战斗到黄昏，张荫梧也负了伤，后来通过化装只带了十余骑兵拼死突围落荒而逃。18时战斗全部结束。
　　在此次战斗中，八路军毙伤敌500余人，俘敌旅长以下20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保卫和巩固了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做到先礼后兵，对付敌号称三个旅的部队。在战斗部署上，采用分割包围的战术，将敌人分别包围在十多个村子里，各个歼灭。战斗中发挥八路军近战、夜战的特长，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但是，由于战前侦察不够周密，情况没有搞准确。张荫梧的司令部原在北马庄，但判断情况时，仅从张骞寺有天线竿就判断张的司令部在该村，因而在作战部署上未把北马庄作为进攻的重点，结果使张荫梧得以率少数人逃跑。
　　在粉碎了国民党顽固势力冀中地区的反共投降活动后，贺龙、关向应等人稍稍松了一口气。
　　这时，毛泽东发来电报：
　　鉴于国民党有计划地加剧反共活动，命令120师王震部立即回师陕北；贺、关率120师主力迅速移防至晋察冀边区的冀西地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
　　贺龙、关向应看罢电报，立即意识到：延安的安全已经面临重大威胁，在这种时刻，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是把120师作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机动力量来使用，责任重大。于是他们一面急电王震，迅速执行中共中央指示，开赴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地区，并指示留下一支部队组成雁北支队，坚持恒山地区的斗争；一面与甘泗淇从程委镇赶到东湾里会见吕正操，商讨120师转移事宜。
　　听说贺龙要离开冀中，吕正操依依不舍地对贺龙说：“贺老总，你知道，过去我是个旧军人，没有经过长征锻炼，也没有搞过土地革命，对咱们八路军这套东西还没有学会，还需要你帮助，你却要走了。”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说你是旧军人，就算个‘小军阀’吧，那算个啥。我在旧军队里当过镇守使、师长、军长，可算个‘大军阀’呢！但一找到共产党，跟上毛主席，有了觉悟，就有个突变嘛！过去的事提它干啥，要紧的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风吹浪打不回头！”
　　贺龙的坦荡胸怀、乐观情绪对吕正操感染很大。吕正操说：“你走了，八路军这套我向谁学？”
　　贺龙说：“八路军这套东西，都是毛主席那儿来的。你现在正在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就好嘛！另外，有事多向聂荣臻司令员、区党委请示报告，一定可以把冀中搞得更好。”
　　吕正操希望留下点部队，给点干部，不要一下子都走光了。贺龙爽快地答应了。临别时又对吕正操说：“毛主席对冀中很关心，你现在就写信给毛主席，把这里的情况汇报一下。”
　　吕正操点点头和贺龙握别。
　　8个月的相处，吕正操感触颇多，他后来说：“回想起8个月来与贺龙同志戎马相随，朝夕相处的情景，特别是想到贺龙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循循善诱的帮助，实在感到恋恋不舍。”从东湾里回来，贺龙决定将2、3、4、5、6等6个支队留在冀中，由3支队长贺炳炎、政委余秋里统一指挥，协助3纵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其他部队分成两个梯队西移。张宗逊、张平化率独立1旅、独立2旅（欠716团）及独立1支队为第一梯队于8月18日从深县地区出发，9月1日到达行唐县秦家台羊、南北城寨地区。贺龙率师部及716团为第二梯队，9月19日，向冀西转移，9月25日到达南北城寨附近的刘家沟一带。
　　聂荣臻得知贺龙来到北岳区，即同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前来看望，表示欢迎和慰问。彼此相见甚欢。10月7日，晋察冀军区举行了盛大欢迎会，并向120师献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铁的国防军。”
　　这时，驻石家庄及正太铁路沿线的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第31大队及驻灵寿县、行唐县的伪军共约1500余人，由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指挥向西进犯，企图袭击晋察冀边我较大的集镇陈庄。那里驻有边区的后方机关及抗大二分校。贺龙同聂荣臻商量，120师在河北的部队除715团已去上寨地区接替359旅在雁北地区的任务外，主力全部集中在这一地域，这是日军没有料到的。他们是盲目深入，我们完全有条件吃掉这股敌人。他笑着对罗瑞卿说：“要把敌人扫荡打下去，不打掉敌人的进攻，你们抗大要转到太行去就困难了，不好转过去了。”聂荣臻同意贺龙的意见，请贺龙全权指挥。
　　贺龙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周密分析，判断敌人对我军的行动企图还没有搞清，是孤军深入。他决心抓住敌人这个弱点，砸断他的“牛刀子”，利用陈庄地区的有利地形，将其歼灭。命令部队以一部兵力正面钳制，节节阻击，诱敌深入，将敌诱至我预设战场。而后，再集中主力部队围而歼之。战斗部署是：津南自卫军以一个营进到南北五河、白头山地区组织防御，迟滞敌进攻速度，主力位于山门口、小文山地区；独1旅2团在小文山西侧隐蔽待机；第一支队在大文山、程家庄之间隐蔽集结；358旅4团位于口头地区，向行唐、曲阳方向警戒，掩护后方机关；716团为预备队；四分区之第5团由平山县阎庄一带慈峪以南，监视灵寿、慈峪之敌后续部队动态；师部位于陈庄东北15里的刘家沟。
　　25日拂晓，日军从灵寿出动向慈峪镇进发，在慈峪以南与津南自卫军之游击分队接火。上午7时占领慈峪镇，并继续北进，被阻于东西五河、南北霍营地区。12时，在炮火掩护下，900余名敌人向八路军阵地发起冲击，至17时，进至东西五河、南北霍营，黄昏时，百余敌人占领南谭庄。敌对双方在南、北谭庄成对峙状态。
　　26日，日军继续北进，遭津南自卫军顽强阻击，被迫停止进攻。16时将东西五河、南北霍营的部队全部撤回慈峪镇。通过两天的进攻，遭到八路军有力的抗击，以为已把八路军主力吸引过来，达到了调动、欺骗迷惑八路军之目的，为其奔袭八路军后方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日军在27日拂晓前，除留400余人守备慈峪镇外，将大炮、辎重等笨重装备撤回灵寿，主力1100余人伪装撤退模样，轻装沿鲁柏山小路急进，经南川、湾子里、长峪直奔陈庄，沿途遭4分区5团一部和抗大二分校一部的阻击，于11时袭占陈庄。
　　陈庄位于灵寿县西北70余公里，是太行山区磁河上游被群山环抱山谷地上的一个拥有800多户的大镇。这里曾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总局、灵寿县人民政府、晋察冀边区抗大二分校、120师供给处的所在地，是晋察冀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要地。所以，日军在占领了陈庄后非常得意。敌大队长吹嘘道：“不经大的战斗而占领陈庄，这是指挥者的天才。”正当他们得意忘形之际，贺龙命令除津南自卫军继续在原地监视慈峪敌人外，716团、独立1队、独1旅2团向陈庄急进，当晚进至陈庄以东之大庄、白家河、南北台头地区隐蔽集结，并令独立1支队和抗大二分校一部夜袭陈庄，扰乱消耗疲惫的敌人。贺龙还断定敌轻装孤军深入，不可能在陈庄久留，必将很快撤退。敌为防伏击，撤退时可能不走原路，很可能采取捷径，改由东同大道向灵寿撤走，并由慈峪之敌向北接应。为此，他命令部队重新调整战斗部署，准备围歼从陈庄撤退之敌：独立第一支队一个营进至长峪附近，防敌人从原路南撤，主力在七祖院、大庄地区与敌保持接触；师主力716团集结东西寺家庄，严密控制敌人东逃的大路；独1旅2团位冯沟里、破癯口、高家庄地区，决心在敌运动中将其包围歼灭；津南自卫军仍在原地监视敌人，并阻敌北援；4团一个营负责向行唐、曲阳方向警戒，主力在牛家下口集结待机，师部仍在刘家沟，师前指和358旅、独1旅指挥所移到南台头。28日6时，敌人开始焚烧陈庄房屋，准备撤退，以一部兵力向七祖院、大庄八路军独1支队阵地进攻，掩护主力渡过磁河沿南岸前进。据侦察报告，日军有沿原路南逃的样子。贺龙分析了各方面情况后认为：敌人的这一系列行动说明没有发现我军位置，也未察觉我军伏击部署，南逃的可能性比较小，我原来的决定和部署不变。但为慎重起见，他命令2团由冯沟里向长峪急进，准备协助独1支队防敌南逃。日酋水原非常狡猾，他看到磁河南岸的芦苇很茂密，于是率主力撤离陈庄后，即南渡磁河，顺河道前进，企图借助芦苇隐蔽其行动方向，使八路军搞不清他是沿原路南撤还是取捷径东进。但是，8时许，当敌人先头部队经高杨庄进至冯沟里时，我军2团一部早已抢先占领冯沟里及高杨庄之间的青阳山阵地，给敌人迎头痛击，连续击退了敌人5次冲击，敌一部进至破门口附近，又与716团1营遭遇，展开战斗。10时许，敌全部进至冯沟里和破门口地区，并向我军2团阵地猛烈攻击，企图抢占有利地形，我守备分队英勇抗击，经多次反复冲杀和白刃格斗，将敌击退，这时，716团3营正由北向南攻击；第2团主力也已从长峪方向赶回并由南向北进攻；独1支队尾随敌人由西向东进攻，对敌人形成了包围。敌抢占高家庄、冯沟里、破门口等地和附近高地组织抵抗，以一部兵力由冯沟里附近过河，占领南台头以西高地；一部兵力由高家庄向2团3营青山阵地进攻，均遭我军顽强阻击。716团3营向寺家庄以南进攻，大量杀伤敌人；1营是攻南台头以西高地，经反复争夺至下午1时，所有有利地形均被我军夺占。敌固守高家庄、冯沟里、破门口三村及附近高地顽抗。我为加强进攻力量，调第4团去破门口，从716团和2团之间加入战斗。

28日，敌从灵寿向慈峪增兵300余人。16时，慈峪之敌800余人向南北五河、白头山的津南自卫军阵地猛攻，企图接应冯沟里、破门口之敌突围，但遭我军的英勇抗击，敌在占领了南北五河后，在白头山与我军形成对峙。
　　我将敌包围后，为减少伤亡，贺龙又命令部队重新调整战斗部署。白天围而不攻，黄昏后19时我军发起总攻。716团1、3营向冯沟里敌主力进攻，占领了冯沟里、破门口之间阵地，把敌人截成两段，切断了两村敌人的联系，一部兵力打进了破门口，与敌人进行巷战，敌混乱不堪，但我因手榴弹受潮，绝大部分打不响，只好撤到村外补充弹药，暂时与敌形成对峙；第4团攻占了破门口以南高地；第2团由南向北进攻冯沟里以南高地，接近了村庄南端；独1支队由西向东进攻，占领了高家庄以及冯沟里以西高地，23时，南北五河之敌再次向我军发起猛攻。我顽强阻击，战斗非常激烈，为保证主力顺利歼灭被围之敌，贺龙调四团到西岔头集结，加强纵深防御，协同津南自卫军阻击慈峪北上之敌。
　　29日拂晓，白头山阵地一度失守。上午津南自卫军发起反击，将敌赶回南北五河地区，夺回了原有阵地。7时30分，破门口、冯沟里之敌见增援无望，集中力量拚命向南突围。贺龙即令2团节节阻击；716团尾随追击，2营一个连迅速抢占了鲁柏山，截断了敌人之退路，3营经破门口从敌右侧迂回包围，一营从尾后紧追，迫敌展开与我作战，不使其逃脱；独一支队和2团一部由敌左侧包围敌人；4团出击沙湾，拟阻击向沙湾逃跑之敌和慈峪之敌北援。9时，我2团和四分区1团抢战了鲁柏山万寺岩高地，切断了敌南逃去路。10时，我各部队主力全部赶到，再将敌人包围在鲁柏山以西长约300米、宽约100米的高地的山沟之中，敌数次拚命突围，均被我击退。13时，我各部均接近敌人，炮兵也已运动至山地，先以炮火大量杀伤，尔后发起冲击，我716团、一支队和四分区5团一部曾占领敌前沿阵地，但敌在飞机支援下，集中兵力向我实施反冲击，夺回了前沿阵地，与我对峙。下午6时，敌机3架前来空投粮食、弹药，有一半落入我军阵地。同日，南北五河之敌也向我守备部队猛攻，遭我顽强阻击，毫无进展。
　　在我军不断进攻下，敌人伤亡惨重，粮弹缺乏。贺龙再次调整战斗部署，决定乘胜于黄昏再次发起总攻，歼灭被围残敌。当晚，716团2、3营分别由东南和西北方向进攻，21时占领敌阵地所有制高点，敌向万寺岩沟内溃逃。被我独1支队和5团堵截，大部被歼。由于天黑，有少数残敌漏网逃至沙湾，也被4团、四分区5团和民兵游击队截住歼灭，至此，水原少将所率进犯陈庄之敌，全部被歼。
　　与此同时，慈峪之敌在白头山连日同我作战，伤亡也很大。29日下午，又增来200余人，坦克3辆，始终没有突破我白头山的阻击。30日7时，敌除留一部兵力在南北五河牵制我军外，主力转向沙湾，企图接应残敌同逃，又被我四团阻于沙湾地区。16时，敌见其主力已被消灭，怕再被我军歼灭，即急忙经慈峪退回灵寿。战斗结束。
　　陈庄战斗，是在鲁柏山区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山地歼灭战。作战地域广阔，南起慈峪，北到口头，西达陈庄，东至上碑。在战斗中，我军根据具体情况，成功的运用了陈庄夜袭战、冯沟里——破门口阻击战、白头山——南北谭庄阵地争夺战和鲁柏山歼灭战等多种作战方式，使敌人无时无刻不在我军的攻击之下，东窜西突，始终处在我包围圈之中。经6天5夜的激战，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水原少将旅团长、田中大队长、川崎、北村中队长以下1500人。这是120师在晋察冀边区进行的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山地歼灭战。为陈庄大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及程潜、卫立煌等人致电贺龙等领导人：对陈庄之战，尽歼敌人，予以重大打击，树华北抗战之楷模，振军威于冀晋，特传令嘉奖。
　　战后，贺龙于11月初率部向曲阳县灵山镇以北的郎家庄和唐县神南颠倒一带转移，打算在那里进行整训。
　　这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开始执行《1939年第3期治安肃正计划》，先以其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迁村大队和堤赳大队向涞源以南晋察冀边区中心地带进攻，由此开始为期1个半月的冬季“扫荡”。11月2日，贺龙、关向应赴军区与聂荣臻会商，讨论120师如何按晋察冀军区统一计划，配合军区部队参加反“扫荡”。
　　11月3日，晋察冀军区一分区1团、2团在涞源雁宿崖歼敌500。隔日，独立混成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中熊大队前来增援，进至涞源县东南之黄土岭。
　　聂荣臻决心将其歼灭在这个地区。他向贺龙提出，请120师派一个团配合军区部队作战。贺龙当即表示同意。返回郎家庄以后，他马上把师特务团团长杨嘉瑞、政委范忠祥叫到师部，命令他们立即开赴黄土岭，配合一分区部队作战。贺龙对杨嘉瑞说：“嘉瑞，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敢挑重担。不要把自己看成配角。我们都是一家，不分主客喔！”“你不要怕打硬仗，不要怕牺牲，你豁出两个营也不要紧，回来我再给你补。”在杨嘉瑞、范忠祥临走的时候，贺龙让警卫员拿来一件皮袄和一只烟斗，对他们说：“送给你们俩。”又指着杨嘉瑞说：“我告诉你，你去配合兄弟部队作战，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遵守纪律，搞好团结。”杨嘉瑞、范忠祥表示：“师长，我们记住你的话了，保证完成任务。”
