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煮酒论史』人命重于天—-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

作者：嫣红1969 提交日期：2005-5-11 20: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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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罗马谚语是这样说的,“有证据证明的才是存在的” ，这可能是现代证据学中疑罪从无的原始描述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一直奉行的是疑罪从有的潜规则，冤狱的产生遂成为不可避免。冤狱是一把双刃剑，既使无辜百姓身陷牢狱，由此引起的向上诉讼又使基层法官（县令）断送来之不易的前途，因此，虽然相关法律越来越完备，刑事诉讼机构的分工和制约也较为健全，制度上仍然杜绝不了冤狱，但技术上能够大大减少偏差，这中间，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大宋提刑官宋慈写下的《洗冤集录》，此书出版于宋淳祐七年（1247年），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法医学著作，比意大利人图纳图·菲德利写出的《医生的报告》早了整整350年，《洗冤集录》相继被翻译成朝鲜、日本、英、法、德、俄等多国文字，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和实用价值，是宋代官员对世界法医检验的杰出贡献，宋理宗看过此书以后，击节赞叹，下令全国颁行，办理刑案的官吏人手一册，《洗冤集录》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法医检验指南。

　　“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大辟之罪就是砍头之罪，宋慈对此一向是“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他发表此书的初衷，来自“每念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一种忧心忡忡的使命感，使他无法安坐家中，他收集前人的经验，汇总自己的实践，终于写成了一部标准的法医学著作，让有关人员避免因为“差之毫厘”，因而“失之千里”，让百姓避免因为官吏检验失误，沦为待罪羔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洗冤集录》救了多少无辜性命，虽然无法统计数据，但惩处一个真正的杀人犯，不让其逍遥法外、继续作恶，对普通百姓来说，是重于泰山，一个人连生命权都无法保证，又如何论及其他？在《洗冤集录》的序言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理念，即使“重以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洗冤禁暴，还无辜者以清白，是刑事诉讼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责任无法逃避，因为人命重于天。

　　《洗冤集录》中记录了一些刑事案例和检验手段，虽然有的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当时的确是非常有效的检验手段，令人拍案叫绝。在书中记载了一个晒镰刀的故事，一位男子被人杀死，浑身有伤十余处，都是镰刀斫伤。检官发现财物无损、衣物俱在，断定这是一桩仇杀案。经过调查探访，检官锁定了嫌疑犯。他让附近居民交出家中所有的镰刀，分别排列地上，总共有七八十张镰刀。当时正值盛夏，苍蝇聚集在其中一把镰刀上，停留不去，检官揪出了这把镰刀的主人。检官说，苍蝇嗜血，这把镰刀杀人后血腥气仍在，导致苍蝇聚集，而其他镰刀则无此状况，可以推断这把镰刀的主人曾经杀人的事实。在证据面前，杀人者低头认罪。《洗冤集录》还记录了蒸骨验伤的方法，把一具尸骨洗净，用细麻绳串好，按次序摆放到竹席之上。挖出一个长5尺、宽3尺、深2尺的地窖，里面堆放柴炭，将地窖四壁烧红，除去炭火，泼入好酒二升、酸醋五升，乘着地窖里升起的热气，把尸骨抬放到地窖中，盖上草垫，大约一个时辰以后，取出尸骨，放在明亮处，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进行尸骨的检验，“ 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路微荫，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无血荫，踪有损折乃死后痕”，死者生前的死因就在红油伞下展现，现代科学证明了红油伞吸收了阳光的部分射线，使当时的检官看到了他想看的事实。

　　《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1186—1249）祖籍福建建阳，出身中等官宦家庭，师从朱熹考亭学派，是嘉定十年(1217)的中举进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工作中他一点也没有非礼勿视的儒家礼法，一点也没有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重事实讲证据，检验富家使女的尸体不仅不肯避人耳目，反而“扛出大路上，检验有无痕损，令众人见”，女性死者身上任何隐蔽之处都要细细检查，不放过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宋慈制定了一整套验尸条文，例如规定检官要亲临现场，及时检验，分析死因，不得因尸体腐烂而避而远之，如果没有按照既定条文去做，要受到杖责的处罚。草菅人命，是宋慈最担忧和最痛恨的事情，他“讼清明，决事刚果听，抚善良甚恩，临豪滑甚威，属部官吏以至穷闾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若有一宋提刑之临其前”，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朱程理学熏陶下的儒家弟子，却不蹈传统的中庸之道，展现了令人诧异的辩证思维。

