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之《奇迹般的撤退:敦刻尔克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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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40年初夏,三百多万德军跨过西部边境入侵西欧四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战争开始仅仅四十多天,联军就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相继沦陷。这场发生在欧洲新老强权之间的较量在战争史和军事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公认为是德军闪击战中最成功的范例。
战争的过程和结局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深深影响了二战的进程乃至于欧洲的国际关系格局。经过此战,法国从曾经的世界第一陆军强国沦为世仇德国的附庸并跌下了一流强国的宝座;大英帝国也在此遭到重挫,被逼到了亡国的边缘。因此在战后关于这场战争的诸多课题历来就是国内外学术界争相关注的热点,而其中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更是充满了谜一样的传奇色彩——英国只用了九天时间就从德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撤回了超过33万人的部队,保留了继续抵抗的资本,创造了战争史上空前的“敦刻尔克奇迹”。
本书将以二战史上著名的“停止前进”命令和“敦刻尔克大撤退”为主线,讲述这场深刻改变了二战进程的关键战役。

本书特色:
作者花费数年时间,参考数十部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国内首部系统描写敦刻尔克战役的原创著作。
内容详实,论据充分,全景式的描写了这场战役的前因后果,字斟句酌,推论严谨,可谓句句有出处。
战争总是在悲剧性的重复着,在现今国内军事领域题材方兴未艾之际,回顾二战初期这场著名的转折之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全书附有相关历史图片近400张,其中有多张珍贵的详细战役地图,已经作者全部汉化。

目录:
第一章 序幕

1 最后的华尔兹

2从比利时后撤

3奔向海峡


特别章 西方攻势前的联军

1英国陆军

2法国陆军


第一章 隐藏的危险——从拉昂到阿拉斯

1德军的隐忧

2联军的反击计划

3上校的逆袭

4阿拉斯危机


第三章 兵临城下

1布洛涅之战

2加来保卫战

3里尔争夺战

4命悬一线


第四章“停止前进”命令之谜

1停止前进命令的下达

2停止前进命令下达的主要原因

A对过于突进的装甲集群侧翼安全上的顾虑
B德军的装甲部队需要休整?
C为即将展开的“红色方案”保留装甲部队的实力
D佛兰德斯地区的沼泽地形不适合装甲部队作战
E戈林和空军的参与

3神话?笑话?——下达“停止前进”命令的其他因素

A希特勒的权利欲及德军指挥体系的缺陷
B 保护佛兰德斯地区免遭战火蹂躏
C金桥神话
D比萨拉比亚危机

4一家之言——笔者的观点


第五章 敦刻尔克大撤退

1前奏

1-1穷途末路
1-2一线生机
1-3绝望的挣扎——阿布维尔反击战
1-4撤退的准备
1-5德军的围剿计划
2九日奇迹

2-1艰难的开端:5月26日,星期日
2-2第一天:5月27日,星期一
2-3第二天:5月28日,星期二
2-4第三天:5月29日,星期三
2-5第四天:5月30日,星期四
2-6第五天:5月31日,星期五
2-7第六天:6月1日,星期六
2-8第七天:6月2日,星期日
2-9第八天:6月3日,星期一
2-10悲剧的落幕:6月4日,星期二

第六章 撤退的小结和相关统计

1撤退人数和舰船损失统计

2交战双方伤亡及损失统计


第七章 黑暗篇章:拉帕拉迪斯和沃尔穆特大屠杀

1拉帕拉迪斯惨案

2沃尔穆特大屠杀

第八章 敦刻尔克战役的思考

1关于敦刻尔克战役成败的问题

2敦刻尔克大撤退成功的原因

2-1主观原因
2-2客观原因
2-3环境因素
3What if?敦刻尔克战役的终极猜想兼论其意义和影响

3-1如果没有“停止前进”命令德军能否围歼联军?
3-2蝴蝶效应——敦刻尔克战役的另一种结局

第九章 后记

附录

附录一:敦刻尔克包围圈战役序列(1940年5月30日)

附录二:双方将帅简介

附录三:敦刻尔克今夕
精彩书摘:
敦刻尔克战役
1940年初夏,三百多万德军跨过西部边境入侵西欧四国,战争开始仅仅四十多天,联军就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相继沦陷。这场发生在欧洲新老强权之间的较量在战争史和军事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公认为是德军闪击战中最成功的范例。战争的过程和结局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深深影响了二战的进程乃至于欧洲的国际关系格局,法国在此战后从第一陆军强国沦为世仇德国的附庸并跌下了一流强国的宝座而大英帝国也遭到重挫,被逼到了亡国的边缘。因此在战后关于这场战争的诸多课题历来就是国内外学术界争相关注的热点,而其中的敦刻尔克战役更是充满了谜一样的传奇色彩——英国只用了九天时间就从德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撤回了超过33万人的部队,保留了继续抵抗的资本,创造了战争史上空前的“敦刻尔克奇迹”。笔者曾经在2006年写过一篇关于此战的文章《敦刻尔克之谜》,但限于资料和题目的限制仅仅探讨了著名的“停止前进”命令,而本文将会将视角扩大,重新审视这场战役的前因后果。由于围绕敦刻尔克战役的一些争论至今仍然悬而未决,所以文中某些观点只是笔者的一点个人浅见,欢迎广大二战同好批评指正。
1.序幕
在西方战役开始之前,法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尝到长期的绥靖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军备废弛以及对德战略态势的恶化让他们被迫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卷入一场新的欧洲大战。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后的7年时间里实际上已经几乎摆脱了“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并重新挤身一流强国的行列,而且通过“鲜花战争”,西班牙内战,建立德意轴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波兰战役和北欧战役等一系列军事政治行动,不仅成功增强了国力还大大改善了周边战略形势。到1940年初,英法在欧洲的战略态势上事实上处于十分尴尬的“孤立”地位:慕尼黑会议后法国在20年代在中东欧苦心经营的“小协约国”事实上已名存实亡。北方的屏障荷比两国鉴于英法此前对盟国屡屡背信弃义而深感失望,只得严守中立。两大潜在的盟友美国和苏联,一个由于自身战备不足和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倾向暂时还对欧洲战局鞭长莫及,另一个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也决定置身事外。根据法国战略大师薄富尔将军(Andre Beaufre,1902-1973)的计算,在1935年,福煦元帅(Ferdinand Foch,1851-1929)原先所构想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至少能够集中280个师来对付德国,包括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等国的兵力在内,此外还可能加上苏联(110个师)和英国的兵力。但自从轴心国集团组成之后,德国方面获得了80个师的兵力(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而法国方面也差不多失去了相同的数字。等到捷克斯洛伐克灭亡之后,德国可以展开130个师,另外还可以从其同盟国中获得75个师的支援,即总数在200个师以上。反而言之,法国方面却减到200个师以下(包括法国,英国,波兰和罗马尼亚)。薄富尔将军认为再没有比这些数字更能表现德国战略运用的成功了。德国闪击波兰后,尽管在政治上英法已经开始转向并对德宣战,但他们在军事上的行动却是迟缓和麻木的。一方面,在波兰战役期间,除了草草了事的所谓“萨尔攻势”外,整个西线处于“静坐战”的状态。从波兰战役打响到西方战役爆发之间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西方盟国的军事战略始终处于一种奇怪的混乱状态,有些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叫嚷着远征芬兰来帮助“远房亲戚”的劲头甚至比如何对付在家门口的世仇的兴趣还大。除了在大西洋上尚能闻到一丝硝烟的味道外,在陆地上的“战争”几乎毫无建树。这一点就连他们的对手都能一针见血的看出来——哈尔德将军(Franz Halder,1884-1972)在他的日记里写到:“(联军)没有真想打仗的意图……法国内阁缺乏果敢的气魄。”——战后凯特尔元帅(Wilhelm Keitel,1882-1946)也对此评论到:“假使法国进攻,,他们所遇到的将会只是德国的一道军事纸屏,而不是真正的防御。”英法两国面对兵力空虚的德国“西墙”防线(West wall),就这样白白丧失了击败对手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尽管此前德军的“闪电战”已经在波兰和北欧取得了非凡的战绩,可惜这种新的战争形态却并未引起英法军事高层足够的重视。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直到1940年初还向政府和军方高层提出过一份备忘录,提醒他们注意德军的新战法:“敌人将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以极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我们的防线随时可以被突破。如果我们没有同样的部队进行还击,我们就很有被消灭的危险。”但他最后的这次努力也归于失败,戴高乐只能在他的回忆录中哀叹:“其实是我们太晚了...我的备忘录并没有引起震动。”法军中这些头脑僵化的将军们领导着一支20年前的军队还希望能赢得一场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历史已经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曾经最强大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陆军即将上演它的绝唱。

