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与中国 (强力推荐）

二战使美国的力量空前强大，为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建立

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一新秩序的基础就

是能够带来世界经济繁荣的所谓"全球自由经济体制"（global free economic

regime），其核心内容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国际贸易，输出或接受跨国投

资，以此形成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又必须由新的国际权力结构

加以保障。因此，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并不是对苏联的全面遏制，而是精心

构建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3] 。但这取决于两个相互关联的条件：（1）西欧和日

本经济的复兴；（2）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广泛的安全承诺，稳定

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秩序和相应的国际关系。


为此，美国一方面推动成立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如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促进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马

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对西欧和日本提供了巨额援助，推动西欧（特别是德

国）和日本经济的复兴。美国认为，一旦资本主义的西欧和日本经济重新繁荣，就

不会倒退回统制经济或象战前那样形形色色的封闭经济和经济集团（如实行"帝国

特惠制"的英联邦），这些经济强国的消费需求以及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会进一

步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而这反过来又将给战后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美国带来巨大

的实惠。


然而，各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存在差异，不可能通过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

取得平衡发展和利益上的均等。经济实力是决定权力的基础，权力又表现为支配他

国的能力，它代表着国家利益的极大化，国际关系的集中体现就是权力政治；权力

之间的"零和博弈"特征表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无法避免。因此，经济发展的不同

结果必然导致权力结构的失衡，进而对现存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权力上升的

经济大国就会不安于现状，寻求建立有利于新兴强国的国际权力结构，而权力下降

的一方出于国家理性也自然会采取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措施，包括对外

国的贸易和投资加以限制，从而损害"全球自由经济体制"。


战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必然引起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就传统国际关系

的规律而言，具有很强经济潜力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势必打破国际关

系的力量平衡，再一次对邻国的安全和国际秩序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前景显然有

悖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总体构想。二战后美苏的超强地位奠定了两极对峙的"

雅尔塔体制"，苏联在欧亚大陆显著的地缘政治优势造成欧洲力量对比的严重失

衡，战后初期苏美在东欧和近东的冲突几乎酿成世界大战，1949年苏联打破了美国

的核垄断，军事力量迅速核武装化，战略纵深狭小的西欧国家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巨大威胁，因此极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于是以遏制苏联扩张为由，与西

欧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意识形态上的共同性加强了西方世界的团结，美国提供的

安全保障则树立了它在联盟内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美苏核均衡状态下的"冷和

平"为西欧经济的复兴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同时，美国的军事保护又对最具有工业

和军事潜力的德国构成有效遏制，从而稳定了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国际关系。正是

从战后核时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出发，西欧内部逐步开始了以法德为轴心的经济一体

化进程。


在远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美国建立

它支配下的同盟关系（US-dominated alliance），并不单单是为了"打退苏联共

产主义的扩张"，而是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在美国的战略家看来，日本与其战

败前的殖民统治地区（如韩国、台湾和东南亚）恰好构成国际分工上的"核心"与

"外围"，日本良好的产业基础使其具备迅速复兴的条件，当日本成为"亚洲的制

造工厂"，实现技术升级后，必然会将低技术和低工资的产业向周边的亚洲国家转

移，通过技术和资本的输出，推动东亚经济的增长，而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为美国带

来更大的市场。


但是，为了消除东亚地区对日本经济势力和军国主义的担心，并防止日本经济崛起

后重建以日本为核心的排外性的经济圈，美国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对日本的

海空力量优势，控制对日本生死攸关的石油和原材料海上运输线，从而掌握对日本

军事和工业领域所需基本物资的"否决权"[4] 。这样一方面可以遏制日本的军事

能力和政治野心，保证日本政治上的顺从，另一方面又消除了东亚国家在安全上对

日本的疑虑，因而放心大胆地接受日本的技术和投资。因此，帮助日本经济复兴既

抵御了"共产主义的扩张"，又通过日本扩大了东亚资本主义的阵地。战后东亚经

济的发展果然沿着美国外交战略设计的轨道实现了腾飞。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奋发图强，大力加强军备，迅速取得了与美国的核均

