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走中国特色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3:27:55
走中国特色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选择
[作者:中科院院士、科技部副部长 程津培]
[《中国科技产业》2005年4期 ]
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论断有其极深刻的内涵，其中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用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质的转变。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看，他们几乎都经历过一个十年左右的突变期，即经济学家所谓的S型曲线的中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经济发展对科技的依赖度增大，同时研发（R&D）投入占GDP的比例实现跨越式增长：一般用5～10年，由1%提升到2%以上。由于促进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些国家几乎都能同步地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科技驱动型的转变。
但我国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未能摆脱对投资的依赖，去年9%的GDP增长中，仍然有高达六点几个百分点是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几十年来，我国科技投入的总量过低，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低下，科技支撑不足。虽然2003年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近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1.3%，但离“突变期”2%的指标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达到的2.32%的水平仍相差明显。因此，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让科技真正有能力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任务仍十分艰巨。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在我国产业发展中并没有给予自主创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产业界和经济学界的部分同志对自主创新的必要性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认为我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仍然应该主要依靠“市场换技术”和“比较优势”的策略。本人不赞成这样的观点。这里，我仅以汽车产业为例，说明自主创新在国家关键产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不搞自主产品研发，“市场换技术”难以实现
我国汽车工业起步于1953年，当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搞自主研发，曾经打出过相当不错的品牌，形成了自己的设计队伍和研发平台。然而近20年来，轿车企业纷纷与外国合资，虽然现在有了号称世界第三的轿车市场，但却被合资品牌占去了90%，而我们以偌大的市场非但未能如愿换来自主的轿车开发能力，还拖散了自己的研发队伍，荒废了平台。尽管从历史角度看，当时的合资应该说不失为起步阶段的一个合理选择，但由于没有哪一家技术的提供方愿意出让对技术改进的全部控制权和对市场的选择权，因此中方只能放弃组织系统的技术学习的权利及出口产品的权利。轿车企业合资近20年的历史说明了不搞自主产品研发，“市场换技术”往往难以如愿。
尽管从对GDP增量的贡献看，我方的确得到了似乎不错的回报，但外方所获得的，则是远远高于其本土的超额利润（美国通用在本土的单车净利是145美元，而在中国则达2300美元，故能以在中国3%的产车量得到它全球利润的25%；德国大众合资轿车以14%的产量，获得占全球80%的利润）。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企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以及国人对洋品牌的心理崇拜。如果这一现象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将会最终失去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
日、韩汽车的发展，印证了同样的道理。丰田和日产曾是日本两家最大的汽车企业，但在技术学习中，却走了不同的道路：日产曾较多地依赖外国技术，而丰田从来都是坚持自主的技术学习，靠“反求工程”获得了强大的自主开发能力。丰田虽然花费了更多的研发成本，但最终获得了更强的创新组织能力，创造了“丰田方式”；而日产却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陷入困境，不得不引入外资进行重组。现代和大宇也都曾是韩国最大的汽车企业，而且最初都是靠散件组装开始技术学习的。但后来现代改弦更张，不让外企控制研发，坚持了自主学习；而大宇却仍然靠与通用合资获取技术。其结果是，现代最终获得了更强的持续发展能力，成为了世界级厂商，而大宇却在金融危机后处境艰难，最后被通用并购。这两种道路的结局给人的启示是深刻的。
二、发挥“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是自主研发和有组织的技术学习
我国企业现阶段究竟有没有能力搞自主创新？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比如汽车业内近年来就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企业开发一款新车至少要有200万辆的生产规模，20亿美元的投入，8000人的研发队伍和2～4年的时间。由于目前我国汽车行业还没有一家能满足这些初始条件，因此自主开发轿车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这种条件论源自于20年来未曾拿出自主品牌的大型合资企业。而打破神话的，恰恰是行业中名不见经传的吉利、哈飞、奇瑞等无名之辈。比如奇瑞1997年3月才打第一根桩，用了不到三年就使第一辆轿车下线，从2001年“借牌上市”到2003年，令人难以想像地连续推出了四款自主品牌的轿车。现在奇瑞又储备了十几个新的车型，还自主开发了从0.8～4.0升排量的18款发动机，全部采用欧4标准，形成了年产35万台的能力。去年全行业车市下滑，奇瑞QQ、东方之子的销售却实现两位数增长。奇瑞还打破了中国车不能出口的神话，去年出口轿车近万辆，在我国轿车出口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为什么相比实力强大的合资企业未能做到的事情，哈飞、奇瑞等小企业却能做到？关键的原因是后者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显然，合资后所期待的“技术溢出”只有在企业具有研发的主动权并且开始组织系统的技术学习的情况下才能够发生。事实上，自主研发并不等于排它主义。恰恰相反，奇瑞正是因为掌握了研发的自主权，才能牢牢掌握自有知识产权，通过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实现自主创新。我认为，这也是我国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应该而且能够实践的自主创新模式。
三、自主创新是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正确选择
以上事实表明，我国企业必须搞自主研发，必须靠持续的技术进步形成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在市场上赢得主动。自主创新虽然最初要付出较高的成本，但它不仅避免了引进技术时要支付的高昂代价，还避免了投产后须将绝大部分利润让给外方作输出技术的回馈，所以经济上算总账是划算的。从长远看，自主创新对我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持续发展更是意义深远。合资厂开建动辄就是百亿，而奇瑞仅用十几亿元起家，以低价位和较高的性价比进入市场并能盈利，获得快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企业通过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获得了持续的市场竞争能力，靠科技进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践行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他们为中国企业摆脱依赖，真正成长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树立了榜样，让人们看到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有希望。
四、几点建议
建议制定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包括对自主产品实行政府优先采购，对研发的减免税要落实到位，并加大税收抵扣和信贷力度，通过对共性技术及其研发基地的支持来扶持企业的自主研发等。
在导向方面，要多宣传自主品牌；对外国厂商左右媒体对民族品牌实行舆论挤压的行为要加强监管，违法的要严肃查处。在汽车方面，日本曾提出“国民车”概念，韩国倡导“国人用国车”，印度领导人只乘国产车。建议恢复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坐国产车的传统，公务用车优先采用自主品牌。
对合资企业要实行国民待遇，有选择地取消优惠政策。我国企业须缴33%的所得税，而合资企业只缴7.5%～17%的所得税，这种不平等竞争状况要立即改变，建议在汽车等关系国家命脉行业首先实行。
政府要充分利用WTO规则中的例外条款对民族自主研发企业实行保护，对倾销行为及时立案调查。近年来外国厂商滥用知识产权打压我国企业的案例频频发生，有关方面要大胆给予我自主研发企业法律支持。走中国特色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选择
[作者:中科院院士、科技部副部长 程津培]
[《中国科技产业》2005年4期 ]
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论断有其极深刻的内涵，其中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用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质的转变。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看，他们几乎都经历过一个十年左右的突变期，即经济学家所谓的S型曲线的中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经济发展对科技的依赖度增大，同时研发（R&D）投入占GDP的比例实现跨越式增长：一般用5～10年，由1%提升到2%以上。由于促进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些国家几乎都能同步地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科技驱动型的转变。