　　宋慈历任长汀县令、江西提点刑狱、湖南提点刑狱、广州经略安抚使等官职，为官清正，“公果以才业奋历中外，当事任，立勋绩，名为世卿者垂二十载，声望与辛（弃疾）、王二公相颉颃焉”，64岁死于广州经略安抚使的任所，宋理宗亲自为其书写墓门，凭吊宋慈功绩卓著的一生。后来宋慈的墓地迁至福建建阳市崇雒乡昌茂村西北，虽经战乱频仍、兵祸连接，宋慈的事迹和身世逐渐模糊，但《洗冤集录》却时时提醒人们，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兢兢业业的大宋提刑官，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重证据实的理性年代，即使七百多年过去了，人文大宋依然得到了世界的推崇。文明的力量是长久的，而暴力征战只能得逞于一时。

　　《洗冤集录》汇集了不少前人的成果，如《内恕录》、《折狱龟鉴》、《棠阴比事》、《检验法》等（有的已经失传），集成为一套系统的法医学理论，为了防止检验经验不足导致的冤假错案，书中详细阐述了尸体检验的方法和指南，规定了验尸的格式和手段。全书分为5卷，7万字，主要包括检官的工作规范、尸伤的症状和检验、应急抢救措施等等，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众多领域，与现代法医学的范畴大致相同。“凡检验，不可信凭行人。须令将酒醋洗净，仔细检视。如烧死，口内有灰；溺死，腹胀、内有水；以衣物或湿纸搭口鼻上死，即腹干胀；若被人勒死，项下绳索交过，手指甲或抓损；若自缢，即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绳在喉下，舌出；喉上，舌不出”，这种专业常识，直到今天依然是有关人员必须牢记在心的东西。书上记载的某些应急抢救方法，比如一个人吃下断肠草之类的毒药，可以给他灌下粪汁解毒，一个人呼吸停止，可以就地给他作人工呼吸等等，至今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救人一命的作用。宋慈在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刑侦手段，利用昆虫推测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显示了相当的破案水平。《洗冤集录》如同美丽的宋代青花磁器，折射出法律文明的辉煌历史，让后人感慨不已。

　　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宋慈平冤的决心是坚定的，处世的方式又是随和的，为了促进盐业的运输和发展，与当地居民搞好关系，他担任长汀县令时期，倡导了当地盛行的妈祖信仰，极力充当百姓心中亲民爱民的地方官吏。他参与过赈灾放粮，与平反冤狱一样，挽救了不少平民百姓的生命。

　　精炼平实的《洗冤集录》，化腐朽为神奇，演化出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古代刑侦手段。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一个男人是失足落水还是死后抛尸，取来他的头骨就能得到答案。将头骨弄干净，放在盆中，用热水从头顶浇灌，如果盆中有泥沙，证明落水时曾挣扎呼吸，泥沙进入五官内，又在热水的冲洗下进入盆底。如果盆中没有泥沙，往往是死后抛尸，因为被害人呼吸已停，气息已止，所以泥沙不入。在某个已经火焚的现场，要找到杀人凶手曾经作案的证据，可以将被害人伏尸的地方打扫干净，先用酽米醋浇泼，然后用酒浇泼，土质地面上很快就会显现被害人流淌过的血迹。一个人死于意外还是他杀，在检官的抽死剥茧中会冲破重重迷雾，而《洗冤集录》就是检官手中的武器。

　　回首中国古代的刑狱，人们往往以为总是一片黑暗，其实单就宋代来说，曾在人治的环境下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冤狱的发生。宋代的刑事诉讼机构有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地方上还有司理院、提刑司等，相互制约，层层复核，如果定罪的犯人不服，还可以告御状，由皇帝“御笔断罪”，所以一个地方官员蓄意制造冤狱，会付出很高的成本代价，只要案件不是皇帝钦定的周亚夫式的狗头案，地方官员坐实了冤狱的造成，会影响他一生的前途和晋升，反过来说，地方官员官声良好，诉讼清明，对他自己及当地百姓，都算是双赢，地方志上也会留下清官贤吏的美名。《洗冤集录》让各地官员通晓了法医检验理论，如同古代帐房先生有了一个得心应手的算盘，做起份内事情就会轻车熟路。

　　《洗冤集录》反复强调了作者的理念—以民命为重、人命重于天，促成了有关人员用证据说话、用证据量刑的行为方式，这是一种科学真理之外的宗教真理，也是《洗冤集录》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作者：嫣红1969 提交日期：2005-5-11 20:41:00
http://www3.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5&idArticle=22526&flag=1

