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得大于失？还是得不偿失？

[size]      “如果百团大战旨在挫败日本的清剿活动，那么它是极不成功的”。——《剑桥中华民国史》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史上，最具争议性的莫过于百团大战。
　　这场由中共发起的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发起的唯一一次进攻性战役，恰好与同一时间正面战场的消极防守和节节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百团大战充分说明：中国军队的素质并不劣于日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其官兵的军政素质已经臻于一流，既有勇气和热情，也有智慧和谋略，因而具有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基本特质。而且百团大战不禁使人产生这样的遐想：如果能够由共产党的团队来领导全中国的军队，那么经过充分的社会动员、政治教育和兵员训练，辅以必要的社会改革，抗日战争就必然采取另外一种打法，战场也将呈现出另外一种局面，——特别是在共产党“全民抗战”的旗帜下，必然能够有效整合战争资源，实现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密切配合，势必要置日军于腹背受敌、左支右绌的狼狈境地，从而将战争的进程大大地提前。
　　因此，百团大战代表着中国抗日战争中一种新生力量的崛起，无论如何宣传都不为过。
　　面对历史问题，宣传与技术分析缺一不可。当我们从较为单纯的技术层面来审视百团大战时，就会感会到难以挥斥而去的争论阴影。这种争论其实在百团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就浮出水面了，至今已经存在了六十多个春秋。虽然如今有关方面试图用“盖棺定论”的方式，彻底了结这场争论，但在这个话语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仍然无法看到结束这场争论的可能前景。

　　关于百团大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战役决策的合规性问题。“党指挥枪”是中共在红军时期就形成的铁律，然而，百团大战的决策过程却似乎明显与这一铁律相抵牾。在百团大战结束后不久，就有人指出：百团大战的决策未经中央军委批准。彭德怀将军为此在延安整风中颇受责难和批评。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和“文革”期间，彭德怀元帅更是被指责为搞“独立王国”，“擅自发动百团大战”，成为彭总政治磨难的一大历史渊源。“文革”后，具有政府背景的历史机构和研究者们试图淡化这一问题，或者干脆为彭德怀元帅开脱，但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我们确实没有发现足够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中央军委事先批准过百团大战的军事决策。
　　第二，是百团大战的成果问题。据统计，百团大战历时五个月，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46480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这是百团大战的直接战果。但对这次战役持批评态度的人士则指出：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导致日蒋同时意识到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威胁；由于随后日军的报复性“扫荡”和蒋军的军事恐吓和封锁，根据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积、人口、军队均出现了严重下降。这似乎说明百团大战的长远影响并非完全是正面的。
　　我其实根本不愿意过于深入地去思考百团大战的技术问题，因为我不愿意对历史伟人提出任何质疑。但在思考的过程中，我又意识到，与其把伟人神圣化、神秘化，毋宁大胆地正视他们作为凡人的一面，从他们的经历中汲取历史的经验；事实上，伟人们就是这样面对他们自己的，——他们正是由于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缺点，并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才使得自己登上历史的巅峰，成为后人心中永远的星座。
　　关于百团大战战役决策是否合乎程序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我等业余人士的认知能力。原因很简单：我们无法接触到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无法依据翔实的历史文献来得出尽可能合理的结论。我们只能依赖于已经公开的文件档案，再辅以必要的推理，来填充我们的认知盲点。
　　如果依据现有的资料，关于百团大战的决策过程，至少可以得到几个基本的事实：
　　第一，八路军总部曾经向延安请示。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向所属晋察冀军区和第129师、120师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同时以朱德（已于5月底到延安）、彭德怀和左权的名义抄送中央军委。这份预备命令的延安收文原件在战火中保存了下来，并且“当天就被抄呈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洛甫、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有关领导人”。因此，彭德怀战前向中央军委进行过请示，这看来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延安没有答复彭朱请示电报。尽管可以证明彭德怀在战前向中央军委作过请示，但没有证据表明延安批复过这份《战役预备令》。因此，百团大战仍然是在没有获得中央批准的情况下，由八路军总部自行决定实施的。延安为什么没有批准预备命令？到1990年代，史学界发现了所谓的“王稼祥因素”：在中共七大期间，王稼祥公开解释说，在《战役预备令》到达延安时，毛泽东主席正好在医院养病，电报是他收的，但他疏忽了，没有转送毛主席，因此中央军委既没有研究此次战役，也没有予以批复。
　　第三，彭德怀决定发起未经批准的战役。彭德怀将军在等待了将近一个月后，仍然没有收到延安的回电。按照正确的做法，他本应该再次请示，然后等待中央作出最后的决定。但没有证据表明彭将军曾经第二次请示中央军委。我们不知道彭将军如何理解中央军委对此电报表现出来的明显反常的沉默。他是将这种沉默理解为默许呢，还是理解为反对？但无论如何，彭德怀将军决定不再考虑中央的意见，而是按计划发起战役，于是到8月20日，规模巨大的百团大战就拉开了序幕，中国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谜团也就应运而生。