图片0-1:一战末期担任西线协约国军总司令的法军名将福煦元帅

图片0-2:身着夏季元帅制服的德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威廉.凯特尔,作为战争期间希特勒最主要的幕僚之一,过于奉承的他也被同僚和下属戏称为“点头驴”

2.最后的华尔兹
1940年5月10日清晨,经过大半年令人不安的等待,德军终于发起了准备已久的西方攻势。战争的帷幕首先在北方拉开,德军B集团军群的29个师攻入荷兰和比利时后,两国政府终于向联军求援,英法联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立即命令他手下最精锐的第1集团军群主力(由比约特将军指挥,由西向东依次是法军第7集团军,英国远征军,法军第1集团军和法军第9集团军之一部)按照预定的“D”计划进入比利时。联军的“D”计划是以26年前德军著名的“施里芬方案”为对象模板来制定的。简单说来就是一旦德军取道荷兰和比利时进攻法国,就立刻将预先部署在法比边境一线的联军向从荷兰布雷达(Breda)至比利时那慕尔(Namur)的代尔河(Dyle River)一线机动并设防。如果将进入北方的这部分联军看成一道门板,那么这扇门在开战后就将以色当(Sedan)为门轴向北转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军的D计划可以看作是法国版的半个反向“施里芬方案”。甘末林对他的这个“攻不足但守有余”的杰作相当有信心,在最初三天里,四十个师的联军主力在去往北方的路上还没有进行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战局似乎正朝着联军将领们预想的方向发展着。英国远征军参谋长波纳尔中将在他的日记里写到:“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算良好”。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乐观的认为“截止12日夜间为止,没有理由认为战争进行得不利”。但在甘末林貌似天衣无缝的“D”计划里有两个致命的漏洞:一是忽视了阿登地区的防御,二是没有保留足够的预备队。尽管在战前他手下的前线指挥官和情报官员不止一次的对以上两点提出过质疑,但这位沉醉于一战胜利荣光之下的 “麻木不仁”的将军(法国总理保罗.雷诺语)仍然迷信于“马其诺”防线和“阿登天堑”的作用,固执的坚持着对未来战局的判断,对他们的警告不予理睬。让甘末林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漏洞却正是德军“镰刀收割”方案(Sichelschnitt)成功的两个关键的先决条件:德军的“镰刀收割”方案放弃了原有计划中借道荷比进攻法国的路线,而是另辟蹊径,选择让装甲重兵集团穿越被认为不适合大军通过的阿登山区,绕过马其诺防线直插法国腹地。这样就意味着在联军防线中央的“门轴”部分插入了一个巨大的楔子。不过该方案的成功必须依靠敌人的“配合”,而联军主力北上正好是让出了德军通向法军后方的通道,因此当听到联军主力进入比利时的消息时,希特勒大喜过望的对随从们说:“当敌人沿着整个前线行进的消息传来时,我兴奋得流下泪来。他们落入了我的圈套。就我们来说,向列日(Liege)推进只是我们的诡计。我们必须让他们相信依然恪守着过去的施里芬计划。”这两个致命的漏洞让联军在其后的战争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图片0-3:亨利.波纳尔(Henry Pownall,1887-1961),英国陆军中将,炮兵出身,毕业于伍尔维奇的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曾作为英国远征军的一员参加过一战,1917年晋升为少校并被提升为英军第17师的炮兵指挥官,由于表现优异,战争结束前他还荣获了杰出服役勋章。一战结束后曾在坎伯利参谋学院继续深造,30年代历任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书长助理和副秘书长,皇家炮兵学院院长,陆军部军事计划和情报局局长。二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英国远征军参谋长,经历了英军在欧洲战场的第一场惨败。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被任命为陆军总监,协助艾恩赛德将军负责本土防卫军的重建。在德军兵临城下之际又先后担任过驻北爱尔兰的英军司令和帝国副总参谋长。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他被派往新加坡担任东南亚美英荷澳联军统帅韦维尔将军的参谋长,此后他又先后出任过驻锡兰的英军司令,驻波斯和伊拉克的英军司令以及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蒙巴顿将军的参谋长。二战结束后不久退休。


图片0-4:阿尔方斯.乔治(Alphonse Georges,1875-1951),法国陆军上将。出生于蒙吕松的一个铁匠之家,1897年以全班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圣西尔军校。一战初期受过重伤,其后便进入法军总参谋部服役。1918年他升任福煦将军的作战部长,这段经历让他在战后名声鹊起,升迁相当顺利。战后他先后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担任过贝当将军麾下的参谋长和师长。1932年11月被任命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可是在1934年10月9日他在马赛遭到暗杀,身受重伤。这次遇刺事件对他的打击相当大,尽管他后来伤愈,但却在1935年被魏刚将军抢走了本该由他担任的法军总司令的职务。而且不久后,法国总理达拉第认为他太过偏向右翼,任命甘末林将军接替了他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他被降职为甘末林的副手。这让两人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二战爆发后,乔治被任命为至关重要的东北战区总司令。虽然他和甘末林在对德作战计划上存有分歧,但他和甘末林都坚信法军的实力。因此德军装甲部队在色当的突破极大的打击了他的自信心。根据博富尔的回忆,法军崩溃后他甚至看见乔治在司令部里偷偷的哭泣。5月19日,他和甘末林先后被解职。法国战败后,乔治拒绝在维希政府中担任任何重要职务。1942年盟军在北非登陆后,丘吉尔一度想邀乔治出山,担任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法军总司令。但是,这一提议被罗斯福否决了,他倾向于更有才干的吉罗将军。1943年1月,戴高乐和吉罗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后,乔治被任命为不管部长。但很快就像吉罗一样被赶下了台。

