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杨得志将军的两次上书

角落里的历史：杨德志将军的两次“上书”

作者：百锶

提起杨得志上将，熟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用“功勋卓著”四个字来褒奖杨得志将军，他受之无愧。杨得志将军本人的军事生涯几乎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的战斗历史的缩影。他参加和指挥的战斗战役有：井冈山斗争时期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红军长征中的“突破乌江”、“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时期的“邯郸战役”、“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战役”、以及围打新保安，吃掉了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抗美援朝战争中，杨得志将军率领第19兵团入朝。1951年10月，19兵团的第64军和第47军进行了马良山阻击战，该山岭成为侵朝联军的“伤心岭”。第19兵团还参加了1952年4月22日开始的历时五十多天的第五次战役。1952年7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第二司令员，此时，彭德怀司令员已经回国，作战方面的指挥工作主要由杨得志担负。杨得志直接参与指挥了闻名世界的“上甘岭战役”。1979年2月，杨得志以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身份指挥了西线（云南方面）“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当然，杨得志将军参加的战斗战役还不止这些。


杨得志将军在文革中和在1989年有两次不寻常的“上书”，从骨子里表现出了一名军人刚直不阿的特质。

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林彪集团向张春桥发难，会议之初，江青、张春桥等人十分被动，对于文革不满的一批军队高级干部在分组会上发言特别积极，但杨得志将军很沉稳，并不多言。根据许世友秘书李文卿将军的回忆，华东组不点名地批判张春桥的气氛十分火爆，许世友作为华东组负责人也加入了批判行列，随后要他起草一封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信，要求把中央政治局那个“犯错误的人”（指张春桥－笔者注）放到基层去锻炼。实际上，就是要求罢张春桥的官。韩先楚最先看到了这封信，积极支持许世友，也叫秘书写了同样内容的信。以后，韩先楚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杨得志。杨得志二话没说，回去就叫秘书也写了一模一样的信，上呈毛泽东和林彪。其实，杨得志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的。文革中，许世友和张春桥在华东的许多问题上看法相佐，是一对儿出了名的“冤家”。韩先楚因福建“支左”支错了派，也被中央文革点了几次名，只因他身处“福建前线”，情况特殊，获得了林彪和周恩来的保护，躲过一劫；两人和张春桥多少有些“私怨”。但杨得志情况不同，中央文革几乎没有去触动过他，而且还间接地替他摆功说好。举一个小例子：文革初期，所有的电影几乎都被禁演了，只剩下“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可以公演，但中央文革还特批了一部公演电影，那就是《突破乌江》。那时候，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知道，里面红军团长的原型就是杨得志。这是从一个侧面来告诉“造反派”，中央文革认为杨得志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也是如此，杨得志在文革初期基本没有受到冲击，按说，他应该对中央文革“感恩戴德”，可他最终还是不买中央文革的帐，站到了江青、张春桥的对立面。“正邪自古同冰炭”，杨得志将军紧紧的守住了这一条，坚决不上江青、张春桥的船，而且还鲜明地站在了反对他们的人的一边。在充满政治变数的文革中，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9.13事件”后，1972年，清查人员在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中，发现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上将在“庐山会议”（1970年）初期分别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三封信。根据信中所附呈阅件显示，这些信是由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负责会议秘书工作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按程序呈周恩来，周恩来又按程序转呈林彪和毛泽东的。在逐步呈送之中，信在林彪处“卡壳”，毛泽东没有看到信。于是，江青大做文章，提出三个上将有“阴谋”，要他们说清楚，交代问题。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人硬是顶住。以后，韩先楚第一个写了一个“情况说明”，直接交当时的总政主任李德生，要他转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并不理会江青。许世友和杨得志干脆来了个“泥牛入海”，根本不吭气。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意有所指地对周恩来讲到了军队还要不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周恩来让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分别到南京和济南向许世友和杨得志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希望他们做个“检讨”。1973年5月，三位大军区司令将“检讨”上呈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扣住了许世友和杨得志的“检讨”，单单要求把韩先楚的“检讨”印发政治局。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笔者不得而知。