　　在这三桩事实中，后面两件至为关键。对于“王稼祥因素”，部分党史“专家”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王没有理由疏忽这个极其重要的电报，因此中央军委没有批复百团大战，只是由于毛泽东不太赞同搞这样一次战役。然而，这种假定具有过于强烈的主观因素，并没有充足的依据，——至少这些“专家”无法证明毛泽东确实看到了这份电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对于百团大战持何种态度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将领，彭德怀将军对于中央军委的意见持何种态度？彭将军是不是认为：只要八路军总部作出了决定，那么中央军委是意见是可有可无的？
　　这其实是“党指挥枪”还是“枪独立于党”的问题。我不太愿意想回答它，以免自寻烦恼。固然，彭德怀将军素来性格刚强、作风果断、直言不讳，性子烈过巴顿，胆子大过麦克阿瑟，绝非张国焘式的阴谋家。但是，一旦将百团大战的决策模式合法化，那么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军队领导人都可以不顾中央的意见，自行决定发起一场战役。这无疑将导致“党指挥枪”铁律被颠覆和解构，其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另外，如果我们把历史回溯到红军时代，就会发觉：毛泽东没有用沉默表示反对的习惯，他会毫不婉曲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对于象百团大战这样重大军事行动，一惯主张“党指挥枪”的毛泽东，竟然会通过沉默来放弃决定权，——从而使“枪”脱离党的指挥。
　　这不符合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更不符合他的性格。
　　关于百团大战在战略上的得失，国内外史学界其实早已进行过较为充分的讨论。但从国内党史和军事史学界的研究趋势来看，近年来的著述更多地侧重于讲述百团大战的战略所得，而尽其可能地忽略了其战略损失。这种趋势是非常奇怪的，似乎说明史学主流们完全忘记了历史乃是我们的老师，而非我们的酒杯，于是过于强调历史教育的宣传功能，而轻视了历史教育的警示价值。
　　我认为这是一项令人遗憾的发展。
　　考察百团大战的战略得失，首先必须界定何谓“战略”。我趋向于用法国将军薄富尔的观点来界定“战略”。按照薄富尔的观战，所谓战略，是指两个对立意志使用资源和力量来解决争执时所使用的艺术，亦即务求通过最充分、最经济地运用己方的力量和资源，努力限制敌手行动上的自由，并扩张自己行动上的自由，从而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把己方的意志强加于敌人。
　　如果薄富尔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百团大战的战略得失：一是预定战略目标的现实性和实现程度，亦即其战略目标设置是否合理，以及是否较为圆满地实现；二是围绕预定的战略目标，是否做到了合理配置和运用一切可资使用的资源和手段，以及付出的成本与所得是否匹配；三是在战役中和战役后，是否夺取和保持了我方的“行动自由”。
　　通过考察这三个问题，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百团大战究竟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还是得失相当。

　　先来看八路军总部预定的战略目标。
　　从现有的公开资料来看，八路军总部之所以决定实施百团大战，最主要的考虑可以归纳为“破笼、抽薪、反投降”。
　　“破笼”，就是打破日军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获得发展的自由空间。“囚笼政策”很象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翻版，后者曾经成功地导致红军陷于被动，最终被迫放弃红色根据地，进行长征；
　　“抽薪”，就是通过军事进攻，打破华北战场相对均衡的态势，从而逼使日军加大对华北的兵力投入以改变被动因应的处境；鉴于日军不可能增加在华总兵力，其唯一选择自然只能是调整存量，拆东墙补西墙，从而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
　　“反投降”，就是通过激化中日军事斗争，掀起一轮抗战热潮，从而迫使蒋政权提高抗战的调门，使得国民政府的一切对日妥协都成为国民不能接受的；其时，日方的“桐工作”等劝降活动正在进入高潮，蒋显示出妥协的苗头。
　　在百团大战的三大战略目标中，“破笼”显然居于首要位置，其它两个目标是派生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战役在一开始时被称为“正太路破袭战”。八路军总部希望彻底摧毁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撕裂日军的兵力和物资运输线，为分割歼敌创造条件，最终将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联为一体。
　　按照战役之前的设想，这次战役将运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10个团、第129师的8个团和第120师的4至6个团，共计22个团约4万人，进行对日作战。作战的主要形式是通过中小规模的突然袭击，破坏敌军交通、能源和后勤供应硬件设施，并相机收复一些敌占区域。
　　从力量对比来看，在拟议的作战区域，我军约有30万正规部队；而日军有3个满员师团、2个师团的各2个团、5个满员独立混成旅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营、1个骑兵旅的2个营,共20余万人，拥有飞机150架，并得到约15万伪军的支持。
　　根据敌我兵力对比和战役兵力部署，可以看出，彭大将军策划的这次战役，是建立在以小击大、以弱击强的思路之上的。因此，在战役策划阶段，八路军总部的战略目标应该说是比较有节制的，战术手段的选择也是符合八路军的装备水平的。但正如一位军事学家所说：战役计划往往在战斗打响后的一秒钟内死亡。百团大战也是这样，仅仅到了战斗的第三天，战场情况就已经大大出乎八路军总部的预料，随着战斗的深入，战役的最终后果也在事实上超越了战役策划人的控制能力。
　　在战斗开始后的第三天，当战场情况统计到达彭德怀手上时，据说连他本人都忍不住大吃了一惊。因为八路军参战兵力远远超出了《战役预备令》预定的目标。据当时的统计，参加作战的部队已经达到105个团，其中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加上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全部作战兵力已经超出20万人，是原定计划的五倍。
　　动用20万兵力作战，这对八路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先看几个数字。1940年年中，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正规部队约150个团，共计40万人；其中一区两师（晋察冀军区、第129师和120师）的兵力约占八路军总兵力的四分之三，亦即30万人。因此，到百团大战的第三天，八路军已经将一半以上的兵力投入了破袭战；在预定的主要作战区域，兵力投入更是占当地总兵力的70以上；鉴于未投入战斗的数万兵员中，多数属于领导机关、后勤保障和警卫部队，因此事实上“两区一师”已经倾尽其全部力量，来打这场以袭击为主要手段，以破坏为主要目标的战役。
　　这意味着什么？
　　很简单，这意味着“两区一师”根本就没有战略预备力量，因此战争是不可持续的。
　　在战役策划中，建立并部署战略预备队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着在前线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我方是否还能够向薄弱部位投放兵力，防止敌人乘机突破；如果没有战略预备队，那么就可能出现某一防线的兵力打光后，统帅部再也无力安排新的兵力投入的窘况。