图片0-5:其实关于德军在西方战役中放弃原有计划而将阿登地区作为突破口,并非完全是曼施坦因和希特勒的灵光乍现。早在战争爆发之前,由于情报部门的努力,英法联军一旦开战后的动向已逐渐清晰:他们将向比利时派出主力部队。此时德军军事情报局西线外军处也已经破译了法军的无线电通讯密码,逐渐把法军的作战序列摸清了。无线电监听表明,法军驻在阿登地区的第9集团军极为虚弱。这个情报呈交给德军高层后,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立即说:“敌人的薄弱点就在这里!我们将从这里突破”。时任OKW指挥参谋部国防处处长的瓦尔特.瓦利蒙特上校(最终军衔炮兵上将)在战后接受一次电视访问时也曾谈到:“我们将阿登地区作为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因为我们能从这儿绕过马其诺防线。另外,我们注意到只有极少的法国军队驻扎在这一地区。”尤为可惜的是,法国对此并非完全没有察觉,早在3月份,法国反情报局德国科的科长派洛勒上校就在向上级的报告中提到德军情报部门突然开始研究色当到阿布维尔的路线,尽力弄清楚每座桥梁的承重情况,河流的水文资料,道路能否经得起载重货车等等。报告的最后写道:“通过比利时向英吉利海峡的一次进攻已迫在眉睫。”不过,一如雷诺的评价,”麻木不仁“的甘末林并未对此有过任何注意。由于德军在战前已经了解到了联军作战计划的轮廓,因此笔者一直以来就怀疑整个“镰刀收割”方案是建立在战略欺骗基础之上的。国防大学的刘望安博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持这样的观点,并大胆认定“梅克林事件”也是德军欺骗行动的一环。目的就是要让联军认为德军仍会以施里芬方案的路线进攻法国,从而让他们自己钻入圈套。早在法国陷落后不久就有人提出过类似观点,法国记者莫努瓦在《新苏黎世时报》上发表的一系列题为《法国为何战败》的文章中就提出了“梅克林”事件的“阴谋论”(《博克日记》1940年12月14日)不过笔者一直没有找到包括第10号作战指令在内的坚实证据,所以对这样的观点不敢妄下结论。不过希特勒在得知“梅克林事件”后第一时间的反应却很值得玩味。希特勒的空军副官贝洛少校在回忆录中写到:“希特勒听到消息后镇定自若,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图片0-6:法军“D计划——布雷达变体“方案示意图。该方案和原方案的最大不同就是一旦战争爆发,联军的战线将延伸到了荷兰的布雷达并和荷兰军队的防线连接在一起。(由于担心德军占领荷兰后会利用当地的机场对英国本土发动大规模空袭,英国对布雷达变体倒是持积极态度)其实直到1940年4月14日,乔治将军(他本人明确反对甘末林提出的D计划布雷达方案)还曾向甘末林恳求,如果总司令(指甘末林)坚持采取这一军事行动,希望保留第7集团军作为预备队,并从别的部队抽出两个师派到荷兰去。第7集团军司令由法军中最有才干的吉罗将军指挥,实力强劲。如果把他作为预备队,一旦战争开始,第7集团军可以投入任何缺口并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可惜的是,甘末林对这样的忠告仍然置若罔闻。甚至英国人也对此提出了他们对阿登山区防御的担心,战前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Leslie Hore-Belisha,1893—1957)就曾在战时内阁几次提出过这个问题。英国军方也曾通过军事途径向法国提出意见。然而,出于对法军在陆战中传统权威的尊重,英国内阁和军事首脑自然不好意思批评那些兵力比他们大十倍的盟军。

然而,对于联军而言,仅仅过了三天,战局就开始急转直下。在北方,当进入比利时的英法联军部队抵达代尔河一线的新阵地时,却惊讶的发现,由于在战前荷兰,比利时严守中立,两国在军事防御计划上并没有和英法联军进行过协调,“在那募尔-卢万一线(即所谓的“代尔河防线”)上设置的反坦克障碍和防线,既不充分又未竣工。”法军精锐的骑兵军军长普里乌将军(René Prioux,1879-1953)不禁在报告里抱怨说:“没有像样的壕沟,没有带刺铁丝网,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这让这些部队立刻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更糟糕的情况发生在南方,德军重兵集群前锋突然从阿登地区跃出,出现在色当至迪南(Dinant)一线的默兹河(Meuse River)右岸。原本按法军的估算,德军即使要渡河也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但事实上德军仅仅用了24小时。至5月14日上午,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1888-1954)的第19军已经强渡默兹河,在左岸建立了两个登陆场。与此同时,霍特(Hermann Hoth,1885-1971)麾下的第15军第7装甲师也在迪南建立起了一座桥头堡。德军出其不意的进攻速度让法军的前线指挥官们措手不及并极大的打乱了其预定部署和作战计划。“闪电战”的威力在西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法军的抵抗很快便陷于混乱状态。尽管法军寄希望于14日能动用三个预备装甲师的兵力发动反击扭转局面。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攻击行动不够协调也不够迅速。”最终都被德军各个击破。2天后,迪南至色当一线的缺口已经被拉大到100公里。在正面设防的法军第9和第2集团军已彻底瓦解,德军打开了通往法国腹地和英吉利海峡的大门。至此德军的“镰刀收割”方案已经初见成效,更为有利的是,得益于联军效率低下的通讯指挥系统,德军发现联军方面似乎并没有及时意识到德军在默兹河的突破究竟会对战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5月13日晚,当色当前线的法国守军在德军的猛攻下趋于崩溃时,乔治将军在他向甘末林的报告中仍极有喜感的写到:“我们很冷静”。直到5月15日,北方的联军仍然在执行既定的“D计划”,坚守在从安特卫普到那幕尔的“代尔河防线”上。这对德军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天赐良机。5月14日,希特勒签署了第11号作战指令,明确了德军下一步的攻击重点和方向:A集团军群在埃纳河(Aisne River)以北集中最强大的兵力向西北方向实施突击并强调要迅速将可调用的机动兵力投入这个突破口。此外,要求B集团军群的部队继续在北方进攻,以吸引敌军的注意。这时,一个巨大的口袋已经隐隐浮现:如果中央战线的战局继续恶化,那么进入比利时的联军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对此,联军方面并非所有人都毫无警觉,法国总理雷诺(Paul Reynaud,1878-1966)的军事顾问迪维勒鲁上校(Marie De Villelume,1892-1960)就曾质疑道:“他们是不是计划让我们掉入他们所设的圈套里?”然而法军高层在德军一连串的闪击战之下,很快就由战争之初的盲目乐观变成了惊慌失措,加之通讯协调不畅,其指挥系统已濒于瘫痪。在其后命运攸关的一周时间里,丧失了翻盘的最后一线机会。


图片0-7:法国战役时担任第15装甲军军长的德军名将赫尔曼.霍特将军

图片0-8:德军装甲部队突破色当,冲向海峡的示意图。就在5月12日,即德军渡河的前一天的晚上,法军东北战区总司令乔治将军在向法军总司令部提交的报告中写到:“整条默兹河防线的防守似已完全巩固。”这样轻率的乐观情绪在法军的前线指挥官中表现得更明显。当晚,驻守色当的法军第10军(隶属于第2集团军)军长格朗萨德中将(Pierre Paul Charles Grandsard,1881-1966)还自鸣得意的认为虽然他的阵地虚弱无力,但敌军并没有能力立即渡河进攻。不仅法军不相信德国人能这么快渡河,就连德军自己对此也充满怀疑。当古德里安预计他的部队在越过阿登山区后的5天内将能攻至默兹河对岸时,计划担任其南翼掩护任务的第16集团军司令布施步兵上将(Ernst Busch,1885-1945)就曾说到:“是吗,你能率先通过默兹河?我可不这么想!”

