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缺武器，我们还缺什么：国家信仰——论我党理论新建 ...

在这几年内，军工业的井喷让我们诸多HKC军迷万分振奋，航母入列、二五代机试飞、飞鲨翔空、新神盾下水等等，从硬件的方面证明了中国正在慢慢崛起，我们的军事力量也在不断加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将由更强大的解放军保护。

然而，从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来看，我党一直就不是唯武器论指导下的政党，也从来不相信一两件先进武器能够完全压制住我们无畏的人民解放军。这与美国要求武器至少领先对手一代的武器技术压制观点别有不同，看上去我们是“唯心”的，而美国却是“唯物”的。

我们的经济在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条件在显著提升，总体而言国家是欣欣向荣而蓬勃有朝气的。但是，有一个更大的忧虑隐藏在这个社会的背后，它也许不能够强大到直接掀翻我们祖辈建立的共和国，但是却会让国家和人民处于持续的阵痛之中。

那就是国家人民的信仰缺失，信无可信！

这个是个老话题了，不断被人提及，有人一直在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传统的，这么多年过来了，现在也不必担忧。这个观点是很错误的，中国人，或者说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是长久有信仰的。这里我们先区分一个概念，信仰的归由。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有这样一个说法：上帝的归上帝，君王的归君王。人必要有什么信仰扶持而生活、战斗的，这个可以是宗教形而上的，也可以是现实而世俗的，也可以是渺小而简单的，但是人不可能缺乏这个。

可能有人又会说，像是西方世界已经渐渐脱离了宗教的掌控，普通人一样不信仰上帝或者别的什么了，还是一样过活。那么我认为，这还是错的。西方社会确实是一个百花齐放、思想竞合的地方，我本身旅居北美对此深有印象，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西方人缺乏信仰的表现。那么当代的西方人到底信什么呢？抛开现实主义和马基亚维利主义的狭隘部分，剔除别有用心的政客和利益集团，单单从最广义的人民角度来说，大多数的西方人是认可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或者是国家模式。不要看他们会发动各种游行，会对政府冷嘲热讽，但是他们真真切切地觉得民主制度、自由理念是值得他们保护的东西，再将19世纪流传到现在的“昭昭天命”，这群吃饱了没事做的家伙们还觉得将民主传播给世界所有人是他们的天命。

而中国人在上古时代是崇信鬼神的原始崇拜以及祖先崇拜，到了封建时代后又有了维持纲常礼教的儒家信仰，这一点上无可否认。看似封建时代的君王们把国人的信仰从天上拉到了地上，已经不再神圣了，但是他仍旧是稳定而禁锢的，将中国万里河山打造的像铁桶一样，小民们敬畏着权势，相信着纲常礼教，而即使外族入侵，也最终会被这可怕的怪兽所侵蚀。这种信仰直到500年前也许都是先进的，同时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却有着可怕的稳定性和难以招架的牢固性，在它寿终正寝之际，难以挣脱这种落后信仰的人民，只能看着它拖着伟大的祖国随着这窠臼一同坠入深渊，也有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称的“百年耻辱”。

一句套话，十月革命的一声枪响，为我们带来了共产主义的曙光。这是绝对正确的一句表述，别看它是一句八股。上数一百年的中国，已经被那陈腐的信仰给拖得奄奄一息，有先行者看懂了，只有把这天下重新涤荡一遍，该扫进垃圾堆的扫进垃圾堆，要不然中国绝不可能就此喘过气来。从根本上，国民党确实如我党所言，带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和退让是在天性中的，难以在三千年之变局中真正的实现救亡图存。别管果粉如何怀恋民国，这个带着一点西方气息但还没有完全脱去旧信仰的政党，没有把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中带出来，做到这个的是与一切旧势力诀别的共产党。

那个时候，我们的先辈带着拯救国家民族的情操，为了全中国亿万被欺压和凌辱的劳动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我们今日不表功，且看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根本原因是，领导群体是有着自己刚强的信仰，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改变中国，从普通民众角度，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分田分地、赶走侵略者、赶走权势者，符合本身的利益。他们闹了革命，然后他们的子辈就会有饭吃，他们的子孙就会有书读，国家不比被列强看不起，能够抬起头来做人。

无疑，我们党做到了其中的大部分。但是这其中有一个很鲜明而且难以排除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至少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邓小平理论，也就是我们开放了自己，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了劳动力，使得普通民众发挥了能动性。把所有的表皮一拉到底，有人就说，我们压根走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什么中国特色只是自己的瞎扯。然后这个迷思就会演变成，既然你退了一步，何不退十步，直接退到资本主义上，“我们”也觉得可行。于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不再经常提及了，保护思想纯洁也变成了简单的维稳字眼，当大多数人被问及中国是否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笑而不语。

因为在全世界看来，我们仅仅是自称社会主义国家，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维权政治和集权统治，并自弃共产主义信仰，专心致志地谋发财，而且扩散到所有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今时今日的权势者身上，也就是利用所谓的“体制”之便，为自己和家族、利益群体谋福利。

这个错了吗？我觉得没错，因为事实如此，国家现在确实没有信仰，我们的高层看到了这个情况，也是十分忧心的。习总多次提及在思想上作风上净化我党，要切实地打击这些骑在人民头上吸血的败类。

会有效果吗？表面效果是要有的，刘志军、刘铁男之类的都被弄下来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民怨被平息，作为典型的HKC，我很讨厌把一切问题归于体制上的疏漏和错误，因为这不简单是有人靠着体制在牟利，而是本身人心问题。在西方，难道廉洁仅仅是因为他们体制健全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从根本上，贪污腐败就是个严重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不敢轻易触碰，根本上，民有、民享、民治的社会中，贪腐的监管，归根究底是因为害怕人民的反对而昌明的。

所以说，屁股都没坐稳，还想坐直，那是开玩笑！

我们极为现实的考虑中国人的人心、信仰方面，如同24年前的那场简单粗暴的风暴所追求的东西，是明显有巨大问题而且是有人别有用心推动的。中国可不可以搞西方民主？纯理论上自然可行，没有外部压力纠纷当然可行，但是现实它就是绝对不可行！要如何平衡一个8000万而且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的政党崩溃的弊端？要如何才能稳定一个剧变的社会带来的可怕的不安定，尤其是在社会畸形暴力如此“蓬勃”的今天？要如何抓住机会从而使中国能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让中国变成万众敬仰的圣国？

