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人民币升值论：喧嚣背后的真实动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2:25:49
方周末 2005-05-08 15:49:11
□覃东海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最近几年层出不穷，先是日本抛出“输出通缩论”，后来是美国把贸易逆差和失业问题归咎其上，现在又是“汇率操控论”，这些论调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是夸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成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替罪羊。
4月6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美国政府，如果中国在未来半年内未能使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这项修正案令人意外地以67比33票通过。4月19日，舒默和格雷厄姆又召开记者会，正式要求美国政府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而之前于4月17日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也弥漫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
实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最近两三年一直持续不断，今年三四月份以来只是进入了又一波高潮。不断升温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反映出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已经从原来的自给自足转变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尤其是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给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和演变带来了巨大震动；其次，近年来世界经济波动剧烈，风险日渐积累，石油价格冲击和国际收支失衡构成全球经济保持良好态势的最大威胁和不确定因素。美国经济遭遇“无就业的增长”，欧洲经济沉疴不起，日本经济难以走出通缩陷阱。在这些背景之下，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悄然抬头，各国政府开始纷纷借人民币大做文章。
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实原因何在？这种依据的真实性有多少？中国因素对世界的影响究竟又有多大？另外，就未来而言，人民币将何去何从？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将要作出何种调整？本文试图求解这些问题。
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变美中贸易格局
实际上，最近几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一直层出不穷，日本最先发起，欧洲随后加入合唱，到现在则是美国唱主角。2003年以来，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不断发表公开评论，希望人民币选择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美国的利益集团，以健全美元联盟为代表，纠集了美国纺织业协会、美国林业和纸业协会、国家制造者协会以及制造业技术协会等机构不断要求人民币重估。
美国为什么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呢？
美国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最大理由是美中之间的巨大贸易失衡。根据美国普查局的资料，从2000年开始，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贸易逆差产生地。2004年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1620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商品贸易逆差的24％。1995－2004年的十年之间，美中商品贸易逆差增长了将近4倍。纠正贸易逆差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减少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支出调整法；二是货币贬值的支出转移法。在国内政策无法寻找突破的情况下，美国只有在外部路径上进行选择：美元贬值，强势美元政策被弱势美元政策取代。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而人民币维持对美元的事实钉住，首当其冲成为布什政府的责难对象。
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中国因素被夸大了，中国并非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增量意义上的最大来源地。虽然从存量上看，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已经相当惊人，但是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中中国所占比重看，则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虽然2004年突然加速到了24％，但仍然没有突破1997年25％的历史高位。美中之间商品贸易逆差逐年加大的态势只是美国全部商品贸易逆差逐年加大的缩略版。
从增量意义上，中国对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累积的贡献度也处于相当稳定的态势。1997－2004年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增量中，中国贡献的比例为24％，对比1991－1996年间23.5％没有出现明显加速的趋势。另外，1990年代以来，虽然美国进口商品中中国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整个环太平洋地区所占比例却处于下降趋势之中。中国只是取代了本地区其他国家而成为美国重要的进口地，同时中国也取代了美国成为这些国家重要的出口基地，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美商品贸易顺差逐年增加，而中国整体的商品贸易顺差维持稳定的原因。从地缘上，造成美国贸易赤字不断累积的主要地区是北美经济贸易自由区和欧元区。
近几年美中之间商品贸易格局的动态变化有利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纠正。美国商品贸易赤字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不是进口增长太快，而是出口增长太慢。1990－1999年间，美国的进口年均增长为7.7％，而出口年均增长仅为6.7％，美国2001和2002年的商品出口甚至出现了下降，2003年也才刚刚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美国近年来的出口迟滞构成了商品贸易逆差累积的主要原因。1990－1999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年均增长9.5％，而同期美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年均增长21.3％，进出口的不平衡发展造成美中之间商品贸易逆差逐年放大。不过，这种情形在2000年以来开始出现一些变化，2000－2004年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19.6％，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开始出现巨增，年均增长21.6％。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因而，从这一角度看，近几年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关系在动态上甚至有利于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状况的改善。
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人民币汇率调整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格局。理论上，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一国的货币贬值可以提高本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反之会鼓励进口、抑制出口。但是这种机制发挥作用还要考虑贸易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货币贬值带给贸易收支的初始改善必须超过国民收入增加后进口增多带来的贸易收支的恶化，货币贬值才能从净值上改善贸易收支。
对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经验研究显示：第一，汇率冲击不是我国贸易收支变动的决定性因素，收入冲击才是我们贸易收支变化的决定性力量。第二，中国贸易收支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周期变化之间的关联性不强，但是与外国，特别是主要贸易对象的经济周期变化具有很强的联动关系。中国的出口收入弹性高于进口收入弹性的程度要大于中国经济增长高于贸易对象经济增长的程度，因而也就决定了中国贸易收支的整体顺差格局，汇率变动不会改变持续顺差的基本格局，即使会缩小顺差，这种冲击也相当有限。
谁制造了美国的失业问题
2003年6月开始，健全美元联盟抛出了每月一期的《亚洲货币操纵监控报告》。强调指出，中国、日本和韩国均存在严重的货币操纵行为，东亚地区的货币操纵构成了美国制造业失业的主要原因。健全美元联盟中的成员向国会提供的相关证词中反复强调了东亚地区货币低估，给美国的制造业带来了不公平竞争。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也一再向布什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以缓解美国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
