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龙应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4: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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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原文按:大陆“中央级大报”的《中国青年报》敢于刊登赞美台湾人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文章显然是次突破，台湾《中国时报》也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但题目却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B]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B]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B]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作者：龙应台原始出处：中国青年报
[B]原文按:大陆“中央级大报”的《中国青年报》敢于刊登赞美台湾人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文章显然是次突破，台湾《中国时报》也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但题目却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B]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B]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B]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作者：龙应台原始出处：中国青年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26 17:33:13编辑过]
[B]原文按:大陆“中央级大报”的《中国青年报》敢于刊登赞美台湾人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文章显然是次突破，台湾《中国时报》也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但题目却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B]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B]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B]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作者：龙应台原始出处：中国青年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26 17:33:13编辑过]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30439595999232/20050526/556547_2.shtml[B]原文按:大陆“中央级大报”的《中国青年报》敢于刊登赞美台湾人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文章显然是次突破，台湾《中国时报》也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但题目却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B]
《红灯记》在台北
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地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道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最高教育主管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彩，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1975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形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1950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精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呐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野火》书出，1985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个人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最高教育主管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凸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1947年的“2·28”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B]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像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惟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B]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1949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1991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精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殊。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增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能，也需要承担。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作者：龙应台原始出处：中国青年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26 17:33:13编辑过]