我跟我的台湾朋友叙述过，搞垮了TG，中国就完了。那个台湾朋友很正义地对我说，难道就看大陆如清政府那样腐败然后烂到根子上你也要维护吗？我反驳说，这是有根本不同的，比喻不恰当，基本论据是两个，一是国力天差地别、人民生活在当代有保障，二是人民尚在这个政权上能够看到很大的希望，而未知的东西都是不能保证的，没有人会傻到叫一个根本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群体来接掌如此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的国家现实是，变中国，变信仰，首先要变共产党。换句话来说，就是要重铸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从现实上让不欺骗人民地让人民认同共产党的发展之路，并开始相信共产党仍旧是一个先进的党，并会与过去的一些不堪形象挥手诀别。

所以我的观点是：改良共产主义思想，结合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用尽可能平易而真实的语言，向人民展示一个可能实现、路线清晰、远景宏大的未来目标，让人民继续能够满怀激情壮志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为了国家民族的复兴而努力。

民族主义是我国在二十多年来的主要信仰？

补充一点事实，这也是国外很多媒体的一个共识，那就是在24年前的风波后，共产党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逐渐开始用民族主义替换社会主义道路，并以适度的与外国紧张来稳定国内情绪，将内销转为出口。

我相信这一点，这没有什么好否认的，这也是很不错的手段，而且相当成功。我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稳定期，开始学习和认识世界趋势，掌握大局观，同时理顺国内形势，看清之后的发展路线。在那个节点上，民族主义绝对比民主主义要强很多倍。

CD的绝大多数朋友都是民族主义者，我也觉得适当热忱的民族主义应当普及于每个人的心中，国际主义的大局尚难实现，我们先稳定好自己的国家再说。

但我觉得仅仅民族主义这杆天然而默认的大旗还很难抵抗西方的演变洗脑攻势，我的论据是这样的：首先民族主义跟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不对位，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可以兼容，这就导致了一部分民族主义公知的出现；其次，民族主义的调门喊得必然会很高，这就造成了“一屋不扫扫天下”的局面，在不顾及自身利益被侵犯、被压榨的时候，想让一个人抛弃小家顾大家是很难的选择。只有每个国民的个体得到了该享有的福祉，并明确只有大家团结爱国才能保护这份蛋糕越做越大越做越甜，民族主义的花朵才会开得更鲜艳。

那么，我们现在不是还喊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针吗？这不仍旧是我国对位西方民主思想侵蚀的对位防守队员吗？

确实如此，但是力道太弱了，而且太假了，国家本质如何人人都知道。

要矫正我国的信仰缺失，抵抗西方思维侵蚀不利，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国家是干什么的，政党是干什么的。现代国家存在价值就是保护国民、服务国民的一个大型机构，当然任何人不能阻止一部分人借着这个权力集中的地方给自己牟利，这是全世界都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是借口如何大公无私。我们不可否认，但我们的要求是，绝不可以过分。之前《环球》的脑残文章说适度腐败是可以的。这个问题是，《环球》说了实话，绝对的腐败为零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人物，人人都是有自私心理的，官员们奋斗半生一定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好。但是《环球》把这个实话说出来，就显得极端脑残了。腐败可以存在，但一定要被遏制住，范围不能太大，而不是像当今社会，无腐败则无政府如此恐怖的局面。

我们的国家和政府要允许存在超常利益者的存在，但是要求这群人在享受一部分灰色收入的同时，能够带着更多的人富裕起来，而不是靠着损害一些人的利益而满足自己的利益。贪官讨厌，无能的清官也讨厌。现在的国家为这些人留的余地太大，以至于米虫遍地，我们需要的是收紧口袋。

我们现有的信仰肿么了？

回到信仰问题上来，我们要让人民认同，这个改良版的共产主义一定要贴近实际，而不是靠一些吃不饱饭的工农喊着“共产共妻”之类的虚头巴脑口号而拿起枪来闹革命。我党争取掌权的道理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兑现共产目标的时候，再喊什么这个革命那个整肃已经不合时宜了，这也是太祖后期没有认清楚情况而导致的混乱的主要原因。

我们要认清，共产主义在诞生的那一天起，有这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就如同国民党同样带有其阶级局限性一般。共产党的阶级局限在于全黑全白和过度的纯洁化。我相信今天没有人能够否认，劳动者和革命者的队伍中存在败类，资本家和企业主的行列里存在善人和好人。在马克思的时代，先贤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强大，并认为无产阶级将会推翻一切的不公平的统治者，从而实现大同社会。

考虑人性方面，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反抗要革命？因为面包不足以糊口，因为我们住着窝棚而富人们住着豪宅。这是现实上的因素，也无需上升到多么高尚的角度，固然一部分领导者和参与者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社会而付出努力，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为了面包和房子、女人的。于是，当福利国家出现后，当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妥协后，共产主义的浪潮立即被削弱了。这是绝对现实和不可回避的事情，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将他们掠夺剥削其他国家的成果拿出来分配给劳动者，使得有人吃大、有人吃小，所有人都吃得饱，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意义就不存在了。

另外时代在演进，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各阶层中，掌握着最先进生产力的阶层，才是最先进的阶层。在科技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比照马列的真正无产者，反而成为了社会的极不安定因素和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机器正在取代人，生产变得更加精细和复杂，不经过系统学习难以胜任更复杂的生产任务。简单重复的劳动变得附加值极低，慢慢被社会所剥离，从这一点上来看，一万个普通的简单劳动者，绝不如扎克伯格、乔布斯这样的人带来的社会价值更大。所以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马列主义，就会得出否定无产者是社会先进劳动力这一结论。

无产者现实价值上的革命带给这个社会的，更多的将会是破坏。因为无产者革命实际上是为了有产，有恒产方有恒心。于是，阶级革命的观点就变成了无产者不断革命推翻之前的既得利益者，也许这些人之前也是无产者，这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死循环。

我的观点并不是推翻基本的社会学上的社会冲突理论，因为冲突和矛盾是固然存在的，矛盾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完善，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以传统的中国哲学角度，任何事物必须掌握一个度，冲突和矛盾超过所能容忍的最大极限，将会侵蚀社会本身。