出口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善美国制造业的失业问题。颇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一国汇率同其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负相关，即本国货币升值以后，本国生产的制造品价格上升，而外国生产的竞争性制造品价格下降，本国制造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这种判断误导了对出口竞争力的理解，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因素，比如自然禀赋上的差异，国内补贴、税收和规制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比如，欧洲1985－1990年间货币普遍出现了升值，而制造业的竞争力却反而加强了。
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基数高而且呈现不断上升，美国私人部门制造业的雇佣成本指数从1989年6月基期的100上升到了2004年12月的175.4，年均增长4.9％。与之对比，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基数低，而且剩余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使得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具有优势，这种优势不是简单的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就能抵消。人民币升值无法改变美中之间的制造品出口竞争力对比，因而也无法改善美国制造业的失业问题。
另外，即便美国成功地把中国排除到美国市场之外，它还必须从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地方寻找替代品，美国消费者将不得不每年为此多付出几百亿美元的额外支付。
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是发达国家制造业高度发达的结果。1960年代以来，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美国、欧洲和日本表现最为明显。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65年达到28％的高峰值后，便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相对薄弱时，人们把这一趋势归结为自动化，机器替代了工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崛起以后，开始把这种趋势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五分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美国制造业向国外特别是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进行转移。我们的结论为：不是中国人抢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饭碗，而是他们自己更换了饭碗，或者是他们自己人抢了自己人的饭碗。
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更多是出于利益集团的斗争和政治上的压力。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是：一项使多数人蒙受损失而少数人获益的政策常常能够获得政治上的成功；而使少数人蒙受损失大多数人获益的政策常常不能获得政治上的支持。现在，美国的情形就是如此，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可能使大多数的美国消费者受损，少部分的制造企业获益(这种益处还有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
谁在主宰世界的通货状况
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言论中，“中国输出通货紧缩”
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时任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及其副手河合正弘是这种观点的鼓吹者。
他们认为：一是出口增长结合国内的价格紧缩以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促使中国不仅向邻国而且向整个世界输出通货紧缩；二是在应对全球性通货紧缩方面，美国、欧洲、日本分别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通货再膨胀政策，现在也应该包括中国。中国要么严格限制出口，要么让人民币升值。
中国是否向全球输出了通货紧缩？理论和实证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首先，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全球美元本位特征下的“中心－外围”架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传递机制完全不同于金本位制，只能由“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单向传递。如果是金本位，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会消耗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黄金，从而引起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就像美国、德国在19世纪晚期的快速经济增长造成了1870年代到1896年世界范围内的通货紧缩那样。而在美元本位特征下，除非美联储减少了基础货币供应，不会出现货币短缺的现象，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压力产生于美国的经济泡沫破灭以及美国的通货紧缩压力。
其次，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中的日本、欧盟均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变化能够很大程度上冲销中国物价对其国内价格的影响，中国实际上缺少向这些国家输出通货紧缩的机制。
最后，考虑到加工贸易以后中国的出口总额大致占世界的3％，而中国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也只占它们GDP总量的1％－2％。中国的贸易规模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对世界市场价格产生显著影响。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双循环结构中，美国主宰了世界的通货状况。当前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是美国巨额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累积，全球国际收支出现严重失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已经达到了6659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5.7％。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基本上演变为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积累不断向世界上其他国家输出美元，从而获得实际产品的注入，并且基本上不需承担未来美元贬值的风险和责任；同时，美国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低收益的美元资产凭证，输出的美元又通过其他国家的实际资本注入回笼到美国国内。这种美元货币、实际资源和美元资产凭证的双循环流动结果使得美国不断向世界范围输出美元资产凭证，同时不断从世界范围内获得实际产品注入。美元货币扮演了一个中介角色，世界性的通货状况由美联储供应的美元货币多少决定。
调整汇率制度还是调整汇率水平
从人民币的未来前景看，我们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人民币是否存在低估？第二，如果存在低估，人民币应该作何调整，先调汇率水平还是先调汇率制度，抑或两者同时调整？
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货币升值，人民币低估的事实很清楚。1994年以来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0％，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1994年前，我们放弃了高估人民币的政策，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相反方向的挑战。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结构已经大不一样，可见的未来这种增长势头还将继续。因此，我们认为人民币确实存在低估，但是没有国外舆论宣称的那样大。
当前的人民币问题主要是两个选择的问题：调整汇率水平，仍然与美元挂钩；调整汇率制度，与美元脱钩，或者选择钉住一揽子货币，或者选择自由浮动。
汇率制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是模糊的，实证研究并未给出二者之间的确定性关系。由于经验研究无法给出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更好的肯定结论，人民币从固定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反而使得宏观经济风险增加了一维。因此，即便人民币需要进行调整，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必然要走向浮动汇率制度。认为调整人民币汇率即意味着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一种误解。