不过，这次“上书”事件对毛泽东还是有一定刺激，特别是杨得志等人对江青、张春桥的敌视和轻蔑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安。以后，毛泽东要求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也和三上将“写信事件”有关。

距“庐山会议”（1970年）三上将“写信事件”十九年后，1989年6月4日前，杨得志再次“上书”。不过，这一回不是三个上将，而是七个上将一同“上书”中央军委。让我们记住这七位上将的名字：张爱萍、叶飞、杨得志、萧克、李聚奎、陈再道、宋时轮。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1989年和1970年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1989年6月4日前北京的形势到底是怎样的？笔者在此就不罗嗦了，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讲，那恍如昨日之事，知之甚详，我的管窥之见，不提也罢。笔者只想发一句感慨：一些人不要再为了一己之私，或夸张，或扭曲，或虚构6月4日前后的一些事情了。

杨得志等七上将“上书”大体经过如下：1989年5月19日凌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终于在屡次受阻后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绝食学生避雨的公共汽车里，他老泪纵横地用手提扩音器作了其政治生涯的"告别演说"。他"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那一天"，并说自己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一天，晚10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召开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代表政治局常委讲话，要求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杨尚昆的讲话则通报了调兵情况，宣布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20日，戒严部队第一次徒手进城，严重受阻。5月21日下午，部队接到暂缓进城，在郊区集结休整的命令。自5月22日起，已在北京郊区的戒严部队开展了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的教育，以及为驻地群众做好事的活动。这时的报纸、电视电台开始大量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北京市领导人看望戒严部队的消息，其中也包括任中顾委常委的原军队高级领导人。5月19日宣布戒严之后，一些学生来到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徐向前住处，要求面见徐帅，希望徐帅出面制止部队进城（实际上，徐向前因病住院，并不在家）。学生这样的诉求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聂荣臻和邓颖超那里。以后，官方统一口径，以徐帅、聂帅和邓颖超的名义回应了学生。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部队进城是为了维护首都秩序，不是对付学生。正是在戒严部队开展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教育活动这一背景下，也是5月22日，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居中穿线，她写了一封和徐帅、聂帅表态信内容大致一样的信。一天时间找到了当时还在世的十几位上将签字。其中，有的人避而不见，有的人婉拒，但上述七位上将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关键时刻，他们高风亮节，勇于表达出了自己的意见。因为这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戒严部队要牢记。实际上婉转地表明，反对以武力解决问题。在当时，即将在北京“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前夕，这样的信在主张武力解决问题的邓小平等人看来是非常不合事宜的。这封信还在当天晚上送到了新华社，毫无疑问，立刻被扣了下来。第二天，即5月23日，北京爆发了自戒严以来最大游行，“七上将的联名信”被当做传单散发出来，不过，内容已经面目全非，中心思想变成了七名退休上将联名上书中央军委，反对戒严，反对以李鹏为首的“伪政府”，要求召开军委会议，罢免邓小平。但是，七位上将没有人出来急忙地表白自己，他们选择了沉默，这时的沉默真的比金子还贵重。

6月4日以后，中顾委开会，专门“清查”七上将上书中央军委的事情。张爱萍将军根本不去参加会，还让人传话给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让历史来证明这件事的对错。杨得志将军正相反，每会必到，而且非常实事求是的说：“七个人上书中央，我签了字。其实，我自己还亲手写了一封信，只是我这一份还未修改好，那封联名信就已经报上面了。”杨得志将军讲得非常明白，没有七个人联名“上书”，我自己也是要“上书”的！在“六四”这件事上，杨得志将军的风骨令人赞叹。

写到这里，笔者不尽想到，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仅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就能够服人吗？真正的名将一定要有过硬的品格。
角落里的历史：杨德志将军的两次“上书”