势，并于70年代初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发起挑战。由于欧洲是美苏军事对峙的

最前沿，一旦发生战争将导致毁灭性的后果，美苏于是严格控制各自的盟国，以防

止被意外卷入，而将争夺的重点放在了中间地带的非洲、中近东和亚洲。在苏联咄

咄逼人的全球攻势面前，美国处于全面的战略守势，越战的失败进一步在政治和心

理上对美国构成重创，美国势力被迫退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印支半岛。70年代

初，西欧（组成区域性的经济集团）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国经济形成三足鼎立之

势（Triad），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国家也组成了多个经济

政治集团，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因素造成美国

相对权力的急剧下降，把"全球自由经济体制"撕开了裂缝，在重重内外危机中上

台的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衰落，谈论世界多极化的可能。


1981年里根上台后，发起了与苏联争夺军事优势的"战略防御计划"（SDI）。急

剧增长的军备需求刺激了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诞生，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便

利了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化，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

企业管理革命，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恢复，并于90年代初重新居于世界领先地

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迅速演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发展"全

球自由经济体制"不再有任何障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巨大

压力，逼迫其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5]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之间也扩

大了产业间相互投资并购的规模，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信息技术的绝对优

势、扩大的世界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处于支配性的有利地位；同时，赢

得冷战和经济成功加强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6] 。因此，经济全球化极大

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尽管美国的绝对经济力量继续上升，相对力量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又影响到国际

体系中的权力分布，两极体制下压抑的各种矛盾在冷战后相继爆发，特别是中亚和

中东这样的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和世界能源基地的不稳定，既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稳

定，也会促使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提高军备，发展强大的海外投送力量来维护经

济和军事安全，这势必将构成对美国权力的挑战。美国从利用冷战建立美国的军事

和政治领导地位以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结论：美国在

冷战后必须继续保持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通过保护盟国的安全，消灭它们自我武装

的企图。一个没有相称的军事力量支持的经济大国，就不掌握主导世界局势的能

力，从而构不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极"。


从这一战略逻辑出发，美国在冷战后继续保持了庞大的国防开支[7] ，并以意识形

态（如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新干涉主义）等理由在中东和巴尔干频频发起军事

干预，但美国军事干预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动机是多重的，主要取决于这种干预是

否在地缘政治和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控制等方面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或在心理上树

立美国说一不二的霸主形象。西欧和日本尽管对美国的霸权感到不悦，但其干预世

界事务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尚为低下，而且各自在抵消俄国和中国的核威慑上仍存在

着对美国的依赖，在共同反对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上与美国则有着

高度的一致。因此，美国冷战后的战略重点，就是对付尚未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

义全球体系的新崛起的大国。



美国对华战略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通过推动经济全球化影响、干预甚

至控制一国的内政走向，同时通过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以及外交上缔结广泛的美

国支配下的同盟关系或伙伴关系，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构成美国推进其国家

利益的一贯的对外方针。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是军事遏制以及通过全球化促进中国国内政治的转型。东亚经

济的迅速发展，使国际关系和权力角逐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移向了亚太地

区。在拥有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方面，美国与二战前的英国十分相似。二者所不同

的是，英国受到海军强、陆军弱的军事力量结构性缺陷的制约，对当时世界政治的

重心欧洲大陆，长期推行均势外交（balance of power），例如19世纪末英国一度

实行"不参与任何同盟，保持行动自由，操纵欧洲均势"的"光辉孤立"

（splendid isolation）政策，其目的是保护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不受到新崛

起的欧洲大陆强国的挑战，"操纵均势"本身表明在敌友选择上的动态特征，但"

光辉孤立"并不足以始终维持欧洲力量的平衡，一旦欧洲乃至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严

