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南辕北辙——评姜鹏老师《让岳飞回归历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3:45:45
http://www.cctv dream.com.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259#lastpost
.《让岳飞回归历史》原文：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8/11/1050690.shtml
近日，复旦大学历史系知名讲师姜鹏老师在《东方早报》发表了名为《让岳飞回归历史》的历史评论，从岳飞问题出发，对当前中国宋史学界提出了一些批评。笔者作为一名业余宋史爱好者，倒也想斗胆讲点僭越的话。
姜老师为何突然提起岳飞问题，我想一方面可能与最近播出的大型古装武侠玄幻偶像剧《精忠岳飞》有关，另一方面，也许和姜老师曾经在微博上与阉党就岳飞问题有过争论有关：在那次争论中，姜老师持的就是岳飞“有罪”论。
在《让岳飞回归历史》一文中，姜老师首先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清人钱彩编写的通俗小说《说岳全传》被改写后冠以《岳飞传》之名印行，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很多读者把该书虚构情节奉为信史。笔者少时颇喜此类小说，结合近几年所见，深感此言不虚，比如《说岳》中牛皋被描写为一名类似张飞的猛将、岳云使用双锤等、岳母刺“精忠报国”四字等，皆与正史有所出入，而这些话题在民间则是为人津津乐道。
接下来，姜鹏老师举了两位老前辈、宋史研究的泰山北斗邓广铭先生和徐规先生的的几个研究案例，都是针对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中一些争议记载的批判。关于《鄂王行实编年》的史料价值和这几个案例所涉及的具体分析，限于篇幅，笔者暂且按下不表，这些问题王曾瑜先生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与《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都有论述。
在连续立下演义戏说和岳珂两个靶子后，姜老师疾呼，“在向社会大众普及客观、历史的岳飞形象这件事上，迄今为止仍然是失败的”，这种失败归结于“在华文学术界，虽然有客观对待岳飞问题的声音，但当涉及关乎‘民族大义’的立场问题时，为岳飞左袒依然是主流。学者当然分得清史实与虚构，却很难完全摒弃超历史的价值立场。正是这样一种价值预设，最终妨碍了学者有力地将神格化的岳飞拉回到历史轨道上来，并面向大众重新言说。”姜老师言及于此，已经暗中表露了自己对岳飞的判断——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赵构和秦桧不是民族罪人。在最后几段，姜老师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清楚：南宋求和不应受到批判（即“对势力均衡、不得不和这一问题认识最清楚也是最深刻的徐规先生”）；对南宋秦桧是有功劳的（即“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单从道德观点论功过”）；因为南宋要收诸将兵权（即日本学者寺地遵的“南宋军队国家化”），所以岳飞该死。这些观点的总和，即是姜老师认为应当回归的“历史真相”。
实事求是地说，姜老师此文确实指出了当前宋史研究的一些不足。比如，姜老师盛赞日本学者寺地遵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称其尽管在文献运用上有疏漏，但提供了一个研究南宋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史学研究的方向。纵观建国后的宋史（或辽宋金西夏史）研究，像邓广铭、王曾瑜、漆侠、邓小南等宋史名家，在史料掌握与应用的“硬功夫”上非常深厚，研究成果也可谓丰厚，但在像提出如“唐宋变革论（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士绅身份转型论（美国历史学家包弼德）”这样的大的研究理论框架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
然而，《让岳飞回归历史》一文的中心论点，即“当前史学界关于岳飞的评价‘偏离历史’，岳飞不值得称赞，甚至应当死于某种历史潮流”，笔者觉得是应当商榷的。同时，姜老师认为这种偏离正是学术不前的原因，笔者亦难以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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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岳飞回归历史》原文：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8/11/1050690.shtml
近日，复旦大学历史系知名讲师姜鹏老师在《东方早报》发表了名为《让岳飞回归历史》的历史评论，从岳飞问题出发，对当前中国宋史学界提出了一些批评。笔者作为一名业余宋史爱好者，倒也想斗胆讲点僭越的话。
姜老师为何突然提起岳飞问题，我想一方面可能与最近播出的大型古装武侠玄幻偶像剧《精忠岳飞》有关，另一方面，也许和姜老师曾经在微博上与阉党就岳飞问题有过争论有关：在那次争论中，姜老师持的就是岳飞“有罪”论。
在《让岳飞回归历史》一文中，姜老师首先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清人钱彩编写的通俗小说《说岳全传》被改写后冠以《岳飞传》之名印行，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很多读者把该书虚构情节奉为信史。笔者少时颇喜此类小说，结合近几年所见，深感此言不虚，比如《说岳》中牛皋被描写为一名类似张飞的猛将、岳云使用双锤等、岳母刺“精忠报国”四字等，皆与正史有所出入，而这些话题在民间则是为人津津乐道。
接下来，姜鹏老师举了两位老前辈、宋史研究的泰山北斗邓广铭先生和徐规先生的的几个研究案例，都是针对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中一些争议记载的批判。关于《鄂王行实编年》的史料价值和这几个案例所涉及的具体分析，限于篇幅，笔者暂且按下不表，这些问题王曾瑜先生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与《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都有论述。
在连续立下演义戏说和岳珂两个靶子后，姜老师疾呼，“在向社会大众普及客观、历史的岳飞形象这件事上，迄今为止仍然是失败的”，这种失败归结于“在华文学术界，虽然有客观对待岳飞问题的声音，但当涉及关乎‘民族大义’的立场问题时，为岳飞左袒依然是主流。学者当然分得清史实与虚构，却很难完全摒弃超历史的价值立场。正是这样一种价值预设，最终妨碍了学者有力地将神格化的岳飞拉回到历史轨道上来，并面向大众重新言说。”姜老师言及于此，已经暗中表露了自己对岳飞的判断——岳飞不是民族英雄，赵构和秦桧不是民族罪人。在最后几段，姜老师的观点表达得更加清楚：南宋求和不应受到批判（即“对势力均衡、不得不和这一问题认识最清楚也是最深刻的徐规先生”）；对南宋秦桧是有功劳的（即“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单从道德观点论功过”）；因为南宋要收诸将兵权（即日本学者寺地遵的“南宋军队国家化”），所以岳飞该死。这些观点的总和，即是姜老师认为应当回归的“历史真相”。
