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文史频道：不共戴天的"罗刹"：清朝东北各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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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在  本文摘自《与世界相遇》，周力著，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俄国哥萨克士兵与移民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矛盾甚为尖锐，沙皇的侵华政策颇不得民心。

　　                                            —— 扎拉西

　　19世纪50年代，腐朽的清政府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此时沙俄的侵华野心正日趋膨胀，并向清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先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纳入其版图，并在这些地区推行殖民统治，中国东北边疆的人民对此誓不相容，坚决反抗……

　　誓不相容

　　北方有句老民谣：关东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还有的说：“关东有四宝，高粱、大豆、水稻、小麦长得好” 。

　　东北自古物产丰富，种类繁多，历朝历代均被称之为宝地。所谓“游鱼在水，奇宝在林，珍禽在天，神兽在山”，正是对这一方繁衍万千野生动植物的龙兴宝地真实写照。

　　自清兵入关后，清政府有别于中原地区的行政制度、管理方式和土地占有形式，在东北分别设置了盛京将军、宁古塔 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这实际是将东北地区设置成“陪都特区”，将这片珍稀的土地资源专供清朝贵族享用。

　　沙皇俄国原本是欧洲国家，与中国相距万里之遥。自16世纪后期，它就跨过欧亚交界线，逐步向西伯利亚一带扩张，进而将边境线延伸到中国的北方边缘，并伺机侵占中国领土。

　　大清早期，政府尚有能力遏制沙俄的入侵。康熙年间，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维持了中俄边境百年之久的平静。

　　经过了百年的闭关锁国，曾经的帝国逐渐走向没落，与世界强国的距离已渐行渐远。

　　到了19世纪50年代，腐朽的清政府在列强的侵略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中国逐渐沦为列强瓜分的市场，成为帝国主义饕餮觊觎和不断争夺的殖民地。

　　此中，最为穷凶极恶的是沙皇俄国，鸦片战争以来，接连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推行“黄俄罗斯”殖民统治计划，成为当时中华民族的头号敌人。全中国民众的极度愤慨，东北边疆的人民对其更是誓不相容，坚决反抗。

　　鄂伦春人打击“考察队”

　　沙俄在中国领土上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东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志。他们自发组织抗俄团体，同仇敌忾，积极对抗这群茹毛饮血的“罗刹鬼兵”。

　　我国的东北边疆一带，居住着鄂伦春、费雅喀、赫哲等少数民族，他们世居于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直过着平静而又安宁的生活。

　　他们都是天生善骑射、好勇猛的猎手。尤其是生活在黑龙江上游及蒙古地区的鄂伦春族人，他们世居森林，以狩猎为生，精于骑射之术，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沙俄的枪炮打破了他们原有的平静。

　　道光三十年(1850)的一天，穆拉维约夫带领他精心组建的 “考察队”，从库克多博卡伦偷偷潜入到中国境内，进行秘密测绘侦查活动。没想到，他们刚一踏上中国领土，就被当地的鄂伦春人发现，并遭到攻击。考察队中的成员，瓦加诺夫中尉和两名哥萨克被击毙，其余成员则狼狈逃窜。

　　沙俄 “考察队”队员被击毙一事传开，沙俄政府顿感颜面无存，备受打击，决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于是设计对清政府展开了打击报复。

　　他们诈称该国3名逃兵，越界躲入中国境内，要求清政府将其交回。在俄国的威逼下，昏庸无能的清政府，明知是计，仍然将鄂伦春的勇士们“绳之以法”，给俄国以“交待”。有的被处决，有的被发放充军、也有的惨遭鞭笞。鄂伦春人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段抗俄护疆的爱国传奇。中国领土上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东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志。他们自发组织抗俄团体，同仇敌忾，积极对抗这群茹毛饮血的“罗刹鬼兵”。
    当时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沙俄侵略军不怕清军，却怕赫哲人。一方面是赫哲人民风彪悍，另一方面也是东北清军战力委实低下，穆拉维约夫曾这样记述：“多数人扛着一支尖上涂着黑色的竿子当作长矛，只有很少的人有火绳枪，大多数人带的是弓和挂在背上的箭袋…” 于是吉林将军便利用这一特点，将清军打扮成赫哲族的猎人，执行巡逻任务，以震慑俄国人。