重失衡，英国就会断然结束"光辉孤立"，缔结国际同盟以对抗新兴的或敌对的强

国[8] 。然而即便如此，通过外交或军事结盟等外部手段施行的均势政策，仍可能

被大陆强国所积聚的优势力量压倒，二战初期德国在西欧的军事胜利几乎导致大英

帝国的覆灭。


美国则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美国的

军事优势都是全面的和压倒性的；而且，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有着自己的考

虑，并不满足于担当"离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而是要出任

世界的领袖。美国自二战以来维持欧洲均势所要抗衡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唯一

有力量打破欧洲战略平衡的苏联。更深一步讲，美国战后利用苏联的威胁重建了西

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是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控制了资本主义欧洲大陆的

权力结构。苏联解体后，经济衰落、但政治上尚未被彻底整合、民族性格桀骜不逊

的军事强国俄罗斯仍然是美国权力政治的敌人，因此，美国将继续遏制、削弱俄罗

斯，阻止它的复兴。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依赖，导致权力的进一步失

衡，这种经济依赖往往使转型中的国家更多地关注短期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利益，而

不愿或无力顾及权力失衡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于是全球化中的国际关系出现了

以往不曾有过的格局：中俄两国争相与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而不是联合自保，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名无实，从而便利了美国对中俄实行分化瓦解[9] 。


中俄无法结成真正的战略联盟以及双方在地缘政治上长远的利益冲突，加剧了各自

的安全困境。欧盟对衰落中的俄罗斯主要着眼于在长远的未来防止其重新崛起，眼

下则立足于从俄罗斯获得经济利益。在东亚，情况要复杂得多，各国地缘政治利益

犬牙交错，实力消长变化莫测，地区力量的平衡十分微妙。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和增长前景正在使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

国充满敌视，美国则视中国为头号的战略对手，这一点并不因中国对美国的外交绥

靖，包括牺牲自身的外交和地缘政治利益，支持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而有任何的改

变。美国国防部在2001年10月向国会提交的每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认为，东亚和东

北亚沿海是关系美国利益的"关键区域"，决不允许落入"敌对的支配"之下

[10] 。

美日在远东的地缘政治利益相互吻合，那就是维持远东的力量平衡，因而双方结成

战略同盟的基础十分稳固。鉴于中国有着辽阔的战略纵深和巨大的军事潜力，美国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加强军事力量[11] 。但日本武力增强，又将刺激韩国和东

南亚国家竞相扩大军备，这样远东的秩序就可能失控，经济全球化就会被打断，美

国因此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部署，尤其是美国重返东南亚不但适应了后者在地缘政

治上的期望，而且还趁机进入了对中国利益悠关的南中国海。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和战略包围一直在进行，除了在东

北亚驻扎的8万驻日韩美军外，美国还增强了在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打击力量。

2001年9·11事件给美国势力进入被中俄视作后院的中亚地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美国在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后，以继续清剿本·拉登和残余的塔利班势力以及帮

助"国家重建"（nation building）为由迟迟不撤军，目的是分化俄国人支持的

反塔利班的原"北方联盟"的军阀，扶植亲美势力在战后阿富汗政治中取得支配地

位。阿富汗政治的稳定，不仅将为美国的石油巨头绕开伊朗，将中亚和里海的石油

经阿富汗运往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印巴市场提供安全便捷的通道，而且便于美国利

用中亚国家的经济困难和对石油出口的依赖，把中亚诸国拉入美国的怀抱，从而拆

散"上海合作组织"，从西部威胁到中国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安全。


继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又在菲律宾开辟了国际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出动600

名美军对付根本不可能推翻菲律宾政府的区区500人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目的是

尽快重返具有重要军事战略价值的苏比克湾和克拉克海空军基地[12] 。俄罗斯因

财力困窘，不得不将于2004年放弃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力量真空的出现为美

国利用越南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顾虑，租用金兰湾基地提供了良机。印度的核武

装化以及俄国对印度军事现代化的强有力支持，正在使印度崛起成为一个地区强

国，俄国的外交意图是双重的：延伸俄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并牵制中国。美国对印度