作者：百锶

提起杨得志上将，熟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用“功勋卓著”四个字来褒奖杨得志将军，他受之无愧。杨得志将军本人的军事生涯几乎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的战斗历史的缩影。他参加和指挥的战斗战役有：井冈山斗争时期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红军长征中的“突破乌江”、“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时期的“邯郸战役”、“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战役”、以及围打新保安，吃掉了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抗美援朝战争中，杨得志将军率领第19兵团入朝。1951年10月，19兵团的第64军和第47军进行了马良山阻击战，该山岭成为侵朝联军的“伤心岭”。第19兵团还参加了1952年4月22日开始的历时五十多天的第五次战役。1952年7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第二司令员，此时，彭德怀司令员已经回国，作战方面的指挥工作主要由杨得志担负。杨得志直接参与指挥了闻名世界的“上甘岭战役”。1979年2月，杨得志以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身份指挥了西线（云南方面）“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当然，杨得志将军参加的战斗战役还不止这些。


杨得志将军在文革中和在1989年有两次不寻常的“上书”，从骨子里表现出了一名军人刚直不阿的特质。

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林彪集团向张春桥发难，会议之初，江青、张春桥等人十分被动，对于文革不满的一批军队高级干部在分组会上发言特别积极，但杨得志将军很沉稳，并不多言。根据许世友秘书李文卿将军的回忆，华东组不点名地批判张春桥的气氛十分火爆，许世友作为华东组负责人也加入了批判行列，随后要他起草一封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信，要求把中央政治局那个“犯错误的人”（指张春桥－笔者注）放到基层去锻炼。实际上，就是要求罢张春桥的官。韩先楚最先看到了这封信，积极支持许世友，也叫秘书写了同样内容的信。以后，韩先楚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杨得志。杨得志二话没说，回去就叫秘书也写了一模一样的信，上呈毛泽东和林彪。其实，杨得志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的。文革中，许世友和张春桥在华东的许多问题上看法相佐，是一对儿出了名的“冤家”。韩先楚因福建“支左”支错了派，也被中央文革点了几次名，只因他身处“福建前线”，情况特殊，获得了林彪和周恩来的保护，躲过一劫；两人和张春桥多少有些“私怨”。但杨得志情况不同，中央文革几乎没有去触动过他，而且还间接地替他摆功说好。举一个小例子：文革初期，所有的电影几乎都被禁演了，只剩下“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可以公演，但中央文革还特批了一部公演电影，那就是《突破乌江》。那时候，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知道，里面红军团长的原型就是杨得志。这是从一个侧面来告诉“造反派”，中央文革认为杨得志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也是如此，杨得志在文革初期基本没有受到冲击，按说，他应该对中央文革“感恩戴德”，可他最终还是不买中央文革的帐，站到了江青、张春桥的对立面。“正邪自古同冰炭”，杨得志将军紧紧的守住了这一条，坚决不上江青、张春桥的船，而且还鲜明地站在了反对他们的人的一边。在充满政治变数的文革中，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9.13事件”后，1972年，清查人员在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中，发现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位上将在“庐山会议”（1970年）初期分别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三封信。根据信中所附呈阅件显示，这些信是由当时在庐山会议上负责会议秘书工作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按程序呈周恩来，周恩来又按程序转呈林彪和毛泽东的。在逐步呈送之中，信在林彪处“卡壳”，毛泽东没有看到信。于是，江青大做文章，提出三个上将有“阴谋”，要他们说清楚，交代问题。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三人硬是顶住。以后，韩先楚第一个写了一个“情况说明”，直接交当时的总政主任李德生，要他转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并不理会江青。许世友和杨得志干脆来了个“泥牛入海”，根本不吭气。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意有所指地对周恩来讲到了军队还要不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周恩来让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分别到南京和济南向许世友和杨得志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希望他们做个“检讨”。1973年5月，三位大军区司令将“检讨”上呈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扣住了许世友和杨得志的“检讨”，单单要求把韩先楚的“检讨”印发政治局。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笔者不得而知。