　　关于特务团参加这次战斗的情况，1939年12月6日，贺龙、关向应、周士第向朱德、彭德怀、左权报告如下：“一、敌阿部中将率步、炮兵1300余人，11月5日由涞源出发，7日占黄土岭。特务团配合军区1、2、3团消灭该敌，于6日下午由南北大悲强行军赶到黄土岭，归军区3团首长指挥。二、7日晨，敌向上庄子方向前进，被一团阻击。2团在黄土岭东北、3团在黄土岭东南，特务团占领黄土岭及其东北高地。下午1时，敌人向3团进攻，特务团从侧面攻击，敌遂溃下来。下午3时，敌人连续向黄土岭特务团2营冲锋数次，均被击退。特务团3营从在侧突击，进到敌人炮兵阵地。敌被我四面包围。黄昏后，各团总攻击，因配合不够，未能奏效。敌集中主力向黄土岭进攻，企图突围，又被我2营打退，敌遂集结兵力紧守，成对峙状态。8日晨各团又总攻击。敌向北突击，将2团阵地突破，特务团1营从敌侧猛击，将敌截为两段。当时，捉得汉奸1名，民夫数十。民夫说，大官两名，被我击毙，官兵均痛哭，将大炮两门、步机枪三四百支埋藏土中，军用品、死尸烧毁很多。此时涞源方面增援之敌已占领北面有利地形，并向我进攻。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黄昏后，各团遂退出战斗。三，此役，特务团缴获枪支70余。敌人伤亡六七百，阿部中将毙命。四，我伤亡40余人。”
　　此后的1个多月时间里，贺龙、关向应率120师部队转战于阜平、平山地区参加冬季反“扫荡”。反“扫荡”结束后立即转入整训。在日军“扫荡”开始前，贺龙、关向应成立了1个高级干部研究班，分期分批抽调团以上干部参加学习，每期20余人，学习时间4～5个月。学习内容是哲学和中国近代史。贺龙特地向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要来了两位教员。贺龙对他们说：“研究班的学员都是120师团以上干部。他们都参加过长征。多少年来忙于打仗，没有时间学习政治、文化，要请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来帮助啊！”关向应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我们的干部长期打仗，没学过哲学，一听哲学两字就害怕，请你们讲讲哲学原理，让他们掌握或者懂得马克思基本原理。”第一期高级研究班是10月21日在刘家沟开学的。队长是廖汉生，政委是朱辉照。第一课，是贺龙讲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斗争历史。这个研究班即使在紧张的反“扫荡”中仍然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坚持学习。
　　1939年，是120师战斗历程上极为壮观的一页。这一年，120师主力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赋予的三项任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其间，120师部队在冀中作战116次，消灭敌军4900余人，战果辉煌。尽管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大肆攻击八路军“游而不击”，但在铁的事实面前，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120师的不朽业绩。他曾亲笔写信给贺龙，赞扬他：“年来杀敌英勇，嘉慰殊深。”这封信登载在1939年11月29日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上。

<B>第5章　北岳战犹酣</B>
　　就在贺龙、关向应率部驰骋河北平原的同时，120师的另一支主力部队359旅，在桑干河两岸也掀起了一阵阵歼敌狂飚。
　　1938年5月下旬，120师359旅奉命开赴恒山地区，在晋察冀军区的指挥下，全旅在蔚县、广灵、浑源、灵丘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桑干河两岸的抗日根据地。
　　据王震回忆：“当时部队情绪很高，3个团的团长、政委都求战心切。”
　　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严重威胁了敌军的后方。因此，日军在华北集中兵力5万余人，从9月21日开始重要问题，文章批评了苏联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苏维埃国家及，由平汉、正太、同蒲路沿线分25路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大举围攻。敌军的主力从东、南、西三面向阜平地区进攻。北面则从蔚县、广灵、浑源地区分两路南上，企图打通蔚县至涞源，广灵至灵丘、易县到代县的公路，以分割我根据地。
　　为粉碎敌人的围攻，聂荣臻主持召开了分区司令员、政委会议，讨论制定了统一的作战计划。王震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晋察冀根据地的广大军民进行了充分的战斗准备。120师359旅负责钳制北路及西路敌人的任务，不断以夜战、伏击战打击敌人。
　　9月25日，北路由广灵出发的敌人步骑兵共40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分3路向灵丘进攻。359旅718团在团长陈宗尧、政委刘子奇率领下，在广灵、灵丘间的直峪、冯家湾、聂家沟、宴子村等地区，节节阻击该敌，经6昼夜激战，共毙敌800余人，缴山炮1门，718团也伤亡200余人。
　　10月25日，东路敌军进占阜平县城。晋察冀军区命令第717团进到阜平城郊，配合晋察冀军区1、3分区主力，积极寻机打击敌人。经两夜一天激战，收复阜平县城究对象的一门学问。哲学与历史学相互联系、渗透的交叉学，毙伤敌人300余人，缴获汽车12辆及大批军用物资。
　　1938年9月，120师359旅719团在旅部的统一指挥下，由贺庆积带领719团到雁北地区活动。上级指示以灵活的游击战对敌人进行袭扰、伏击、牵制，重点破坏其交通运输线，断其“血脉”，利用边区的有利条件，抓住战机主动打击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并要求团的指挥员，按照实际情况，实施灵活的作战指挥。
　　719团一到雁北，就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组织群众武装，得到了地方党政机关的大力支持和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中共雁北地区党组织在各方面提供方便，并派出敌后工作队，深入敌人“心脏”侦察，主动提供情报。10月21日，雁北敌后工作队的情报称：日军积极调集重兵，筹运武器弹药和军粮，白天在蔚（县）灵（丘）公路上，常有成队的汽车，由北向南行驶，并有飞机掩护，企图多路围攻晋察冀边区。接到这一情报后，719团几位领导马上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必须粉碎敌人对我边区根据地的进攻。因此，应选择有利地形进行伏击，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根据多次实地勘察，了解到广灵——灵丘公路是日军这次围攻晋察冀边区的必经之路，而张家湾至邵家庄这段公路正好夹在两座山之间，形成天然的咽喉要道；两侧山上又杂草丛生，便于隐蔽出击，对打伏击十分有利。于是719团领导下定决心，在邵家庄伏击敌人。随即向旅部请示，王震同意了719团的决定并转报聂荣臻司令员，很快得到了批准。当时王震还指示，一定要周密部署，隐蔽企图，突然发起进攻；要速战速决，不可恋战；要贯彻毛主席打歼灭战的思想，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尽量减少本身的伤亡。他还鼓励说：你团有与日军多次交战的经验，相信此战必胜，等候你们的好消息。
　　26日，719团召开军政委员（扩大）会议。代理政委谭文邦（陈文彬带干部去冀中地区扩兵）、参谋长肖飞、政治处主任张云善、供给处主任郭冬桂、卫生队长吕攸候和各营营长、教导员都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晋察冀军区首长的批示和王震旅长的指示，并组织大家认真研究和制定了作战方案，决心对敌连以下小股部队认识到事物的对立与统一及转化与运动，但忽视转化的条件，全部歼灭；对敌三五百人的部队，力争歼其大部；如遇敌联队以上的大部队，则以突然袭击和重创后即行撤离。会上还对作战部署进行了具体安排。并要求各营迅速做好战前准备，注意保密和封锁消息，准时于10月27日下午4时出发，28日拂晓前赶到张家湾、邵家庄地区。当时719团驻在灵丘县以西的王庄堡，离设伏地约50公里。眼看离出发不到1天的时间了，准备工作显得有些紧迫。所以团长贺庆积和团的几位领导同志抓紧时间深入各营连，参加战前动员和检查准备工作。
　　一个胡子拉茬的老兵边擦枪边说：“别看我这套筒子枪破，打起来可发发命中，非多敲死几个敌人不可。”接着，他拍了拍枪，又自言自语道：“伙计，这下就靠你立功了。”
　　一个年轻战士抚摸着枪口上的刺刀风趣地说：“可惜子弹太少了，只有10来发，但咱这刺刀也不是吃素的，敌人不投降就让他见阎王。”
　　一个人称“小参谋”的战士，接过话茬蛮有经验地说：“对付敌人嘛，就是要狠，要猛，不要怕“孔子”。，用革命英雄主义压倒武士道精神，日本侵略者就会在我们面前丢魂丧胆。”
　　“哎，你们说日军的汽车是个啥模样？该怎么打法？”说话的是个参军不久的新兵。贺庆积感到这个问题很重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就告诉营里的干部，抓紧时间向战士们讲讲汽车的构造和要害部位以及打汽车的方法。
　　经过积极努力，战前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全团于27日下午4点钟准时出发。他们避开大道，在崎岖的山路上急速前进。干部战士个个精神抖擞，身背钢枪、大刀，腰挎手榴弹，脖子上挂着装得满满的干粮袋，打了绑腿，脚上的布鞋还紧紧地系了条布带子，走起路来个个显得那么轻便、利落、敏捷，一双双眼睛闪射着激战前的焦灼的神情，显露出军人独有的风采。
　　夜幕降临，部队为了赶路，晚饭只好边走边吃。在深秋的夜晚，只听见行军的脚步声沙沙地响，战士们低声传着口令：
　　“跟上！”“不要跑，要沉住气，迈大步跟上！”
　　这个部队，虽然是一支年轻的抗日部队，但它是以红军为骨干组建起来的，排以上干部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1年来，他们袭击过日军占据的长辛店，打过永定河桥上的日军据点，还在山西省的山阴县、应县惩罚过乔日成汉奸部队，经过10多次大小的战斗，对日军作战已经有一定经验。行军中，贺庆积一边关照着急速前进的部队，一边沉思。过去跟白军打仗，有不少白军是“双枪”（步枪和烟枪）兵，最怕我们死打硬拚；现在作战对象变了，面对的是有着优良武器准备和“武士道精神”的日军，你不置他于死地，不把他捉住，他是不肯放下武器投降的。因此，明天这场伏击战，将会是一场恶战。复杂的战争要求指挥员，遇事要想得更多一些，多准备几招，万万不可轻敌。
　　部队经过12小时的隐蔽行军，于28日拂晓前到达预定地区。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山川，东西两旁是突兀的山峦，中间有百十米宽的丘陵地，层层梯田鳞次栉比，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完，只留下一垅垅的谷茬子。靠近西山脚下有一条砂石路。往南约500米处的道路顺着山势有个急弯，1座小山包正好对着这条砂石路，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部队按原定的部署迅速展开，在不到1公里的狭长山沟里，给敌人缝了一个大“口袋”，等待他们来钻。担负主攻的719团1营和719团9连，由营长常修芮、教导员彭清云带领，埋伏在西侧山坡和沟下；担负助攻的2营（欠4连），埋伏在东侧山后；担负预备队的3营，在2营南侧山后待命，战斗打响后，跃进至张家湾西北侧之高地，据险扼守，阻广灵增援之敌，兼打向北突围之敌；2营4连埋伏在预设阵地的南端，堵击向南突围之敌；团指挥所开设在1营后侧的山坡上。
　　东方微微露出曙光，沉睡的山峦显出了深蓝色的轮廓。719团的几位领导，分别到各山头进行最后一次战前检查。看到战士们经过长途急行军，疲倦异常，有些人脚上打了泡，身上的军衣已被汗水和晨露湿透了，紧紧地贴在身上，在这晚秋的早晨，凉气从脊背往心里渗透着，浑身感到一种潮乎乎的阴冷，因此，战士们三三两两偎在一起，有的已朦胧入睡。上午10时许，远处尘土飞扬，如同升起的烟云，一辆接一辆的汽车由北向南驶来。汽车上插的日本小旗隐约可见了。
　　头一辆是搜索车，一路上东放几枪西放几枪，进行火力侦察，害怕中了埋伏。又过了一会，日军的第1辆汽车进到张家湾北侧的山口，忽然停了下来，并从车上下来几个敌人，向1个放羊的老百姓打听附近山上有没有八路军，日军哪里知道，从老百姓嘴里是打听不到任何消息的。因为八路先遣人员已经做好群众的工作，群众都积极配合八路军打伏击，无论在场院打场，在山上放羊，在家里挑水做饭，都和往常一样，不让敌人看出一点破绽。
　　日军没有打听到八路军的消息，便以为我军真的不在此地活动，于是汽车又加足马力，一辆接一辆地向我们设伏的地段开来。
　　头一辆已经开进设伏的“口袋嘴”，整个敌人车队也尽收眼底，一共是13辆，每辆车上乘有二三十人，车顶上都架着1挺重机枪。眼见第1辆汽车快驶到布雷区的南端，突然一声巨响震撼山谷，“自发雷”爆炸了。紧接着“拉线雷”也一个一个地拉响了。顿时，日军头1辆汽车被炸翻了，其他车有的起了火，有的企图掉头逃跑，又被后面的汽车拦腰顶住，整个敌阵乱作一团。而此时，八路军阵地上的轻重机枪一齐吼叫起来，一排排的手榴弹也投向敌人，整个伏击地段都被八路军火力控制，敌人插翅也难飞了。这时的日本侵略者，有的被炸得血肉横飞，有的被打伤，叽哩哇啦乱叫，有的没死没伤，但也被打得晕头转向，撅着屁股往汽车底下钻。贺庆积在指挥所的山头上看到这一切，心里感到非常痛快。敌人已成瓮中之鳖，我军发起冲锋的时机已到。他立即命令司号员吴雄：“吹冲锋号！”
　　号音未落，突击队便在常修芮、彭清云的带领下，一个个像下山的猛虎向敌人冲去。担任助攻的2营也在营长周三秀、教导员王继朝的指挥下，向敌人发起了冲锋。敌人见势不妙，企图依托汽车作掩护，进行火力拦阻。我突击队不顾一切地向敌人猛扑过去，动作慢的敌人还没有来得及从汽车底下钻出来，就被719团突击队击毙，动作快一点的敌人，从汽车底下钻出来，连刺刀还没有来得及上，就端着个秃枪，呀呀呀地喊叫着，与我突击队员展开了白刃格斗。

719团突击队越战越勇，他们把复仇的怒火燃烧在刺刀上，勇猛拚杀。苗族战士王有才，一连刺死几个敌人，刺刀都刺弯了，他身上的衣服也几乎被撕成了布条，仍顽强战斗。从山西崞县入伍的新战士邸明亮，人称邸大个，很机灵，在与敌人拚刺刀前，他先在枪膛里顶上1发子弹，刚好碰上两个敌人同时向他扑来，摆出刺杀的架势。待敌人靠近时，突然扣动扳机，将右边的1个敌人击毙，趁左边的那个敌人惊慌的瞬间，又将其刺死。
