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说汉语吗？

看到这样的题目有人会很惊讶：难道唐朝不是汉民族建立的朝代吗？回答是肯定的，唐确实不是农耕汉民族建立的朝代，唐太宗也不说汉语。

唐王朝的血统已经清楚显示出他们属于突厥系阿尔泰游牧民族。唐高祖李渊的七世祖名叫李暠，就是晋末张掖地区（月氏故地）西凉国的“凉武昭王”。西凉国是“鲜卑秃发”(西方人记作“通古斯”tuagus)建立的，后为南匈奴单于沮渠蒙逊吞并。

《魏书·列传》记载，西凉灭后李暠的后裔李翻投奔了阿尔泰山的柔然，曰：

“翻，字士举（休屠），小字武疆（无者），奔伊吾（阿尔泰山），臣于蠕蠕（柔然汗国）。

李翻虽然有一个貌似汉人的名字，但并非汉人，这可以从他的“字”看出来，那才是他的真名。李翻的儿子后来投奔了拓跋北魏，为“镇西大将军”，从此在北魏一朝“大享名器，世业不殒”，世袭贵族名号。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他是李翻的后人，但李翻与李虎是何种血缘关系则没有记载可考。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另有“唐国公”称号。西魏的“八柱国”与后世努尔哈赤的“八和硕”有一样的文化内涵。

史载李虎娶妻“独孤氏”（通古斯），独孤是西魏帝族。

李虎同样是拥有汉名的突厥人，貌如汉人而已。从东汉开始靠近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取一个汉名流行起来，游牧民族没有文字，取个汉名便于记写，如消灭西晋的南匈奴单于就叫“刘渊”，但他们又有“字”，即部族名。

李渊的鲜卑名叫“大野”，字“叔德”，这才是他的真名。所谓“字”是后人的说法，原本是突厥的族名姓氏。“叔德”就是《史记·匈奴传.传》中的“休屠（储）”

“大野”是阿尔泰游牧民族的一个传统姓名，鲜卑拓跋祖先名“推寅”就是异写，（《魏书·序记》：“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如。”）被成吉思汗消灭的乃蛮国可汗名叫“塔阳汗”，也是异写。明代蒙古有著名的“达延汗”，他重新统一蒙古高原威胁到了明王朝的生存，也是异写。

李渊起兵并非一人，这是与突厥“始毕”（鲜卑）可汗联手干的。当时始毕可汗与李渊是君臣关系，他们可能还有血缘关系。史载李渊与始毕可汗有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他们联手内侵，遵循着匈奴以来结盟南下的传统。由于有突厥可汗力助，李渊顺利取得关中重地，突厥则满载而归。

李渊的皇后即李世民的生母来自鲜卑，史称“窦皇后”，其实是割取“拓跋”的“拓”（窦）作姓而已，貌似汉姓实非汉人。李世民也娶妻鲜卑，称“长孙氏”（就是“诸申”，女直的另一个称呼）。由此可见唐帝室难觅一丝汉民族血缘成份。他们有可能平常说汉语吗？显然不可能。

唐太宗李世民会说突厥语是明白无误的。史书记载，唐高祖李渊时突厥颉利可汗率军攻入渭水“便桥”，秦王李世民迎战。在桥边李世民屏退左右，单独一人“与颉利可汗隔津而语，责以负约”。“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旧唐书》）。其时李世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有诱之以利，于是突厥人抽身引退，并相约几天后便桥再会。其后他们如约而至，“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

李世民说突厥语明矣！否则怎么可能“临水交言”呢？他们是完全的同类，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行为方式，有同样的文化背景，且有血缘亲戚关系。

史载突厥“薛举可汗”（即“休屠”）及部下常与李世民共同围猎，“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于是突厥部众“咸愿效死”。如果李世民平时说汉语就不可能出现“无所间然”的情况。李世民频频狩猎，“狩与尧山”，“狩与岐山”，“狩与骊山”，不绝于史，这显然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

李世民策划宫廷政变，杀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夺得皇位，史称“玄武门事变”。参与事变的五个主谋人物的姓名，也明白地显示出民族背景：

“长孙无忌”即“诸申·无者”，此人祖先就是后魏献帝之兄，与李世民祖先一样也是世袭“柱国”，原姓拓拔，后改姓长孙，两者是大姓小姓的关系，本可通用，长孙无忌是唐太宗长孙皇后之兄。