但我国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未能摆脱对投资的依赖，去年9%的GDP增长中，仍然有高达六点几个百分点是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几十年来，我国科技投入的总量过低，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低下，科技支撑不足。虽然2003年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近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1.3%，但离“突变期”2%的指标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达到的2.32%的水平仍相差明显。因此，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让科技真正有能力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任务仍十分艰巨。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在我国产业发展中并没有给予自主创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产业界和经济学界的部分同志对自主创新的必要性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认为我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仍然应该主要依靠“市场换技术”和“比较优势”的策略。本人不赞成这样的观点。这里，我仅以汽车产业为例，说明自主创新在国家关键产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不搞自主产品研发，“市场换技术”难以实现
我国汽车工业起步于1953年，当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搞自主研发，曾经打出过相当不错的品牌，形成了自己的设计队伍和研发平台。然而近20年来，轿车企业纷纷与外国合资，虽然现在有了号称世界第三的轿车市场，但却被合资品牌占去了90%，而我们以偌大的市场非但未能如愿换来自主的轿车开发能力，还拖散了自己的研发队伍，荒废了平台。尽管从历史角度看，当时的合资应该说不失为起步阶段的一个合理选择，但由于没有哪一家技术的提供方愿意出让对技术改进的全部控制权和对市场的选择权，因此中方只能放弃组织系统的技术学习的权利及出口产品的权利。轿车企业合资近20年的历史说明了不搞自主产品研发，“市场换技术”往往难以如愿。
尽管从对GDP增量的贡献看，我方的确得到了似乎不错的回报，但外方所获得的，则是远远高于其本土的超额利润（美国通用在本土的单车净利是145美元，而在中国则达2300美元，故能以在中国3%的产车量得到它全球利润的25%；德国大众合资轿车以14%的产量，获得占全球80%的利润）。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企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以及国人对洋品牌的心理崇拜。如果这一现象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将会最终失去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
日、韩汽车的发展，印证了同样的道理。丰田和日产曾是日本两家最大的汽车企业，但在技术学习中，却走了不同的道路：日产曾较多地依赖外国技术，而丰田从来都是坚持自主的技术学习，靠“反求工程”获得了强大的自主开发能力。丰田虽然花费了更多的研发成本，但最终获得了更强的创新组织能力，创造了“丰田方式”；而日产却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陷入困境，不得不引入外资进行重组。现代和大宇也都曾是韩国最大的汽车企业，而且最初都是靠散件组装开始技术学习的。但后来现代改弦更张，不让外企控制研发，坚持了自主学习；而大宇却仍然靠与通用合资获取技术。其结果是，现代最终获得了更强的持续发展能力，成为了世界级厂商，而大宇却在金融危机后处境艰难，最后被通用并购。这两种道路的结局给人的启示是深刻的。
二、发挥“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是自主研发和有组织的技术学习
我国企业现阶段究竟有没有能力搞自主创新？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比如汽车业内近年来就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企业开发一款新车至少要有200万辆的生产规模，20亿美元的投入，8000人的研发队伍和2～4年的时间。由于目前我国汽车行业还没有一家能满足这些初始条件，因此自主开发轿车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这种条件论源自于20年来未曾拿出自主品牌的大型合资企业。而打破神话的，恰恰是行业中名不见经传的吉利、哈飞、奇瑞等无名之辈。比如奇瑞1997年3月才打第一根桩，用了不到三年就使第一辆轿车下线，从2001年“借牌上市”到2003年，令人难以想像地连续推出了四款自主品牌的轿车。现在奇瑞又储备了十几个新的车型，还自主开发了从0.8～4.0升排量的18款发动机，全部采用欧4标准，形成了年产35万台的能力。去年全行业车市下滑，奇瑞QQ、东方之子的销售却实现两位数增长。奇瑞还打破了中国车不能出口的神话，去年出口轿车近万辆，在我国轿车出口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为什么相比实力强大的合资企业未能做到的事情，哈飞、奇瑞等小企业却能做到？关键的原因是后者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显然，合资后所期待的“技术溢出”只有在企业具有研发的主动权并且开始组织系统的技术学习的情况下才能够发生。事实上，自主研发并不等于排它主义。恰恰相反，奇瑞正是因为掌握了研发的自主权，才能牢牢掌握自有知识产权，通过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实现自主创新。我认为，这也是我国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应该而且能够实践的自主创新模式。
三、自主创新是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正确选择
以上事实表明，我国企业必须搞自主研发，必须靠持续的技术进步形成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在市场上赢得主动。自主创新虽然最初要付出较高的成本，但它不仅避免了引进技术时要支付的高昂代价，还避免了投产后须将绝大部分利润让给外方作输出技术的回馈，所以经济上算总账是划算的。从长远看，自主创新对我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持续发展更是意义深远。合资厂开建动辄就是百亿，而奇瑞仅用十几亿元起家，以低价位和较高的性价比进入市场并能盈利，获得快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企业通过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获得了持续的市场竞争能力，靠科技进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践行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他们为中国企业摆脱依赖，真正成长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树立了榜样，让人们看到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有希望。
四、几点建议
建议制定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包括对自主产品实行政府优先采购，对研发的减免税要落实到位，并加大税收抵扣和信贷力度，通过对共性技术及其研发基地的支持来扶持企业的自主研发等。
在导向方面，要多宣传自主品牌；对外国厂商左右媒体对民族品牌实行舆论挤压的行为要加强监管，违法的要严肃查处。在汽车方面，日本曾提出“国民车”概念，韩国倡导“国人用国车”，印度领导人只乘国产车。建议恢复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坐国产车的传统，公务用车优先采用自主品牌。
对合资企业要实行国民待遇，有选择地取消优惠政策。我国企业须缴33%的所得税，而合资企业只缴7.5%～17%的所得税，这种不平等竞争状况要立即改变，建议在汽车等关系国家命脉行业首先实行。
政府要充分利用WTO规则中的例外条款对民族自主研发企业实行保护，对倾销行为及时立案调查。近年来外国厂商滥用知识产权打压我国企业的案例频频发生，有关方面要大胆给予我自主研发企业法律支持。
[作者:中科院院士、科技部副部长 程津培]
[《中国科技产业》2005年4期 ]
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论断有其极深刻的内涵，其中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用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质的转变。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看，他们几乎都经历过一个十年左右的突变期，即经济学家所谓的S型曲线的中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经济发展对科技的依赖度增大，同时研发（R&D）投入占GDP的比例实现跨越式增长：一般用5～10年，由1%提升到2%以上。由于促进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些国家几乎都能同步地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科技驱动型的转变。
但我国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未能摆脱对投资的依赖，去年9%的GDP增长中，仍然有高达六点几个百分点是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几十年来，我国科技投入的总量过低，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低下，科技支撑不足。虽然2003年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近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1.3%，但离“突变期”2%的指标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达到的2.32%的水平仍相差明显。因此，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让科技真正有能力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任务仍十分艰巨。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在我国产业发展中并没有给予自主创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产业界和经济学界的部分同志对自主创新的必要性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认为我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仍然应该主要依靠“市场换技术”和“比较优势”的策略。本人不赞成这样的观点。这里，我仅以汽车产业为例，说明自主创新在国家关键产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不搞自主产品研发，“市场换技术”难以实现
我国汽车工业起步于1953年，当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搞自主研发，曾经打出过相当不错的品牌，形成了自己的设计队伍和研发平台。然而近20年来，轿车企业纷纷与外国合资，虽然现在有了号称世界第三的轿车市场，但却被合资品牌占去了90%，而我们以偌大的市场非但未能如愿换来自主的轿车开发能力，还拖散了自己的研发队伍，荒废了平台。尽管从历史角度看，当时的合资应该说不失为起步阶段的一个合理选择，但由于没有哪一家技术的提供方愿意出让对技术改进的全部控制权和对市场的选择权，因此中方只能放弃组织系统的技术学习的权利及出口产品的权利。轿车企业合资近20年的历史说明了不搞自主产品研发，“市场换技术”往往难以如愿。
