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节选: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

胡耀邦对民族自治区工作，不但有思想认识和基本方针的阐述，而且有一系列具体政策和实际做法的指示，这些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此也只能做到“略举一二”。

例如他1980年去西藏考察，说是带着中央三十一号文件，“要实际去看看，和那里的同志研究一下，看这个文件有没有不够完满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补充”。通过八九天的考察，他明确指出，“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因此中央决定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概括说就是六个字：免征、放开、走人。”“免征，就是全部免去自治区农牧民的农牧税，至少两年，还不准随便无偿征用劳动力。放开，就是在所有经济领域都要放宽政策……怎样对生产有利就怎样做，不要乱加限制。走人，就是逐步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都分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少数工作上确实很必要的。”《三十一号文件》上还特别规定，“要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

最后在干部大会上，胡耀邦讲了“当前和今后要解决的六件大事。” 这就是：第一，“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西藏是个自治区，而且是个相当特殊的大自治区。西藏有12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八分之一。自治就是自主权。没有自治就没有因地制宜，没有民族的充分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第二，根据当前西藏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坚决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当前西藏最大的事实，就是群众的穷嘛，西藏老百姓相当苦，家里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的意见是要大大减轻群众负担。”“第三个大政策是要在所有经济问题上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正是在这个谈放开的问题上，他讲得特别透彻，特别重要，提出可以包产到户到人，实现多劳多得，要老百姓富了再富。他说，“我的意思是放宽、放宽、再放宽。犯了资本主义，不要你们检讨，我们检讨。”（万里副总理插话说：“最好你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西藏。”）还应该对印度、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实行开放，发展地方贸易。对外要采取积极态度，要搞缓和。第四条是讲国家对西藏的支援。他说，“29年来，不算真接投资和经费，国家给了西藏45亿3千多万元，而西藏本身的农工商税收只不过5738万元。中央决定今年给你们到4.96亿，以后每年递增10%，到八四年就是8个亿。全国29个省区，没有哪一个省像对你们这样优待。”他说的第五条，是发展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我们汉族有些同志，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藏族落后，我不赞成。”“轻视西藏历史、语文、艺术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得不够。”他建议办一所西藏的综合大学，“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学生。”强调加紧培养藏族干部，还要求“汉族干部在西藏工作必须学藏文藏语，作为一种必修课”。不过事后看来，做到这一要求的恐怕没有几个。他讲的最后一条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极大地加强汉藏干部团结。”他说，“包括教员等在内的国家脱产干部，最好在两年内做到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是指县级干部，区级干部应百分之百。科技人员只要藏民欢迎，占多少都可以。）耀帮接着说，万里同志的意见我也赞成，只是不包括军队干部。他说，“我们跑到这个地方，30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我们身体又不适合，工人、服务人员，为什么要汉族来干？现在西藏怎么样啊？连部队在内有30万汉族同志（当里藏族人口只有183万），这怎么行呢？我们回去第一条就汇报这个问题。”“这样做会不会引起几万个汉族工作人员干部动乱？我们都要走呀，看你们怎么办？我们总有一些好党员，好样板。我相信这一条。所以传出去不要怕。我相信大多数是好同志，能站好最后一放岗。……这么一来，我看三方面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这一条是坚定不移的，你们讨论清楚，不要刮风，刮风我们也不怕。”

考察西藏后，路经青海时，他也特别讲到：“我们在西藏干部大会上讲的六条，基本上符合你们青海的情况，可以参照研究执行。要把政策再放宽些，要搞好民族团结，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

这里大段引证胡耀帮视察西藏时的讲话，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讲话讲得非常好，在我的印象中是过去和现在党的领导人都从来没有这样全面讲过的。

