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民党为什么失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43:11
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近几年来，一些民主人士将原因总结为什么“共军得了苏联援助”，“国军在抗日中伤了元气”。事实上，这些论调都是非常肤浅的。
我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军事原因：淮海战役失败。在三年内战中，我最关注的战役就是淮海战役了，古人有言：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狭义的中原，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指河南省及相邻省份，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地之要冲。中国内战史上，很多战略决战都发生在中原地区，如牧野之战（周武王入主中原的决定性战役），楚汉争霸，昆阳之战（刘秀入主中原的决定性战役），官渡之战（曹操统一中原的决定性战役），隋末瓦岗军起义等等。可以说，如果中原地区的战略决战胜，则天下大局基本可定。
淮海战役中，共军总兵力60万，国军总兵力80万，并且，国军还有坦克飞机支援。“国军在抗日中伤了元气”一类的论调可以休矣。
二．腐败问题：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把问题说细一些，我再列几个子栏目：
军队腐败。1948年11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向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
1949年8月，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同样指出了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有所认识。他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政府中、军队中的腐败严重。1947年6月，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同时，他指出，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军饷造成了“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
吏治腐败。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吴国桢口述回忆》）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
蒋介石曾经对大将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宋希濂自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李宗仁回忆录》）
吴国桢在事后回忆时说，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人称“五子登科”。总之，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
纵观国民党大陆政权的一生，抗战胜利后接受日伪财产方面出现的问题，是恶性腐败开始膨胀的起点。
社会全面腐败。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在1949年4月1日发表通电，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我们(国民党政权)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镳。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1948年11月20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大局的抢救》。文章尖锐地指出：“三年的内战可说已把人心打得破碎了。‘行宪’前后的内政外交大计如那一套‘亲美反苏，对付友党’，‘拉拢小党，拆散大党’的伎俩，降而至于行政官席，形同分赃；立法毁法，另立条款；特种刑庭，妄人入罪，禁锢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价，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以美金白银来兑换，这实无异于强迫搜刮和掠夺，益以抢购潮生，取消限价，修正“币改”，重定标准兑换金圆券，这一切的一切，无容讳言是给那已经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难。一言以蔽之，近日人心算是近乎失尽了。” “本来社会中许多人的生活就太松懈懒散，若干公私机关更充满了推托敷衍的官僚作风。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更深一层堕进了苟且因循搪塞鬼混的泥潭。‘且顾今朝，休管明朝’这个荒谬观念支配了很多人的行为。‘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更增加了公私机关的腐败与无能，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大众的痛苦。而更有不少的人们，抱有虚幻的感觉，基于自私的心理，于是耽于奢佚，流于放纵，以加紧消费、暂图享乐为当然，以浪费物资、纵欲恣度为得计。”
三．政权被利益集团绑架。细说起来有：
蒋经国“打老虎”失败。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上陷入了被动，经济上也接近了崩溃的边源。军事政治上的失败带来了经济危机和恐慌，为了挽救败局，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的中央银行大楼指挥“打老虎”，即抓官商勾结的投机倒把分子。当时蒋经国提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殃民的败类，救最苦难的同胞”的口号，决心很大，信心十足，确实惩处了一批贪官污吏、巨商大贾，物价暂时被稳定住了。报纸电台连篇累版报道蒋经国在沪经改业绩，上海人民称蒋经国为“打虎英雄”。但随着孔详熙（四大家族之一）之子孔令侃因“扬子公司非法囤积案”被捕，蒋介石劝告蒋经国“人人都有亲戚，这个案子就算了吧。”蒋经国被迫屈服。经过此次打击，蒋经国感到工作无法继续开展，1948年11月，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上海人民大失所望，刚争取到的民心又全部丢掉，此后上海和全国经济一溃千里。