        有一句罗马谚语是这样说的,“有证据证明的才是存在的” ，这可能是现代证据学中疑罪从无的原始描述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一直奉行的是疑罪从有的潜规则，冤狱的产生遂成为不可避免。冤狱是一把双刃剑，既使无辜百姓身陷牢狱，由此引起的向上诉讼又使基层法官（县令）断送来之不易的前途，因此，虽然相关法律越来越完备，刑事诉讼机构的分工和制约也较为健全，制度上仍然杜绝不了冤狱，但技术上能够大大减少偏差，这中间，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大宋提刑官宋慈写下的《洗冤集录》，此书出版于宋淳祐七年（1247年），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法医学著作，比意大利人图纳图·菲德利写出的《医生的报告》早了整整350年，《洗冤集录》相继被翻译成朝鲜、日本、英、法、德、俄等多国文字，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和实用价值，是宋代官员对世界法医检验的杰出贡献，宋理宗看过此书以后，击节赞叹，下令全国颁行，办理刑案的官吏人手一册，《洗冤集录》成为当时和后世的法医检验指南。

　　“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大辟之罪就是砍头之罪，宋慈对此一向是“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他发表此书的初衷，来自“每念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一种忧心忡忡的使命感，使他无法安坐家中，他收集前人的经验，汇总自己的实践，终于写成了一部标准的法医学著作，让有关人员避免因为“差之毫厘”，因而“失之千里”，让百姓避免因为官吏检验失误，沦为待罪羔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洗冤集录》救了多少无辜性命，虽然无法统计数据，但惩处一个真正的杀人犯，不让其逍遥法外、继续作恶，对普通百姓来说，是重于泰山，一个人连生命权都无法保证，又如何论及其他？在《洗冤集录》的序言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理念，即使“重以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洗冤禁暴，还无辜者以清白，是刑事诉讼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责任无法逃避，因为人命重于天。

　　《洗冤集录》中记录了一些刑事案例和检验手段，虽然有的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当时的确是非常有效的检验手段，令人拍案叫绝。在书中记载了一个晒镰刀的故事，一位男子被人杀死，浑身有伤十余处，都是镰刀斫伤。检官发现财物无损、衣物俱在，断定这是一桩仇杀案。经过调查探访，检官锁定了嫌疑犯。他让附近居民交出家中所有的镰刀，分别排列地上，总共有七八十张镰刀。当时正值盛夏，苍蝇聚集在其中一把镰刀上，停留不去，检官揪出了这把镰刀的主人。检官说，苍蝇嗜血，这把镰刀杀人后血腥气仍在，导致苍蝇聚集，而其他镰刀则无此状况，可以推断这把镰刀的主人曾经杀人的事实。在证据面前，杀人者低头认罪。《洗冤集录》还记录了蒸骨验伤的方法，把一具尸骨洗净，用细麻绳串好，按次序摆放到竹席之上。挖出一个长5尺、宽3尺、深2尺的地窖，里面堆放柴炭，将地窖四壁烧红，除去炭火，泼入好酒二升、酸醋五升，乘着地窖里升起的热气，把尸骨抬放到地窖中，盖上草垫，大约一个时辰以后，取出尸骨，放在明亮处，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进行尸骨的检验，“ 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路微荫，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无血荫，踪有损折乃死后痕”，死者生前的死因就在红油伞下展现，现代科学证明了红油伞吸收了阳光的部分射线，使当时的检官看到了他想看的事实。

　　《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1186—1249）祖籍福建建阳，出身中等官宦家庭，师从朱熹考亭学派，是嘉定十年(1217)的中举进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工作中他一点也没有非礼勿视的儒家礼法，一点也没有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重事实讲证据，检验富家使女的尸体不仅不肯避人耳目，反而“扛出大路上，检验有无痕损，令众人见”，女性死者身上任何隐蔽之处都要细细检查，不放过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宋慈制定了一整套验尸条文，例如规定检官要亲临现场，及时检验，分析死因，不得因尸体腐烂而避而远之，如果没有按照既定条文去做，要受到杖责的处罚。草菅人命，是宋慈最担忧和最痛恨的事情，他“讼清明，决事刚果听，抚善良甚恩，临豪滑甚威，属部官吏以至穷闾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若有一宋提刑之临其前”，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朱程理学熏陶下的儒家弟子，却不蹈传统的中庸之道，展现了令人诧异的辩证思维。