“房玄龄”即“兀颜·龄”，此人祖先是后魏镇远将军，与长孙皇后是同宗。

“尉迟敬德”即“兀者·敬德”，原为突厥一骁将，善骑射，后来归降了李世民，成心腹。

“屈突通”即“啜·鞑靼”，原为突厥将领，以勇武著称，后归降李世民，啜是“矢”的注音异写，一种贵族称号。

“秦叔宝”即“秦·鲜卑”，此人悍勇异常，自称“不习文法”，可能一个汉字也不识，一句汉语也不懂。

这些人显然都说突厥语，如此背景怎么可能说汉语呢？李世民不说突厥语又如何一起谋划政变呢？难道用手势交流或者请人居中翻译？

为唐太宗征东又征西的主要大将，他们的姓名也清楚地显示出共同的民族背景：

薛仁贵，即“息慎·贵”，“贵”是蒙古语“高娃”（玉）的汉字拟音。

程知节，即“程·女直”（此人又名程咬金）。

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敕勒）可汗之子。

阿史那·弥射，突厥室点密可汗五代孙。

契苾何力，即“鲜卑·斛律”，突厥铁勒部酋长。

思摩，即“石抹”，突厥颉利可汗宗亲，后归降李世民，征东时“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吮血”。

这些突厥背景的大将死后都享有陪葬昭陵（太宗之陵）的殊荣，反映出来的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阙特勤碑》中有这样的话：“突厥的伯克们听命了汉人可汗，为之征战了50年，向东征战到日出之地，直到靺鞨可汗之国，向西征战到铁门，降服了那里的所有国家”。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唐太宗依靠的是草原民族的军事力量，在突厥人看来唐皇帝不过是入主汉人的突厥可汗。

当李世民还是秦王之时，他就与突厥贵族结为兄弟了，如突厥突利可汗（始毕可汗之子，颉利可汗之侄），西突厥大渡（鞑靼）可汗，都是李世民的“安答”（蒙古语兄弟的读音），这些可汗死讯传来之时，太宗都为之摆朝举哀。如果李世民说汉语就不会有结拜，这是由游牧文化的特质决定了的。

史书记载唐王室屡现“乱伦”之象，太宗死后唐高宗便把太宗的美妾武则天拥为己有了。所谓“乱伦”是后人的说法，在唐高宗看来并无此嫌疑，“妻其后母”是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对于突厥出生的唐王室来说不存在道德障碍，乃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游牧民族自古没有守寡的传统，故唐代公主再嫁也多。只是到了后来，日益汉化之后，他们才会竭力去回避和掩饰祖先的历史。武则天的故事与清初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类似，在当事人看来并无不妥，完全符合风俗习惯。

李世民有废太子名叫“承乾”，史载他“学胡人椎髻”（可能指剃发），说胡语，吃胡食，爱慕突厥狼头纛，甚至不愿过宫廷生活，喜欢去草原游牧，结果被废黜。同样的事情北魏也发生了，魏孝文帝太子元恂留恋草原竟不愿南下，被迫南下后又擅自北上，孝文帝大怒，把他废为庶人。两个太子的行为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他们的民族背景。

我们看到唐初的“刺史”（地方军政首领）为清一色的突厥人，并且都是世袭，那是游牧民族固有的氏族军事组织的影子，与辽金时代的“探马赤军”蒙元时代的“达鲁花赤”非常相似，这种军事制度并不来农耕文化。

唐太宗有“天可汗”称号，即“棠犂孤涂单于”，这也反证了唐王朝的突厥血统，不是突厥血统就不可能有此称号。汉武帝威震匈奴但无有此尊号，乃是由游牧文化决定了的，游牧文化是一种血缘文化。唐太宗的身份首先是突厥的“天可汗”，其次才是中原农耕汉民族的皇帝，两者主次分明，就像忽必烈首先是蒙古人的大汗，其次才是汉人的皇帝一样。

唐太宗昭陵有14个蕃王石像，唐高宗乾陵有61个，这种立蕃王石像的葬制不是汉民族固有的葬制，那是突厥墓前立杀人石习俗延续。突厥可汗墓前立杀人石代表他生前杀死的敌方酋长。《阙特勤碑》有这样的话：“我为我父可汗立了杀人石，以无者可汗石列其首”。唐太宗立蕃王石像是对古老游牧文化的认同和传承。