权力上升感到疑虑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利用印度在南亚抗衡中国，近年来美印军事

合作的不断加强，已使中国陷入战略上三面被围的境地。


台湾涉及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是中美利益冲突的焦点，是美国在军事战

略上遏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对台政策与台独势力的发展相互呼应，那就是在保持

海峡两岸力量微妙平衡的背景下，鼓励台湾渐进走向独立。美国当前维持两岸力量

平衡的基础是承诺协助台湾防卫，同时向台湾源源不断地提供先进武器。迄今，美

国在售台武器的数量、质量和金额上早已突破了"8·17公报"的原则规定，而且近

年来美国所提供的军事装备包括了进攻性武器，其意在于一旦开战，战争将不限于

台湾海峡战区，以此恐吓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使中

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13] 。


美国始终不放弃台湾，对台独势力起到了很大的鼓励作用。美国对华采取军事遏制

态势、在东亚与日本联合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并积极研制旨在夺取全

球军事战略优势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必然迫使中国适当加强军备，提高

军事反击能力。但中美军事技术差距的扩大，中国对美国外交上的一再退让，以及

中国大陆无视台湾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深刻背景，而在对台的一系列政治对策

上的自以为是，不但加深了两岸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业已存在的鸿沟，更增强

了美国和台独势力的自信。台独势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迅速发展成为能够左右台

湾政治的强大社会力量，在此背景下，两岸经济联系的加强非但没有削弱、反倒加

强了岛内的台独倾向。面对台独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已到了不容

回避、空前紧迫的地步。


当前台湾政治的现实是，如果大陆放弃武力威慑，台湾独立就会成为现实[14] 。

两岸在民族-国家认同上的南辕北辙已使得任何形式的和平统一的前景都极其渺茫

[15] ，那么，武力统一作为次佳的选择方案必然要被提上议事日程。如果以武力

逼和台湾，其前提在于中国的军事实力迅速逼近美国，迫使美国认识到以武力阻止

中国统一同样要付出"不可想象"的代价，从而放弃台湾。但中国在大规模提升军

事实力方面不具有时间优势，台独恰恰在利用时间优势以争取空间，因此武力逼和

的方案在相当时期内不具有现实意义。鉴于此，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就必须立足于

以局部的军事优势速战速决，否则，任何的胶着、包括对台湾实施立体封锁，不但

不会迫使台湾投降，还将招致美国的大规模介入，从而使中国军事上的局部优势迅

速逆转为全面的军事劣势，进而对中国的内外发展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和权力市场化改革，导致经济的畸形

增长和严重的两极分化，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改革

能力严重不足。出于必须维持经济增长以缓解社会危机和倒逼国内改革的双重政治

考虑和紧迫感，中国入世谈判的进程骤然加快。中国在谈判中让步之大和迫不及

待，暴露出对自主振兴国家丧失自信，从而刺激了对方向中国漫天要价。由于"利

用美国经济的优势并扩大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决定性措施

"[16] ，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要实现的就是通过中国全面的市场开放，将中国的经济

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以此令中国彻底丧

失向美国挑战和抗争的能力和意志，从而"全面推进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

"[17] 。


因此，美国积极推动中国建立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制，迫使中国实行投资自

由化政策，不再坚持外资企业对华技术转让要求，放弃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别保护，

并在3-5年内开放金融、电信等关键产业，使中国的企业完全置身于"全球公平竞

争"（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之下，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开辟全球资本主义

的"新边疆"[18] 。也就是说，规则的全面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难以实施产

业政策，因为旨在迅速提高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政策，与必要的市场保护分

不开，这是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成功

经验，因此，规则的全面实施构成对中国经济主权的削弱。


决定一国经济地位的是该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迄今没有一家大企业跻身于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行列，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些大企业实力上升

迅速，但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竞争力仍然极度虚弱[19]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加强了本国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