3.从比利时后撤
从5月15日晚些时候开始,随着前线灾难般的战报接踵而至的通过“摩托车快递”送达甘末林设在万森(Vincennes)的司令部,法军高层终于开始明白自身危险的处境。但是如同一个亿万富翁瞬间变成身无分文的乞丐一般,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和失败主义情绪让那些曾经统率着名躁一时的“世界第一陆军”的法国将军们方寸大乱,情报和通讯的滞后让法军的指挥链频频断裂。一种极具传染力的无力感弥漫着整支军队,即使连尚未全力投入作战的部队也感受到这一失望的气氛,前线有组织的抵抗更是无从谈起。在这一天,雷诺和甘末林分别绝望地对丘吉尔和法国国防部长达拉第说到:“我们已经被打败了”“法国军队全完了”。然而祸不单行,就在联军高层被德军在中央战线的突破搞得焦头烂额之际,北方再次传来令人丧气的坏消息:荷兰投降了。甘末林在“D”计划布雷达方案中构想的由荷兰,比利时一直延伸到法国的连绵战线在开战仅5天后就宣告失效,原计划驰援荷兰的法军第7集团军只得又向南后撤。尤为可惜的是,在开战第一周这支生力军本可用在更为关键的地点,结果却徒劳地将时间浪费在了沿海峡的折返拉力赛中。
5月16日,丘吉尔首相及其幕僚飞赴巴黎会晤法国军政高层,以了解战况并给他们的法国盟友打气。但这次会议的结果却是令人沮丧的,除了让英法首脑了解到局势的严重性以外,并未拿出扭转战局的实质性方案。甘末林对前线严峻形势的介绍让英国人大感震惊。随后他认为鉴于德军正在突向海峡或者直扑巴黎——这一点甘末林自己也不能肯定——应当迅速撤回在比利时的联军并集结兵力对德军在中央战线突出部的侧翼进行反攻。客观的说,尽管甘末林在D计划的制定和战争第一周的指挥当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他在此刻对战局的认识还是较为清醒的,可惜前期巨大的失利让英法军政高层甚至包括他自己都对这个判断失去了信心。因此,这个有可能让法军第1集团军群免于全军覆没的建议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这时丘吉尔又犯了后来他经常发作的“勇气有余幸而败事不足” 的老毛病,他认为法军只是被德国人的进攻给吓住了,因而法军的判断有夸大其辞之嫌。德军在战线中央的突击只是个幌子,主战场仍然在比利时方向。因此他坚决反对联军从北方后撤。会议最终也没能形成统一意见,经过讨价还价,法国人只能寄希望于阻止德军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英国答应增派的6个战斗机中队。可这对联军来说也仅仅是杯水车薪而已。
尽管联军高层对如何应对目前糟糕的战局还在争论不休,但中央战线的崩溃已经让在比利时的联军右翼暴露无余,前线的形势已经容不得片刻拖延。因此从北方撤军已成必然,联军第一集团军群主要采取了两步棋来应付当前的局面:
第一:争取修复右翼的防线。鉴于荷兰已经沦陷,最北方的第7集团军主力开始火速回师向南以填补中央战线的缺口;同时第7集团军司令吉罗将军(Henri Giraud,1879-1949)将接替科拉普将军(André Corap,1878-1953),以图重整第9集团军。可是当15日下午吉罗抵达第9集团军设在韦尔万(Vervins)的司令部时,他甚至找不到他的部队在哪里。事实上第9集团军此时已经不存在了。连吉罗本人也于四天后在乱军中被俘。联军重整防线的努力很快就宣告了失败。英国军事家富勒将军(John Fuller,1878-1966)就对此评论道:“联军所犯的一个最重大的战术错误,就是始终想要维持一条连续不断的正面,结果遂使他们永远无法集中足够的兵力,来执行一个强大的反攻。”
第二:在5月16日早些时候,法军第一集团军群总司令加斯东.比约特将军在没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其上级乔治将军正式的撤退命令实际上直到17日早晨才发出)终于下令撤退。由于战前没有预计到德军主力会在南方出现,比约特只得翻出战前拟定的“E”计划(该计划是“D计划的前身,分别代表艾斯科特河和代尔河),下令将他麾下的第一集团军群其余部队(主要是法军第1集团军,英国远征军和比利时陆军)在两天内从代尔河一线向西逐步撤往艾斯科特河(即斯海尔的河上游)。撤退将分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5月16日夜/17日:撤往沙勒罗瓦-布鲁塞尔-维勒布洛克运河,即塞内河(Senne River)一线。
5月17日夜/18日:撤往莫伯日-蒙斯-阿特-特尔蒙德,即登德雷河(Dendre River)一线。
5月18日夜/19日:撤往莫尔德-艾斯科特河到根特一线-泰尔纳曾,即艾斯科特河(Escaut River)一线。
这里反映出一个问题,联军向西撤退的目的是什么?有无成功的希望?按照美国历史学家诺曼.格尔伯的说法,这一撤退行动的目的是迂回的绕到德军南面,以阻止德军在南方的突破。比约特按照他的经验可能认为南部的德军只会采取一个小范围的侧翼迂回,因此只要后退到艾斯科特河就能躲过德国人的合围。但比约特实在是低估了德军的野心和推进速度。而且不仅在联军高层对是否从比利时撤退以及撤退后如何反击莫衷一是,在比利时境内的联军内部也对此存在严重的分歧。
首先来看法军,由于在后方没有足够的战略预备队来遏止德军装甲部队在中央战线的突击,如何保卫巴黎和法国内陆的安全就成了法军现在要考虑的头等大事,因此将北上的法军主力(主要是第1和第7集团军)撤回国内就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尽管在前期的战斗中同样损失巨大,但这支在战争爆发时几乎囊括了法国陆军所有精锐的部队——包括全部的三个轻机械化师,三个预备装甲师中的两个,所有的独立坦克营,三分之二的摩托化炮兵和高炮部队——是现在法军中唯一能指望得上能阻止德军的一支力量。但在如何撤退及反击的问题上,法军却始终犹豫不决。而英国上下则早已对其优柔寡断和难以信赖的法军上级和同僚产生了不信任感。英军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Edmund Ironside,1880-1959)在5月17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自己对法军的感觉:“我们好象生活在一个满是傻瓜的天堂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法军的力量,但这支军队已经几乎崩溃。此刻好像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就要发生了。”当16日联军准备从比利时撤退时,比约特竟没有将撤退的命令告知在法军第一集团军群左翼的英国远征军,这一尴尬的失误让英军右翼有暴露的危险。当英国远征军司令约翰.戈特上将察觉到法军动向后不禁愤怒不已,虽然这一错误在他的抗议下得到了“及时纠正”,但却在这一共同抗敌的关键时刻对两军此后的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后来他曾抱怨说:“实在很难和法军取得协调,例如原先说要在夜晚九时撤退,但却发现,在该阵线的法军部队事实上早在下午四点的时候就已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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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40年初夏,三百多万德军跨过西部边境入侵西欧四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战争开始仅仅四十多天,联军就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相继沦陷。这场发生在欧洲新老强权之间的较量在战争史和军事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公认为是德军闪击战中最成功的范例。
战争的过程和结局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深深影响了二战的进程乃至于欧洲的国际关系格局。经过此战,法国从曾经的世界第一陆军强国沦为世仇德国的附庸并跌下了一流强国的宝座;大英帝国也在此遭到重挫,被逼到了亡国的边缘。因此在战后关于这场战争的诸多课题历来就是国内外学术界争相关注的热点,而其中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更是充满了谜一样的传奇色彩——英国只用了九天时间就从德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撤回了超过33万人的部队,保留了继续抵抗的资本,创造了战争史上空前的“敦刻尔克奇迹”。
本书将以二战史上著名的“停止前进”命令和“敦刻尔克大撤退”为主线,讲述这场深刻改变了二战进程的关键战役。