笔者推测，李世民的“世民”可能是“处密”的异写，处密为突厥著姓，唐初突厥有“启民”可汗，也是异写。

《阙特勤碑》把“唐人”视作自己的远房兄弟，告诫突厥子孙引以为戒，不要去走唐人的汉化之路，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他们存在血缘认同。《阙特勤碑》的立碑者竟是唐朝皇帝，汉文碑文竟是唐玄宗所撰，又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碑文中有“结为父子”之语，如果没有对突厥的血缘认同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正因为唐朝皇帝是突厥血统，他们才会以极开放的心态面对中亚的游牧民族国家，他们的眼光不局限于中原，他们有兴趣去开拓广阔的东北和西北，那里自古以来都是他们的活动区域。我们看到唐朝与游牧民族交往的那种深度和广度是汉民族创建的朝代从未有过的，因为统治者的血缘对其基本国策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唐朝皇帝的游牧民族血缘正是唐代开放大气的深层原因。那时西方文化源源不断传入中原，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缩短了，由此看来唐人的阿尔泰血统乃是中华民族之幸事。历史上汉人一直在回避唐朝皇帝的血统来源，因为不愿看到大唐盛世与“戎狄”的关系，那是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作用的结果。

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汉化速度是很快的，就像我们在清代看到的情况一样，到乾隆帝的时侯南下的满洲人大多已经不会说满洲话了，以致人们难以想象曹雪芹这样的汉文学高手其祖上并不会说汉语，当我们以此去阅读和思考《旧唐书》的时候，许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1400年前的唐太宗说什么语言就已经模糊不清了，那么黄帝和夏商周秦的创建者们说什么语言模糊不清就不足为奇了，但历史的迷局终将有破解的一天。

尉迟敬德，一个地道的突厥人，唐代新疆和田还出现过“尉迟国”。“尉迟”在女直语中是“密林”的意思，《蒙古秘史》所谓的“林木中的百姓”是也！笔者怀疑这个“敬德”是“契丹”的注音异写。尉迟敬德这个“戎狄”后来变成了汉民族的门神，就像轩辕（匈奴）黄帝成了汉民族的始祖一样，不是意味深长吗？看到这样的题目有人会很惊讶：难道唐朝不是汉民族建立的朝代吗？回答是肯定的，唐确实不是农耕汉民族建立的朝代，唐太宗也不说汉语。

唐王朝的血统已经清楚显示出他们属于突厥系阿尔泰游牧民族。唐高祖李渊的七世祖名叫李暠，就是晋末张掖地区（月氏故地）西凉国的“凉武昭王”。西凉国是“鲜卑秃发”(西方人记作“通古斯”tuagus)建立的，后为南匈奴单于沮渠蒙逊吞并。

《魏书·列传》记载，西凉灭后李暠的后裔李翻投奔了阿尔泰山的柔然，曰：

“翻，字士举（休屠），小字武疆（无者），奔伊吾（阿尔泰山），臣于蠕蠕（柔然汗国）。

李翻虽然有一个貌似汉人的名字，但并非汉人，这可以从他的“字”看出来，那才是他的真名。李翻的儿子后来投奔了拓跋北魏，为“镇西大将军”，从此在北魏一朝“大享名器，世业不殒”，世袭贵族名号。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他是李翻的后人，但李翻与李虎是何种血缘关系则没有记载可考。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另有“唐国公”称号。西魏的“八柱国”与后世努尔哈赤的“八和硕”有一样的文化内涵。

史载李虎娶妻“独孤氏”（通古斯），独孤是西魏帝族。

李虎同样是拥有汉名的突厥人，貌如汉人而已。从东汉开始靠近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取一个汉名流行起来，游牧民族没有文字，取个汉名便于记写，如消灭西晋的南匈奴单于就叫“刘渊”，但他们又有“字”，即部族名。

李渊的鲜卑名叫“大野”，字“叔德”，这才是他的真名。所谓“字”是后人的说法，原本是突厥的族名姓氏。“叔德”就是《史记·匈奴传.传》中的“休屠（储）”

“大野”是阿尔泰游牧民族的一个传统姓名，鲜卑拓跋祖先名“推寅”就是异写，（《魏书·序记》：“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如。”）被成吉思汗消灭的乃蛮国可汗名叫“塔阳汗”，也是异写。明代蒙古有著名的“达延汗”，他重新统一蒙古高原威胁到了明王朝的生存，也是异写。

