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钓鱼岛史料的重要发现——南明史籍《经国雄略》关于钓鱼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00:10:28
《经国雄略》琉球三图的发现，为中国人最早命名和使用“钓鱼屿”的名称，又增添了一份有力的证据。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被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所证明了的。
2013年6月3日，国家图书馆在北京举办了“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整理出版座谈会”，宣布国家图书馆将编纂《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一书，该书“以历史文献‘说话’，充分证明中国最早发现、命名钓鱼岛以及中国对钓鱼岛进行长期管辖的历史事实”。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可以说是对杨仲揆、吴天颖等先生前期研究成果的积极拓展，也是早就为大家所期盼的事了。
中国是文献大邦，古代典籍数量浩繁，一向以浩如烟海相比喻。以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之富和地位之显，做这样的工作自然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对文献图籍录的总体质量有着乐观的预期。然而，古籍数量太大，遗漏亦所难免。笔者从网上关于《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的报道文字中，读到所收图籍如明清古籍《顺风相送》、《使琉球录》、《筹海图编》、《武备志》、《使琉球杂录》、《使琉球记》、《中山传信录》和《台海使槎录》等以外，觉得漏收了一种重要的史籍，即南明弘光朝时由郑大郁编刻的《经国雄略》，该书的《四夷考》卷之一《琉球南界合图》对钓鱼岛（屿）也有清晰的记载，史料价值很高。文献图籍录出版在即，我匆匆草成此文，希望还能来得及补入其中，也作为笔者对国图宏编钜制的一芹之献吧！
《经国雄略》成书与传世
《经国雄略》，明温陵郑大郁（字孟周）编撰，四十八卷。此书于南明福王朱由崧弘光元年（乙酉，1645年）夏天刻于福建，此时的北方已经是大清王朝的顺治二年，满洲劲旅正在底定中原各省，并积极招降纳叛，挥师南下。
《经国雄略》卷首有郑成功的父亲、当时被弘光朝封为“镇守福建等处并浙江金温地方总兵官、太子太师、南安伯”的郑芝龙的序，还有明末福建著名书商张运泰（字来倩）序和郑大郁自己的序，另有郑大郁写的《纪例》十四则。
弘光是腐朽短命的王朝，存在首尾不到一年多，其军政中心始终局促于江淮一隅，既无经略天下、收复北方之志，又不能戮力同心以坚守江南，朝内党争纷纭，举措失当，不久便举巢倾覆、土崩瓦解了。在郑芝龙家族拥有强大势力的福建，居然还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编刻出一部卷帙宏大的“规画恢复之书”，显现了浙闽之间如郑大郁这样的爱国士人的报国胸怀，应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数百年后的今天犹不能不让人掩卷兴叹。
《经国雄略》传世稀少，入清后，其中的《边塞考》六卷又遭到禁毁，故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史家的注意。近代治南明史的专门名家中，谢国桢（1901—1982）先生在《晚明史籍考》卷10有《南明三朝上》著录，依据的是“海盐朱氏旧藏明弘光元年刻本”，即民国藏书家、南明史籍的权威收藏家朱希祖（1879—1944）先生的藏本，而此本的下落暂时不得而知。谢先生对书的卷次作了著录，说“此书为弘光乙酉刻本，在文献上，甚足珍也”。其他前辈学者，如钱海岳纪传体的《南明史》卷13《艺文三》收载了“郑芝龙、郑鸿逵、郑大郁《经国雄略》”。但他在《南明史》的《引用书目》中没有收列此书，说明钱先生知有此书，自己却没能见到。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也没有引用此书，甚至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也未予著录，似乎此书国内各图书馆均无收藏。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台湾郑樑生《佚存日本的〈经国雄略〉》一文载，此书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均有收藏。又据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国内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也都有收藏。据了解，北图所藏二部都是残本，一为明末三槐堂刻本，存二十六卷；一为明末刻本，存二十二卷。中科院馆所藏也为残本，存二十四卷。
另外，《经国雄略》的部分内容曾有别的刻本，如北图所藏郑大郁《武学备考》十四卷，其内容其实就是《经国雄略》的天经、奇门、武备三考，似乎在《经国雄略》刊行以前就曾独立成书了。由此看来，《经国雄略》的成书和版本情况比较复杂，不是一下子能说得清楚的，我们只能先搁置下来以后再做深究。
我所见到的《经国雄略》是日本东京图书馆藏本的复印本，总四十八卷，分订为三十册，半页八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书口下有“观社”二字。卷首郑大郁的《纪例》自署“观社主人郑大郁识”，则《经国雄略》的刊印者也应该是郑大郁本人，这让人怀疑郑大郁和写序的张运泰一样，也是一位富有学养的书商，“观社”可能就是他书业的字号，这种人在明代刻书业十分发达的福建并不少见。总之，郑大郁是颇有些神秘感的人物，我们对他所知甚少，目前先把重点转到《经国雄略》关于“钓鱼屿”的记载上，其他问题还须留待于方来。
《经国雄略》关于“钓鱼屿”记载