　　这场白刃战，仅进行了30分钟，敌人即大部毙命，一小股残敌窜至西北侧一小高坡上负隅顽抗。719团一边肃清残敌，一边打扫战场，并准备撤出战斗。
　　11时许，忽见设在两个高地的观察哨打起了信号旗：敌人从广灵县出兵增援来了。10余辆汽车载着步、炮兵四五百人，并有1架飞机在空中助战，急匆匆向邵家庄扑来。然而，他们为时已晚。在伏击战打响后，719团3营在营长胡政、教导员陈友元的带领下，即已从待机地域向北迂回，进入预设阵地。当敌援兵的汽车驶至预设阵地前，即遭到3营密集火力的突然阻击，走在前头的两辆汽车顿时起火，车上的敌人大部分被击毙。敌人在遭迎头痛击后，恼羞成怒，凭借其兵力和装备的优势，对719团3营阵地轮番进行冲击。3营在敌重兵的强大火力的压制下，全体指战员不畏强敌，依靠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顽强地扼守着要路，使敌人始终无法前进。敌人尽管有飞机和大炮，但在敌我相距不过一二百米的情况下，什么威力也发挥不了，结果3营阵地前留下了100余具尸体。12时许，3营看到团主力已安全转移，遂即主动撤出战斗。
　　邵家庄伏击战的胜利，不仅由于有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还得到了第718团的有力配合。在伏击战打响之前，驻灵丘县日军乘汽车10余辆，北上迎接常冈宽治。359旅首长，为了配合邵家庄伏击战，早把718团埋伏在灵丘以北的贾庄附近，当敌人车队行至八路军伏击区时，718团突然发起攻击，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歼敌200余人，迫使敌人龟缩灵丘域，有力地保障了719团南侧的安全。
　　在邵家庄伏击战中，719团歼灭敌军300余人，其中有少佐山崎、炮兵大尉龟森等军官多人，尤其重要的是，将日军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击毙。这次战斗，炸毁敌汽车10余辆，火炮多门，缴获长短枪100余支，轻重机枪10余挺，掷弹筒4具，各种子弹10万余发，以及照相机、望远镜和大批军毯、罐头等物。在缴获的物品中，尤其重要的是敌军的作战日记和作战地图，图上标有日军的部署和八路军部分部队的番号及驻地。从缴获的敌军文件中证实，敌系独立混成第2旅团所部，其旅团长常冈宽治，于25日由河北省怀来县出发，至蔚县、广灵县、灵丘县视察，没想到，3天后常冈宽治竟葬身邵家庄。
　　这次伏击战后，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王震的陪同下，在野战医院为彭清云、李桂莲等同志做了手术，用他满腔热忱、极端负责的精神及精湛的医术，挽救了不少生命垂危的同志，赢得了指战员们的爱戴。
　　邵家庄伏击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援了晋察冀边区的反围攻作战。当然，胜利来之不易，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伤亡100多人。营教导员王继朝、卫生队长吕攸侯等同志壮烈牺牲，营教导员彭清云、连长李桂莲等同志负了重伤。上级领导对这次战斗给予很高的评价，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签署了对参战部队的嘉奖令，120师贺龙师长、肖克副师长也发电报表扬了719团，王震旅长还到医院看望战斗中负伤的同志，并给参战的干部、战士每人发了两块银元，作为奖励。
　　由于这次胜利，蒋介石专电嘉奖了120师。
　　1939年春，120师359旅717团刚胜利地结束了河北省蔚县的明铺战斗，就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冰冻的雪地，转移到山西省五台县的豆村休整。
　　豆村在台怀镇的西南，是守卫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的西部前哨，和日军占据的五台县城咫尺相对。
　　5月9日，天气格外晴朗，和煦的阳光照在操场上。战士们紧张地操练着，头上沁出了汗水，身上散发着热气。团长刘转连和政委晏福生正在操场上观看劈刺。突然，通信排长黄念怀急忙跑来报告说，从五台县城出发“扫荡”台怀地区的大股日军，已经和我们侦察连的前哨排接上火了。
　　据悉，这次进行大规模“扫荡”的是日军第109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团的部队。共5000人，分别由五台县城、繁峙和五台县的耿镇、繁峙县的大营镇出动，分4路气势汹汹地向八路军扑来。日军这次行动，既诡秘又突然。为了避免在不利的地形上与敌人的主力作战。刘、晏二人一面将情况报告旅部和晋察冀军区，一面命令部队迅速向台怀镇转移。
　　台怀镇位于五台山的群峰之中。从豆村到台怀，有一条陡直的山间小道，道旁的山坡上长满了浓密的青松翠柏。部队在10日拂晓前离开豆村，黄昏时到达台怀镇南地势险峻的金岗岭。
　　当717团刚到达金岗岭时，突然接到旅部的电报，通知说，集结在繁峙据点的日军已经向我们背后偷袭过来，企图前后夹击，围歼我们于台怀地区。命令717团迅速向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的龙泉关地区靠拢。
　　部队上路不多时，东方露出了鱼肚色。忽然碰上一股从侧面行过来的日军。9点多钟，敌人开始了对717团的炮火轰击，于是战斗在五台县的铜钱沟打响了。3营前卫连，一阵手榴弹打开了一条通道，跑步通过了日军炮火封锁的山沟。突出去以后，由于敌人兵力多，火力很猛，打开的缺口很快又被封闭，阻止了717团主力前进。情况十分危急。刘转连马上派人找来一位老乡，问了一下情况。据老乡介绍，通过纱北面的大山，还有一条通向繁峙县神堂堡的小路，可以避开敌人。刘转连当即决定将供给处的运输辎重连改为前卫，顺着老乡指点的羊肠小道，迅速向旅部驻地神堂堡转移。
　　意外的情况又发生了。此时，359旅旅部在神堂堡也受到了另一股日军的侵袭。进攻神堂堡的这股日军正顺着山沟，向铜钱沟扑来，黄昏时候，与717团供给处辎重连相遇。717团担任前卫的辎重连受到了敌人山炮的轰击和先头骑兵的袭击，又立刻退回到铜钱沟。
　　这时，整个717团部队被挤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日军依仗优势的兵力和武器，向717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山炮排射，飞机轮番扫射、轰炸八路军阵地，眼看日军就要冲进铜钱沟的后沟里来了。刘转连当即命令3营7连连长谭廉禄，带领全连迅速扑下山去，坚决堵住敌人。
　　7连是团里有名的猛虎连。连长谭廉禄体格魁梧、机智勇猛。接受任务后，他带领全连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似猛虎下山，迅速冲出山沟，一阵手榴弹，打乱了前卫部队的阵势。
　　紧接着，各营也迅速展开，抢夺了两侧的高地。一场激战在铜钱沟里展开了。
　　日军见717团全面展开，也立即调整部署，对717团进行猛烈的反扑。敌人的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炮火连续轰击，使整个山沟变成了一片火海。最后，竟灭绝人性地施放大量毒气。顿时，阵地上升起褐色的烟雾，717团士兵们的眼睛被刺激得直流眼泪，喉咙也被辛辣的气味呛得直咳嗽、作呕，气都喘不过来。正在这个时候，电台台长跑来向刘转连报告：电台与旅部联络断了。
　　不利的情况接二连三地出现。刘转连和晏福生从地图上看到标明敌人进犯的4个蓝色箭头伸向台怀，717团已处在四面被围的危险境地。此时，他们两人心情都很沉重。刘转连靠在一块大石头上，默默地思索着。不一会，晏福生走到刘转连跟前，轻声说：“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应迅速突出去。”“我也这样想。”刘转连边说着，边再次摊开地图，反复查看，发现在台怀镇与五台山的东台之间，有一个约3公里的空隙地段。刘转连想：“如果趁敌合围之前，我们从这个地段钻出去，就能使敌人的合围计划扑空。”晏福生十分赞成这个方案，并提出把干部召集来简单开个会，让大家心里都有个底。
　　很快，各营营长和教导员被召集到小松树林旁边。这时，树木已被敌人的炮弹炸得东倒西歪，山风还不时吹来阵阵毒气，呛得大家直咳嗽。刘转连展开地图，分析了情况之后，大家都同意马上突围，但有不少同志主张从正面突围，向神堂堡靠拢。刘转连谈了与政委商定的方案后，对大家说：“敌人的目的，是寻找我们主力部队作战，很显然，如果恋战坚守，恰恰便于敌人发扬炮火、飞机的优势，一旦敌人集中主力，压缩包围圈，将对我们更加不利。从正面突围，不仅主力会遭到重大伤亡，而且供给处的骡马，也必然在突围中受到损失。因此，目前我们在敌人尚未收拢口袋嘴的时候，迅速从空隙中突出去，才是上策。”
　　“那么，我们从哪个方向走呢？”1营营长忙问

“台怀，重返台怀。”刘转连马上回答，并补充说，“敌人既然对我们快要形成合围，那我们就大胆地乘空隙插到敌人的背后去！”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地图上东台和台怀之间的一条黑线上。还没等大家说话，突然，一排炮弹在附近爆炸，刘转连抖了抖地图上的泥土说：“就这样决定了，天一黑，就行动，要保持绝对肃静。”
　　为了保证全团安全突围，大家散去以后，刘转连叫通信员喊来了7连连长谭廉禄，让他带1个排，在后面牵制敌人，并设法迷惑敌人，等大部队突出了口子，再撤出来。
　　机敏的谭廉禄马上领会了意图，笑着说：“团长，请放心，我懂了，是给敌人唱空城计。”说完，忙跑去集合部队。
　　带路的老乡，是一个60开外的老人。他在五台山打了一辈子柴，熟悉每一条路。他说有一条路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可绕过台怀镇，直通北台岭。这条路虽然难走，但却十分隐蔽。夜幕降临了，717团的大队人马像一条长龙，在老樵夫的引导下，踏上了蜿蜒崎岖的山道。
　　那是一个昏沉沉的黑夜，抬头不见星星，对面不见人影，只能借地上积雪反照出的一丝微光，辨认脚下的道路。山道狭小，一边是万丈深谷，一边是石壁触天。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夜行军，真是困难重重，再加上当时五台山冰封雪冻，寒风刺骨，道滑难行，稍一不慎，滑下山谷，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开头，有几头骡子就因走滑了蹄，连同驮着的装备器材，一起滚下了悬崖。因此，大家互相帮助，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前移动着脚步，奋力向山顶攀登。夜，静悄悄的。除了马踏道的沙沙声，就是山下传来的稀疏的枪声，那是7连连长带领一个小分队正在同敌人周旋。
　　后半夜，部队行进到台怀近郊，听见台怀和东台人喊马嘶，鸡鸣狗叫，不多时，派出去的便衣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的先头部队，快接近台怀镇和东台了。”
　　“快，我们一定要甩掉敌人！”刘转连当即命令部队以最快的速度，穿过台怀镇与东台之间的空隙地段，向着更高的主峰攀行。很快，大队人马神不知鬼不觉地冲了出去，远远地避开敌人。在黎明的曙光中，717团登上了五台山的顶峰，即高达3000多米的北台岭。刘转连等人站在山巅，俯视着一望无际的雄伟峰峦，和那些隐现在青松翠柏之中的亭阁庙宇，不禁轻松地吐了一口气，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在717团主力突围的同时，7连连长带领的小分队，且战且走，与敌人周旋。到台怀附近，他们又虚张声势，东投几颗手榴弹，西打一梭子机枪，敌人以为困住了八路军主力，大炮使劲开火，飞机也拼命轰炸，几路日军一齐冲向台怀镇，晕头胀脑地互相对射，对打起来。
　　大约过了不到一个小时，7连连长领着分队钻出树林，也登上了北台岭，他兴奋地报告说：“首长，任务完成了，鬼子在台怀自个干起来了！”晏福生拍着7连连长的肩膀，亲切而又风趣地说：“很好，让敌人自个打歼灭战吧！我们应该休息一下了。”
　　北台岭的背后，有一个抗日工作区。717团部队刚一落脚，村上的男男女女便上前问寒问暖。有的送水，有的送饭，还抬来了一筐筐山药蛋。717团在地方党组织、抗日政府和群众的热情接待下，舒舒坦坦地休息了一天。
　　次日，部队沿着山背，向神堂堡方向出发。走了1天，当天夜里，来到繁峙县的上下细腰漳村，便在大山的北面宿营。哪知在大山南面的山腰间，却住着一股日军，八路军与日军的宿营地，虽然只隔着一道山梁，但因双方都是夜间宿营，彼此谁也没有发现谁。
　　5月14日拂晓，717团部队起床后正准备出发，先头部队设营的管理员刚走出村口，抬头看见山梁上一队日军正在集合，便急忙跑来报告，才知道山南面有敌人。但这时，各营均在几里以外，刘转连身边只有1个警卫连。刘转连心里十分清楚，敌我突然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于是，刘转连马上带着警卫连，一口气冲上了山梁左边的山头，消灭了敌人的警戒，占领了制高点。
　　刘转连往山下一看，山南的沟里炊烟四起，原来日军正准备做饭。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战机。刘转连一边叫通信员飞报各营立即上山，一边命令警卫连向集结在鞍部的敌人进行猛烈射击。
　　警卫连是全团装备最好的连，机枪就有10挺，随着一阵猛烈的射击，战士们铺天盖地冲下鞍部。敌人遭到这意外的打击，措手不及，顿时人仰马翻，乱作一团。受惊的军马，驮着炮架、机枪、弹药到处乱窜，有些就跑到八路军的阵地上来了。
　　从抓获的翻译口中知道，原来这股日军是由大营镇出动的南犯之敌，是日军一个大队。该敌在南进到大寨口、神堂堡等地时，曾遭到120师359旅骑兵大队和教导营的节节阻击。这股敌人在台怀扑空之后，发现已陷入孤军深入、后援断绝的境地，企图原路北返，在青羊口地区又遭到359旅旅部事先部署在那里的718团的顽强阻击和跟踪追击，才改走山间小路。敌人深夜进到上下细腰涧时，已是疲惫不堪，便停下来休息，准备天亮后返回大营镇。
　　当时，717团2营、3营已经出发上路，这边战斗突然打响，他们还不知道。于是刘转连等一面指挥团部就近的部队全面投入战斗，一面派政治处主任廖明和袁福生赶快带人分头去追2营和3营，并让他们带领这两个营直接进入指定的山头阵地，坚决堵击敌人。
　　同时，刘转连给王震旅长写了信，说明717团所处的有利形势，以及坚持堵住敌人、力求全歼的决心。信写好以后，交给通信排长黄念怀立即送往旅部。
　　黄念怀接过信跑下山，正巧有一匹敌人受惊的马驮着一门残缺不全的迫击炮跑过来，他奔上去拉过马，卸下炮筒，腾身而上，两腿一夹，向神堂堡方向飞奔而去。
　　山沟里的日军遭到一阵猛打，稍稍清醒过来之后，发现归路已被切断，立即组织部队向山垭口附近的一个小山包进行疯狂的反扑。
　　日军的山炮对八路军占领的这个小山包密集地轰击，山上的树木，有的被弹片削断，有的燃烧起来。接着，密密麻麻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端着刺刀，向山垭直扑上来。