[B]
相关参考文章
龙应台文章登上《中国青年报》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30439595999232/20050526/556551.shtml
● 于泽远（北京报道）
中国大陆媒体发表台湾作家龙应台的长篇文章，向大陆读者介绍台湾主流民意对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认同，强调“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
文章分析了目前台湾不同的政治理念，指出“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深绿”和“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深蓝”在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B]北京有关学者指出，这篇文章抛弃被大陆民众广泛认同的“大国家”观念，强调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对台湾人的重要性，不仅对大陆人民了解台湾主流民意很有帮助，也对大陆确定未来的政治改革方向也有启示意义。[/B]
龙应台这篇题为《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发表在大陆共青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年报》上，台湾《中国时报》也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但题目却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
[B]分析人士指出，《中国青年报》和《中国时报》的标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相去甚远。前者的“可能不知道”是仅供读者参考，而后者的“不能不知道”则是呼吁大众必读了。[/B]
[B]不过，作为大陆“中央级大报”的《中国青年报》敢于刊登赞美台湾人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文章显然是次突破，加上近来大陆网站转发台湾媒体的消息明显增多，表明在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登陆”后，大陆官方进一步放松了媒体对台湾报道的管束。[/B]
龙应台在介绍台湾人的心路历程时说：“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等等，这些都属于“大叙述”，而“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
[B]文章指出，不管是“深绿”还是“深蓝”，“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B]
文章得出结论说：“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文章还赞扬连战在大陆谈自由主义，宋楚瑜在大陆谈均富。“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B]不过，也有北京学者认为，龙应台的文章在强调台湾的“小叙述”是如何正确的同时，却否定或忽略了“大叙述”存在的合理性。[/B]
[B]这名学者说，即使在美国，像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这样的“大叙述”也还是为多数公民所认同。换句话说，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当然值得大陆尊重，但不能成为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借口[/B]。原载于：联合早报
相关参考文章
龙应台文章登上《中国青年报》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30439595999232/20050526/556551.shtml
● 于泽远（北京报道）
中国大陆媒体发表台湾作家龙应台的长篇文章，向大陆读者介绍台湾主流民意对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认同，强调“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
文章分析了目前台湾不同的政治理念，指出“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深绿”和“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深蓝”在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线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B]北京有关学者指出，这篇文章抛弃被大陆民众广泛认同的“大国家”观念，强调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对台湾人的重要性，不仅对大陆人民了解台湾主流民意很有帮助，也对大陆确定未来的政治改革方向也有启示意义。[/B]