　　其实，彭德怀将军在部署战役时，并非没有考虑战略预备队的问题。所以他只安排了22个团来遂行此次战役。如果战役按照他的这一安排进行，那么不仅可以保证合适的战役规模，而且在随后的战斗中，八路军总部至少还有90个团左右的机动兵力，足以应付一些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突然情况。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区两师”由于高涨的战斗热情，竟然在没有请示总部，更没有得到总部批准的情况下，将几乎所有可用兵力投入了战场！
　　令人忧虑的是，在“两区一师”将全部可用兵力投入战场的同时，日军却有足够的兵力机动余地，能够在保持对八路军的优势。日军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主动进攻的意识和欲望，只是满足于维持现有的阵线。这就意味着敌后-正面战场无法实现有效的配合：在敌后战场试图干扰日军正面战线部署的同时，正面战场却根本没有支援敌后战场的愿望。因此，日军可以暂缓对正面战场的打击，先集中兵力应付来自后方的挑战；这无非只是减缓了“南进”的步伐而已，并不存在国民党军队乘势反攻，从而出现腹背受敌的可能性。
　　战争本来就讲究一个“出奇制胜”，但是从百团大战打响之时起，八路军就倾尽全部力量向兵力相当、装备占优、机动性强并拥有较多后援的华北日军发起全面进攻，这无异于是在对方尚握有王牌的情况下，就把自己的全部底牌摊到了桌面上，从而使得战役完全失去了战略回旋余地，成了一场缺乏弹性的全面进攻。战役进行中作战计划的改变，也对后勤保障提出了严重挑战。由于战役计划是按照22个团的规模来安排的，因此当作战规模大幅膨胀后，必然导致战前后勤准备与战争实际需要之间的尖锐矛盾；于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和扩大，物资消耗呈现增长趋势，前方和后方不可避免地同时了出现物资供应困难，于是在物质上制约战争的可持续程度。
　　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八路军借助于惯用的偷袭、夜战等战术，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达成了预定的部分战略目标，——至少瘫痪了敌人的交通，攻占了部分战略要地，显示了人民军队打运动战的高超水平。为了乘势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八路军总部部署了第二阶段的战斗。这一阶段是百团大战从攻势转向守势的拐点，其基本特点是实施了一些与八路军装备水平和作战习惯不相符合的中小型攻坚作战，说明受战役规模扩大化的驱动，战役指挥者的作战思路有一定的“过热”问题。在第二阶段的作战中，涞灵战役和榆辽战役都出现了运用兵力上万人的中等规模攻坚战，但在付出不小的牺牲后，并未攻克目标城镇；这足以证明尽管八路军可以实施一定规模的攻势，但由于装备、训练和战前准备相对不足，仍然难以实施正面攻坚作战。
　　经过两个阶段的持续作战，八路军一线部队基本上处于疲惫状态，后勤供应趋于紧张，加之没有预备队可供投入，无力再发起新的攻势；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的新锐兵力却不断到达战场，使得战场兵力天平向日方一方倾斜；随着八路军攻势的减弱，日军开始变被动为主动，向根据地发起了一系列的“扫荡”，并寻求与我军主力决战，于是敌后战场态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在百团大战结束后仅仅几个月，敌后战场的形势就变得空前严峻起来。
　　日军和国军都不约而同地对百团大战作出了反应。
　　日军调整了兵力部署，其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比重从1940年的58%猛增到1941年的75%，使得华北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极其不利于我方。日军对根据地进行了积极主动的进攻，特别是疯狂实施以“三光”为基调的“扫荡”作战，不仅试图寻歼八路军的作战集群，而且竭力破坏根据地的人力资源和经济基础。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导致敌后根据地大量丧失，其中平原地区的根据地全部降为游击区，我军在百团大战期间占领的县城全部重落敌手，根据地人口从战役前的4400万人减少至2500万人，减幅高达43%；由于根据地面积和人口同步减少，八路军兵源急剧下降，加上严酷的反“扫荡”作战导致的战斗减员，1941年军队减幅高达25%，出现了抗战以来敌后战场前所未有的军力下降。
　　显然，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高涨的抗战意志，有力地击破了日军的侵华战略，达到了支持正面战场的战略目标，确保了正面战场几乎一年内没有发生大的战斗。这是举世公认的军事成就。但令人伤怀的是，国民党军队却并没有因此而感激敌后战场，并增强主动配合敌后战场的战略意识。相反，无论八路军如何努力作战，蒋介石所感受到的，都不是手足同胞情谊，而是更深更炽的敌意。蒋为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兴起而倍感焦虑，早在1939年就定下了反共、防共、限共的政策纲领，从而迅速结束了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到1940年，蒋政权不仅取消了对共产党军队的军费补助，并且索性动用了其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封锁，甚至策划对延安的军事打击。百团大战之后，来自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烈逾以往，结果导致了边区物资供应的极度紧张。据《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数据，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物价指数是100，1940年为500，涨幅低于重庆；但百团大战之后的第二年则达到了2200，上涨幅度远高于重庆。这与其说是战争消耗，不如说是由于国民政府的封锁政策所致。
　　由于敌后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的改变，我方在兵力上基本处于绝对劣势，加之国民党经济封锁所造成的物资极度短缺，八路军事实上处于不仅不能发起新的大规模攻势，甚至无力发起局势攻势的被动境地。一些正规部队不得不改变组织形式和作战方式，化整为零，以规模更小也更为机动灵活的敌后武工队进行出击，相应损失了一些集中进行正规作战的能力。从这时起直到1943年，用党史教科书的话说，敌后战场处于“空前困难”的时期。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近出版的党史教科书都趋向于回避早先的同类书籍所揭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百团大战导致了这种全局性的困难。