　　英勇的7连，守卫在这块被烈火燃烧着的阵地上。战斗从早到晚，坚持了一整天，供给处的骡马驮的手榴弹，全部运上了阵地。战士们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人，日军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满垭口。但是，敌人的冲锋仍没有停止，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猛烈，一次比一次更密集。7连在反复的激战中，伤亡也不小。但指战员们英勇顽强，始终坚守着阵地，7连长谭廉禄抱着一捆手榴弹冲进敌群。敌人被炸死一片，英勇的7连连长谭廉禄也壮烈牺牲。
　　刘转连焦急地看着手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电台和旅部还没有联系上，送信的黄念怀也没有回来。是旅部转移了位置，还是黄排长在半路上遭遇了不测？刘转连心里忐忑不安。正准备再派人送信时，黄念怀突然半路策马奔回。他浑身汗水淋漓，脸色发白，马全身也湿透了。他跳下马，刚把王震的信交给刘转连，并简短地报告了情况，就昏过去了。王震在信上表扬了717团打得很好，并说他在调动部队，从敌人的后路包抄上来，只要717团坚决堵住敌人的退路，就能歼灭钻进口袋的这股敌人。
　　当天深夜，当日军刚刚发起猛烈的冲锋时，其后边，突然响起了清晰的枪炮声，这是王震亲自带着718团和教导营，从敌人的侧后包抄上来了。
　　顿时，717团欢腾了，战士们忘记了整日战斗的疲劳，一个个精神振奋，信心百倍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不多时，王震来到717团的指挥所，717团主要领导兴奋地迎上前，向他报告了战斗情况，王震说，你们打得很好，718团也打得很漂亮，被我们缴获的92步兵炮，现在正向敌人狂轰。718团离你们很近，要很好取得联系，协同作战。他还指示，要在右侧的山隘口做些工事，多准备些手榴弹，坚决堵住日军的退路。
　　718团的指战员们越战越勇，渐渐逼近敌人。717团也乘敌人慌乱之际冲下山去。两支部队前后夹击，把日军打得人仰马翻，七零八散。
　　被打得走投无路的敌人，作垂死挣扎，疯狂反扑，企图突围逃跑。但经八路军连日来拦头、截尾的不断打击，剩下的日军最后被包围在这里，全部就歼。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700多人（含铜钱沟歼敌200余人），俘虏日军11人，缴获山炮和92步兵炮5门，轻重机枪22挺，步枪300多支，战马200余匹。
　　天亮了，刘转连等和王震又在一条山梁上会合了。王震紧紧地握住717团指战员的手，向部队道贺！当他看见战士们正兴高采烈地抬着缴获的火炮，往骡子上绑架的时候，兴奋地说：“敌人给咱们359旅装备了第一个炮兵营。”
　　当日军指挥部派出大量部队赶到上下细腰涧增援时，八路军早已迎着晨曦，唱着胜利的战歌，隐没在茂密的松林里。
　　敌人只好拖着几百具尸体，垂头丧气地返回据点。
　　上下细腰涧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向八路军五台山地区大规模的4路围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战斗结束后特向717团发来电报，表扬717团在这次战斗中机动灵活，英勇顽强，不失时机地阻击敌人，为359旅的整个作战行动争取了时间，为保卫边区作出了贡献。晋察冀军区还通令嘉奖了359旅全体指战员。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也发来了电报，对359旅取得上下细腰涧大捷，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还奖给全旅2000元。
　　战斗结束后，王震亲自对被俘的日军士兵进行教育。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抗敌报》刊载的消息中反映1名被俘的士兵说：“我能和王旅长见面，觉得非常高兴，在我的生命史上写上了最光辉的一页。是他指示我新的光明的道路。对他，我将永久的保持着感谢和尊敬。”“的确，这表现了八路军的正义。在此次战斗中，旅长的军事能力，也可见一斑，我也不能不承认此次日军的全盘失败，”“以前我对八路军有许多偏见，实在惭愧得很。最后我祈祷王旅长、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胜利。”

<B>第6章　西北又点兵</B>
　　1939年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久又颁布《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制定出一整套“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从此，国民党反共活动愈演愈烈，6 至11月相继制造了平江、鄂东和确山等惨案，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员和八路军以及抗日群众。与此同时，逐步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军事摩擦，并以重兵集结于陕甘宁、晋西、晋冀豫根据地附近，伺机向八路军发动进攻。
　　1939年 5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中共栒邑县城，12月对八路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袭占中共陕甘宁边区所属的镇原、宁县等县城。12月10日，宁县国民党县长率保安队在胡宗南部第97师一部配合下，袭击八路军驻该县的一个营，八路军进行两昼夜坚决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弃城而走。与此同时，合水县顽军保安队为配合宁县之进攻，亦向八路军驻该城的一个连袭击，经3 小时激战，在八路军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顽军缴械投降。14日夜，镇原县国民党保安队，向八路军驻该县的一个营发动进攻，翌日晨又得到国民党军第97师的支援。激战至16日，八路军被迫放弃该城。对于国民党制造的种种摩擦事件，八路军留守兵团除电明蒋介石外，并要求国民党派代表协商解决，但国民党却毫无诚意，协商毫无结果。
　　陕北大地，秋风瑟瑟，阴雨绵绵。
　　晋西北通往绥德的山路上，八路军120师359旅疾速行进。王震已接到贺龙“命令359旅速返陕北绥德”的紧急电报。此刻，他心急如焚，不时地看着手表，连续下达命令：加快行军速度的政治革命和私有制的灭亡。同时还表述了马克思正在形成，尽快赶到绥德！加快行军速度，尽快赶到绥德！……
　　绥德分区，地处黄河之滨，是延安通往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门户，又是延安北边的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分区所辖的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和清涧5个县，原系陕北苏维埃区域，自1936年受到国民党军攻击后，即渗进国民党势力。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绥德等5座县城划为八路军河防警备区，隶属陕甘宁边区。由留守部队120师718团、警1团、警3团负责河防。但是国民党当局不执行协议，不但不配合工作，反而不断进行破坏活动。1939年秋，派反共专家何绍南到绥德地区自设专员公署。何绍南曾被毛泽东指责为“摩擦专员”，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与侵华日军将领板垣师团长是日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二人感情甚笃。何绍南反动透顶，颇得蒋介石赏识。何绍南来到绥德后，当上了“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主任。
　　“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成员中有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和当地的开明士绅。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抗日，八路军河防警备区司令陈奇涵担任分会的副主任。何绍南当了主任后，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400余名，收买了“铲共义勇军”和一群兵痞、匪徒，合编了5个保安大队，分驻各县、蓄意摩擦。他千方百计地想把八路军挤出绥德地区，按照阎锡山的旨意，公开叫嚣向八路军“收复失地”，把他认为摩擦无能的县长统统撤掉。
　　在专署会议上，他以专员的身份训斥下属：“日本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蒋委员长让大家到此地来，不是为了坐吃闲饭，而是要诸位与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
　　一个喽罗迷惑不解地问：“那么统一战线怎么办？”何绍南大动肝火：“笨蛋！那是共产党提出来的，我们用不着。”
　　于是，他的反共活动加剧起来。他在各县组织了暗杀队，棒子队等，对八路军进行暗杀、破坏活动。他唆使联保长和劣绅们不售给八路军粮食，并纵容土匪抢掠、骚扰群众，事后嫁祸于八路军，以挑起群众对八路军的不满情绪。有一次，何绍南令其一心腹当请愿团长，带上一帮地主，假借民意，到处拍电报、发请愿书，要求八路军退出绥德地区。可是，一些民主人士得知后，立即起草了真正代表民意的请愿书，电发重庆、延安和全国各地，说八路军抗日有功，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该撤离。何绍南的阴谋没有得逞。
　　何绍南气急败坏地坐了下来。他感到非常恼火。这时，胡宗南来了一道委任状，任命何绍南为“少将法官”。为此何绍南大摆酒席，宴请各界。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何绍南装作醺醺大醉，故意奚落陈奇涵：“奇涵兄，兄弟我是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现在又是少将法官。老兄你是个什么衔级呢？”
　　陈奇涵听后笑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为做官。如果你一定要论衔级，那么，我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官，陈诚、胡宗南都是黄埔的学生，你说我该是什么衔级呢？”
　　何绍南瞠目结舌，满面通红……
　　马蹄声声，军号嘹亮。
　　王震率120师359旅进驻绥德地区，原八路军警备部队移防其他分区。
　　“王震率八路军主力部队已进驻绥德5 县。”一个伪保长慌慌张张跑来向何绍南通报消息。
　　何绍南听罢一怔，心中感到一阵恐慌。他知道，359 旅是中共大本营的机动部队，此次回师陕北，非同小可。于是，他一边向胡宗南、阎锡山等人报告，一边准备召开群众大会，对王震部表示“欢迎”。
　　欢迎会上，何绍南振振有词，先对八路军120师359旅表示欢迎，然后，话锋一转：“现在中日双方正在激战，359 旅不在前方抗日，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就回师陕北，这是违反军纪！”
　　何绍南话音刚落，王震拍案而起，大声驳斥：“我们是奉毛泽东主席命令来加强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的！”
　　会场一片掌声。
　　会后，何绍南派出亲信，在群众中处处散布：359旅在前方打败仗了，359旅是“溃军”……
　　王震对何绍南的行径异常愤怒，决定先发起政治攻势，若何绍南执迷不悟，立即动用武力，予以消灭。
　　何绍南见势不妙，亲赴西安请示对策。返回绥德后，立即召开秘密会议，准备13个保安中队偷袭359旅。
　　王震得悉后，立即命令全旅做好自卫的军事准备，同时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何绍南的罪状。何绍南见359旅已有准备，他的罪行又被揭露，在绥德已无立足之地，便煽动清涧、安定、吴堡等地保安队哗变为匪，袭击359旅717团。717团在团长刘转连指挥下予以还击，全歼了这批土匪。
　　何绍南恼羞成怒，亲率7个保安中队焚毁二郎山械弹库后向西逃窜。359旅追击部队将其歼灭过半，何绍南只带几十个人逃往榆林。
　　何绍南哗变逃跑后，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立即逮捕何绍南，交由民众公审，同时建议绥德警备区5县行政事宜隶属边区政府，并委任王震为司令员暨专员，以利保卫河防。然而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王震根本没等国民党最高当局委任，当即召开了绥德各界代表会议，共商地方施政事宜，并按三三制原则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公众一致推举他兼任绥德专员。
　　这时，国民党最高当局有了回音。蒋介石致电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查359旅旅长王震破坏国共合作，要受军纪、国法制裁。
　　延安。
　　毛泽东放下蒋介石来电，立即回电。电文只有一句话：
　　王震将军抗日救国有功，请委员长传令嘉奖。
　　毛泽东在考虑：国民党胡宗南部兵临陕甘宁边区，阎锡山部调集重兵准备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恶浪翻腾，中共中央所在地危险重重。值此危难之秋，谁来当“御林军”？！
　　此刻的晋西、晋北地区，阴云密布，阎锡山正在策划着新的阴谋。
　　阎锡山向来以老奸巨猾著称。他的全部打算，都以不危及他统治的山西利益为转移。因此，当他和日寇的矛盾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尖锐起来的时候，他就和共产党合作，大办“牺盟会”、“动委会”和建立山西新军，其目的是利用这些力量来抵御日寇的进攻和抵制蒋介石势力的渗入。但是，当他看到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就露出本来面目，日益公开地与日寇勾结起来，图谋用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来限制以至消灭共产党、八路军等进步抗日力量。
