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安全

9·11”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
　　●中国的安全问题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也已远远超出了国界。如果缺少一个兼顾国内和国际，周边和地区，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全面筹划，就不能有效应对威胁
　　●在全球化时代，很难划出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鲜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在“两难”中进行选择是安全决策的常态
　　上世纪90年代，现代历史的“战后”时期结束了。从那时以来，又过去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人类在最近1/4世纪的遭遇，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还要来得深刻。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兵不血刃就分崩离析了；一个小国的货币贬值，招来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当代惟一的超级大国，被几个游侠式的人物拖入了一场“全面战争”，并导致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大调整和大国战略关系的新调度；对感冒病毒和鸡瘟的防范，耗费了众多国家的举国之力，动员了跨国防范，催生了“全球预警”机制；飓风、海啸、气候变暖已经到了“水漫金山”、“欧亚陆沉”的地步。世界性的震荡和冲击接踵而至，普天之下，再也没有人能够回避一个字眼———“安全”。
　　三个事实，标志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有人用“全球化”来度量今天的安全问题。这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扩张的进程一样久远，但惟独到20世纪90年代，它才发生了质的飞跃———全球化进程步入了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最为鲜明的标志。
　　一是它是伴随着冷战的落幕，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消失而到来的。对于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等政治事件的发生，无数的历史学家曾经探询其背后的原因，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但是很少有人提到，导致东西方分裂局面彻底瓦解的深层动因，是市场扩张。也就是说，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只有把地球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空间来进行生产，才能最有效地释放它的巨大能量，这个历史的“绝对命令”，是一切“铁幕”和“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原因。
　　二是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出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不是通讯速度的改变，而是信息传输成本的大幅下降，正是这一特征，促成了信息的广泛分享和自由传播。它使全球化时代拥有了属于它的物质技术手段。
　　三是“9·11”事件开辟了全球化的政治进程。这一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至此,全球化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外，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新课题。“和平、发展、治理”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完整议程。
　　上述三个条件的出现，使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到今天才真正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不是一般的、笼统的“全球化”的安全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全球化时代是我们观察、理解和处理当代安全问题的纲。
　　别人的安全，也是自己的安全
　　全球化时代给安全问题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国家之间利益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动。因为安全归根结底是基于利益的关系。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决定一定时期安全的总体面貌。全球化时代下国家利益关系的性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性质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两重性。全球化绝没有消除对立与对抗，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激化了各种矛盾，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同一与合作因素也在增长。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同步加深，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对安全行为的驱动也双向化。对立的利益导向冲突，共同的利益导向合作。
　　随着地区间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国家及地区利益的同一性的分量在上升，它虽然不可能取代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但却能与对抗因素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美欧关系、美俄关系，乃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中都屡屡呈现。这种状况要求在安全的哲学观念上与时俱进，更新思维。既要坚持“一分为二”，又要倡导“二而为三”，善于在国家利益的对立与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利益的求同存异中找寻出路，以达到维护安全的目的。
　　全球化时代，安全的整体性空前加强。布热津斯基最近出版了他的一部新著，名为《大选择》。有意思的是，冷战后美国战略家所发表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系列丛书，多以“大”字冠名，如“大失败”、“大混乱”、“大分裂”、“大外交”、“大棋局”等等。这里面“大”的含义，是指站在全球视角谋划美国的国家安全。布氏在他的新著中说，美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它必须在“领导”世界和“统治”世界这两个角色中做出选择。美国单枪匹马地干，将会遭到全世界的怨恨，最终自己也不会有安全；只有联合盟友，担当领导，美国才能成为强势超级大国，才能在全球安全中赢得本国的最大安全。
