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1979对越作战西线总指挥杨得志

1979年1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对调，临阵换将，由杨得志出任对越作战西线总指挥。杨得志本人当时正在北京开会，1978年12月31日晚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前往人民大会堂连夜开会，被临时授命。

说起杨得志，那也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在解放军中和杨勇、杨成武并称“三杨”。

杨得志出生1911年，湖南醴陵人，父亲是铁匠，家中贫困。杨得志从小放牛砍柴，还在安源煤矿当过挑煤工，在衡阳修过铁路。17岁的时候，杨得志和24名筑路工人一起参加了湘南暴动，成为工农革命军第7师的师部通信员。后来跟着朱德和陈毅上了井冈山，在红4军特务营当战士。“八月失败”后，部队在汝城整编，杨得志进了红4军主力28团当战士。接下来的岁月里，杨得志先后在红4军、红15军、红3军中战斗成长，22岁时就当上了红3军7师20团的团长。这红3军7师就是后来的红1军团第1师第1团的前身。

红军时期，战斗紧张残酷，干部战士消耗很大。当初一起参军的25名筑路工人，最后只有杨得志一人还幸存。他的老师长曾士峨，电视剧《井冈山》里那个警卫毛泽东的曾大个，三次反围剿时在高兴圩打19路军，久攻不下，曾士峨就召集全师排以上军官上刺刀亲自冲锋，结果当场阵亡。毛说和19路军是“打了个平手”，晚年的蒋光鼐还不服，说是红军无故先打的19路军。

杨得志年轻的时候火气不小，随着阅历和地位的上升，逐渐变得深沉稳重起来。加上为人诚恳，人缘很好，和上下级都相处融洽。这种性格特点也为杨得志日后在军中的稳步上升奠定了人际基础。

长征开始的时候，杨得志已是红一方面军红1军团第1师第1团的团长。突破乌江、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都是杨得志率领红1团冲锋在前。红1团历经多年改编，至今还是解放军现役部队，就是广州军区42集团军163师的487团。1979年对越作战时番号为55军163师487团，在同登、谅山方向进攻，向同登敌后迂回穿插，四打探某高地，攻占扣马山，一路血战。整个战役中共毙敌1932人，俘敌17人。战后有1个营级单位、4名个人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军委级获勋总数比肩于东西两线大部分的师级单位。

红军东征结束后，杨得志被任命为红2师师长。能当上中央红军师长的，在解放军中也是有数的。陈赓早就当过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那分量不够，1955年授衔前还要找老红1师师长李聚奎来证明，自己曾经当过在陕北重新组建的红1师师长。当然，也有人说这是陈赓开的一个玩笑，反正陈大将从来都是潇洒不羁的。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红一方面军改编成115师343旅和344旅，红1军团改编成343旅685团和115师独立团，685团则由红2师改编而来。当时杨得志正在抗大学习，685团团长本由黄永胜来担任。临时黄永胜搞出了点事，团长就落到了杨得志手里。能成为八路军最早的15个团的首任团长，那是千军之源，是非同一般的荣誉。红2师历经改编，现在也是解放军的现役部队，即济南军区54集团军127师。因127师379团有叶挺独立团成分，因此该师又称为“铁军师”。

685团上来就首战平型关，担负老爷庙沟北高地的阻敌任务。众所周知，这一战主要打的是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的辎重大队和兵站汽车联队。虽然这股日军不是精锐的野战部队，但战斗依然非常残酷。电影《太行山上》中，曾出现中日两军肉搏老爷庙的精彩一幕，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打伏击圈中辎重部队的主要是张绍东的687团；打汽车队的是李天佑的686团，斩腰截腹，肉搏老爷庙就是686团副团长杨勇带队上去的；杨得志的685团是扎口袋的，从外往里打汽车队。不过，当时在平型关正面作战的日军21联队第3大队出动了3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中队来救援，正好与685团3营遭遇，大战了一场。685团1个营顶住了日军野战部队近1个大队的攻击，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685团3营前身是红3军9师、红1军团第2师第2团，现在是济南军区54集团军127师380团。

平型关一战，685、686团在老爷庙全歼日军汽车队，击毙日军253人，另外685团阻击日军21联队第3大队的救援，据日军自己统计伤亡不超过80人，总计歼敌约330人。685团伤亡223人，686团伤亡286人，总计伤亡509人，还超过日军，可见抗战初期日军的厉害。

八路军大发展时期，杨得志去了冀鲁豫，跟着刘伯承和邓小平转战多年。日本投降后，杨得志和苏振华奉命率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开赴东北。过热河时，又接到命令留在华北。1纵倒是放回了冀鲁豫，可杨得志被聂荣臻给留下了，当了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不过这样也好，解放战争中华北是表现最不好的战区，贺龙、聂荣臻、肖克这样的红军时期名将都没出什么彩，徐向前因病到得太晚，又给放到了山西，要是没有杨得志、杨成武撑住局面，什么清风店大捷、解放石家庄，啥时候能看到都很难说。

杨得志的冀鲁豫1纵后来归了杨勇，和冀鲁豫7纵编成中野1纵，也成就了杨勇日后的二野5兵团司令员职务。1949年全军整编时，中野1纵拆分成了二野的16军和18军。16军是杨得志的老1纵成分，在50年代成为第一支全苏械部队，即现在的沈阳军区第16集团军。18军是中野1纵20旅为主编成的，前身是原冀鲁豫7纵。20旅的旅长是谁呀？吴忠。“九一三事件”时毛泽东夸奖的“吴忠有忠”。1979年对越作战时，吴忠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亲自带着42军124师攻入高平。18军后来跟着军长张国华解放西藏，天下闻名。18军的老部队现在一部分融入了西藏军区的血脉里，留下一支骨干就是成都军区13集团军149师，原西藏军区陆军52师，中印边境反击战的功勋部队，1969年和50军149师对调防务和番号。1979年对越作战时，149师攻克沙巴，重创越军中排名第五的316A师，打出赫赫威名。50军撤销后149师归了13集团军，虽然是外来户，据说比土著37师混得要好。

清风店战役是杨得志的名作。本来是围徐水，要打南北的援军。因为两路援军密集靠拢，没打动。杨得志即率主力向西佯动，故作损失严重撤退之状。这下把石家庄的罗历戎第3军给引出来了，企图和徐南、徐北的国军一起会歼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高兴了，好大一块肥肉！别看华东战场嘁哩喀嚓一次能吃国军几个师，华北一次吃掉一个师都不是容易的事。不过有问题，如果让罗历戎靠近保定，和保定国军连成一片，那就难打了。可晋察冀野战军最近的部队此时离预定战场清风店也有75公里，如果让罗历戎过了清风店，就很难再找到有利地形打歼灭战。杨得志立即动员全军昼夜急行，用双腿追过汽车轮子，各部长途100余公里，终于赶到清风店各预定地区，堵住并包围了罗历戎的第3军。然后就是快刀斩乱麻，攻坚阻援，2天半战斗全歼第3军1万3千余人，活捉军长罗历戎。石家庄战役也是杨得志指挥的，歼敌2万，成为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当时朱老总不但亲临战场鼓舞士气，还赋诗祝捷。

平津战役时杨得志是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和罗瑞卿、耿飚搭档，军委电文一概称之为“杨罗耿”。因为程子华率东北先遣兵团入关打了密云，傅作义受惊，急调增援张家口的郭景云35军返回北平。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多年的起家部队，打伪蒙军、打日军都是一把好手，在华北也曾把解放军打得七荤八素。傅作义治军严格，他的部队号称“七路半”，意思是比八路差半点。大同集宁战役让贺龙、聂荣臻两部折戟，傅作义还给毛泽东发了公开电劝降，据说气得毛怒目圆睁：“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著名的冀中穿心战也给华北解放区造成了重大损失。如果蒋介石早点把华北军政交给傅作义统一运筹，那战局可能会复杂得多。如今蒋介石要傅作义南撤，没有35军，傅作义就是光杆司令，断不会走。为了把傅作义留在华北，毛泽东急电杨罗耿兵团火速前进截断平张路，拦住35军。郭部有400辆美制十轮卡车，沿大路走急风如电。杨罗耿兵团却还在数百里外，用两条腿和汽车赛跑完全没有胜算。毛泽东见杨罗耿兵团迟迟赶不到，发了大怒，骂了娘，电影《大决战——平津战役》中就有这幕。杨罗耿也急了，冬天过大洋河，全军一起“下饺子”，包括杨罗耿。好在郭景云这人太闹，为点小事耽误了时间，终于被截在新保安，全军尽碎。吃掉35军，杨得志激动不已。在晚年的回忆录《横戈马上》中，杨得志如此说：“我也是打过一些大仗胜仗的人了，但是今天能亲自和广大指战员一起，吃掉多年来在华北战场横行霸道的傅作义王牌35军，内心的激动大不同以往，有点13年前过大渡河的感觉。”