总之，呼吁人民币升值的论调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国际舆论夸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成了这个混乱世界的替罪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方周末 2005-05-08 15:49:11
□覃东海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最近几年层出不穷，先是日本抛出“输出通缩论”，后来是美国把贸易逆差和失业问题归咎其上，现在又是“汇率操控论”，这些论调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是夸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成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替罪羊。
4月6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美国政府，如果中国在未来半年内未能使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这项修正案令人意外地以67比33票通过。4月19日，舒默和格雷厄姆又召开记者会，正式要求美国政府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而之前于4月17日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也弥漫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
实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最近两三年一直持续不断，今年三四月份以来只是进入了又一波高潮。不断升温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反映出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已经从原来的自给自足转变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尤其是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给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和演变带来了巨大震动；其次，近年来世界经济波动剧烈，风险日渐积累，石油价格冲击和国际收支失衡构成全球经济保持良好态势的最大威胁和不确定因素。美国经济遭遇“无就业的增长”，欧洲经济沉疴不起，日本经济难以走出通缩陷阱。在这些背景之下，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悄然抬头，各国政府开始纷纷借人民币大做文章。
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实原因何在？这种依据的真实性有多少？中国因素对世界的影响究竟又有多大？另外，就未来而言，人民币将何去何从？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将要作出何种调整？本文试图求解这些问题。
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变美中贸易格局
实际上，最近几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一直层出不穷，日本最先发起，欧洲随后加入合唱，到现在则是美国唱主角。2003年以来，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不断发表公开评论，希望人民币选择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美国的利益集团，以健全美元联盟为代表，纠集了美国纺织业协会、美国林业和纸业协会、国家制造者协会以及制造业技术协会等机构不断要求人民币重估。
美国为什么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呢？
美国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最大理由是美中之间的巨大贸易失衡。根据美国普查局的资料，从2000年开始，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贸易逆差产生地。2004年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1620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商品贸易逆差的24％。1995－2004年的十年之间，美中商品贸易逆差增长了将近4倍。纠正贸易逆差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减少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支出调整法；二是货币贬值的支出转移法。在国内政策无法寻找突破的情况下，美国只有在外部路径上进行选择：美元贬值，强势美元政策被弱势美元政策取代。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而人民币维持对美元的事实钉住，首当其冲成为布什政府的责难对象。
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中国因素被夸大了，中国并非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增量意义上的最大来源地。虽然从存量上看，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已经相当惊人，但是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中中国所占比重看，则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虽然2004年突然加速到了24％，但仍然没有突破1997年25％的历史高位。美中之间商品贸易逆差逐年加大的态势只是美国全部商品贸易逆差逐年加大的缩略版。
从增量意义上，中国对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累积的贡献度也处于相当稳定的态势。1997－2004年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增量中，中国贡献的比例为24％，对比1991－1996年间23.5％没有出现明显加速的趋势。另外，1990年代以来，虽然美国进口商品中中国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整个环太平洋地区所占比例却处于下降趋势之中。中国只是取代了本地区其他国家而成为美国重要的进口地，同时中国也取代了美国成为这些国家重要的出口基地，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美商品贸易顺差逐年增加，而中国整体的商品贸易顺差维持稳定的原因。从地缘上，造成美国贸易赤字不断累积的主要地区是北美经济贸易自由区和欧元区。
近几年美中之间商品贸易格局的动态变化有利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纠正。美国商品贸易赤字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不是进口增长太快，而是出口增长太慢。1990－1999年间，美国的进口年均增长为7.7％，而出口年均增长仅为6.7％，美国2001和2002年的商品出口甚至出现了下降，2003年也才刚刚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美国近年来的出口迟滞构成了商品贸易逆差累积的主要原因。1990－1999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年均增长9.5％，而同期美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年均增长21.3％，进出口的不平衡发展造成美中之间商品贸易逆差逐年放大。不过，这种情形在2000年以来开始出现一些变化，2000－2004年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19.6％，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开始出现巨增，年均增长21.6％。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因而，从这一角度看，近几年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关系在动态上甚至有利于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状况的改善。
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人民币汇率调整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格局。理论上，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一国的货币贬值可以提高本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反之会鼓励进口、抑制出口。但是这种机制发挥作用还要考虑贸易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货币贬值带给贸易收支的初始改善必须超过国民收入增加后进口增多带来的贸易收支的恶化，货币贬值才能从净值上改善贸易收支。
对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经验研究显示：第一，汇率冲击不是我国贸易收支变动的决定性因素，收入冲击才是我们贸易收支变化的决定性力量。第二，中国贸易收支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周期变化之间的关联性不强，但是与外国，特别是主要贸易对象的经济周期变化具有很强的联动关系。中国的出口收入弹性高于进口收入弹性的程度要大于中国经济增长高于贸易对象经济增长的程度，因而也就决定了中国贸易收支的整体顺差格局，汇率变动不会改变持续顺差的基本格局，即使会缩小顺差，这种冲击也相当有限。
谁制造了美国的失业问题
2003年6月开始，健全美元联盟抛出了每月一期的《亚洲货币操纵监控报告》。强调指出，中国、日本和韩国均存在严重的货币操纵行为，东亚地区的货币操纵构成了美国制造业失业的主要原因。健全美元联盟中的成员向国会提供的相关证词中反复强调了东亚地区货币低估，给美国的制造业带来了不公平竞争。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也一再向布什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以缓解美国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