　　扎拉西忍辱负重

　　咸丰十年(1860)初，对居住在黑龙江左岸彪尔郭屯的赫哲族“噶珊达” 扎拉西来讲，是一段屈辱而又黑暗的时期。

　　彼时，俄人来袭。他率众抵抗，但无济于事。其妻妾遭到俄军的戏谑，房屋也被付之一炬，就连他本人也被俄军绑架。

　　俄军知道扎拉西是当地的头领，便对他软硬兼施，企图让他为俄军做事。扎拉西决定从长计议，决定有条件地服从。他开出了条件：他可以担任俄官，但必须管理俄人事务。俄军答应了他的要求。

　　扎拉西自上任伊始，就开始利用职权之便，广泛搜集俄军情报。他还从俄国士兵那里得知：俄国哥萨克士兵与移民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矛盾甚为尖锐，沙皇的侵华政策颇不得民心。

　　这份情报是从沙俄大规模入侵以来，直接从俄国民众那里得到的，关于他们对沙俄政府侵华政策真实反映的重要信息。到现在仍作为珍贵史料，保存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

　　后来，扎拉西历尽千辛万苦，带领部下260余人内迁，回归祖国。这不仅表明了赫哲人对祖国的热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回归也为当地的抗俄力量注入了新的血液。

　　“刨夫”、“揽头”抗俄

　　就在黑龙江沿岸的民众戮力抗俄的同时，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的爱国大众也开始组织起来，打击沙俄的侵略行径。其中最典型的是由吉林的“刨夫” 、“揽头” 组成的抗俄力量。

　　乌苏里地区盛产黄金、参、珠等名贵物品，那里的居民世代以挖参、捕貂、打鱼、采珠、淘金为业，以为生计。

　　沙俄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占领，破坏了“刨夫”、“揽头”的生计，使他们无以为生。因此，他们对沙俄更是恨之入骨，斗志也最为坚定。

　　吉林当局正是看重了这一点，决定将这支力量充分利用起来，以阻挡沙俄势力的入侵。

　　实际上，在此之前，“刨夫”、“揽头”们就已经自发组织起了一些小规模的队伍，只是由于怕官府知道，不得不在地下进行秘密的抗俄活动。

　　早在沙俄大举入侵乌苏里地区时，“刨夫”徐得林就曾向吉林将军表示，俄国人测绘勘探地形、插立标杆，是在肆意侵占中国领土，更是要剥夺他们的生路。因此，他们同仇敌忾，心甘情愿地为政府出力，要求参加抗俄斗争。

　　当得知吉林当局决定发给“腰牌”，给他们以合法身份，允许他们公开设营抗俄时，“刨夫”、“揽头”们都显得兴奋异常。

　　徐得林与“揽头”张登瀛、张廷选，宋祥春、牟甲泰等人，纷纷响应当局号召，广招营夫，集结队伍。很快他们就组织起84营的强大作战群体。

　　他们所谓的“营”，并不同于清军的军队编制，而是按照各自职业的不同划分，比如：

　　“采参营”、“定碓营”、“菜营” 、“木营”、“棒槌营” 等五种。营也有大有小，大的数百人，小的数人。各营设“执事” 一至数人，佣工(营夫)若干人，营名有的称自号，有的按“营头”姓氏为名。

　　没有战事时，各营可以从事采捕等生产活动；一旦起战事，各营应该“或以铳声为号，或以信牌是从”，并“定期聚集” ，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

　　为了保护山场的人参，抵抗沙俄侵略者。在“刨夫”徐得林和“揽头”张登瀛的领导下，先后设营达150余座。每营兵力多寡不等，少则数十人，多则可达数百人，兵力总数不下一万。

　　然而，这支队伍的壮大却招致吉林当局的恐慌，遂对其进行打压控制，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抗俄作用。

　　简论：

　　东北边民的抗俄斗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沙俄东侵，破坏了东北各民族的共同家园，为了生存，各族人民进行了的不屈不挠的抗俄斗争。表现了东北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

　　抗击沙俄入侵，需军民协同作战，通力配合方能得胜，单凭某一方，都难有大的作为。各少数民族人民以及民间抗俄群体本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腐朽的清政府既软弱无能，又居心叵测，对清军和民众的抗俄运动进行限制与阻拦，导致爱国军民的抗战努力功败垂成。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299071.html