1949年全军整编后，杨得志任19兵团司令员，辖63军、64军、65军。19兵团归隶彭德怀一野，西进解放大西北。兰州战役中，第一次试攻就是19兵团部队为主力，5个团进攻窦家山、古城岭和十里山，却啃了硬骨头。打了一天，伤亡不小，却没能夺下马家军一个阵地。杨得志急了，见彭德怀就请战：“19兵团的历史上还没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还有机会。总攻那天，63军打十里山、窦家山，65军打古城岭、马架山，都是和马家军反复争夺。兰州战役中，打得最惨烈的，就是一野的4军和19兵团的65军。到现在，65集团军还是华北军区硕果仅存的部队，其步兵193师，前身就是长征到陕北后重新组建的红1师。

1951年2月，杨得志又率志愿军19兵团入朝作战。上来就赶上了规模最大的第五次战役。19兵团主攻西线，在63军突破临津江后，64军反复攻击却没能冲破江南岸的韩军第1师阵地。后边的65军2个师又上来了，19兵团5个师背水挤在临津江南岸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进退不得，遭到联合国军优势地空火力的猛烈轰击，军史上称其“遭受了重大牺牲”。杨得志当时的心情可以从他给64军的电报中看出来：各军师本日晚应按原定任务不顾一切牺牲，组织火力密切协同主动配合坚决攻歼该敌。64军各师如不猛插进到目的地完成战役任务，会要遭到革命纪律的制裁！

到底，64军也没能按时插过去，又打成了一线平推。

说一下挡住64军的韩1师。这韩1师是韩军中的头牌部队，不是那故作名头的“首都师”、“白马师”可比。从朝鲜战争爆发，就成为各个战线的救火队员，无论是对阵朝鲜人民军，还是中国军队，都表现出了和其他韩军不同的坚强战斗力。这相当程度要归功于师长白善烨。此人是平壤人，参加过伪满陆军，在华北与八路军作过战。在6.25之后的韩军大溃退中，白善烨率领韩1师多次击退了朝鲜人民军的进攻，逐渐打出了威名。联合国军北进反攻时，白善烨又第一个率军渡过大同江攻入平壤，受到联合国军总部的器重。第五次战役时，就是韩1师坚守住了西线，才使多处防线残破的美第1、第9军能从容后撤，调兵保卫汉城。曾有外军战史将白善烨列为“韩战四杰”之一。如今白善烨已90多岁高龄，成为了韩国军界的“活化石”。白善烨是韩国军队历史上的第一位四星大将，并于2013年8月29日被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任命为名誉司令官。

第五次战役转移阶段，联合国军进行快速反攻，西线65军没能守住议政府、清平川一线，让美军长驱直入，兵临铁原。铁原是朝鲜中部的交通枢纽，所谓“铁三角”的底端，也是志愿军的主要物资供应站。此处一失，志愿军东西战线就被割裂，北部是平坦的平康谷地，联合国军机械化推进难以阻挡，整个朝鲜战局就不堪设想了。而且当时志愿军各部都是急急后退，建制混乱，立脚未稳，志司总部手里都没有预备队。彭德怀当时四处救火，急得不行。19兵团的防区，让19兵团自己管！于是，杨得志掂了掂手里的部队，64军在最西面和美军正干着，65军刚退下来兵无斗志，只剩早些退下来的63军。虽然粮弹缺乏，官兵疲惫，那也只能上了。63军行，顶硬上，坚守12昼夜，打出了惨烈的铁原阻击战。萨苏曾著有一本《铁在烧》，对此战的描写极为细致详尽。战后，63军的战斗兵员已打得只剩2000余人。65军没有守住阵地，遭到了志司的批评，休整的时候某部煮饺子还被63军人员给掀了锅。

在阵地战阶段，杨得志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协助代司令员邓华指挥作战。著名的坑道防御体系，就是在杨得志主持下推广开来的。晚年，杨得志著有《为了和平》一书，回顾了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经历。

朝鲜回国后，杨得志去了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去济南军区当了司令员。说来也是幸运，济南军区当年地位重要，要防御渤海湾，杨得志投身业务工作，少出政治风头，躲过了之后的诸多险恶政治风浪。1964年全军大比武的时候，杨得志难得热乎了一回，和北京军区的杨勇搞得最卖力。后来罗瑞卿倒台，大比武挨批，杨得志和杨勇胸怀义愤，反击总政治部主任的发难。杨勇就被林彪记住了，杨得志很幸运，毛泽东认为他老实，苦出身，文化少，所谓“厚重少文”，周勃那样的人物，许世友也类似，是可以交托后事的人。而杨得志也确实不负毛泽东所望，正派厚道，能团结人，在军中素有“老杨哥”之称。

就说“三杨”中的那二位吧，杨成武入京当副总参谋长，非常会出风头，紧跟着政治气候走，先批罗瑞卿，再批贺龙，整肃张爱萍，又“大树特树”，红极一时，终于轮到自己，杨余傅事件，倒了台。70年代中期解放老干部，杨成武复出，当了总参党委第二书记，协助叶帅抓兵权，粉碎“四人帮”时也出了力。不过欠账太多。邓小平上台后，很快将杨成武外放福州军区当司令员。“我也劝纪登奎，也讲一下，讲一下就过去了。还有杨成武、吴忠，吴忠不批过不去，杨成武不讲一讲，能行吗？自我批评，恰当处理，政治局要注意稳。”再回来，进政协吧。

杨勇，肉搏老爷庙时敢和日本军官对劈军刀，抗美援朝战争中指挥了金城的最后一战，蒙哥马利面前弹无虚发，我军有数的人才。文革时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拱卫京畿，手里有8个野战军和10多个独立师，位置是多么的重要！文革呢，政治上平的是刘邓、彭罗陆杨的山头，军事上平的是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的山头。北京市委是“独立王国”，倒了。北京军区是华北山头的地盘，杨勇本人又是彭德怀红3军团出来的，政委廖汉生是贺龙的老部下，还能有个好？林彪就说过：“其他军区情况都了解一些，唯独北京军区情况不了解。”于是，以批肖华的事为因子，杨勇提前传达，泄露了消息，以此为借口被打倒，说要“烧而焦”。随后廖汉生也被抓了。

肖华本来是军中红人，娃娃将军，《长征组歌》作者，文武全才。庐山上揭发彭德怀最狠的是他，把钟伟铐出会场的是他，高调批判罗瑞卿的也是他。文革初期惹恼了江青，总政成了“阎王殿”，不过毛还是保他的。因为肖华跑到叶帅家躲藏，引出一个“大闹京西宾馆”来，叶帅和徐帅对着拍桌子，叶帅把手掌掌端远骨都拍断了。后来肖华在“五•一三事件”中大祸临头，加上他自己也不争气，毛终于发话：“肖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倒了。74年解放老干部才放出来去了军事科学院。77年邓小平、陈云找他谈话，外放到兰州军区当第一政委。再回来，也政协了。