出口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善美国制造业的失业问题。颇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一国汇率同其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负相关，即本国货币升值以后，本国生产的制造品价格上升，而外国生产的竞争性制造品价格下降，本国制造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这种判断误导了对出口竞争力的理解，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因素，比如自然禀赋上的差异，国内补贴、税收和规制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比如，欧洲1985－1990年间货币普遍出现了升值，而制造业的竞争力却反而加强了。
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基数高而且呈现不断上升，美国私人部门制造业的雇佣成本指数从1989年6月基期的100上升到了2004年12月的175.4，年均增长4.9％。与之对比，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基数低，而且剩余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使得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具有优势，这种优势不是简单的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就能抵消。人民币升值无法改变美中之间的制造品出口竞争力对比，因而也无法改善美国制造业的失业问题。
另外，即便美国成功地把中国排除到美国市场之外，它还必须从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地方寻找替代品，美国消费者将不得不每年为此多付出几百亿美元的额外支付。
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是发达国家制造业高度发达的结果。1960年代以来，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美国、欧洲和日本表现最为明显。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65年达到28％的高峰值后，便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相对薄弱时，人们把这一趋势归结为自动化，机器替代了工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崛起以后，开始把这种趋势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五分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美国制造业向国外特别是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进行转移。我们的结论为：不是中国人抢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饭碗，而是他们自己更换了饭碗，或者是他们自己人抢了自己人的饭碗。
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更多是出于利益集团的斗争和政治上的压力。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是：一项使多数人蒙受损失而少数人获益的政策常常能够获得政治上的成功；而使少数人蒙受损失大多数人获益的政策常常不能获得政治上的支持。现在，美国的情形就是如此，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可能使大多数的美国消费者受损，少部分的制造企业获益(这种益处还有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
谁在主宰世界的通货状况
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言论中，“中国输出通货紧缩”
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时任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及其副手河合正弘是这种观点的鼓吹者。
他们认为：一是出口增长结合国内的价格紧缩以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促使中国不仅向邻国而且向整个世界输出通货紧缩；二是在应对全球性通货紧缩方面，美国、欧洲、日本分别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通货再膨胀政策，现在也应该包括中国。中国要么严格限制出口，要么让人民币升值。
中国是否向全球输出了通货紧缩？理论和实证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首先，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全球美元本位特征下的“中心－外围”架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传递机制完全不同于金本位制，只能由“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单向传递。如果是金本位，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会消耗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黄金，从而引起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就像美国、德国在19世纪晚期的快速经济增长造成了1870年代到1896年世界范围内的通货紧缩那样。而在美元本位特征下，除非美联储减少了基础货币供应，不会出现货币短缺的现象，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压力产生于美国的经济泡沫破灭以及美国的通货紧缩压力。
其次，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中的日本、欧盟均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变化能够很大程度上冲销中国物价对其国内价格的影响，中国实际上缺少向这些国家输出通货紧缩的机制。
最后，考虑到加工贸易以后中国的出口总额大致占世界的3％，而中国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也只占它们GDP总量的1％－2％。中国的贸易规模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对世界市场价格产生显著影响。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双循环结构中，美国主宰了世界的通货状况。当前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是美国巨额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累积，全球国际收支出现严重失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已经达到了6659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5.7％。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基本上演变为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积累不断向世界上其他国家输出美元，从而获得实际产品的注入，并且基本上不需承担未来美元贬值的风险和责任；同时，美国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低收益的美元资产凭证，输出的美元又通过其他国家的实际资本注入回笼到美国国内。这种美元货币、实际资源和美元资产凭证的双循环流动结果使得美国不断向世界范围输出美元资产凭证，同时不断从世界范围内获得实际产品注入。美元货币扮演了一个中介角色，世界性的通货状况由美联储供应的美元货币多少决定。
调整汇率制度还是调整汇率水平
从人民币的未来前景看，我们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人民币是否存在低估？第二，如果存在低估，人民币应该作何调整，先调汇率水平还是先调汇率制度，抑或两者同时调整？
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货币升值，人民币低估的事实很清楚。1994年以来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0％，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1994年前，我们放弃了高估人民币的政策，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相反方向的挑战。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结构已经大不一样，可见的未来这种增长势头还将继续。因此，我们认为人民币确实存在低估，但是没有国外舆论宣称的那样大。
当前的人民币问题主要是两个选择的问题：调整汇率水平，仍然与美元挂钩；调整汇率制度，与美元脱钩，或者选择钉住一揽子货币，或者选择自由浮动。
汇率制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是模糊的，实证研究并未给出二者之间的确定性关系。由于经验研究无法给出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更好的肯定结论，人民币从固定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反而使得宏观经济风险增加了一维。因此，即便人民币需要进行调整，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必然要走向浮动汇率制度。认为调整人民币汇率即意味着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一种误解。