尽管从对GDP增量的贡献看，我方的确得到了似乎不错的回报，但外方所获得的，则是远远高于其本土的超额利润（美国通用在本土的单车净利是145美元，而在中国则达2300美元，故能以在中国3%的产车量得到它全球利润的25%；德国大众合资轿车以14%的产量，获得占全球80%的利润）。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企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以及国人对洋品牌的心理崇拜。如果这一现象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将会最终失去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
日、韩汽车的发展，印证了同样的道理。丰田和日产曾是日本两家最大的汽车企业，但在技术学习中，却走了不同的道路：日产曾较多地依赖外国技术，而丰田从来都是坚持自主的技术学习，靠“反求工程”获得了强大的自主开发能力。丰田虽然花费了更多的研发成本，但最终获得了更强的创新组织能力，创造了“丰田方式”；而日产却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陷入困境，不得不引入外资进行重组。现代和大宇也都曾是韩国最大的汽车企业，而且最初都是靠散件组装开始技术学习的。但后来现代改弦更张，不让外企控制研发，坚持了自主学习；而大宇却仍然靠与通用合资获取技术。其结果是，现代最终获得了更强的持续发展能力，成为了世界级厂商，而大宇却在金融危机后处境艰难，最后被通用并购。这两种道路的结局给人的启示是深刻的。
二、发挥“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是自主研发和有组织的技术学习
我国企业现阶段究竟有没有能力搞自主创新？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比如汽车业内近年来就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企业开发一款新车至少要有200万辆的生产规模，20亿美元的投入，8000人的研发队伍和2～4年的时间。由于目前我国汽车行业还没有一家能满足这些初始条件，因此自主开发轿车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这种条件论源自于20年来未曾拿出自主品牌的大型合资企业。而打破神话的，恰恰是行业中名不见经传的吉利、哈飞、奇瑞等无名之辈。比如奇瑞1997年3月才打第一根桩，用了不到三年就使第一辆轿车下线，从2001年“借牌上市”到2003年，令人难以想像地连续推出了四款自主品牌的轿车。现在奇瑞又储备了十几个新的车型，还自主开发了从0.8～4.0升排量的18款发动机，全部采用欧4标准，形成了年产35万台的能力。去年全行业车市下滑，奇瑞QQ、东方之子的销售却实现两位数增长。奇瑞还打破了中国车不能出口的神话，去年出口轿车近万辆，在我国轿车出口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为什么相比实力强大的合资企业未能做到的事情，哈飞、奇瑞等小企业却能做到？关键的原因是后者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显然，合资后所期待的“技术溢出”只有在企业具有研发的主动权并且开始组织系统的技术学习的情况下才能够发生。事实上，自主研发并不等于排它主义。恰恰相反，奇瑞正是因为掌握了研发的自主权，才能牢牢掌握自有知识产权，通过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实现自主创新。我认为，这也是我国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应该而且能够实践的自主创新模式。
三、自主创新是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正确选择
以上事实表明，我国企业必须搞自主研发，必须靠持续的技术进步形成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在市场上赢得主动。自主创新虽然最初要付出较高的成本，但它不仅避免了引进技术时要支付的高昂代价，还避免了投产后须将绝大部分利润让给外方作输出技术的回馈，所以经济上算总账是划算的。从长远看，自主创新对我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持续发展更是意义深远。合资厂开建动辄就是百亿，而奇瑞仅用十几亿元起家，以低价位和较高的性价比进入市场并能盈利，获得快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企业通过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获得了持续的市场竞争能力，靠科技进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践行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他们为中国企业摆脱依赖，真正成长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树立了榜样，让人们看到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有希望。
四、几点建议
建议制定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包括对自主产品实行政府优先采购，对研发的减免税要落实到位，并加大税收抵扣和信贷力度，通过对共性技术及其研发基地的支持来扶持企业的自主研发等。
在导向方面，要多宣传自主品牌；对外国厂商左右媒体对民族品牌实行舆论挤压的行为要加强监管，违法的要严肃查处。在汽车方面，日本曾提出“国民车”概念，韩国倡导“国人用国车”，印度领导人只乘国产车。建议恢复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坐国产车的传统，公务用车优先采用自主品牌。
对合资企业要实行国民待遇，有选择地取消优惠政策。我国企业须缴33%的所得税，而合资企业只缴7.5%～17%的所得税，这种不平等竞争状况要立即改变，建议在汽车等关系国家命脉行业首先实行。
政府要充分利用WTO规则中的例外条款对民族自主研发企业实行保护，对倾销行为及时立案调查。近年来外国厂商滥用知识产权打压我国企业的案例频频发生，有关方面要大胆给予我自主研发企业法律支持。走中国特色的科技自主创新之路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选择
[作者:中科院院士、科技部副部长 程津培]
[《中国科技产业》2005年4期 ]
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论断有其极深刻的内涵，其中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用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质的转变。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看，他们几乎都经历过一个十年左右的突变期，即经济学家所谓的S型曲线的中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经济发展对科技的依赖度增大，同时研发（R&D）投入占GDP的比例实现跨越式增长：一般用5～10年，由1%提升到2%以上。由于促进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些国家几乎都能同步地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科技驱动型的转变。
但我国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未能摆脱对投资的依赖，去年9%的GDP增长中，仍然有高达六点几个百分点是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几十年来，我国科技投入的总量过低，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低下，科技支撑不足。虽然2003年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近3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1.3%，但离“突变期”2%的指标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达到的2.32%的水平仍相差明显。因此，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让科技真正有能力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任务仍十分艰巨。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在我国产业发展中并没有给予自主创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产业界和经济学界的部分同志对自主创新的必要性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认为我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仍然应该主要依靠“市场换技术”和“比较优势”的策略。本人不赞成这样的观点。这里，我仅以汽车产业为例，说明自主创新在国家关键产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不搞自主产品研发，“市场换技术”难以实现
我国汽车工业起步于1953年，当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搞自主研发，曾经打出过相当不错的品牌，形成了自己的设计队伍和研发平台。然而近20年来，轿车企业纷纷与外国合资，虽然现在有了号称世界第三的轿车市场，但却被合资品牌占去了90%，而我们以偌大的市场非但未能如愿换来自主的轿车开发能力，还拖散了自己的研发队伍，荒废了平台。尽管从历史角度看，当时的合资应该说不失为起步阶段的一个合理选择，但由于没有哪一家技术的提供方愿意出让对技术改进的全部控制权和对市场的选择权，因此中方只能放弃组织系统的技术学习的权利及出口产品的权利。轿车企业合资近20年的历史说明了不搞自主产品研发，“市场换技术”往往难以如愿。
尽管从对GDP增量的贡献看，我方的确得到了似乎不错的回报，但外方所获得的，则是远远高于其本土的超额利润（美国通用在本土的单车净利是145美元，而在中国则达2300美元，故能以在中国3%的产车量得到它全球利润的25%；德国大众合资轿车以14%的产量，获得占全球80%的利润）。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企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以及国人对洋品牌的心理崇拜。如果这一现象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将会最终失去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
日、韩汽车的发展，印证了同样的道理。丰田和日产曾是日本两家最大的汽车企业，但在技术学习中，却走了不同的道路：日产曾较多地依赖外国技术，而丰田从来都是坚持自主的技术学习，靠“反求工程”获得了强大的自主开发能力。丰田虽然花费了更多的研发成本，但最终获得了更强的创新组织能力，创造了“丰田方式”；而日产却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陷入困境，不得不引入外资进行重组。现代和大宇也都曾是韩国最大的汽车企业，而且最初都是靠散件组装开始技术学习的。但后来现代改弦更张，不让外企控制研发，坚持了自主学习；而大宇却仍然靠与通用合资获取技术。其结果是，现代最终获得了更强的持续发展能力，成为了世界级厂商，而大宇却在金融危机后处境艰难，最后被通用并购。这两种道路的结局给人的启示是深刻的。