　　现在回到前面提出的衡量百团大战的三个指标上来。我觉得可以得到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百团大战未能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随着日军的反攻，八路军夺取的战略目标悉数再次落入敌手，被破坏的设施都得到重建和加强，根据地遭遇到更为严酷的封锁，以“破袭正太路”为重点的反“囚笼”作战并未达到目标；至于“连结太行、晋察冀两大根据地”的目标，显然就离现实更为遥远了。事实上，百团大战的“破、连”目标从一开始起就是脱离实际的，因为八路军不具有利用阵地抗击日军大规模进攻的必要火力，无法长期封锁正太路等交通线。至于“援救友军”的目标，看来意义也不大：百团大战导致八路军承担了与其实际力量远不相称的敌军压力，而“友军”则投闲置散，没有发动任何战役来缓减我方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后战场崩溃，那么正面战场也只能注定完全失败。         　　第二，百团大战没有合理地运用战争资源。百团大战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计划最终让位于热情。我们已经看到：“一区两师”的各作战单位出于对日作战的热情，求战心切，都过于自觉地投入到“正太路破袭战”中，使得作战规模剧烈膨胀；而八路军总部对于显然超出预定计划的兵力投入，却表现出不应该的宽容甚至鼓励，导致战役计划在执行中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来以破坏和袭击为基调的运动战役演变为带有中小规模攻坚战性质的正面作战，结果产生了过高的战役目标，并且相应地过度使用了有限的军事资源和力量，甚至不顾中国兵家对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的古训，在基本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发动了消耗甚大的中型攻坚战，最终引致了战场的被动态势。
　　第三，百团大战使我方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在百团大战之后，在国共日的三方互动格局中，八路军力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并在实际上失去了战场主导权。即使是在1937年，八路军也能够在兵力非常弱小的情况下，在自行选择时间、地点和战斗方式的情况下，开展平型关战役之类的大型奇袭战斗；但到1941年，同等规模的主动选择时间、地点和方式的战斗却明显减少了，大量的战斗是八路军在日军进行扫荡时进行的自卫性战斗，具有十分突出的被动因应性质，这足以说明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后暂时不再具有“行动的自由”。应该说，这是敌后战场的一大挫折。

　　尽管有上述看法，但我并不认为百团大战的得失可以“一言以蔽之”。无疑，任何试图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化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不幸的是，史学界却偏偏存在试图把历史事件简单化的做法，——要么把百团大战说成是大获全胜，要么把百团大战说成是很不成功。关于“大获全胜”说，我们已经听得很多；至于“很不成功”说，我想引用一下《剑桥中华民国史》观点作为佐证。在这部著名的中国史著中，西方局外人士是这样评价百团大战的：
　　——“如果百团大战旨在挫败日本的清剿活动，那么它是极不成功的”。我认为真理应该在“非常成功”与“极不成功”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地方。
　　孙子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在战争中采取攻势还是守势，取决于敌我力量对比。静态地看，在1940年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我军占有局部力量优势，而且拥有进行游击作战的行动自由，但是我军根本不具备整体优势，不具备进行全面反攻的行动自由；动态地看，由于“友军”缺乏主动配合和积极进攻的精神，因此日军在调集力量解决“华北问题”方面较为自如，随时能够通过加大北方前线的兵力投入，而抵销我方占有的局部优势。百团大战虽然取得了累累战果，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热情，但毋须讳言的是，它属于一场在不恰当的时间发动的不恰当的全面进攻，导致敌人运用优势兵力进行反击，结果我方不仅损失了原有的局部优势，而且陷入了长达两年的困难被动局面，在战略上付出了较大代价。
　　但百团大战的后果远不是完全消极的。百团大战的重要价值，在于促进了人民军队的成长和成熟。事实证明，共产党军队是一支非常善于学习的优秀军队，总是能够从挫折中学到有益的经验，于是不断改进战略战术和组织体制，从而不断发扬优点，改进不足，以求更好更快更有效地发展壮大。
　　百团大战后，根据地用了两年时间来消化其军事和经济后果。由于毛泽东等政治军事领导人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过人的组织能力，因此使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较为满意的解决。

　　首先，通过大生产运动，缓解了根据地经济困难。各根据地大力精简人员和全力发展生产，既增产又节支，因此都战胜了一时的经济困难。虽然延安及各根据地还不能生产对材料、工艺和设备要求较高的大中型军事装备，但食品被服供应和轻武器维修（含部分制造）都已不成问题，因此提高了共产党军队的后勤保障的自足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缴获武器的依赖，为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打一场无限度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二，通过“延安整风”，进一步强化了军政纪律。延安整风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所谓的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其实质就是增强中央的权威，解决各根据地由于长期各自为战而形成的散漫作风。其中，军队的组织纪律性得到加强，军队指挥的统一性得到强调和落实，军队被更加牢固地置于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各级军事主官“重大问题请示上级同意”的意识大大增强。在百团大战中非常突出的自主决策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保证了整体军事战略的贯彻落实。
　　第三，通过总结经验，促进了军事决策的科学化。百团大战的整个决策过程缺乏足够的严谨性，特别是缺乏全局性、长远性的分析，而且缺乏与战略目标相匹配的战前准备。百团大战之后，毛泽东及其军事领导人重新反思了军事作战的方针和原则，为“十大军事原则”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既强调自上而下、又尊重自下而上的决策体系得到加强和完善，更加强调冷静细致的战前研究和稳扎稳打的战术安排，尽力保存和发展自己，损耗和消灭敌人。同时，通过加强教育和训练，提高了军队素质，重新积聚了力量，增强了战争能力。
　　作为百团大战的总策划人，彭德怀元帅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遇到了一些并不公允的批评，以至于20多年后仍然耿耿于怀，并终于在庐山会议上重提旧事，使得历史与现实的诸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激化了当时的政治事态。但无论如何，彭总显然在百团大战中发现并汲取了一些重要经验；在以后的战争生涯中，彭总坚决与中央军委保持步调一致，为中国共产党实现解放全中国的大战略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中国名将榜上的不朽典型。