业的国际竞争力。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已处于寡头垄

断地位，中小企业即便再有竞争优势，也根本无力向大跨国公司发起挑战。外资对

东道国关键产业的控制必然导致经济和政治控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一旦中

国的大企业被西方跨国公司淘汰出局，致使中国企业全面置身于国际分工的底层，

因而被迫沦为发达国家的装配厂（即所谓的"全球制造业中心"），那将是中华民

族的失败。


但中国入世初期将难以避免地遭遇企业破产和失业的扩大，从而令早已严峻的社会

不稳定雪上加霜，直接面对社会危机的基层政府就可能采取限制外国竞争的经济保

护措施，而拒绝世贸规则的适用。按照世贸协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被视同中央政府

的行为，但中央政府如果强制焦头烂额的地方政府履行规则承诺，恐难避免激起广

泛的社会不满。为此，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谋士们在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建议把

确保顺利实现中国内部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经济社会关系的成功转变作为美国政策

的优先目标，主要对策是：首先，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等多种渠道，与中国的官员和

利益阶层（如大学和与中央部委有关系的智囊机构）紧密合作，教育并培训将直接

履行世贸规则的省级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加强中国改革（即世贸规则化改革）的

步伐和方向"[20] 。


其次，安排人员访美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培训赞成履行世贸承诺的中国人，由他们

再培训其他人，在中国人中培养"遵守规则的文化（culture of compliance）

"[21] 。第三，将敦促中国履行世贸承诺的要求多边化，使它看起来并不是美国一

家对中国的要求，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同要求[22] 。很显然，前两条对策的

核心是在中国培养政治文化买办，使他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23] ，第三条对

策则恰恰是当前某些中国人言必称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翻版，这难道仅仅是一

种巧合吗？！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安全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与（中国）

执行世贸协定的相互作用，需要美国保持不间断的关注，并保持迄今尚未达成的负

有责任的政府机构间的协作。政策以及有关这些政策的讨论，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

环境"[24] 。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把对华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加以统合。目

前，美国加紧与印度合作以及渗透南中国海地区，已经对中国的海上商路和通往中

东的石油供应线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石油消费的1/3依赖进口，其中的一半以上又

来自中东，这就迫使中国从地缘经济安全的角度把眼光移向中亚和里海地区，但美

国借阿富汗战争之机进入了中亚。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财富》杂志列出了中国最

大的100家公司，大多为能源和石化类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

[25] ，这些产业也正是西方跨国公司出巨资加以整合的对象[26] 。西方跨国公

司究竟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憧憬，还是对于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获

得垄断性利益增强了自信？

在战后国际政治中，从二战结束直至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捍卫民族经济和政

治独立，对西方跨国公司展开了风起云涌的国有化运动；戴高乐将军的法国在1968

年迫使美国彻底退出驻法军事基地，推动法德联合反对美国的政治控制[27] 。这

些一度延滞了美国构建战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进程，但美国深知，一个国家的民

族主义者决不会容忍不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国际分工[28] 并接受相关的国际政治秩

序。因此，美国除了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培养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外，还进一

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心战，尤其是利用中国入世以及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

的压倒性优势，宣扬民族工业和国家主权过时论以及人权自由民主等经济和政治意

识形态，培养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崇拜，削弱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战略由相互配合的三个有机部分组成：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华军

事和地缘战略优势；通过全球化从内部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国民

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

内部殖民化。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永远消灭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挑战美国的一切可

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中国的内政基础和发展对策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收入和人文发展指数的世界排名却

相当靠后，反映出中国离真正的工业化和全面的现代化还相距遥远。中国改革开放

后的有关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权力寻租，造成

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和地区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持续衰

减。政府规模的急剧扩张和计划生育在农村的松弛，使得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有限投

入远不足以覆盖大量低素质的农村人口。税负的加重、农业收益的下降和1997年以

来农村工业的萎缩，迫使大量缺乏技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部沿海城市。而中

央和地方的行政分权和注重产出规模的政治激励，导致了国内市场分割状态下严重

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不但大大制约了解决社会就业的能力，

而且还造成持续通货紧缩的局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加上城市自身排斥出的失

业人口，致使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资水平20年来未得到实质性提高，并使

社会犯罪急剧增加。


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加剧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社会治安形势

