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妥协退让到领土扩张：论宋哲宗朝对西夏外交政策的转变 ...

作者：曾瑞龙 （香港）


录入者：经略幽燕我童贯

自宋神宗在1085年去世到宋徽宗登基的一段宋夏关系史，在传统的政治观点曾被形容为政治路线反复的表征。宋哲宗即位时年纪尚幼，太皇太后高氏临朝，起用旧党，寻求与西夏和解，并将部分神宗用兵时占领的土地归还，哲宗亲政以后，召回新党，恢复对西夏用兵。1099年，宋军占据横上和天都山，取得重大胜利，以党派政治的更替来了解对关系的转变，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方向。某些战略学界的论著，也承认国内政治对大战略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无庸置疑，这种看法有其根据，也得到一些档案的支持。党派政治的观点解释了对外政策转变的集剧性。也凸显了领导层的重要句色。若说对外关系是由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领导层所模塑的话，当派政治的观点倾向以后者来解释和战的抉择。可是，除了党派政治的观点之外，也不应该忽略政策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内部联系，及政策内容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样对于宏观国家秩序的观察会较为全面，而不至流与以个人或党派的得失作为对外政策转变的关键。

本章所侧重讨论的个案-哲宗朝对西夏战略的变化，便是这样一个例子。自从元佑（1-86-1093）到绍圣（1094-1097）、元符（1098-1100）的对外政策转变，体现了政潮起伏的无常，固然可以用党派政治来解释；但哲宗亲政后改采攻势。也并非完全是由于领导层变动那么简单，一直潜在的现实主义思维为这个转变埋下伏笔。本章视现实主义为一个国际社会的规范，它在中国11世纪末的抬头其实和弭兵论的不彻底有关系，更是元佑后期屡次成功的防御作战所促成，考量一下元佑时代的主和论点，便会发觉其他存在大量计算利害得失的思维。虽然旧党的政治家每多从理想政治为出典，但统治者实际上不能排除从国际力量对比决定政策的倾向。加上西夏和战无常的态度令宋人对建立长远关系欠缺信任，宋人一旦理解到其军事力量并不弱于西夏，他们便不再要汲汲于求和，而经略横山和天都山就成为一个战略取向。

本章采用战略观点进行历史个案剖析。这种观点视战略由大战略（或叫做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两个层次组成，大战略协调内政、外交、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规范一个国家的外队基本态度为妥协、防御、还是攻略。至于军事战略，则讲究如何御用军事手段达成大战略目标，包含战区战略、战役法、战术和技术等不同层次对武力的使用。由于对外关系是大战略所协调的一个方面，属于较高的战略层次，在它下面很可能还有更基层的军事手段与之配合。因此，从战略分析的观点而言，关产对外的政策转变有没有深层的战略根源，是一个主要任务。

本章指出，从元佑（1086-1093）到绍圣（1094-1097）、元符（1098-1100），对外政策虽然摇摆不定，但其军事战略却维持一定的兼容性。不论大战略的目标是妥协、防御、还是攻略，其下层的军事战略颇为稳定。在组织防御方面，宋军运用了弹性防御配合据点防御。弹性防御本身亦不排除攻势，尤其是旨在破坏敌军集结的扫荡作战；同时，将本来为防御用途的堡寨变成占领西夏领土的据点，也是将战术上的防御形势来进行攻略作战。换言之，从元佑到绍圣、元符，宋军的军事战略在攻守两方面的兼容性比较大，不需要大幅度的变更军队的战役和战术机制，也可改换作战目标。也可以说，哲宗亲政前后对外政策的改变并不反映深层战略结构的变动，也看不出实力对比曾经出现巨大变化，它所经历的是一个逐步认识自己军事实力的过程，这个过程起初由不能清晰估计军力而倾向妥协，到逐步恢复信心而调节为缓进攻略的路线。至于党派政治，只是加速了这项过程的完成。

一、1067年后的弭兵论和元佑时期的战略防御

在传统政治上，元佑时期被视为两次长期军事冲突之间的“小休”。这时期的政治军事展现了保守主义的修正路线和战略防御的重新施行。1070年带的激进改革凸显了独裁政治，结果朝廷受到官员学者的广泛抨击和劝建，引起两极分化的党派政治和政策波动，成为北宋晚期的政治特色。1085年，神宗去世，太皇太后高氏摄政，他恢复了司马光（1019-1086）及其旧党成员的职位。司马光试图抛弃所有新政，但出呼意料之外，引起了不少行政方面的困难，遭到各界反对。吕公著（1017-1089）建议保留免役法，而苏轼（1037-1101）也批评其强硬的反新政立场。1086年，司马光死后，旧党分裂为三个派系：由苏轼、苏辙（1030-1112）领导的蜀派，提倡弹性政策和行政技巧；由程景贝（1030-1085）、和程颐（1033-1107）领导的洛派，疾呼透过恢复古代礼节来进行改制；及由刘挚（1014-1081）领导的洛派，坚持走保守路线。至于新党成员，则被流放南方，其中蔡确（1-37-1093）更死于路上。他的死标志着一轮循环报复的开始。

元佑时期，宋夏战争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附带越来越沉重。新政的废除动摇了战争的经济支柱。1085年以前，宋朝在熙州、兰州、米脂寨和安羌寨的军事开支开达约360-370万贯，光是兰州的支出，“岁计犹需一百余万”。苏辙指出，大部分资金来自青苗钱息、助役钱和宽剩钱。这两项新法停止执行后，朝廷逼不得已动员坊场、河渡钱支付新疆土的经营费用，而苏辙的倾向利用这些税款雇募衙前役。新领土的经济难题在于，虽然熙州和几个新筑堡寨土地肥沃，但是人口稀少，没有日常税收。假芦、吴堡“二寨侧近无人耕种，须籍
支移，二寨若存，而远输终不可能”。在河东，生活在河岸腹地的人民需要将税款转交到假芦、吴堡。据王严叟（1043-1093）所言，河东路指定晋州上户将税款转交到假芦寨，绛州上户则转交到吴堡。从晋州到汾州三百四十（宋）里，“稍通牛车”；汾州到吴堡三百六十里，从汾州到假芦寨三百九十里，“并山路险狭，涧道阻深，不通牛车。及渡黄河。尤为艰厄”。于是，每年的来回运输里程合计算约一千四百余里。再加上运输费用，一斗米的价钱达五百文钱（仅供四名士兵一日口粮），比原价五十文上涨十倍。这个难题显示出旧党意图割弃新得疆土，也存在显示考虑，而且其与反对新政的立场息息相关，说明了大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密切关系。