二、发挥“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是自主研发和有组织的技术学习
我国企业现阶段究竟有没有能力搞自主创新？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比如汽车业内近年来就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企业开发一款新车至少要有200万辆的生产规模，20亿美元的投入，8000人的研发队伍和2～4年的时间。由于目前我国汽车行业还没有一家能满足这些初始条件，因此自主开发轿车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
这种条件论源自于20年来未曾拿出自主品牌的大型合资企业。而打破神话的，恰恰是行业中名不见经传的吉利、哈飞、奇瑞等无名之辈。比如奇瑞1997年3月才打第一根桩，用了不到三年就使第一辆轿车下线，从2001年“借牌上市”到2003年，令人难以想像地连续推出了四款自主品牌的轿车。现在奇瑞又储备了十几个新的车型，还自主开发了从0.8～4.0升排量的18款发动机，全部采用欧4标准，形成了年产35万台的能力。去年全行业车市下滑，奇瑞QQ、东方之子的销售却实现两位数增长。奇瑞还打破了中国车不能出口的神话，去年出口轿车近万辆，在我国轿车出口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为什么相比实力强大的合资企业未能做到的事情，哈飞、奇瑞等小企业却能做到？关键的原因是后者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显然，合资后所期待的“技术溢出”只有在企业具有研发的主动权并且开始组织系统的技术学习的情况下才能够发生。事实上，自主研发并不等于排它主义。恰恰相反，奇瑞正是因为掌握了研发的自主权，才能牢牢掌握自有知识产权，通过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实现自主创新。我认为，这也是我国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应该而且能够实践的自主创新模式。
三、自主创新是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正确选择
以上事实表明，我国企业必须搞自主研发，必须靠持续的技术进步形成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在市场上赢得主动。自主创新虽然最初要付出较高的成本，但它不仅避免了引进技术时要支付的高昂代价，还避免了投产后须将绝大部分利润让给外方作输出技术的回馈，所以经济上算总账是划算的。从长远看，自主创新对我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持续发展更是意义深远。合资厂开建动辄就是百亿，而奇瑞仅用十几亿元起家，以低价位和较高的性价比进入市场并能盈利，获得快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企业通过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获得了持续的市场竞争能力，靠科技进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践行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他们为中国企业摆脱依赖，真正成长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树立了榜样，让人们看到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有希望。
四、几点建议
建议制定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包括对自主产品实行政府优先采购，对研发的减免税要落实到位，并加大税收抵扣和信贷力度，通过对共性技术及其研发基地的支持来扶持企业的自主研发等。
在导向方面，要多宣传自主品牌；对外国厂商左右媒体对民族品牌实行舆论挤压的行为要加强监管，违法的要严肃查处。在汽车方面，日本曾提出“国民车”概念，韩国倡导“国人用国车”，印度领导人只乘国产车。建议恢复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坐国产车的传统，公务用车优先采用自主品牌。
对合资企业要实行国民待遇，有选择地取消优惠政策。我国企业须缴33%的所得税，而合资企业只缴7.5%～17%的所得税，这种不平等竞争状况要立即改变，建议在汽车等关系国家命脉行业首先实行。
政府要充分利用WTO规则中的例外条款对民族自主研发企业实行保护，对倾销行为及时立案调查。近年来外国厂商滥用知识产权打压我国企业的案例频频发生，有关方面要大胆给予我自主研发企业法律支持。
当前中国的科技短缺与科技起飞问题
[作者:李建民]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5年1期 ]
摘要：科技短缺和科技起飞并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由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的历史时期，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增强干预科技活动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促进自主科技资源的形成和发展。
作为我们在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经常遇到的两个问题，科技起飞是指一个国家的R&D投入达到一定强度后，科技体制和发展战略向更有效地促进技术自主创新的方向发展，从而使该国科学技术出现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科技短缺则是由于科技供给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科技发展不能满足经济、社会需要的情况，是经济学所说的“短边效应”的一种体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时期，对我国的科技起飞和科技短缺现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
1.中国仍然存在科技短缺状况
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日前依然处于科技短缺状态。
1.1新型工业化与外来型工业化的矛盾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年》1985-1998年我国工业竞争力在统计的85个国家中位次由第61位上升到第37位，是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但我国主要以引进国外技术作为提升工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这种“外来型工业化”模式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升级造成了严重冲击，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向低技术部门聚集的程度提高，导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提供的数据，在我国大中型企业的1180种主要专业设备中，达到先进水平的仅占26.1％。现在我国工业技术成果和创新指数仅居世界第48位，很多行业和产业依赖外资企业提供技术。由于我们更多地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参与世界经济循环，本土制造业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度很低。汇丰银行经济学家乔夫瑞.巴克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按出品价值计算，在2003年上半年我国出口的科技产品中，超过84％都是由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出口的；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也强调，过去10年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2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长中有65%是来自全球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伙伴的外包活动。上述情况的延续，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形成威胁。对长期的经济增长来说，最重要的是本技术进步的速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提出了中国必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我国科技发展现状显然与此有很大差距。
1.2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换的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差距的缩小一直被我国政府放在相当的位置，其表现就是对ＧＤＰ总量的执着追求，并由此形成了数量扩张型的增长模式，出现了强势增长和弱势竞争力并存的局面。从“相对于盈利”和“资本回报率”等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仅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甚至低于印度、韩国、印尼、泰国等亚洲国家，由于这一原因，当前中国ＧＤＰ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总收入即ＧＮＰ的等额增加；同时统计意义上所显示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与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也存在背离现象。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强调的是中国人民在本国经济发展中利益的获取，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关注中国经济增长在本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效应。现在，决定国际分工的要素禀赋差异已经由自然资源转为科技和人力资源，上游产业控制下游产业、无形生产控制有形生产，知识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国家控制知识技术创新能力弱的国家的特点日益明显，没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富裕国家。我们要追上发达国家，归根结底体现在科技开发能力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动力作用。技术创新方式选择直接影响着我们赶超目标能否实现。在参与国际分工时，我们不能忽视比较优势，但更应该努力推进产业升级，在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看到，正是由于技术创新能力的低下，我们才选择了数量扩张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道路。未来十几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时期，我们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要重视增长质量，尽量避免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出现，这就要求我们的科技水平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有一个质的提升。