土改被拖延。造成土改被拖延的原因之一，就是地主阶级与国民党政权存在着很深的裙带关系，甚至一些国民党高官本身就是大地主。我们可以将上面提到的淮海战役连在一起看。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无怪乎陈毅在战役胜利后发出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被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倒的。”可以说，土改被拖延，是蒋家王朝的送葬曲。
四．金圆券。到1949年，出现了60亿面额纸币。甚至印刷纸币的成本还高于纸币面额。
五．敌我不分，树敌过多。共产党方面搞统战，蒋介石却搞不明白谁是敌人，谁是第三方。呼吁民主，劝告蒋介石反省错误的人，要么被其斥之为“书生之论”，要么被其看作“赤化分子”。暗杀李公仆，闻一多，强令民盟解散，结果得罪知识分子；土改被拖延，硬抓壮丁，结果得罪农民；金圆券风潮，打击投机倒把奸商不力（这与四大家族存在很大关系），结果得罪城里人。
六．治党不良。蒋介石的治党理念基本上还停留在旧上海青帮，堂会那一套。拜把兄弟，搞帮派，搞裙带，不讲原则，只求对方表示效忠自己，供自己利用。政党日益堕落成供三五个弟兄胡作非为的小天地。
蒋介石跑到台湾后，下决心干了三件事：一是整党，二是反腐，三是土改。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近几年来，一些民主人士将原因总结为什么“共军得了苏联援助”，“国军在抗日中伤了元气”。事实上，这些论调都是非常肤浅的。
我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军事原因：淮海战役失败。在三年内战中，我最关注的战役就是淮海战役了，古人有言：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狭义的中原，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指河南省及相邻省份，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地之要冲。中国内战史上，很多战略决战都发生在中原地区，如牧野之战（周武王入主中原的决定性战役），楚汉争霸，昆阳之战（刘秀入主中原的决定性战役），官渡之战（曹操统一中原的决定性战役），隋末瓦岗军起义等等。可以说，如果中原地区的战略决战胜，则天下大局基本可定。
淮海战役中，共军总兵力60万，国军总兵力80万，并且，国军还有坦克飞机支援。“国军在抗日中伤了元气”一类的论调可以休矣。
二．腐败问题：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把问题说细一些，我再列几个子栏目：
军队腐败。1948年11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向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
1949年8月，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同样指出了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有所认识。他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政府中、军队中的腐败严重。1947年6月，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同时，他指出，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军饷造成了“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
吏治腐败。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吴国桢口述回忆》）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
蒋介石曾经对大将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宋希濂自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李宗仁回忆录》）
吴国桢在事后回忆时说，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人称“五子登科”。总之，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
纵观国民党大陆政权的一生，抗战胜利后接受日伪财产方面出现的问题，是恶性腐败开始膨胀的起点。
社会全面腐败。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在1949年4月1日发表通电，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我们(国民党政权)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镳。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1948年11月20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大局的抢救》。文章尖锐地指出：“三年的内战可说已把人心打得破碎了。‘行宪’前后的内政外交大计如那一套‘亲美反苏，对付友党’，‘拉拢小党，拆散大党’的伎俩，降而至于行政官席，形同分赃；立法毁法，另立条款；特种刑庭，妄人入罪，禁锢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价，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以美金白银来兑换，这实无异于强迫搜刮和掠夺，益以抢购潮生，取消限价，修正“币改”，重定标准兑换金圆券，这一切的一切，无容讳言是给那已经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难。一言以蔽之，近日人心算是近乎失尽了。” “本来社会中许多人的生活就太松懈懒散，若干公私机关更充满了推托敷衍的官僚作风。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更深一层堕进了苟且因循搪塞鬼混的泥潭。‘且顾今朝，休管明朝’这个荒谬观念支配了很多人的行为。‘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更增加了公私机关的腐败与无能，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大众的痛苦。而更有不少的人们，抱有虚幻的感觉，基于自私的心理，于是耽于奢佚，流于放纵，以加紧消费、暂图享乐为当然，以浪费物资、纵欲恣度为得计。”
三．政权被利益集团绑架。细说起来有：