实事求是地说，姜老师此文确实指出了当前宋史研究的一些不足。比如，姜老师盛赞日本学者寺地遵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称其尽管在文献运用上有疏漏，但提供了一个研究南宋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史学研究的方向。纵观建国后的宋史（或辽宋金西夏史）研究，像邓广铭、王曾瑜、漆侠、邓小南等宋史名家，在史料掌握与应用的“硬功夫”上非常深厚，研究成果也可谓丰厚，但在像提出如“唐宋变革论（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士绅身份转型论（美国历史学家包弼德）”这样的大的研究理论框架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
然而，《让岳飞回归历史》一文的中心论点，即“当前史学界关于岳飞的评价‘偏离历史’，岳飞不值得称赞，甚至应当死于某种历史潮流”，笔者觉得是应当商榷的。同时，姜老师认为这种偏离正是学术不前的原因，笔者亦难以认同。
姜老师一直在谈“不能预设立场”以求客观，这无疑是正确的。依照笔者粗陋的见解，要消除或尽量减少预设立场的影响，做到“回归历史”，唯一的途径就是掌握足够多的史料（包括文字、文物等），同时拥有娴熟的运用分析史料的能力，对史料去伪存真，并能逻辑自洽地做出一些适度的推论，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谈历史观念、总揽全局的问题，否则便会依赖思辨而忽视史料，走上自由心证之路，这样研究历史就犹如建造空中楼阁罢了。傅斯年先生倡导“史学即是史料学”，陈垣先生注重“史源学实习”，在今天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笔者在这里想举一个例子：萧公权先生在《问学谏往录》里回忆说：“二十多年前草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我所看见康氏的著作不过是现在所看见中的一小半。他的思想，我既不能有全面的认识，也不曾作深入的剖析。因此我的论断不免有舛误的地方。例如我说：‘康氏以立宪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号召者为假民权。托孔子以为变法之口实，故其所号召者为假维新。’多看他的著作，细研他的思想之后，我发现这个论断几乎与真相恰相反背。现在我认为这两句话可以改为‘康氏以保皇为立宪之手段，其所号召者为渐进之真民主。谓孔子为改制之圣人，其所企求者实为制度与思想之一体维新’。”
遗憾的是，谎言的境界是先说九句真话，再在其中掺杂一句假话。尽管姜老师谦虚地自称“从事宋史研究时日尚浅”，但却粗暴地认为，“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预设，可能正是两宋之际政治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障碍。”姜老师的逻辑链条很明显：赞美岳飞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妨碍学术进步——应该否定岳飞。实际上，姜老师自己不知不觉预设了一个反岳飞的立场，以走出“赞美岳飞是民族主义”的第一步，而他文中所说的种种，实际和“让岳飞回归历史”这样一个中心诉求是南辕北辙。笔者不禁担忧，姜老师有打着“回归历史”的旗号而兜售私人观点之嫌。姜老师文中反对岳飞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能战始能和，宋、金都无法彻底消灭对方，是和议的前提”和寺地遵先生的“南宋军队国家化”两点。
遗憾的是，谎言的境界是先说九句真话，再在其中掺杂一句假话。尽管姜老师谦虚地自称“从事宋史研究时日尚浅”，但却粗暴地认为，“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预设，可能正是两宋之际政治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障碍。”姜老师的逻辑链条很明显：赞美岳飞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妨碍学术进步——应该否定岳飞。实际上，姜老师自己不知不觉预设了一个反岳飞的立场，以走出“赞美岳飞是民族主义”的第一步，而他文中所说的种种，实际和“让岳飞回归历史”这样一个中心诉求是南辕北辙。笔者不禁担忧，姜老师有打着“回归历史”的旗号而兜售私人观点之嫌。姜老师文中反对岳飞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能战始能和，宋、金都无法彻底消灭对方，是和议的前提”和寺地遵先生的“南宋军队国家化”两点。
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宋、金都无法彻底消灭对方，是和议的前提”，即从社会物质基础考量南宋军事张力的界限，其无力消灭金朝。笔者承认，从军事上讲，岳家军能否真的直捣黄龙府尚存在争议，这需从双方的动员组织能力、后勤供给、将领指挥能力、军队装备与士兵素质以及结合军事地理等多方面分析，这个问题如要深究，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但宋金之间的根本问题，是要“彻底消灭对方”吗？答案是否定的。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宋金之间的根本问题，是金人借故入侵，推行民族屠杀、民族压迫和民族征服的问题，是女真人在北方霸占耕地、剃发易服的问题，是宋人要收复北方国土，收复首都的问题。宋人收复故土的努力，北方汉族捍卫民族平等和尊严的斗争，与要彻底灭亡金朝不可混同。那么这种收复故土的预期又如何？从北宋的灭亡的过程可以看出，金军的胜利是一系列军事冒险行动的结果，其根本不具备武力占领开封的能力。赵构在位初期，宗泽经营开封有声有色，但赵构却对宗泽领导下的中原义军武装心存疑虑，甚至视马括领导的义军为心头大患。终于，中原一度形势大好的局面在宗泽死后四分五裂，原来抗金的义军被分化瓦解，逐渐沦落为群盗。而接任宗泽的杜充惧怕与金作战，一弃开封，再弃建康，江北领土由此全部陷入金人之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后为宗泽、杜充部将的岳飞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复建康，克襄阳，平杨幺，后又三度北伐，其中最后一次绍兴十年(1140年)的北伐，逼迫兀术（完颜宗弼）逃出开封退回北方，实际上收复故都（这一点在《金史.完颜宗弼传》中得到旁证：“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完颜兀术初至开封，是在岳飞北伐前的五月十三日，“孔彦舟下汴”，既在岳飞北伐之后，为重新占领；《金史.孔彦舟传》亦有提及）。同时岳飞在战斗中不但能联络河北、河东金国占领区的各地义军配合作战，更派出梁兴、赵云、李宝等有过正规军作战经验的将领去领导敌占区的抗金活动。在最后一次北伐中，金占区的义军配合岳家军进攻晋西北、东平府、大名府等地，同时梁兴率军渡过黄河，骚扰河东敌后地区，这一方面体现了岳飞超越时代的现代敌后抗战、全民抗战的理念，另一方面也表明金人在宋人故土尚未得人心。除了中原战场之外，金军聂儿孛堇部在两淮、完颜撒离喝部在川陕的战况最多只能说是陷入僵持，在金军最重要的有生力量即兀术统帅的十万以上的机动部队连续遭到刘锜、岳飞所部的沉痛打击之时，很难说有扭转中原局势的可能。然而在这种起码说宋朝占据上风、可以收复一定失地的良好局面下，赵构、秦桧为首的一方却力主退兵求和，并主动割地，缴纳贡品，甚至奉表称臣于金，完全丧失国格。