不过，这次“上书”事件对毛泽东还是有一定刺激，特别是杨得志等人对江青、张春桥的敌视和轻蔑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安。以后，毛泽东要求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也和三上将“写信事件”有关。

距“庐山会议”（1970年）三上将“写信事件”十九年后，1989年6月4日前，杨得志再次“上书”。不过，这一回不是三个上将，而是七个上将一同“上书”中央军委。让我们记住这七位上将的名字：张爱萍、叶飞、杨得志、萧克、李聚奎、陈再道、宋时轮。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1989年和1970年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1989年6月4日前北京的形势到底是怎样的？笔者在此就不罗嗦了，因为对于许多人来讲，那恍如昨日之事，知之甚详，我的管窥之见，不提也罢。笔者只想发一句感慨：一些人不要再为了一己之私，或夸张，或扭曲，或虚构6月4日前后的一些事情了。

杨得志等七上将“上书”大体经过如下：1989年5月19日凌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终于在屡次受阻后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绝食学生避雨的公共汽车里，他老泪纵横地用手提扩音器作了其政治生涯的"告别演说"。他"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那一天"，并说自己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一天，晚10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召开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代表政治局常委讲话，要求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社会正常秩序。杨尚昆的讲话则通报了调兵情况，宣布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20日，戒严部队第一次徒手进城，严重受阻。5月21日下午，部队接到暂缓进城，在郊区集结休整的命令。自5月22日起，已在北京郊区的戒严部队开展了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的教育，以及为驻地群众做好事的活动。这时的报纸、电视电台开始大量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北京市领导人看望戒严部队的消息，其中也包括任中顾委常委的原军队高级领导人。5月19日宣布戒严之后，一些学生来到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徐向前住处，要求面见徐帅，希望徐帅出面制止部队进城（实际上，徐向前因病住院，并不在家）。学生这样的诉求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聂荣臻和邓颖超那里。以后，官方统一口径，以徐帅、聂帅和邓颖超的名义回应了学生。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部队进城是为了维护首都秩序，不是对付学生。正是在戒严部队开展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教育活动这一背景下，也是5月22日，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居中穿线，她写了一封和徐帅、聂帅表态信内容大致一样的信。一天时间找到了当时还在世的十几位上将签字。其中，有的人避而不见，有的人婉拒，但上述七位上将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关键时刻，他们高风亮节，勇于表达出了自己的意见。因为这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戒严部队要牢记。实际上婉转地表明，反对以武力解决问题。在当时，即将在北京“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前夕，这样的信在主张武力解决问题的邓小平等人看来是非常不合事宜的。这封信还在当天晚上送到了新华社，毫无疑问，立刻被扣了下来。第二天，即5月23日，北京爆发了自戒严以来最大游行，“七上将的联名信”被当做传单散发出来，不过，内容已经面目全非，中心思想变成了七名退休上将联名上书中央军委，反对戒严，反对以李鹏为首的“伪政府”，要求召开军委会议，罢免邓小平。但是，七位上将没有人出来急忙地表白自己，他们选择了沉默，这时的沉默真的比金子还贵重。

6月4日以后，中顾委开会，专门“清查”七上将上书中央军委的事情。张爱萍将军根本不去参加会，还让人传话给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让历史来证明这件事的对错。杨得志将军正相反，每会必到，而且非常实事求是的说：“七个人上书中央，我签了字。其实，我自己还亲手写了一封信，只是我这一份还未修改好，那封联名信就已经报上面了。”杨得志将军讲得非常明白，没有七个人联名“上书”，我自己也是要“上书”的！在“六四”这件事上，杨得志将军的风骨令人赞叹。

写到这里，笔者不尽想到，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仅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就能够服人吗？真正的名将一定要有过硬的品格。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28 18:55:2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