蒋经国“打老虎”失败。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上陷入了被动，经济上也接近了崩溃的边源。军事政治上的失败带来了经济危机和恐慌，为了挽救败局，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的中央银行大楼指挥“打老虎”，即抓官商勾结的投机倒把分子。当时蒋经国提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殃民的败类，救最苦难的同胞”的口号，决心很大，信心十足，确实惩处了一批贪官污吏、巨商大贾，物价暂时被稳定住了。报纸电台连篇累版报道蒋经国在沪经改业绩，上海人民称蒋经国为“打虎英雄”。但随着孔详熙（四大家族之一）之子孔令侃因“扬子公司非法囤积案”被捕，蒋介石劝告蒋经国“人人都有亲戚，这个案子就算了吧。”蒋经国被迫屈服。经过此次打击，蒋经国感到工作无法继续开展，1948年11月，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上海人民大失所望，刚争取到的民心又全部丢掉，此后上海和全国经济一溃千里。
土改被拖延。造成土改被拖延的原因之一，就是地主阶级与国民党政权存在着很深的裙带关系，甚至一些国民党高官本身就是大地主。我们可以将上面提到的淮海战役连在一起看。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无怪乎陈毅在战役胜利后发出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被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倒的。”可以说，土改被拖延，是蒋家王朝的送葬曲。
四．金圆券。到1949年，出现了60亿面额纸币。甚至印刷纸币的成本还高于纸币面额。
五．敌我不分，树敌过多。共产党方面搞统战，蒋介石却搞不明白谁是敌人，谁是第三方。呼吁民主，劝告蒋介石反省错误的人，要么被其斥之为“书生之论”，要么被其看作“赤化分子”。暗杀李公仆，闻一多，强令民盟解散，结果得罪知识分子；土改被拖延，硬抓壮丁，结果得罪农民；金圆券风潮，打击投机倒把奸商不力（这与四大家族存在很大关系），结果得罪城里人。
六．治党不良。蒋介石的治党理念基本上还停留在旧上海青帮，堂会那一套。拜把兄弟，搞帮派，搞裙带，不讲原则，只求对方表示效忠自己，供自己利用。政党日益堕落成供三五个弟兄胡作非为的小天地。
蒋介石跑到台湾后，下决心干了三件事：一是整党，二是反腐，三是土改。
我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军事原因：淮海战役失败。在三年内战中，我最关注的战役就是淮海战役了，古人有言：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狭义的中原，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指河南省及相邻省份，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地之要冲。中国内战史上，很多战略决战都发生在中原地区，如牧野之战（周武王入主中原的决定性战役），楚汉争霸，昆阳之战（刘秀入主中原的决定性战役），官渡之战（曹操统一中原的决定性战役），隋末瓦岗军起义等等。可以说，如果中原地区的战略决战胜，则天下大局基本可定。
淮海战役中，共军总兵力60万，国军总兵力80万，并且，国军还有坦克飞机支援。“国军在抗日中伤了元气”一类的论调可以休矣。
二．腐败问题：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把问题说细一些，我再列几个子栏目：
军队腐败。1948年11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向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
1949年8月，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同样指出了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有所认识。他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政府中、军队中的腐败严重。1947年6月，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同时，他指出，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军饷造成了“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
吏治腐败。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吴国桢口述回忆》）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
蒋介石曾经对大将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宋希濂自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李宗仁回忆录》）
吴国桢在事后回忆时说，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人称“五子登科”。总之，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
纵观国民党大陆政权的一生，抗战胜利后接受日伪财产方面出现的问题，是恶性腐败开始膨胀的起点。
社会全面腐败。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在1949年4月1日发表通电，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我们(国民党政权)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镳。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1948年11月20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大局的抢救》。文章尖锐地指出：“三年的内战可说已把人心打得破碎了。‘行宪’前后的内政外交大计如那一套‘亲美反苏，对付友党’，‘拉拢小党，拆散大党’的伎俩，降而至于行政官席，形同分赃；立法毁法，另立条款；特种刑庭，妄人入罪，禁锢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价，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以美金白银来兑换，这实无异于强迫搜刮和掠夺，益以抢购潮生，取消限价，修正“币改”，重定标准兑换金圆券，这一切的一切，无容讳言是给那已经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难。一言以蔽之，近日人心算是近乎失尽了。” “本来社会中许多人的生活就太松懈懒散，若干公私机关更充满了推托敷衍的官僚作风。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更深一层堕进了苟且因循搪塞鬼混的泥潭。‘且顾今朝，休管明朝’这个荒谬观念支配了很多人的行为。‘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更增加了公私机关的腐败与无能，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大众的痛苦。而更有不少的人们，抱有虚幻的感觉，基于自私的心理，于是耽于奢佚，流于放纵，以加紧消费、暂图享乐为当然，以浪费物资、纵欲恣度为得计。”