所以以经济学方法论做类比，宏观上以社会的广众为评价标准，不考虑个体情况。革命本身存在收益和成本，收益很简单，基本要素就是国家经济实力、国际地位、人民生活水平等等，成本则是付出的代价，生命、机会成本代价、国际关系、经济产业等等。我们以历史衡量，在上个世纪中叶，一场革命也许付出的很多，但是回报也是尤为丰富的，我们所有人都是这场革命投资的本身受益者。我们实现了温饱小康，我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这根本上是源于我们在半个多世纪前进行的革命。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太祖又进行了第二次的革命，当然我们从来都不这么表述，但实际上它仍旧是一次革命，在这次革命中，革命者本身没有什么命好格了，就干脆革自己了，革命自己的本身同时破坏了社会。我们再来看成本和收益，明显是不成正比的，失去的明显比获得的多。所以这场革命是没有意义的，破坏比建设大。

由此可见，任何希望稳定发展的国家，在方法论上绝对不能以革命者的身份来进行，自己获得了花瓶，但是嫌它不完美，还要再砸，这是一种荒唐的行为。在没有建立国家之前，该砸的就得砸，但是国家已经建立了，还要乱砸，受伤的只能是自己。所以，一个真正的国家要以主人的身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国家稳定和发展，尽量控制一切矛盾在不伤害社会本身。这也就是所谓的维稳来源，无论是中国和美国，第一要务都是维持国家稳定的运行，而国家运行的方式倒是其次。

然后我们再来逐条批驳共产主义社会本身实现的各种条件：

首先，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科技极度发达，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社会产品极大丰富。这个是没有争议的，所有的社会都是以这个为目标而发展的

第二点，一切私人劳动和小规模生产都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商品和货币消亡。这个也是我进行思考最多的一点，那就是共有资产的可行性。很明显，我们尚未达到共产主义那种绝对高度发达的时代，劳动产品和生产资料是保持缺乏的，只要有缺乏，那么以基本人性衡量，有的人不想失去，没有的人便想要得到，以现阶段的情况，矫枉过正的消灭私有的行为，反而会适得其反地带来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加剧。我们必须肯定，在生产力尚未发达到共产主义水平时，私人劳动和小规模生产都是使普通人能够走向富足生活的基本保证，同时也要确认，生产资料从来就没有真正公有过，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的大型公有企业，仍旧保持着自私自利的心态，使得他们直接享受更多的利益和产品，这是必然的，例子也很直接，如中国国家电网、三桶油以及电信服务业等垄断企业，以全民之名肥本身之实，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稳定。所以现阶段，决不能容许消灭私有财产和绝对化的公有制，否则只能造成越公有越贫穷。历史已经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点，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经济学角度而言，有些劳动产生的价值大，有些劳动产生的价值小，按照价值产能区别报酬是最直接而正当的手段。在当前社会，我们不能容许造原子弹的跟卖茶叶蛋的同工同酬，这个极不公平，也使得人才本身缺乏了上进的动力。

第四点，整个社会有计划的按照不同人的需要进行大规模定制生产。这个调门有点太高了，就跟甜豆浆和咸豆浆一样，上亿人要求不同的生活，社会不可能单独完全满足他的需求，即使生产能力足够，我也认为这是不理性的做法，人的基本需要和正当需求是可以满足的，但是个人个性化的追求，无需社会为其埋单，即使共产主义最终实现，也绝不容许出现。

后续几点有，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旧的社会分工的消亡，每个社会成员将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实行各尽其能、按需分配原则。阶级差别消失，“对人的奴役”被“对物的管理”取代，国家机器将自行消亡。随着经济上的一切压迫和奴役制度消亡，阶级社会的一切不平等的道德观念和宗教鸦片也随之消亡。个体家庭消亡，两性关系将变成纯粹的私事而社会无需干涉，未成年人的抚养和教育将完全成为社会的公共事业。

根据上述观点，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时间跨度内，社会分工必然存在，这也是构成社会的主要基石。即使不以生产为依据划分分工，其他的标准也能够划分，比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以根据这个理念，阶级社会也是必然的，只要有人手中有权力，有人手中无权力，那么这就是阶级，因为这两个群体是不同的，所属的利益也是不同的，并且不能否认，权力是可以产生利益的。至于思想方面，我认为强制性地要求所有人统一思想，是不人道不合理而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如果不是奴隶社会中有人与大家不同，不会有封建社会，封建中不是有人希望不同，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难道就不允许求新求变了吗？这是根本上逆时代发展需求的。至于共产共妻，这个不必讨论了，基本社会伦理和道德，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必然，其存在也是必然的。

我们进一步退后驳斥社会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

社会主义将建立起社会公有制，原本被社会实际掌握的生产资料，将交给社会真正占有，一旦社会拥有了生产资料，它将按照一个统一的科学计划来调配生产资料。现实上，我们没有真的实现公有制，至于科学计划这个在各个理性的经济体中都有进行，国家需要的是统筹，而不是一锅端。

商品的交换关系也就成为了阻碍，在日益扩大甚至国际化的生产规模，它也已经成为阻碍，成为了不必要的，它就被消灭了；货币将失去其职能，仅仅成为劳动者获取一定消费品的凭证；货币交换关系一被消灭，价值也就不复存在，生产资料再也无法转换成资本，资本就被消灭。这个观点中，基本因素是资本是邪恶的，必须被消灭。可是问题来了，在生产资料、社会产品仍旧短缺的时代，没有资本的投资和注入，经济难道总是维持一成不变吗？谁会怎么发展？在生产力水平尚不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时代，商品、货币的存在有其必然，不能被简单取代，这个也不必过分叙述。

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耗尽地球的资源，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社会主义将合理地使用资源，并妥善地解决人口问题，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这个又是不切实际的了，我们看得很清楚，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的不仅是统筹管理，还有更深入系统的学术理论研究，更多的调查和实证，没有进行过系统理论验证而拍拍脑袋决定，反而对生态环境有害。这个例子也是很充分的，不需要我多举。同时，人口问题对我国来说也是尤为尖锐的，单纯的计划首先是理性而不人道的，但是又是不可不实行的，计划仍旧不能单独解决问题，还需要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比如，对空间的计划利用学术研究成果或者生物技术的发展，都会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的人口压力，而外太空探索等新空间获取更是直接有益的。

大篇幅的论述的直接结论就是，固化而带有旧时代特征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理论，不在适宜我们以追求社会发展、人民普遍富裕、国家综合实力提高的目标了。