　　宋慈历任长汀县令、江西提点刑狱、湖南提点刑狱、广州经略安抚使等官职，为官清正，“公果以才业奋历中外，当事任，立勋绩，名为世卿者垂二十载，声望与辛（弃疾）、王二公相颉颃焉”，64岁死于广州经略安抚使的任所，宋理宗亲自为其书写墓门，凭吊宋慈功绩卓著的一生。后来宋慈的墓地迁至福建建阳市崇雒乡昌茂村西北，虽经战乱频仍、兵祸连接，宋慈的事迹和身世逐渐模糊，但《洗冤集录》却时时提醒人们，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兢兢业业的大宋提刑官，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重证据实的理性年代，即使七百多年过去了，人文大宋依然得到了世界的推崇。文明的力量是长久的，而暴力征战只能得逞于一时。

　　《洗冤集录》汇集了不少前人的成果，如《内恕录》、《折狱龟鉴》、《棠阴比事》、《检验法》等（有的已经失传），集成为一套系统的法医学理论，为了防止检验经验不足导致的冤假错案，书中详细阐述了尸体检验的方法和指南，规定了验尸的格式和手段。全书分为5卷，7万字，主要包括检官的工作规范、尸伤的症状和检验、应急抢救措施等等，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众多领域，与现代法医学的范畴大致相同。“凡检验，不可信凭行人。须令将酒醋洗净，仔细检视。如烧死，口内有灰；溺死，腹胀、内有水；以衣物或湿纸搭口鼻上死，即腹干胀；若被人勒死，项下绳索交过，手指甲或抓损；若自缢，即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绳在喉下，舌出；喉上，舌不出”，这种专业常识，直到今天依然是有关人员必须牢记在心的东西。书上记载的某些应急抢救方法，比如一个人吃下断肠草之类的毒药，可以给他灌下粪汁解毒，一个人呼吸停止，可以就地给他作人工呼吸等等，至今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救人一命的作用。宋慈在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刑侦手段，利用昆虫推测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显示了相当的破案水平。《洗冤集录》如同美丽的宋代青花磁器，折射出法律文明的辉煌历史，让后人感慨不已。

　　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宋慈平冤的决心是坚定的，处世的方式又是随和的，为了促进盐业的运输和发展，与当地居民搞好关系，他担任长汀县令时期，倡导了当地盛行的妈祖信仰，极力充当百姓心中亲民爱民的地方官吏。他参与过赈灾放粮，与平反冤狱一样，挽救了不少平民百姓的生命。

　　精炼平实的《洗冤集录》，化腐朽为神奇，演化出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古代刑侦手段。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一个男人是失足落水还是死后抛尸，取来他的头骨就能得到答案。将头骨弄干净，放在盆中，用热水从头顶浇灌，如果盆中有泥沙，证明落水时曾挣扎呼吸，泥沙进入五官内，又在热水的冲洗下进入盆底。如果盆中没有泥沙，往往是死后抛尸，因为被害人呼吸已停，气息已止，所以泥沙不入。在某个已经火焚的现场，要找到杀人凶手曾经作案的证据，可以将被害人伏尸的地方打扫干净，先用酽米醋浇泼，然后用酒浇泼，土质地面上很快就会显现被害人流淌过的血迹。一个人死于意外还是他杀，在检官的抽死剥茧中会冲破重重迷雾，而《洗冤集录》就是检官手中的武器。

　　回首中国古代的刑狱，人们往往以为总是一片黑暗，其实单就宋代来说，曾在人治的环境下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冤狱的发生。宋代的刑事诉讼机构有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地方上还有司理院、提刑司等，相互制约，层层复核，如果定罪的犯人不服，还可以告御状，由皇帝“御笔断罪”，所以一个地方官员蓄意制造冤狱，会付出很高的成本代价，只要案件不是皇帝钦定的周亚夫式的狗头案，地方官员坐实了冤狱的造成，会影响他一生的前途和晋升，反过来说，地方官员官声良好，诉讼清明，对他自己及当地百姓，都算是双赢，地方志上也会留下清官贤吏的美名。《洗冤集录》让各地官员通晓了法医检验理论，如同古代帐房先生有了一个得心应手的算盘，做起份内事情就会轻车熟路。

　　《洗冤集录》反复强调了作者的理念—以民命为重、人命重于天，促成了有关人员用证据说话、用证据量刑的行为方式，这是一种科学真理之外的宗教真理，也是《洗冤集录》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