　　这才是历史强者的伟大风范。
[size]      “如果百团大战旨在挫败日本的清剿活动，那么它是极不成功的”。——《剑桥中华民国史》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史上，最具争议性的莫过于百团大战。
　　这场由中共发起的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发起的唯一一次进攻性战役，恰好与同一时间正面战场的消极防守和节节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百团大战充分说明：中国军队的素质并不劣于日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其官兵的军政素质已经臻于一流，既有勇气和热情，也有智慧和谋略，因而具有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基本特质。而且百团大战不禁使人产生这样的遐想：如果能够由共产党的团队来领导全中国的军队，那么经过充分的社会动员、政治教育和兵员训练，辅以必要的社会改革，抗日战争就必然采取另外一种打法，战场也将呈现出另外一种局面，——特别是在共产党“全民抗战”的旗帜下，必然能够有效整合战争资源，实现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密切配合，势必要置日军于腹背受敌、左支右绌的狼狈境地，从而将战争的进程大大地提前。
　　因此，百团大战代表着中国抗日战争中一种新生力量的崛起，无论如何宣传都不为过。
　　面对历史问题，宣传与技术分析缺一不可。当我们从较为单纯的技术层面来审视百团大战时，就会感会到难以挥斥而去的争论阴影。这种争论其实在百团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就浮出水面了，至今已经存在了六十多个春秋。虽然如今有关方面试图用“盖棺定论”的方式，彻底了结这场争论，但在这个话语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仍然无法看到结束这场争论的可能前景。

　　关于百团大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战役决策的合规性问题。“党指挥枪”是中共在红军时期就形成的铁律，然而，百团大战的决策过程却似乎明显与这一铁律相抵牾。在百团大战结束后不久，就有人指出：百团大战的决策未经中央军委批准。彭德怀将军为此在延安整风中颇受责难和批评。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和“文革”期间，彭德怀元帅更是被指责为搞“独立王国”，“擅自发动百团大战”，成为彭总政治磨难的一大历史渊源。“文革”后，具有政府背景的历史机构和研究者们试图淡化这一问题，或者干脆为彭德怀元帅开脱，但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我们确实没有发现足够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中央军委事先批准过百团大战的军事决策。
　　第二，是百团大战的成果问题。据统计，百团大战历时五个月，共计毙、伤、俘和投诚日伪军46480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这是百团大战的直接战果。但对这次战役持批评态度的人士则指出：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导致日蒋同时意识到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威胁；由于随后日军的报复性“扫荡”和蒋军的军事恐吓和封锁，根据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积、人口、军队均出现了严重下降。这似乎说明百团大战的长远影响并非完全是正面的。
　　我其实根本不愿意过于深入地去思考百团大战的技术问题，因为我不愿意对历史伟人提出任何质疑。但在思考的过程中，我又意识到，与其把伟人神圣化、神秘化，毋宁大胆地正视他们作为凡人的一面，从他们的经历中汲取历史的经验；事实上，伟人们就是这样面对他们自己的，——他们正是由于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缺点，并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才使得自己登上历史的巅峰，成为后人心中永远的星座。
　　关于百团大战战役决策是否合乎程序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我等业余人士的认知能力。原因很简单：我们无法接触到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无法依据翔实的历史文献来得出尽可能合理的结论。我们只能依赖于已经公开的文件档案，再辅以必要的推理，来填充我们的认知盲点。
　　如果依据现有的资料，关于百团大战的决策过程，至少可以得到几个基本的事实：
　　第一，八路军总部曾经向延安请示。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向所属晋察冀军区和第129师、120师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同时以朱德（已于5月底到延安）、彭德怀和左权的名义抄送中央军委。这份预备命令的延安收文原件在战火中保存了下来，并且“当天就被抄呈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洛甫、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谭启龙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有关领导人”。因此，彭德怀战前向中央军委进行过请示，这看来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延安没有答复彭朱请示电报。尽管可以证明彭德怀在战前向中央军委作过请示，但没有证据表明延安批复过这份《战役预备令》。因此，百团大战仍然是在没有获得中央批准的情况下，由八路军总部自行决定实施的。延安为什么没有批准预备命令？到1990年代，史学界发现了所谓的“王稼祥因素”：在中共七大期间，王稼祥公开解释说，在《战役预备令》到达延安时，毛泽东主席正好在医院养病，电报是他收的，但他疏忽了，没有转送毛主席，因此中央军委既没有研究此次战役，也没有予以批复。
　　第三，彭德怀决定发起未经批准的战役。彭德怀将军在等待了将近一个月后，仍然没有收到延安的回电。按照正确的做法，他本应该再次请示，然后等待中央作出最后的决定。但没有证据表明彭将军曾经第二次请示中央军委。我们不知道彭将军如何理解中央军委对此电报表现出来的明显反常的沉默。他是将这种沉默理解为默许呢，还是理解为反对？但无论如何，彭德怀将军决定不再考虑中央的意见，而是按计划发起战役，于是到8月20日，规模巨大的百团大战就拉开了序幕，中国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谜团也就应运而生。