　　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是生产力的扩张和资本的扩张，这两个扩张深入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生产力的扩张把全球的生产和生活日益整合为一个整体，由此也提出了在完整意义上和全球层面上维护安全的课题；资本的扩张使老的安全威胁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比过去大得多的活动空间。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霸权威胁过去是区域性的，现在是全球性的，它的战略重心已经由欧洲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世界上各个国家在理论上都存在着面对美军全球到达的可能性。中国的安全问题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也已远远超出了国界，同四面八方发生了相关的利益关系。如果缺少一个兼顾国内和国际，周边和地区，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全面筹划，就不能有效应对威胁，维护好自身的安全利益。
　　今年初发生的印度洋海啸灾难，引来了世界各国的援手，演化为一场国际安全大营救，身处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全球化时代，救别人就等于是帮自己。当前，多边外交在各国维护国家安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已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激烈斗争的舞台；最大的安全斗争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路线之争———是谋求单极还是推动多极，是美国化还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正成为国际力量组合的新的分野。凡此种种，都是全球化时代安全整体性日益增强的表现。
　　敌我界限与是非界限不再泾渭分明
　　毛主席曾经说过：“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以后，世界上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自从全球化时代以来，各国的安全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全球化时代，各国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必须适应全球化安全整体性的特点，在全球安全的大框架下来筹划国家安全。要根据全球化的需要和本国安全利益的拓展，树立大周边、大安全的观念；要加入到全球稳定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中去，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推动作用；要从地区、周边和全球的层面塑造良性互动的安全结构；要把本国、本地区最紧迫、最要害的安全问题放到全球总的安全关系中去加以把握和解决，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变动的大棋局中加以谋划。不仅要重视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互动，而且也要重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互动，还要高度重视国内事务与外交事务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上的互动。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正在造就一个安全的全球化时代。
　　此外，由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领域不知要比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扩大了多少倍。就安全类型讲，现在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影响，相互激荡、相互转化；从安全的行为体讲，在国家安全之上，生出了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在国家安全之下，又有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各类利益关系纵横交错，形成了处理安全问题的“多维”困境；通讯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进一步加重了安全的复杂性，信息技术及信息网络的放大效应和工具效应，大大改变了安全的时空特征，造成安全问题全球化、安全环境虚拟化、安全边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对称化等新形态。在全球化时代，很难划出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鲜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在“两难”中进行选择是安全决策的常态，系统性、综合性、模糊性成为处理安全问题管用的原则，意志力、稳健和成熟是领导集团维护国家安全所要具备的综合素质和品格。
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的意义，就在于它同中国崛起同步发生、相伴而行。
　　所谓中国崛起，是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
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过程。这条道路总共70年时间，中国已经走过
了25年，还要再走40年。中国要实现这个历史任务，选择的是“和平发展的道
路”，这是中国惟一可行的道路。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全球化的时代潮流、
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现实利益的需要，都不允许我们重蹈霸权
战争的老路。
　　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目标，是新世纪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是维护国家安
全始终环绕的核心。
　　■中国崛起，无法走过去大国崛起的老路
　　大国的崛起以及崛起的方式，是一个客观历史命运。它受到历史条件的严
格规定和限制。
　　18世纪和19世纪是英国世纪，英国工业、政治和帝国的发展改变了整个世
界。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最大的胜利，跃上了
世界的巅峰，被视为“山顶圣城”。英国崛起的历史条件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
时代，作为“产业革命”的发起国，英国占有了先机之利；美国崛起的历史条
件是金融寡头垄断和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美国在欧洲列强的争斗和两次世界大
战中坐收渔人之利，由此夺取了处世之优。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美国是世界
政治橄榄球赛场上的替补队员，它总是坐在后排，待到双方拼杀得精疲力尽时
才上场收拾残局。这两个国家的崛起都没有避免血与火的战争方式。
　　今天，中国要发展，更不可能离开大的国际环境的允许。如果说中国和平
发展的历史条件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个历史条件应当是、也只能是全球化时
代。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后兴大国，能够避免
依靠对外侵略、扩张以至发动战争去掠夺物质财富，而是可以通过全球化的物
流交换方式和平地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资源供给。更重要的是，
全球化时代造就了全球的共同利益，为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注入了新的因素，
开辟了各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与和平发展的前景和可能。
　　时代条件为一切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平等的机遇。同处工业化时代，成功者
是英国而非法国；同处帝国主义时代，崛起者是美国而非德国；同处冷战时代，
苏联最终解体，美国独步天下。可见时代背景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中