新的共产主义信仰应当如何订正？

但是这不是我们直接抛弃共产主义的理由，这个政治纲领已经跟我党联系在一起难以分彼此了，而且要彻底推翻破坏这个理论，就等于我党本身的自我崩解，而这个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前文也有简单提及，以本文读者的思想政治认识也足以领会，不再赘言。所以，留给我们一条可行的道路就是对我党的指导思想进行根本性地改良，使其直接贴近于我国实际国情，并有实现的机会，为中国人民普遍接受并觉得切实可行。

那么，以我个人之见，我党和全民需要的新社会理论，也就是进一步升格为国家信仰的东西，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应该有如下认识：

首先，承认阶级社会永固性。无论以什么标准去衡量，社会分工、知识层次、男女性别、地域出身、生产资料等等，任何人之间存在种种不同，在当代生产资料和产品缺乏的今天，生产资料的占有成为了基本划分阶级的依据，但是谁能保证，在每个人都充分享有生产资料之后，肤色、文化等其他因素是否也会成为划分新阶级的要素呢？那么真正的人类平等是否可能真正实现呢？以纯理论和道德上的发言是不能代表实际的，普遍性上社会本身就是阶级的，完全消灭阶级就等同于完全消灭社会。

其次，承认在生产劳动中，不同要素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必然要比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创造的价值要低，在体力劳动者供求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短缺的脑力劳动将会获得更多报酬，这是经济学上的必然后果。另外，资本与劳动同样是重要的社会发展因素，资本在理论中需要去妖魔化以及辩证化。必须肯定其重要作用，也必须人情资本求利所带来的危害，趋利避害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需要做的事情。

以上两点其实是现有的共识，但是缺乏在理论层面的大胆而直接的肯定。

再次，进一步丰满服务型政府、功能性国家的理论。国家和政府不是为了保持一部分人的暴利和不正当利益的组织机构，而是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富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的组织机构。我们已经有了以人为本的理论，需要的是落实到实处。当今社会出现的严重贫富差距，是财富分配不均，一部分人民没有分享到足够的改革红利的结局。国家不能指望有些人能够在看到买三百多套房的小民能够为自己能够吃得饱饭而感激。照顾弱势群体也是我国所必须要考虑的事情，经济上的劫富济贫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有些人的富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让这群经不起推敲的财富，返回到需要他们的弱势群体手中。

然后，重新赋予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符合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的新定义，把仅仅为了宣传的口号拉回到人们中间。

我们要建设的共产主义，是生产力极大发达，人人能够按照个人正当需求进行分配社会财富，个人思想在不危害社会和国家的基础上，能够极大解放，追求个人幸福与全民幸福的终极统一。

这个是最高目标，大可以挂在神台上供奉，而社会主义的定义则关系到我国的发展和稳定。

我简单的以自己的想法进行描述，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是在社会资源仍旧不能满足全民的条件下，以国家的形式保护社会安定和谐发展，个人合法正当利益不被侵犯，以统一和有效的集权模式，尽可能地发挥出体制的优越性而更好地让人民富裕幸福、国家健康发展。国家主要充当保护者、裁决者、监督者的作用，而不是混入其中，让少数人非法得利。

单单是宣传新思想就够了吗？

其实基本上，这都是在现有的一些材料上翻新出来的，并不是新货色，但问题是，现在这个国家有没有魄力和决心跟不好的、糟粕的东西说再见，真正切实地做到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思想理论的宣传和普及十分重要，但是思想之所以深入人心，不仅仅因为它正确，还因为它得到了贯彻而显得切实可行，并能够带来更好的生活。

所以推行新的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同时，必须更大刀阔斧的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我党需要首先端正自己的态度，从统治者的身份中挣脱出来，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这一点说说容易，做的时候尤其困难。我的直接体会是，在中国所有单位，领导都是容易对你使脸色的，不管对错与否，领导的话一切都是真理，丝毫见不到工作的平等关系和上层对下层的基本尊重。党员首先要是人民，才是党员，不把党员当人民了，自己也就不是人了。正因为不在乎人民，才会发生屡屡阻止上访群众，不关心上访问题，造成各种惨案。改不了这种态度，其他的一切皆休。

另外，将行政廉政建设和商业公平监督作为施政重点来抓，管廉政的要被可能贪污的人制衡，判决的人要拿被判决的人所发的工资，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够确保贪腐降低的样子。这样的体制上的漏洞必须补上去，贪图一点点个人利益而与国家大局于不顾，江山是如何也坐不稳的。所以，一套外于行政的反贪腐体系是我们急需的东西，没有一撸到底的决心，就不可能有相对纯洁的行政环境。同时，要分辨清楚，哪些是无伤大雅而可以容忍的，哪些是最大恶极决不能放过的，没有雷霆手段绝不可能涤荡局面。

切实地关注弱势群体，使其更好地分享发展成果，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近日来的多起连续社会暴力事件，无不体现出我国现在明显对底层挣扎的弱势群体不够关注，一些官员尸位素餐、冷血残酷，一些人扯起虎皮当大旗，害人不浅。

思想文化阵地要更大规模地投入，我们没有能力完全掐住西方进入我国的口子，但是却有能力扶持好的思想文化作品与社会大众见面，堵不如疏，疏不如自我强大。只有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更好，才有更大的价值。国家要把文化产业当做不亚于军工业的行业进行大力投入，在本来就相对西方弱势的领域，只有更多的投入和关注，才能更好地与对方抗衡。

结论

坚定国家信仰，并使这个信仰能被社会大众广泛认同而为之奋斗，是我党需要进行的重要工作。自信者无敌，我们在信仰缺失情况下不知道什么才是好的，必然出现了大批的美分、公知，追求他们所要信任信仰的东西。从一定角度上来说，他们本身没有错，人生而有自主的选择权，社会条件下不能妨碍他人。我们想要更多人认同我们的国家，想要让国家更快速地发展，就必须让人民信任我党，信仰我们的主义，这个过程不能是强制性的。只能是上而下、普遍而推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

当人人都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怎么做，我们也确实在如此的做了，西方的演变洗脑就会被极大的弱化。大国之所以为大国，不只是拳头强大，大国的心也是强大的。正如美国，其强大不仅仅是经济发达、军容鼎盛，关键还在于占住了自由民主的领航者的身份。中国想要变强国，单单靠军舰飞机是不够的，只有拿得出手的理论思想，能够引领世界更美好更幸福的思潮，才能使中国真的准备好了，做一个形神兼备的大国！
在这几年内，军工业的井喷让我们诸多HKC军迷万分振奋，航母入列、二五代机试飞、飞鲨翔空、新神盾下水等等，从硬件的方面证明了中国正在慢慢崛起，我们的军事力量也在不断加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将由更强大的解放军保护。