　　在这三桩事实中，后面两件至为关键。对于“王稼祥因素”，部分党史“专家”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王没有理由疏忽这个极其重要的电报，因此中央军委没有批复百团大战，只是由于毛泽东不太赞同搞这样一次战役。然而，这种假定具有过于强烈的主观因素，并没有充足的依据，——至少这些“专家”无法证明毛泽东确实看到了这份电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对于百团大战持何种态度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将领，彭德怀将军对于中央军委的意见持何种态度？彭将军是不是认为：只要八路军总部作出了决定，那么中央军委是意见是可有可无的？
　　这其实是“党指挥枪”还是“枪独立于党”的问题。我不太愿意想回答它，以免自寻烦恼。固然，彭德怀将军素来性格刚强、作风果断、直言不讳，性子烈过巴顿，胆子大过麦克阿瑟，绝非张国焘式的阴谋家。但是，一旦将百团大战的决策模式合法化，那么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军队领导人都可以不顾中央的意见，自行决定发起一场战役。这无疑将导致“党指挥枪”铁律被颠覆和解构，其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另外，如果我们把历史回溯到红军时代，就会发觉：毛泽东没有用沉默表示反对的习惯，他会毫不婉曲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对于象百团大战这样重大军事行动，一惯主张“党指挥枪”的毛泽东，竟然会通过沉默来放弃决定权，——从而使“枪”脱离党的指挥。
　　这不符合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更不符合他的性格。
　　关于百团大战在战略上的得失，国内外史学界其实早已进行过较为充分的讨论。但从国内党史和军事史学界的研究趋势来看，近年来的著述更多地侧重于讲述百团大战的战略所得，而尽其可能地忽略了其战略损失。这种趋势是非常奇怪的，似乎说明史学主流们完全忘记了历史乃是我们的老师，而非我们的酒杯，于是过于强调历史教育的宣传功能，而轻视了历史教育的警示价值。
　　我认为这是一项令人遗憾的发展。
　　考察百团大战的战略得失，首先必须界定何谓“战略”。我趋向于用法国将军薄富尔的观点来界定“战略”。按照薄富尔的观战，所谓战略，是指两个对立意志使用资源和力量来解决争执时所使用的艺术，亦即务求通过最充分、最经济地运用己方的力量和资源，努力限制敌手行动上的自由，并扩张自己行动上的自由，从而实现预定的政策目标，把己方的意志强加于敌人。
　　如果薄富尔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百团大战的战略得失：一是预定战略目标的现实性和实现程度，亦即其战略目标设置是否合理，以及是否较为圆满地实现；二是围绕预定的战略目标，是否做到了合理配置和运用一切可资使用的资源和手段，以及付出的成本与所得是否匹配；三是在战役中和战役后，是否夺取和保持了我方的“行动自由”。
　　通过考察这三个问题，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百团大战究竟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还是得失相当。

　　先来看八路军总部预定的战略目标。
　　从现有的公开资料来看，八路军总部之所以决定实施百团大战，最主要的考虑可以归纳为“破笼、抽薪、反投降”。
　　“破笼”，就是打破日军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获得发展的自由空间。“囚笼政策”很象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翻版，后者曾经成功地导致红军陷于被动，最终被迫放弃红色根据地，进行长征；
　　“抽薪”，就是通过军事进攻，打破华北战场相对均衡的态势，从而逼使日军加大对华北的兵力投入以改变被动因应的处境；鉴于日军不可能增加在华总兵力，其唯一选择自然只能是调整存量，拆东墙补西墙，从而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
　　“反投降”，就是通过激化中日军事斗争，掀起一轮抗战热潮，从而迫使蒋政权提高抗战的调门，使得国民政府的一切对日妥协都成为国民不能接受的；其时，日方的“桐工作”等劝降活动正在进入高潮，蒋显示出妥协的苗头。
　　在百团大战的三大战略目标中，“破笼”显然居于首要位置，其它两个目标是派生的。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战役在一开始时被称为“正太路破袭战”。八路军总部希望彻底摧毁正太铁路和同蒲路北段，撕裂日军的兵力和物资运输线，为分割歼敌创造条件，最终将太行、晋察冀等战略区联为一体。
　　按照战役之前的设想，这次战役将运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10个团、第129师的8个团和第120师的4至6个团，共计22个团约4万人，进行对日作战。作战的主要形式是通过中小规模的突然袭击，破坏敌军交通、能源和后勤供应硬件设施，并相机收复一些敌占区域。
　　从力量对比来看，在拟议的作战区域，我军约有30万正规部队；而日军有3个满员师团、2个师团的各2个团、5个满员独立混成旅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各2个营、1个骑兵旅的2个营,共20余万人，拥有飞机150架，并得到约15万伪军的支持。
　　根据敌我兵力对比和战役兵力部署，可以看出，彭大将军策划的这次战役，是建立在以小击大、以弱击强的思路之上的。因此，在战役策划阶段，八路军总部的战略目标应该说是比较有节制的，战术手段的选择也是符合八路军的装备水平的。但正如一位军事学家所说：战役计划往往在战斗打响后的一秒钟内死亡。百团大战也是这样，仅仅到了战斗的第三天，战场情况就已经大大出乎八路军总部的预料，随着战斗的深入，战役的最终后果也在事实上超越了战役策划人的控制能力。
　　在战斗开始后的第三天，当战场情况统计到达彭德怀手上时，据说连他本人都忍不住大吃了一惊。因为八路军参战兵力远远超出了《战役预备令》预定的目标。据当时的统计，参加作战的部队已经达到105个团，其中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含决死队第1、第3纵队等)46个团、第120师(含决死第2、第4纵队等)20个团,加上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全部作战兵力已经超出20万人，是原定计划的五倍。
　　动用20万兵力作战，这对八路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先看几个数字。1940年年中，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正规部队约150个团，共计40万人；其中一区两师（晋察冀军区、第129师和120师）的兵力约占八路军总兵力的四分之三，亦即30万人。因此，到百团大战的第三天，八路军已经将一半以上的兵力投入了破袭战；在预定的主要作战区域，兵力投入更是占当地总兵力的70以上；鉴于未投入战斗的数万兵员中，多数属于领导机关、后勤保障和警卫部队，因此事实上“两区一师”已经倾尽其全部力量，来打这场以袭击为主要手段，以破坏为主要目标的战役。
　　这意味着什么？
　　很简单，这意味着“两区一师”根本就没有战略预备力量，因此战争是不可持续的。
　　在战役策划中，建立并部署战略预备队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着在前线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我方是否还能够向薄弱部位投放兵力，防止敌人乘机突破；如果没有战略预备队，那么就可能出现某一防线的兵力打光后，统帅部再也无力安排新的兵力投入的窘况。