总之，呼吁人民币升值的论调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国际舆论夸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成了这个混乱世界的替罪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覃东海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最近几年层出不穷，先是日本抛出“输出通缩论”，后来是美国把贸易逆差和失业问题归咎其上，现在又是“汇率操控论”，这些论调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是夸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成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替罪羊。
4月6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美国政府，如果中国在未来半年内未能使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这项修正案令人意外地以67比33票通过。4月19日，舒默和格雷厄姆又召开记者会，正式要求美国政府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而之前于4月17日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也弥漫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
实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最近两三年一直持续不断，今年三四月份以来只是进入了又一波高潮。不断升温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反映出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已经从原来的自给自足转变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尤其是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给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和演变带来了巨大震动；其次，近年来世界经济波动剧烈，风险日渐积累，石油价格冲击和国际收支失衡构成全球经济保持良好态势的最大威胁和不确定因素。美国经济遭遇“无就业的增长”，欧洲经济沉疴不起，日本经济难以走出通缩陷阱。在这些背景之下，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悄然抬头，各国政府开始纷纷借人民币大做文章。
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实原因何在？这种依据的真实性有多少？中国因素对世界的影响究竟又有多大？另外，就未来而言，人民币将何去何从？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将要作出何种调整？本文试图求解这些问题。
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变美中贸易格局
实际上，最近几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一直层出不穷，日本最先发起，欧洲随后加入合唱，到现在则是美国唱主角。2003年以来，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不断发表公开评论，希望人民币选择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美国的利益集团，以健全美元联盟为代表，纠集了美国纺织业协会、美国林业和纸业协会、国家制造者协会以及制造业技术协会等机构不断要求人民币重估。
美国为什么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呢？
美国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最大理由是美中之间的巨大贸易失衡。根据美国普查局的资料，从2000年开始，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贸易逆差产生地。2004年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1620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商品贸易逆差的24％。1995－2004年的十年之间，美中商品贸易逆差增长了将近4倍。纠正贸易逆差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减少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支出调整法；二是货币贬值的支出转移法。在国内政策无法寻找突破的情况下，美国只有在外部路径上进行选择：美元贬值，强势美元政策被弱势美元政策取代。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而人民币维持对美元的事实钉住，首当其冲成为布什政府的责难对象。
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中国因素被夸大了，中国并非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增量意义上的最大来源地。虽然从存量上看，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已经相当惊人，但是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中中国所占比重看，则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虽然2004年突然加速到了24％，但仍然没有突破1997年25％的历史高位。美中之间商品贸易逆差逐年加大的态势只是美国全部商品贸易逆差逐年加大的缩略版。
从增量意义上，中国对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累积的贡献度也处于相当稳定的态势。1997－2004年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增量中，中国贡献的比例为24％，对比1991－1996年间23.5％没有出现明显加速的趋势。另外，1990年代以来，虽然美国进口商品中中国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整个环太平洋地区所占比例却处于下降趋势之中。中国只是取代了本地区其他国家而成为美国重要的进口地，同时中国也取代了美国成为这些国家重要的出口基地，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美商品贸易顺差逐年增加，而中国整体的商品贸易顺差维持稳定的原因。从地缘上，造成美国贸易赤字不断累积的主要地区是北美经济贸易自由区和欧元区。
近几年美中之间商品贸易格局的动态变化有利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纠正。美国商品贸易赤字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不是进口增长太快，而是出口增长太慢。1990－1999年间，美国的进口年均增长为7.7％，而出口年均增长仅为6.7％，美国2001和2002年的商品出口甚至出现了下降，2003年也才刚刚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美国近年来的出口迟滞构成了商品贸易逆差累积的主要原因。1990－1999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年均增长9.5％，而同期美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年均增长21.3％，进出口的不平衡发展造成美中之间商品贸易逆差逐年放大。不过，这种情形在2000年以来开始出现一些变化，2000－2004年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19.6％，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开始出现巨增，年均增长21.6％。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因而，从这一角度看，近几年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关系在动态上甚至有利于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状况的改善。
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人民币汇率调整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格局。理论上，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一国的货币贬值可以提高本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反之会鼓励进口、抑制出口。但是这种机制发挥作用还要考虑贸易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货币贬值带给贸易收支的初始改善必须超过国民收入增加后进口增多带来的贸易收支的恶化，货币贬值才能从净值上改善贸易收支。
对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经验研究显示：第一，汇率冲击不是我国贸易收支变动的决定性因素，收入冲击才是我们贸易收支变化的决定性力量。第二，中国贸易收支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周期变化之间的关联性不强，但是与外国，特别是主要贸易对象的经济周期变化具有很强的联动关系。中国的出口收入弹性高于进口收入弹性的程度要大于中国经济增长高于贸易对象经济增长的程度，因而也就决定了中国贸易收支的整体顺差格局，汇率变动不会改变持续顺差的基本格局，即使会缩小顺差，这种冲击也相当有限。
谁制造了美国的失业问题
2003年6月开始，健全美元联盟抛出了每月一期的《亚洲货币操纵监控报告》。强调指出，中国、日本和韩国均存在严重的货币操纵行为，东亚地区的货币操纵构成了美国制造业失业的主要原因。健全美元联盟中的成员向国会提供的相关证词中反复强调了东亚地区货币低估，给美国的制造业带来了不公平竞争。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也一再向布什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以缓解美国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