沙俄在  本文摘自《与世界相遇》，周力著，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俄国哥萨克士兵与移民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矛盾甚为尖锐，沙皇的侵华政策颇不得民心。

　　                                            —— 扎拉西

　　19世纪50年代，腐朽的清政府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此时沙俄的侵华野心正日趋膨胀，并向清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先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纳入其版图，并在这些地区推行殖民统治，中国东北边疆的人民对此誓不相容，坚决反抗……

　　誓不相容

　　北方有句老民谣：关东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还有的说：“关东有四宝，高粱、大豆、水稻、小麦长得好” 。

　　东北自古物产丰富，种类繁多，历朝历代均被称之为宝地。所谓“游鱼在水，奇宝在林，珍禽在天，神兽在山”，正是对这一方繁衍万千野生动植物的龙兴宝地真实写照。

　　自清兵入关后，清政府有别于中原地区的行政制度、管理方式和土地占有形式，在东北分别设置了盛京将军、宁古塔 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这实际是将东北地区设置成“陪都特区”，将这片珍稀的土地资源专供清朝贵族享用。

　　沙皇俄国原本是欧洲国家，与中国相距万里之遥。自16世纪后期，它就跨过欧亚交界线，逐步向西伯利亚一带扩张，进而将边境线延伸到中国的北方边缘，并伺机侵占中国领土。

　　大清早期，政府尚有能力遏制沙俄的入侵。康熙年间，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维持了中俄边境百年之久的平静。

　　经过了百年的闭关锁国，曾经的帝国逐渐走向没落，与世界强国的距离已渐行渐远。

　　到了19世纪50年代，腐朽的清政府在列强的侵略打击下，毫无还手之力，中国逐渐沦为列强瓜分的市场，成为帝国主义饕餮觊觎和不断争夺的殖民地。

　　此中，最为穷凶极恶的是沙皇俄国，鸦片战争以来，接连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瑗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推行“黄俄罗斯”殖民统治计划，成为当时中华民族的头号敌人。全中国民众的极度愤慨，东北边疆的人民对其更是誓不相容，坚决反抗。

　　鄂伦春人打击“考察队”

　　沙俄在中国领土上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东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志。他们自发组织抗俄团体，同仇敌忾，积极对抗这群茹毛饮血的“罗刹鬼兵”。

　　我国的东北边疆一带，居住着鄂伦春、费雅喀、赫哲等少数民族，他们世居于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直过着平静而又安宁的生活。

　　他们都是天生善骑射、好勇猛的猎手。尤其是生活在黑龙江上游及蒙古地区的鄂伦春族人，他们世居森林，以狩猎为生，精于骑射之术，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沙俄的枪炮打破了他们原有的平静。

　　道光三十年(1850)的一天，穆拉维约夫带领他精心组建的 “考察队”，从库克多博卡伦偷偷潜入到中国境内，进行秘密测绘侦查活动。没想到，他们刚一踏上中国领土，就被当地的鄂伦春人发现，并遭到攻击。考察队中的成员，瓦加诺夫中尉和两名哥萨克被击毙，其余成员则狼狈逃窜。

　　沙俄 “考察队”队员被击毙一事传开，沙俄政府顿感颜面无存，备受打击，决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于是设计对清政府展开了打击报复。

　　他们诈称该国3名逃兵，越界躲入中国境内，要求清政府将其交回。在俄国的威逼下，昏庸无能的清政府，明知是计，仍然将鄂伦春的勇士们“绳之以法”，给俄国以“交待”。有的被处决，有的被发放充军、也有的惨遭鞭笞。鄂伦春人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段抗俄护疆的爱国传奇。中国领土上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东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志。他们自发组织抗俄团体，同仇敌忾，积极对抗这群茹毛饮血的“罗刹鬼兵”。
    当时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沙俄侵略军不怕清军，却怕赫哲人。一方面是赫哲人民风彪悍，另一方面也是东北清军战力委实低下，穆拉维约夫曾这样记述：“多数人扛着一支尖上涂着黑色的竿子当作长矛，只有很少的人有火绳枪，大多数人带的是弓和挂在背上的箭袋…” 于是吉林将军便利用这一特点，将清军打扮成赫哲族的猎人，执行巡逻任务，以震慑俄国人。