北京军区的事很复杂，到底是林彪的问题，还是叶帅的问题，现在也都是语焉不祥。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受命调查此事，最后的结论是：“杨勇、廖汉生被抓起来，关押审查，经反复查核，北京军区没有责任，上面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以后谁也不要问了。”文革中这样的事并不少见，副总长张爱萍被打倒关押，后来去查，下命令的文件上没有签字，无人负责。这就是政治运动，泥沙俱下，个人的生命实在是太渺小。杨勇被打倒后下放石家庄，还挺危险，差点被“加害”。复出后，杨勇先是到新疆军区，后来当了总参第一副总长，主持了79年对越作战。小平很欣赏杨勇，倚仗杨得志、杨勇执掌总参。可惜杨勇年寿不永，83年就因肝癌去世了，不然很可能成为耿飚之后的新一任国防部长。

杨得志在济南军区呆了16年，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才去了武汉军区。说到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也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件大事。其时毛已病弱，但对军队这根弦抓得很紧，想要交班，担心地方呆久了要出“独立王国”，“土壤板结了就要松松土”，于是搞了这么一出。这一事件后果很复杂。北京军区的李德生曾当过中共中央副主席，等于外放去了沈阳军区；沈阳军区的陈锡联进京，后来一度当了中央领导人；广州军区的丁盛北上南京，终于搞出和上海帮开会的一幕，再也说不清楚，抱恨晚年；许世友南下广州军区，到了1979年，得以成就“许世友的最后一战”；韩先楚来了兰州军区，和肖华一同与冼恒汉搞起了矛盾，闹成一桩公案；皮定均去了福州军区，才有后来乘机失事的悲剧。

坐镇云南的昆明军区司令员本来是王必成，和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为湖北麻城乘马岗镇邻村老乡（许世友出生的田铺乡河铺村解放后划归河南省新县），又一起当了赤卫队员，进了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的时候王必成去了新四军，成了粟裕的爱将，带出了号称华野三只虎之一的6纵，就是2004年被裁掉的北京军区第24集团军。在解放战争中，王必成的华野6纵和国民党王牌整编74师两战涟水，打出了血仇。后来在孟良崮战役中王必成带6纵奇袭垛庄，断了74师的后路，又一直打上孟良崮，终于报了一箭之仇。据说74师师长张灵甫也是被6纵击毙的，这事一直没有扯清楚，到现在众所纷纭。1955年王必成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军衔。1960年的时候王必成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当了许世友的副手。结果在文革中因为揭发批判的事情造成误会，许王二人结下了恩怨，王必成才被迫到了昆明军区。这次中央军委确定由昆明军区担负云南方向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任务，下达了作战预令。王必成早早就开始了各项作战准备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满心希望打好这一仗。不想风云突变，在1978年12月31日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的会议上，中央军委同时决定西线临阵换将。对此王必成本人非常不甘心，将其引为一生恨事。坊间传说是许世友向邓小平提出“两个司令能否打到一块”的问题，才让邓下决心换将的。不过广西方向和云南方向都是独立战区，并不存在“打到一块”的问题。因为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明，此事当存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79之战时离文革结束刚刚只有两年多，西线云南方向参战的主力部队是13军和14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军队还有些影响。13军是成都军区所属部队，而成都军区在文革时是重灾区，和上边的各种势力都有牵连。西南地区有很多军工企业，文革时期武斗搞得很厉害，规模很大，一度震惊全国，当地军队也不同程度卷入其中。1979之战前，13军的领导层就做了幅度较大的调整。14军是昆明军区的部队，多年长驻云南。因文革时期军队“支左”，介入群众组织的派仗较深，还参与了著名的“沙甸事件”，有一定的民怨。军区内部也形成派系，分别支持云南的两大对立群众组织“八二三”和“炮兵团”，多次站队审查，造成了一些矛盾纠葛。文革中期震动全国的“云南王”谭甫仁中将被刺案，就与两大派斗争后的挟私报复有很大关系。邓小平曾说过：“经过这十多年，军队的名誉是不好的”，此话并非无的放矢。这样一看，杨得志在历史上与成都军区、昆明军区没什么瓜葛，又是德高望重的资深上将，对于稳定军心和协调指挥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就杨得志本人来说，曾在1967年率友好代表团进入越南北方考察过军事形势，对越军的战术和守备情况较为了解，邓小平将其点将也是深有考虑的。

当时，外电对中国军队临阵换将就作了如此评论：“看来杨得志司令员对越南的作战形式和‘招数’具有相当的知识。”

越军第3师战史则称：“杨得志，武汉军区司令员，曾经在朝鲜指挥战斗，被委以指挥军队直接侵入越南的任务”，是“老奸巨滑的将领”。

杨得志接受了中央军委的任命后，深感责任重大。1979年元旦的一大早，他就出门先后拜访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和决心。老帅们很了解杨得志，像聂帅还是他的老领导，对他指挥作战的能力也很放心，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1月2日，杨得志又去了副总参谋长杨勇家探望。自从总参原来的第一副总长杨成武到福州军区任司令员后，杨勇就成了总参当家的副总长，被邓小平深为倚重。杨勇个性耿直，与杨得志关系很好。他认为这次作战任务非“老杨哥”莫属，并表示总参一定尽全力支持杨得志。

1月3日，杨得志乘专机先飞回了武汉，以最快速度处理并交代了军区的一些重要事务。1月7日上午，杨得志又乘专机飞到昆明军区上任，与王必成进行了工作交接，并听取了情况介绍。两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在这种气氛下见面，多少都有些尴尬。

杨得志：“我向军委提了建议，还是你合适些。”

王必成：“你也熟悉情况，还是执行命令吧。”

是的，不必多说什么了，一切战场上见吧。

为了尽快熟悉情况，杨得志当天下午就飞去了设在开远的昆明军区前进指挥部视察，听取了前指领导关于作战准备情况的汇报，会议一直开到晚上22时才结束。这次自卫还击作战是人民解放军在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形上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并没有太多的经验，任务非常艰巨。杨得志的弦绷得非常紧，在指挥部根本就坐不住，决心亲自到边境上去深入了解情况。他不顾胃病很重的身体，从1月8日起，带领几位军区领导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门的人员连续到边境上的各个攻击地点勘察地形，听取部队汇报，研究作战情况，修订作战计划，昼夜连续地紧张工作。杨得志当年已快70岁了，靠吃药支撑病体，身边都要跟着保健医生，仍然亲自爬了一座又一座的山头看地形，奔波劳顿，寝食无常，靠的是巨大的使命感和惊人的毅力。1月14日，杨得志又亲自陪同总参的杨勇、何正文副总长和总后的张贤约副部长到河口、马关去实地勘察了边境形势。

相对于东线广西方向，西线云南方向是比较次要的战场。首先，地理上离越南首都河内较远，对其威胁较小，越军不容易大规模来援；其次，越军在西线的作战部队较少。一线作战师345师、316A师基本在纵深50公里范围内，二线的334师、344师、341B师是生产师，326师虽为作战师，但位于比莱州更远的山萝地区，其他都是独立团、县队、公安、民军之类，可歼击的目标不多；第三，从战略上看，中国军队是要浅近纵深作战，速歼速回，不宜劳师以远。西线有战略价值的城市老街、柑塘离中越边境较近，适合作为战场。再沿红河向南打到安沛就太远了，又是越北二军区所在地，动静太大，不宜考虑。因此，西线的作战纵深要远小于东线。中国军队在西线先后投入了10个步兵师、4个边防团另3个边防营，对一线越军已经形成5：1以上的兵力优势，对一、二线越军形成了2：1以上的兵力优势，兵器火力上也远强于对方，且握有战略主动权，小打小闹已经够了。

西线的主要作战地区是越南的黄连山省和莱州省。又以黄连山省为主攻方向。较有战略价值的城市大都在红河附近，越军345师就驻守在柑塘周围的红河两岸地区。因此，沿红河两岸发动突击，成为中国军队的首选。越军主力步兵师中排名第五位的316A师也号称“王牌”，驻在莱州省平卢地区。中国军队进攻老街、柑塘，打345师，316A师很可能会出援。为牵制其东援，保障攻击部队的侧翼安全，有必要在莱州省方向进行打击，从北面向316A师施加压力。