龙应台这篇题为《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发表在大陆共青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年报》上，台湾《中国时报》也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但题目却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
[B]分析人士指出，《中国青年报》和《中国时报》的标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相去甚远。前者的“可能不知道”是仅供读者参考，而后者的“不能不知道”则是呼吁大众必读了。[/B]
[B]不过，作为大陆“中央级大报”的《中国青年报》敢于刊登赞美台湾人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文章显然是次突破，加上近来大陆网站转发台湾媒体的消息明显增多，表明在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登陆”后，大陆官方进一步放松了媒体对台湾报道的管束。[/B]
龙应台在介绍台湾人的心路历程时说：“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等等，这些都属于“大叙述”，而“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
[B]文章指出，不管是“深绿”还是“深蓝”，“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B]
文章得出结论说：“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文章还赞扬连战在大陆谈自由主义，宋楚瑜在大陆谈均富。“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B]不过，也有北京学者认为，龙应台的文章在强调台湾的“小叙述”是如何正确的同时，却否定或忽略了“大叙述”存在的合理性。[/B]
[B]这名学者说，即使在美国，像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这样的“大叙述”也还是为多数公民所认同。换句话说，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当然值得大陆尊重，但不能成为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借口[/B]。原载于：联合早报
个人并不完全赞同龙应台女士的观点
但这篇文章对于大家了解台湾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故希望大家就文章本身观点做有益讨论
捣乱与乱喊口号者勿进
谢谢
但这篇文章对于大家了解台湾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故希望大家就文章本身观点做有益讨论
捣乱与乱喊口号者勿进
谢谢
好，两暗该是多交流抛弃偏见
其实交流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因为交流可能暴露更多的不同,导致感性化的理想破灭
交流最重要的是互相影响
最终到达[B]你中有我,我中有你[/B]的地步
因为交流可能暴露更多的不同,导致感性化的理想破灭
交流最重要的是互相影响
最终到达[B]你中有我,我中有你[/B]的地步
换句话说，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当然值得大陆尊重，但不能成为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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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龙某人说出了不少台湾人的心声：有奶便是娘，自个儿好就行了，管他人作甚！
另有个疑问：台湾真的很均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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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龙某人说出了不少台湾人的心声：有奶便是娘，自个儿好就行了，管他人作甚！
另有个疑问：台湾真的很均富吗？
在现在的这种大环境下，增进了解是必要的。有了了解，意味着理解，谅解。但是，凡事有原则立场，那就是中国不可被分割，逾越这个原则，就是不能理解，谅解的。
[B]以下是引用[I]共和国的子民[/I]在2005-5-26 18:14:00的发言：[/B][BR]换句话说，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当然值得大陆尊重，但不能成为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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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龙某人说出了不少台湾人的心声：有奶便是娘，自个儿好就行了，管他人作甚！
另有个疑问：台湾真的很均富吗？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一方眼中至高无上的信念再另一方眼中却不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26 20:18:21编辑过]
呵呵，不知道纽约市政府门前有没有警卫。
乌托邦
乌托邦
[B]以下是引用[I]zhaihs[/I]在2005-5-26 20:07:00的发言：[/B][BR]中国青年报登了?哈哈,这是一个大好消息,是民主进程的一个进步,也是对台工作的一个进步。
中国必然要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在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台湾必须要统一，中国也要实现民主--这两个事辨证统一，不能因此而废彼，亦不能因彼废此。
要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民主，选举维护中国利益的党派---（驴蹬灰之流成为美日利益代言的党派在专政之列…）