政治保守主义和对外毛象的社会经济障碍，促使弭兵论再次流行起来。政治经济政策的两极化使得旧党学者必须从弭兵论寻找传统指挥，籍以抨击对外经略。1067年后的弭兵论实际上是宋初弭兵论的延续，首先，它重申优先考虑本国利益，特别注重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1077年，张方平（1007-1091）比较军事野心也性欲放纵，清楚的说：“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富弼（1004-1083）亦劝神宗要重新估量熙河之役所造成的人命伤亡，“当时杀戮任命，不可胜计，费耗财用，莫知纪极”。其次1067年后的弭兵论则贬低军事胜利的价值。1087年，苏轼在奏议上澄清了这一点，他指出任何军事胜利若不能令到蛮夷心悦诚服，只会加深他们的仇恨，而仇恨会酿成下一轮战争。张方平批评中国历史上四位皇帝：秦始皇（前259-前210，前221-前210在位）、汉武帝（前156-前87，前141-前87在位）、隋文帝（541-604，581-604在位）和唐太宗（599-649，626-649在位）。他们都纵情用兵和扩张领土，撒下社会动荡的种子。张方平总结道：“是圣人不计胜负，而深戒用兵之祸。”更进一步，1067年后的弭兵论彻底否认占领蛮夷土地符合宋朝的战略利益。苏轼挖苦的批评新党，曰：“今又取讲珠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盛唐时，安西都护去长安万里。若论要害，自此而西无不可取者。”这种观点影响波及，甚至新党领袖曾布（1035-1107）也认为朝廷不需要从蛮夷手中夺取的大量土地。

大部分元佑政治家都强调族群分野，与王安石（1021-1086）和王音召（1030-1081）渴望同化少数民族的意图发生鲜明对比。范纯仁（1027-1101）将中国和蛮夷的战争对比为毫无价值的争端。另外司马光讨论中国与游牧民族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尤其是军事文化。他总结说虽然义勇和保甲在农时受训练，但“桑耕之民，不习战斗”，仍未能熟练军事技术，成为一支良好的野战力量。“虽有军员节级之名，皆其乡党族姻，平居相与拍肩把诀，饮博斗殴之人。”这使得乡兵组织易于击败，溃散而还。所以，司马光反对采用普遍动员政策应付契丹和党项的潜在威胁。

1067年后的弭兵论，更加谴责杀人是恶行，似乎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据私人笔记透露，王音召晚年时候向僧侣忏悔自己杀戮大量吐蕃人，但却未得到宽恕。“在熙河，多杀伐，晚年知洪州，学佛，事长老祖心。一日拜而问曰：‘昔未闻道，罪障固多，今闻道矣，罪障减乎？’心曰：‘今有人贫乏，日负债，及贵而遇债主，其债偿乎？否也？’音召曰：‘必还。”心曰：‘然则虽闻道矣，奈何债主不相放耶！’音召快然不悦。未几，疽发于脑而卒。”以上记载未必属实，但反映出王音召的死被佛教中人理解为杀戮的报应。事实上，富弼亦透露过王音召所杀的树木远超过官方的记录，王音召之子王厚（？-1115）再取青唐，但他吃罗卜离奇猝死的记载，以及其弟王菜触犯极刑，也可能放映出某种报应关联，“人以为音召用兵多少之报”。

不过，宋夏之间复杂的战略互动，令宋朝不能只管按照国内利益来界定大战略内容。元佑时期的弭兵论者和政治家都不能摆脱这一点。尽管永乐城一役（1082）的惨败令神宗的军事野心明显削弱，1081年-1082年之间的战争仍未解决宋夏宿怨。纵使功败垂成，宋朝仍获得不少土地，而西夏仅能幸存。兰州和附近的一些堡寨控制黄河上游地带，威胁灵州和西夏首都兴庆府。米脂寨、假芦寨、义合堡、浮图寨、吴堡和安羌寨控制了横山一些制高点和良田。1083年，党项人向兰州展开大规模反击，在猛烈攻势下，一度攻陷西关，该城失守，引起短暂恐慌，幸而宋将王文郁率领七百名死士反击，党项军队随即放弃包围。1084年，泾源路今辖彭孙伏击以十万兵力入侵的西夏军，杀掉西夏名将，监军仁多零丁（？-1084）。直到1090年止，宋人似乎不会输掉战争，但是消耗战无可避免。

于是，外交决策成为宋廷慎重考虑的课题。范纯仁率先鼓吹退让，认为应“稍纵其欲，使复常贡，庶可罢兵。”韩维以兰州等地方岁废不赀，且恐怕一旦辽国介入使外交上处于被动，故提出五项理由说“地不可不弃”。司马光坚持不射的防对用兵，避免将军事行动升级，他草拟了一份奏议，籍以安抚党项和恢复双方关系，虽然避免公然批评神宗，但他形容前朝皇帝的熙河政策是侵略行径：“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因此，他的“上策”是主动归还上述侵占地，展示新天子的仁慈和善意，期望重修旧好。假如受到党项的军事威胁才放弃这些地方，这不单是不是仁慈的表现，还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大镖客注：咱家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这位有点，怎么说呢？过于理想主义吧。。。。。。。）。而他的“下策”则是经济封锁。为了实施有效而全面的经济制裁，司马光构想对走私者除以严刑法和死罪，但他恐怕条例执行会引起社会不安，因此并不大力鼓吹。约略同时，文彦博（100-1085）则强调战争带来的破坏，提醒要以唐为鉴，他支持司马光，认为宋夏冲突乃前线官员、将领的野心所导致。“乃知先帝本意，止务安边，不欲轻举，皆是边臣希望功赏，为国生事，侥幸万一，以致兵食困匮，财力殚耗。……唐业下衰，可为商鉴。”他并征引宦官李舜举的话，详叙神宗晚年已一改其扩张政策，而“令边臣自固边鄙”。所以他除了建议宋军归还占领区以外，还要全面撤出熙河地区。据李焘（1115-1184）考证，“议弃熙河者实文彦博也”。