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西线的地理特点和越军的部署情况，杨得志与昆明军区的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反复酝酿和讨论，最后形成决心：西线主攻方向确定为沿宽大正面的红河两岸发动突击，向西扫荡越军在坝洒、谷柳、谷珊、保胜、岳山设置的防御体系，向东拔除老街、拔坡、班老、发隆、孟康的越军侵略据点，再向纵深推进夺取柑塘，歼灭越军345师，相机歼灭316A师；次要攻击方向是莱州省的封土地区，歼灭浅近纵深地区越军，牵制316A师东援，并相机继续前出。

1月15日，杨得志在河口的四连山上作出决定，西线主力13军、14军以红河为界，分别在两岸并肩向前突击。这个作战方案上报后，很快得到了军委和总参的批准。一直到了1月27日，农历大年三十了，杨得志已看完了全部地形，对这一仗心中有数了，才回到了开远，带着昆明军区领导与协助作战的贵州省、贵州省军区、云南省的领导人员一起过了年。在临战前的最后阶段，杨得志又投入了大量组织准备工作之中，事无巨细，都一一指导，力争有备无患。

西线作战的一大关键，就是大兵团如何渡过红河。杨得志和昆明军区前指领导几次下到担负红河方向作战的13军，与阎守庆、乔学亭等军领导研究了作战方案。最后决心采取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手段渡过红河，力争偷渡，随时准备强渡，打越军一个出其不意。

西线主攻方向上的第一阶段作战，从1979年2月17日进行至25日。

2月16日夜，13军攻击部队就秘密偷渡红河，建立了登陆场，然后架设浮桥让大部队渡河。至17日早7时，13军已有4个步兵团、3个加强步兵营和7个步兵连的12000余人渡过了红河。

越军在红河西岸设置了纵深防御体系，西起坝洒，东至谷柳、保胜。13军则将3个师一字排开，沿宽大正面发动猛攻。各部打得干脆利落，经过近31个小时的战斗，13军在长达48公里的地段实行了全线突破，歼灭越军1000余人。

与此同时，14军40师也抢渡南溪河，直取老街。老街是黄连山省的省会，位于红河、南溪河交汇处，与中国河口县相望，有公路连接柑塘至莱州，水路可直达河内，既是越西北战略重镇，也是对中国进行挑衅的前进基地。老街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双方在外围和市区进行了反复争夺。战至2月19日下午13时，老街终被攻克。历时两天两夜的老街攻坚战中共击毙越军433人，只俘获4人，可见越军之顽强。

老街被克，14军41师也打下发隆和孟康，42师夺取拔坡、班老，红河以东越军在边境地区的防线被砸碎。13军和14军联手捕捉柑塘越军345师的态势已经形成。

柑塘是沿红河通向河内的重要枢纽，也是越西北盛产磷肥的矿区，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很重要。越军既要“一线决胜”，就不能容这里有失。黎笋已亲自发话，要“死守柑塘”。越军345师当即在柑塘以北展开部队，设下阻击防线。而驻平卢的越军316A 师果然走10号公路东进沙巴，准备增援老街，前锋已至代乃。邓小平当时已下了指示，要在柑塘地区“打一个大仗”、“打一个恶仗”、“歼敌万把人”。杨得志立即主持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命令13军精心组织攻势，坚决打下柑塘。

13军很快确定了决心，加强了兵力、火力，欲毕其功于一役。大战开始后，13军以39师部队长途穿插，攻占代乃，堵住了316A师东进的道路。316A师见与345师联系被切断，急忙向代乃发起猛攻，欲打通道路。39师部队扼守代乃无名高地，顽强阻击2天，没有放316A师的一兵一卒通过，这就是著名的代乃阻击战。与此同时，13军的37师、38师从左右两翼以钳形攻势突击柑塘，边打边插，直取外波河。战斗非常激烈，从2月23日晨一直打到25日下午，13军部队终于攻占柑塘，重创越军345师，将外波河以北的越军全都打散了架，共歼敌 2600余人。

在13军、14军突击红河两岸之时，11军也在西侧的金平当面向越南封土地区发起进攻。11军各部突破边境越军的一线防御阵地，攻占西罗楼、巴沙山口、刘发烟、布多等地，歼敌1000余人，打开了通向纵深地区的道路。

就在柑塘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杨得志的身体撑不住了。

杨得志在昆明军区的40多天里做了大量的战役准备工作，开战后又在开远前指日夜关注战局，运筹兵力调配，实施各种指挥。他本来就有严重的胃病，连续多日高度紧张和疲劳，吃的又多是压缩饼干和罐头食品，加上云南海拔较高，杨得志的身体终于崩溃了。2月25日夜里，杨得志突然病情加重，频繁腹泻便血。到了第二天早晨，已是失血过多，出现了急性左心衰，医生报了病危。因地处前线，医疗设备和医药来不及运到，在请示了军区第一政委刘志坚和副司令员张铚秀后，医生冒险静脉推注吗啡，暂时救回了杨得志的一口气。26日上午，中央军委派解放军301医院专家组乘专机飞抵平远街机场，将杨得志秘密接回北京全力抢救，终于使病情稳定了下来。27日，杨得志的病情刚刚得到控制，还未脱离危险期，就催着秘书把电话架到了床前，以便随时与前线联系。医生不让杨得志多讲话，他就让秘书不断地汇报前线的情况。

西线的对越作战由张铚秀代理昆明军区司令员之职，与军区第一政委刘志坚、副司令员查玉升等人继续实施组织指挥。张铚秀曾任26军副军长，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长津湖战役，对于后勤不济影响作战有痛切记忆。查玉升是14军出来的，对老部队熟悉。抗美援朝时任过60军副军长，经历了180师的覆灭，有逆风仗经验。后来的西线作战步调紧凑，进退有度，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二位领军多年的老将是功不可没。

3月5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从越南开始撤军。杨得志在病床上与刘志坚、张铚秀等人通话，要求一线部队要交替掩护，逐批后撤，绝不能出一丝纰漏。3月12日，西线对越作战部队已即将全部撤回国内。杨得志在病床上再也躺不住了，坚持请求要回昆明亲自迎接指战员们归来。军委领导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派专机带上301医院专家组，陪同杨得志再飞昆明，迎接凯旋的将士们归国。战后，昆明军区召开了自卫还击作战庆功大会和总结大会，杨得志分别在庆功大会闭幕式上和总结大会上讲了话，高度赞扬了参战全体指战员为国效命、英勇善战的出色战绩和优良作风。

1980年2月，邓小平找杨得志谈话，说自己事情太多，不再兼总参谋长了，要杨得志挑起这个担子。杨得志表示自己一直从事军事指挥，没做过参谋工作，恐怕做不好，而且自己年龄也大了，还是由年轻的同志来干更合适。邓小平则说，杨得志的优点是为人正派，作风扎实，善于团结同志，是总参谋长的合适人选。而且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干部年轻化刚刚开始启动，现时的主要岗位还只能由老同志来搞。邓小平要杨得志不要再推辞了，立即开始准备，先接手总参的工作，中央随后发通知。

3月，杨得志正式接下了邓小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并成为军委副秘书长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与副总长杨勇、张爱萍、军委秘书长耿飚、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等人成为了军队中支持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

1980年代中期的百万大裁军，是解放军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牵涉到多少单位、多少个人的利益，推动起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邓小平下定了决心：“这是个得罪人的事，让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下任军委主席。”小平抓总，具体负责协调落实工作的就是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总参谋长杨得志和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等人。像撤掉福州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是落实邓小平“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预言的直接结果；唯一有作战任务的昆明军区合并到成都军区，是全面考量西南地区战略形势的决定；拆分武汉军区则更多考虑预备队如何设置，如何精减人员。历史证明，这样一件大事干得很成功，一举解决了军队多年臃肿的一个老问题，为后来的精兵主义、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打下了基础。

1987年11月，杨得志卸掉了总参谋长职务，从军队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1988年7月，杨得志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晚年的杨得志，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关心着军队战史的编写情况，关心着老区的扶贫工作和公益事业。