的严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的内敛倾向，人口问题已构成现在和将来

困扰中国发展的最大的内政问题。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的全球化唯独不允许作为生产

要素之一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技能的劳动力跨国流动，无论是美国个人主义的资本主

义，还是追求"第三条道路"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维护各自的民族

国家边界，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冲击它们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方面都态度强

硬、毫不妥协。发达国家人口的中产阶级化，过去是靠殖民掠夺，如今则靠跨国公

司对全球资源的超额利用和对全球劳动力的广泛剥削[29] ，而这些又与西方国家

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的两极分化和平均收入水平的低下，制约了中国市场规模的扩大，整体技术水

平的落后，使得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这类产品正是发

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中国较高的出口依存度使中国经济明显受制

于世界经济的波动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与此同时，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国

内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性资源日益枯竭，随着国内能源消费的扩大，进口需求迅速

增长，世界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却恰恰处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心地带的

中亚和中东地区，稳定战略能源的供应必须要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主动权，而角逐地

缘政治利益又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持，在这场角逐中任何的退缩势

必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再者，中国入世后经济开放程度极大提高，产业

安全、未来政治发展以及民族精神的存续均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这些因素已使得必

须在某种封闭的条件下潜心发展、以积聚国力的所谓"韬光养晦"战略没有任何实

施的可能。


在当今时代，通过开拓殖民地解决本土资源的不足和人口转移来推进工业化，无论

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还是从现行国际关系的道义原则看都是行不通

的，但是通过改进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处境，形成本国产业在资本和技术上的世界

领先地位，以对外投资和贸易的方式来解决本国资源所需则是可行的，这正是战后

资源严重匮乏的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中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人均占有量则远远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生产具有低附加值和资源过度消耗的特点，在国际交换

中以大量资源性产品换取国外资源的代价十分巨大，一旦本土资源枯竭，产业技术

升级又未完成，中国为维持生产和就业将不得不耗费巨额外汇超量进口国外资源，

从而引起国际收支的恶化，甚至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在既不可能重复西方工业化道路，又面临全面加入经济

全球化后产业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的政治独立和中华民族的

未来，只有励精图治，背水而战。经济发展应当首先立足于对本土资源的合理有效

利用，通过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尽快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工业化

所必需的一大批技术开发人才以及素质良好、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队伍；同时制定

社会经济政策，调整收入分配，以缩小两极分化，为内需的扩大提供动力[30] 。

为此有必要对全体国民的计划生育和优生实行严格的立法，坚决控制人口增长。


但即便人口增长停滞，中国的人口总量在可预见的将来依然十分庞大，中国目前有

8亿左右的农业人口，其中1.5-2亿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假定工业化和小城镇的建

立可以吸纳这部分农业人口，余下的农业人口仍有6亿多，无论如何达不到美国那

样高的劳动生产率。某些经济学家提出的通过推行土地私有化来解决中国农业规模

经营的主张，在中国现有的体制条件和技术制约下，很容易扭曲为严重的土地投

机，使大批农民沦为失去土地的流民，从而把社会推向大动乱的边缘。而且，旨在

促进农村人口转移，提高农民收入的城镇化恰恰需要农民的技术工人化（知识

化），但教育又是一项长期的投资，需要几代人的艰巨努力，这就需要继续在农村

保留相当数量的农业生产者。因此，鉴于中国农业的特殊性和解决城乡整体就业的

困难，必须对中国的农业实行高度的国家保护和产业扶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保

证粮食自给[31] 。

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将会增强内需动力，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并促使

工业制造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升级。工业产业的发展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石油短

缺和土地资源持续下降的现实[32] ；在决定我国经济自强基础的战略产业上，必

须坚决地打破地区和行业限制，对石化、航空等战略产业实行内部整合，同时从国

家安全的角度对战略产业的地理分布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以坚强的国家意志推动

我国战略工业迅速崛起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这是事关我国国家安全和民

族生存的重大国家利益，必要时不能受到国际条约的束缚[33] 。


经济自强将粉碎美国从内部控制中国的企图，但经济自强受制于我国在地缘政治和

与美国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劣势，美国决不允许中国崛起向它主宰的国际秩序挑战是