国要和平发展，还必须要有正确的安全战略选择。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必须牢牢把握住全球化提供的历史机遇，始终走在全
球化的前列，成为全球化的赢家，这是中国安全的根本保证。环顾当今世界，
凡是全球化的落伍者和失败者，都迅速地被边缘化，在安全问题上无一例外地
都遭到巨大的困境和压力。而中国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深度融入
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赶超。尤
其是始终遵循邓小平“抓住机遇”的思想，在25年的历程中，经受住了苏东剧
变风浪的考验，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把握住了“9·11”事件和伊
拉克战争提供的契机。其结果就是中国国力的巨大跃升。当中国在新世纪的曙
光照耀下挺立在全球化的潮头之时，不仅全世界为之瞩目，而且从根本上奠定
了中国安全的实力基础和主动地位———中国腾飞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
　　进入新世纪头几年，有迹象显示，世界经济正在步入有史以来的第五个增
长长周期。正当此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1000美元，跃上了一个新
台阶。这意味着中国正处于面对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的历史关节点，
最大限度地保持和维护战略机遇期的实现，对中国的发展尤为关键。
　　■全球化时代，中国更要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
　　全球化时代，在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中国要理直气壮、毫不动摇
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是在全
球化中形成的，民族国家在推进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方面，
也就是说在推进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方面，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两次世界
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的独立运动，又为发展
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为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普及准备了政治前提。国家
主权原则的确立及其实践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上功不可没。诚然，在全球化时代，
随着世界整体化的加强，国家主权原则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这其中包括：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职能变革；全球政治对国家权
力的挑战；全球公民社会在国家内外的兴起；国际组织对国家权力的超越和替
代等等，导致了国家主权原则内涵的发展与变化，同时也出现了一股趁势否定
国家主权原则的潮流。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同处境，
在主权安全主张上产生了历史性错位，当发达国家开始从国家相互间“让渡主
权”中获得更多更大利益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尚处在需要强化主权，方能为自
身融入全球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安全保障的历史阶段。某些霸权国家正是利用这
一点推行新干涉主义，以实行全球治理为口实，危害别国的主权安全。由此，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斗争构成了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维护安全的重大主题。
中国反对“台独”势力分裂行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斗争；俄罗斯重新强化
国家权力，对国家现代化施行强力牵引的举措；一些中小国家反对美国借反恐
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呼声，都反映了全球化时代需要继续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这
一历史要求。
　　工业化时代，是大规模的实物经济时代，对市场的占有，对生产资料和物
质资源的依赖，是工业化时代的主要特征。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这
意味着我国工业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
—这种情况，曾经在历史上导致了国家利益的巨大冲突和整整一个时代的战乱
与革命。全球化时代同时又使许多国家肩负起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
当许多国家的居民掌握了现代信息的加工手段和整合手段之后，对物质资源的
分配与争夺却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的热点。国际社会和全球
化中的国家会不会重蹈工业化时代西方列强打得头破血流的覆辙呢？会不会再
出现一轮争夺资源的大拼杀呢？
　　■中国的惟一出路，是奉行互利共赢
　　奉行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对此不抱乐观态度。但中国
近年来和平发展的实践，正在做出另一种回答，即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
安全模式，以打破政治僵局。欧洲的法国和德国曾经是世仇国家，法国与德国
的不和造成了几个世纪欧洲的战乱。一旦法德捐弃前嫌，携起手来，从煤钢联
营起步，走向欧洲原子能合作，进而发展出欧洲经济共同体，直到今天欧洲大
联合局面的出现，欧洲就从根本上远离了战争。这个富有远见的政治选择，不
仅使法德从中受益，而且为整个欧洲赢得了持久的和平与繁荣，是战后欧洲实
现和平崛起的真正秘诀。
　　现代战争与不安全的根源，产生于旧有的生产方式之中。随着资本扩张的
步伐迈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追逐利润的资本的逻辑也风行于世界。
　　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也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看到，
昔日小农经济造成的人口灾难正在被资本盲目扩张所造成的汽车灾难所替换；
人们今天已不是在吃月饼，而是在吃昂贵的月饼包装；资源的浪费，贫富两极
的分化，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失调———这些已引起了人们高度的重视，并开始
下大力进行改观。
　　全球化时代最阴暗的画面，是无休止地追逐利润，引发为追逐控制权而展
开的无休止争斗，连科技的进步也只是为这种争斗提供先进手段、锻造未来的“
黑客帝国”而已。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
个基本矛盾，如今正在全球层面上发酵并毒化着环境。社会的发展模式究竟是
以资本的增值为目的还是以人的幸福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指归？这在今天的全
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人类安全和国家安全与否的分水岭。
　　中国要从根本上维护自身的安全，实现国家和平发展的目标，就应当率先
倡导在安全战略的选择上实现“两个超越”：以互利共赢模式超越利益冲突的
模式，以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模式超越资本的盲目扩张模式。
　　很显然，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朝着这个方向迈进。9·11”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
