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今天，欧美的各大银行风雨飘摇，亚洲各国则经济下滑、失业人口成千上万。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影响，任何国家都不能全身而退。在中国国内，那些受这波经济危机影响而失业的人，自然希望目下的困境是暂时的。但全球化绝不是暂时的。对中国而言，它如何面对未来的全世界，需要审时度势、从长计议、仔细应对。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关注的，基本只是经济的全球化。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到来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发展，几十年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一极。过去几千年里，唯有“学而优则仕”的“士”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赢得社会的尊重；而今，企业家、经济精英也成为这个日益充满活力的社会中独领风骚的一个新兴阶层。

　　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未来中国的全球化考虑，是否还将以经济为中心，就成了一个问题。事实上，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已经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只是直到晚近，那种有限的全球化，对中华文明和这个文明之上建立的帝国体系并未产生丝毫影响。

长期处于国际体系之外

　　历史上，中国的统治精英认为，要确保人民服膺，国家应该是合法性、智慧、道义的化身。中国政府保护国家的方式，不是靠武力击败敌人，而是通过朝贡体制，实现领土的安全和“四海来朝”的光辉。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不过度扩张，亦没有推动涵盖欧亚大陆的全球化。中国眼中的政治全球化，是以维护中国自己的根本利益为中心的。

　　这一理念，最终在19世界下半叶，另一种帝国体制成为全球性的力量的时候，被击得粉碎。几番军事溃败之后，中国意识到，要保护自己民族的主权，必须接受西方国家带来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一国际体系。但是，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意识一旦在中国民众中形成，清朝的统治便无法继续下去了。

　　1911年的革命，其实质就是在清朝所确定的中国的版图上，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但是这个国家要能够生存下去，中国需要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但事实上，在其后的四十年里，新兴的世界帝国不断地挑战着这两样东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年之后，战争中胜出的美国及其盟国重新设计了一套世界政治的管理规则。这就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新的国际政治秩序。但是这一体制中应该属于中国的位置，则一直没有给予在1949年夺得中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直到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这22年中，中国是处于国际政治体系之外的。

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
自1978年起，中国向世界敞开了经济开放的大门，同时在联合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里，致力于做一个维护现有体制的成员(status quo power)。但是，正当中国慢慢适应了全球化的时候，全球经济体系遭遇了巨大的危机。中国应该如何参与修复当今世界经济困难的努力呢？
　　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华文明是普世价值的承载体，并长期以此为傲。自20世纪以来，中国人又一直努力学习和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观念。他们接受了科学，将其作为现代化的基石。他们也接受了医疗卫生、美术、体育运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新的标准。但是，在涉及到普世的政治理想时，老一辈坚信“创造性的破坏”的革命家占了上风。但最终，他们破坏的不少，创造的却寥寥。终于，在毛泽东死后，中国的领导人改弦更张，走上了新的道路。

　　但反对中国价值观的人并不满足。他们坚持认为，中国还没有接受更高的“普世价值”，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中国一日不接受这些“普世价值”，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就被认为是强化了中国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只对中国的一党统治有利。

　　西方希望中国继续努力，进一步接受他们认为对适合全球未来的观念和行为。但中国根据自己的认识，认为这些要求并不合理。中国的领导人坚持要自己选择有利于他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安全、文明的东西。他们要按他们自己的方式，以他们认为合适的速度来选择。

　　这一点，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实现。目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巨大地削弱了世人对西方世界为经济发展提供的信心。中东的乱局证明，使用武力改变一国政权的做法已成明日黄花。非洲的种种困境，迫使西方援助机构重新审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政治和意识形态压力以实现政治变革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

重新建构普世价值

　　崛起的中国，无法回避这个全球化：政治的、价值的全球化。相反，中国必须仔细研究这些变化。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寻找实现下一波经济增长的途径。他们看到，目下全球的这些巨大的不确定性，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可以重心考虑自己的选项。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的是，我们看到中国国内政策圈的种种争论，都围绕当下全球的迷惘与焦虑中，中国应该怎样设计自己的未来的主题展开。

　　如果历史可以告诉未来的话，那么，下一步中国政府的重点应该是这样的：

　　中国将继续将经济全球化作为实现更大目标的一个手段，并以它服务于他们最首要的目标：繁荣强大、受到世界尊重、对世界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

　　他们也会意识到，中国需要重新建构普世的价值，接受维持文明所必须的成分，并将现代的价值与中国传统结合。
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将会一贯坚持他们长期以来认定的“中国”的核心思想：安全、安定、统一的国家和和谐的社会。而这，必须有优异的政府才能实现。要在充满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动荡不安的、多种力量络绎纷争的全球化之中实现这个目标，正是当下中国政府面对的最巨大的挑战。