胡耀邦这次西藏之行和他所提政策方针，得到西藏僧俗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在其他自治区同样引起强烈反响，国际上也给予很大注意。连逃居国外的达赖喇嘛在党的十二大时还致电中央说，“当胡耀邦1980年访问拉萨时，我便开始信任他了，因为他敢于承认在管理西藏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问题。这是值得称赞的坦率态度。”“我现在仍然对胡耀邦抱有信心，并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同他会晤。”直到2005年11月17日，在接受美国《世界日报》采访时，达赖还说，“如果胡耀邦当时继续掌权，西藏问题早就解决了。”

当然，作为总书记，少数民族问题只是他要研究和处理的诸多问题之一，不可能讲得面面俱到，何况他还受到很大的局限和制约。但是即使如此，根据当时情况和从事后发展来看，如果能认真落实他对西藏讲话的方针政策，西藏问题也许早已大为缓和甚至解决。可惜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他的意见不但未能执行，还受到批评，所谓的西藏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成了我们国家核心的安全问题之一。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的时候，对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问题，实在应该接受耀邦同志的倡议，来一次“再认识”，早日改弦更张，不能再按实践一再证明是错误的老路走下去了。

最后，再谈两个由少数民族地区引起而属于全国性的大问题。一个是开发大西北的战略，一个是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而且具体到种草种树、反弹琵琶。这可都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大计,在我的印象中又都是胡耀邦首先提出,并大力号召和实际推行的.在他之前,好像还没听说过有哪位中央领导同志提到过这些重大问题。在他提出以后呢? 似乎也没有引起其他重要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以及省市的重视，只是报刊上热闹地宣传了一阵，很快也就“人去政息”、反而更加强了对生态的大破坏，毁坏耕地、污染江河……不少地方甚至闹到无法恢复的程度，如昆明滇池。在胡耀邦提出20年后才注意起了保护生态环境，但仍然投入不足，比起那些面子工程和公款消费，还是显得寒酸，大概还没有完全取消把欠债留给后代的打算。至于开发大西北，近些年总算是提上了日程，只是迟到了20年，交了太多的时间学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f25ed70102dv1d.html

胡耀邦对民族自治区工作，不但有思想认识和基本方针的阐述，而且有一系列具体政策和实际做法的指示，这些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此也只能做到“略举一二”。

例如他1980年去西藏考察，说是带着中央三十一号文件，“要实际去看看，和那里的同志研究一下，看这个文件有没有不够完满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补充”。通过八九天的考察，他明确指出，“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因此中央决定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概括说就是六个字：免征、放开、走人。”“免征，就是全部免去自治区农牧民的农牧税，至少两年，还不准随便无偿征用劳动力。放开，就是在所有经济领域都要放宽政策……怎样对生产有利就怎样做，不要乱加限制。走人，就是逐步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都分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少数工作上确实很必要的。”《三十一号文件》上还特别规定，“要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