无庸质疑的，中美国家利益的冲突无法避免。美国在必要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

（如策动台湾独立）对中国沿海经济中心和内地的核战略基地实施军事打击是完全

可能的，尤其是当美国在NMD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时，中国的国家安全将处于严重

威胁之中。因此，我国应加紧研制反制NMD的新型武器系统，提高战略核导弹的数

量和质量，确保我国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和对美国在远东军事盟国的毁灭性打击能

力。同时，全面加强海空军力量，确保我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并在必要时

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驱逐入侵者，以保护我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海洋及海底资源不受

任何国家的侵犯。


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因此，在并行不悖地振兴

我国民族工业和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应当开展积极灵活的外交活动，团结广大的

发展中国家反抗西方强权，增强我国的战略后援，坚决稳步地推进我国在东北亚、

中亚和南亚的地缘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安

全保障。当前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高度开放的形势下开展国际竞争，压力和挑战是空

前巨大的，这不仅有来自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更有来自西方的意识

形态渗透对我国民族精神的侵蚀。一个处于严峻生存危机下的国家，如果不能凝聚

起万众一心、奋勇拼搏的民族精神是注定要被征服的。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都追求国家利益，但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内容

有所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生存危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

上半叶，它的基本要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恢复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

国家主义的核心是所谓"国家至上"，强调对国家权威的绝对服从。国家主义的致

命缺陷在于无视现实中国家面临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冲突的实质，轻率和武断地推行

国家意志，因此往往可能带来高昂的政治代价和对国家长期利益的损害[34] 。尤

其在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度里，国家主义通常沦为少数政治寡头动辄以"国家利益"

的名义追逐私人和寡头集团利益的工具。不同于国家主义，中国民族主义的生命力

孕育在广大民众朴素的民族自尊意识中，是用以凝聚起不可动摇的民族意志，实现

国家振兴和民族崛起的宝贵的精神资源[35] 。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美国的超级

霸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再次到了必须焕发起民族精

神，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了！（全文共计15,350字）


[1]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转引自迈克尔·H·亨特：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P10，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2] 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年）P72，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3] Benjamin Schwarz, "Why America Thinks It Has to Run the World", The

Atlantic Monthly: June 1996.

[4] Benjamin Schwarz, "Why America Thinks It Has to Run the World", The

Atlantic Monthly: June 1996.

[5] 美国在冷战时期为在政治上争取第三世界以抗衡苏联，默认后者对本国市场进

行一定的保护，关贸总协定有关降低关税的多边谈判为此进行了40多年。

[6] 它宣扬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以及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结。

信息技术大大促进了美国意识形态的传播。

[7] 美国的军事开支相当于全球军事总支出的36%，美国一国的军事支出，比排名

世界第二至第十位的九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见2002年2月4日德国《明镜》周刊

对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采访。

[8] 1902年缔结的对付俄国的英日同盟、1904年和1907年缔结的对付德奥同盟的英

法协约和英俄协约，标志着"光辉孤立"政策的终结。

[9]2001年9·11事件以来俄美关系迅速改善，2002年4月，俄罗斯默认美国退出

《反弹道导弹条约》及美国势力进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2002年5月俄罗斯与美国

正式缔结削减战略武器的《莫斯科条约》，并与北约建立新型合作机制，俄中关系

在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中已处于次要地位，这些令周边形势日趋紧张的中国倍感不

安。

[10] Andrew Murray, "Challenge in the East --- The US is using the war

against terror to establish new bases around China, its emerging rival in

Asia", The Guardian, January 30, 2002.

[11] 尽管遏制中国将难以避免地带来日本军事力量扩张的副产品，但美国军事上

控制日本并不困难。因此，并不存在美国扶持实力尚弱的中国抗衡日本的可能。中

国更无从离间美日关系，在美日同盟中打进楔子，"联美制日"或"联日制美"。

[12] Andrew Murray, "Challenge in the East --- The US is using the war

against terror to establish new bases around China, its emerging rival in

Asia", The Guardian, January 30, 2002.