　　●中国的安全问题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也已远远超出了国界。如果缺少一个兼顾国内和国际，周边和地区，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全面筹划，就不能有效应对威胁
　　●在全球化时代，很难划出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鲜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在“两难”中进行选择是安全决策的常态
　　上世纪90年代，现代历史的“战后”时期结束了。从那时以来，又过去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人类在最近1/4世纪的遭遇，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还要来得深刻。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兵不血刃就分崩离析了；一个小国的货币贬值，招来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当代惟一的超级大国，被几个游侠式的人物拖入了一场“全面战争”，并导致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大调整和大国战略关系的新调度；对感冒病毒和鸡瘟的防范，耗费了众多国家的举国之力，动员了跨国防范，催生了“全球预警”机制；飓风、海啸、气候变暖已经到了“水漫金山”、“欧亚陆沉”的地步。世界性的震荡和冲击接踵而至，普天之下，再也没有人能够回避一个字眼———“安全”。
　　三个事实，标志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有人用“全球化”来度量今天的安全问题。这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扩张的进程一样久远，但惟独到20世纪90年代，它才发生了质的飞跃———全球化进程步入了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最为鲜明的标志。
　　一是它是伴随着冷战的落幕，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消失而到来的。对于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等政治事件的发生，无数的历史学家曾经探询其背后的原因，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但是很少有人提到，导致东西方分裂局面彻底瓦解的深层动因，是市场扩张。也就是说，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只有把地球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空间来进行生产，才能最有效地释放它的巨大能量，这个历史的“绝对命令”，是一切“铁幕”和“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原因。
　　二是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出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不是通讯速度的改变，而是信息传输成本的大幅下降，正是这一特征，促成了信息的广泛分享和自由传播。它使全球化时代拥有了属于它的物质技术手段。
　　三是“9·11”事件开辟了全球化的政治进程。这一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至此,全球化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外，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新课题。“和平、发展、治理”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完整议程。
　　上述三个条件的出现，使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到今天才真正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不是一般的、笼统的“全球化”的安全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全球化时代是我们观察、理解和处理当代安全问题的纲。
　　别人的安全，也是自己的安全
　　全球化时代给安全问题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国家之间利益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动。因为安全归根结底是基于利益的关系。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决定一定时期安全的总体面貌。全球化时代下国家利益关系的性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性质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两重性。全球化绝没有消除对立与对抗，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激化了各种矛盾，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同一与合作因素也在增长。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同步加深，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对安全行为的驱动也双向化。对立的利益导向冲突，共同的利益导向合作。
　　随着地区间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国家及地区利益的同一性的分量在上升，它虽然不可能取代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但却能与对抗因素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美欧关系、美俄关系，乃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中都屡屡呈现。这种状况要求在安全的哲学观念上与时俱进，更新思维。既要坚持“一分为二”，又要倡导“二而为三”，善于在国家利益的对立与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利益的求同存异中找寻出路，以达到维护安全的目的。
　　全球化时代，安全的整体性空前加强。布热津斯基最近出版了他的一部新著，名为《大选择》。有意思的是，冷战后美国战略家所发表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系列丛书，多以“大”字冠名，如“大失败”、“大混乱”、“大分裂”、“大外交”、“大棋局”等等。这里面“大”的含义，是指站在全球视角谋划美国的国家安全。布氏在他的新著中说，美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它必须在“领导”世界和“统治”世界这两个角色中做出选择。美国单枪匹马地干，将会遭到全世界的怨恨，最终自己也不会有安全；只有联合盟友，担当领导，美国才能成为强势超级大国，才能在全球安全中赢得本国的最大安全。
　　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是生产力的扩张和资本的扩张，这两个扩张深入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生产力的扩张把全球的生产和生活日益整合为一个整体，由此也提出了在完整意义上和全球层面上维护安全的课题；资本的扩张使老的安全威胁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比过去大得多的活动空间。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霸权威胁过去是区域性的，现在是全球性的，它的战略重心已经由欧洲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世界上各个国家在理论上都存在着面对美军全球到达的可能性。中国的安全问题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也已远远超出了国界，同四面八方发生了相关的利益关系。如果缺少一个兼顾国内和国际，周边和地区，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全面筹划，就不能有效应对威胁，维护好自身的安全利益。