虽然元佑政客均反对侵略，但是他们并非完全赞成外交退让。按照苏辙的说法，朝廷正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保卫新领土的代价太大，而事前没有经过谈判就归还土地，未免是懦弱的外交姿态。“存之则耗蚀中国，为祸日深；弃之则戍人不请，无由强舆”。出乎司马光意料之外，朝廷比较喜欢经济制裁的“下策”，原因是宰执对于领土归还的问题未能取得共识。苏辙推测西夏正在等待宋朝主动提出归还土地，以增加其外交筹码。他引用了汉代吴楚七国之乱的史事为例，认为应该暂时忍让，来换取时间进行防御。他说：“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御。……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使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策谋，与景帝类。”

然而，反对放弃领土者，例如安焘（11世纪末-12世纪初）、穆衍（？-1097后）、孙路（1043-1161）和游师雄（1038-1097），均坚持自己的战略立场。他们之所以反对，基础原因是放弃领土和保证和平没有必然的联系。放弃兰州和这些堡寨不能保证和平长久。失去兰州以后，在下一次对夏战争中，熙河会处于不利位置，在这个议题上，旧党对于新领土严重缺乏认识，部分人士根据过时的情报，坚持放弃新领土，故很难说服对方。文彦博在奏议上无法标列会州的位置，又说“会州又未知在什处”，并以西夏人未曾在兰州地区进行过军事建设而低估其战略价值，认为“夏人得之已久，亦不曾筑堡寨戍守，只有小小颓废城池，如中国荒僻村落”。二十年前，当他担任知秦州时，这也许是事实。但是1056年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了。自从宦将李宪（？—1092）在1081年开辟道路，以备大规模军事动员之需后，给附近堡寨拱卫的兰州就成为熙河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关于这个问题，曾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兰州堡寨群与泾原路战线的连接问题：钟传的浅井作战之突出部战役〉〉中有详细论证，不日推出，敬请期待。。。。。）

这解释了为何安焘等异议者不甚关注米脂寨和其余堡寨的前途，只管强烈反对撤出兰州。万一西夏循外交途径取得兰州，它会在未来战争中善用这个极具军事价值的基地，孙路推测失去兰州之后熙河的不利情况，说“自通远至熙州绳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兰州弃则熙州危，熙河弃则关中摇动”。

总结这次争论，终于理性、克制和妥协规范了当时的思维领域，苏蔗概括了新、旧党的意见，分析预期出现的情况，来陈述客观的意见，他批评双方都设想过于乐观，忽略最坏的情况。司马光的建议没有考虑党项人取回土地后，会干扰和平的执行；而保留所有占领地，又可能会出现军事失败，比较之下，他宁愿接受第一种情况，因为朝廷此举属于义政，是可承受的政治奉贤。范纯仁也讨论了三种情况：

第一、将所有土地退还给西夏；

第二：只保留兰州，其他一并归还；

第三只归还假芦、米脂、俘图和安疆寨，而保留兰州、义合、吴堡和塞门。

虽然在范纯仁心目中，最后一个方案并不是合适的选择，但是朝廷还是选择了它，这反映了朝廷决策层的妥协态度。范纯仁进一步建议，若归还四座堡寨，要加上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西夏要释放在永乐城战役的俘虏，赎金每人绢十匹。结果宋人归还了四座堡寨，西夏则释放了约一百五十名战俘。然而，朝廷并不愿意交还兰州，这令到双方的边界问题一直拖延数年。另外一个问题是前线犬牙交错的可耕地，令双方未能清楚画出介乎边界堡寨之间的明确界限。由于未能圆满解决疆界纠纷，双方表面上恢复了和平，实际上敌对情绪仍然存在。

除了上述的边界问题外，西夏的敌对情绪和强硬姿态还源自本身的后族统治。整个11世纪后半叶，后族摄政者垄断了西夏的统治权，政治阴谋伴随不断孕育的军事野心，遏取兵权、建立军功和巩固个人权力成为循环因果。这个时期的三位西夏君主：谅祚（1049-1068在位）、秉常（1068-1086在位）和乾顺（1086-1140在位），都在冲龄践祚。谅祚在位19年，其中11年属于摄政时期；秉常在位18年，摄政期十年；乾顺在位55年，摄政期13年。根据白滨所言，这三位皇帝比较关注内政，而后族摄政者却主动内部权力斗争和对外军事行动。谅祚初年，党项王朝受没藏家族所操纵。1067年，谅祚逝世，第一个摄政时期结束。秉常和乾顺时期的摄政者均来自一个梁氏家族，它出自灵州附近的党项民族。身为谅祚之妻，梁太后（？-1099）于1068年担任摄政者，并任命其弟梁乙埋（？-1085）为宰相。梁乙埋擢升大批家族成员。屏走元昊幼弟、大将嵬名浪遇、尽管秉常于1076年亲政，但他仍受母亲和叔叔控制，不得不发动侵宋战争。1081年，将领李清建议西夏皇帝交出黄河以南的土地，重归宋室。梁乙埋和粱太后随即废黜皇帝重新摄政，引起宋军全面进攻。1083年，梁氏家族恢复秉常的皇位，以示党项政权的合法性，并寻求宋廷谅解。在梁乙埋逝世以前，他提拔儿子梁乙甫为宰相，梁乙甫将大将仁多保忠（？-1140）指挥的左右厢军分成两军，但加深了两军矛盾，同年，秉常娶了梁乙埋女儿，梁氏势力进一步伸延到下一代。次年，秉常死去，幼儿乾顺即位。下一代梁氏兄妹开创第三个摄政时代，遏取党项贵族的军事权力。自从1085-1099年，总共突袭宋境超过50次，其中梁太后亲自指挥其中至少20场战役。据宋朝情报，梁乙甫一度当众炫耀其军事成就，视任何妥协姿态是懦弱和胆怯的行为。结果梁乙甫进一步和青唐结成姻亲，对抗宋朝。