而在和议达成后，南宋的政府收支与百姓的生活因和平而根本改善了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从财政上看，在议和前南宋政府的财政虽然较为紧张，但尚能满足军需供给，实现暂时、表明的收支平衡（汪圣铎《两宋财政史》）；而在议和后，统治集团更加肆无忌惮地追求物欲享受，皇室、冗官开支增加，同时军费开支未能及时大幅削减，人民的税收负担并未减少。据王曾瑜先生统计，绍兴十年北伐时南宋正规军总数约36万，其中属川陕宣抚司的约为9到10万，即说明由东南中央财政直接供给的兵力约26万，据《宋史.兵志七》，和议后虽一度裁军至21万4千5百余，但之后新编军队的数目反而更多，在完颜亮南侵之前的绍兴三十年（1160年），这一数字为惊人的30万以上。更为可悲的是，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一七四与《宋史.食货志》记载，一方面赵构故作宽仁并表示要惩治腐败，一方面秦桧则暗地指示诸路增加税额“十分之七八”，以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同时，秦桧对灾情、疫情等“隐而不奏，有闻言者，必罪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中兴姓氏录》），由此民间疾苦之深可想而知。百姓们私下评论说“自秦太师讲和，民间一日不如一日”（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与虞并甫》），生活的艰辛使得本已平息的农民起义死灰复燃。而绍兴和议中割让前线领土（以东起淮水中游、西至大散关作为两国的分界线），也造成隐性的财政损失，如北宋时期的淮南以“土壤膏沃”、“廛里饶富”著称，但在成为军事前沿后，因战争的威胁（历史表明，金人在撕碎和议条约上从来不含糊）及南宋弹性防御的战略姿态，农业生产难以维系，直到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据淮东安抚使司陈报，淮南东路真州、扬州、通州、泰州、楚州、滁州、高邮军、盱眙军的“系官荒田”和“在户未耕荒田”，总共还有三万五千一百二十四万顷（《宋会要·食货》六之二一） 。程民生先生在《宋代物价研究》指出，古代农业社会，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于社会生活关系极大。据程民生先生的研究数据，在北宋时期米价长期比较平稳的淮南，在进入南宋后米价急剧上升，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淮南米价最低的地方，其米价与宋哲宗元佑六年遭受自然灾害时的高粮价相比，也高出64％。而在京西南路庇护下的荆湖北路则是另一番景象：北宋前期，荆湖北路土旷人稀，米价长期低廉，但在北宋后期曾每斗超过200文；进入南宋后由于人口流动、盗匪四起，生产遭到破坏，米价也长期在100文以上，在岳飞收复荆襄、平定洞庭后，两湖地区生产得以恢复，在议和前的绍兴十一年和十二年，荆湖北路连续两年丰收，使粮价降到每斗100文以下。对南宋而言，能熬过建炎初期财政最困难的局面，加上可观的战争红利，却在即将或者说实际已经收复开封后选择各地纳款求和，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加上和议后相当比例的财政收入用于封桩备战，和议后的财政依然是大致维系表面平衡，财政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而为以后的财政进一步恶化埋下祸根（汪圣铎《两宋财政史》）。
所以说，无论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还是从财政民生的角度，绍兴和议都很难说是国家战略的上策。而对于金国，军事上屡遭失利的兀术，能在劣势下通过外交手段取得重大胜利，无怪乎《金史》对其持极高评价。
而在和议达成后，南宋的政府收支与百姓的生活因和平而根本改善了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从财政上看，在议和前南宋政府的财政虽然较为紧张，但尚能满足军需供给，实现暂时、表明的收支平衡（汪圣铎《两宋财政史》）；而在议和后，统治集团更加肆无忌惮地追求物欲享受，皇室、冗官开支增加，同时军费开支未能及时大幅削减，人民的税收负担并未减少。据王曾瑜先生统计，绍兴十年北伐时南宋正规军总数约36万，其中属川陕宣抚司的约为9到10万，即说明由东南中央财政直接供给的兵力约26万，据《宋史.兵志七》，和议后虽一度裁军至21万4千5百余，但之后新编军队的数目反而更多，在完颜亮南侵之前的绍兴三十年（1160年），这一数字为惊人的30万以上。更为可悲的是，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一七四与《宋史.食货志》记载，一方面赵构故作宽仁并表示要惩治腐败，一方面秦桧则暗地指示诸路增加税额“十分之七八”，以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同时，秦桧对灾情、疫情等“隐而不奏，有闻言者，必罪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中兴姓氏录》），由此民间疾苦之深可想而知。百姓们私下评论说“自秦太师讲和，民间一日不如一日”（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一四《与虞并甫》），生活的艰辛使得本已平息的农民起义死灰复燃。而绍兴和议中割让前线领土（以东起淮水中游、西至大散关作为两国的分界线），也造成隐性的财政损失，如北宋时期的淮南以“土壤膏沃”、“廛里饶富”著称，但在成为军事前沿后，因战争的威胁（历史表明，金人在撕碎和议条约上从来不含糊）及南宋弹性防御的战略姿态，农业生产难以维系，直到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据淮东安抚使司陈报，淮南东路真州、扬州、通州、泰州、楚州、滁州、高邮军、盱眙军的“系官荒田”和“在户未耕荒田”，总共还有三万五千一百二十四万顷（《宋会要·食货》六之二一） 。程民生先生在《宋代物价研究》指出，古代农业社会，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于社会生活关系极大。据程民生先生的研究数据，在北宋时期米价长期比较平稳的淮南，在进入南宋后米价急剧上升，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淮南米价最低的地方，其米价与宋哲宗元佑六年遭受自然灾害时的高粮价相比，也高出64％。而在京西南路庇护下的荆湖北路则是另一番景象：北宋前期，荆湖北路土旷人稀，米价长期低廉，但在北宋后期曾每斗超过200文；进入南宋后由于人口流动、盗匪四起，生产遭到破坏，米价也长期在100文以上，在岳飞收复荆襄、平定洞庭后，两湖地区生产得以恢复，在议和前的绍兴十一年和十二年，荆湖北路连续两年丰收，使粮价降到每斗100文以下。对南宋而言，能熬过建炎初期财政最困难的局面，加上可观的战争红利，却在即将或者说实际已经收复开封后选择各地纳款求和，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加上和议后相当比例的财政收入用于封桩备战，和议后的财政依然是大致维系表面平衡，财政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反而为以后的财政进一步恶化埋下祸根（汪圣铎《两宋财政史》）。