从邓、江、胡以来，中国实际已经开始了这样一个过程，有不少东西中透露出的消息被我们忽略了或看成官样文章。
细心的人可以看到。最近的典型是江提出的三个代表，胡哥提出的党内民主，温哥所说的法制社会…
再次想起来邓公所说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50年不变，50年后没有变的必要…
高山仰止啊…
不错，我们也在改变，我们也要民主与进步，但恐怕不是龙某人眼中的那种“民主”，我们应该建立符合中国利益的，符合大多数老百姓意愿的民主。民主和自由不是“小资”口中的呻吟声！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27 0:18:08编辑过]
为什么总是对中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政治歧视呢？！不明白！
觉得公平社会分配、普遍教育高素质、法治才是最重要的。
觉得公平社会分配、普遍教育高素质、法治才是最重要的。
双方都有问题.. 值得深思
[B]以下是引用[I]ggyy123[/I]在2005-5-27 0:19:00的发言：[/B][BR]为什么总是对中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政治歧视呢？！不明白！
觉得公平社会分配、普遍教育高素质、法治才是最重要的。
在世界范围内
"民主"已经成为神化的口号
凡表面上具备该条件的都具有了道德上的据高点
这是一种压力
沟通和交流，无论是对于现在，还是统一后的两岸，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承认、认清差异则是沟通的第一步。
民主首先是包容。
楼主说得对。其实民主已经被曲解了，成为只重视形式而不重视内容的东西，民主的发展也因此受到限制，没有人关心更深的东西，只注意表象，龙应台本人对大陆有些情绪，她的意思就是不愿意统一，即使你保留她现在的生活不变也不愿意，才不管你民族大义，只管自己的体会，而不关心怎么才能让大家都有着体会，不关心统一对让每个人享有这些好处的促进，她的立场是站在台湾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愿意从大陆获得好处，不愿意受任何影响，哪怕一点点
其实民主有好几个层面
制度层面
精神层面
价值层面
近代以来的亚洲学者很少有全面考虑这些问题的
制度层面
精神层面
价值层面
近代以来的亚洲学者很少有全面考虑这些问题的
龙某人在扁扁连任之后发表了一篇关于民主的文章，结果被许多华人痛骂。这篇文章和那篇的本意是一样的。
龙某人在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上有问题，即，民主必须是有限度的，有节制的，而且绝对不能危害到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民主和民族大义两者之间，民族大义是基础，是核心利益。
龙某人的民主只强调了个人的小民主，而没有强调国家、民族的大民主。在世界上所有所谓的民主国家中，个人的小民主都必须服从国家的大民主，也就是说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个人的小民主可能会被牺牲掉。比如，在战争期间，政府征兵、征用公民物资，你能以民主的名义而拒绝执行吗？你能以追求“民主的生活方式”为由而脱离国土，甚至改变国籍而逃往中立国甚至敌对国吗？
民主从来不是以民族大义为敌的，相反地，发展民主制度，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正是为了让人民产生更大的民族凝聚力，产生更强的国家认同感。
龙某人可以没有中国的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台湾人甚至可以有对日本的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但，请不要用民主的名义！
不论是任何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独裁体制，国家和民主的利益才最根本的利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才是最核心的利益。龙某人可以到号称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去宣传自己的观点，以追求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名义把美国的几个洲独立出去，看看美国政府会怎样对待你，他们绝对不会认为你是个民主斗士，而会认为你是在颠覆美国！
中国的民主制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起台湾来，差得多。但，我们不能为追求民主而民主，不管它是什么社会制度，只要它在当时是最适合的、最能发展生产力的，就是当时最好的社会制度。再说，龙某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笔杆子，宣传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影响中国的民主制度的改善，而不是写这么一篇酸溜溜的文章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以龙某人的知识和视野，我等平常人能明白的道理，她难道能不明白吗？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和上一篇文章一样，不是想借此宣扬民主制度，促进中国民主制度的改善，而是间接地为台独找借口。扯民主的大旗，行台独之实，这才是她的目的！
龙某人在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上有问题，即，民主必须是有限度的，有节制的，而且绝对不能危害到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民主和民族大义两者之间，民族大义是基础，是核心利益。
龙某人的民主只强调了个人的小民主，而没有强调国家、民族的大民主。在世界上所有所谓的民主国家中，个人的小民主都必须服从国家的大民主，也就是说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个人的小民主可能会被牺牲掉。比如，在战争期间，政府征兵、征用公民物资，你能以民主的名义而拒绝执行吗？你能以追求“民主的生活方式”为由而脱离国土，甚至改变国籍而逃往中立国甚至敌对国吗？