李渊起兵并非一人，这是与突厥“始毕”（鲜卑）可汗联手干的。当时始毕可汗与李渊是君臣关系，他们可能还有血缘关系。史载李渊与始毕可汗有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他们联手内侵，遵循着匈奴以来结盟南下的传统。由于有突厥可汗力助，李渊顺利取得关中重地，突厥则满载而归。

李渊的皇后即李世民的生母来自鲜卑，史称“窦皇后”，其实是割取“拓跋”的“拓”（窦）作姓而已，貌似汉姓实非汉人。李世民也娶妻鲜卑，称“长孙氏”（就是“诸申”，女直的另一个称呼）。由此可见唐帝室难觅一丝汉民族血缘成份。他们有可能平常说汉语吗？显然不可能。

唐太宗李世民会说突厥语是明白无误的。史书记载，唐高祖李渊时突厥颉利可汗率军攻入渭水“便桥”，秦王李世民迎战。在桥边李世民屏退左右，单独一人“与颉利可汗隔津而语，责以负约”。“太宗独与颉利临水交言，麾诸军却而阵焉”（《旧唐书》）。其时李世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还有诱之以利，于是突厥人抽身引退，并相约几天后便桥再会。其后他们如约而至，“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

李世民说突厥语明矣！否则怎么可能“临水交言”呢？他们是完全的同类，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行为方式，有同样的文化背景，且有血缘亲戚关系。

史载突厥“薛举可汗”（即“休屠”）及部下常与李世民共同围猎，“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于是突厥部众“咸愿效死”。如果李世民平时说汉语就不可能出现“无所间然”的情况。李世民频频狩猎，“狩与尧山”，“狩与岐山”，“狩与骊山”，不绝于史，这显然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

李世民策划宫廷政变，杀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夺得皇位，史称“玄武门事变”。参与事变的五个主谋人物的姓名，也明白地显示出民族背景：

“长孙无忌”即“诸申·无者”，此人祖先就是后魏献帝之兄，与李世民祖先一样也是世袭“柱国”，原姓拓拔，后改姓长孙，两者是大姓小姓的关系，本可通用，长孙无忌是唐太宗长孙皇后之兄。

“房玄龄”即“兀颜·龄”，此人祖先是后魏镇远将军，与长孙皇后是同宗。

“尉迟敬德”即“兀者·敬德”，原为突厥一骁将，善骑射，后来归降了李世民，成心腹。

“屈突通”即“啜·鞑靼”，原为突厥将领，以勇武著称，后归降李世民，啜是“矢”的注音异写，一种贵族称号。

“秦叔宝”即“秦·鲜卑”，此人悍勇异常，自称“不习文法”，可能一个汉字也不识，一句汉语也不懂。

这些人显然都说突厥语，如此背景怎么可能说汉语呢？李世民不说突厥语又如何一起谋划政变呢？难道用手势交流或者请人居中翻译？

为唐太宗征东又征西的主要大将，他们的姓名也清楚地显示出共同的民族背景：

薛仁贵，即“息慎·贵”，“贵”是蒙古语“高娃”（玉）的汉字拟音。

程知节，即“程·女直”（此人又名程咬金）。

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敕勒）可汗之子。

阿史那·弥射，突厥室点密可汗五代孙。

契苾何力，即“鲜卑·斛律”，突厥铁勒部酋长。

思摩，即“石抹”，突厥颉利可汗宗亲，后归降李世民，征东时“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吮血”。

这些突厥背景的大将死后都享有陪葬昭陵（太宗之陵）的殊荣，反映出来的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阙特勤碑》中有这样的话：“突厥的伯克们听命了汉人可汗，为之征战了50年，向东征战到日出之地，直到靺鞨可汗之国，向西征战到铁门，降服了那里的所有国家”。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唐太宗依靠的是草原民族的军事力量，在突厥人看来唐皇帝不过是入主汉人的突厥可汗。

当李世民还是秦王之时，他就与突厥贵族结为兄弟了，如突厥突利可汗（始毕可汗之子，颉利可汗之侄），西突厥大渡（鞑靼）可汗，都是李世民的“安答”（蒙古语兄弟的读音），这些可汗死讯传来之时，太宗都为之摆朝举哀。如果李世民说汉语就不会有结拜，这是由游牧文化的特质决定了的。