出口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善美国制造业的失业问题。颇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一国汇率同其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负相关，即本国货币升值以后，本国生产的制造品价格上升，而外国生产的竞争性制造品价格下降，本国制造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这种判断误导了对出口竞争力的理解，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因素，比如自然禀赋上的差异，国内补贴、税收和规制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比如，欧洲1985－1990年间货币普遍出现了升值，而制造业的竞争力却反而加强了。
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基数高而且呈现不断上升，美国私人部门制造业的雇佣成本指数从1989年6月基期的100上升到了2004年12月的175.4，年均增长4.9％。与之对比，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基数低，而且剩余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使得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具有优势，这种优势不是简单的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就能抵消。人民币升值无法改变美中之间的制造品出口竞争力对比，因而也无法改善美国制造业的失业问题。
另外，即便美国成功地把中国排除到美国市场之外，它还必须从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地方寻找替代品，美国消费者将不得不每年为此多付出几百亿美元的额外支付。
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是发达国家制造业高度发达的结果。1960年代以来，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美国、欧洲和日本表现最为明显。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65年达到28％的高峰值后，便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相对薄弱时，人们把这一趋势归结为自动化，机器替代了工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崛起以后，开始把这种趋势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五分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美国制造业向国外特别是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进行转移。我们的结论为：不是中国人抢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饭碗，而是他们自己更换了饭碗，或者是他们自己人抢了自己人的饭碗。
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更多是出于利益集团的斗争和政治上的压力。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是：一项使多数人蒙受损失而少数人获益的政策常常能够获得政治上的成功；而使少数人蒙受损失大多数人获益的政策常常不能获得政治上的支持。现在，美国的情形就是如此，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可能使大多数的美国消费者受损，少部分的制造企业获益(这种益处还有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
谁在主宰世界的通货状况
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言论中，“中国输出通货紧缩”
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时任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及其副手河合正弘是这种观点的鼓吹者。
他们认为：一是出口增长结合国内的价格紧缩以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促使中国不仅向邻国而且向整个世界输出通货紧缩；二是在应对全球性通货紧缩方面，美国、欧洲、日本分别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通货再膨胀政策，现在也应该包括中国。中国要么严格限制出口，要么让人民币升值。
中国是否向全球输出了通货紧缩？理论和实证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首先，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全球美元本位特征下的“中心－外围”架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传递机制完全不同于金本位制，只能由“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单向传递。如果是金本位，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会消耗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黄金，从而引起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就像美国、德国在19世纪晚期的快速经济增长造成了1870年代到1896年世界范围内的通货紧缩那样。而在美元本位特征下，除非美联储减少了基础货币供应，不会出现货币短缺的现象，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压力产生于美国的经济泡沫破灭以及美国的通货紧缩压力。
其次，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中的日本、欧盟均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变化能够很大程度上冲销中国物价对其国内价格的影响，中国实际上缺少向这些国家输出通货紧缩的机制。
最后，考虑到加工贸易以后中国的出口总额大致占世界的3％，而中国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也只占它们GDP总量的1％－2％。中国的贸易规模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对世界市场价格产生显著影响。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双循环结构中，美国主宰了世界的通货状况。当前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是美国巨额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累积，全球国际收支出现严重失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已经达到了6659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5.7％。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基本上演变为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积累不断向世界上其他国家输出美元，从而获得实际产品的注入，并且基本上不需承担未来美元贬值的风险和责任；同时，美国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低收益的美元资产凭证，输出的美元又通过其他国家的实际资本注入回笼到美国国内。这种美元货币、实际资源和美元资产凭证的双循环流动结果使得美国不断向世界范围输出美元资产凭证，同时不断从世界范围内获得实际产品注入。美元货币扮演了一个中介角色，世界性的通货状况由美联储供应的美元货币多少决定。
调整汇率制度还是调整汇率水平
从人民币的未来前景看，我们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人民币是否存在低估？第二，如果存在低估，人民币应该作何调整，先调汇率水平还是先调汇率制度，抑或两者同时调整？
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货币升值，人民币低估的事实很清楚。1994年以来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0％，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1994年前，我们放弃了高估人民币的政策，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相反方向的挑战。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结构已经大不一样，可见的未来这种增长势头还将继续。因此，我们认为人民币确实存在低估，但是没有国外舆论宣称的那样大。
当前的人民币问题主要是两个选择的问题：调整汇率水平，仍然与美元挂钩；调整汇率制度，与美元脱钩，或者选择钉住一揽子货币，或者选择自由浮动。
汇率制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是模糊的，实证研究并未给出二者之间的确定性关系。由于经验研究无法给出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更好的肯定结论，人民币从固定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反而使得宏观经济风险增加了一维。因此，即便人民币需要进行调整，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必然要走向浮动汇率制度。认为调整人民币汇率即意味着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一种误解。
总之，呼吁人民币升值的论调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国际舆论夸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成了这个混乱世界的替罪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方周末 2005-05-08 15:49:11