1.3国际上综合国力竞争的不适应
新世纪以来，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和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为了争取主动，世界上的有国家都将推动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实现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作为科技发展的主要任务。作为正在实现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社会经济结构三重根本性转变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同样面临着国家政治中强权政治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双重压力，现有的科技实力显然不足以完成这一重任。科技部新近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信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和新材料领域218个项目中，我国只有1项领先，27项与世界领先国家处于同等水平，计算机、软件和信息安全等180项技术落后发达国家5年左右，集成电路、ＣＰＵ和新材料等技术落后发达国家6-10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加速技术进步，但在跨国公司雄厚的资本技术优势下，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道路已经行不通。首先，除了受到反倾销的指控外，技术性贸易壁垒（ＴＢＴ）作为一种外源贸易限制措施已在客观上成为我国出品贸易的巨大障碍。其次，在外国发起的知识产权攻势下，我国的很多高科技企业也将面临生存危机。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决策都以对其它国家的战略预期为目标，如何引导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谋求长期效益上来，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中国要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通过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提升各经济实体的竞争力。而在高新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局部强势上，我们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我国已经进入科技起飞阶段
作为一国或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科学技术迅速发展阶段的科技起飞，其主要表现是整个社会以技术自主创新为目标，高度重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不仅国家和各级政府，就是企业本身也开始把科技水平的高低纳入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战略之中，大力发展自主研究开发力量。从对相关方面的考察看，我国已经进入科技起飞阶段。
2.1科技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投入已经超过ＧＤＰ的１％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Ｒ＆Ｄ投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1％是科技起飞的一个显性标志。从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来看，一旦Ｒ＆Ｄ投入达到这一数量标准，那么这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就逐渐摆脱引进吸收而更多的依赖自主研发，开始向“技术领先者”方向发展，2000年我国Ｒ＆Ｄ经费总支出为896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已经进入国际公认的起飞最低标准线。其后，Ｒ＆Ｄ经费投入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2001年达到1042.5亿元，与当年Ｒ＆Ｄ的比例达到了1.1％；2002年为1287.6亿元，占当年ＧＤＰ的1.23％，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分别为73.8亿元、246.7亿元、967.2亿元，其中各类企业支出787.8亿元，占全国总支出的61.2％。这说明，我国科技经费支出更多地向以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为主的自主创新方向倾斜，企业的Ｒ＆Ｄ投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3年9月末，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余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经费投入已经不是制约我国科技竞争力的瓶颈，相反大量风险资金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而闲置。如何利用现有科技和经济资源，使科技产出最大化已成为非常急迫的问题。未来5-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Ｒ＆Ｄ投入强度将会保持目前的发展趋势，国家应该利用这一时机，在战略上把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作为主要目标，解决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后劲不足的问题。
2.2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但对造成这一历史巨变的根源人们的认识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主流观点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改革的制度效应。我国学者刘元春利用回归和计量分析方法对经济经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对此做出了否定的结论。他认为，从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总量、质量和效率的贡献度来看，二元经济转型引起的产业结构化相对于淅进式经济制度变革是更为主导的因素，从发展趋势和作用空间看，制约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将从以往的“经济制度瓶颈”转向“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其实，2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及其产品出口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过去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形成的技术储备能够为我们所利用。此外，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带来的技术进步也不可忽视。中国R&D投入比例在1986-1996年期间由1%降低到不足0.65%，而经济增长速度却持续达到年均约10%，其原因就在于此。上述现象也证实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因素。现在我国的科技实力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若干科技资源指标已居世界前10位，高新技术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在5年左右，经济加速增长在科技供给层面的制约因素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明显，完全有能力在前沿领域参与国际竞争。在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技术差距的阶段，以跟踪模仿为主的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但随着自身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上升，有必要从核心技术层面进行战略设计，逐步形成本国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使科技从本国经济增长过程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
2．3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发展为我国科技起飞提供了有利条件
强调自主创新并不是说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说关于利用国外技术资源不能完全代替自主创新，必须关注自己的知识产权与技术研发，在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科技加快发展的新形式下，完全走自己发明创造进行技术创新的道路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只有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人才和市场，才能实现技术的跨越发展。在中国的技术来源中，引进技术（包括高技术产品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资金占GDP比重1994年突破10%后略有下降，但到2001年又上升为9.27%，远远超过本国R&D投入占GDP的比重，这反映出目前我国技术来源依然是以引进技术为主、本国自主创新为辅的基本格局。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必须积极鼓励国内企业适时实现从引进模仿型技术路线向技术创新路线的转变。从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全球直接投资流向看，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已把中国作为投资的首选地，将其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转向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给我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主动、快速应对全球知识革命的挑战，着力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并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提高，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和综合集成，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推动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实现。
3．关于我国科技发展的政策选择
在科技短缺状况下加速科技起飞进程，关键在于政策设计是否合理，特别是在今天中国的科技发展上，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中央政府必须权衡当前效用与未来效用，在资源运用上作出必要的取舍，加速科技起飞进程。