民主从来不是以民族大义为敌的，相反地，发展民主制度，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正是为了让人民产生更大的民族凝聚力，产生更强的国家认同感。
龙某人可以没有中国的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台湾人甚至可以有对日本的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但，请不要用民主的名义！
不论是任何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独裁体制，国家和民主的利益才最根本的利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才是最核心的利益。龙某人可以到号称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去宣传自己的观点，以追求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名义把美国的几个洲独立出去，看看美国政府会怎样对待你，他们绝对不会认为你是个民主斗士，而会认为你是在颠覆美国！
中国的民主制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起台湾来，差得多。但，我们不能为追求民主而民主，不管它是什么社会制度，只要它在当时是最适合的、最能发展生产力的，就是当时最好的社会制度。再说，龙某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笔杆子，宣传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影响中国的民主制度的改善，而不是写这么一篇酸溜溜的文章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以龙某人的知识和视野，我等平常人能明白的道理，她难道能不明白吗？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和上一篇文章一样，不是想借此宣扬民主制度，促进中国民主制度的改善，而是间接地为台独找借口。扯民主的大旗，行台独之实，这才是她的目的！
从价值观角度看，台湾那一套东西是美国在华人社会布下的一块诱人的胡箩卜，是冲击东方儒家文化的突破口，是其全球战略一部分。从经济角度看，联想东南亚金融风暴，吃他的药，上他的套，一夜卷走上千亿美圆血汗钱的事实，例例在目。披上民主的外衣并不能掩盖其嗜血的本性。
呵呵，让王朔出马吧！ 让龙文痞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
[B]以下是引用[I]cccp-cccp[/I]在2005-5-28 21:46:00的发言：[/B][BR]龙某人在扁扁连任之后发表了一篇关于民主的文章，结果被许多华人痛骂。这篇文章和那篇的本意是一样的。
龙某人在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上有问题，即，民主必须是有限度的，有节制的，而且绝对不能危害到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民主和民族大义两者之间，民族大义是基础，是核心利益。
龙某人的民主只强调了个人的小民主，而没有强调国家、民族的大民主。在世界上所有所谓的民主国家中，个人的小民主都必须服从国家的大民主，也就是说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个人的小民主可能会被牺牲掉。比如，在战争期间，政府征兵、征用公民物资，你能以民主的名义而拒绝执行吗？你能以追求“民主的生活方式”为由而脱离国土，甚至改变国籍而逃往中立国甚至敌对国吗？
民主从来不是以民族大义为敌的，相反地，发展民主制度，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正是为了让人民产生更大的民族凝聚力，产生更强的国家认同感。
龙某人可以没有中国的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台湾人甚至可以有对日本的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但，请不要用民主的名义！
不论是任何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独裁体制，国家和民主的利益才最根本的利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才是最核心的利益。龙某人可以到号称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去宣传自己的观点，以追求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名义把美国的几个洲独立出去，看看美国政府会怎样对待你，他们绝对不会认为你是个民主斗士，而会认为你是在颠覆美国！
中国的民主制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起台湾来，差得多。但，我们不能为追求民主而民主，不管它是什么社会制度，只要它在当时是最适合的、最能发展生产力的，就是当时最好的社会制度。再说，龙某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笔杆子，宣传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影响中国的民主制度的改善，而不是写这么一篇酸溜溜的文章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以龙某人的知识和视野，我等平常人能明白的道理，她难道能不明白吗？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和上一篇文章一样，不是想借此宣扬民主制度，促进中国民主制度的改善，而是间接地为台独找借口。扯民主的大旗，行台独之实，这才是她的目的！
兄台说的好，顶你！
谈什么政治？？
大家都是那些大任务手中的工具而已
有些人还乐此不疲！！
[em03]
大家都是那些大任务手中的工具而已
有些人还乐此不疲！！
[em03]
[B]以下是引用[I]为米折腰[/I]在2005-5-29 12:19:00的发言：[/B][BR]谈什么政治？？
大家都是那些大任务手中的工具而已
有些人还乐此不疲！！
[em03]