青唐与宋室的关系错综复杂。原来从1067-1075年，宋军在熙河地区的拓殖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王音召开始首个阶段，凭借政治、经济和法治上的努力，在渭河上游实现局部和平。其政治功业，表现在拓展古渭寨突出部和降伏俞龙珂（1071年后改汉名包顺）等成就上。然而，当他向武胜推进时，他棉队木征（？-1077）及其西夏盟友的反抗，开始艰难的第二阶段。当运用武力取得武胜和河州之后，他取得了多次辉煌的军事胜利，展开了一段漫长的军事斗争，终于在熙州建立起基地，但未能控制姚河上游的地区。直到1058年为止，姚州集结着以青宜结鬼章（1017前-1091）为首的吐蕃部落。鬼章的势力扩张威胁着河州前哨的安全，在熙河以北的兰州、西市和女遮谷有西夏，以南有鬼章，对当地的补给线路构成重大威胁，通远军和岷州仍然容易暴露在敌人的猛烈袭击之下。

从1074到1085年，宋军设法保护两翼，朝廷令种谔（1026-1083）知岷州，他在岷州东北的铁城击败鬼章。1077年，宋人悬赏捉拿鬼章不获。于是，李宪大举进攻姚河上游发动扫荡作战，大败鬼章主力部队于六甫宗（1077）（此役斩首达到一万级，具体战役分析请见曾先生另文〈〈被遗忘的拓边战役〉〉，不日推出，敬请期待。。。。。），促使董瞻（1032-1083）重新考虑对宋政策。是年底，吐蕃派遣使者抵达开封，寻求妥协，神宗欣然恢复董瞻节度使和大首领的职位，以其大将鬼章和阿里骨（1040-1096）为刺史。1078年初，一个吐蕃部落的使节团抵达开封，获得丰厚赏赐。次年，另一个由吐蕃高级官员率领的庞大使节团访问开封三个月。神宗应许自由贸易和互不侵犯，因此从1077到1083年，吐蕃转而效忠宋廷。在1083和1083年两度拒绝辽和西夏的战略同盟。经济利益是他们外交考虑的重心。由于西夏和青唐都属于半游牧王朝，经济形态类似，不能从双边贸易中换取必须品，青唐必须结盟宋朝才能以马匹换取茶叶，甚至宋夏敌对状态更有利贩卖马匹。1081年的灵夏战役，宋朝和青唐展开军事合作。当李宪由熙州开始行动时，青唐也发动攻势，派遣三万军队攻击西夏堡寨。愤怒的党项人发动反击，但是被阿里骨击退。

不过，董瞻的死结束这段细心维持的友好关系。1084年，有报告传来董瞻之死和阿里骨继承父业的详细，尤其是他招集吐蕃具有影响力的酋长想西焚香祝祷，特别使人怀疑。然而，直到1086年，青唐向开封进贡的使节依然声称他们代表董瞻而来，因此苏轼曾怀疑阿里骨有弑父的可能。事实上，阿里骨是于真人后裔，和角斯罗家族没有血缘关系，不过，董瞻和阿里骨生母有一段感情，他收阿里骨为养子，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1083年董瞻临死时候，在病榻前安排阿里骨为继承人。虽然阿里骨是一名能征惯战斗的将领，但是吐蕃臆见人士却只效忠角斯罗的后人，令阿里骨未能取得全面的政治控制，于是，他隐瞒养父死亡的消息，向西夏寻求和解。结果，青唐诋毁宋朝派往回鹘和鞑靼试图建立反西夏联盟的使节。1086年，阿里骨向开封公布董瞻死讯并要求册封。正式继承父业后，随即投入西夏阵营。

1087年，西夏、青唐联盟发动全面性的熙河战事，他们协议由党项人攻取兰州，而吐蕃人则攻取熙州、河州和岷州，鬼章攻下姚州，作为军事基地，并重新与宋境内的吐蕃部落取得联系，揭开攻击的序幕。然而，钟谔幼弟知岷州种谊（？-1087后）事前洞悉了对方的企图，朝廷于是动员下番兵合一百五十个指挥，约七万人的部队支援熙河。在熙河路经略司机宜文字游师雄的大力协助下，种谊和姚兕（1026-1094）兵分两路，分头攻击。姚兕一军由河州推进到讲珠城，烧毁河桥，堵截青唐军队。与此同时，种谊在夜间组织秘密行军，趋往姚州，于黎明时份兵临城下。在蕃将包顺拼死作战之下，宋军夺回姚州，活捉鬼章。这场胜仗削弱了党项与吐蕃的联盟。阿里骨跟随其父先例，向开封寻求和解。1088年，宋与青唐停战，双方同意达成永久和平，并承认现在疆界。至此，姚河流域已受宋朝控制，熙河不再是易受袭击的突出部了。这次决定性胜利还促使中亚多国，如于真、大食等向宋朝进贡，宋廷立下“两岁一进”的规定。

西夏还留在战争舞台，1092年末，武装行动升级，西夏梁太后亲自挥军西西环庆路。事前，知环州章咨（1027-1102）从谍者口中得知梁太后的计划。他在沿边的泉水中下毒，并派遣三个将的部队前往敌军侧翼堵阶党项军队的后方。西夏军包围环州四天，无功而返，土中受到洪德城附近的宋军负极，宋第七将折可适（1049-1110）辨认到梁太后的旗帜，于是领兵八千人直扑西夏大本营。西夏中军顽强抵抗，待重骑铁鹞子开达，便猛烈攻击洪德城，历时数个时辰，折可适使用神臂弓和虎蹲炮作战，造成数百名西夏士兵伤亡。当晚，折可适展开反击，逼迫党项军退却到高耸山麓，千余西夏士兵被杀，坠崖者不计其数。梁太后放弃珍贵的帐篷，藏矿的循偏僻山径逸去。环庆路副都部署李浩派兵二万人追击党项后卫，可是西夏铁骑表现英勇，李浩未竟全功劳。和姚州之役一样，宋军在洪德城的胜利标志着元佑时期防御战略的成功。

三、北宋1090年代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1090年代反复无常的政治生态带来变化不定的对外关系，1094年哲宗亲政，他采取新党章淳所主张的政策，章淳成为宰相后，便谴责司马光、文彦博极余九名官员执行放弃领土的罪责。

待续。。。。

新党的积极开边政策,1096年的延安战役,1097年宋军的全面反击,平夏城宋夏大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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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者：经略幽燕我童贯