所以说，无论从军事政治的角度，还是从财政民生的角度，绍兴和议都很难说是国家战略的上策。而对于金国，军事上屡遭失利的兀术，能在劣势下通过外交手段取得重大胜利，无怪乎《金史》对其持极高评价。
再看第二点——所谓的“南宋军队国家化”，即出于国家转变岳飞所部军队性质的需要，出于“国家化”的历史趋势，岳飞该死。我们不妨先观察岳飞被害后南宋的军事政治状况。绍兴和议与岳飞遇害后，秦桧在金人的支持下成为终身宰相，并通过操纵台谏、清洗政敌、勾结内侍，从而控制内外两朝，开宋权臣之先例。秦桧大兴文字狱等政治迫害，同时与赵构粉饰太平，安心地“西湖歌舞”，使政治生态乌烟瘴气。在收三大将兵权后，秦桧为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将韩世忠旧部的精锐背嵬军调往临安“以防兵变”、排挤甚至毒害原岳飞部将如牛皋、大幅裁撤原岳飞与张俊所部兵力，并逐步将尚存的宿将如刘锜、王德、李显忠等闲废，转而“任将帅，必选驽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九），致使诸帅“皆贪污，士气不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四注引《林泉野记》）。如此一来，南宋国防实力受到严重损失，而这种环境熏陶下的军队，在遭遇完颜亮南侵时，尽管在士兵数目上比绍兴议和前并未减少，但战斗力已经大打折扣。秦桧甚至将手触及杨存中的殿前司军：据《宋史.孝宗本纪》记载，“（绍兴）二十四年，衢州盗起，秦桧遣殿前司将官辛立将千人捕之，不以闻。帝入侍言之，高宗大惊。明日，以问桧，桧谓不足烦圣虑，故不敢闻，俟朝夕盗平则奏矣。”这说明，尽管赵构安排亲信杨存中掌管兼具卫队性质的殿前司军，但秦桧有能力不经过杨存中直接调动这支军队。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在赵构的无能与秦桧的金人靠山下，演变为自毁长城与“军队秦桧化”。赵构也许不曾想到，当初求和以图偷安，最终使得秦桧“挟虏势以邀君”（《朱子语类》卷一三一），并连自身安全都有危险。
可以进一步说，“南宋军队国家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今日之兵，分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分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分隶杨沂中者则曰：杨家军；分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岳飞、韩世忠、张俊三位“第二次杯酒释兵权”主角所部和杨存中所部一样，称其“某家军”仅仅是一种习惯称呼（南宋正规军的番号，可参照王曾瑜先生的《宋朝军制初探》，如绍兴五年（1135年），韩、岳、张所部名称由“神武军”改称“行营护军”，杨存中所部“神武中军”也改称“殿前司军”），实际上包括三衙军在内的各帅所部，本质都是屯驻大军体系下的只受中央指挥的国家军队。在“军队国家化”基础上，收三大将的兵权加强了朝廷中秦桧集团对军队的控制，但这与求和政策密切相关，本身并不说明原先的军队“非国家化”，事实上在收兵权时并未受到来自军方的多少阻力或反抗，而从整个南宋历史来看，在后来开始出现赵方这样“合官民兵为一体，通制总司为一家”（《宋史.赵方传）的掌握一方军民财大权的地方大员，在战争的应求下，整个趋势还是地方屯驻大军相对中央权力的集中。从军需供给角度看，岳飞的军队本质上还是由东南中央财政供给所需，尽管我们注意到岳飞所部拥有盈利性经营项目，但需要指出的是，军队拥有盈利性经营项目在宋代是从开国至灭亡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当时有专门的名目叫“回易、回图”（李洪《宋代军队回易述论》）。在所谓“军队国家化”早已完成的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南宋军队依旧是“今有伐山为薪炭，聚木为牌筏，行商坐贾，开酒坊，解质库，名为赡军回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再向后到宋宁宗开禧年间更是“诸军皆有回易，以至邸店、酒息皆有宽剩。”（《昌谷集》卷十）。由此可见，岳家军有盈利性经营项目根本只是同时代的正常现象，与所谓南宋需要进行“军队国家化”以收拢财权了无关涉。而岳飞在绍兴十年北伐最后奉召班师及驰援淮西中表现出了对赵构的指挥和友军的要求的高度尊重，且在后来抓捕岳飞时，岳飞早已不掌兵权。可见“南宋军队国家化”与“岳飞因抗拒军队国家化而死”，都是站不住脚的。
可以进一步说，“南宋军队国家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今日之兵，分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分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分隶杨沂中者则曰：杨家军；分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岳飞、韩世忠、张俊三位“第二次杯酒释兵权”主角所部和杨存中所部一样，称其“某家军”仅仅是一种习惯称呼（南宋正规军的番号，可参照王曾瑜先生的《宋朝军制初探》，如绍兴五年（1135年），韩、岳、张所部名称由“神武军”改称“行营护军”，杨存中所部“神武中军”也改称“殿前司军”），实际上包括三衙军在内的各帅所部，本质都是屯驻大军体系下的只受中央指挥的国家军队。在“军队国家化”基础上，收三大将的兵权加强了朝廷中秦桧集团对军队的控制，但这与求和政策密切相关，本身并不说明原先的军队“非国家化”，事实上在收兵权时并未受到来自军方的多少阻力或反抗，而从整个南宋历史来看，在后来开始出现赵方这样“合官民兵为一体，通制总司为一家”（《宋史.赵方传）的掌握一方军民财大权的地方大员，在战争的应求下，整个趋势还是地方屯驻大军相对中央权力的集中。从军需供给角度看，岳飞的军队本质上还是由东南中央财政供给所需，尽管我们注意到岳飞所部拥有盈利性经营项目，但需要指出的是，军队拥有盈利性经营项目在宋代是从开国至灭亡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当时有专门的名目叫“回易、回图”（李洪《宋代军队回易述论》）。在所谓“军队国家化”早已完成的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南宋军队依旧是“今有伐山为薪炭，聚木为牌筏，行商坐贾，开酒坊，解质库，名为赡军回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再向后到宋宁宗开禧年间更是“诸军皆有回易，以至邸店、酒息皆有宽剩。”（《昌谷集》卷十）。由此可见，岳家军有盈利性经营项目根本只是同时代的正常现象，与所谓南宋需要进行“军队国家化”以收拢财权了无关涉。