                                                                                     ● 王赓武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
http://www.zaobao.com/yl/yl090401_501.shtml今天，欧美的各大银行风雨飘摇，亚洲各国则经济下滑、失业人口成千上万。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影响，任何国家都不能全身而退。在中国国内，那些受这波经济危机影响而失业的人，自然希望目下的困境是暂时的。但全球化绝不是暂时的。对中国而言，它如何面对未来的全世界，需要审时度势、从长计议、仔细应对。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关注的，基本只是经济的全球化。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到来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发展，几十年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一极。过去几千年里，唯有“学而优则仕”的“士”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赢得社会的尊重；而今，企业家、经济精英也成为这个日益充满活力的社会中独领风骚的一个新兴阶层。

　　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未来中国的全球化考虑，是否还将以经济为中心，就成了一个问题。事实上，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已经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只是直到晚近，那种有限的全球化，对中华文明和这个文明之上建立的帝国体系并未产生丝毫影响。

长期处于国际体系之外

　　历史上，中国的统治精英认为，要确保人民服膺，国家应该是合法性、智慧、道义的化身。中国政府保护国家的方式，不是靠武力击败敌人，而是通过朝贡体制，实现领土的安全和“四海来朝”的光辉。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不过度扩张，亦没有推动涵盖欧亚大陆的全球化。中国眼中的政治全球化，是以维护中国自己的根本利益为中心的。

　　这一理念，最终在19世界下半叶，另一种帝国体制成为全球性的力量的时候，被击得粉碎。几番军事溃败之后，中国意识到，要保护自己民族的主权，必须接受西方国家带来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一国际体系。但是，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意识一旦在中国民众中形成，清朝的统治便无法继续下去了。

　　1911年的革命，其实质就是在清朝所确定的中国的版图上，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但是这个国家要能够生存下去，中国需要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但事实上，在其后的四十年里，新兴的世界帝国不断地挑战着这两样东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年之后，战争中胜出的美国及其盟国重新设计了一套世界政治的管理规则。这就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新的国际政治秩序。但是这一体制中应该属于中国的位置，则一直没有给予在1949年夺得中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直到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这22年中，中国是处于国际政治体系之外的。

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
自1978年起，中国向世界敞开了经济开放的大门，同时在联合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里，致力于做一个维护现有体制的成员(status quo power)。但是，正当中国慢慢适应了全球化的时候，全球经济体系遭遇了巨大的危机。中国应该如何参与修复当今世界经济困难的努力呢？
　　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华文明是普世价值的承载体，并长期以此为傲。自20世纪以来，中国人又一直努力学习和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观念。他们接受了科学，将其作为现代化的基石。他们也接受了医疗卫生、美术、体育运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新的标准。但是，在涉及到普世的政治理想时，老一辈坚信“创造性的破坏”的革命家占了上风。但最终，他们破坏的不少，创造的却寥寥。终于，在毛泽东死后，中国的领导人改弦更张，走上了新的道路。

　　但反对中国价值观的人并不满足。他们坚持认为，中国还没有接受更高的“普世价值”，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中国一日不接受这些“普世价值”，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就被认为是强化了中国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只对中国的一党统治有利。

　　西方希望中国继续努力，进一步接受他们认为对适合全球未来的观念和行为。但中国根据自己的认识，认为这些要求并不合理。中国的领导人坚持要自己选择有利于他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安全、文明的东西。他们要按他们自己的方式，以他们认为合适的速度来选择。

　　这一点，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实现。目下的全球金融危机，巨大地削弱了世人对西方世界为经济发展提供的信心。中东的乱局证明，使用武力改变一国政权的做法已成明日黄花。非洲的种种困境，迫使西方援助机构重新审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政治和意识形态压力以实现政治变革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

重新建构普世价值

　　崛起的中国，无法回避这个全球化：政治的、价值的全球化。相反，中国必须仔细研究这些变化。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寻找实现下一波经济增长的途径。他们看到，目下全球的这些巨大的不确定性，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可以重心考虑自己的选项。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的是，我们看到中国国内政策圈的种种争论，都围绕当下全球的迷惘与焦虑中，中国应该怎样设计自己的未来的主题展开。

　　如果历史可以告诉未来的话，那么，下一步中国政府的重点应该是这样的：

　　中国将继续将经济全球化作为实现更大目标的一个手段，并以它服务于他们最首要的目标：繁荣强大、受到世界尊重、对世界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国。

　　他们也会意识到，中国需要重新建构普世的价值，接受维持文明所必须的成分，并将现代的价值与中国传统结合。
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将会一贯坚持他们长期以来认定的“中国”的核心思想：安全、安定、统一的国家和和谐的社会。而这，必须有优异的政府才能实现。要在充满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动荡不安的、多种力量络绎纷争的全球化之中实现这个目标，正是当下中国政府面对的最巨大的挑战。

                                                                                     ● 王赓武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
http://www.zaobao.com/yl/yl090401_50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