自宋神宗在1085年去世到宋徽宗登基的一段宋夏关系史，在传统的政治观点曾被形容为政治路线反复的表征。宋哲宗即位时年纪尚幼，太皇太后高氏临朝，起用旧党，寻求与西夏和解，并将部分神宗用兵时占领的土地归还，哲宗亲政以后，召回新党，恢复对西夏用兵。1099年，宋军占据横上和天都山，取得重大胜利，以党派政治的更替来了解对关系的转变，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方向。某些战略学界的论著，也承认国内政治对大战略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无庸置疑，这种看法有其根据，也得到一些档案的支持。党派政治的观点解释了对外政策转变的集剧性。也凸显了领导层的重要句色。若说对外关系是由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领导层所模塑的话，当派政治的观点倾向以后者来解释和战的抉择。可是，除了党派政治的观点之外，也不应该忽略政策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内部联系，及政策内容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样对于宏观国家秩序的观察会较为全面，而不至流与以个人或党派的得失作为对外政策转变的关键。

本章所侧重讨论的个案-哲宗朝对西夏战略的变化，便是这样一个例子。自从元佑（1-86-1093）到绍圣（1094-1097）、元符（1098-1100）的对外政策转变，体现了政潮起伏的无常，固然可以用党派政治来解释；但哲宗亲政后改采攻势。也并非完全是由于领导层变动那么简单，一直潜在的现实主义思维为这个转变埋下伏笔。本章视现实主义为一个国际社会的规范，它在中国11世纪末的抬头其实和弭兵论的不彻底有关系，更是元佑后期屡次成功的防御作战所促成，考量一下元佑时代的主和论点，便会发觉其他存在大量计算利害得失的思维。虽然旧党的政治家每多从理想政治为出典，但统治者实际上不能排除从国际力量对比决定政策的倾向。加上西夏和战无常的态度令宋人对建立长远关系欠缺信任，宋人一旦理解到其军事力量并不弱于西夏，他们便不再要汲汲于求和，而经略横山和天都山就成为一个战略取向。

本章采用战略观点进行历史个案剖析。这种观点视战略由大战略（或叫做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两个层次组成，大战略协调内政、外交、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规范一个国家的外队基本态度为妥协、防御、还是攻略。至于军事战略，则讲究如何御用军事手段达成大战略目标，包含战区战略、战役法、战术和技术等不同层次对武力的使用。由于对外关系是大战略所协调的一个方面，属于较高的战略层次，在它下面很可能还有更基层的军事手段与之配合。因此，从战略分析的观点而言，关产对外的政策转变有没有深层的战略根源，是一个主要任务。

本章指出，从元佑（1086-1093）到绍圣（1094-1097）、元符（1098-1100），对外政策虽然摇摆不定，但其军事战略却维持一定的兼容性。不论大战略的目标是妥协、防御、还是攻略，其下层的军事战略颇为稳定。在组织防御方面，宋军运用了弹性防御配合据点防御。弹性防御本身亦不排除攻势，尤其是旨在破坏敌军集结的扫荡作战；同时，将本来为防御用途的堡寨变成占领西夏领土的据点，也是将战术上的防御形势来进行攻略作战。换言之，从元佑到绍圣、元符，宋军的军事战略在攻守两方面的兼容性比较大，不需要大幅度的变更军队的战役和战术机制，也可改换作战目标。也可以说，哲宗亲政前后对外政策的改变并不反映深层战略结构的变动，也看不出实力对比曾经出现巨大变化，它所经历的是一个逐步认识自己军事实力的过程，这个过程起初由不能清晰估计军力而倾向妥协，到逐步恢复信心而调节为缓进攻略的路线。至于党派政治，只是加速了这项过程的完成。

一、1067年后的弭兵论和元佑时期的战略防御

在传统政治上，元佑时期被视为两次长期军事冲突之间的“小休”。这时期的政治军事展现了保守主义的修正路线和战略防御的重新施行。1070年带的激进改革凸显了独裁政治，结果朝廷受到官员学者的广泛抨击和劝建，引起两极分化的党派政治和政策波动，成为北宋晚期的政治特色。1085年，神宗去世，太皇太后高氏摄政，他恢复了司马光（1019-1086）及其旧党成员的职位。司马光试图抛弃所有新政，但出呼意料之外，引起了不少行政方面的困难，遭到各界反对。吕公著（1017-1089）建议保留免役法，而苏轼（1037-1101）也批评其强硬的反新政立场。1086年，司马光死后，旧党分裂为三个派系：由苏轼、苏辙（1030-1112）领导的蜀派，提倡弹性政策和行政技巧；由程景贝（1030-1085）、和程颐（1033-1107）领导的洛派，疾呼透过恢复古代礼节来进行改制；及由刘挚（1014-1081）领导的洛派，坚持走保守路线。至于新党成员，则被流放南方，其中蔡确（1-37-1093）更死于路上。他的死标志着一轮循环报复的开始。

元佑时期，宋夏战争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附带越来越沉重。新政的废除动摇了战争的经济支柱。1085年以前，宋朝在熙州、兰州、米脂寨和安羌寨的军事开支开达约360-370万贯，光是兰州的支出，“岁计犹需一百余万”。苏辙指出，大部分资金来自青苗钱息、助役钱和宽剩钱。这两项新法停止执行后，朝廷逼不得已动员坊场、河渡钱支付新疆土的经营费用，而苏辙的倾向利用这些税款雇募衙前役。新领土的经济难题在于，虽然熙州和几个新筑堡寨土地肥沃，但是人口稀少，没有日常税收。假芦、吴堡“二寨侧近无人耕种，须籍
支移，二寨若存，而远输终不可能”。在河东，生活在河岸腹地的人民需要将税款转交到假芦、吴堡。据王严叟（1043-1093）所言，河东路指定晋州上户将税款转交到假芦寨，绛州上户则转交到吴堡。从晋州到汾州三百四十（宋）里，“稍通牛车”；汾州到吴堡三百六十里，从汾州到假芦寨三百九十里，“并山路险狭，涧道阻深，不通牛车。及渡黄河。尤为艰厄”。于是，每年的来回运输里程合计算约一千四百余里。再加上运输费用，一斗米的价钱达五百文钱（仅供四名士兵一日口粮），比原价五十文上涨十倍。这个难题显示出旧党意图割弃新得疆土，也存在显示考虑，而且其与反对新政的立场息息相关，说明了大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密切关系。