而岳飞在绍兴十年北伐最后奉召班师及驰援淮西中表现出了对赵构的指挥和友军的要求的高度尊重，且在后来抓捕岳飞时，岳飞早已不掌兵权。可见“南宋军队国家化”与“岳飞因抗拒军队国家化而死”，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我们可以参看寺地遵先生本人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对于赵构、秦桧推行求和政策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分析：“高宗、秦桧为行和议，而与江南士人妥协的结果……这是转变为江南政权的继承政权，放弃了民族全体性，向江南寻求支持……这是站在江南在地士人的立场，认识到肃军和兵力一元化才能减轻东南民力负担。”关于减轻东南民力负担，笔者在上文已提出一些反对的看法，但这不妨碍寺地遵先生深刻地指出赵构、秦桧求和政策的本质——出于背叛与懦弱，放弃民族全体性，放弃对沦陷区同胞民众的责任，苟且偷安，实为投降（关于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据漆侠先生主编的《辽宋西夏金通史（政治军事卷）》，即便是号称“小尧舜”的一代明君金世宗完颜雍，出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也推行以女真族为本位、逆历史潮流的民族政策，激化了女真族和汉族、蒙古族的矛盾，北宋故地的汉人反抗层出不穷，蒙古边患也日渐严重）。我想，基于以上论述，谁站在人民一边，已经一目了然了。如果说“民族英雄”的称号给人以“预设民族主义立场”的“把柄”，那么我们不妨称岳飞为那个时代的人民英雄！
关于岳飞的死因，我们应该放在一个更宽的视野下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与《宋史.岳飞传》等史料都记载了在岳飞被害前，依秦桧预谋，由韩世忠旧部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校耿著的事情，这里引用王曾瑜先生《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里的叙述：
胡纺原先因奉承韩世忠，“奴事”韩世忠的“亲校”耿著等人，步步高升。他后来又见风使舵，趋附秦桧，绍兴八年、九年韩世忠袭击金使的计划，便是由他出面告密的。三大帅罢兵权后。胡纺依照秦桧的发纵指示，出首控告昔日“奴事”的对象，说耿著自“行在”临安府回楚州后，散布流言蜚语，“二枢密来楚州，必分世忠之军”，“吕祉之戒，不可不虑”，“鼓惑众听”，并且“图叛逆”，“谋还世忠掌兵柄”。秦桧下令逮捕耿著，以酷刑逼供，企图由此牵连韩世忠。
当张俊和岳飞离开临安府前，秦桧曾在政事堂布置使命，示意岳飞“以罗织之说，伪托以上意”，并且假惺惺地说：“且备 反侧！”耿直的岳飞明了秦桧的用心后，便严词回绝，说“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
秦桧受岳飞责备后，气得脸上变色。岳飞出使后，方得知耿著的冤狱。他说：“吾与世忠同王事， 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为负世忠！”岳飞连忙写信，告知韩世忠。韩世忠接信后，大吃一惊，立即求见宋高宗，大哭大吵一场，“投地自明”。宋高宗本来就无意于杀害这位苗刘之变的救驾功臣，便召见秦桧，示意不得株连韩世忠。于是，这件冤狱便以耿著“杖脊”和“刺配”了结。
关于岳飞的死因，我们应该放在一个更宽的视野下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与《宋史.岳飞传》等史料都记载了在岳飞被害前，依秦桧预谋，由韩世忠旧部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校耿著的事情，这里引用王曾瑜先生《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里的叙述：
胡纺原先因奉承韩世忠，“奴事”韩世忠的“亲校”耿著等人，步步高升。他后来又见风使舵，趋附秦桧，绍兴八年、九年韩世忠袭击金使的计划，便是由他出面告密的。三大帅罢兵权后。胡纺依照秦桧的发纵指示，出首控告昔日“奴事”的对象，说耿著自“行在”临安府回楚州后，散布流言蜚语，“二枢密来楚州，必分世忠之军”，“吕祉之戒，不可不虑”，“鼓惑众听”，并且“图叛逆”，“谋还世忠掌兵柄”。秦桧下令逮捕耿著，以酷刑逼供，企图由此牵连韩世忠。
当张俊和岳飞离开临安府前，秦桧曾在政事堂布置使命，示意岳飞“以罗织之说，伪托以上意”，并且假惺惺地说：“且备 反侧！”耿直的岳飞明了秦桧的用心后，便严词回绝，说“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
秦桧受岳飞责备后，气得脸上变色。岳飞出使后，方得知耿著的冤狱。他说：“吾与世忠同王事， 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为负世忠！”岳飞连忙写信，告知韩世忠。韩世忠接信后，大吃一惊，立即求见宋高宗，大哭大吵一场，“投地自明”。宋高宗本来就无意于杀害这位苗刘之变的救驾功臣，便召见秦桧，示意不得株连韩世忠。于是，这件冤狱便以耿著“杖脊”和“刺配”了结。
这种陷害韩世忠的伎俩，后来几乎原封不动地用在岳飞身上：由原岳飞部下王俊诬告张宪“谋反并企图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这一招最后甚至被秦桧用在曾经的同伙张俊身上，但最终赵构保张俊无谋反之事，同时借机“批准”其退闲）。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岳飞援救韩世忠的行为，最终将秦桧对主战派的愤怒转移到自己身上。而结合和议前后秦桧（与赵构）大兴文字狱、疯狂迫害抗战派乃至一切政治上潜在敌人的行为（如迫害政敌胡铨、李光，直至秦桧病危前仍计划逼迫赵鼎之子赵汾自诬与张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谋大逆”；同时采取高压政策压制民间抗金舆论，严禁私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八、一七一），而特务机关皇城司的逻卒遍布京城（《宋史.秦桧传》），文禁之多滥，监察之严密，打击之深广，为中国古代所罕见），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岳飞是死于秦桧（与赵构）为首投降派的政治迫害，岳飞与张宪、岳云的被害，岳飞幕僚、部将和企图营救岳飞者遭到的迫害，及秦桧一党篡改歪曲史书、藏匿或销毁岳飞相关的朝廷和军中文书的行径，一起构成当时最大最惨的冤狱。岳飞的悲剧，是时代悲剧的集中体现。