本书特色:
作者花费数年时间,参考数十部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国内首部系统描写敦刻尔克战役的原创著作。
内容详实,论据充分,全景式的描写了这场战役的前因后果,字斟句酌,推论严谨,可谓句句有出处。
战争总是在悲剧性的重复着,在现今国内军事领域题材方兴未艾之际,回顾二战初期这场著名的转折之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全书附有相关历史图片近400张,其中有多张珍贵的详细战役地图,已经作者全部汉化。

目录:
第一章 序幕

1 最后的华尔兹

2从比利时后撤

3奔向海峡


特别章 西方攻势前的联军

1英国陆军

2法国陆军


第一章 隐藏的危险——从拉昂到阿拉斯

1德军的隐忧

2联军的反击计划

3上校的逆袭

4阿拉斯危机


第三章 兵临城下

1布洛涅之战

2加来保卫战

3里尔争夺战

4命悬一线


第四章“停止前进”命令之谜

1停止前进命令的下达

2停止前进命令下达的主要原因

A对过于突进的装甲集群侧翼安全上的顾虑
B德军的装甲部队需要休整?
C为即将展开的“红色方案”保留装甲部队的实力
D佛兰德斯地区的沼泽地形不适合装甲部队作战
E戈林和空军的参与

3神话?笑话?——下达“停止前进”命令的其他因素

A希特勒的权利欲及德军指挥体系的缺陷
B 保护佛兰德斯地区免遭战火蹂躏
C金桥神话
D比萨拉比亚危机

4一家之言——笔者的观点


第五章 敦刻尔克大撤退

1前奏

1-1穷途末路
1-2一线生机
1-3绝望的挣扎——阿布维尔反击战
1-4撤退的准备
1-5德军的围剿计划
2九日奇迹

2-1艰难的开端:5月26日,星期日
2-2第一天:5月27日,星期一
2-3第二天:5月28日,星期二
2-4第三天:5月29日,星期三
2-5第四天:5月30日,星期四
2-6第五天:5月31日,星期五
2-7第六天:6月1日,星期六
2-8第七天:6月2日,星期日
2-9第八天:6月3日,星期一
2-10悲剧的落幕:6月4日,星期二

第六章 撤退的小结和相关统计

1撤退人数和舰船损失统计

2交战双方伤亡及损失统计


第七章 黑暗篇章:拉帕拉迪斯和沃尔穆特大屠杀

1拉帕拉迪斯惨案

2沃尔穆特大屠杀

第八章 敦刻尔克战役的思考

1关于敦刻尔克战役成败的问题

2敦刻尔克大撤退成功的原因

2-1主观原因
2-2客观原因
2-3环境因素
3What if?敦刻尔克战役的终极猜想兼论其意义和影响

3-1如果没有“停止前进”命令德军能否围歼联军?
3-2蝴蝶效应——敦刻尔克战役的另一种结局

第九章 后记

附录

附录一:敦刻尔克包围圈战役序列(1940年5月30日)

附录二:双方将帅简介

附录三:敦刻尔克今夕
精彩书摘:
敦刻尔克战役
1940年初夏,三百多万德军跨过西部边境入侵西欧四国,战争开始仅仅四十多天,联军就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相继沦陷。这场发生在欧洲新老强权之间的较量在战争史和军事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公认为是德军闪击战中最成功的范例。战争的过程和结局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深深影响了二战的进程乃至于欧洲的国际关系格局,法国在此战后从第一陆军强国沦为世仇德国的附庸并跌下了一流强国的宝座而大英帝国也遭到重挫,被逼到了亡国的边缘。因此在战后关于这场战争的诸多课题历来就是国内外学术界争相关注的热点,而其中的敦刻尔克战役更是充满了谜一样的传奇色彩——英国只用了九天时间就从德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撤回了超过33万人的部队,保留了继续抵抗的资本,创造了战争史上空前的“敦刻尔克奇迹”。笔者曾经在2006年写过一篇关于此战的文章《敦刻尔克之谜》,但限于资料和题目的限制仅仅探讨了著名的“停止前进”命令,而本文将会将视角扩大,重新审视这场战役的前因后果。由于围绕敦刻尔克战役的一些争论至今仍然悬而未决,所以文中某些观点只是笔者的一点个人浅见,欢迎广大二战同好批评指正。
1.序幕
在西方战役开始之前,法国和英国已经开始尝到长期的绥靖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军备废弛以及对德战略态势的恶化让他们被迫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卷入一场新的欧洲大战。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后的7年时间里实际上已经几乎摆脱了“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并重新挤身一流强国的行列,而且通过“鲜花战争”,西班牙内战,建立德意轴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波兰战役和北欧战役等一系列军事政治行动,不仅成功增强了国力还大大改善了周边战略形势。到1940年初,英法在欧洲的战略态势上事实上处于十分尴尬的“孤立”地位:慕尼黑会议后法国在20年代在中东欧苦心经营的“小协约国”事实上已名存实亡。北方的屏障荷比两国鉴于英法此前对盟国屡屡背信弃义而深感失望,只得严守中立。两大潜在的盟友美国和苏联,一个由于自身战备不足和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倾向暂时还对欧洲战局鞭长莫及,另一个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也决定置身事外。根据法国战略大师薄富尔将军(Andre Beaufre,1902-1973)的计算,在1935年,福煦元帅(Ferdinand Foch,1851-1929)原先所构想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至少能够集中280个师来对付德国,包括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等国的兵力在内,此外还可能加上苏联(110个师)和英国的兵力。但自从轴心国集团组成之后,德国方面获得了80个师的兵力(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而法国方面也差不多失去了相同的数字。等到捷克斯洛伐克灭亡之后,德国可以展开130个师,另外还可以从其同盟国中获得75个师的支援,即总数在200个师以上。反而言之,法国方面却减到200个师以下(包括法国,英国,波兰和罗马尼亚)。薄富尔将军认为再没有比这些数字更能表现德国战略运用的成功了。德国闪击波兰后,尽管在政治上英法已经开始转向并对德宣战,但他们在军事上的行动却是迟缓和麻木的。一方面,在波兰战役期间,除了草草了事的所谓“萨尔攻势”外,整个西线处于“静坐战”的状态。从波兰战役打响到西方战役爆发之间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西方盟国的军事战略始终处于一种奇怪的混乱状态,有些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叫嚷着远征芬兰来帮助“远房亲戚”的劲头甚至比如何对付在家门口的世仇的兴趣还大。除了在大西洋上尚能闻到一丝硝烟的味道外,在陆地上的“战争”几乎毫无建树。这一点就连他们的对手都能一针见血的看出来——哈尔德将军(Franz Halder,1884-1972)在他的日记里写到:“(联军)没有真想打仗的意图……法国内阁缺乏果敢的气魄。”——战后凯特尔元帅(Wilhelm Keitel,1882-1946)也对此评论到:“假使法国进攻,,他们所遇到的将会只是德国的一道军事纸屏,而不是真正的防御。”英法两国面对兵力空虚的德国“西墙”防线(West wall),就这样白白丧失了击败对手的最佳时机;另一方面,尽管此前德军的“闪电战”已经在波兰和北欧取得了非凡的战绩,可惜这种新的战争形态却并未引起英法军事高层足够的重视。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直到1940年初还向政府和军方高层提出过一份备忘录,提醒他们注意德军的新战法:“敌人将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以极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我们的防线随时可以被突破。如果我们没有同样的部队进行还击,我们就很有被消灭的危险。”但他最后的这次努力也归于失败,戴高乐只能在他的回忆录中哀叹:“其实是我们太晚了...我的备忘录并没有引起震动。”法军中这些头脑僵化的将军们领导着一支20年前的军队还希望能赢得一场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历史已经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曾经最强大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陆军即将上演它的绝唱。