政治保守主义和对外毛象的社会经济障碍，促使弭兵论再次流行起来。政治经济政策的两极化使得旧党学者必须从弭兵论寻找传统指挥，籍以抨击对外经略。1067年后的弭兵论实际上是宋初弭兵论的延续，首先，它重申优先考虑本国利益，特别注重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1077年，张方平（1007-1091）比较军事野心也性欲放纵，清楚的说：“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富弼（1004-1083）亦劝神宗要重新估量熙河之役所造成的人命伤亡，“当时杀戮任命，不可胜计，费耗财用，莫知纪极”。其次1067年后的弭兵论则贬低军事胜利的价值。1087年，苏轼在奏议上澄清了这一点，他指出任何军事胜利若不能令到蛮夷心悦诚服，只会加深他们的仇恨，而仇恨会酿成下一轮战争。张方平批评中国历史上四位皇帝：秦始皇（前259-前210，前221-前210在位）、汉武帝（前156-前87，前141-前87在位）、隋文帝（541-604，581-604在位）和唐太宗（599-649，626-649在位）。他们都纵情用兵和扩张领土，撒下社会动荡的种子。张方平总结道：“是圣人不计胜负，而深戒用兵之祸。”更进一步，1067年后的弭兵论彻底否认占领蛮夷土地符合宋朝的战略利益。苏轼挖苦的批评新党，曰：“今又取讲珠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盛唐时，安西都护去长安万里。若论要害，自此而西无不可取者。”这种观点影响波及，甚至新党领袖曾布（1035-1107）也认为朝廷不需要从蛮夷手中夺取的大量土地。

大部分元佑政治家都强调族群分野，与王安石（1021-1086）和王音召（1030-1081）渴望同化少数民族的意图发生鲜明对比。范纯仁（1027-1101）将中国和蛮夷的战争对比为毫无价值的争端。另外司马光讨论中国与游牧民族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尤其是军事文化。他总结说虽然义勇和保甲在农时受训练，但“桑耕之民，不习战斗”，仍未能熟练军事技术，成为一支良好的野战力量。“虽有军员节级之名，皆其乡党族姻，平居相与拍肩把诀，饮博斗殴之人。”这使得乡兵组织易于击败，溃散而还。所以，司马光反对采用普遍动员政策应付契丹和党项的潜在威胁。

1067年后的弭兵论，更加谴责杀人是恶行，似乎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据私人笔记透露，王音召晚年时候向僧侣忏悔自己杀戮大量吐蕃人，但却未得到宽恕。“在熙河，多杀伐，晚年知洪州，学佛，事长老祖心。一日拜而问曰：‘昔未闻道，罪障固多，今闻道矣，罪障减乎？’心曰：‘今有人贫乏，日负债，及贵而遇债主，其债偿乎？否也？’音召曰：‘必还。”心曰：‘然则虽闻道矣，奈何债主不相放耶！’音召快然不悦。未几，疽发于脑而卒。”以上记载未必属实，但反映出王音召的死被佛教中人理解为杀戮的报应。事实上，富弼亦透露过王音召所杀的树木远超过官方的记录，王音召之子王厚（？-1115）再取青唐，但他吃罗卜离奇猝死的记载，以及其弟王菜触犯极刑，也可能放映出某种报应关联，“人以为音召用兵多少之报”。

不过，宋夏之间复杂的战略互动，令宋朝不能只管按照国内利益来界定大战略内容。元佑时期的弭兵论者和政治家都不能摆脱这一点。尽管永乐城一役（1082）的惨败令神宗的军事野心明显削弱，1081年-1082年之间的战争仍未解决宋夏宿怨。纵使功败垂成，宋朝仍获得不少土地，而西夏仅能幸存。兰州和附近的一些堡寨控制黄河上游地带，威胁灵州和西夏首都兴庆府。米脂寨、假芦寨、义合堡、浮图寨、吴堡和安羌寨控制了横山一些制高点和良田。1083年，党项人向兰州展开大规模反击，在猛烈攻势下，一度攻陷西关，该城失守，引起短暂恐慌，幸而宋将王文郁率领七百名死士反击，党项军队随即放弃包围。1084年，泾源路今辖彭孙伏击以十万兵力入侵的西夏军，杀掉西夏名将，监军仁多零丁（？-1084）。直到1090年止，宋人似乎不会输掉战争，但是消耗战无可避免。

于是，外交决策成为宋廷慎重考虑的课题。范纯仁率先鼓吹退让，认为应“稍纵其欲，使复常贡，庶可罢兵。”韩维以兰州等地方岁废不赀，且恐怕一旦辽国介入使外交上处于被动，故提出五项理由说“地不可不弃”。司马光坚持不射的防对用兵，避免将军事行动升级，他草拟了一份奏议，籍以安抚党项和恢复双方关系，虽然避免公然批评神宗，但他形容前朝皇帝的熙河政策是侵略行径：“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因此，他的“上策”是主动归还上述侵占地，展示新天子的仁慈和善意，期望重修旧好。假如受到党项的军事威胁才放弃这些地方，这不单是不是仁慈的表现，还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大镖客注：咱家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这位有点，怎么说呢？过于理想主义吧。。。。。。。）。而他的“下策”则是经济封锁。为了实施有效而全面的经济制裁，司马光构想对走私者除以严刑法和死罪，但他恐怕条例执行会引起社会不安，因此并不大力鼓吹。约略同时，文彦博（100-1085）则强调战争带来的破坏，提醒要以唐为鉴，他支持司马光，认为宋夏冲突乃前线官员、将领的野心所导致。“乃知先帝本意，止务安边，不欲轻举，皆是边臣希望功赏，为国生事，侥幸万一，以致兵食困匮，财力殚耗。……唐业下衰，可为商鉴。”他并征引宦官李舜举的话，详叙神宗晚年已一改其扩张政策，而“令边臣自固边鄙”。所以他除了建议宋军归还占领区以外，还要全面撤出熙河地区。据李焘（1115-1184）考证，“议弃熙河者实文彦博也”。