　　1939年3月，阎锡山在秋林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亦称“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师长、独立旅长以上的部队军官和各区专员、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干部，以及一部分县长、“公道团”团长、“牺盟会”县特派员等100多人，这次会议是阎锡山准备妥协投降和公开反共的开始。会上，他分析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说：“蒋先生的脑筋中，决无抗战之意，今天是如何妥协的问题了。因之他可以设法更多增加前线的困难，使前线将领自动要求停战，他可以任意广播共产党、八路军破坏统一，不服从命令，加他们一个奸党奸军的帽子，在不知不觉中，转移抗战为剿共，一切关键只在日本条件能否接受，这种形势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天要下雨，要赶快准备雨伞。”在这次会议上阎锡山提出“走上抗战最高峰”和“无条件存在”的口号，意思是说抗战已到顶了，往后该不择手段谋求自己的“存在”了。他说“抗战只是手段”，“存在就是一切”。他还对心腹们说，要学“狡兔”一样有“三窟”。“我们必须具备以下三窟窿，才能存在：第一个窟窿是日本人，第二是国民党，第三个是共产党”，现在“日本人最有力量，所以必须费力经营好日本人这个窟窿”。他还有一次说，苏先生（苏体仁，当时任伪山西省长）早回太原了，如果我回太原去，日本人一定会郊迎60里。
　　秋林会议期间，围绕着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阎锡山绞尽了脑汁，他先是借口重庆国民党中央军令部来电规定文官不能兼任军职，说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因为兼任各区专员，所以不能担任决死1、决死2、决死3纵队的政治委员，决死四纵队政治委员雷任民，虽未兼专员，但要调到第二战区任高级参议，因此也不必担任政治委员。接着又抛出“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待遇”的所谓“统一方案”，提出要取消决死队的番号，恢复组建时旅团的番号，把1纵队改称独1旅、216旅，2纵队改称独2旅、196旅，3纵队改称独3旅、197旅，4纵队改为独4旅、203旅，工卫旅改为207旅。取消政委制，把新军统一于旧军。他还采取拖延会议的办法，阻止决死队领导人返回部队。甚至打电报把在陕西三原和国民党中央任要职的越戴文、越丕廉叫回来，让他们利用过去的师生关系和同乡关系劝薄一波接受他的要求，到山西省政府建设厅任厅长。结果均遭到失败。
　　阎锡山想在秋林会议上“和平”地取消决死队、牺盟会的阴谋破产后，便开始考虑采取武力达到目的。在一次会议上，他说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他说，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你不要相信现在用的这个新车，现在这个新车可以跑得飞快，但能把你翻倒在地上。这里的破车、新车，不言而喻就是指旧军和新军。阎锡山相信他的旧军，但也恨他们不成大器，大骂他们“棒子也打不醒，非到镣头的时候才能醒悟过来，但到那时已经迟了，现在刀子已经砍进你们的脖子三分，还不觉悟。我现在一定要把你们叫醒，你们赶快起来，只要咱们有了力量，蒋介石、共产党都会怕咱们，日本人更不会小看咱们”。为了做好反共和对日妥协投降的准备，他决定在山西成立四个“省行署”。任用他的亲信、旧军高级军官杨澄原、赵承绶、孙楚、陈长捷分别任一、二、三、四行署主任，监视和限制进步专员，控制山西，扼制八路军和新军以及一切进步力量的抗日活动。
　　1939年11月，阎锡山进一步与日寇勾结起来。密令旧军第13集团总司令兼第19军军长王靖国、第6集团军总司令兼第61军军长陈长捷各派代表1人，在临汾后村同日寇进行了谈判。以晋绥军实行反共当作交换条件，日寇答应将其侵占阎锡山集团在山西的工矿企业的资产归还49％，将阎锡山各将领之住宅全部归还。日寇并答应接济晋绥军枪械弹药，帮助晋绥军“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和新军。
　　阎锡山自认为一切已准备就绪，于是公然撕下了两年来的抗日假面具，向新军、八路军发动了武装进攻。
　　1939年11月下旬，他密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第61军、第19军等部，分南、北两路向驻晋西南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2纵队和八路军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12月3日，阎军在永和附近袭击了决死2纵队196旅旅部，同时破坏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了洪洞县、蒲县的县长及位于隰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制造了“十二月事变”，又称“晋西事变”。
　　北风呼啸，雪花飘飘。
　　贺龙、关向应率领120师主力迎着风雪转战于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平山地区。
　　在平山到回口村的一间民房里，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等人围坐在土炕上，研究着如何配合晋察冀军区粉碎日军的冬季扫荡。
　　这时，机要参谋送来中共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
　　……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目的在于向我们示威，取得我方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军及八路军的力量，以便在对日投降时处于有利地位。而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关向应站起身来，向贺龙等人说道：“晋西事变后，估计阎锡山不会就此罢手，晋西北形势会进一步恶化，我军在晋西北尚无主力部队，是否请示中央，先调王震359旅回师晋西北。”贺龙说道：“中央已有过指示，我师离开冀中，主要是作为中央军委的机动部队，准备随时应付突然事变，应通知部队做好行动准备。”
　　于是，贺龙、关向应等人决定，一方面给中央发电请示任务，一方面做好机动作战准备。
　　这时，驻晋西北的新358旅旅长彭绍辉带领护送弹药的714团两个营于12月6日到达平山回口村。彭绍辉饭没顾得上吃，就急奔贺龙、关向应的住处，报告了晋西、晋西北的局势。贺龙、关向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及彭绍辉报告的情况，清醒地估计到阎锡山可能企图先将晋西南新军摧毁，然后进攻晋西北新军。
　　贺龙对彭绍辉说：“晋西北阎军眼前没有行动，不过是他们的策略，用以麻痹晋西北新军。晋西北阎军不会无所作为。要记住，赵承绶曾收买暂编第一师第44团团长冀聘之叛变。
　　因此，新358旅不能掉以轻心。”
　　关向应指出：中央军委指示，要坚决反击阎军的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新358旅应迅速备战，支援新军。他建议彭绍辉尽速回晋西北，准备反顽斗争。
　　事情的发展果如贺、关所料。12月中旬，赵承绶奉命放弃忻县、宁武、神池、五寨、静乐等地的对日阵地，将兵力集结于兴县、临县地区，阴谋伺机向晋西北新军及八路军发动进攻。赵承绶还采用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手段，策动决死四纵队中的反动军官发动叛乱。
　　12月13日，贺龙、关向应打电报给晋西北区党委副书记、新358旅政治委员罗贵波，对怎样应付这种局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其要点是：军事上，应将新358旅旅部及主力714团集结于普明镇与赤坚岭之间，控制赤坚岭，保持机动地位；警6团集结于岢岚、保德、五寨间的三角地带，策应和支持新军暂1师；独立1团、独立2团靠近决死4纵队，取支持之势。在政治上，应召集新军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作应变的具体部署。要清醒地估计到新军因干部成分复杂而产生分化的可能，对于事变中的坏分子应断然处置。
　　这些意见是有预见性的，但是，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原因是多方面的。阎锡山从1939年3月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以后，即阴谋在山西排斥共产党、八路军，破坏山西各派力量的团结。阎锡山将山西全省分为4个行政区。晋西北为第二行政区，以骑一军军长赵承绶兼任行政区主任，下辖10个师管区，一律由阎军各师、旅长兼任管区司令，总揽军政大权，限制新军、八路军的筹措粮食和补充兵员，企图达到“饿死、困死、赶走八路军”的目的。因此，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不得不分散到各地筹粮筹款，补充新兵，一时很难照贺、关意见迅速集中；新358旅主力714团，长年执行护送陕甘宁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之间来往人员和物资弹药通过敌人封锁线的任务，本身发展不大，此时，还在执行任务途中，因此，要执行贺、关指示存在实际困难。所以，12月18日，当新军暂1师师长续范亭借故退出赵承绶召开的军事会议，连夜向晋西北区党委揭露赵承绶妄图进攻晋西北新军、八路军的阴谋计划之后，晋西北区党委与续范亭商定，调暂1师36团来岚县裴家庄、百化宇、祁家庄一带，与新358旅714团留下的1个营靠拢，准备应付即将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命令警6团、工卫旅、暂1师等部队迅速以营、团单位集结待命。24日，36团到达岚县地区布防。

阎锡山在制造“晋西事变”的同时，又以孙楚所部配合蒋介石5个军向活动在东南地区的决死第1、第3纵队进攻，摧毁中共沁水等7个县政权，屠杀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600余人，绑架千余人，策动决死第3纵队主力（3个团）叛变。
　　晋西地区的决死2纵队和第115独立支队经过苦战，给进攻之顽军以很大打击，于12月28日进抵临县以南的招贤镇地区。赵承绶立即以临县为中心，集中2个军的兵力阻止决死第2纵队等部北上。
　　中央军委电令彭绍辉率120师新358旅接应决死第2纵队和115师独立支队继续北上。29日，彭绍辉率714团两个营星夜兼程赶到岚县史家庄，投入反顽斗争。
　　毛泽东站在地图前，愤怒的目光融入华北、西北的版图。4个黑色箭头交织成一幅罪恶的画面：国民党阎锡山部大举进攻山西新军，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鹿钟麟、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山根据地，石友三部进攻冀南区……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分析了严重的形势后，郑重指出：
　　国民党的军事限共政策的实施及对八路军的进攻行动，均带有大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准备投降的性质。我党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局部的突然事变，在华北西北中原一带，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以巩固革命根据地，击破大资产阶级的阴谋。
　　12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反顽斗争指示，指出：
　　“胜利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是目前的中心问题。”
　　谁来担此重任？毛泽东再次想到贺龙，再次想到了120师。于是，中央军委命令：
　　“贺、关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据此，彭德怀于1940年1月3日命令：120师主力紧急回师晋西北。
　　贺龙、关向应接到命令后，连夜在回口村召开干部会议进行紧急动员。动员会上，贺龙满脸怒容。他对国民党、阎锡山的背信弃义，非常生气。山西抗战局面是八路军、新四军支撑的。1937年到1938年，在日军进攻面前，阎锡山的晋绥军节节败退，部队溃散，减员严重。收复7城以后，战动总会将动员的3000余名新兵补充给赵承绶、郭宗汾、傅作义等部，使其重整旗鼓。如今，却恩将仇报，制造“十二月事变”，怎不令人气愤。于是贺龙大骂阎锡山、蒋介石，他说：“搞摩擦，老子要反摩擦。我要把他摩擦掉！”由于情绪激动，一挥手，竟把一盏照明的马灯碰翻在地。他决定，全师迅速开赴晋西北，并由他率领两个团先期西进。
　　动员会后，部队在紧张地进行准备。贺龙、关向应心如火焚，人们心里十分清楚，晋西北是延安的门户，120师早一天回师，延安就多一分安全。可偏偏在这时出现了让他们非常恼火的情况：
　　由于在集结、补充衣被鞋袜等问题上存在实际困难，部队一时无法启程。贺龙发火了。他把参谋长周士第、供给部副部长范子瑜狠狠批评了一通，责问他们为什么对这样重大的事抓得不紧。当他弄清情况以后，即令范子瑜10天之内完成物资补充。他每隔1天就要把范子瑜找来问一次进展情况。
　　关向应冷静地坐了下来，部队一时不能出发，就可能丧失反顽时机，应尽快想出一个较好的办法。
　　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等人认真研究着新的应急方案。他们根据部队集结、物资补充情况和行程估计，120师主力1月中旬方能赶到晋西北。于是他们考虑：是否先令驻在绥德的王震359旅迅速过河，在120师主力回师晋西北之前指挥和协同新358旅击破顽军，以解燃眉之急。
　　贺龙心里十分着急，他把120师主力无法及时回师的原委及新的建议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没有同意贺龙的建议。
　　在毛泽东眼里，晋西北、陕甘宁是一个战略全局。于是他回电贺龙、关向应：
　　王震一动，蒋介石驻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会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晋西北全部作战指挥由你们直接负责。
　　毫无疑问，毛泽东再次重申，反顽斗争的重担必须放在贺龙、关向应肩上。