1994年10月25日，杨得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和他一生追随的领袖同寿。
1979年1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对调，临阵换将，由杨得志出任对越作战西线总指挥。杨得志本人当时正在北京开会，1978年12月31日晚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前往人民大会堂连夜开会，被临时授命。

说起杨得志，那也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在解放军中和杨勇、杨成武并称“三杨”。

杨得志出生1911年，湖南醴陵人，父亲是铁匠，家中贫困。杨得志从小放牛砍柴，还在安源煤矿当过挑煤工，在衡阳修过铁路。17岁的时候，杨得志和24名筑路工人一起参加了湘南暴动，成为工农革命军第7师的师部通信员。后来跟着朱德和陈毅上了井冈山，在红4军特务营当战士。“八月失败”后，部队在汝城整编，杨得志进了红4军主力28团当战士。接下来的岁月里，杨得志先后在红4军、红15军、红3军中战斗成长，22岁时就当上了红3军7师20团的团长。这红3军7师就是后来的红1军团第1师第1团的前身。

红军时期，战斗紧张残酷，干部战士消耗很大。当初一起参军的25名筑路工人，最后只有杨得志一人还幸存。他的老师长曾士峨，电视剧《井冈山》里那个警卫毛泽东的曾大个，三次反围剿时在高兴圩打19路军，久攻不下，曾士峨就召集全师排以上军官上刺刀亲自冲锋，结果当场阵亡。毛说和19路军是“打了个平手”，晚年的蒋光鼐还不服，说是红军无故先打的19路军。

杨得志年轻的时候火气不小，随着阅历和地位的上升，逐渐变得深沉稳重起来。加上为人诚恳，人缘很好，和上下级都相处融洽。这种性格特点也为杨得志日后在军中的稳步上升奠定了人际基础。

长征开始的时候，杨得志已是红一方面军红1军团第1师第1团的团长。突破乌江、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都是杨得志率领红1团冲锋在前。红1团历经多年改编，至今还是解放军现役部队，就是广州军区42集团军163师的487团。1979年对越作战时番号为55军163师487团，在同登、谅山方向进攻，向同登敌后迂回穿插，四打探某高地，攻占扣马山，一路血战。整个战役中共毙敌1932人，俘敌17人。战后有1个营级单位、4名个人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军委级获勋总数比肩于东西两线大部分的师级单位。

红军东征结束后，杨得志被任命为红2师师长。能当上中央红军师长的，在解放军中也是有数的。陈赓早就当过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那分量不够，1955年授衔前还要找老红1师师长李聚奎来证明，自己曾经当过在陕北重新组建的红1师师长。当然，也有人说这是陈赓开的一个玩笑，反正陈大将从来都是潇洒不羁的。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时，红一方面军改编成115师343旅和344旅，红1军团改编成343旅685团和115师独立团，685团则由红2师改编而来。当时杨得志正在抗大学习，685团团长本由黄永胜来担任。临时黄永胜搞出了点事，团长就落到了杨得志手里。能成为八路军最早的15个团的首任团长，那是千军之源，是非同一般的荣誉。红2师历经改编，现在也是解放军的现役部队，即济南军区54集团军127师。因127师379团有叶挺独立团成分，因此该师又称为“铁军师”。

685团上来就首战平型关，担负老爷庙沟北高地的阻敌任务。众所周知，这一战主要打的是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的辎重大队和兵站汽车联队。虽然这股日军不是精锐的野战部队，但战斗依然非常残酷。电影《太行山上》中，曾出现中日两军肉搏老爷庙的精彩一幕，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打伏击圈中辎重部队的主要是张绍东的687团；打汽车队的是李天佑的686团，斩腰截腹，肉搏老爷庙就是686团副团长杨勇带队上去的；杨得志的685团是扎口袋的，从外往里打汽车队。不过，当时在平型关正面作战的日军21联队第3大队出动了3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中队来救援，正好与685团3营遭遇，大战了一场。685团1个营顶住了日军野战部队近1个大队的攻击，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685团3营前身是红3军9师、红1军团第2师第2团，现在是济南军区54集团军127师380团。

平型关一战，685、686团在老爷庙全歼日军汽车队，击毙日军253人，另外685团阻击日军21联队第3大队的救援，据日军自己统计伤亡不超过80人，总计歼敌约330人。685团伤亡223人，686团伤亡286人，总计伤亡509人，还超过日军，可见抗战初期日军的厉害。

八路军大发展时期，杨得志去了冀鲁豫，跟着刘伯承和邓小平转战多年。日本投降后，杨得志和苏振华奉命率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开赴东北。过热河时，又接到命令留在华北。1纵倒是放回了冀鲁豫，可杨得志被聂荣臻给留下了，当了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不过这样也好，解放战争中华北是表现最不好的战区，贺龙、聂荣臻、肖克这样的红军时期名将都没出什么彩，徐向前因病到得太晚，又给放到了山西，要是没有杨得志、杨成武撑住局面，什么清风店大捷、解放石家庄，啥时候能看到都很难说。

杨得志的冀鲁豫1纵后来归了杨勇，和冀鲁豫7纵编成中野1纵，也成就了杨勇日后的二野5兵团司令员职务。1949年全军整编时，中野1纵拆分成了二野的16军和18军。16军是杨得志的老1纵成分，在50年代成为第一支全苏械部队，即现在的沈阳军区第16集团军。18军是中野1纵20旅为主编成的，前身是原冀鲁豫7纵。20旅的旅长是谁呀？吴忠。“九一三事件”时毛泽东夸奖的“吴忠有忠”。1979年对越作战时，吴忠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亲自带着42军124师攻入高平。18军后来跟着军长张国华解放西藏，天下闻名。18军的老部队现在一部分融入了西藏军区的血脉里，留下一支骨干就是成都军区13集团军149师，原西藏军区陆军52师，中印边境反击战的功勋部队，1969年和50军149师对调防务和番号。1979年对越作战时，149师攻克沙巴，重创越军中排名第五的316A师，打出赫赫威名。50军撤销后149师归了13集团军，虽然是外来户，据说比土著37师混得要好。

清风店战役是杨得志的名作。本来是围徐水，要打南北的援军。因为两路援军密集靠拢，没打动。杨得志即率主力向西佯动，故作损失严重撤退之状。这下把石家庄的罗历戎第3军给引出来了，企图和徐南、徐北的国军一起会歼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高兴了，好大一块肥肉！别看华东战场嘁哩喀嚓一次能吃国军几个师，华北一次吃掉一个师都不是容易的事。不过有问题，如果让罗历戎靠近保定，和保定国军连成一片，那就难打了。可晋察冀野战军最近的部队此时离预定战场清风店也有75公里，如果让罗历戎过了清风店，就很难再找到有利地形打歼灭战。杨得志立即动员全军昼夜急行，用双腿追过汽车轮子，各部长途100余公里，终于赶到清风店各预定地区，堵住并包围了罗历戎的第3军。然后就是快刀斩乱麻，攻坚阻援，2天半战斗全歼第3军1万3千余人，活捉军长罗历戎。石家庄战役也是杨得志指挥的，歼敌2万，成为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当时朱老总不但亲临战场鼓舞士气，还赋诗祝捷。

平津战役时杨得志是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和罗瑞卿、耿飚搭档，军委电文一概称之为“杨罗耿”。因为程子华率东北先遣兵团入关打了密云，傅作义受惊，急调增援张家口的郭景云35军返回北平。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多年的起家部队，打伪蒙军、打日军都是一把好手，在华北也曾把解放军打得七荤八素。傅作义治军严格，他的部队号称“七路半”，意思是比八路差半点。大同集宁战役让贺龙、聂荣臻两部折戟，傅作义还给毛泽东发了公开电劝降，据说气得毛怒目圆睁：“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著名的冀中穿心战也给华北解放区造成了重大损失。如果蒋介石早点把华北军政交给傅作义统一运筹，那战局可能会复杂得多。如今蒋介石要傅作义南撤，没有35军，傅作义就是光杆司令，断不会走。为了把傅作义留在华北，毛泽东急电杨罗耿兵团火速前进截断平张路，拦住35军。郭部有400辆美制十轮卡车，沿大路走急风如电。杨罗耿兵团却还在数百里外，用两条腿和汽车赛跑完全没有胜算。毛泽东见杨罗耿兵团迟迟赶不到，发了大怒，骂了娘，电影《大决战——平津战役》中就有这幕。杨罗耿也急了，冬天过大洋河，全军一起“下饺子”，包括杨罗耿。好在郭景云这人太闹，为点小事耽误了时间，终于被截在新保安，全军尽碎。吃掉35军，杨得志激动不已。在晚年的回忆录《横戈马上》中，杨得志如此说：“我也是打过一些大仗胜仗的人了，但是今天能亲自和广大指战员一起，吃掉多年来在华北战场横行霸道的傅作义王牌35军，内心的激动大不同以往，有点13年前过大渡河的感觉。”