□覃东海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最近几年层出不穷，先是日本抛出“输出通缩论”，后来是美国把贸易逆差和失业问题归咎其上，现在又是“汇率操控论”，这些论调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是夸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成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替罪羊。
4月6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美国政府，如果中国在未来半年内未能使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这项修正案令人意外地以67比33票通过。4月19日，舒默和格雷厄姆又召开记者会，正式要求美国政府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而之前于4月17日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也弥漫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
实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最近两三年一直持续不断，今年三四月份以来只是进入了又一波高潮。不断升温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反映出两个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已经从原来的自给自足转变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尤其是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给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和演变带来了巨大震动；其次，近年来世界经济波动剧烈，风险日渐积累，石油价格冲击和国际收支失衡构成全球经济保持良好态势的最大威胁和不确定因素。美国经济遭遇“无就业的增长”，欧洲经济沉疴不起，日本经济难以走出通缩陷阱。在这些背景之下，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悄然抬头，各国政府开始纷纷借人民币大做文章。
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实原因何在？这种依据的真实性有多少？中国因素对世界的影响究竟又有多大？另外，就未来而言，人民币将何去何从？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将要作出何种调整？本文试图求解这些问题。
人民币升值能否改变美中贸易格局
实际上，最近几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一直层出不穷，日本最先发起，欧洲随后加入合唱，到现在则是美国唱主角。2003年以来，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不断发表公开评论，希望人民币选择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美国的利益集团，以健全美元联盟为代表，纠集了美国纺织业协会、美国林业和纸业协会、国家制造者协会以及制造业技术协会等机构不断要求人民币重估。
美国为什么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呢？
美国方面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最大理由是美中之间的巨大贸易失衡。根据美国普查局的资料，从2000年开始，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贸易逆差产生地。2004年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1620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商品贸易逆差的24％。1995－2004年的十年之间，美中商品贸易逆差增长了将近4倍。纠正贸易逆差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减少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支出调整法；二是货币贬值的支出转移法。在国内政策无法寻找突破的情况下，美国只有在外部路径上进行选择：美元贬值，强势美元政策被弱势美元政策取代。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而人民币维持对美元的事实钉住，首当其冲成为布什政府的责难对象。
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中国因素被夸大了，中国并非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增量意义上的最大来源地。虽然从存量上看，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已经相当惊人，但是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中中国所占比重看，则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虽然2004年突然加速到了24％，但仍然没有突破1997年25％的历史高位。美中之间商品贸易逆差逐年加大的态势只是美国全部商品贸易逆差逐年加大的缩略版。
从增量意义上，中国对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累积的贡献度也处于相当稳定的态势。1997－2004年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增量中，中国贡献的比例为24％，对比1991－1996年间23.5％没有出现明显加速的趋势。另外，1990年代以来，虽然美国进口商品中中国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整个环太平洋地区所占比例却处于下降趋势之中。中国只是取代了本地区其他国家而成为美国重要的进口地，同时中国也取代了美国成为这些国家重要的出口基地，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美商品贸易顺差逐年增加，而中国整体的商品贸易顺差维持稳定的原因。从地缘上，造成美国贸易赤字不断累积的主要地区是北美经济贸易自由区和欧元区。
近几年美中之间商品贸易格局的动态变化有利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纠正。美国商品贸易赤字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不是进口增长太快，而是出口增长太慢。1990－1999年间，美国的进口年均增长为7.7％，而出口年均增长仅为6.7％，美国2001和2002年的商品出口甚至出现了下降，2003年也才刚刚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美国近年来的出口迟滞构成了商品贸易逆差累积的主要原因。1990－1999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年均增长9.5％，而同期美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年均增长21.3％，进出口的不平衡发展造成美中之间商品贸易逆差逐年放大。不过，这种情形在2000年以来开始出现一些变化，2000－2004年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19.6％，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开始出现巨增，年均增长21.6％。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因而，从这一角度看，近几年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关系在动态上甚至有利于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状况的改善。
汇率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人民币汇率调整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格局。理论上，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一国的货币贬值可以提高本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反之会鼓励进口、抑制出口。但是这种机制发挥作用还要考虑贸易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货币贬值带给贸易收支的初始改善必须超过国民收入增加后进口增多带来的贸易收支的恶化，货币贬值才能从净值上改善贸易收支。
对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经验研究显示：第一，汇率冲击不是我国贸易收支变动的决定性因素，收入冲击才是我们贸易收支变化的决定性力量。第二，中国贸易收支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周期变化之间的关联性不强，但是与外国，特别是主要贸易对象的经济周期变化具有很强的联动关系。中国的出口收入弹性高于进口收入弹性的程度要大于中国经济增长高于贸易对象经济增长的程度，因而也就决定了中国贸易收支的整体顺差格局，汇率变动不会改变持续顺差的基本格局，即使会缩小顺差，这种冲击也相当有限。
谁制造了美国的失业问题
2003年6月开始，健全美元联盟抛出了每月一期的《亚洲货币操纵监控报告》。强调指出，中国、日本和韩国均存在严重的货币操纵行为，东亚地区的货币操纵构成了美国制造业失业的主要原因。健全美元联盟中的成员向国会提供的相关证词中反复强调了东亚地区货币低估，给美国的制造业带来了不公平竞争。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也一再向布什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以缓解美国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