3．1更新观念，实现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由跟踪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变
出于对利润追求的考虑，企业一般不会从国家战略层面去思考自己的技术发展道路，而往往把采用现成的技术作为可靠的选择。在科技起飞阶段，国家必须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鼓励企业走向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路线，维持国家在高端技术层面上的战略主动性。为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不能单纯从“成本—收益”角度去考虑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在国外资本加速进入且独资控股倾向日益强烈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确保要害领域的产业自主权，将核心技术培育和产业结构转型作为国家战略设计的重点。在技术威慑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焦点的背景下，中国要发挥大国作用，必须同时解决好传统意义的工业化和科技进步，产业升级这两个基本任务，处理好开放条件下技术的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的关系。这是关系到我们走“依附跟进”还是“跨越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科技起飞是从技术依附到技术自立的过程，如果把企业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低级技术发展战略化，那么科技起飞就是不现实的。在现阶段我们既要引进，也要突出创新，要利用国家制订新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契机，从指导思想上明确科技发展必须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的转变，同时为了保证适当的灵活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订过程中，对科技、教育领域的专项规划，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规划期，不必拘泥于过去的惯例，以适应全球科技迅速发展的需要，扭转我国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的不适应性。
3．2注意产业发展的国内外差别，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2002年末我国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企业11333家，其中三资企业占32.4%，对高技术产业出口近90%是通过三资企业实现的。与此同时，我国自主产业和企业在国外采取的技术壁垒、反倾销、知识产权争端中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今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将日益增多，我们必须改变外资导向型的科技发展战略，从战略高度提升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现在我国已经是世界贸易大国，但如果不能尽快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就无法获取国际交换的最佳效益，也就无法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还有可能造成进步与贫困共生的局面，影响社会稳定，削弱国家的长远发展能力。在全球条件下，民族或者国家属性依然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对外依附性强，一方面要承受世界市场景气变动的冲击，同时还要为跨国公司承担经营和研制开发风险，在分析自生能力时，我们必须对外资企业和本土产业的差异问题给予足够重视，鼓励国内企业增强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全面提高出口竞争力。在核心技术缺乏的情况下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商务部有关人士已经提出到202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达到4500亿美元、使其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提高到45%的奋斗目标。为此，不断提高出口商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比例显得更为重要，在我国自主产业资源不断流失的情况下，增强自主合作意识，大力推行“人才、专利、标准”三大战略，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切实列入工作日程。
3．3从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出发，加快科技投入体制改革
技术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需要持续不断的经费投入作保障，从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经验看，企业成为科技投入主体是科技起飞的前提条件，现在我国企业R&D投入已经占全部投入总额的60%以上，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逐步形成，但由于政府投入目标和企业投入目标不同，介于战略目标与市场目标中间的研发存在着严重缺位，我们不能片面强调企业自主开发而放弃国家的责任。实施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但在我国科技支出总额还很低的情况下，政府所要改变的只是使科技投入方式从“政府投入推动型”向“市场机制推动型”转换，而不是放弃国家的责任。现在我国的科技投入总量所能支撑的只是以跟踪、模仿为主导的科技战略，要实现我国科技的自主创新，科技投入必须有倍增性的增长，此外，国家通过建立政府采购制度和创业引导资金，通过推动相关立法以及颁布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和产品目录，规定设备采购中国内产品的比例，制定在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中优先购买国内高技术产品的鼓励政策等。也将为我国技术自主创新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特别是对那些市场容量大，技术含量高，产业链条长，带动作用明显、具有战略性的高技术产业领域，国家更要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扶持。同时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必须避免重复建设导致的有限的科技资源被稀释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重点突破和跨越式发展，完成科技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使我国成为真正的科技大国和强国。
我国是一个要素禀赋资源区域差异相当大国家，科技起飞和短缺现象同时并存是很正常的。经济增长只能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来决定。在技术、专利和标准成为产业基础和竞争力核心的背景下对这个问题进行科学分析，有助于我们增强对国家干预科技活动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合理安排科技发展规划，促进自主产业资源的形成和发展。
[作者:李建民]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5年1期 ]
摘要：科技短缺和科技起飞并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由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的历史时期，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增强干预科技活动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促进自主科技资源的形成和发展。
作为我们在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经常遇到的两个问题，科技起飞是指一个国家的R&D投入达到一定强度后，科技体制和发展战略向更有效地促进技术自主创新的方向发展，从而使该国科学技术出现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科技短缺则是由于科技供给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科技发展不能满足经济、社会需要的情况，是经济学所说的“短边效应”的一种体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时期，对我国的科技起飞和科技短缺现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
1.中国仍然存在科技短缺状况
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日前依然处于科技短缺状态。
1.1新型工业化与外来型工业化的矛盾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年》1985-1998年我国工业竞争力在统计的85个国家中位次由第61位上升到第37位，是提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但我国主要以引进国外技术作为提升工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这种“外来型工业化”模式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升级造成了严重冲击，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向低技术部门聚集的程度提高，导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提供的数据，在我国大中型企业的1180种主要专业设备中，达到先进水平的仅占26.1％。现在我国工业技术成果和创新指数仅居世界第48位，很多行业和产业依赖外资企业提供技术。由于我们更多地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参与世界经济循环，本土制造业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度很低。汇丰银行经济学家乔夫瑞.巴克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按出品价值计算，在2003年上半年我国出口的科技产品中，超过84％都是由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出口的；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也强调，过去10年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2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长中有65%是来自全球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伙伴的外包活动。上述情况的延续，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形成威胁。对长期的经济增长来说，最重要的是本技术进步的速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提出了中国必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我国科技发展现状显然与此有很大差距。