然而，从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来看，我党一直就不是唯武器论指导下的政党，也从来不相信一两件先进武器能够完全压制住我们无畏的人民解放军。这与美国要求武器至少领先对手一代的武器技术压制观点别有不同，看上去我们是“唯心”的，而美国却是“唯物”的。

我们的经济在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在不断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条件在显著提升，总体而言国家是欣欣向荣而蓬勃有朝气的。但是，有一个更大的忧虑隐藏在这个社会的背后，它也许不能够强大到直接掀翻我们祖辈建立的共和国，但是却会让国家和人民处于持续的阵痛之中。

那就是国家人民的信仰缺失，信无可信！

这个是个老话题了，不断被人提及，有人一直在说，中国人是没有信仰传统的，这么多年过来了，现在也不必担忧。这个观点是很错误的，中国人，或者说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是长久有信仰的。这里我们先区分一个概念，信仰的归由。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有这样一个说法：上帝的归上帝，君王的归君王。人必要有什么信仰扶持而生活、战斗的，这个可以是宗教形而上的，也可以是现实而世俗的，也可以是渺小而简单的，但是人不可能缺乏这个。

可能有人又会说，像是西方世界已经渐渐脱离了宗教的掌控，普通人一样不信仰上帝或者别的什么了，还是一样过活。那么我认为，这还是错的。西方社会确实是一个百花齐放、思想竞合的地方，我本身旅居北美对此深有印象，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西方人缺乏信仰的表现。那么当代的西方人到底信什么呢？抛开现实主义和马基亚维利主义的狭隘部分，剔除别有用心的政客和利益集团，单单从最广义的人民角度来说，大多数的西方人是认可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或者是国家模式。不要看他们会发动各种游行，会对政府冷嘲热讽，但是他们真真切切地觉得民主制度、自由理念是值得他们保护的东西，再将19世纪流传到现在的“昭昭天命”，这群吃饱了没事做的家伙们还觉得将民主传播给世界所有人是他们的天命。

而中国人在上古时代是崇信鬼神的原始崇拜以及祖先崇拜，到了封建时代后又有了维持纲常礼教的儒家信仰，这一点上无可否认。看似封建时代的君王们把国人的信仰从天上拉到了地上，已经不再神圣了，但是他仍旧是稳定而禁锢的，将中国万里河山打造的像铁桶一样，小民们敬畏着权势，相信着纲常礼教，而即使外族入侵，也最终会被这可怕的怪兽所侵蚀。这种信仰直到500年前也许都是先进的，同时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却有着可怕的稳定性和难以招架的牢固性，在它寿终正寝之际，难以挣脱这种落后信仰的人民，只能看着它拖着伟大的祖国随着这窠臼一同坠入深渊，也有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称的“百年耻辱”。

一句套话，十月革命的一声枪响，为我们带来了共产主义的曙光。这是绝对正确的一句表述，别看它是一句八股。上数一百年的中国，已经被那陈腐的信仰给拖得奄奄一息，有先行者看懂了，只有把这天下重新涤荡一遍，该扫进垃圾堆的扫进垃圾堆，要不然中国绝不可能就此喘过气来。从根本上，国民党确实如我党所言，带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和退让是在天性中的，难以在三千年之变局中真正的实现救亡图存。别管果粉如何怀恋民国，这个带着一点西方气息但还没有完全脱去旧信仰的政党，没有把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中带出来，做到这个的是与一切旧势力诀别的共产党。

那个时候，我们的先辈带着拯救国家民族的情操，为了全中国亿万被欺压和凌辱的劳动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我们今日不表功，且看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根本原因是，领导群体是有着自己刚强的信仰，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改变中国，从普通民众角度，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分田分地、赶走侵略者、赶走权势者，符合本身的利益。他们闹了革命，然后他们的子辈就会有饭吃，他们的子孙就会有书读，国家不比被列强看不起，能够抬起头来做人。

无疑，我们党做到了其中的大部分。但是这其中有一个很鲜明而且难以排除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至少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邓小平理论，也就是我们开放了自己，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了劳动力，使得普通民众发挥了能动性。把所有的表皮一拉到底，有人就说，我们压根走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什么中国特色只是自己的瞎扯。然后这个迷思就会演变成，既然你退了一步，何不退十步，直接退到资本主义上，“我们”也觉得可行。于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不再经常提及了，保护思想纯洁也变成了简单的维稳字眼，当大多数人被问及中国是否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笑而不语。

因为在全世界看来，我们仅仅是自称社会主义国家，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维权政治和集权统治，并自弃共产主义信仰，专心致志地谋发财，而且扩散到所有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今时今日的权势者身上，也就是利用所谓的“体制”之便，为自己和家族、利益群体谋福利。

这个错了吗？我觉得没错，因为事实如此，国家现在确实没有信仰，我们的高层看到了这个情况，也是十分忧心的。习总多次提及在思想上作风上净化我党，要切实地打击这些骑在人民头上吸血的败类。

会有效果吗？表面效果是要有的，刘志军、刘铁男之类的都被弄下来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民怨被平息，作为典型的HKC，我很讨厌把一切问题归于体制上的疏漏和错误，因为这不简单是有人靠着体制在牟利，而是本身人心问题。在西方，难道廉洁仅仅是因为他们体制健全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从根本上，贪污腐败就是个严重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不敢轻易触碰，根本上，民有、民享、民治的社会中，贪腐的监管，归根究底是因为害怕人民的反对而昌明的。

所以说，屁股都没坐稳，还想坐直，那是开玩笑！

我们极为现实的考虑中国人的人心、信仰方面，如同24年前的那场简单粗暴的风暴所追求的东西，是明显有巨大问题而且是有人别有用心推动的。中国可不可以搞西方民主？纯理论上自然可行，没有外部压力纠纷当然可行，但是现实它就是绝对不可行！要如何平衡一个8000万而且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的政党崩溃的弊端？要如何才能稳定一个剧变的社会带来的可怕的不安定，尤其是在社会畸形暴力如此“蓬勃”的今天？要如何抓住机会从而使中国能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让中国变成万众敬仰的圣国？