图片0-1:一战末期担任西线协约国军总司令的法军名将福煦元帅

图片0-2:身着夏季元帅制服的德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威廉.凯特尔,作为战争期间希特勒最主要的幕僚之一,过于奉承的他也被同僚和下属戏称为“点头驴”

2.最后的华尔兹
1940年5月10日清晨,经过大半年令人不安的等待,德军终于发起了准备已久的西方攻势。战争的帷幕首先在北方拉开,德军B集团军群的29个师攻入荷兰和比利时后,两国政府终于向联军求援,英法联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立即命令他手下最精锐的第1集团军群主力(由比约特将军指挥,由西向东依次是法军第7集团军,英国远征军,法军第1集团军和法军第9集团军之一部)按照预定的“D”计划进入比利时。联军的“D”计划是以26年前德军著名的“施里芬方案”为对象模板来制定的。简单说来就是一旦德军取道荷兰和比利时进攻法国,就立刻将预先部署在法比边境一线的联军向从荷兰布雷达(Breda)至比利时那慕尔(Namur)的代尔河(Dyle River)一线机动并设防。如果将进入北方的这部分联军看成一道门板,那么这扇门在开战后就将以色当(Sedan)为门轴向北转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军的D计划可以看作是法国版的半个反向“施里芬方案”。甘末林对他的这个“攻不足但守有余”的杰作相当有信心,在最初三天里,四十个师的联军主力在去往北方的路上还没有进行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战局似乎正朝着联军将领们预想的方向发展着。英国远征军参谋长波纳尔中将在他的日记里写到:“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算良好”。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乐观的认为“截止12日夜间为止,没有理由认为战争进行得不利”。但在甘末林貌似天衣无缝的“D”计划里有两个致命的漏洞:一是忽视了阿登地区的防御,二是没有保留足够的预备队。尽管在战前他手下的前线指挥官和情报官员不止一次的对以上两点提出过质疑,但这位沉醉于一战胜利荣光之下的 “麻木不仁”的将军(法国总理保罗.雷诺语)仍然迷信于“马其诺”防线和“阿登天堑”的作用,固执的坚持着对未来战局的判断,对他们的警告不予理睬。让甘末林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漏洞却正是德军“镰刀收割”方案(Sichelschnitt)成功的两个关键的先决条件:德军的“镰刀收割”方案放弃了原有计划中借道荷比进攻法国的路线,而是另辟蹊径,选择让装甲重兵集团穿越被认为不适合大军通过的阿登山区,绕过马其诺防线直插法国腹地。这样就意味着在联军防线中央的“门轴”部分插入了一个巨大的楔子。不过该方案的成功必须依靠敌人的“配合”,而联军主力北上正好是让出了德军通向法军后方的通道,因此当听到联军主力进入比利时的消息时,希特勒大喜过望的对随从们说:“当敌人沿着整个前线行进的消息传来时,我兴奋得流下泪来。他们落入了我的圈套。就我们来说,向列日(Liege)推进只是我们的诡计。我们必须让他们相信依然恪守着过去的施里芬计划。”这两个致命的漏洞让联军在其后的战争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图片0-3:亨利.波纳尔(Henry Pownall,1887-1961),英国陆军中将,炮兵出身,毕业于伍尔维奇的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曾作为英国远征军的一员参加过一战,1917年晋升为少校并被提升为英军第17师的炮兵指挥官,由于表现优异,战争结束前他还荣获了杰出服役勋章。一战结束后曾在坎伯利参谋学院继续深造,30年代历任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书长助理和副秘书长,皇家炮兵学院院长,陆军部军事计划和情报局局长。二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英国远征军参谋长,经历了英军在欧洲战场的第一场惨败。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被任命为陆军总监,协助艾恩赛德将军负责本土防卫军的重建。在德军兵临城下之际又先后担任过驻北爱尔兰的英军司令和帝国副总参谋长。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他被派往新加坡担任东南亚美英荷澳联军统帅韦维尔将军的参谋长,此后他又先后出任过驻锡兰的英军司令,驻波斯和伊拉克的英军司令以及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蒙巴顿将军的参谋长。二战结束后不久退休。


图片0-4:阿尔方斯.乔治(Alphonse Georges,1875-1951),法国陆军上将。出生于蒙吕松的一个铁匠之家,1897年以全班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圣西尔军校。一战初期受过重伤,其后便进入法军总参谋部服役。1918年他升任福煦将军的作战部长,这段经历让他在战后名声鹊起,升迁相当顺利。战后他先后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担任过贝当将军麾下的参谋长和师长。1932年11月被任命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可是在1934年10月9日他在马赛遭到暗杀,身受重伤。这次遇刺事件对他的打击相当大,尽管他后来伤愈,但却在1935年被魏刚将军抢走了本该由他担任的法军总司令的职务。而且不久后,法国总理达拉第认为他太过偏向右翼,任命甘末林将军接替了他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他被降职为甘末林的副手。这让两人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二战爆发后,乔治被任命为至关重要的东北战区总司令。虽然他和甘末林在对德作战计划上存有分歧,但他和甘末林都坚信法军的实力。因此德军装甲部队在色当的突破极大的打击了他的自信心。根据博富尔的回忆,法军崩溃后他甚至看见乔治在司令部里偷偷的哭泣。5月19日,他和甘末林先后被解职。法国战败后,乔治拒绝在维希政府中担任任何重要职务。1942年盟军在北非登陆后,丘吉尔一度想邀乔治出山,担任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法军总司令。但是,这一提议被罗斯福否决了,他倾向于更有才干的吉罗将军。1943年1月,戴高乐和吉罗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后,乔治被任命为不管部长。但很快就像吉罗一样被赶下了台。