　　其实，彭德怀将军在部署战役时，并非没有考虑战略预备队的问题。所以他只安排了22个团来遂行此次战役。如果战役按照他的这一安排进行，那么不仅可以保证合适的战役规模，而且在随后的战斗中，八路军总部至少还有90个团左右的机动兵力，足以应付一些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突然情况。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区两师”由于高涨的战斗热情，竟然在没有请示总部，更没有得到总部批准的情况下，将几乎所有可用兵力投入了战场！
　　令人忧虑的是，在“两区一师”将全部可用兵力投入战场的同时，日军却有足够的兵力机动余地，能够在保持对八路军的优势。日军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主动进攻的意识和欲望，只是满足于维持现有的阵线。这就意味着敌后-正面战场无法实现有效的配合：在敌后战场试图干扰日军正面战线部署的同时，正面战场却根本没有支援敌后战场的愿望。因此，日军可以暂缓对正面战场的打击，先集中兵力应付来自后方的挑战；这无非只是减缓了“南进”的步伐而已，并不存在国民党军队乘势反攻，从而出现腹背受敌的可能性。
　　战争本来就讲究一个“出奇制胜”，但是从百团大战打响之时起，八路军就倾尽全部力量向兵力相当、装备占优、机动性强并拥有较多后援的华北日军发起全面进攻，这无异于是在对方尚握有王牌的情况下，就把自己的全部底牌摊到了桌面上，从而使得战役完全失去了战略回旋余地，成了一场缺乏弹性的全面进攻。战役进行中作战计划的改变，也对后勤保障提出了严重挑战。由于战役计划是按照22个团的规模来安排的，因此当作战规模大幅膨胀后，必然导致战前后勤准备与战争实际需要之间的尖锐矛盾；于是，随着战争的继续和扩大，物资消耗呈现增长趋势，前方和后方不可避免地同时了出现物资供应困难，于是在物质上制约战争的可持续程度。
　　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八路军借助于惯用的偷袭、夜战等战术，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达成了预定的部分战略目标，——至少瘫痪了敌人的交通，攻占了部分战略要地，显示了人民军队打运动战的高超水平。为了乘势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八路军总部部署了第二阶段的战斗。这一阶段是百团大战从攻势转向守势的拐点，其基本特点是实施了一些与八路军装备水平和作战习惯不相符合的中小型攻坚作战，说明受战役规模扩大化的驱动，战役指挥者的作战思路有一定的“过热”问题。在第二阶段的作战中，涞灵战役和榆辽战役都出现了运用兵力上万人的中等规模攻坚战，但在付出不小的牺牲后，并未攻克目标城镇；这足以证明尽管八路军可以实施一定规模的攻势，但由于装备、训练和战前准备相对不足，仍然难以实施正面攻坚作战。
　　经过两个阶段的持续作战，八路军一线部队基本上处于疲惫状态，后勤供应趋于紧张，加之没有预备队可供投入，无力再发起新的攻势；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的新锐兵力却不断到达战场，使得战场兵力天平向日方一方倾斜；随着八路军攻势的减弱，日军开始变被动为主动，向根据地发起了一系列的“扫荡”，并寻求与我军主力决战，于是敌后战场态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在百团大战结束后仅仅几个月，敌后战场的形势就变得空前严峻起来。
　　日军和国军都不约而同地对百团大战作出了反应。
　　日军调整了兵力部署，其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比重从1940年的58%猛增到1941年的75%，使得华北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极其不利于我方。日军对根据地进行了积极主动的进攻，特别是疯狂实施以“三光”为基调的“扫荡”作战，不仅试图寻歼八路军的作战集群，而且竭力破坏根据地的人力资源和经济基础。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导致敌后根据地大量丧失，其中平原地区的根据地全部降为游击区，我军在百团大战期间占领的县城全部重落敌手，根据地人口从战役前的4400万人减少至2500万人，减幅高达43%；由于根据地面积和人口同步减少，八路军兵源急剧下降，加上严酷的反“扫荡”作战导致的战斗减员，1941年军队减幅高达25%，出现了抗战以来敌后战场前所未有的军力下降。
　　显然，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高涨的抗战意志，有力地击破了日军的侵华战略，达到了支持正面战场的战略目标，确保了正面战场几乎一年内没有发生大的战斗。这是举世公认的军事成就。但令人伤怀的是，国民党军队却并没有因此而感激敌后战场，并增强主动配合敌后战场的战略意识。相反，无论八路军如何努力作战，蒋介石所感受到的，都不是手足同胞情谊，而是更深更炽的敌意。蒋为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兴起而倍感焦虑，早在1939年就定下了反共、防共、限共的政策纲领，从而迅速结束了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到1940年，蒋政权不仅取消了对共产党军队的军费补助，并且索性动用了其最精锐的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封锁，甚至策划对延安的军事打击。百团大战之后，来自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烈逾以往，结果导致了边区物资供应的极度紧张。据《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数据，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物价指数是100，1940年为500，涨幅低于重庆；但百团大战之后的第二年则达到了2200，上涨幅度远高于重庆。这与其说是战争消耗，不如说是由于国民政府的封锁政策所致。
　　由于敌后战场敌我力量对比的改变，我方在兵力上基本处于绝对劣势，加之国民党经济封锁所造成的物资极度短缺，八路军事实上处于不仅不能发起新的大规模攻势，甚至无力发起局势攻势的被动境地。一些正规部队不得不改变组织形式和作战方式，化整为零，以规模更小也更为机动灵活的敌后武工队进行出击，相应损失了一些集中进行正规作战的能力。从这时起直到1943年，用党史教科书的话说，敌后战场处于“空前困难”的时期。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近出版的党史教科书都趋向于回避早先的同类书籍所揭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百团大战导致了这种全局性的困难。