三．政权被利益集团绑架。细说起来有：
蒋经国“打老虎”失败。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上陷入了被动，经济上也接近了崩溃的边源。军事政治上的失败带来了经济危机和恐慌，为了挽救败局，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的中央银行大楼指挥“打老虎”，即抓官商勾结的投机倒把分子。当时蒋经国提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殃民的败类，救最苦难的同胞”的口号，决心很大，信心十足，确实惩处了一批贪官污吏、巨商大贾，物价暂时被稳定住了。报纸电台连篇累版报道蒋经国在沪经改业绩，上海人民称蒋经国为“打虎英雄”。但随着孔详熙（四大家族之一）之子孔令侃因“扬子公司非法囤积案”被捕，蒋介石劝告蒋经国“人人都有亲戚，这个案子就算了吧。”蒋经国被迫屈服。经过此次打击，蒋经国感到工作无法继续开展，1948年11月，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上海人民大失所望，刚争取到的民心又全部丢掉，此后上海和全国经济一溃千里。
土改被拖延。造成土改被拖延的原因之一，就是地主阶级与国民党政权存在着很深的裙带关系，甚至一些国民党高官本身就是大地主。我们可以将上面提到的淮海战役连在一起看。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无怪乎陈毅在战役胜利后发出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被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倒的。”可以说，土改被拖延，是蒋家王朝的送葬曲。
四．金圆券。到1949年，出现了60亿面额纸币。甚至印刷纸币的成本还高于纸币面额。
五．敌我不分，树敌过多。共产党方面搞统战，蒋介石却搞不明白谁是敌人，谁是第三方。呼吁民主，劝告蒋介石反省错误的人，要么被其斥之为“书生之论”，要么被其看作“赤化分子”。暗杀李公仆，闻一多，强令民盟解散，结果得罪知识分子；土改被拖延，硬抓壮丁，结果得罪农民；金圆券风潮，打击投机倒把奸商不力（这与四大家族存在很大关系），结果得罪城里人。
六．治党不良。蒋介石的治党理念基本上还停留在旧上海青帮，堂会那一套。拜把兄弟，搞帮派，搞裙带，不讲原则，只求对方表示效忠自己，供自己利用。政党日益堕落成供三五个弟兄胡作非为的小天地。
蒋介石跑到台湾后，下决心干了三件事：一是整党，二是反腐，三是土改。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近几年来，一些民主人士将原因总结为什么“共军得了苏联援助”，“国军在抗日中伤了元气”。事实上，这些论调都是非常肤浅的。
我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军事原因：淮海战役失败。在三年内战中，我最关注的战役就是淮海战役了，古人有言：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狭义的中原，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指河南省及相邻省份，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地之要冲。中国内战史上，很多战略决战都发生在中原地区，如牧野之战（周武王入主中原的决定性战役），楚汉争霸，昆阳之战（刘秀入主中原的决定性战役），官渡之战（曹操统一中原的决定性战役），隋末瓦岗军起义等等。可以说，如果中原地区的战略决战胜，则天下大局基本可定。
淮海战役中，共军总兵力60万，国军总兵力80万，并且，国军还有坦克飞机支援。“国军在抗日中伤了元气”一类的论调可以休矣。
二．腐败问题：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把问题说细一些，我再列几个子栏目：
军队腐败。1948年11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伯将军向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报告中提到：“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从来就没有一个战役的失利说是因为武器弹药的缺乏。依我看来，国民党军队的败北是因为糟糕透顶的指挥和其道德败坏的因素，把军队弄得毫无战斗意志。……在整个军界，到处是平平庸庸的高级军官，到处是贪污和欺诈。”
1949年8月，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同样指出了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本人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也有所认识。他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政府中、军队中的腐败严重。1947年6月，他说：“我们多数将领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革命精神丧失殆尽，只图自保实力。”同时，他指出，军官的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军饷造成了“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逃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在对高级官员的讲话中说：“今天，我痛心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结果，“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
吏治腐败。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提到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糟糕领导和管理腐败，特别是漠视民众的改革要求。”（《吴国桢口述回忆》）在地方，山高皇帝远，腐败情形更为严重。“在四川渠县，人们对地方法院、税捐稽征处、田粮管理处和县银行，怨声载道，痛恨至极。尤其是地方法院，是标准的‘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直达员和院里的各级太太都是法院的‘后门’，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传票或判决书的送达费起码勒索一二斗米(每斗至少200万元)，远道还得按路程加倍。百姓进了法院，就等于‘玩完’，即倾家荡产。至于税捐处，上上下下，把持税收，握存税款，非到县财政拮据万分，由政府再三派丁四处催收，决不交纳县库一文。加以代理县库的县行更是一个假公营私的商业机关，稍具会计知识的人，进去做了三年多会计，便可由穷光蛋变为家藏黄金200多两的富翁。他们从中运用，县级公教人员的薪金就不知拖到何时才能领到。田赋粮食管理处更是吮吸人民血汗的大本营。”