出口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善美国制造业的失业问题。颇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一国汇率同其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负相关，即本国货币升值以后，本国生产的制造品价格上升，而外国生产的竞争性制造品价格下降，本国制造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这种判断误导了对出口竞争力的理解，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因素，比如自然禀赋上的差异，国内补贴、税收和规制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比如，欧洲1985－1990年间货币普遍出现了升值，而制造业的竞争力却反而加强了。
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基数高而且呈现不断上升，美国私人部门制造业的雇佣成本指数从1989年6月基期的100上升到了2004年12月的175.4，年均增长4.9％。与之对比，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基数低，而且剩余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使得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具有优势，这种优势不是简单的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就能抵消。人民币升值无法改变美中之间的制造品出口竞争力对比，因而也无法改善美国制造业的失业问题。
另外，即便美国成功地把中国排除到美国市场之外，它还必须从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地方寻找替代品，美国消费者将不得不每年为此多付出几百亿美元的额外支付。
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问题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是发达国家制造业高度发达的结果。1960年代以来，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美国、欧洲和日本表现最为明显。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65年达到28％的高峰值后，便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相对薄弱时，人们把这一趋势归结为自动化，机器替代了工人；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崛起以后，开始把这种趋势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五分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美国制造业向国外特别是向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进行转移。我们的结论为：不是中国人抢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饭碗，而是他们自己更换了饭碗，或者是他们自己人抢了自己人的饭碗。
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更多是出于利益集团的斗争和政治上的压力。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是：一项使多数人蒙受损失而少数人获益的政策常常能够获得政治上的成功；而使少数人蒙受损失大多数人获益的政策常常不能获得政治上的支持。现在，美国的情形就是如此，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可能使大多数的美国消费者受损，少部分的制造企业获益(这种益处还有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
谁在主宰世界的通货状况
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言论中，“中国输出通货紧缩”
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时任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及其副手河合正弘是这种观点的鼓吹者。
他们认为：一是出口增长结合国内的价格紧缩以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促使中国不仅向邻国而且向整个世界输出通货紧缩；二是在应对全球性通货紧缩方面，美国、欧洲、日本分别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通货再膨胀政策，现在也应该包括中国。中国要么严格限制出口，要么让人民币升值。
中国是否向全球输出了通货紧缩？理论和实证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首先，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全球美元本位特征下的“中心－外围”架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传递机制完全不同于金本位制，只能由“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单向传递。如果是金本位，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对基础货币的需求会消耗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黄金，从而引起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就像美国、德国在19世纪晚期的快速经济增长造成了1870年代到1896年世界范围内的通货紧缩那样。而在美元本位特征下，除非美联储减少了基础货币供应，不会出现货币短缺的现象，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压力产生于美国的经济泡沫破灭以及美国的通货紧缩压力。
其次，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中的日本、欧盟均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变化能够很大程度上冲销中国物价对其国内价格的影响，中国实际上缺少向这些国家输出通货紧缩的机制。
最后，考虑到加工贸易以后中国的出口总额大致占世界的3％，而中国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也只占它们GDP总量的1％－2％。中国的贸易规模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对世界市场价格产生显著影响。
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双循环结构中，美国主宰了世界的通货状况。当前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是美国巨额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累积，全球国际收支出现严重失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已经达到了6659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5.7％。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基本上演变为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积累不断向世界上其他国家输出美元，从而获得实际产品的注入，并且基本上不需承担未来美元贬值的风险和责任；同时，美国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低收益的美元资产凭证，输出的美元又通过其他国家的实际资本注入回笼到美国国内。这种美元货币、实际资源和美元资产凭证的双循环流动结果使得美国不断向世界范围输出美元资产凭证，同时不断从世界范围内获得实际产品注入。美元货币扮演了一个中介角色，世界性的通货状况由美联储供应的美元货币多少决定。
调整汇率制度还是调整汇率水平
从人民币的未来前景看，我们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人民币是否存在低估？第二，如果存在低估，人民币应该作何调整，先调汇率水平还是先调汇率制度，抑或两者同时调整？
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货币升值，人民币低估的事实很清楚。1994年以来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0％，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1994年前，我们放弃了高估人民币的政策，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现在，我们面临一个相反方向的挑战。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结构已经大不一样，可见的未来这种增长势头还将继续。因此，我们认为人民币确实存在低估，但是没有国外舆论宣称的那样大。
当前的人民币问题主要是两个选择的问题：调整汇率水平，仍然与美元挂钩；调整汇率制度，与美元脱钩，或者选择钉住一揽子货币，或者选择自由浮动。
汇率制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是模糊的，实证研究并未给出二者之间的确定性关系。由于经验研究无法给出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更好的肯定结论，人民币从固定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反而使得宏观经济风险增加了一维。因此，即便人民币需要进行调整，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必然要走向浮动汇率制度。认为调整人民币汇率即意味着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一种误解。
总之，呼吁人民币升值的论调并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国际舆论夸大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成了这个混乱世界的替罪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