我跟我的台湾朋友叙述过，搞垮了TG，中国就完了。那个台湾朋友很正义地对我说，难道就看大陆如清政府那样腐败然后烂到根子上你也要维护吗？我反驳说，这是有根本不同的，比喻不恰当，基本论据是两个，一是国力天差地别、人民生活在当代有保障，二是人民尚在这个政权上能够看到很大的希望，而未知的东西都是不能保证的，没有人会傻到叫一个根本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群体来接掌如此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的国家现实是，变中国，变信仰，首先要变共产党。换句话来说，就是要重铸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从现实上让不欺骗人民地让人民认同共产党的发展之路，并开始相信共产党仍旧是一个先进的党，并会与过去的一些不堪形象挥手诀别。

所以我的观点是：改良共产主义思想，结合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用尽可能平易而真实的语言，向人民展示一个可能实现、路线清晰、远景宏大的未来目标，让人民继续能够满怀激情壮志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为了国家民族的复兴而努力。

民族主义是我国在二十多年来的主要信仰？

补充一点事实，这也是国外很多媒体的一个共识，那就是在24年前的风波后，共产党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逐渐开始用民族主义替换社会主义道路，并以适度的与外国紧张来稳定国内情绪，将内销转为出口。

我相信这一点，这没有什么好否认的，这也是很不错的手段，而且相当成功。我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稳定期，开始学习和认识世界趋势，掌握大局观，同时理顺国内形势，看清之后的发展路线。在那个节点上，民族主义绝对比民主主义要强很多倍。

CD的绝大多数朋友都是民族主义者，我也觉得适当热忱的民族主义应当普及于每个人的心中，国际主义的大局尚难实现，我们先稳定好自己的国家再说。

但我觉得仅仅民族主义这杆天然而默认的大旗还很难抵抗西方的演变洗脑攻势，我的论据是这样的：首先民族主义跟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不对位，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可以兼容，这就导致了一部分民族主义公知的出现；其次，民族主义的调门喊得必然会很高，这就造成了“一屋不扫扫天下”的局面，在不顾及自身利益被侵犯、被压榨的时候，想让一个人抛弃小家顾大家是很难的选择。只有每个国民的个体得到了该享有的福祉，并明确只有大家团结爱国才能保护这份蛋糕越做越大越做越甜，民族主义的花朵才会开得更鲜艳。

那么，我们现在不是还喊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针吗？这不仍旧是我国对位西方民主思想侵蚀的对位防守队员吗？

确实如此，但是力道太弱了，而且太假了，国家本质如何人人都知道。

要矫正我国的信仰缺失，抵抗西方思维侵蚀不利，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国家是干什么的，政党是干什么的。现代国家存在价值就是保护国民、服务国民的一个大型机构，当然任何人不能阻止一部分人借着这个权力集中的地方给自己牟利，这是全世界都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是借口如何大公无私。我们不可否认，但我们的要求是，绝不可以过分。之前《环球》的脑残文章说适度腐败是可以的。这个问题是，《环球》说了实话，绝对的腐败为零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人物，人人都是有自私心理的，官员们奋斗半生一定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好。但是《环球》把这个实话说出来，就显得极端脑残了。腐败可以存在，但一定要被遏制住，范围不能太大，而不是像当今社会，无腐败则无政府如此恐怖的局面。

我们的国家和政府要允许存在超常利益者的存在，但是要求这群人在享受一部分灰色收入的同时，能够带着更多的人富裕起来，而不是靠着损害一些人的利益而满足自己的利益。贪官讨厌，无能的清官也讨厌。现在的国家为这些人留的余地太大，以至于米虫遍地，我们需要的是收紧口袋。

我们现有的信仰肿么了？

回到信仰问题上来，我们要让人民认同，这个改良版的共产主义一定要贴近实际，而不是靠一些吃不饱饭的工农喊着“共产共妻”之类的虚头巴脑口号而拿起枪来闹革命。我党争取掌权的道理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兑现共产目标的时候，再喊什么这个革命那个整肃已经不合时宜了，这也是太祖后期没有认清楚情况而导致的混乱的主要原因。

我们要认清，共产主义在诞生的那一天起，有这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就如同国民党同样带有其阶级局限性一般。共产党的阶级局限在于全黑全白和过度的纯洁化。我相信今天没有人能够否认，劳动者和革命者的队伍中存在败类，资本家和企业主的行列里存在善人和好人。在马克思的时代，先贤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强大，并认为无产阶级将会推翻一切的不公平的统治者，从而实现大同社会。

考虑人性方面，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反抗要革命？因为面包不足以糊口，因为我们住着窝棚而富人们住着豪宅。这是现实上的因素，也无需上升到多么高尚的角度，固然一部分领导者和参与者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社会而付出努力，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为了面包和房子、女人的。于是，当福利国家出现后，当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妥协后，共产主义的浪潮立即被削弱了。这是绝对现实和不可回避的事情，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将他们掠夺剥削其他国家的成果拿出来分配给劳动者，使得有人吃大、有人吃小，所有人都吃得饱，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意义就不存在了。

另外时代在演进，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各阶层中，掌握着最先进生产力的阶层，才是最先进的阶层。在科技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比照马列的真正无产者，反而成为了社会的极不安定因素和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机器正在取代人，生产变得更加精细和复杂，不经过系统学习难以胜任更复杂的生产任务。简单重复的劳动变得附加值极低，慢慢被社会所剥离，从这一点上来看，一万个普通的简单劳动者，绝不如扎克伯格、乔布斯这样的人带来的社会价值更大。所以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马列主义，就会得出否定无产者是社会先进劳动力这一结论。

无产者现实价值上的革命带给这个社会的，更多的将会是破坏。因为无产者革命实际上是为了有产，有恒产方有恒心。于是，阶级革命的观点就变成了无产者不断革命推翻之前的既得利益者，也许这些人之前也是无产者，这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死循环。

我的观点并不是推翻基本的社会学上的社会冲突理论，因为冲突和矛盾是固然存在的，矛盾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完善，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以传统的中国哲学角度，任何事物必须掌握一个度，冲突和矛盾超过所能容忍的最大极限，将会侵蚀社会本身。