　　现在回到前面提出的衡量百团大战的三个指标上来。我觉得可以得到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百团大战未能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随着日军的反攻，八路军夺取的战略目标悉数再次落入敌手，被破坏的设施都得到重建和加强，根据地遭遇到更为严酷的封锁，以“破袭正太路”为重点的反“囚笼”作战并未达到目标；至于“连结太行、晋察冀两大根据地”的目标，显然就离现实更为遥远了。事实上，百团大战的“破、连”目标从一开始起就是脱离实际的，因为八路军不具有利用阵地抗击日军大规模进攻的必要火力，无法长期封锁正太路等交通线。至于“援救友军”的目标，看来意义也不大：百团大战导致八路军承担了与其实际力量远不相称的敌军压力，而“友军”则投闲置散，没有发动任何战役来缓减我方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后战场崩溃，那么正面战场也只能注定完全失败。         　　第二，百团大战没有合理地运用战争资源。百团大战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计划最终让位于热情。我们已经看到：“一区两师”的各作战单位出于对日作战的热情，求战心切，都过于自觉地投入到“正太路破袭战”中，使得作战规模剧烈膨胀；而八路军总部对于显然超出预定计划的兵力投入，却表现出不应该的宽容甚至鼓励，导致战役计划在执行中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来以破坏和袭击为基调的运动战役演变为带有中小规模攻坚战性质的正面作战，结果产生了过高的战役目标，并且相应地过度使用了有限的军事资源和力量，甚至不顾中国兵家对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的古训，在基本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发动了消耗甚大的中型攻坚战，最终引致了战场的被动态势。
　　第三，百团大战使我方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在百团大战之后，在国共日的三方互动格局中，八路军力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并在实际上失去了战场主导权。即使是在1937年，八路军也能够在兵力非常弱小的情况下，在自行选择时间、地点和战斗方式的情况下，开展平型关战役之类的大型奇袭战斗；但到1941年，同等规模的主动选择时间、地点和方式的战斗却明显减少了，大量的战斗是八路军在日军进行扫荡时进行的自卫性战斗，具有十分突出的被动因应性质，这足以说明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后暂时不再具有“行动的自由”。应该说，这是敌后战场的一大挫折。

　　尽管有上述看法，但我并不认为百团大战的得失可以“一言以蔽之”。无疑，任何试图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化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不幸的是，史学界却偏偏存在试图把历史事件简单化的做法，——要么把百团大战说成是大获全胜，要么把百团大战说成是很不成功。关于“大获全胜”说，我们已经听得很多；至于“很不成功”说，我想引用一下《剑桥中华民国史》观点作为佐证。在这部著名的中国史著中，西方局外人士是这样评价百团大战的：
　　——“如果百团大战旨在挫败日本的清剿活动，那么它是极不成功的”。我认为真理应该在“非常成功”与“极不成功”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地方。
　　孙子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在战争中采取攻势还是守势，取决于敌我力量对比。静态地看，在1940年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我军占有局部力量优势，而且拥有进行游击作战的行动自由，但是我军根本不具备整体优势，不具备进行全面反攻的行动自由；动态地看，由于“友军”缺乏主动配合和积极进攻的精神，因此日军在调集力量解决“华北问题”方面较为自如，随时能够通过加大北方前线的兵力投入，而抵销我方占有的局部优势。百团大战虽然取得了累累战果，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热情，但毋须讳言的是，它属于一场在不恰当的时间发动的不恰当的全面进攻，导致敌人运用优势兵力进行反击，结果我方不仅损失了原有的局部优势，而且陷入了长达两年的困难被动局面，在战略上付出了较大代价。
　　但百团大战的后果远不是完全消极的。百团大战的重要价值，在于促进了人民军队的成长和成熟。事实证明，共产党军队是一支非常善于学习的优秀军队，总是能够从挫折中学到有益的经验，于是不断改进战略战术和组织体制，从而不断发扬优点，改进不足，以求更好更快更有效地发展壮大。
　　百团大战后，根据地用了两年时间来消化其军事和经济后果。由于毛泽东等政治军事领导人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过人的组织能力，因此使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较为满意的解决。

　　首先，通过大生产运动，缓解了根据地经济困难。各根据地大力精简人员和全力发展生产，既增产又节支，因此都战胜了一时的经济困难。虽然延安及各根据地还不能生产对材料、工艺和设备要求较高的大中型军事装备，但食品被服供应和轻武器维修（含部分制造）都已不成问题，因此提高了共产党军队的后勤保障的自足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缴获武器的依赖，为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打一场无限度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二，通过“延安整风”，进一步强化了军政纪律。延安整风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所谓的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其实质就是增强中央的权威，解决各根据地由于长期各自为战而形成的散漫作风。其中，军队的组织纪律性得到加强，军队指挥的统一性得到强调和落实，军队被更加牢固地置于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各级军事主官“重大问题请示上级同意”的意识大大增强。在百团大战中非常突出的自主决策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保证了整体军事战略的贯彻落实。
　　第三，通过总结经验，促进了军事决策的科学化。百团大战的整个决策过程缺乏足够的严谨性，特别是缺乏全局性、长远性的分析，而且缺乏与战略目标相匹配的战前准备。百团大战之后，毛泽东及其军事领导人重新反思了军事作战的方针和原则，为“十大军事原则”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既强调自上而下、又尊重自下而上的决策体系得到加强和完善，更加强调冷静细致的战前研究和稳扎稳打的战术安排，尽力保存和发展自己，损耗和消灭敌人。同时，通过加强教育和训练，提高了军队素质，重新积聚了力量，增强了战争能力。
　　作为百团大战的总策划人，彭德怀元帅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遇到了一些并不公允的批评，以至于20多年后仍然耿耿于怀，并终于在庐山会议上重提旧事，使得历史与现实的诸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激化了当时的政治事态。但无论如何，彭总显然在百团大战中发现并汲取了一些重要经验；在以后的战争生涯中，彭总坚决与中央军委保持步调一致，为中国共产党实现解放全中国的大战略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中国名将榜上的不朽典型。
　　这才是历史强者的伟大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