　　贺龙、关向应收到毛泽东的回电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命令全面抓紧回师准备，同时给彭绍辉、罗贵波发出指示，要求他们：机动灵活，迅速打击骑1军，夺取方山，迫使其重新部署，以争取时间，集结力量，与之决战。贺龙、关向应提出的具体措施是：新358旅和决死4纵队、暂1师主力应尽力控制赤坚岭、寨上一线，相机占领白文镇；714团、决死4纵队1个团占领方山，掩护决死2纵队、晋西支队北撤；迅速解决仍然坚持反共立场的工卫旅旅长郭挺一的问题。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晋西北。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这位伟人是不会让步的。早在6月份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他就作过《反投降提纲》的报告。而后，在一次对记者的谈话中，他又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
　　眼下，毛泽东十分清楚，晋西北的反顽斗争关系全局，而且目前的形势十分紧急，必须有一个得力的人来担此重任，可是贺、关二人一时不能速返晋西北。紧急中，毛泽东想到了滕代远。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急赴晋西北，指挥协调当地的反顽斗争。
　　晋西北党委在1939年12月29日决定成立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从1940年1月1日起，实施反击。晋西北部队从1940年1月2日到9日，先后占领寨上、开府、阳坡、马坊、方山、白文镇等地，歼灭了骑1军第3团，将赵承绶、郭宗汾部主力驱至临县及其附近地区。9日，滕代远到达晋西北，组成了晋西北行动委员会。由滕代远统一指挥晋西北、晋西南的新军和八路军，进行第二阶段讨逆军事行动。10日，滕代远将晋西北各军组成左右两集团，合击临县。经3天激战，赵承绶、郭宗汾丢弃县城向汾（阳）离（石）
　　公路以南溃逃，晋西北反顽斗争基本结束。
　　反顽斗争取得了胜利。滕代远长长吁了一口气。
　　尽管他感到肩头的重担减轻了许多，但此刻他仍十分盼望着贺龙、关向应率120师主力早日回师。
　　在滕代远面前还摆着许多亟待处理的事情：
　　晋西北顽固派武装尚未全部肃清，由同蒲路以东跑来的阎锡山第十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白志沂、第十一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杨集贤部尚盘踞在晋西北部。
　　新军、牺盟会经过这次事变，亟待整顿和补充。
　　各级政权尚须改造或重建。
　　极度困难的财政经济问题必需解决，以及准备向晋西南阎军实施反攻等等。
　　1940年1月24日，贺龙、关向应终于率120师主力返回晋西北。在岚县史家庄，贺龙、关向应与滕代远、林枫、赵林、彭绍辉、罗贵波等人会面。
　　滕代远高兴地对贺龙说：“终于把你们盼回来了。我立即向中央报告，120师返回晋西北，这里的一切问题都好解决了。”
　　关向应握着滕代远的手说：“我们回来了，你也不能走，我们一起打几个胜仗。”
　　大家愉快地笑了起来。
　　滕代远立即致电毛泽东：“晋西北党政军民统一领导，由贺、关负责，当可大力加强。”
　　贺龙、关向应希望滕代远在晋西北多住一段时间，以便帮助他们搞好工作。滕代远答应了。
　　1940年2月初，贺龙、关向应决定新358旅714团和暂1师36团开赴岢岚、河曲、保德，解决北边的顽固派。为此，贺龙来到新358旅旅部，亲自同各领导干部谈话。他说：“你们到北边去，解决那儿的顽固派，要在那儿建设根据地。要把那里当成你们的家，将来要那里搞个分区，交给你们。”
　　2月底，714团和36团出发北上，先在兴县魏家滩消灭了阎锡山的游击第3师，接着，将白志沂、杨集贤两部700余人全部肃清，又劝说国民党察哈尔游击司令马占山、国民党军第86师高双成两部，退回到他们原来所在的绥远和陕西府谷等地。从此，晋西北结束了抗战以来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
　　阎锡山异常恼火。原以为发动“十二月事变”可以削弱共产党的势力，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局。
　　他想在晋西南消灭决死2纵队，结果遭到失败，决死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冲出了重围，并与决死4纵队取得联系；他想在晋西北合击决死4纵队和八路军120师彭八旅，结果赵承绶等被赶出了晋西北，晋西北完全为八路军120师所控制。
　　阎锡山没有把新军消灭，反而眼睁睁地看着新军脱离了他，加入了八路军的行列。自己只落得晋西南一隅之地了。
　　阎锡山叹了一口气，他感到做了一场恶梦。
　　1940年1月27日，为维护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使阎锡山公开投降日本，中共中央以18集团军留守兵团主任肖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出面调停山西新旧两军的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日的局面。新军领导人薄一波等也联名致电阎锡山，痛斥陈长捷、王靖国、孙楚等顽固派对新军的进攻，对牺盟会等抗日进步力量的摧残，表示牺盟会和决死队“一本至诚，为山西团结抗战事而努力，并忍痛不咎既往，再申和议，俾保团结，加强进步，继续抗战，使决死队和晋绥军同在钧座统帅之下，为实现民族革命十大纲领而奋斗”。
　　2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肖劲光和王若飞持毛泽东亲笔信去秋林，向阎锡山面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建议。
　　为了说明120师回师晋西北是调停新旧两派冲突，团结抗日，回师有名，合情合理，并借以通知阎锡山，120师主力已回晋西北，一切反共倒退行为均无出路，以促使阎锡山继续抗日，贺龙也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经过毛泽东修改，柔中有刚，颇具策略色彩：
　　“司令长官钧鉴：职在路东闻晋西发生严重摩擦事件，深恐不利抗战，因此赶回路西，行至岢岚，闻赵司令已奉钧座命令移防石楼一带，新旧冲突亦已停止，无任欣慰。八路军与晋绥军同在钧座领导之下，抗战三年，感德至深，尚祈时赐指示，俾团结益坚，进步益速，尤深感幸。”
　　阎锡山深知他的军队已遭惨败，山西的大局已定，自己无力再争，只得接受中共和八路军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下令晋绥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击，共同抗日；保持与新军电台的经常联系，至于新军的归属问题，任其自然演变。他说自己是国共两党之间中间力量，他的存在于团结有利。并表示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等等。
　　经过谈判，阎锡山只得接受既成事实，同意以汾阳、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作为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地域，晋西北、晋东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区域。至此，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基本解决。阎锡山同共产党仍保持统一战线关系。在以后蒋介石发动的几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一直保持中立的态度，未敢轻举妄动。120师返回晋西北后，贺龙、关向应等认真分析了反顽斗争以后晋绥地区军事斗争形势。认为要胜利地保卫根据地，在军事上有两个问题必须迅速解决：一是要把120师与新军置于统一领导之下，以便必要时集中力量形成拳头；二是部队需要进行整训，提高战斗力，真正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为此，1940年1月26日，在史家庄晋西北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期间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贺龙就与新军领导人讨论了组织和指挥问题，并作出成立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的决定，由续范亭任总指挥，罗贵波任政委，雷任民、张文昂任副总指挥，统一管辖决死2、4纵队、工卫旅、暂1师。新军总指挥部接受贺、关领导和指挥。2月26日，贺龙、关向应在临县窑头村召开的120师和新军旅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上，又对晋西北的军事工作作了统一部署。晋西北的八路军和新军的统一领导于是形成。
　　3月10日，贺龙又在窑头村主持召开了有120师与新军旅以上参谋长参加的参谋会议，讨论和部署晋西部队的整训。贺龙对120师与新军的整训，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要求：120师通过整训，要“人枪充实”，“提高战斗力，尤其是机动性和顽强性”；新军通过整训要“提高质量，完全正规化”，“建成为晋西北的子弟兵”。贺龙在会上充满激情地说：“120师与新军是兄弟，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帮助新军，而且，我们也必须取得新军的帮助”，“今天是新军与八路军共同来建设晋西北”，“我们应用一切力量使这个地方成为晋察冀一样的模范抗日根据地”。
　　这时，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方强率领的总政治部考察团由冀中来到晋西北。贺龙、关向应请方强帮助新军整训。方强同意了。贺龙、关向应和方强共同制定了为期4个月的新军整训计划，并派出5个工作队分赴新军各部帮助工作。
　　贺龙则侧重领导120师的整训。
　　他主要抓了五件事：第一件，分批集训了3000余名干部，并继续举办有100余名干部参加的高级研究班。第二件，将扩大来的兵员补充给晋西北各部队，其中以3000人补充新军。考虑到新军建设的需要，其中1000人是贺龙特地从各游击支队中抽出来的。第三件，进行了部队整编和干部调整。将新358旅改称独2旅，下辖714团（独2团并入其中）、独1团（改称5团）、警6团（改称6团）。命令120师留在冀中的5个支队陆续返回晋西北，进行整编和补充。第四件，进行了长期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教育。由于120师长期转战各地，不少人没有长期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准备，认为建设根据地是地方上的事，加上，晋西北地区粮食不足，生活困难，半年来，部队的津贴未发，许多人少鞋缺衣，伤病员缺乏药品治疗，因而，部队中出现了埋怨情绪。针对这一情况，贺龙提出：必须开展一个长期建设晋西北的思想教育运动。1940年5月1日，贺龙在120师动员会上说：“十年内战时期，毛主席创建了井冈山，我们建立了洪湖苏区，我们党建立了不少红色根据地，后来由于机会主义破坏，使我们失去了立足之地，被迫走了二万五千里。那时，根据地在哪里？在脚底板上！这一条可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今天要打败日本鬼子，夺取革命胜利，我们就要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只要我们把晋西北建设好了，我们就像鱼儿在水中游，虎在山中行，任我自由了。敌人就会变成瞎子、聋子，到处碰壁，寸步难行。我们一定要树立长期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在贺龙号召下，晋西北各部队普遍开展了树立长期建设根据地的思想教育运动。这对于动员广大官兵扎根晋西北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五件，为新军调配了部分领导干部。
　　这次整训是在春季“扫荡”以后的战斗间隙进行的。一共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经过整训，120师实力有了很大增强，一些主力团队达到了3000人。全师到这年4月达到了52021人。新军在这次整训中，轮训了干部，提拔了一批在反顽斗争中政治坚定的干部，发展了党员，加强了党的组织，纯洁了内部；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参谋、供给、卫生工作制度。经过整编与补充，晋西北新军达到了12093人，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这次整训一结束，120师与新军便投入了夏季反“扫荡”
　　的艰苦斗争。

1940年3月9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了兵团参谋长会议。方面军副参谋长平田正判少将在会上说：“在这一地区（指晋西北），近来共军渗透颇为显著，任其发展下去，不久即可能变成完全赤色地带。若不趁其根基尚未巩固之时，彻底予以剿灭，则其祸害恐将波及河北、蒙疆。”会议决定，由在山西中部的日军第一军与驻蒙军相配合，5月准备，6月“消灭盘踞兴县、临县、岢岚地区的共军”。参加这次扫荡的部队有第1军的独立混成第3、第9、第16旅团和驻蒙军第26师团谏山、石丸两个支队，总兵力达两万余人，来势汹汹，企图一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当地抗日武装。5月下旬，日军开始战役准备。北面，第26师团到了偏关；东面，独立混成第3独立旅团增兵五寨、神池、宁武，独立混成第9旅团集中于静乐、河口、古交；南面，独立混成第16旅团的部队集结在离石、大武、柳林等地。
　　120师在敌发动“扫荡”之前，以一部兵力在敌占区进行游击战。主力则部署在机动位置进行整训。5月中、下旬，原留在冀中之第2、3、5支队返回晋西北归建。当发现敌将发动大规模“扫荡”迹象之后，贺龙、关向应等判断敌进攻的主要方向可能是岢岚、临县、方山。静乐、岚县之敌从中间对同北方向策应。战役初期，我一些地方可能被敌占领。但敌人越深入我根据地，离后方越远，补给线也越长，侧翼暴露，间隙较大，辎重笨重，运动困难等弱点暴露将更加充分，为打击敌人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此，120师领导决心先以游击战杀伤、消耗、疲惫敌人。尔后在战争过程中抓住有利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之一部。战斗部署是：358旅指挥2支队活动于岚静以南地区；独1旅、新军2、4纵队活动于临、方、离敌之后方交通线上，当敌向兴县进攻时，则1旅、358旅活动于临、岚、兴之间；4纵队仍活动于临、方、离敌后方，打击敌交通线；3支队活动于岚、岢、兴之间，独2旅（原彭绍辉358旅改编）、暂1师活动于岢岚、五寨之间，师特务团、工卫旅活动于交、文地区。