所以以经济学方法论做类比，宏观上以社会的广众为评价标准，不考虑个体情况。革命本身存在收益和成本，收益很简单，基本要素就是国家经济实力、国际地位、人民生活水平等等，成本则是付出的代价，生命、机会成本代价、国际关系、经济产业等等。我们以历史衡量，在上个世纪中叶，一场革命也许付出的很多，但是回报也是尤为丰富的，我们所有人都是这场革命投资的本身受益者。我们实现了温饱小康，我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这根本上是源于我们在半个多世纪前进行的革命。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太祖又进行了第二次的革命，当然我们从来都不这么表述，但实际上它仍旧是一次革命，在这次革命中，革命者本身没有什么命好格了，就干脆革自己了，革命自己的本身同时破坏了社会。我们再来看成本和收益，明显是不成正比的，失去的明显比获得的多。所以这场革命是没有意义的，破坏比建设大。

由此可见，任何希望稳定发展的国家，在方法论上绝对不能以革命者的身份来进行，自己获得了花瓶，但是嫌它不完美，还要再砸，这是一种荒唐的行为。在没有建立国家之前，该砸的就得砸，但是国家已经建立了，还要乱砸，受伤的只能是自己。所以，一个真正的国家要以主人的身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国家稳定和发展，尽量控制一切矛盾在不伤害社会本身。这也就是所谓的维稳来源，无论是中国和美国，第一要务都是维持国家稳定的运行，而国家运行的方式倒是其次。

然后我们再来逐条批驳共产主义社会本身实现的各种条件：

首先，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科技极度发达，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社会产品极大丰富。这个是没有争议的，所有的社会都是以这个为目标而发展的

第二点，一切私人劳动和小规模生产都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商品和货币消亡。这个也是我进行思考最多的一点，那就是共有资产的可行性。很明显，我们尚未达到共产主义那种绝对高度发达的时代，劳动产品和生产资料是保持缺乏的，只要有缺乏，那么以基本人性衡量，有的人不想失去，没有的人便想要得到，以现阶段的情况，矫枉过正的消灭私有的行为，反而会适得其反地带来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加剧。我们必须肯定，在生产力尚未发达到共产主义水平时，私人劳动和小规模生产都是使普通人能够走向富足生活的基本保证，同时也要确认，生产资料从来就没有真正公有过，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的大型公有企业，仍旧保持着自私自利的心态，使得他们直接享受更多的利益和产品，这是必然的，例子也很直接，如中国国家电网、三桶油以及电信服务业等垄断企业，以全民之名肥本身之实，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稳定。所以现阶段，决不能容许消灭私有财产和绝对化的公有制，否则只能造成越公有越贫穷。历史已经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点，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经济学角度而言，有些劳动产生的价值大，有些劳动产生的价值小，按照价值产能区别报酬是最直接而正当的手段。在当前社会，我们不能容许造原子弹的跟卖茶叶蛋的同工同酬，这个极不公平，也使得人才本身缺乏了上进的动力。

第四点，整个社会有计划的按照不同人的需要进行大规模定制生产。这个调门有点太高了，就跟甜豆浆和咸豆浆一样，上亿人要求不同的生活，社会不可能单独完全满足他的需求，即使生产能力足够，我也认为这是不理性的做法，人的基本需要和正当需求是可以满足的，但是个人个性化的追求，无需社会为其埋单，即使共产主义最终实现，也绝不容许出现。

后续几点有，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旧的社会分工的消亡，每个社会成员将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实行各尽其能、按需分配原则。阶级差别消失，“对人的奴役”被“对物的管理”取代，国家机器将自行消亡。随着经济上的一切压迫和奴役制度消亡，阶级社会的一切不平等的道德观念和宗教鸦片也随之消亡。个体家庭消亡，两性关系将变成纯粹的私事而社会无需干涉，未成年人的抚养和教育将完全成为社会的公共事业。

根据上述观点，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时间跨度内，社会分工必然存在，这也是构成社会的主要基石。即使不以生产为依据划分分工，其他的标准也能够划分，比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以根据这个理念，阶级社会也是必然的，只要有人手中有权力，有人手中无权力，那么这就是阶级，因为这两个群体是不同的，所属的利益也是不同的，并且不能否认，权力是可以产生利益的。至于思想方面，我认为强制性地要求所有人统一思想，是不人道不合理而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如果不是奴隶社会中有人与大家不同，不会有封建社会，封建中不是有人希望不同，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难道就不允许求新求变了吗？这是根本上逆时代发展需求的。至于共产共妻，这个不必讨论了，基本社会伦理和道德，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必然，其存在也是必然的。

我们进一步退后驳斥社会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

社会主义将建立起社会公有制，原本被社会实际掌握的生产资料，将交给社会真正占有，一旦社会拥有了生产资料，它将按照一个统一的科学计划来调配生产资料。现实上，我们没有真的实现公有制，至于科学计划这个在各个理性的经济体中都有进行，国家需要的是统筹，而不是一锅端。

商品的交换关系也就成为了阻碍，在日益扩大甚至国际化的生产规模，它也已经成为阻碍，成为了不必要的，它就被消灭了；货币将失去其职能，仅仅成为劳动者获取一定消费品的凭证；货币交换关系一被消灭，价值也就不复存在，生产资料再也无法转换成资本，资本就被消灭。这个观点中，基本因素是资本是邪恶的，必须被消灭。可是问题来了，在生产资料、社会产品仍旧短缺的时代，没有资本的投资和注入，经济难道总是维持一成不变吗？谁会怎么发展？在生产力水平尚不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时代，商品、货币的存在有其必然，不能被简单取代，这个也不必过分叙述。

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耗尽地球的资源，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社会主义将合理地使用资源，并妥善地解决人口问题，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这个又是不切实际的了，我们看得很清楚，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的不仅是统筹管理，还有更深入系统的学术理论研究，更多的调查和实证，没有进行过系统理论验证而拍拍脑袋决定，反而对生态环境有害。这个例子也是很充分的，不需要我多举。同时，人口问题对我国来说也是尤为尖锐的，单纯的计划首先是理性而不人道的，但是又是不可不实行的，计划仍旧不能单独解决问题，还需要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比如，对空间的计划利用学术研究成果或者生物技术的发展，都会一定程度上缓解我们的人口压力，而外太空探索等新空间获取更是直接有益的。

大篇幅的论述的直接结论就是，固化而带有旧时代特征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理论，不在适宜我们以追求社会发展、人民普遍富裕、国家综合实力提高的目标了。