岳飞冤案的司法过程，可参见戴建国先生《宋代法制初探》中《关于岳飞冤狱问题的几点看法》一文，这里不再详述。至于害死岳飞的元凶，邓广铭先生持“秦桧元凶论”，王曾瑜先生持“赵构元凶论”，笔者个人倾向邓广铭先生的看法，但无论如何，赵构、秦桧都负有责任，应该是可以达成的共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姜老师隐约持有一种“岳飞在南宋初年的将领中并不算那么出类拔萃”的观点，笔者对此是不认同的。关于岳飞与韩世忠、刘锜等其他将领的比较，王曾瑜先生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的附录已有详叙，笔者主要就军事才能方面做一些说明，敬请方家指正。在治军方面，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严明军纪，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岳飞同样重视对军队的思想教育，“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祸,涕流气塞,士卒皆欷觑听命。……与将校语,必勉之以忠孝,教之以节义”（《金陀续编》卷二十一，另可参看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四章《建康风云》）；而岳飞本人以廉洁自律，虽然为了增加军队的收入以减轻国家经济负担，像其他部队一样进行屯田与回易，但所得收入都能用于正途，保证了军队的供给与士气。与之相对应，如刘光世，当时全军五万二千多人,竟“以八千人为回易”,而所得多以自肥，“尝语人,以陶朱公自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使得 “士卒一月之粮，或阙其半”，至有“健儿不如乞儿”的民谣，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一）。刘光世所部最终在“淮西之变”时中以7万之众投降伪齐做了伪军，其直接原因虽为郦琼和王德不和，但刘部军纪涣散、士气低落、缺乏保家卫民的思想教育则是兵变规模如此之巨的深层原因。在临阵战术方面，岳飞讲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指挥步兵、骑兵与水战都具有杰出的战绩。特别的，宋人杨简《慈湖遗书》卷一六《论兵》所载一件小事很有深意：“岳飞用兵，有胜而无败。闻其欲有所举也，必尽召诸统制官，环坐饮食之，而与之谋。先谋夫敌之所以败我者，至於六、七，备谋，详虑，竭智，共攻而终于无败也，乃行。故飞每战无败。”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岳家军上下和睦的关系，也体现了作战计划的重视。李德哈特在《战略论》记录了十八世纪梅里波斯的参谋长包尔色特将军的一句话：“任何一种战争计划，都必须包含几个作战方案，须要经过周密慎重的思考，要使几个方案当中总有一个能够保证夺取胜利。”举世公认的伟大军事家拿破仑曾认真研究过包尔色特的军事理论，并提出“作战计划应该有两个方案”的名言。身于十二世纪的岳飞，即能够有意识的贯彻这一作战指导思想，再次体现其超越时代之处。在战略思想方面，岳飞继承和发展了自五代以来的弹性防御体系，使其适合在战役级进攻中实现战役意图，同时如上文所述，岳飞重视敌后战争、人民战争，在绍兴十年的北伐中实现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成功结合。我们注意到，作为对手的金人也对岳飞持敬重乃至敬畏的态度。岳飞死后二十年，曾亲历绍兴十年恶战的完颜亮发动南侵，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浪语集》卷二二）。而岳飞身后六十多年，金朝在诱降吴曦的诏书中也承认岳飞的“威名战功，暴于南北”（《金史.完颜纲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岳飞壮年遇害，未能留下如《孙子兵法》《李卫公问对》《纪效新书》这样的军事著作，但他理应在军事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限于笔者有限的军事学知识，只能作一点简析，从现代军事学角度分析历代的国家对外策略，其实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的领域，笔者在此向英年早逝的曾瑞龙先生致敬！
岳飞冤案的司法过程，可参见戴建国先生《宋代法制初探》中《关于岳飞冤狱问题的几点看法》一文，这里不再详述。至于害死岳飞的元凶，邓广铭先生持“秦桧元凶论”，王曾瑜先生持“赵构元凶论”，笔者个人倾向邓广铭先生的看法，但无论如何，赵构、秦桧都负有责任，应该是可以达成的共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姜老师隐约持有一种“岳飞在南宋初年的将领中并不算那么出类拔萃”的观点，笔者对此是不认同的。关于岳飞与韩世忠、刘锜等其他将领的比较，王曾瑜先生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的附录已有详叙，笔者主要就军事才能方面做一些说明，敬请方家指正。在治军方面，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严明军纪，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岳飞同样重视对军队的思想教育，“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祸,涕流气塞,士卒皆欷觑听命。……与将校语,必勉之以忠孝,教之以节义”（《金陀续编》卷二十一，另可参看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四章《建康风云》）；而岳飞本人以廉洁自律，虽然为了增加军队的收入以减轻国家经济负担，像其他部队一样进行屯田与回易，但所得收入都能用于正途，保证了军队的供给与士气。与之相对应，如刘光世，当时全军五万二千多人,竟“以八千人为回易”,而所得多以自肥，“尝语人,以陶朱公自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使得 “士卒一月之粮，或阙其半”，至有“健儿不如乞儿”的民谣，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一）。刘光世所部最终在“淮西之变”时中以7万之众投降伪齐做了伪军，其直接原因虽为郦琼和王德不和，但刘部军纪涣散、士气低落、缺乏保家卫民的思想教育则是兵变规模如此之巨的深层原因。在临阵战术方面，岳飞讲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其指挥步兵、骑兵与水战都具有杰出的战绩。特别的，宋人杨简《慈湖遗书》卷一六《论兵》所载一件小事很有深意：“岳飞用兵，有胜而无败。闻其欲有所举也，必尽召诸统制官，环坐饮食之，而与之谋。先谋夫敌之所以败我者，至於六、七，备谋，详虑，竭智，共攻而终于无败也，乃行。故飞每战无败。”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岳家军上下和睦的关系，也体现了作战计划的重视。李德哈特在《战略论》记录了十八世纪梅里波斯的参谋长包尔色特将军的一句话：“任何一种战争计划，都必须包含几个作战方案，须要经过周密慎重的思考，要使几个方案当中总有一个能够保证夺取胜利。”举世公认的伟大军事家拿破仑曾认真研究过包尔色特的军事理论，并提出“作战计划应该有两个方案”的名言。身于十二世纪的岳飞，即能够有意识的贯彻这一作战指导思想，再次体现其超越时代之处。在战略思想方面，岳飞继承和发展了自五代以来的弹性防御体系，使其适合在战役级进攻中实现战役意图，同时如上文所述，岳飞重视敌后战争、人民战争，在绍兴十年的北伐中实现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成功结合。我们注意到，作为对手的金人也对岳飞持敬重乃至敬畏的态度。岳飞死后二十年，曾亲历绍兴十年恶战的完颜亮发动南侵，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浪语集》卷二二）。而岳飞身后六十多年，金朝在诱降吴曦的诏书中也承认岳飞的“威名战功，暴于南北”（《金史.完颜纲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岳飞壮年遇害，未能留下如《孙子兵法》《李卫公问对》《纪效新书》这样的军事著作，但他理应在军事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限于笔者有限的军事学知识，只能作一点简析，从现代军事学角度分析历代的国家对外策略，其实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的领域，笔者在此向英年早逝的曾瑞龙先生致敬！