　　6月14日，静乐之敌上村大队上百余人占领了米峪镇，尔后配合文水、交城之敌，向对久、东坡底地区“扫荡”，企图“清剿”该地区120师特务团、工卫旅和党政机关。120师判断米峪镇之敌是孤军深入，在完成“扫荡”后，一定要经娄烦镇返回静乐。决心利用娄烦地区的有利地形，敌增援困难等有利条件，在敌返回静乐途中将其歼灭。
　　6月13日，静乐之敌上村大队700余人占领娄烦镇，14日至米峪镇，15日拂晓兵分两路，一路500余人经圪埒村，进占对久；另一路200余人经杜里到对久汇合，16日全部撤回米峪镇。
　　120师358旅从临县白文镇向东北开进，16日拂晓进于王光塔地区集结，除令716团一个营在大夫庄设伏，阻击向静乐撤退之敌，主力于下午分两路向米峪镇、罗家岔开进。战斗部署是：第2支队和716团一个营于24时出发，袭击罗家岔之敌，如该地无敌即向米峪镇前进；4团于17日1时出发，担任前卫，以预期遭遇姿态，经大夫庄、马家庄向米峪镇前进；716团两个营为预备队在4团后跟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17日4时，第4团一营在曹家掌附近与由米峪镇向静乐撤退之敌遭遇，迅速抢战了该村东南高地，击退敌人多次冲击；2、3营立即进至村中，并占领村西北高地，与敌展开战斗。8时，120师重新调整部署：716团3营接替4团3营阵地，向村以西高地之敌进攻，4团3营集结兴旺庄为预备队。716团2营和4团2营向米峪镇以北高地之敌进攻，拟夺取各制高点，将其压迫于大川内，决心在黄昏后发起总攻予以歼灭。9时，120师各部在火力掩护下向敌发起进攻。激战3小时，716团3营曾夺取敌山上两个阵地。716团2营和4团2营向米峪镇以北高地之敌进攻，未能奏效。这时，敌人在米峪镇以北之敌火力支援下向我反冲击，夺取了丢失的阵地，双方形成对峙。
　　12时许，120师2支队和716团一营从罗家岔赶到加入战斗，力量大增。敌在多次冲击下，伤亡惨重。表现动摇，有待黄昏后突围逃跑之势。贺龙即下总命令，并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716团主力继续攻击村附近高地和米峪镇北山之敌，一部兵力占领罗家塔南山，防敌南逃；4团一个营由曹家掌东南向西攻，主力位于兴旺庄与米峪镇之间，堵击向北突围之敌；2支队一个营控制曹家掌东北高地防敌突围，主力协同716团向村附近高地进攻。
　　17时，120师部署调整完毕后，即向敌发起进攻：716团2营占领米峪镇以北高地，敌退到山上向东突围，遭4团1营堵击，转向兴旺庄逃窜，又遭4团主力堵击，将敌击溃于大川内。同时2支队也进入村中。天黑后，敌我在大川内经过1小时激烈的混战，除少数敌人从潘家庄逃出川外，大部被歼灭。在山上和村中尚有残敌50余人顽抗，由于我2支队和716团在攻击残敌时联系不够，在村内发生误会，双方退出村子，于是敌人乘机连夜加修工事，村内之敌占领房屋顽抗，18日拂晓，我716团再攻，仍未奏效。
　　由于我军在川内与敌混战时，将部队建制搞乱了。于是决定，除以少部兵力包围监视敌人之外，主力集结整顿并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2支队一个连占领潘家庄以东高地，向白道村方向警戒，支队主力进至大夫庄向娄烦警戒阻敌增援；716团一部监视山上之敌，并查清进攻前道路；4团包围村内之敌，查明进攻道路；4团和716团各以一部兵力在大川山沟内打扫战场；旅主力集结休整，准备夜间再战。
　　18日17时，4团、716团同时向村子和山上之敌发起猛攻，虽给敌以很大杀伤，但因敌依托有利地形、坚固工事和房屋窑洞等负隅顽抗，进攻又未奏效。我军判断：敌经两昼夜战斗，没有吃喝，弹药也消耗将尽，敌援也无可能，为避免我军不必要的伤亡，决定重新调整部署：4团一部接替716团对山上之敌继续进攻，旅直率716团、2支队向罗家岔转移，向赤坚岭附近集结，准备新的战斗。
　　19日拂晓，4团接替716团防务，因我组织观察不严，山上之敌乘机突围逃跑，4团即组织通讯连、侦察排和旅侦察连追击，将敌大部消灭于潘家庄和兴旺庄之间的坟地内，少数逃跑之敌，被我2支队歼灭。村内之敌在飞机支援下，曾向我发起数次冲击，企图突围，均被击退，至黄昏被我4团全部消灭，战斗结束。
　　这次米峪镇战斗，激战三昼夜，歼敌700余人，是120师返回晋西北后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这次胜利，对鼓舞晋西北军民团结战斗，粉碎敌人的“夏季扫荡”，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重大意义。
　　6月中旬，日军在米峪镇惨败后，即集中兵力对我晋西北进行疯狂报复，先后占领我方山、临县、岚县、岢岚、河曲、保载等县城，并进至黄河沿岸的碛口、黑峪口地区，炮击我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6月28日开始，敌人从窑头、岚县、保德、岢岚等地纠集了共3500余人，由第九混成旅团长亲自指挥，分四路向兴县大举进犯，7月2～4日，敌人先后进抵兴县。妄图袭击我晋西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指挥机关。如果扑空，就将兴县县城破坏。但正在这时，进占临县、方山、三交、碛口、白文之敌却撤回了离石，寨上、赤坚岭之敌也撤回普明。进犯兴县之敌陷于孤立，于是开始烧房子，有立即撤退的迹象。贺龙判断，敌人“扫荡”已进末期，决心集中独一旅、358旅和第3、5支队等共六七个团的兵力，在二十里铺以东伏击敌一部或大部。他命令独一旅并指挥五纵队于7月3日由窑头进至冯家沟以北地区；358旅由康宁镇西北于7月2日进至冯家沟附近，两个旅担负由二十里铺至明通沟一线设伏。3支队以一个团于阳会崖设伏，主力集结于界河口和大蛇头一线，阻岚县之敌增援；独2旅尾击保德向岢岚撤退之敌，以一部兵力位兴县东北，阻击敌由兴县同岢岚撤退。贺龙决定由张宗逊担任前线指挥，率师前指于4日进到洋湾里指挥战斗。
　　7月3日下午，我独一旅进至预定地区，715团在交口至阳会崖设伏，2团右接715团至白崖沟设伏，两团拟同时向兴县东撤敌行军纵队攻击，协同358旅和3支队将敌压在沟内，予以歼灭。5支队一个营进至大蛇头以西警戒，阻岚县之敌西援，一个营进至界河口以南向苛岗方向警戒。
　　4日8时，兴县之敌分三个梯队东撤。第一梯队300余人，第二梯队1000余人，第三梯队500余人，11时先后进入二十里铺以东我伏击地区。我先期到达明通沟南山之独1旅2团1营，奥家坪之755团2营，即以猛烈的火力向沟内休息之敌射击，敌人顿时大乱。我715团2营即乘机发起冲锋企图大量消灭敌人。但十余分钟后，敌即开始展开战斗队形向我局部反冲击。我2营与敌反复冲杀，因伤亡大撤回原阵地。这时，敌人猛烈炮击我军阵地，并依托明通沟、阳会崖村庄向我发起冲击，敌我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13时，我2团、715团主力赶到参加战斗。715团1营在2营的右翼展开，3营为第二梯队，予敌大量杀伤。至黄昏双方形成对峙；2团3营在1营右翼展开，打退了敌人的进攻，2营为二梯队。
　　17时，358旅716团进到二十里铺至石槽沟一线山梁，立即进行突击，并与755团取得了联络。黄昏时，敌撤回阳会崖、明通沟组织防御。我军重新调整部署，包围敌人，发起总攻。黄昏后我军部署调整完毕，各部队除留一部兵力守备阵地外，主力于20时隐蔽下沟，冒雨向敌进攻。即以2团的5个连自南山向白崖沟、明通沟，715团9个连向阳会崖至交口实施主要突击。但由于天黑，山路难走，各单位进攻时间不一致，联络不好，相互协同差，加上敌依托村庄防御，我进攻没有奏效，部队于天明前撤回原阵地。
　　二十里铺战斗打响后，贺龙及时了解战场敌我双方的情况，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变化，适时作出新的决策。5日拂晓，当他了解到兴县还有敌人，而阳会崖、明通沟、白崖沟之敌在原地未撤，这样敌总兵团超过3000人，兴县之敌可能支援。由于我3支队4日未到这预定作战地区，使敌人先头部队突出包围，全歼敌已较困难。加之独1旅、358旅经长途行军，部队疲劳，弹药不足，有的部队伤亡较大，难以坚持较长时间作战。据此，贺龙同志当机立断，决定不与敌人决战，命令我军以少数兵力在原地监视，牵制敌人，主力撤出战斗。
　　天明后，兴县之敌1200余人进至二十里铺与奥家湾之间，被我716团2营阻击，敌即集中火力掩护部队东突。9时许，敌机（3架）支援步兵向我715团阵地进攻，因该团正组织后撤，受敌机袭击部队伤亡较大，陷入混乱，大李沟阵地失守。我军即以4团一个营占领洞沟附近之大山，阻击敌人，掩护独1旅后撤，715团以交替掩护的办法，于12时全部撤出战斗。下午，由兴县东突之敌向白家沟、吕李沟东进，是晚与界河口、恶虎滩之敌汇集。6日经大蛇头，退回岚县，沿途遭我3、5支队袭击，我主力部队也向西南转移，战斗结束。
　　在这次战斗中，120师及时地判明了敌人撤退的动向，选定了二十里铺有利的伏击战场，歼灭了大量敌人。但是由于我对敌人兵力部署掌握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我之决心和部署。原来判断兴县之敌为2000人左右，我军集中六七个团的兵力，可以对敌人形成优势。然而，敌人实际有3000余人；原认为兴县之敌已全部撤走，未料到尚有1200余人。这样，我军在中间伏击，敌可从东西两头增援，使我陷于不利境地。加之，我军原预定参加战斗的六七个团兵力实际只赶到了四个团，而且是先后投入战斗，这样，在兵力上既不占优势，也没有形成拳头，因此不可能将敌包围歼灭。就是参加战斗的部队，也是从远处调来的，经过长途行军，十分疲劳，有的部队没有补充足够的弹药，有的部队未按预定时间到达。各部队先后投入战斗，战场间隙大，通信联络不好，相互协同差，结果形成被动的阻击战。因此，这次战斗，虽然给敌人一定的打击，但没有达到原来要将敌人全部或大部歼灭的预定目标。
　　二十里铺战斗共歼敌700余人，给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以重大打击，反“扫荡”就此结束。历时月余的夏季反“扫荡”，120师和新军各部队进行大小战斗250余次，共歼灭日伪军约4500余人。
　　半个月以后，7月20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中心的《战役预备命令》，部署著名的“百团大战”。在战役第一阶段，八路军总部要求贺、关将主要兵力置于阳曲南北，破击平遥以北的同蒲铁路。贺龙、关向应考虑，晋西北夏季“反扫荡”刚刚结束，部队尚未休整、补充，就此长途南进，困难不少，因此，他们向朱德、彭德怀建议：120师主力在同蒲铁路北段配合正太路战役，破袭阳曲、忻县和朔县、宁武段同蒲铁路；阳曲以南平遥以北铁路，由正在文水、交城活动的工卫旅及120师特务团负责破击。彭德怀认为，此建议切实可行，表示同意。
　　在“百团大战”的第一个阶段，贺龙精心指挥，要求严格。有的参战部队行动缓慢，他十分恼火。在358旅攻克静乐县的康家会以后，立刻专电晋西经各部表扬358旅，同时严肃指出：“全师应克服一切困难，毅然以英勇的动作与胜利参加百团大战。如有彷徨观望，畏缩不前，借口种种困难，不坚决执行任务，须给以严重处罚。”因而，在第一阶段中，120师战果显著，他们攻占康家会，袭击阳方口，攻入五寨城，破击了忻静、汾离、太汾3条公路和同蒲铁路北段，歼灭日伪军2700余名，俘虏日军25人。
　　“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朱、彭命令120师破击忻（县）宁（武）段同蒲铁路，配合正太路破击战，并规定各部队在9月21日统一行动。接到电报，贺龙考虑：现在应当抓住日军被我打得晕头转向之机，继续攻击，最好不要待到21日。他立即向彭德怀请示：120师准备提前于15日行动。接到贺龙的电报，彭德怀非常高兴。他于9月7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15日破击忻宁段同蒲铁路计划，并说：“连日，增援正太路之敌在该路以南与刘、邓集团作战，该路以北聂集团连日收复会里村、上下地、兴道等据点，正围攻盂县中，你们乘此机会破击极好（如能提早几天更好了）。”
　　这一阶段，120师和晋西北新军三打头马营，袭占石湖河车站，激战黄松沟，战斗50余次，歼灭日伪军1700余名，俘虏日军6人，破坏铁路60余公里，汽车路100公里，控制了阳方口忻县间的铁路线。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日本华北方面军承认：“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间和巨款方能恢复。”“百团大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经过大半年的对敌斗争，晋西北的人民抗日武装有了很大发展，各地都新建了为数不等的游击队、自卫队，而且人员稳定，组织健全。1940年10月15日在兴县成立了晋西北抗日武装自卫队总部。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晋西北军区，并且同意贺龙、关向应建议：在晋西北成立4个军分区，由120师和新军旅级机关兼军分区机关，由旅或纵队首长兼任军分区首长。1940年11月7日，晋西北军区在兴县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续范亭为副司令员，周士第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晋西北军区的成立，标志着贺龙、关向应领导的晋西北军事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42年8月，中共中央晋绥局成立，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
　　在建设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贺龙、关向应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时时关注各部队的进步，特别是部队之间的团结。他们很注意密切与新军领导人的联系，尽力从各方面帮助和推动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继续提高。经过不断接触，他们与新军总指挥续范亭、决死二纵队司令员韩钧等建立浓厚的革命友谊。贺龙的思想、风格给了他们深刻影响。续范亭赋诗称赞贺龙说：“体国公忠似赵云，坚强活泼更超群。云龙气概难比拟，李牧廉颇两将军。”
　　1940年12月14日，日军开始了冬季大“扫荡”。除了原来在晋西北周围的独立混成第3、9、16旅团和第26师团的部队外，又调来了第37、第41师团各一部，总兵力达2万多人。他们采用“铁壁合围”的办法，对离石、临县、岚县、岢岚、兴县等地疯狂“扫荡”，重点在兴县。

此时，晋西北的部队，由于“百团大战”中损失的人员还来不及补充，部队缺额较大。针对这一情况，贺龙采取了不同往常的做法。他命令各分区拿出一二个团，以营为单位分散打游击，主力避开敌人合围，跳到圈外，在运动中灵机作战，并组织精干游击队深入敌后袭扰敌人。他要求在这次反“扫荡”中，人人参加游击战，“使进入边区之敌不论是昼夜，不论行止都受到我军扰乱袭击。”他建议政治部的训练队和区党委的党校组织工作组，深入各分区帮助群众坚壁清野，组织地方武装作战。