[13] 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外交季刊》2000年1-2月号，

中译文见《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P56。

[14] David Lague, "Taiwan, Goodbye to the Mainlan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nline), Issue cover-dated February 07, 2002.

[15]台湾与回归前的港澳在政府构架上截然不同，港澳回归的实质是中国政府从外

国殖民者手中收回主权，故采用"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恰如其分，而处于长期分

治状态下的台湾并不愿意把自己从"中央政府"降格为一个地方政府，因此，中国

政府的"一国两制"模式在台湾社会中缺乏呼应的基础，对台湾的政党和民众没有

多大吸引力。台湾对大陆的认同危机大大减少了中国在其他和平统一模式上的可选

择余地，这就使中国统一所面临的困难要远远超过东西德和南北韩。

[16] 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外交季刊》2000年1-2月号，

中译文见《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P55。

[17]　 Beginning the Journey: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TO ---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 Sponsored b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前言。

[18] Peter Nolan, "China, the US and the WTO: Battle of the giants or

defeat of the pygmies?", adapted from China and the Global Business

Revolution, published in Spring 2001 by Macmillan.

[19] 同注18。

[20] 同注17，P20

[21] 同注17，P23、24。

[22]同注17，P18。此外，他们还建议不要轻易启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DSM），而应通过双边会商或建立新的双边机制来解决商业争端（同注18，P3、

P23），以免过多地使中国成为DSM的被告将令中国对履行世贸规则丧失兴趣。

[23]现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曾在2000年1-2月号《外交季刊》中撰文"

促进美国国家利益"，文章指出，"加强中国那些寻求与国际经济整合的人的力量

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这可能会形成要求进行政治自由化的持续的、有组织的

压力。"

[24] 同注17，P21。

[25] Andrew Murray, "Challenge in the East --- The US is using the war

against terror to establish new bases around China, its emerging rival in

Asia", The Guardian, January 30, 2002.

[26]王小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严峻挑战"， 《三网合一》P69-70，P136，中

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27] 法国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国家，迄今仍对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十分

警惕。见Stanley Hoffmann, "Classic Diplom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Hubert Vedrine Explains French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Aug,

2001.

[28] Benjamin Schwarz, "Why America Thinks It Has to Run the World", The

Atlantic Monthly: June 1996.

[29] 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30] 1960年美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出口依存度）仅为3.8%，经过几十年对世界

经济一体化的推动，美国在2000年出口依存度也不过为7.92%，是中国的1/3。比

较倚重出口的德国和日本，出口依存度也仅为10%上下，反衬出这些发达国家国强

民富，内需巨大。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早在1992年就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

济增长应当主要依靠内需。

[31] 对是否应确保粮食自给，国内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在美国独霸、并竭力遏

制中国崛起的国际背景下，粮食不能自给将成为美国要挟中国的杠杆。

[32] 例如私人轿车的发展势必占用大量城市空间和农业耕地，并带来环境污染和

交通阻塞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沙漠化等因素对我国国土资源的长期约束，宜考虑调

整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工具。

[33] 美国极其重视自身主权，向来将国际法置于国内法之下，在维护自身国家利

益方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例如它一贯鼓吹的自由贸易就是对人不对己，一旦对本

国利益不利，美国就毫不犹豫地诉诸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尚且

对维护国家利益如此谨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应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利益

所在。

[34] 鼓吹"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决策者在对外政策遭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转向

机会主义的民族主义。

[35] 由于民族主义可以和任何的思潮和政权体制相结合，民族主义存在着走向极

端化的可能，那样将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民族主义的健康发展只能

也必须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

转载《士柏咨询网

太有深度了，是论文吧？[em09][em09][em09]

hoho，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硬着头皮看完的？  ：）   
自己顶一下，刚才没找到，还以为被删了，hiah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