　　今年初发生的印度洋海啸灾难，引来了世界各国的援手，演化为一场国际安全大营救，身处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全球化时代，救别人就等于是帮自己。当前，多边外交在各国维护国家安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已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激烈斗争的舞台；最大的安全斗争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路线之争———是谋求单极还是推动多极，是美国化还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正成为国际力量组合的新的分野。凡此种种，都是全球化时代安全整体性日益增强的表现。
　　敌我界限与是非界限不再泾渭分明
　　毛主席曾经说过：“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以后，世界上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自从全球化时代以来，各国的安全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全球化时代，各国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必须适应全球化安全整体性的特点，在全球安全的大框架下来筹划国家安全。要根据全球化的需要和本国安全利益的拓展，树立大周边、大安全的观念；要加入到全球稳定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中去，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推动作用；要从地区、周边和全球的层面塑造良性互动的安全结构；要把本国、本地区最紧迫、最要害的安全问题放到全球总的安全关系中去加以把握和解决，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变动的大棋局中加以谋划。不仅要重视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互动，而且也要重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互动，还要高度重视国内事务与外交事务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上的互动。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正在造就一个安全的全球化时代。
　　此外，由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领域不知要比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扩大了多少倍。就安全类型讲，现在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影响，相互激荡、相互转化；从安全的行为体讲，在国家安全之上，生出了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在国家安全之下，又有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各类利益关系纵横交错，形成了处理安全问题的“多维”困境；通讯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进一步加重了安全的复杂性，信息技术及信息网络的放大效应和工具效应，大大改变了安全的时空特征，造成安全问题全球化、安全环境虚拟化、安全边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对称化等新形态。在全球化时代，很难划出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鲜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在“两难”中进行选择是安全决策的常态，系统性、综合性、模糊性成为处理安全问题管用的原则，意志力、稳健和成熟是领导集团维护国家安全所要具备的综合素质和品格。
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的意义，就在于它同中国崛起同步发生、相伴而行。
　　所谓中国崛起，是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
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过程。这条道路总共70年时间，中国已经走过
了25年，还要再走40年。中国要实现这个历史任务，选择的是“和平发展的道
路”，这是中国惟一可行的道路。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全球化的时代潮流、
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现实利益的需要，都不允许我们重蹈霸权
战争的老路。
　　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目标，是新世纪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是维护国家安
全始终环绕的核心。
　　■中国崛起，无法走过去大国崛起的老路
　　大国的崛起以及崛起的方式，是一个客观历史命运。它受到历史条件的严
格规定和限制。
　　18世纪和19世纪是英国世纪，英国工业、政治和帝国的发展改变了整个世
界。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最大的胜利，跃上了
世界的巅峰，被视为“山顶圣城”。英国崛起的历史条件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
时代，作为“产业革命”的发起国，英国占有了先机之利；美国崛起的历史条
件是金融寡头垄断和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美国在欧洲列强的争斗和两次世界大
战中坐收渔人之利，由此夺取了处世之优。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美国是世界
政治橄榄球赛场上的替补队员，它总是坐在后排，待到双方拼杀得精疲力尽时
才上场收拾残局。这两个国家的崛起都没有避免血与火的战争方式。
　　今天，中国要发展，更不可能离开大的国际环境的允许。如果说中国和平
发展的历史条件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个历史条件应当是、也只能是全球化时
代。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后兴大国，能够避免
依靠对外侵略、扩张以至发动战争去掠夺物质财富，而是可以通过全球化的物
流交换方式和平地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资源供给。更重要的是，
全球化时代造就了全球的共同利益，为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注入了新的因素，
开辟了各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与和平发展的前景和可能。
　　时代条件为一切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平等的机遇。同处工业化时代，成功者
是英国而非法国；同处帝国主义时代，崛起者是美国而非德国；同处冷战时代，
苏联最终解体，美国独步天下。可见时代背景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中
国要和平发展，还必须要有正确的安全战略选择。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必须牢牢把握住全球化提供的历史机遇，始终走在全