　　日军这次“扫荡”确乎不同寻常。他们每占领一个城镇，即以此为依托，派出小股兵力四出“清剿”，一旦发现八路军主力或领导机关，马上出动大股兵力合击；合击扑空，再分散成若干小股，齐头并进，反复搜索。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2月29日，日军放火烧了兴县后，往东撤走，3天后突然返回，再占兴县。晋绥军区和区党委机关转回到兴县西南，便在小善畔遭到了返回兴县的一股日军的攻击。因预先有准备，虽然只有直属两个警卫连、一个侦察连和一个通讯连应战，情况比较紧急，但从晨至暮节节抗击，使敌人毫无所获。贺龙最不愿意打这种占不着便宜的仗。战斗中他对周士第说：“这个仗没意思，赶快走算了。”他随即命令警卫排长肖庆云：“你去通知警卫连，一定要坚持40分钟到50分钟，还有把甘主任叫回来。”甘泗淇从部队一回来，贺龙就说：“快走！”他领着机关人员向日军来路的侧面，沿着一条小路安全转到兴县东南地区。肖庆云感到奇怪，为什么往前去反而能甩掉敌人？他去问贺龙：“老总，为什么不往后撤，反而往前插呢？”贺龙笑着说：“敌人不熟悉这里的地形嘛，你找个空子不就钻到他后边去了。”
　　这次反“扫荡”，120师及新军各部队，40余天作战217次，歼敌2500多人，破坏公路125公里，桥梁23座，迫使日军于1941年1月24日撤出了根据地。
　　1942年春，正当晋西北部队精简整编，解决“鱼大水小”、“头重脚轻”问题的时候，日军发动了对晋西北的春季“扫荡”。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十六两个旅团集中1万余人，“扫荡”兴县和保德地区。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森少将，率3个支队袭击保德二分区指挥机构及新军暂一师；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长若松少将率3个支队扑兴县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企图一举消灭晋西北八路军指挥中枢。他们采取远程奔袭的办法，增加了“扫荡”的突然性，到达奔袭目标地区以后，即组成多路纵队作宽正面的梳篦式的反复“扫荡”，发现八路军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马上集中兵力攻击。1月4日，若松少将指挥日伪军秘密出动，直奔兴县。
　　贺龙及时得到了情报，他当机立断，率军区机关迅速转移到兴县西北的水江头。6日，若松占领兴县，扑空之后，马上跟踪而来，贺龙又转移到瓦塘以北地区。若松在水江头再次扑空，失去目标，感到奇怪，于是下令摆开阵势，采用像梳子篦头一样的办法，以多路纵队，严密搜索。
　　怎样粉碎这次“扫荡”呢？贺龙说：鬼子正在找我们的主力，我们要避开他，让358旅去界河口和二十里铺一带活动，到鬼子屁股后面去放火，逼他退出去。对进入根据地的鬼子用小队袭击他，让他不得安宁。各分区的部队都避开正面，去要敌人的交通线和据点，把声势搞大点，那样，日军不得不走。这一着很有效。358旅接连不断地打击若松的运输部队，逼得他掉转屁股打358旅。外线部队打得更加热闹：独一旅3次截断离岚公路；决死2纵队在文水、交城地区，决死4纵队在离石、大武地区袭击据点，破坏交通，打敌运输；独2旅、暂一师跳出森少将的合围，袭占了义井。晋西北各部队在敌占区和交通线上四处出击，一共歼敌1750人。敌人顾头顾不了尾，十分被动，3月初放弃“扫荡”，撤回原据点。
　　这时，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贺龙、林枫速去延安。
　　鉴于关向应已回延安治病，贺龙把反“扫荡”的收尾工作交给周士第，即同林枫急赴延安。
　　周士第开始主持军区工作，并任中共晋绥分局委员。5月，周士第集中4个团的兵力，将窜入兴县之敌村川大队1400余人包围于田家会，激战7昼夜，歼敌大部，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气焰。
　　1942年10月，林枫从延安回来，一见周士第就高兴地说：“这下可有办法了。我们向主席汇报了我们晋绥地区的情况后，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听过林枫同志的传达，周士第等人都异常兴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召开干部会议，认真进行传达和讨论。
　　干部会正在筹备中，毛泽东又于10月13日发来了电报。要求检查根据地迅速缩小的原因，制定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同时指出：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人采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小，前途甚坏。
　　11月4日，在兴县蔡家崖军区驻地，召开了分局、行署、军区、抗联，以及各地委、专署、公区负责同志参加的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结合晋绥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不是把敌人“打”出去，或是“赶”出去，而偏偏提出“把敌人挤出去”！这个“挤”字大有文章。有的人为了深刻地领会这个“挤”字，互相肩膀靠肩膀，你挤我、我挤你。经过仔细的琢磨、推敲，有的人说：“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犬牙交错的战争，所以我们挤敌人，就要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去挤。”有的说：“主席指示我们‘把敌人挤出去’，既是方针，也带来了方法。”有的说：“要把敌人挤出去，不仅要靠军队，尤其要充分发动群众。岚县的破路战就是很好的证明。”8月19日全县群众来了个总动员，一夜功夫就破路、割电线80多里，拆除13个村子的围墙，毁敌碉堡3个、桥梁4座，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架设静乐通岚县的电话线的计划。大家一致认为：“我们越研究，越了解毛主席的正确，只要我们坚持贯彻，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就能迅速转变。”
　　大家越谈越兴奋，越谈心里越亮堂。有的谈得忘了吃饭，通信员再三催促也不肯散；有时一直谈到深夜，仍不肯入寝。
　　会议把毛泽东的指示和晋绥地区的情况联系起来，反复研究讨论拟出许多挤敌人的具体办法之后，分局发出了对敌斗争指示，指示中指出：“把敌人挤出去”，是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地发动群众，是把敌人挤出去的最根本的保证。必须把党政军民一切力量动员起来，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去挤敌人。武装工作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对敌的战术单位，是挤敌人的先锋，必须大量发展与建立；除原有的武工队以外，主力部队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游击队抽出二分之一的兵力组织武工队。队长、政委须选派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丰富、政策水平较高的营以上干部担任。指示中并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和规定。在军事上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进攻“扫荡”，采用各种方法，把敌人挤到交通干线上，挤到据点里，并挤掉某些据点。挤掉敌人的据点的方法：第一，包围孤立，造成敌人的困难，迫其撤走；第二，相机乘虚占之；第三，必要时策动伪军反正，里应外合占领之；第四，形势需要、条件可能时，集中兵力袭击之。在政治上，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和伪政权，肃清“维持会”和汉奸特务。在经济上，坚决打击敌人对我根据地资财的掠夺，破坏敌人对敌占区人民施加的沉重捐税；严禁伪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巩固与提高农币（晋绥根据地发行的纸币）的流通能力；贯彻“自力更生”政策，加强根据地的生产和建设。在思想上肃清亡国思想，树立民族思想、抗战思想、斗争思想、胜利思想。指示中特别强调，要坚决贯彻党的各项政策。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大家都满怀信心回到了工作岗位。各地区、各部队，认真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地委书记兼任了军分区政治委员或司令员；各游击区和接近游击区的县委，也与在该地区活动的主力团（支队），实行了一元化领导。环境比较困难的区，有的以区委名义，也有的以区公所或者武装工作队的名义，统一领导该区的武装、政权、群众工作。这就使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步调一致，行动一致，形成一股打击敌人的巨大力量。各地委、分区、军区直属部队，经过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周密布置之后，便不动声色地开始挤敌人。几十个精干的武工队，有的开到游击区，有的插入敌后。每一个敌人的据点，都有武工队来对付。他们在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有时分散，有时集中，今天打埋伏、摸哨兵、袭击敌据点，明天撒传单、割电线、捉汉奸。把日军整得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日夜不安，坐卧不宁。
　　12月，刘少奇从山东返延安路经晋绥。他在晋绥了解到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和晋绥地区的情况后，特地召开了干部会，做了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他强调指出：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群众工作搞不好，“挤敌人”也“挤”不好。同样，群众工作搞不好，政权工作、巩固党的工作、部队工作也搞不好。刘少奇详细指示了晋绥地区今后发动群众的任务之后，又介绍了华中地区发动群众的工作经验。此后，靠近敌人据点的村庄，每到晚上都可以听到“走！挤敌人去”的呼唤声；都可以看到民兵和广大群众在敌人的据点附近埋地雷、破路、割电线、开展政治攻势等活动。“挤敌人去”成为晋绥根据地党政军民最熟悉、最活跃的口号，成了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广大群众想了许许多多的巧妙的办法对付敌人，针对敌人的政治欺骗、军事进攻、经济掠夺、文化麻痹开展斗争，取得很多胜利。在八分区、群众为了断绝芝兰敌人水源，先在井里放上死猫死狗。可是敌人把死猫死狗打捞出来之后，还是照样打水吃。一位老大爷献计说：“把头发剪碎放进去，看他再怎么吃。”群众一听这办法好，立刻掀起一个剪头发热潮；男人剃光了头，妇女剪了辫子。把头发剪碎放进井里以后，任凭鬼子咋样打捞也捞不着干净的水。敌人断了水源，如困沙滩，再加上武工队的不断打击，最后只得卷起铺盖，灰溜溜地跑了。六分区的忻县，有个蒲阁寨，是敌人靠近我根据地比较突出的大据点。自从提出“把敌人挤出去”之后，附近群众想了许多办法挤敌人，敌人仍不肯走。1944年，敌人据点附近的几个村子里的群众，便提出了把家搬到根据地，不“维持”敌人。其他村子的群众也响应：“对，搬就搬，叫鬼子喝西北风，看他怎么办。”领导上估计到群众一搬走，敌人就会滚蛋，那时群众仍可回来，便接受了群众的要求。于是在统一安排下，主力部队和武工队、民兵，包围着敌人的炮楼，根据地的群众套上车、赶上牲口，一夜之间，便帮助蒲阁寨周围十几里以内的群众，全搬到根据地，连个盆盆罐罐也没有留下。群众搬走了，蒲阁寨只剩下敌人孤零零的几座炮楼，凄凄惨惨活像几座孤坟。敌人被围在炮楼里，吃不上，喝不上，一露头就尝到八路军的冷枪。最后，敌人实在没有办法，派了400多人，才将那些孤魂野鬼接出了炮楼。可是在他们回忻县的路上，又遭到地雷杀伤，伏兵截击，结果，死伤的比接回去的还多。
　　随着斗争的深入，群众的创造更是丰富多采，层出不穷。胜利一个接一个，捷报频传。到1943年，挤掉了敌人据点50多个，摧毁了800多个伪村政权，改变了1000多个村庄的形势。集中了六七个团，在兴县、岚县、方山、临县等处的民兵配合下，将敌层层包围。10月10日，将其歼灭在甄家庄附近。后来又挤掉了敌人据点93个，收复村庄3108个。特别是8分区，“挤”得更出色。为此，毛泽东曾发来电报，指示和鼓励晋绥所有地区都要像8分区一样，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
　　晋绥军区“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给予日寇沉重打击。日寇对晋绥根据地的“扫荡”也更加残酷。1943年9月，日军出动第59旅团、独立第3混成旅团及大批伪军，分南、北两路对晋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因八路军寓于人民群众之中，日军摸不着，不到半个月，南路日军第59旅团撤回，留下第85大队配合北路之敌独立第三混成旅。9月27日，敌第85大队向兴县西北魏家滩、赵家川一带窜犯。周士第决心抓住敌孤军深入的有利战机，以伏击手段将其歼灭。10月5日，敌进入我军伏击圈。激战一昼夜，敌5次冲锋均遭失败，乃焚尸突围。敌以炮火向西北方我军阵地猛烈轰击，周士第正确判断出敌声东击西的把戏，遂命部队在东南方布置“口袋”。夜9时许，敌向东南突围，进入我军“口袋”。激战到8日黄昏，敌向东逃窜，在甄家庄附近再次被我包围。为减少伤亡，周士第决定将敌调出甄家庄，在运动中予以消灭。甄家庄东去不远是敌控制的岚县离石公路，且距敌据点较近，是敌理想的的突围方向。于是周士第在甄家庄东面埋伏下两个团，其余部队在甄家庄北、西、南三面虚张声势，迫敌东逃。敌被我围困3天3夜之后，于10日夜顺东山沟突围，中了周士第的埋伏，全部被我歼灭。
　　周士第打起仗来，常常是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日夜不离第一线指挥岗位。甄家庄战斗后，周士第病倒了。1944年6月周士第因肺结核回延安治疗休养。养病期间，毛泽东曾来看望，他十分感动，对毛泽东说：我不要紧，还可以为党工作20年，请主席放心。毛泽东事后对贺龙说：士第同志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坚决性，对养病有信心。贺龙把毛泽东的话转告给周士第，使其深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