民族国家统一强盛是个人民主自由的基础，如果中国还是软弱的半殖民时代，无论大陆人还是台湾人有民主自由这些奢想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然，那些希望中国分裂衰亡的人除外，有些人有着中国人的身份，但拿着反华势力“恩赐”的狗粮，干着反民族反国家的肮脏勾当。
[B]以下是引用[I]cccp-cccp[/I]在2005-5-28 21:46:00的发言：[/B][BR]龙某人在扁扁连任之后发表了一篇关于民主的文章，结果被许多华人痛骂。这篇文章和那篇的本意是一样的。
龙某人在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上有问题，即，民主必须是有限度的，有节制的，而且绝对不能危害到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民主和民族大义两者之间，民族大义是基础，是核心利益。
龙某人的民主只强调了个人的小民主，而没有强调国家、民族的大民主。在世界上所有所谓的民主国家中，个人的小民主都必须服从国家的大民主，也就是说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个人的小民主可能会被牺牲掉。比如，在战争期间，政府征兵、征用公民物资，你能以民主的名义而拒绝执行吗？你能以追求“民主的生活方式”为由而脱离国土，甚至改变国籍而逃往中立国甚至敌对国吗？
民主从来不是以民族大义为敌的，相反地，发展民主制度，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正是为了让人民产生更大的民族凝聚力，产生更强的国家认同感。
龙某人可以没有中国的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台湾人甚至可以有对日本的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但，请不要用民主的名义！
不论是任何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独裁体制，国家和民主的利益才最根本的利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才是最核心的利益。龙某人可以到号称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去宣传自己的观点，以追求民主的生活方式的名义把美国的几个洲独立出去，看看美国政府会怎样对待你，他们绝对不会认为你是个民主斗士，而会认为你是在颠覆美国！
中国的民主制度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起台湾来，差得多。但，我们不能为追求民主而民主，不管它是什么社会制度，只要它在当时是最适合的、最能发展生产力的，就是当时最好的社会制度。再说，龙某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笔杆子，宣传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影响中国的民主制度的改善，而不是写这么一篇酸溜溜的文章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以龙某人的知识和视野，我等平常人能明白的道理，她难道能不明白吗？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和上一篇文章一样，不是想借此宣扬民主制度，促进中国民主制度的改善，而是间接地为台独找借口。扯民主的大旗，行台独之实，这才是她的目的！
精辟
"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好笑
好笑
和平有什么不好？
统一有什么不好？
民主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些简单的问题搞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有的人总喜欢搞那些舍本逐末的事情？
还是让我们回到这些原点上来吧，摸摸自己的心口，想想做为一个人，想要得到和应该付出的是什么吧！！
统一有什么不好？
民主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些简单的问题搞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有的人总喜欢搞那些舍本逐末的事情？
还是让我们回到这些原点上来吧，摸摸自己的心口，想想做为一个人，想要得到和应该付出的是什么吧！！
认识台湾 也要认识大陆与世界-评龙应台文章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24942037860352/20050531/559359.shtml
最近，龙应台女士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里，把台湾描写为：早已摆脱了民族、国家、社会、传统、荣誉等“大叙述”的束缚；由是，已习惯了以小市民朴素需求（“小叙述”）为依托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鉴于此，台湾人民对大陆的陈旧“大叙述”（民族大义）毫无兴趣；大陆一方则必须认识到两地间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的落差，从而有所改进。
为支持以上的主张，龙女士以数年前“红灯记”在台北获得演出为左证；并把连战在大陆强调“自由民主”、宋楚瑜提示“均富”视为壮举。
龙在近万字的论述里，几乎用了一半篇幅介绍“红灯记”的顺利演出。然而，这一孤立的“小叙述”，却掩盖了台湾当局处心积虑阻挠三通，一系列去中国化的举措，撤销中央四台的播放，减少大陆驻台记者……同时，也对大陆调动一切媒体，全面报导连、宋的主张，连续采访相关人员的“大手笔”熟视无睹。加之，她当然也不会意识到，就新闻自由方面，台湾甚至还远远不及“一国两制”治下的香港。此外，大陆的媒体尽管受到严格的政治监控，但丰富、客观的国际新闻对比台湾的国际新闻沙漠；扎实且尊重民众求知权的优异文化节目对比台湾充斥电视的廉价口水秀……，这一切，都是一个持平的学者不应抹煞的事实。诚然，“围墙”一向由弱势一方建筑，其理由之浅显无需笔者赘述，但是，利用一个毫无代表性的“孤案”去自我粉饰，其方式无论是如何娓娓道来，情节如何生动感人，都不能有助于大陆同胞对两岸实际情况作一客观对比。如果，事实确像龙女士所描述的“她与台湾同胞是如何地唾弃大叙述”，在她对连、宋赞不绝口时，似乎突然忘记“自由民主”、“均富”也同样属于“大叙述”范畴。非仅如此，这些大叙述尤其是民进党政府成天挂在嘴上的“与全球先进国家分享的普世价值”。