1949年全军整编后，杨得志任19兵团司令员，辖63军、64军、65军。19兵团归隶彭德怀一野，西进解放大西北。兰州战役中，第一次试攻就是19兵团部队为主力，5个团进攻窦家山、古城岭和十里山，却啃了硬骨头。打了一天，伤亡不小，却没能夺下马家军一个阵地。杨得志急了，见彭德怀就请战：“19兵团的历史上还没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还有机会。总攻那天，63军打十里山、窦家山，65军打古城岭、马架山，都是和马家军反复争夺。兰州战役中，打得最惨烈的，就是一野的4军和19兵团的65军。到现在，65集团军还是华北军区硕果仅存的部队，其步兵193师，前身就是长征到陕北后重新组建的红1师。

1951年2月，杨得志又率志愿军19兵团入朝作战。上来就赶上了规模最大的第五次战役。19兵团主攻西线，在63军突破临津江后，64军反复攻击却没能冲破江南岸的韩军第1师阵地。后边的65军2个师又上来了，19兵团5个师背水挤在临津江南岸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进退不得，遭到联合国军优势地空火力的猛烈轰击，军史上称其“遭受了重大牺牲”。杨得志当时的心情可以从他给64军的电报中看出来：各军师本日晚应按原定任务不顾一切牺牲，组织火力密切协同主动配合坚决攻歼该敌。64军各师如不猛插进到目的地完成战役任务，会要遭到革命纪律的制裁！

到底，64军也没能按时插过去，又打成了一线平推。

说一下挡住64军的韩1师。这韩1师是韩军中的头牌部队，不是那故作名头的“首都师”、“白马师”可比。从朝鲜战争爆发，就成为各个战线的救火队员，无论是对阵朝鲜人民军，还是中国军队，都表现出了和其他韩军不同的坚强战斗力。这相当程度要归功于师长白善烨。此人是平壤人，参加过伪满陆军，在华北与八路军作过战。在6.25之后的韩军大溃退中，白善烨率领韩1师多次击退了朝鲜人民军的进攻，逐渐打出了威名。联合国军北进反攻时，白善烨又第一个率军渡过大同江攻入平壤，受到联合国军总部的器重。第五次战役时，就是韩1师坚守住了西线，才使多处防线残破的美第1、第9军能从容后撤，调兵保卫汉城。曾有外军战史将白善烨列为“韩战四杰”之一。如今白善烨已90多岁高龄，成为了韩国军界的“活化石”。白善烨是韩国军队历史上的第一位四星大将，并于2013年8月29日被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任命为名誉司令官。

第五次战役转移阶段，联合国军进行快速反攻，西线65军没能守住议政府、清平川一线，让美军长驱直入，兵临铁原。铁原是朝鲜中部的交通枢纽，所谓“铁三角”的底端，也是志愿军的主要物资供应站。此处一失，志愿军东西战线就被割裂，北部是平坦的平康谷地，联合国军机械化推进难以阻挡，整个朝鲜战局就不堪设想了。而且当时志愿军各部都是急急后退，建制混乱，立脚未稳，志司总部手里都没有预备队。彭德怀当时四处救火，急得不行。19兵团的防区，让19兵团自己管！于是，杨得志掂了掂手里的部队，64军在最西面和美军正干着，65军刚退下来兵无斗志，只剩早些退下来的63军。虽然粮弹缺乏，官兵疲惫，那也只能上了。63军行，顶硬上，坚守12昼夜，打出了惨烈的铁原阻击战。萨苏曾著有一本《铁在烧》，对此战的描写极为细致详尽。战后，63军的战斗兵员已打得只剩2000余人。65军没有守住阵地，遭到了志司的批评，休整的时候某部煮饺子还被63军人员给掀了锅。

在阵地战阶段，杨得志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协助代司令员邓华指挥作战。著名的坑道防御体系，就是在杨得志主持下推广开来的。晚年，杨得志著有《为了和平》一书，回顾了其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经历。

朝鲜回国后，杨得志去了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去济南军区当了司令员。说来也是幸运，济南军区当年地位重要，要防御渤海湾，杨得志投身业务工作，少出政治风头，躲过了之后的诸多险恶政治风浪。1964年全军大比武的时候，杨得志难得热乎了一回，和北京军区的杨勇搞得最卖力。后来罗瑞卿倒台，大比武挨批，杨得志和杨勇胸怀义愤，反击总政治部主任的发难。杨勇就被林彪记住了，杨得志很幸运，毛泽东认为他老实，苦出身，文化少，所谓“厚重少文”，周勃那样的人物，许世友也类似，是可以交托后事的人。而杨得志也确实不负毛泽东所望，正派厚道，能团结人，在军中素有“老杨哥”之称。

就说“三杨”中的那二位吧，杨成武入京当副总参谋长，非常会出风头，紧跟着政治气候走，先批罗瑞卿，再批贺龙，整肃张爱萍，又“大树特树”，红极一时，终于轮到自己，杨余傅事件，倒了台。70年代中期解放老干部，杨成武复出，当了总参党委第二书记，协助叶帅抓兵权，粉碎“四人帮”时也出了力。不过欠账太多。邓小平上台后，很快将杨成武外放福州军区当司令员。“我也劝纪登奎，也讲一下，讲一下就过去了。还有杨成武、吴忠，吴忠不批过不去，杨成武不讲一讲，能行吗？自我批评，恰当处理，政治局要注意稳。”再回来，进政协吧。

杨勇，肉搏老爷庙时敢和日本军官对劈军刀，抗美援朝战争中指挥了金城的最后一战，蒙哥马利面前弹无虚发，我军有数的人才。文革时为北京军区司令员，拱卫京畿，手里有8个野战军和10多个独立师，位置是多么的重要！文革呢，政治上平的是刘邓、彭罗陆杨的山头，军事上平的是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的山头。北京市委是“独立王国”，倒了。北京军区是华北山头的地盘，杨勇本人又是彭德怀红3军团出来的，政委廖汉生是贺龙的老部下，还能有个好？林彪就说过：“其他军区情况都了解一些，唯独北京军区情况不了解。”于是，以批肖华的事为因子，杨勇提前传达，泄露了消息，以此为借口被打倒，说要“烧而焦”。随后廖汉生也被抓了。

肖华本来是军中红人，娃娃将军，《长征组歌》作者，文武全才。庐山上揭发彭德怀最狠的是他，把钟伟铐出会场的是他，高调批判罗瑞卿的也是他。文革初期惹恼了江青，总政成了“阎王殿”，不过毛还是保他的。因为肖华跑到叶帅家躲藏，引出一个“大闹京西宾馆”来，叶帅和徐帅对着拍桌子，叶帅把手掌掌端远骨都拍断了。后来肖华在“五•一三事件”中大祸临头，加上他自己也不争气，毛终于发话：“肖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倒了。74年解放老干部才放出来去了军事科学院。77年邓小平、陈云找他谈话，外放到兰州军区当第一政委。再回来，也政协了。