蒋介石曾经对大将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宋希濂自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胜利接收”就铸成了大错。抗战苦熬八年，胜利来得突然，国民党官员面对胜利，想到的首先是个人的利益。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使人民从“想中央，盼中央”，变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很多人对当时的情况作过描述。当时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事后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营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最令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纷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李宗仁回忆录》）
吴国桢在事后回忆时说，当时上海接收敌伪财产时的场景相当混乱。被接受的不仅仅是敌产，中国人的私人财产也被接收大员趁机占为己有。“海军查封了上海的一个仓库，并宣布其中的所有货物均属敌产，尽管那里面可能有很多商品是属于中国人私有的。在这些人得以申请发还他们的财产前，海军已经将其启封，并在黑市上抛售取利了，根本不管这些财产是敌产还是私产。”上海人民对这种情况非常气愤，他们给国民党接收大员取了绰号--“重庆人”。“这是仿照人类学术语‘北京人’给他们的贬称。他们说‘重庆人’只对‘五子’感兴趣，即条子(金条)、房子、女子、车子(汽车)和馆子(高级饭馆)。”人称“五子登科”。总之，正是由于他们的恶劣行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威望。这种情况不仅在上海有，各地几乎都有。
纵观国民党大陆政权的一生，抗战胜利后接受日伪财产方面出现的问题，是恶性腐败开始膨胀的起点。
社会全面腐败。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在1949年4月1日发表通电，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我们(国民党政权)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镳。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1948年11月20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大局的抢救》。文章尖锐地指出：“三年的内战可说已把人心打得破碎了。‘行宪’前后的内政外交大计如那一套‘亲美反苏，对付友党’，‘拉拢小党，拆散大党’的伎俩，降而至于行政官席，形同分赃；立法毁法，另立条款；特种刑庭，妄人入罪，禁锢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价，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以美金白银来兑换，这实无异于强迫搜刮和掠夺，益以抢购潮生，取消限价，修正“币改”，重定标准兑换金圆券，这一切的一切，无容讳言是给那已经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难。一言以蔽之，近日人心算是近乎失尽了。” “本来社会中许多人的生活就太松懈懒散，若干公私机关更充满了推托敷衍的官僚作风。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更深一层堕进了苟且因循搪塞鬼混的泥潭。‘且顾今朝，休管明朝’这个荒谬观念支配了很多人的行为。‘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更增加了公私机关的腐败与无能，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大众的痛苦。而更有不少的人们，抱有虚幻的感觉，基于自私的心理，于是耽于奢佚，流于放纵，以加紧消费、暂图享乐为当然，以浪费物资、纵欲恣度为得计。”
三．政权被利益集团绑架。细说起来有：
蒋经国“打老虎”失败。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上陷入了被动，经济上也接近了崩溃的边源。军事政治上的失败带来了经济危机和恐慌，为了挽救败局，蒋经国亲自坐镇上海的中央银行大楼指挥“打老虎”，即抓官商勾结的投机倒把分子。当时蒋经国提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殃民的败类，救最苦难的同胞”的口号，决心很大，信心十足，确实惩处了一批贪官污吏、巨商大贾，物价暂时被稳定住了。报纸电台连篇累版报道蒋经国在沪经改业绩，上海人民称蒋经国为“打虎英雄”。但随着孔详熙（四大家族之一）之子孔令侃因“扬子公司非法囤积案”被捕，蒋介石劝告蒋经国“人人都有亲戚，这个案子就算了吧。”蒋经国被迫屈服。经过此次打击，蒋经国感到工作无法继续开展，1948年11月，蒋经国黯然离开上海。上海人民大失所望，刚争取到的民心又全部丢掉，此后上海和全国经济一溃千里。
土改被拖延。造成土改被拖延的原因之一，就是地主阶级与国民党政权存在着很深的裙带关系，甚至一些国民党高官本身就是大地主。我们可以将上面提到的淮海战役连在一起看。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无怪乎陈毅在战役胜利后发出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被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倒的。”可以说，土改被拖延，是蒋家王朝的送葬曲。
四．金圆券。到1949年，出现了60亿面额纸币。甚至印刷纸币的成本还高于纸币面额。
五．敌我不分，树敌过多。共产党方面搞统战，蒋介石却搞不明白谁是敌人，谁是第三方。呼吁民主，劝告蒋介石反省错误的人，要么被其斥之为“书生之论”，要么被其看作“赤化分子”。暗杀李公仆，闻一多，强令民盟解散，结果得罪知识分子；土改被拖延，硬抓壮丁，结果得罪农民；金圆券风潮，打击投机倒把奸商不力（这与四大家族存在很大关系），结果得罪城里人。
六．治党不良。蒋介石的治党理念基本上还停留在旧上海青帮，堂会那一套。拜把兄弟，搞帮派，搞裙带，不讲原则，只求对方表示效忠自己，供自己利用。政党日益堕落成供三五个弟兄胡作非为的小天地。
蒋介石跑到台湾后，下决心干了三件事：一是整党，二是反腐，三是土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