讨论台湾的“均富”之前，必须指出的是，自1995年关贸总协议提升为世贸组织之后，全球最富的20％人口与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比，已从10年前的75：1恶化到90：1。换言之，自由经济资本扩张所造成的两极化现象已严重荼毒全球。台湾“均富”之形成，以及目前相对较不受全球化的冲击，主要原因在于台湾劳动力极端缺乏，因此完全无须经过工会、政党的抗争，市场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自然会导致劳工待遇的提升。然而，一旦高工资影响到价格竞争力，资金自然会向劳动力过剩的大陆转移。该现象，一来说明百万台湾同胞与台湾资本转移大陆有其现实利益；二方面说明这多人并不是那么在乎龙女士奉为圭臬的“台湾生活方式”和四年一投的“神圣一票”。台湾的劳工待遇由市场调节，工会、劳工组织形同虚设是个不争事实。一旦工人失业，多不指望于工会、工运，而是依靠家庭成员的互相支撑。这反映出台湾仍旧是个典型的以家庭为根基的儒家社会。万一家庭不幸解体、告贷无门，则边缘化人士要么铤而走险，要么跳楼轻生。这类事件，每天翻开报纸，历历在目。
大陆一方，两极化问题日益尖锐，反映出其庞大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特点，因此贫富落差大于台湾也不足为奇。为有效制止此“资本主义恶臭”，效仿中西欧与北欧的做法，采取果断社会政策进行再分配和节制资本当是刻不容缓。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两千年来一直是个市场经济社会，其土地一向可以自由买卖，士农工商多为职业分工的自由人，而非阶级划分的压迫者及被压迫者，因此并不具有贯穿欧洲历史的阶级斗争政治文化，缺乏近代劳资阶级政党的发展经验，难以培养超越家庭观念之外的“团队集体精神”。鉴于此，企盼通过阶级政党的建立，借助议会内的协商与议会外的街头抗争，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绝不是件理所当然、一蹴而就的事。如果缺少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社会内容，空洞地组党、结盟，则政党的唯一诉求便可能流于“为反对而反对”，或“轮流坐庄”。同时由于缺少劳动群众的集体监督，政党也难以避免受到黑、金势力的操纵。美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政党政治缺少社会内容也是有目共睹；五百多名议员中，95％以上具有财团背景更是众所周知。因此在具有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欧洲社会看来，美国所拥有的不过是一部好宪法，但这一个“空具形式的框架”并不一定能够确保民主内容的滋生，由是便拒绝认为欧洲与美国分享什么“普世价值”。
台湾的黑金势力，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人固然拥有法律上平等的一票，但遇到缺少议题、缺少社会内容的选战，这四年一投的“神圣的一票”便成了不同选期的“黑金代理人的背书”。长期以来，台湾媒体沸沸腾腾议论着数十件动辄涉及数十亿台币的经济大案，表面上充分体现言论自由。然而从涉案者一个不关、一个不抓的结果看来，反而让不少台湾人对彼岸的“至少还杀几个贪官”的做法赞叹不已。既然，由下而上的欧洲式民主如此不易嫁接，如此容易流于形式，那么徒具形式的民主是否至少要比一党独大更加体面一些呢？笔者无意在此奉献一个万全之计，但是，至少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论是否分享“普世价值”，必须具备选贤与能的机制和程序。尤其在资源、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与其把命运交给昂贵、无效、虚假的民主试验，与其让后殖民时代文人说三道四，不如借助中国特有的传统智能，让学术界自行挑选举世公认的专家与权威，在各级部会关键岗位上携手把国家推上最先进的轨道。统而言之，当务之急不是去标榜台湾，尤其重要的是必须认识中国与世界。
(文/喻力工 2005/5/30)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24942037860352/20050531/559359.shtml
最近，龙应台女士在《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一文里，把台湾描写为：早已摆脱了民族、国家、社会、传统、荣誉等“大叙述”的束缚；由是，已习惯了以小市民朴素需求（“小叙述”）为依托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鉴于此，台湾人民对大陆的陈旧“大叙述”（民族大义）毫无兴趣；大陆一方则必须认识到两地间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的落差，从而有所改进。
为支持以上的主张，龙女士以数年前“红灯记”在台北获得演出为左证；并把连战在大陆强调“自由民主”、宋楚瑜提示“均富”视为壮举。
龙在近万字的论述里，几乎用了一半篇幅介绍“红灯记”的顺利演出。然而，这一孤立的“小叙述”，却掩盖了台湾当局处心积虑阻挠三通，一系列去中国化的举措，撤销中央四台的播放，减少大陆驻台记者……同时，也对大陆调动一切媒体，全面报导连、宋的主张，连续采访相关人员的“大手笔”熟视无睹。加之，她当然也不会意识到，就新闻自由方面，台湾甚至还远远不及“一国两制”治下的香港。此外，大陆的媒体尽管受到严格的政治监控，但丰富、客观的国际新闻对比台湾的国际新闻沙漠；扎实且尊重民众求知权的优异文化节目对比台湾充斥电视的廉价口水秀……，这一切，都是一个持平的学者不应抹煞的事实。诚然，“围墙”一向由弱势一方建筑，其理由之浅显无需笔者赘述，但是，利用一个毫无代表性的“孤案”去自我粉饰，其方式无论是如何娓娓道来，情节如何生动感人，都不能有助于大陆同胞对两岸实际情况作一客观对比。如果，事实确像龙女士所描述的“她与台湾同胞是如何地唾弃大叙述”，在她对连、宋赞不绝口时，似乎突然忘记“自由民主”、“均富”也同样属于“大叙述”范畴。非仅如此，这些大叙述尤其是民进党政府成天挂在嘴上的“与全球先进国家分享的普世价值”。