北京军区的事很复杂，到底是林彪的问题，还是叶帅的问题，现在也都是语焉不祥。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受命调查此事，最后的结论是：“杨勇、廖汉生被抓起来，关押审查，经反复查核，北京军区没有责任，上面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以后谁也不要问了。”文革中这样的事并不少见，副总长张爱萍被打倒关押，后来去查，下命令的文件上没有签字，无人负责。这就是政治运动，泥沙俱下，个人的生命实在是太渺小。杨勇被打倒后下放石家庄，还挺危险，差点被“加害”。复出后，杨勇先是到新疆军区，后来当了总参第一副总长，主持了79年对越作战。小平很欣赏杨勇，倚仗杨得志、杨勇执掌总参。可惜杨勇年寿不永，83年就因肝癌去世了，不然很可能成为耿飚之后的新一任国防部长。

杨得志在济南军区呆了16年，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才去了武汉军区。说到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也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件大事。其时毛已病弱，但对军队这根弦抓得很紧，想要交班，担心地方呆久了要出“独立王国”，“土壤板结了就要松松土”，于是搞了这么一出。这一事件后果很复杂。北京军区的李德生曾当过中共中央副主席，等于外放去了沈阳军区；沈阳军区的陈锡联进京，后来一度当了中央领导人；广州军区的丁盛北上南京，终于搞出和上海帮开会的一幕，再也说不清楚，抱恨晚年；许世友南下广州军区，到了1979年，得以成就“许世友的最后一战”；韩先楚来了兰州军区，和肖华一同与冼恒汉搞起了矛盾，闹成一桩公案；皮定均去了福州军区，才有后来乘机失事的悲剧。

坐镇云南的昆明军区司令员本来是王必成，和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为湖北麻城乘马岗镇邻村老乡（许世友出生的田铺乡河铺村解放后划归河南省新县），又一起当了赤卫队员，进了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的时候王必成去了新四军，成了粟裕的爱将，带出了号称华野三只虎之一的6纵，就是2004年被裁掉的北京军区第24集团军。在解放战争中，王必成的华野6纵和国民党王牌整编74师两战涟水，打出了血仇。后来在孟良崮战役中王必成带6纵奇袭垛庄，断了74师的后路，又一直打上孟良崮，终于报了一箭之仇。据说74师师长张灵甫也是被6纵击毙的，这事一直没有扯清楚，到现在众所纷纭。1955年王必成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军衔。1960年的时候王必成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当了许世友的副手。结果在文革中因为揭发批判的事情造成误会，许王二人结下了恩怨，王必成才被迫到了昆明军区。这次中央军委确定由昆明军区担负云南方向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任务，下达了作战预令。王必成早早就开始了各项作战准备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满心希望打好这一仗。不想风云突变，在1978年12月31日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的会议上，中央军委同时决定西线临阵换将。对此王必成本人非常不甘心，将其引为一生恨事。坊间传说是许世友向邓小平提出“两个司令能否打到一块”的问题，才让邓下决心换将的。不过广西方向和云南方向都是独立战区，并不存在“打到一块”的问题。因为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明，此事当存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79之战时离文革结束刚刚只有两年多，西线云南方向参战的主力部队是13军和14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军队还有些影响。13军是成都军区所属部队，而成都军区在文革时是重灾区，和上边的各种势力都有牵连。西南地区有很多军工企业，文革时期武斗搞得很厉害，规模很大，一度震惊全国，当地军队也不同程度卷入其中。1979之战前，13军的领导层就做了幅度较大的调整。14军是昆明军区的部队，多年长驻云南。因文革时期军队“支左”，介入群众组织的派仗较深，还参与了著名的“沙甸事件”，有一定的民怨。军区内部也形成派系，分别支持云南的两大对立群众组织“八二三”和“炮兵团”，多次站队审查，造成了一些矛盾纠葛。文革中期震动全国的“云南王”谭甫仁中将被刺案，就与两大派斗争后的挟私报复有很大关系。邓小平曾说过：“经过这十多年，军队的名誉是不好的”，此话并非无的放矢。这样一看，杨得志在历史上与成都军区、昆明军区没什么瓜葛，又是德高望重的资深上将，对于稳定军心和协调指挥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就杨得志本人来说，曾在1967年率友好代表团进入越南北方考察过军事形势，对越军的战术和守备情况较为了解，邓小平将其点将也是深有考虑的。

当时，外电对中国军队临阵换将就作了如此评论：“看来杨得志司令员对越南的作战形式和‘招数’具有相当的知识。”

越军第3师战史则称：“杨得志，武汉军区司令员，曾经在朝鲜指挥战斗，被委以指挥军队直接侵入越南的任务”，是“老奸巨滑的将领”。

杨得志接受了中央军委的任命后，深感责任重大。1979年元旦的一大早，他就出门先后拜访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和决心。老帅们很了解杨得志，像聂帅还是他的老领导，对他指挥作战的能力也很放心，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1月2日，杨得志又去了副总参谋长杨勇家探望。自从总参原来的第一副总长杨成武到福州军区任司令员后，杨勇就成了总参当家的副总长，被邓小平深为倚重。杨勇个性耿直，与杨得志关系很好。他认为这次作战任务非“老杨哥”莫属，并表示总参一定尽全力支持杨得志。

1月3日，杨得志乘专机先飞回了武汉，以最快速度处理并交代了军区的一些重要事务。1月7日上午，杨得志又乘专机飞到昆明军区上任，与王必成进行了工作交接，并听取了情况介绍。两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在这种气氛下见面，多少都有些尴尬。

杨得志：“我向军委提了建议，还是你合适些。”

王必成：“你也熟悉情况，还是执行命令吧。”

是的，不必多说什么了，一切战场上见吧。

为了尽快熟悉情况，杨得志当天下午就飞去了设在开远的昆明军区前进指挥部视察，听取了前指领导关于作战准备情况的汇报，会议一直开到晚上22时才结束。这次自卫还击作战是人民解放军在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形上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并没有太多的经验，任务非常艰巨。杨得志的弦绷得非常紧，在指挥部根本就坐不住，决心亲自到边境上去深入了解情况。他不顾胃病很重的身体，从1月8日起，带领几位军区领导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门的人员连续到边境上的各个攻击地点勘察地形，听取部队汇报，研究作战情况，修订作战计划，昼夜连续地紧张工作。杨得志当年已快70岁了，靠吃药支撑病体，身边都要跟着保健医生，仍然亲自爬了一座又一座的山头看地形，奔波劳顿，寝食无常，靠的是巨大的使命感和惊人的毅力。1月14日，杨得志又亲自陪同总参的杨勇、何正文副总长和总后的张贤约副部长到河口、马关去实地勘察了边境形势。

相对于东线广西方向，西线云南方向是比较次要的战场。首先，地理上离越南首都河内较远，对其威胁较小，越军不容易大规模来援；其次，越军在西线的作战部队较少。一线作战师345师、316A师基本在纵深50公里范围内，二线的334师、344师、341B师是生产师，326师虽为作战师，但位于比莱州更远的山萝地区，其他都是独立团、县队、公安、民军之类，可歼击的目标不多；第三，从战略上看，中国军队是要浅近纵深作战，速歼速回，不宜劳师以远。西线有战略价值的城市老街、柑塘离中越边境较近，适合作为战场。再沿红河向南打到安沛就太远了，又是越北二军区所在地，动静太大，不宜考虑。因此，西线的作战纵深要远小于东线。中国军队在西线先后投入了10个步兵师、4个边防团另3个边防营，对一线越军已经形成5：1以上的兵力优势，对一、二线越军形成了2：1以上的兵力优势，兵器火力上也远强于对方，且握有战略主动权，小打小闹已经够了。

西线的主要作战地区是越南的黄连山省和莱州省。又以黄连山省为主攻方向。较有战略价值的城市大都在红河附近，越军345师就驻守在柑塘周围的红河两岸地区。因此，沿红河两岸发动突击，成为中国军队的首选。越军主力步兵师中排名第五位的316A师也号称“王牌”，驻在莱州省平卢地区。中国军队进攻老街、柑塘，打345师，316A师很可能会出援。为牵制其东援，保障攻击部队的侧翼安全，有必要在莱州省方向进行打击，从北面向316A师施加压力。