虽然元佑政客均反对侵略，但是他们并非完全赞成外交退让。按照苏辙的说法，朝廷正处于一个两难的局面-----保卫新领土的代价太大，而事前没有经过谈判就归还土地，未免是懦弱的外交姿态。“存之则耗蚀中国，为祸日深；弃之则戍人不请，无由强舆”。出乎司马光意料之外，朝廷比较喜欢经济制裁的“下策”，原因是宰执对于领土归还的问题未能取得共识。苏辙推测西夏正在等待宋朝主动提出归还土地，以增加其外交筹码。他引用了汉代吴楚七国之乱的史事为例，认为应该暂时忍让，来换取时间进行防御。他说：“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御。……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使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策谋，与景帝类。”

然而，反对放弃领土者，例如安焘（11世纪末-12世纪初）、穆衍（？-1097后）、孙路（1043-1161）和游师雄（1038-1097），均坚持自己的战略立场。他们之所以反对，基础原因是放弃领土和保证和平没有必然的联系。放弃兰州和这些堡寨不能保证和平长久。失去兰州以后，在下一次对夏战争中，熙河会处于不利位置，在这个议题上，旧党对于新领土严重缺乏认识，部分人士根据过时的情报，坚持放弃新领土，故很难说服对方。文彦博在奏议上无法标列会州的位置，又说“会州又未知在什处”，并以西夏人未曾在兰州地区进行过军事建设而低估其战略价值，认为“夏人得之已久，亦不曾筑堡寨戍守，只有小小颓废城池，如中国荒僻村落”。二十年前，当他担任知秦州时，这也许是事实。但是1056年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了。自从宦将李宪（？—1092）在1081年开辟道路，以备大规模军事动员之需后，给附近堡寨拱卫的兰州就成为熙河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关于这个问题，曾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兰州堡寨群与泾原路战线的连接问题：钟传的浅井作战之突出部战役〉〉中有详细论证，不日推出，敬请期待。。。。。）

这解释了为何安焘等异议者不甚关注米脂寨和其余堡寨的前途，只管强烈反对撤出兰州。万一西夏循外交途径取得兰州，它会在未来战争中善用这个极具军事价值的基地，孙路推测失去兰州之后熙河的不利情况，说“自通远至熙州绳通一径，熙之北已接夏境”，“兰州弃则熙州危，熙河弃则关中摇动”。

总结这次争论，终于理性、克制和妥协规范了当时的思维领域，苏蔗概括了新、旧党的意见，分析预期出现的情况，来陈述客观的意见，他批评双方都设想过于乐观，忽略最坏的情况。司马光的建议没有考虑党项人取回土地后，会干扰和平的执行；而保留所有占领地，又可能会出现军事失败，比较之下，他宁愿接受第一种情况，因为朝廷此举属于义政，是可承受的政治奉贤。范纯仁也讨论了三种情况：

第一、将所有土地退还给西夏；

第二：只保留兰州，其他一并归还；

第三只归还假芦、米脂、俘图和安疆寨，而保留兰州、义合、吴堡和塞门。

虽然在范纯仁心目中，最后一个方案并不是合适的选择，但是朝廷还是选择了它，这反映了朝廷决策层的妥协态度。范纯仁进一步建议，若归还四座堡寨，要加上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西夏要释放在永乐城战役的俘虏，赎金每人绢十匹。结果宋人归还了四座堡寨，西夏则释放了约一百五十名战俘。然而，朝廷并不愿意交还兰州，这令到双方的边界问题一直拖延数年。另外一个问题是前线犬牙交错的可耕地，令双方未能清楚画出介乎边界堡寨之间的明确界限。由于未能圆满解决疆界纠纷，双方表面上恢复了和平，实际上敌对情绪仍然存在。

除了上述的边界问题外，西夏的敌对情绪和强硬姿态还源自本身的后族统治。整个11世纪后半叶，后族摄政者垄断了西夏的统治权，政治阴谋伴随不断孕育的军事野心，遏取兵权、建立军功和巩固个人权力成为循环因果。这个时期的三位西夏君主：谅祚（1049-1068在位）、秉常（1068-1086在位）和乾顺（1086-1140在位），都在冲龄践祚。谅祚在位19年，其中11年属于摄政时期；秉常在位18年，摄政期十年；乾顺在位55年，摄政期13年。根据白滨所言，这三位皇帝比较关注内政，而后族摄政者却主动内部权力斗争和对外军事行动。谅祚初年，党项王朝受没藏家族所操纵。1067年，谅祚逝世，第一个摄政时期结束。秉常和乾顺时期的摄政者均来自一个梁氏家族，它出自灵州附近的党项民族。身为谅祚之妻，梁太后（？-1099）于1068年担任摄政者，并任命其弟梁乙埋（？-1085）为宰相。梁乙埋擢升大批家族成员。屏走元昊幼弟、大将嵬名浪遇、尽管秉常于1076年亲政，但他仍受母亲和叔叔控制，不得不发动侵宋战争。1081年，将领李清建议西夏皇帝交出黄河以南的土地，重归宋室。梁乙埋和粱太后随即废黜皇帝重新摄政，引起宋军全面进攻。1083年，梁氏家族恢复秉常的皇位，以示党项政权的合法性，并寻求宋廷谅解。在梁乙埋逝世以前，他提拔儿子梁乙甫为宰相，梁乙甫将大将仁多保忠（？-1140）指挥的左右厢军分成两军，但加深了两军矛盾，同年，秉常娶了梁乙埋女儿，梁氏势力进一步伸延到下一代。次年，秉常死去，幼儿乾顺即位。下一代梁氏兄妹开创第三个摄政时代，遏取党项贵族的军事权力。自从1085-1099年，总共突袭宋境超过50次，其中梁太后亲自指挥其中至少20场战役。据宋朝情报，梁乙甫一度当众炫耀其军事成就，视任何妥协姿态是懦弱和胆怯的行为。结果梁乙甫进一步和青唐结成姻亲，对抗宋朝。