　　扎拉西忍辱负重

　　咸丰十年(1860)初，对居住在黑龙江左岸彪尔郭屯的赫哲族“噶珊达” 扎拉西来讲，是一段屈辱而又黑暗的时期。

　　彼时，俄人来袭。他率众抵抗，但无济于事。其妻妾遭到俄军的戏谑，房屋也被付之一炬，就连他本人也被俄军绑架。

　　俄军知道扎拉西是当地的头领，便对他软硬兼施，企图让他为俄军做事。扎拉西决定从长计议，决定有条件地服从。他开出了条件：他可以担任俄官，但必须管理俄人事务。俄军答应了他的要求。

　　扎拉西自上任伊始，就开始利用职权之便，广泛搜集俄军情报。他还从俄国士兵那里得知：俄国哥萨克士兵与移民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矛盾甚为尖锐，沙皇的侵华政策颇不得民心。

　　这份情报是从沙俄大规模入侵以来，直接从俄国民众那里得到的，关于他们对沙俄政府侵华政策真实反映的重要信息。到现在仍作为珍贵史料，保存在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

　　后来，扎拉西历尽千辛万苦，带领部下260余人内迁，回归祖国。这不仅表明了赫哲人对祖国的热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回归也为当地的抗俄力量注入了新的血液。

　　“刨夫”、“揽头”抗俄

　　就在黑龙江沿岸的民众戮力抗俄的同时，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流域的爱国大众也开始组织起来，打击沙俄的侵略行径。其中最典型的是由吉林的“刨夫” 、“揽头” 组成的抗俄力量。

　　乌苏里地区盛产黄金、参、珠等名贵物品，那里的居民世代以挖参、捕貂、打鱼、采珠、淘金为业，以为生计。

　　沙俄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占领，破坏了“刨夫”、“揽头”的生计，使他们无以为生。因此，他们对沙俄更是恨之入骨，斗志也最为坚定。

　　吉林当局正是看重了这一点，决定将这支力量充分利用起来，以阻挡沙俄势力的入侵。

　　实际上，在此之前，“刨夫”、“揽头”们就已经自发组织起了一些小规模的队伍，只是由于怕官府知道，不得不在地下进行秘密的抗俄活动。

　　早在沙俄大举入侵乌苏里地区时，“刨夫”徐得林就曾向吉林将军表示，俄国人测绘勘探地形、插立标杆，是在肆意侵占中国领土，更是要剥夺他们的生路。因此，他们同仇敌忾，心甘情愿地为政府出力，要求参加抗俄斗争。

　　当得知吉林当局决定发给“腰牌”，给他们以合法身份，允许他们公开设营抗俄时，“刨夫”、“揽头”们都显得兴奋异常。

　　徐得林与“揽头”张登瀛、张廷选，宋祥春、牟甲泰等人，纷纷响应当局号召，广招营夫，集结队伍。很快他们就组织起84营的强大作战群体。

　　他们所谓的“营”，并不同于清军的军队编制，而是按照各自职业的不同划分，比如：

　　“采参营”、“定碓营”、“菜营” 、“木营”、“棒槌营” 等五种。营也有大有小，大的数百人，小的数人。各营设“执事” 一至数人，佣工(营夫)若干人，营名有的称自号，有的按“营头”姓氏为名。

　　没有战事时，各营可以从事采捕等生产活动；一旦起战事，各营应该“或以铳声为号，或以信牌是从”，并“定期聚集” ，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

　　为了保护山场的人参，抵抗沙俄侵略者。在“刨夫”徐得林和“揽头”张登瀛的领导下，先后设营达150余座。每营兵力多寡不等，少则数十人，多则可达数百人，兵力总数不下一万。

　　然而，这支队伍的壮大却招致吉林当局的恐慌，遂对其进行打压控制，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抗俄作用。

　　简论：

　　东北边民的抗俄斗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沙俄东侵，破坏了东北各民族的共同家园，为了生存，各族人民进行了的不屈不挠的抗俄斗争。表现了东北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

　　抗击沙俄入侵，需军民协同作战，通力配合方能得胜，单凭某一方，都难有大的作为。各少数民族人民以及民间抗俄群体本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腐朽的清政府既软弱无能，又居心叵测，对清军和民众的抗俄运动进行限制与阻拦，导致爱国军民的抗战努力功败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