1.2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换的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差距的缩小一直被我国政府放在相当的位置，其表现就是对ＧＤＰ总量的执着追求，并由此形成了数量扩张型的增长模式，出现了强势增长和弱势竞争力并存的局面。从“相对于盈利”和“资本回报率”等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仅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甚至低于印度、韩国、印尼、泰国等亚洲国家，由于这一原因，当前中国ＧＤＰ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总收入即ＧＮＰ的等额增加；同时统计意义上所显示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与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也存在背离现象。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强调的是中国人民在本国经济发展中利益的获取，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关注中国经济增长在本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效应。现在，决定国际分工的要素禀赋差异已经由自然资源转为科技和人力资源，上游产业控制下游产业、无形生产控制有形生产，知识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国家控制知识技术创新能力弱的国家的特点日益明显，没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富裕国家。我们要追上发达国家，归根结底体现在科技开发能力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动力作用。技术创新方式选择直接影响着我们赶超目标能否实现。在参与国际分工时，我们不能忽视比较优势，但更应该努力推进产业升级，在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看到，正是由于技术创新能力的低下，我们才选择了数量扩张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道路。未来十几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时期，我们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要重视增长质量，尽量避免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出现，这就要求我们的科技水平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有一个质的提升。
1.3国际上综合国力竞争的不适应
新世纪以来，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和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为了争取主动，世界上的有国家都将推动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实现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作为科技发展的主要任务。作为正在实现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社会经济结构三重根本性转变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同样面临着国家政治中强权政治和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双重压力，现有的科技实力显然不足以完成这一重任。科技部新近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信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和新材料领域218个项目中，我国只有1项领先，27项与世界领先国家处于同等水平，计算机、软件和信息安全等180项技术落后发达国家5年左右，集成电路、ＣＰＵ和新材料等技术落后发达国家6-10年，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加速技术进步，但在跨国公司雄厚的资本技术优势下，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道路已经行不通。首先，除了受到反倾销的指控外，技术性贸易壁垒（ＴＢＴ）作为一种外源贸易限制措施已在客观上成为我国出品贸易的巨大障碍。其次，在外国发起的知识产权攻势下，我国的很多高科技企业也将面临生存危机。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决策都以对其它国家的战略预期为目标，如何引导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谋求长期效益上来，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中国要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通过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提升各经济实体的竞争力。而在高新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局部强势上，我们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我国已经进入科技起飞阶段
作为一国或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科学技术迅速发展阶段的科技起飞，其主要表现是整个社会以技术自主创新为目标，高度重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不仅国家和各级政府，就是企业本身也开始把科技水平的高低纳入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战略之中，大力发展自主研究开发力量。从对相关方面的考察看，我国已经进入科技起飞阶段。
2.1科技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投入已经超过ＧＤＰ的１％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Ｒ＆Ｄ投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1％是科技起飞的一个显性标志。从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来看，一旦Ｒ＆Ｄ投入达到这一数量标准，那么这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就逐渐摆脱引进吸收而更多的依赖自主研发，开始向“技术领先者”方向发展，2000年我国Ｒ＆Ｄ经费总支出为896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已经进入国际公认的起飞最低标准线。其后，Ｒ＆Ｄ经费投入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2001年达到1042.5亿元，与当年Ｒ＆Ｄ的比例达到了1.1％；2002年为1287.6亿元，占当年ＧＤＰ的1.23％，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分别为73.8亿元、246.7亿元、967.2亿元，其中各类企业支出787.8亿元，占全国总支出的61.2％。这说明，我国科技经费支出更多地向以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为主的自主创新方向倾斜，企业的Ｒ＆Ｄ投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3年9月末，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余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经费投入已经不是制约我国科技竞争力的瓶颈，相反大量风险资金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而闲置。如何利用现有科技和经济资源，使科技产出最大化已成为非常急迫的问题。未来5-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Ｒ＆Ｄ投入强度将会保持目前的发展趋势，国家应该利用这一时机，在战略上把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作为主要目标，解决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后劲不足的问题。
2.2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但对造成这一历史巨变的根源人们的认识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主流观点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改革的制度效应。我国学者刘元春利用回归和计量分析方法对经济经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对此做出了否定的结论。他认为，从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总量、质量和效率的贡献度来看，二元经济转型引起的产业结构化相对于淅进式经济制度变革是更为主导的因素，从发展趋势和作用空间看，制约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将从以往的“经济制度瓶颈”转向“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其实，2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及其产品出口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过去实行赶超型发展战略形成的技术储备能够为我们所利用。此外，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带来的技术进步也不可忽视。中国R&D投入比例在1986-1996年期间由1%降低到不足0.65%，而经济增长速度却持续达到年均约10%，其原因就在于此。上述现象也证实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因素。现在我国的科技实力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若干科技资源指标已居世界前10位，高新技术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在5年左右，经济加速增长在科技供给层面的制约因素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明显，完全有能力在前沿领域参与国际竞争。在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技术差距的阶段，以跟踪模仿为主的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但随着自身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上升，有必要从核心技术层面进行战略设计，逐步形成本国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使科技从本国经济增长过程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