最后补充几点：
一：历史学本身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如邓广铭与其弟子王曾瑜两位先生在如岳飞问题、王安石变法问题上多有分歧，甚至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这并不奇怪。历史问题同样是越辩越明，推翻以前的主流结论是常见的，但一切都以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为前提——基于史料的的理性分析。谋求理论框架的进步与维持某个既定结论并不存在根本矛盾。“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专门为迎合某种政治需要与专门为推翻一个“可能仅仅是我看不顺眼”的结论而大做文章，都是不足取的。
二：如今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相互平等，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与国家分裂，这是最基本的观念。但历史上，民族间存在一定的侵略与压迫政策的事实是不可能掩盖的，历史给我们当下与长远处理好民族关系提供了许多经验与教训。就南宋与金朝当时的情形而言，称呼岳飞为民族英雄，无需担心所谓伤害某些民族的感情。事实上，就笔者所认识的一些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朋友，都对岳飞相当敬重。
三：岳飞尽忠报国、为人民而奋斗的精神（民间多作“精忠报国”，据《宋史.何铸传》应为“尽忠报国”），随着时代的变迁，永远不会磨灭：
君不见，当御史中丞汪澈在完颜亮南侵的特殊时刻“宣谕荆、襄”，所见仍是“万灶鳞比,寂无欢哗,三军云屯,动有纪律”的“良将之遗烈”，而鄂州将士见到天子来使，联名上书为故帅鸣冤，至有“为我岳公争气，效一死！”之语；
君不见，从岳家军走出的李宝、岳家军的后人毕再遇、孟宗政、孟珙等，都成为保卫南宋的土地与人民的优秀将领，其中曾经自谓“兴仁府泼李三”的河北李宝，后来独当一面，在胶西全歼完颜亮水师，而孟珙亦在抗金、灭金、抗蒙的战争中成为南宋的中流砥柱；
君不见，被阉党迫害入狱的杨涟在狱中留下铁骨铮铮的《告岳武穆疏》，为匡复明朝奔走半生的张苍水在被捕后解送杭州前在《入武林》留下“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的慷慨自白；
君不见，从鸦片战争到抗美援朝，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寻求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与民族尊严，前仆后继，用血与汗践行了“用无数个无名的岳武穆，成就了一个有名的、顶天立地的中华民族的岳武穆”；
君不见，“两弹元勋”邓稼先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毅然回国，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一向不爱照相的邓先生却在一次于西湖参加会议时，拉着同仁在“尽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为自己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注脚。
到这里，笔者想用王曾瑜先生的一段话作结语：
“历史是无情的。时势造就了岳飞这个英雄人物，却又由于各种力量和因素的交互作用，毁灭了这个英雄，特别是毁灭了他的理想。人民却是多情的，千百年来，西子湖畔的忠魂，得到了永久的尊崇和纪念。”
（2013年8月14日于杭州）
一：历史学本身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如邓广铭与其弟子王曾瑜两位先生在如岳飞问题、王安石变法问题上多有分歧，甚至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这并不奇怪。历史问题同样是越辩越明，推翻以前的主流结论是常见的，但一切都以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为前提——基于史料的的理性分析。谋求理论框架的进步与维持某个既定结论并不存在根本矛盾。“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专门为迎合某种政治需要与专门为推翻一个“可能仅仅是我看不顺眼”的结论而大做文章，都是不足取的。
二：如今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相互平等，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与国家分裂，这是最基本的观念。但历史上，民族间存在一定的侵略与压迫政策的事实是不可能掩盖的，历史给我们当下与长远处理好民族关系提供了许多经验与教训。就南宋与金朝当时的情形而言，称呼岳飞为民族英雄，无需担心所谓伤害某些民族的感情。事实上，就笔者所认识的一些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朋友，都对岳飞相当敬重。
三：岳飞尽忠报国、为人民而奋斗的精神（民间多作“精忠报国”，据《宋史.何铸传》应为“尽忠报国”），随着时代的变迁，永远不会磨灭：
君不见，当御史中丞汪澈在完颜亮南侵的特殊时刻“宣谕荆、襄”，所见仍是“万灶鳞比,寂无欢哗,三军云屯,动有纪律”的“良将之遗烈”，而鄂州将士见到天子来使，联名上书为故帅鸣冤，至有“为我岳公争气，效一死！”之语；
君不见，从岳家军走出的李宝、岳家军的后人毕再遇、孟宗政、孟珙等，都成为保卫南宋的土地与人民的优秀将领，其中曾经自谓“兴仁府泼李三”的河北李宝，后来独当一面，在胶西全歼完颜亮水师，而孟珙亦在抗金、灭金、抗蒙的战争中成为南宋的中流砥柱；
君不见，被阉党迫害入狱的杨涟在狱中留下铁骨铮铮的《告岳武穆疏》，为匡复明朝奔走半生的张苍水在被捕后解送杭州前在《入武林》留下“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的慷慨自白；
君不见，从鸦片战争到抗美援朝，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寻求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与民族尊严，前仆后继，用血与汗践行了“用无数个无名的岳武穆，成就了一个有名的、顶天立地的中华民族的岳武穆”；