讨论台湾的“均富”之前，必须指出的是，自1995年关贸总协议提升为世贸组织之后，全球最富的20％人口与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比，已从10年前的75：1恶化到90：1。换言之，自由经济资本扩张所造成的两极化现象已严重荼毒全球。台湾“均富”之形成，以及目前相对较不受全球化的冲击，主要原因在于台湾劳动力极端缺乏，因此完全无须经过工会、政党的抗争，市场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自然会导致劳工待遇的提升。然而，一旦高工资影响到价格竞争力，资金自然会向劳动力过剩的大陆转移。该现象，一来说明百万台湾同胞与台湾资本转移大陆有其现实利益；二方面说明这多人并不是那么在乎龙女士奉为圭臬的“台湾生活方式”和四年一投的“神圣一票”。台湾的劳工待遇由市场调节，工会、劳工组织形同虚设是个不争事实。一旦工人失业，多不指望于工会、工运，而是依靠家庭成员的互相支撑。这反映出台湾仍旧是个典型的以家庭为根基的儒家社会。万一家庭不幸解体、告贷无门，则边缘化人士要么铤而走险，要么跳楼轻生。这类事件，每天翻开报纸，历历在目。
大陆一方，两极化问题日益尖锐，反映出其庞大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特点，因此贫富落差大于台湾也不足为奇。为有效制止此“资本主义恶臭”，效仿中西欧与北欧的做法，采取果断社会政策进行再分配和节制资本当是刻不容缓。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两千年来一直是个市场经济社会，其土地一向可以自由买卖，士农工商多为职业分工的自由人，而非阶级划分的压迫者及被压迫者，因此并不具有贯穿欧洲历史的阶级斗争政治文化，缺乏近代劳资阶级政党的发展经验，难以培养超越家庭观念之外的“团队集体精神”。鉴于此，企盼通过阶级政党的建立，借助议会内的协商与议会外的街头抗争，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绝不是件理所当然、一蹴而就的事。如果缺少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社会内容，空洞地组党、结盟，则政党的唯一诉求便可能流于“为反对而反对”，或“轮流坐庄”。同时由于缺少劳动群众的集体监督，政党也难以避免受到黑、金势力的操纵。美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政党政治缺少社会内容也是有目共睹；五百多名议员中，95％以上具有财团背景更是众所周知。因此在具有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欧洲社会看来，美国所拥有的不过是一部好宪法，但这一个“空具形式的框架”并不一定能够确保民主内容的滋生，由是便拒绝认为欧洲与美国分享什么“普世价值”。
台湾的黑金势力，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人固然拥有法律上平等的一票，但遇到缺少议题、缺少社会内容的选战，这四年一投的“神圣的一票”便成了不同选期的“黑金代理人的背书”。长期以来，台湾媒体沸沸腾腾议论着数十件动辄涉及数十亿台币的经济大案，表面上充分体现言论自由。然而从涉案者一个不关、一个不抓的结果看来，反而让不少台湾人对彼岸的“至少还杀几个贪官”的做法赞叹不已。既然，由下而上的欧洲式民主如此不易嫁接，如此容易流于形式，那么徒具形式的民主是否至少要比一党独大更加体面一些呢？笔者无意在此奉献一个万全之计，但是，至少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论是否分享“普世价值”，必须具备选贤与能的机制和程序。尤其在资源、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与其把命运交给昂贵、无效、虚假的民主试验，与其让后殖民时代文人说三道四，不如借助中国特有的传统智能，让学术界自行挑选举世公认的专家与权威，在各级部会关键岗位上携手把国家推上最先进的轨道。统而言之，当务之急不是去标榜台湾，尤其重要的是必须认识中国与世界。
(文/喻力工 2005/5/30)
了解台湾，了解自己，平和心态，认真待人
这种极端自私的我认为就是所谓的“台湾本位主义”或者称为“台湾中心理论”。
要求全世界和大陆多了解台湾，却不愿意回应大陆的需求，这种是所谓民主或是已发展地区的通病！
自以为高人一等，去为别人安排思维和生活方式，输出价值观，和美帝纳粹的想法没甚么不同。只希望别人了解自己，学习自己，却不愿意花哪怕一点时间来了解和体谅别人。这种荒谬的思想真是害人不浅。
要求全世界和大陆多了解台湾，却不愿意回应大陆的需求，这种是所谓民主或是已发展地区的通病！
自以为高人一等，去为别人安排思维和生活方式，输出价值观，和美帝纳粹的想法没甚么不同。只希望别人了解自己，学习自己，却不愿意花哪怕一点时间来了解和体谅别人。这种荒谬的思想真是害人不浅。
按照作者的意思,如果说和平统一的话真是还要花好几代人的时间啊.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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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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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下是引用[I]煎饼卷大葱[/I]在2005-6-4 19:22:00的发言：[/B][BR]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它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杀害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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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对啊！！！[em02][em02]
龍應台就一十分淺薄的文化渣滓 花時間討論她幹啥 ？
看過她寫得其他東西嗎 ？ 怎一個智障了得 ？
這種貨色到了大陸竟然還有人當她是寶 實在窮極無聊
看過她寫得其他東西嗎 ？ 怎一個智障了得 ？
這種貨色到了大陸竟然還有人當她是寶 實在窮極無聊
33楼的心态要不得.人家毕竟是丧亲之痛。
路还长着呢！！！！！
[B]没有[/B]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民主？
[B]没有了[/B]国家和民族，还要什么民主？
[B]没有了[/B]国家和民族，还要什么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