新的共产主义信仰应当如何订正？

但是这不是我们直接抛弃共产主义的理由，这个政治纲领已经跟我党联系在一起难以分彼此了，而且要彻底推翻破坏这个理论，就等于我党本身的自我崩解，而这个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前文也有简单提及，以本文读者的思想政治认识也足以领会，不再赘言。所以，留给我们一条可行的道路就是对我党的指导思想进行根本性地改良，使其直接贴近于我国实际国情，并有实现的机会，为中国人民普遍接受并觉得切实可行。

那么，以我个人之见，我党和全民需要的新社会理论，也就是进一步升格为国家信仰的东西，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应该有如下认识：

首先，承认阶级社会永固性。无论以什么标准去衡量，社会分工、知识层次、男女性别、地域出身、生产资料等等，任何人之间存在种种不同，在当代生产资料和产品缺乏的今天，生产资料的占有成为了基本划分阶级的依据，但是谁能保证，在每个人都充分享有生产资料之后，肤色、文化等其他因素是否也会成为划分新阶级的要素呢？那么真正的人类平等是否可能真正实现呢？以纯理论和道德上的发言是不能代表实际的，普遍性上社会本身就是阶级的，完全消灭阶级就等同于完全消灭社会。

其次，承认在生产劳动中，不同要素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必然要比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创造的价值要低，在体力劳动者供求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短缺的脑力劳动将会获得更多报酬，这是经济学上的必然后果。另外，资本与劳动同样是重要的社会发展因素，资本在理论中需要去妖魔化以及辩证化。必须肯定其重要作用，也必须人情资本求利所带来的危害，趋利避害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需要做的事情。

以上两点其实是现有的共识，但是缺乏在理论层面的大胆而直接的肯定。

再次，进一步丰满服务型政府、功能性国家的理论。国家和政府不是为了保持一部分人的暴利和不正当利益的组织机构，而是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富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的组织机构。我们已经有了以人为本的理论，需要的是落实到实处。当今社会出现的严重贫富差距，是财富分配不均，一部分人民没有分享到足够的改革红利的结局。国家不能指望有些人能够在看到买三百多套房的小民能够为自己能够吃得饱饭而感激。照顾弱势群体也是我国所必须要考虑的事情，经济上的劫富济贫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有些人的富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我们需要的就是让这群经不起推敲的财富，返回到需要他们的弱势群体手中。

然后，重新赋予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符合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的新定义，把仅仅为了宣传的口号拉回到人们中间。

我们要建设的共产主义，是生产力极大发达，人人能够按照个人正当需求进行分配社会财富，个人思想在不危害社会和国家的基础上，能够极大解放，追求个人幸福与全民幸福的终极统一。

这个是最高目标，大可以挂在神台上供奉，而社会主义的定义则关系到我国的发展和稳定。

我简单的以自己的想法进行描述，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是在社会资源仍旧不能满足全民的条件下，以国家的形式保护社会安定和谐发展，个人合法正当利益不被侵犯，以统一和有效的集权模式，尽可能地发挥出体制的优越性而更好地让人民富裕幸福、国家健康发展。国家主要充当保护者、裁决者、监督者的作用，而不是混入其中，让少数人非法得利。

单单是宣传新思想就够了吗？

其实基本上，这都是在现有的一些材料上翻新出来的，并不是新货色，但问题是，现在这个国家有没有魄力和决心跟不好的、糟粕的东西说再见，真正切实地做到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思想理论的宣传和普及十分重要，但是思想之所以深入人心，不仅仅因为它正确，还因为它得到了贯彻而显得切实可行，并能够带来更好的生活。

所以推行新的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同时，必须更大刀阔斧的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我党需要首先端正自己的态度，从统治者的身份中挣脱出来，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这一点说说容易，做的时候尤其困难。我的直接体会是，在中国所有单位，领导都是容易对你使脸色的，不管对错与否，领导的话一切都是真理，丝毫见不到工作的平等关系和上层对下层的基本尊重。党员首先要是人民，才是党员，不把党员当人民了，自己也就不是人了。正因为不在乎人民，才会发生屡屡阻止上访群众，不关心上访问题，造成各种惨案。改不了这种态度，其他的一切皆休。

另外，将行政廉政建设和商业公平监督作为施政重点来抓，管廉政的要被可能贪污的人制衡，判决的人要拿被判决的人所发的工资，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够确保贪腐降低的样子。这样的体制上的漏洞必须补上去，贪图一点点个人利益而与国家大局于不顾，江山是如何也坐不稳的。所以，一套外于行政的反贪腐体系是我们急需的东西，没有一撸到底的决心，就不可能有相对纯洁的行政环境。同时，要分辨清楚，哪些是无伤大雅而可以容忍的，哪些是最大恶极决不能放过的，没有雷霆手段绝不可能涤荡局面。

切实地关注弱势群体，使其更好地分享发展成果，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近日来的多起连续社会暴力事件，无不体现出我国现在明显对底层挣扎的弱势群体不够关注，一些官员尸位素餐、冷血残酷，一些人扯起虎皮当大旗，害人不浅。

思想文化阵地要更大规模地投入，我们没有能力完全掐住西方进入我国的口子，但是却有能力扶持好的思想文化作品与社会大众见面，堵不如疏，疏不如自我强大。只有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更好，才有更大的价值。国家要把文化产业当做不亚于军工业的行业进行大力投入，在本来就相对西方弱势的领域，只有更多的投入和关注，才能更好地与对方抗衡。

结论

坚定国家信仰，并使这个信仰能被社会大众广泛认同而为之奋斗，是我党需要进行的重要工作。自信者无敌，我们在信仰缺失情况下不知道什么才是好的，必然出现了大批的美分、公知，追求他们所要信任信仰的东西。从一定角度上来说，他们本身没有错，人生而有自主的选择权，社会条件下不能妨碍他人。我们想要更多人认同我们的国家，想要让国家更快速地发展，就必须让人民信任我党，信仰我们的主义，这个过程不能是强制性的。只能是上而下、普遍而推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

当人人都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怎么做，我们也确实在如此的做了，西方的演变洗脑就会被极大的弱化。大国之所以为大国，不只是拳头强大，大国的心也是强大的。正如美国，其强大不仅仅是经济发达、军容鼎盛，关键还在于占住了自由民主的领航者的身份。中国想要变强国，单单靠军舰飞机是不够的，只有拿得出手的理论思想，能够引领世界更美好更幸福的思潮，才能使中国真的准备好了，做一个形神兼备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