图片0-5:其实关于德军在西方战役中放弃原有计划而将阿登地区作为突破口,并非完全是曼施坦因和希特勒的灵光乍现。早在战争爆发之前,由于情报部门的努力,英法联军一旦开战后的动向已逐渐清晰:他们将向比利时派出主力部队。此时德军军事情报局西线外军处也已经破译了法军的无线电通讯密码,逐渐把法军的作战序列摸清了。无线电监听表明,法军驻在阿登地区的第9集团军极为虚弱。这个情报呈交给德军高层后,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立即说:“敌人的薄弱点就在这里!我们将从这里突破”。时任OKW指挥参谋部国防处处长的瓦尔特.瓦利蒙特上校(最终军衔炮兵上将)在战后接受一次电视访问时也曾谈到:“我们将阿登地区作为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因为我们能从这儿绕过马其诺防线。另外,我们注意到只有极少的法国军队驻扎在这一地区。”尤为可惜的是,法国对此并非完全没有察觉,早在3月份,法国反情报局德国科的科长派洛勒上校就在向上级的报告中提到德军情报部门突然开始研究色当到阿布维尔的路线,尽力弄清楚每座桥梁的承重情况,河流的水文资料,道路能否经得起载重货车等等。报告的最后写道:“通过比利时向英吉利海峡的一次进攻已迫在眉睫。”不过,一如雷诺的评价,”麻木不仁“的甘末林并未对此有过任何注意。由于德军在战前已经了解到了联军作战计划的轮廓,因此笔者一直以来就怀疑整个“镰刀收割”方案是建立在战略欺骗基础之上的。国防大学的刘望安博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持这样的观点,并大胆认定“梅克林事件”也是德军欺骗行动的一环。目的就是要让联军认为德军仍会以施里芬方案的路线进攻法国,从而让他们自己钻入圈套。早在法国陷落后不久就有人提出过类似观点,法国记者莫努瓦在《新苏黎世时报》上发表的一系列题为《法国为何战败》的文章中就提出了“梅克林”事件的“阴谋论”(《博克日记》1940年12月14日)不过笔者一直没有找到包括第10号作战指令在内的坚实证据,所以对这样的观点不敢妄下结论。不过希特勒在得知“梅克林事件”后第一时间的反应却很值得玩味。希特勒的空军副官贝洛少校在回忆录中写到:“希特勒听到消息后镇定自若,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图片0-6:法军“D计划——布雷达变体“方案示意图。该方案和原方案的最大不同就是一旦战争爆发,联军的战线将延伸到了荷兰的布雷达并和荷兰军队的防线连接在一起。(由于担心德军占领荷兰后会利用当地的机场对英国本土发动大规模空袭,英国对布雷达变体倒是持积极态度)其实直到1940年4月14日,乔治将军(他本人明确反对甘末林提出的D计划布雷达方案)还曾向甘末林恳求,如果总司令(指甘末林)坚持采取这一军事行动,希望保留第7集团军作为预备队,并从别的部队抽出两个师派到荷兰去。第7集团军司令由法军中最有才干的吉罗将军指挥,实力强劲。如果把他作为预备队,一旦战争开始,第7集团军可以投入任何缺口并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可惜的是,甘末林对这样的忠告仍然置若罔闻。甚至英国人也对此提出了他们对阿登山区防御的担心,战前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Leslie Hore-Belisha,1893—1957)就曾在战时内阁几次提出过这个问题。英国军方也曾通过军事途径向法国提出意见。然而,出于对法军在陆战中传统权威的尊重,英国内阁和军事首脑自然不好意思批评那些兵力比他们大十倍的盟军。

然而,对于联军而言,仅仅过了三天,战局就开始急转直下。在北方,当进入比利时的英法联军部队抵达代尔河一线的新阵地时,却惊讶的发现,由于在战前荷兰,比利时严守中立,两国在军事防御计划上并没有和英法联军进行过协调,“在那募尔-卢万一线(即所谓的“代尔河防线”)上设置的反坦克障碍和防线,既不充分又未竣工。”法军精锐的骑兵军军长普里乌将军(René Prioux,1879-1953)不禁在报告里抱怨说:“没有像样的壕沟,没有带刺铁丝网,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这让这些部队立刻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更糟糕的情况发生在南方,德军重兵集群前锋突然从阿登地区跃出,出现在色当至迪南(Dinant)一线的默兹河(Meuse River)右岸。原本按法军的估算,德军即使要渡河也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但事实上德军仅仅用了24小时。至5月14日上午,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1888-1954)的第19军已经强渡默兹河,在左岸建立了两个登陆场。与此同时,霍特(Hermann Hoth,1885-1971)麾下的第15军第7装甲师也在迪南建立起了一座桥头堡。德军出其不意的进攻速度让法军的前线指挥官们措手不及并极大的打乱了其预定部署和作战计划。“闪电战”的威力在西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法军的抵抗很快便陷于混乱状态。尽管法军寄希望于14日能动用三个预备装甲师的兵力发动反击扭转局面。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攻击行动不够协调也不够迅速。”最终都被德军各个击破。2天后,迪南至色当一线的缺口已经被拉大到100公里。在正面设防的法军第9和第2集团军已彻底瓦解,德军打开了通往法国腹地和英吉利海峡的大门。至此德军的“镰刀收割”方案已经初见成效,更为有利的是,得益于联军效率低下的通讯指挥系统,德军发现联军方面似乎并没有及时意识到德军在默兹河的突破究竟会对战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5月13日晚,当色当前线的法国守军在德军的猛攻下趋于崩溃时,乔治将军在他向甘末林的报告中仍极有喜感的写到:“我们很冷静”。直到5月15日,北方的联军仍然在执行既定的“D计划”,坚守在从安特卫普到那幕尔的“代尔河防线”上。这对德军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天赐良机。5月14日,希特勒签署了第11号作战指令,明确了德军下一步的攻击重点和方向:A集团军群在埃纳河(Aisne River)以北集中最强大的兵力向西北方向实施突击并强调要迅速将可调用的机动兵力投入这个突破口。此外,要求B集团军群的部队继续在北方进攻,以吸引敌军的注意。这时,一个巨大的口袋已经隐隐浮现:如果中央战线的战局继续恶化,那么进入比利时的联军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对此,联军方面并非所有人都毫无警觉,法国总理雷诺(Paul Reynaud,1878-1966)的军事顾问迪维勒鲁上校(Marie De Villelume,1892-1960)就曾质疑道:“他们是不是计划让我们掉入他们所设的圈套里?”然而法军高层在德军一连串的闪击战之下,很快就由战争之初的盲目乐观变成了惊慌失措,加之通讯协调不畅,其指挥系统已濒于瘫痪。在其后命运攸关的一周时间里,丧失了翻盘的最后一线机会。


图片0-7:法国战役时担任第15装甲军军长的德军名将赫尔曼.霍特将军

图片0-8:德军装甲部队突破色当,冲向海峡的示意图。就在5月12日,即德军渡河的前一天的晚上,法军东北战区总司令乔治将军在向法军总司令部提交的报告中写到:“整条默兹河防线的防守似已完全巩固。”这样轻率的乐观情绪在法军的前线指挥官中表现得更明显。当晚,驻守色当的法军第10军(隶属于第2集团军)军长格朗萨德中将(Pierre Paul Charles Grandsard,1881-1966)还自鸣得意的认为虽然他的阵地虚弱无力,但敌军并没有能力立即渡河进攻。不仅法军不相信德国人能这么快渡河,就连德军自己对此也充满怀疑。当古德里安预计他的部队在越过阿登山区后的5天内将能攻至默兹河对岸时,计划担任其南翼掩护任务的第16集团军司令布施步兵上将(Ernst Busch,1885-1945)就曾说到:“是吗,你能率先通过默兹河?我可不这么想!”