青唐与宋室的关系错综复杂。原来从1067-1075年，宋军在熙河地区的拓殖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王音召开始首个阶段，凭借政治、经济和法治上的努力，在渭河上游实现局部和平。其政治功业，表现在拓展古渭寨突出部和降伏俞龙珂（1071年后改汉名包顺）等成就上。然而，当他向武胜推进时，他棉队木征（？-1077）及其西夏盟友的反抗，开始艰难的第二阶段。当运用武力取得武胜和河州之后，他取得了多次辉煌的军事胜利，展开了一段漫长的军事斗争，终于在熙州建立起基地，但未能控制姚河上游的地区。直到1058年为止，姚州集结着以青宜结鬼章（1017前-1091）为首的吐蕃部落。鬼章的势力扩张威胁着河州前哨的安全，在熙河以北的兰州、西市和女遮谷有西夏，以南有鬼章，对当地的补给线路构成重大威胁，通远军和岷州仍然容易暴露在敌人的猛烈袭击之下。

从1074到1085年，宋军设法保护两翼，朝廷令种谔（1026-1083）知岷州，他在岷州东北的铁城击败鬼章。1077年，宋人悬赏捉拿鬼章不获。于是，李宪大举进攻姚河上游发动扫荡作战，大败鬼章主力部队于六甫宗（1077）（此役斩首达到一万级，具体战役分析请见曾先生另文〈〈被遗忘的拓边战役〉〉，不日推出，敬请期待。。。。。），促使董瞻（1032-1083）重新考虑对宋政策。是年底，吐蕃派遣使者抵达开封，寻求妥协，神宗欣然恢复董瞻节度使和大首领的职位，以其大将鬼章和阿里骨（1040-1096）为刺史。1078年初，一个吐蕃部落的使节团抵达开封，获得丰厚赏赐。次年，另一个由吐蕃高级官员率领的庞大使节团访问开封三个月。神宗应许自由贸易和互不侵犯，因此从1077到1083年，吐蕃转而效忠宋廷。在1083和1083年两度拒绝辽和西夏的战略同盟。经济利益是他们外交考虑的重心。由于西夏和青唐都属于半游牧王朝，经济形态类似，不能从双边贸易中换取必须品，青唐必须结盟宋朝才能以马匹换取茶叶，甚至宋夏敌对状态更有利贩卖马匹。1081年的灵夏战役，宋朝和青唐展开军事合作。当李宪由熙州开始行动时，青唐也发动攻势，派遣三万军队攻击西夏堡寨。愤怒的党项人发动反击，但是被阿里骨击退。

不过，董瞻的死结束这段细心维持的友好关系。1084年，有报告传来董瞻之死和阿里骨继承父业的详细，尤其是他招集吐蕃具有影响力的酋长想西焚香祝祷，特别使人怀疑。然而，直到1086年，青唐向开封进贡的使节依然声称他们代表董瞻而来，因此苏轼曾怀疑阿里骨有弑父的可能。事实上，阿里骨是于真人后裔，和角斯罗家族没有血缘关系，不过，董瞻和阿里骨生母有一段感情，他收阿里骨为养子，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1083年董瞻临死时候，在病榻前安排阿里骨为继承人。虽然阿里骨是一名能征惯战斗的将领，但是吐蕃臆见人士却只效忠角斯罗的后人，令阿里骨未能取得全面的政治控制，于是，他隐瞒养父死亡的消息，向西夏寻求和解。结果，青唐诋毁宋朝派往回鹘和鞑靼试图建立反西夏联盟的使节。1086年，阿里骨向开封公布董瞻死讯并要求册封。正式继承父业后，随即投入西夏阵营。

1087年，西夏、青唐联盟发动全面性的熙河战事，他们协议由党项人攻取兰州，而吐蕃人则攻取熙州、河州和岷州，鬼章攻下姚州，作为军事基地，并重新与宋境内的吐蕃部落取得联系，揭开攻击的序幕。然而，钟谔幼弟知岷州种谊（？-1087后）事前洞悉了对方的企图，朝廷于是动员下番兵合一百五十个指挥，约七万人的部队支援熙河。在熙河路经略司机宜文字游师雄的大力协助下，种谊和姚兕（1026-1094）兵分两路，分头攻击。姚兕一军由河州推进到讲珠城，烧毁河桥，堵截青唐军队。与此同时，种谊在夜间组织秘密行军，趋往姚州，于黎明时份兵临城下。在蕃将包顺拼死作战之下，宋军夺回姚州，活捉鬼章。这场胜仗削弱了党项与吐蕃的联盟。阿里骨跟随其父先例，向开封寻求和解。1088年，宋与青唐停战，双方同意达成永久和平，并承认现在疆界。至此，姚河流域已受宋朝控制，熙河不再是易受袭击的突出部了。这次决定性胜利还促使中亚多国，如于真、大食等向宋朝进贡，宋廷立下“两岁一进”的规定。

西夏还留在战争舞台，1092年末，武装行动升级，西夏梁太后亲自挥军西西环庆路。事前，知环州章咨（1027-1102）从谍者口中得知梁太后的计划。他在沿边的泉水中下毒，并派遣三个将的部队前往敌军侧翼堵阶党项军队的后方。西夏军包围环州四天，无功而返，土中受到洪德城附近的宋军负极，宋第七将折可适（1049-1110）辨认到梁太后的旗帜，于是领兵八千人直扑西夏大本营。西夏中军顽强抵抗，待重骑铁鹞子开达，便猛烈攻击洪德城，历时数个时辰，折可适使用神臂弓和虎蹲炮作战，造成数百名西夏士兵伤亡。当晚，折可适展开反击，逼迫党项军退却到高耸山麓，千余西夏士兵被杀，坠崖者不计其数。梁太后放弃珍贵的帐篷，藏矿的循偏僻山径逸去。环庆路副都部署李浩派兵二万人追击党项后卫，可是西夏铁骑表现英勇，李浩未竟全功劳。和姚州之役一样，宋军在洪德城的胜利标志着元佑时期防御战略的成功。

三、北宋1090年代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1090年代反复无常的政治生态带来变化不定的对外关系，1094年哲宗亲政，他采取新党章淳所主张的政策，章淳成为宰相后，便谴责司马光、文彦博极余九名官员执行放弃领土的罪责。

待续。。。。

新党的积极开边政策,1096年的延安战役,1097年宋军的全面反击,平夏城宋夏大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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