史书记载唐王室屡现“乱伦”之象，太宗死后唐高宗便把太宗的美妾武则天拥为己有了。所谓“乱伦”是后人的说法，在唐高宗看来并无此嫌疑，“妻其后母”是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对于突厥出生的唐王室来说不存在道德障碍，乃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游牧民族自古没有守寡的传统，故唐代公主再嫁也多。只是到了后来，日益汉化之后，他们才会竭力去回避和掩饰祖先的历史。武则天的故事与清初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类似，在当事人看来并无不妥，完全符合风俗习惯。

李世民有废太子名叫“承乾”，史载他“学胡人椎髻”（可能指剃发），说胡语，吃胡食，爱慕突厥狼头纛，甚至不愿过宫廷生活，喜欢去草原游牧，结果被废黜。同样的事情北魏也发生了，魏孝文帝太子元恂留恋草原竟不愿南下，被迫南下后又擅自北上，孝文帝大怒，把他废为庶人。两个太子的行为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他们的民族背景。

我们看到唐初的“刺史”（地方军政首领）为清一色的突厥人，并且都是世袭，那是游牧民族固有的氏族军事组织的影子，与辽金时代的“探马赤军”蒙元时代的“达鲁花赤”非常相似，这种军事制度并不来农耕文化。

唐太宗有“天可汗”称号，即“棠犂孤涂单于”，这也反证了唐王朝的突厥血统，不是突厥血统就不可能有此称号。汉武帝威震匈奴但无有此尊号，乃是由游牧文化决定了的，游牧文化是一种血缘文化。唐太宗的身份首先是突厥的“天可汗”，其次才是中原农耕汉民族的皇帝，两者主次分明，就像忽必烈首先是蒙古人的大汗，其次才是汉人的皇帝一样。

唐太宗昭陵有14个蕃王石像，唐高宗乾陵有61个，这种立蕃王石像的葬制不是汉民族固有的葬制，那是突厥墓前立杀人石习俗延续。突厥可汗墓前立杀人石代表他生前杀死的敌方酋长。《阙特勤碑》有这样的话：“我为我父可汗立了杀人石，以无者可汗石列其首”。唐太宗立蕃王石像是对古老游牧文化的认同和传承。

笔者推测，李世民的“世民”可能是“处密”的异写，处密为突厥著姓，唐初突厥有“启民”可汗，也是异写。

《阙特勤碑》把“唐人”视作自己的远房兄弟，告诫突厥子孙引以为戒，不要去走唐人的汉化之路，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他们存在血缘认同。《阙特勤碑》的立碑者竟是唐朝皇帝，汉文碑文竟是唐玄宗所撰，又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碑文中有“结为父子”之语，如果没有对突厥的血缘认同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正因为唐朝皇帝是突厥血统，他们才会以极开放的心态面对中亚的游牧民族国家，他们的眼光不局限于中原，他们有兴趣去开拓广阔的东北和西北，那里自古以来都是他们的活动区域。我们看到唐朝与游牧民族交往的那种深度和广度是汉民族创建的朝代从未有过的，因为统治者的血缘对其基本国策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唐朝皇帝的游牧民族血缘正是唐代开放大气的深层原因。那时西方文化源源不断传入中原，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缩短了，由此看来唐人的阿尔泰血统乃是中华民族之幸事。历史上汉人一直在回避唐朝皇帝的血统来源，因为不愿看到大唐盛世与“戎狄”的关系，那是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作用的结果。

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汉化速度是很快的，就像我们在清代看到的情况一样，到乾隆帝的时侯南下的满洲人大多已经不会说满洲话了，以致人们难以想象曹雪芹这样的汉文学高手其祖上并不会说汉语，当我们以此去阅读和思考《旧唐书》的时候，许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1400年前的唐太宗说什么语言就已经模糊不清了，那么黄帝和夏商周秦的创建者们说什么语言模糊不清就不足为奇了，但历史的迷局终将有破解的一天。

尉迟敬德，一个地道的突厥人，唐代新疆和田还出现过“尉迟国”。“尉迟”在女直语中是“密林”的意思，《蒙古秘史》所谓的“林木中的百姓”是也！笔者怀疑这个“敬德”是“契丹”的注音异写。尉迟敬德这个“戎狄”后来变成了汉民族的门神，就像轩辕（匈奴）黄帝成了汉民族的始祖一样，不是意味深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