最后在干部大会上，胡耀邦讲了“当前和今后要解决的六件大事。” 这就是：第一，“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西藏是个自治区，而且是个相当特殊的大自治区。西藏有12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八分之一。自治就是自主权。没有自治就没有因地制宜，没有民族的充分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第二，根据当前西藏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坚决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当前西藏最大的事实，就是群众的穷嘛，西藏老百姓相当苦，家里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的意见是要大大减轻群众负担。”“第三个大政策是要在所有经济问题上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正是在这个谈放开的问题上，他讲得特别透彻，特别重要，提出可以包产到户到人，实现多劳多得，要老百姓富了再富。他说，“我的意思是放宽、放宽、再放宽。犯了资本主义，不要你们检讨，我们检讨。”（万里副总理插话说：“最好你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西藏。”）还应该对印度、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实行开放，发展地方贸易。对外要采取积极态度，要搞缓和。第四条是讲国家对西藏的支援。他说，“29年来，不算真接投资和经费，国家给了西藏45亿3千多万元，而西藏本身的农工商税收只不过5738万元。中央决定今年给你们到4.96亿，以后每年递增10%，到八四年就是8个亿。全国29个省区，没有哪一个省像对你们这样优待。”他说的第五条，是发展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我们汉族有些同志，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藏族落后，我不赞成。”“轻视西藏历史、语文、艺术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得不够。”他建议办一所西藏的综合大学，“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学生。”强调加紧培养藏族干部，还要求“汉族干部在西藏工作必须学藏文藏语，作为一种必修课”。不过事后看来，做到这一要求的恐怕没有几个。他讲的最后一条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极大地加强汉藏干部团结。”他说，“包括教员等在内的国家脱产干部，最好在两年内做到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是指县级干部，区级干部应百分之百。科技人员只要藏民欢迎，占多少都可以。）耀帮接着说，万里同志的意见我也赞成，只是不包括军队干部。他说，“我们跑到这个地方，30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我们身体又不适合，工人、服务人员，为什么要汉族来干？现在西藏怎么样啊？连部队在内有30万汉族同志（当里藏族人口只有183万），这怎么行呢？我们回去第一条就汇报这个问题。”“这样做会不会引起几万个汉族工作人员干部动乱？我们都要走呀，看你们怎么办？我们总有一些好党员，好样板。我相信这一条。所以传出去不要怕。我相信大多数是好同志，能站好最后一放岗。……这么一来，我看三方面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这一条是坚定不移的，你们讨论清楚，不要刮风，刮风我们也不怕。”

考察西藏后，路经青海时，他也特别讲到：“我们在西藏干部大会上讲的六条，基本上符合你们青海的情况，可以参照研究执行。要把政策再放宽些，要搞好民族团结，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

这里大段引证胡耀帮视察西藏时的讲话，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讲话讲得非常好，在我的印象中是过去和现在党的领导人都从来没有这样全面讲过的。

胡耀邦这次西藏之行和他所提政策方针，得到西藏僧俗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在其他自治区同样引起强烈反响，国际上也给予很大注意。连逃居国外的达赖喇嘛在党的十二大时还致电中央说，“当胡耀邦1980年访问拉萨时，我便开始信任他了，因为他敢于承认在管理西藏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问题。这是值得称赞的坦率态度。”“我现在仍然对胡耀邦抱有信心，并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同他会晤。”直到2005年11月17日，在接受美国《世界日报》采访时，达赖还说，“如果胡耀邦当时继续掌权，西藏问题早就解决了。”

当然，作为总书记，少数民族问题只是他要研究和处理的诸多问题之一，不可能讲得面面俱到，何况他还受到很大的局限和制约。但是即使如此，根据当时情况和从事后发展来看，如果能认真落实他对西藏讲话的方针政策，西藏问题也许早已大为缓和甚至解决。可惜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他的意见不但未能执行，还受到批评，所谓的西藏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成了我们国家核心的安全问题之一。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的时候，对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问题，实在应该接受耀邦同志的倡议，来一次“再认识”，早日改弦更张，不能再按实践一再证明是错误的老路走下去了。

最后，再谈两个由少数民族地区引起而属于全国性的大问题。一个是开发大西北的战略，一个是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线，而且具体到种草种树、反弹琵琶。这可都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大计,在我的印象中又都是胡耀邦首先提出,并大力号召和实际推行的.在他之前,好像还没听说过有哪位中央领导同志提到过这些重大问题。在他提出以后呢? 似乎也没有引起其他重要领导人和有关部门以及省市的重视，只是报刊上热闹地宣传了一阵，很快也就“人去政息”、反而更加强了对生态的大破坏，毁坏耕地、污染江河……不少地方甚至闹到无法恢复的程度，如昆明滇池。在胡耀邦提出20年后才注意起了保护生态环境，但仍然投入不足，比起那些面子工程和公款消费，还是显得寒酸，大概还没有完全取消把欠债留给后代的打算。至于开发大西北，近些年总算是提上了日程，只是迟到了20年，交了太多的时间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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