球化的前列，成为全球化的赢家，这是中国安全的根本保证。环顾当今世界，
凡是全球化的落伍者和失败者，都迅速地被边缘化，在安全问题上无一例外地
都遭到巨大的困境和压力。而中国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深度融入
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赶超。尤
其是始终遵循邓小平“抓住机遇”的思想，在25年的历程中，经受住了苏东剧
变风浪的考验，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把握住了“9·11”事件和伊
拉克战争提供的契机。其结果就是中国国力的巨大跃升。当中国在新世纪的曙
光照耀下挺立在全球化的潮头之时，不仅全世界为之瞩目，而且从根本上奠定
了中国安全的实力基础和主动地位———中国腾飞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
　　进入新世纪头几年，有迹象显示，世界经济正在步入有史以来的第五个增
长长周期。正当此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1000美元，跃上了一个新
台阶。这意味着中国正处于面对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的历史关节点，
最大限度地保持和维护战略机遇期的实现，对中国的发展尤为关键。
　　■全球化时代，中国更要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
　　全球化时代，在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中国要理直气壮、毫不动摇
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是在全
球化中形成的，民族国家在推进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方面，
也就是说在推进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方面，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两次世界
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的独立运动，又为发展
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为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普及准备了政治前提。国家
主权原则的确立及其实践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上功不可没。诚然，在全球化时代，
随着世界整体化的加强，国家主权原则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这其中包括：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危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职能变革；全球政治对国家权
力的挑战；全球公民社会在国家内外的兴起；国际组织对国家权力的超越和替
代等等，导致了国家主权原则内涵的发展与变化，同时也出现了一股趁势否定
国家主权原则的潮流。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同处境，
在主权安全主张上产生了历史性错位，当发达国家开始从国家相互间“让渡主
权”中获得更多更大利益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尚处在需要强化主权，方能为自
身融入全球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安全保障的历史阶段。某些霸权国家正是利用这
一点推行新干涉主义，以实行全球治理为口实，危害别国的主权安全。由此，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斗争构成了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维护安全的重大主题。
中国反对“台独”势力分裂行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斗争；俄罗斯重新强化
国家权力，对国家现代化施行强力牵引的举措；一些中小国家反对美国借反恐
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呼声，都反映了全球化时代需要继续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这
一历史要求。
　　工业化时代，是大规模的实物经济时代，对市场的占有，对生产资料和物
质资源的依赖，是工业化时代的主要特征。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这
意味着我国工业化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
—这种情况，曾经在历史上导致了国家利益的巨大冲突和整整一个时代的战乱
与革命。全球化时代同时又使许多国家肩负起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历史任务。
当许多国家的居民掌握了现代信息的加工手段和整合手段之后，对物质资源的
分配与争夺却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的热点。国际社会和全球
化中的国家会不会重蹈工业化时代西方列强打得头破血流的覆辙呢？会不会再
出现一轮争夺资源的大拼杀呢？
　　■中国的惟一出路，是奉行互利共赢
　　奉行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对此不抱乐观态度。但中国
近年来和平发展的实践，正在做出另一种回答，即坚定不移地奉行互利共赢的
安全模式，以打破政治僵局。欧洲的法国和德国曾经是世仇国家，法国与德国
的不和造成了几个世纪欧洲的战乱。一旦法德捐弃前嫌，携起手来，从煤钢联
营起步，走向欧洲原子能合作，进而发展出欧洲经济共同体，直到今天欧洲大
联合局面的出现，欧洲就从根本上远离了战争。这个富有远见的政治选择，不
仅使法德从中受益，而且为整个欧洲赢得了持久的和平与繁荣，是战后欧洲实
现和平崛起的真正秘诀。
　　现代战争与不安全的根源，产生于旧有的生产方式之中。随着资本扩张的
步伐迈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追逐利润的资本的逻辑也风行于世界。
　　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也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看到，
昔日小农经济造成的人口灾难正在被资本盲目扩张所造成的汽车灾难所替换；
人们今天已不是在吃月饼，而是在吃昂贵的月饼包装；资源的浪费，贫富两极
的分化，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失调———这些已引起了人们高度的重视，并开始
下大力进行改观。
　　全球化时代最阴暗的画面，是无休止地追逐利润，引发为追逐控制权而展
开的无休止争斗，连科技的进步也只是为这种争斗提供先进手段、锻造未来的“
黑客帝国”而已。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
个基本矛盾，如今正在全球层面上发酵并毒化着环境。社会的发展模式究竟是
以资本的增值为目的还是以人的幸福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指归？这在今天的全
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人类安全和国家安全与否的分水岭。
　　中国要从根本上维护自身的安全，实现国家和平发展的目标，就应当率先
倡导在安全战略的选择上实现“两个超越”：以互利共赢模式超越利益冲突的
模式，以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模式超越资本的盲目扩张模式。
　　很显然，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朝着这个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