2．3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发展为我国科技起飞提供了有利条件
强调自主创新并不是说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说关于利用国外技术资源不能完全代替自主创新，必须关注自己的知识产权与技术研发，在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科技加快发展的新形式下，完全走自己发明创造进行技术创新的道路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只有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人才和市场，才能实现技术的跨越发展。在中国的技术来源中，引进技术（包括高技术产品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资金占GDP比重1994年突破10%后略有下降，但到2001年又上升为9.27%，远远超过本国R&D投入占GDP的比重，这反映出目前我国技术来源依然是以引进技术为主、本国自主创新为辅的基本格局。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必须积极鼓励国内企业适时实现从引进模仿型技术路线向技术创新路线的转变。从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全球直接投资流向看，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已把中国作为投资的首选地，将其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转向中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给我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主动、快速应对全球知识革命的挑战，着力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并结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提高，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和综合集成，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推动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实现。
3．关于我国科技发展的政策选择
在科技短缺状况下加速科技起飞进程，关键在于政策设计是否合理，特别是在今天中国的科技发展上，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往往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中央政府必须权衡当前效用与未来效用，在资源运用上作出必要的取舍，加速科技起飞进程。
3．1更新观念，实现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由跟踪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变
出于对利润追求的考虑，企业一般不会从国家战略层面去思考自己的技术发展道路，而往往把采用现成的技术作为可靠的选择。在科技起飞阶段，国家必须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鼓励企业走向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路线，维持国家在高端技术层面上的战略主动性。为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不能单纯从“成本—收益”角度去考虑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在国外资本加速进入且独资控股倾向日益强烈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确保要害领域的产业自主权，将核心技术培育和产业结构转型作为国家战略设计的重点。在技术威慑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焦点的背景下，中国要发挥大国作用，必须同时解决好传统意义的工业化和科技进步，产业升级这两个基本任务，处理好开放条件下技术的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的关系。这是关系到我们走“依附跟进”还是“跨越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科技起飞是从技术依附到技术自立的过程，如果把企业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低级技术发展战略化，那么科技起飞就是不现实的。在现阶段我们既要引进，也要突出创新，要利用国家制订新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契机，从指导思想上明确科技发展必须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的转变，同时为了保证适当的灵活性，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订过程中，对科技、教育领域的专项规划，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规划期，不必拘泥于过去的惯例，以适应全球科技迅速发展的需要，扭转我国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的不适应性。
3．2注意产业发展的国内外差别，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2002年末我国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企业11333家，其中三资企业占32.4%，对高技术产业出口近90%是通过三资企业实现的。与此同时，我国自主产业和企业在国外采取的技术壁垒、反倾销、知识产权争端中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今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将日益增多，我们必须改变外资导向型的科技发展战略，从战略高度提升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现在我国已经是世界贸易大国，但如果不能尽快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就无法获取国际交换的最佳效益，也就无法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还有可能造成进步与贫困共生的局面，影响社会稳定，削弱国家的长远发展能力。在全球条件下，民族或者国家属性依然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对外依附性强，一方面要承受世界市场景气变动的冲击，同时还要为跨国公司承担经营和研制开发风险，在分析自生能力时，我们必须对外资企业和本土产业的差异问题给予足够重视，鼓励国内企业增强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全面提高出口竞争力。在核心技术缺乏的情况下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不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商务部有关人士已经提出到202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达到4500亿美元、使其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提高到45%的奋斗目标。为此，不断提高出口商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比例显得更为重要，在我国自主产业资源不断流失的情况下，增强自主合作意识，大力推行“人才、专利、标准”三大战略，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切实列入工作日程。
3．3从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出发，加快科技投入体制改革
技术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需要持续不断的经费投入作保障，从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经验看，企业成为科技投入主体是科技起飞的前提条件，现在我国企业R&D投入已经占全部投入总额的60%以上，科技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逐步形成，但由于政府投入目标和企业投入目标不同，介于战略目标与市场目标中间的研发存在着严重缺位，我们不能片面强调企业自主开发而放弃国家的责任。实施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但在我国科技支出总额还很低的情况下，政府所要改变的只是使科技投入方式从“政府投入推动型”向“市场机制推动型”转换，而不是放弃国家的责任。现在我国的科技投入总量所能支撑的只是以跟踪、模仿为主导的科技战略，要实现我国科技的自主创新，科技投入必须有倍增性的增长，此外，国家通过建立政府采购制度和创业引导资金，通过推动相关立法以及颁布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和产品目录，规定设备采购中国内产品的比例，制定在基础设施和工程建设中优先购买国内高技术产品的鼓励政策等。也将为我国技术自主创新提供足够的成长空间。特别是对那些市场容量大，技术含量高，产业链条长，带动作用明显、具有战略性的高技术产业领域，国家更要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扶持。同时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必须避免重复建设导致的有限的科技资源被稀释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重点突破和跨越式发展，完成科技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使我国成为真正的科技大国和强国。
我国是一个要素禀赋资源区域差异相当大国家，科技起飞和短缺现象同时并存是很正常的。经济增长只能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来决定。在技术、专利和标准成为产业基础和竞争力核心的背景下对这个问题进行科学分析，有助于我们增强对国家干预科技活动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合理安排科技发展规划，促进自主产业资源的形成和发展。
问题是我们很多人都迷信自由化理论,相信科技成果可以"全球共享".
没有自由的氛围，就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自由的思想，谈何创造力？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等人家有了之后再追着跑，或者是可怜巴巴的求人家不要禁运？
还有人非常光荣的 自以为高明的玩统战？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等人家有了之后再追着跑，或者是可怜巴巴的求人家不要禁运？
还有人非常光荣的 自以为高明的玩统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