3.从比利时后撤
从5月15日晚些时候开始,随着前线灾难般的战报接踵而至的通过“摩托车快递”送达甘末林设在万森(Vincennes)的司令部,法军高层终于开始明白自身危险的处境。但是如同一个亿万富翁瞬间变成身无分文的乞丐一般,一种深深的挫败感和失败主义情绪让那些曾经统率着名躁一时的“世界第一陆军”的法国将军们方寸大乱,情报和通讯的滞后让法军的指挥链频频断裂。一种极具传染力的无力感弥漫着整支军队,即使连尚未全力投入作战的部队也感受到这一失望的气氛,前线有组织的抵抗更是无从谈起。在这一天,雷诺和甘末林分别绝望地对丘吉尔和法国国防部长达拉第说到:“我们已经被打败了”“法国军队全完了”。然而祸不单行,就在联军高层被德军在中央战线的突破搞得焦头烂额之际,北方再次传来令人丧气的坏消息:荷兰投降了。甘末林在“D”计划布雷达方案中构想的由荷兰,比利时一直延伸到法国的连绵战线在开战仅5天后就宣告失效,原计划驰援荷兰的法军第7集团军只得又向南后撤。尤为可惜的是,在开战第一周这支生力军本可用在更为关键的地点,结果却徒劳地将时间浪费在了沿海峡的折返拉力赛中。
5月16日,丘吉尔首相及其幕僚飞赴巴黎会晤法国军政高层,以了解战况并给他们的法国盟友打气。但这次会议的结果却是令人沮丧的,除了让英法首脑了解到局势的严重性以外,并未拿出扭转战局的实质性方案。甘末林对前线严峻形势的介绍让英国人大感震惊。随后他认为鉴于德军正在突向海峡或者直扑巴黎——这一点甘末林自己也不能肯定——应当迅速撤回在比利时的联军并集结兵力对德军在中央战线突出部的侧翼进行反攻。客观的说,尽管甘末林在D计划的制定和战争第一周的指挥当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他在此刻对战局的认识还是较为清醒的,可惜前期巨大的失利让英法军政高层甚至包括他自己都对这个判断失去了信心。因此,这个有可能让法军第1集团军群免于全军覆没的建议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这时丘吉尔又犯了后来他经常发作的“勇气有余幸而败事不足” 的老毛病,他认为法军只是被德国人的进攻给吓住了,因而法军的判断有夸大其辞之嫌。德军在战线中央的突击只是个幌子,主战场仍然在比利时方向。因此他坚决反对联军从北方后撤。会议最终也没能形成统一意见,经过讨价还价,法国人只能寄希望于阻止德军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英国答应增派的6个战斗机中队。可这对联军来说也仅仅是杯水车薪而已。
尽管联军高层对如何应对目前糟糕的战局还在争论不休,但中央战线的崩溃已经让在比利时的联军右翼暴露无余,前线的形势已经容不得片刻拖延。因此从北方撤军已成必然,联军第一集团军群主要采取了两步棋来应付当前的局面:
第一:争取修复右翼的防线。鉴于荷兰已经沦陷,最北方的第7集团军主力开始火速回师向南以填补中央战线的缺口;同时第7集团军司令吉罗将军(Henri Giraud,1879-1949)将接替科拉普将军(André Corap,1878-1953),以图重整第9集团军。可是当15日下午吉罗抵达第9集团军设在韦尔万(Vervins)的司令部时,他甚至找不到他的部队在哪里。事实上第9集团军此时已经不存在了。连吉罗本人也于四天后在乱军中被俘。联军重整防线的努力很快就宣告了失败。英国军事家富勒将军(John Fuller,1878-1966)就对此评论道:“联军所犯的一个最重大的战术错误,就是始终想要维持一条连续不断的正面,结果遂使他们永远无法集中足够的兵力,来执行一个强大的反攻。”
第二:在5月16日早些时候,法军第一集团军群总司令加斯东.比约特将军在没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其上级乔治将军正式的撤退命令实际上直到17日早晨才发出)终于下令撤退。由于战前没有预计到德军主力会在南方出现,比约特只得翻出战前拟定的“E”计划(该计划是“D计划的前身,分别代表艾斯科特河和代尔河),下令将他麾下的第一集团军群其余部队(主要是法军第1集团军,英国远征军和比利时陆军)在两天内从代尔河一线向西逐步撤往艾斯科特河(即斯海尔的河上游)。撤退将分以下三个阶段进行:
5月16日夜/17日:撤往沙勒罗瓦-布鲁塞尔-维勒布洛克运河,即塞内河(Senne River)一线。
5月17日夜/18日:撤往莫伯日-蒙斯-阿特-特尔蒙德,即登德雷河(Dendre River)一线。
5月18日夜/19日:撤往莫尔德-艾斯科特河到根特一线-泰尔纳曾,即艾斯科特河(Escaut River)一线。
这里反映出一个问题,联军向西撤退的目的是什么?有无成功的希望?按照美国历史学家诺曼.格尔伯的说法,这一撤退行动的目的是迂回的绕到德军南面,以阻止德军在南方的突破。比约特按照他的经验可能认为南部的德军只会采取一个小范围的侧翼迂回,因此只要后退到艾斯科特河就能躲过德国人的合围。但比约特实在是低估了德军的野心和推进速度。而且不仅在联军高层对是否从比利时撤退以及撤退后如何反击莫衷一是,在比利时境内的联军内部也对此存在严重的分歧。
首先来看法军,由于在后方没有足够的战略预备队来遏止德军装甲部队在中央战线的突击,如何保卫巴黎和法国内陆的安全就成了法军现在要考虑的头等大事,因此将北上的法军主力(主要是第1和第7集团军)撤回国内就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尽管在前期的战斗中同样损失巨大,但这支在战争爆发时几乎囊括了法国陆军所有精锐的部队——包括全部的三个轻机械化师,三个预备装甲师中的两个,所有的独立坦克营,三分之二的摩托化炮兵和高炮部队——是现在法军中唯一能指望得上能阻止德军的一支力量。但在如何撤退及反击的问题上,法军却始终犹豫不决。而英国上下则早已对其优柔寡断和难以信赖的法军上级和同僚产生了不信任感。英军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Edmund Ironside,1880-1959)在5月17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自己对法军的感觉:“我们好象生活在一个满是傻瓜的天堂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法军的力量,但这支军队已经几乎崩溃。此刻好像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就要发生了。”当16日联军准备从比利时撤退时,比约特竟没有将撤退的命令告知在法军第一集团军群左翼的英国远征军,这一尴尬的失误让英军右翼有暴露的危险。当英国远征军司令约翰.戈特上将察觉到法军动向后不禁愤怒不已,虽然这一错误在他的抗议下得到了“及时纠正”,但却在这一共同抗敌的关键时刻对两军此后的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后来他曾抱怨说:“实在很难和法军取得协调,例如原先说要在夜晚九时撤退,但却发现,在该阵线的法军部队事实上早在下午四点的时候就已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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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序里写道:祖先的铁拳启示我们,民族的脊梁只有靠铁和血来炼就,不论现实情况多么艰难困苦,都要咬牙挥出自己的拳头,将面前的一切统统击碎打垮,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具有的真正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