君不见，“两弹元勋”邓稼先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毅然回国，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一向不爱照相的邓先生却在一次于西湖参加会议时，拉着同仁在“尽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为自己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注脚。
到这里，笔者想用王曾瑜先生的一段话作结语：
“历史是无情的。时势造就了岳飞这个英雄人物，却又由于各种力量和因素的交互作用，毁灭了这个英雄，特别是毁灭了他的理想。人民却是多情的，千百年来，西子湖畔的忠魂，得到了永久的尊崇和纪念。”
（2013年8月14日于杭州）
所谓的“南宋军队国家化”，即出于国家转变岳飞所部军队性质的需要，出于“国家化”的历史趋势，岳飞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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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鼓吹这个，其实是影射毛太祖应当相应委员长军队国家化的号召，学习岳飞交出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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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鼓吹这个，其实是影射毛太祖应当相应委员长军队国家化的号召，学习岳飞交出军队
搞乱人的历史观，是目前GZ们的一项核心工作。
跳梁小丑而已，你理他，就遂他心愿了，他名声就起来了，最好是理都不理，让他自己都觉得无趣
楼上那几位有毛病吧，这个姜鹏本来就是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关于历史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发表，有什么奇怪的。这是有关他研究的领域。
开口公知，闭口公知的，合着只要是任何言论不好听的，不符合楼上几位胃口的，都是公知？！在骂别人公知前，请先百度公知的定义吧！
开口公知，闭口公知的，合着只要是任何言论不好听的，不符合楼上几位胃口的，都是公知？！在骂别人公知前，请先百度公知的定义吧！
楼主本来有根有据。但是最后一段就表现出主观意向了。不过我还是同意楼主。除了一点，就是宋不可能攻势中取胜。以为没有马。但是说杀岳飞是为了议和就不对了。谁都知道胜势议和和弱势议和的结果完全不同。
tang-yh 发表于 2013-8-16 23:18
楼上那几位有毛病吧，这个姜鹏本来就是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关于历史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发表，有什么奇怪的 ...
“我们学校有些老师，其品格未必比学生高尚”——杨玉良 在2012年复旦大学迎新大会上的讲话。
楼上那几位有毛病吧，这个姜鹏本来就是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关于历史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发表，有什么奇怪的 ...
“我们学校有些老师，其品格未必比学生高尚”——杨玉良 在2012年复旦大学迎新大会上的讲话。
娇点访谈 发表于 2013-8-17 00:12
“我们学校有些老师，其品格未必比学生高尚”——杨玉良 在2012年复旦大学迎新大会上的讲话。
品格是讲人品，先不论姜鹏人品如何，杨玉良说的是究竟谁，研究历史本就是姜鹏的专业领域。在专业领域发表研究报告与人品无关，和水平有关。牛顿人品不咋地，可不妨碍他再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成就。
对于某些人骂他公知，逻辑很奇怪，人品不好就是公知？言论听着不舒服就是公知？那天天在菜市口骂街的那位阿姨也成了公知了？
“我们学校有些老师，其品格未必比学生高尚”——杨玉良 在2012年复旦大学迎新大会上的讲话。
品格是讲人品，先不论姜鹏人品如何，杨玉良说的是究竟谁，研究历史本就是姜鹏的专业领域。在专业领域发表研究报告与人品无关，和水平有关。牛顿人品不咋地，可不妨碍他再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成就。
对于某些人骂他公知，逻辑很奇怪，人品不好就是公知？言论听着不舒服就是公知？那天天在菜市口骂街的那位阿姨也成了公知了？
tang-yh 发表于 2013-8-17 00:58
品格是讲人品，先不论姜鹏人品如何，杨玉良说的是究竟谁，研究历史本就是姜鹏的专业领域。在专业领域发表 ...
姜鹏水平如何？看看他讲 汉武帝 就知道了。
水平很烂！
首先，作为所谓的历史学研究者，不会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历史问题；不能将历史人物放在历史大背景下观察。这就违背了所研究历史所必需的客观性；
其次，用放大镜去观察历史人物负面的细枝末节，却无视历史人物主流的正面事迹。
这样的历史研究，无非就是猎奇，写成网文的标题就是“某某不为人知的真相”
标准的地摊文学爱好者的档次，与张戎这种货色没啥本质区别。
品格是讲人品，先不论姜鹏人品如何，杨玉良说的是究竟谁，研究历史本就是姜鹏的专业领域。在专业领域发表 ...
姜鹏水平如何？看看他讲 汉武帝 就知道了。
水平很烂！
首先，作为所谓的历史学研究者，不会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历史问题；不能将历史人物放在历史大背景下观察。这就违背了所研究历史所必需的客观性；
其次，用放大镜去观察历史人物负面的细枝末节，却无视历史人物主流的正面事迹。
这样的历史研究，无非就是猎奇，写成网文的标题就是“某某不为人知的真相”
标准的地摊文学爱好者的档次，与张戎这种货色没啥本质区别。
历史，还是应该站在历史环境的角度去看，才有意义
学者如果纯碎做学问，得出一些另类博眼球的见解，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如果是有其他现世政治目的的，那么就真的很无耻了
学者如果纯碎做学问，得出一些另类博眼球的见解，我觉得可以理解
但如果是有其他现世政治目的的，那么就真的很无耻了
刀笔吏最纯洁了，它们才是推动中华历史的大英雄
军队国家化，属私话，映射现在的TG吧！
没办法，没有新意就没人关注！来自: iPhone客户端
岳飞军功就看他升迁和高宗对他褒奖就知道了。
煞破狼 发表于 2013-8-16 22:12
最后补充几点：
一：历史学本身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如邓广铭与其弟子王曾瑜两位先生在如岳飞问题、王 ...
历史是可以争论的
最后补充几点：
一：历史学本身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如邓广铭与其弟子王曾瑜两位先生在如岳飞问题、王 ...
历史是可以争论的
汪精卫投降时也是很有理论的，也是救国
反观常凯申莫非是罪人
反观常凯申莫非是罪人
大宋能干什么，没一个能打得过的，辽、夏、金、蒙，存的长只是因为底子好，大啊 ！和秃子有的比啊，要不是大早玩完了~~~~~
超大不是也认为岳飞能光复大宋故土吧。
超大不是也认为岳飞能光复大宋故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