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西线的地理特点和越军的部署情况，杨得志与昆明军区的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反复酝酿和讨论，最后形成决心：西线主攻方向确定为沿宽大正面的红河两岸发动突击，向西扫荡越军在坝洒、谷柳、谷珊、保胜、岳山设置的防御体系，向东拔除老街、拔坡、班老、发隆、孟康的越军侵略据点，再向纵深推进夺取柑塘，歼灭越军345师，相机歼灭316A师；次要攻击方向是莱州省的封土地区，歼灭浅近纵深地区越军，牵制316A师东援，并相机继续前出。

1月15日，杨得志在河口的四连山上作出决定，西线主力13军、14军以红河为界，分别在两岸并肩向前突击。这个作战方案上报后，很快得到了军委和总参的批准。一直到了1月27日，农历大年三十了，杨得志已看完了全部地形，对这一仗心中有数了，才回到了开远，带着昆明军区领导与协助作战的贵州省、贵州省军区、云南省的领导人员一起过了年。在临战前的最后阶段，杨得志又投入了大量组织准备工作之中，事无巨细，都一一指导，力争有备无患。

西线作战的一大关键，就是大兵团如何渡过红河。杨得志和昆明军区前指领导几次下到担负红河方向作战的13军，与阎守庆、乔学亭等军领导研究了作战方案。最后决心采取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手段渡过红河，力争偷渡，随时准备强渡，打越军一个出其不意。

西线主攻方向上的第一阶段作战，从1979年2月17日进行至25日。

2月16日夜，13军攻击部队就秘密偷渡红河，建立了登陆场，然后架设浮桥让大部队渡河。至17日早7时，13军已有4个步兵团、3个加强步兵营和7个步兵连的12000余人渡过了红河。

越军在红河西岸设置了纵深防御体系，西起坝洒，东至谷柳、保胜。13军则将3个师一字排开，沿宽大正面发动猛攻。各部打得干脆利落，经过近31个小时的战斗，13军在长达48公里的地段实行了全线突破，歼灭越军1000余人。

与此同时，14军40师也抢渡南溪河，直取老街。老街是黄连山省的省会，位于红河、南溪河交汇处，与中国河口县相望，有公路连接柑塘至莱州，水路可直达河内，既是越西北战略重镇，也是对中国进行挑衅的前进基地。老街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双方在外围和市区进行了反复争夺。战至2月19日下午13时，老街终被攻克。历时两天两夜的老街攻坚战中共击毙越军433人，只俘获4人，可见越军之顽强。

老街被克，14军41师也打下发隆和孟康，42师夺取拔坡、班老，红河以东越军在边境地区的防线被砸碎。13军和14军联手捕捉柑塘越军345师的态势已经形成。

柑塘是沿红河通向河内的重要枢纽，也是越西北盛产磷肥的矿区，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很重要。越军既要“一线决胜”，就不能容这里有失。黎笋已亲自发话，要“死守柑塘”。越军345师当即在柑塘以北展开部队，设下阻击防线。而驻平卢的越军316A 师果然走10号公路东进沙巴，准备增援老街，前锋已至代乃。邓小平当时已下了指示，要在柑塘地区“打一个大仗”、“打一个恶仗”、“歼敌万把人”。杨得志立即主持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命令13军精心组织攻势，坚决打下柑塘。

13军很快确定了决心，加强了兵力、火力，欲毕其功于一役。大战开始后，13军以39师部队长途穿插，攻占代乃，堵住了316A师东进的道路。316A师见与345师联系被切断，急忙向代乃发起猛攻，欲打通道路。39师部队扼守代乃无名高地，顽强阻击2天，没有放316A师的一兵一卒通过，这就是著名的代乃阻击战。与此同时，13军的37师、38师从左右两翼以钳形攻势突击柑塘，边打边插，直取外波河。战斗非常激烈，从2月23日晨一直打到25日下午，13军部队终于攻占柑塘，重创越军345师，将外波河以北的越军全都打散了架，共歼敌 2600余人。

在13军、14军突击红河两岸之时，11军也在西侧的金平当面向越南封土地区发起进攻。11军各部突破边境越军的一线防御阵地，攻占西罗楼、巴沙山口、刘发烟、布多等地，歼敌1000余人，打开了通向纵深地区的道路。

就在柑塘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杨得志的身体撑不住了。

杨得志在昆明军区的40多天里做了大量的战役准备工作，开战后又在开远前指日夜关注战局，运筹兵力调配，实施各种指挥。他本来就有严重的胃病，连续多日高度紧张和疲劳，吃的又多是压缩饼干和罐头食品，加上云南海拔较高，杨得志的身体终于崩溃了。2月25日夜里，杨得志突然病情加重，频繁腹泻便血。到了第二天早晨，已是失血过多，出现了急性左心衰，医生报了病危。因地处前线，医疗设备和医药来不及运到，在请示了军区第一政委刘志坚和副司令员张铚秀后，医生冒险静脉推注吗啡，暂时救回了杨得志的一口气。26日上午，中央军委派解放军301医院专家组乘专机飞抵平远街机场，将杨得志秘密接回北京全力抢救，终于使病情稳定了下来。27日，杨得志的病情刚刚得到控制，还未脱离危险期，就催着秘书把电话架到了床前，以便随时与前线联系。医生不让杨得志多讲话，他就让秘书不断地汇报前线的情况。

西线的对越作战由张铚秀代理昆明军区司令员之职，与军区第一政委刘志坚、副司令员查玉升等人继续实施组织指挥。张铚秀曾任26军副军长，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长津湖战役，对于后勤不济影响作战有痛切记忆。查玉升是14军出来的，对老部队熟悉。抗美援朝时任过60军副军长，经历了180师的覆灭，有逆风仗经验。后来的西线作战步调紧凑，进退有度，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二位领军多年的老将是功不可没。

3月5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从越南开始撤军。杨得志在病床上与刘志坚、张铚秀等人通话，要求一线部队要交替掩护，逐批后撤，绝不能出一丝纰漏。3月12日，西线对越作战部队已即将全部撤回国内。杨得志在病床上再也躺不住了，坚持请求要回昆明亲自迎接指战员们归来。军委领导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派专机带上301医院专家组，陪同杨得志再飞昆明，迎接凯旋的将士们归国。战后，昆明军区召开了自卫还击作战庆功大会和总结大会，杨得志分别在庆功大会闭幕式上和总结大会上讲了话，高度赞扬了参战全体指战员为国效命、英勇善战的出色战绩和优良作风。

1980年2月，邓小平找杨得志谈话，说自己事情太多，不再兼总参谋长了，要杨得志挑起这个担子。杨得志表示自己一直从事军事指挥，没做过参谋工作，恐怕做不好，而且自己年龄也大了，还是由年轻的同志来干更合适。邓小平则说，杨得志的优点是为人正派，作风扎实，善于团结同志，是总参谋长的合适人选。而且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干部年轻化刚刚开始启动，现时的主要岗位还只能由老同志来搞。邓小平要杨得志不要再推辞了，立即开始准备，先接手总参的工作，中央随后发通知。

3月，杨得志正式接下了邓小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并成为军委副秘书长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与副总长杨勇、张爱萍、军委秘书长耿飚、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等人成为了军队中支持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

1980年代中期的百万大裁军，是解放军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牵涉到多少单位、多少个人的利益，推动起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邓小平下定了决心：“这是个得罪人的事，让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下任军委主席。”小平抓总，具体负责协调落实工作的就是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总参谋长杨得志和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等人。像撤掉福州军区和乌鲁木齐军区，是落实邓小平“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预言的直接结果；唯一有作战任务的昆明军区合并到成都军区，是全面考量西南地区战略形势的决定；拆分武汉军区则更多考虑预备队如何设置，如何精减人员。历史证明，这样一件大事干得很成功，一举解决了军队多年臃肿的一个老问题，为后来的精兵主义、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打下了基础。

1987年11月，杨得志卸掉了总参谋长职务，从军队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1988年7月，杨得志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晚年的杨得志，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关心着军队战史的编写情况，关心着老区的扶贫工作和公益事业。

1994年10月25日，杨得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和他一生追随的领袖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