《经国雄略》关于“钓鱼屿”的记载，见于《四夷考》卷之一的《琉球》条。该条的标题下有双行小字云：
琉球，番国名，在东南海中。即今进贡入福建者便是也。
据《明史》卷323《外国四·琉球传》记载，琉球国自洪武初年到崇祯末，一直保持对明朝的朝贡关系，甚而“后两京（指北京、南京）继没，唐王立于福建，犹遣使奉贡。其虔事天朝，为外藩最云”。“即今进贡入福建者便是也”一句，很可能就是对弘光、唐王时入贡的记述。
《经国雄略》接下来一段关于琉球国的说明文字，内容相比于《明史·琉球传》和明人著述如《咸宾录》、《西洋朝贡典录》等，都简略很多，显然是从某些流行图书上抄撮来的，没有多少史料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后面所附的三幅海图，即《琉球东界合图》、《琉球南界合图》、《琉球北界图》三图，其中的《琉球南界合图》明确地画着“钓鱼屿”的位置，较之成书略早的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福建七》、茅元仪《武备志·海防十二》的海图来，都更为清晰。而且因为绘图的视角不同，《筹海图编》、《武备志》都是从“海防”的角度绘制的，而《经国雄略》画的是外洋图，于是它就更加接近于成书时间更早的《顺风相送》的记述。这三幅图以琉球岛为中心，分别分为其东界、南界和北界三图。其中东、南二界图可以拼合为一，北界图则自成一图。
依照目前所发现的史料，一般认为，约成书于明永乐年间的《顺风相送》是最早提到“钓鱼屿”的书，此书是明代航海家世代相传的抄本，业内称为“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原抄本现藏英国，国内最常见的是向达先生校注的《两种海道针经》本，详情可参阅向先生的《序言》和吴天颖先生《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第二章之二。《顺风相送》有《福建往琉球》一篇，内容是：
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蚯。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
细读这段文字，我们且不管那些古代航海家习用的专业术语，只从针经所提到的路径和岛屿名称看，不难发现《顺风相送》的文字与《经国雄略》的图十分接近，可以说差不多到了若合符节的程度。请看：
《顺》：“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即图中最南的“小琉球”，指台湾。图中小琉球顶端的“鸡龙屿”，或作“鸡笼山”，即指今天台湾的基隆市。
《顺》：“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即图中之“彭家山”，吴天颖先生认为即今之“彭佳屿”，古代亦称“彭佳山”、“平佳山”。
《顺》：“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即图中之“钓鱼屿”。
《顺》：“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即图中与小琉球相近的“花瓶屿”、“瓶家山”。没有见到此图的吴天颖先生认为彭家山亦即“瓶架山”，而图中“彭家山”、“瓶架山”各有所指，并不是一码事。
《顺》：“用艮针取枯美山。”应即图中的“古米山”。
《顺》：“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即图中靠北的“马齿山”。
据抄本《顺风相送》原序说，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山）为微簿。”这就是说，《顺风相送》的原本是有文有图的，现存的抄本只抄录了其中的文字，没有将相配的图画也抄绘下来，或者是绘为另本，但图本没能同文本一起传存下来。
由此推想，《经国雄略》的这三幅图有可能是录自《顺风相送》一类由明朝的“天使”参与修订的航海“微簿”，琉球主岛的全景图，清晰地标注有那霸港和“抬舡之所”的位置，还有“迎恩至天使馆”、“天使馆至欢会门三十里”等标记，表明三幅琉球国图的产生与明朝频繁的出使的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其绘制的时间肯定比郑大郁编纂《经国雄略》的弘光元年要早得多，至少不会是晚明的东西。
明代出使琉球，多由福州或泉州出发，然后由金门岛正式出洋，一般以金门岛的太武山为海舶的望山，故前引《顺风相送》第一句就是“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蚯”。此处的“太武”即指金门岛，“乌坵”指福建湄州岛东的乌坵屿，这里是祭献天后妈祖的地方，是出洋者的必拜之地之一。然后经由台湾海峡，趁着东南季风，经由钓鱼岛等岛屿进入琉球国境。这一经吴天颖先生论证过的海程，在有了《经国雄略》的琉球三图之后，显得更加清晰、更有说服力了。
记述“山形水势、澳屿浅深”是《顺风相送》这类官方参修的“海道针经”的责任，此见《顺风相送》原序。《经国雄略》图在“古米山”之侧，有一行小字写着：“此山下水急难行。”这七个字表明，琉球三图与实际的航海活动有关系，不是一般向壁凿空之作。而这个“水急难行”的海域，应该就是“洋面深黑，波涛汹涌的‘黑水沟’”，“古米山”即今冲绳的久米岛，这个岛和附近“水急难行”的海沟，正是明代海疆与琉球国的分界，这一点非常重要。
明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出使琉球，他在《使琉球录》中记载：使团于五月八日出洋，九日经小琉球（台湾），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先后过平嘉山（即《经国雄略》的‘瓶架山’）、钓鱼屿等，“目不睱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这就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明朝与琉球的海上分界区，清楚地表明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的海疆之内。
《经国雄略》琉球三图的发现，对中国人最早命名和使用“钓鱼屿”的名称又多了一份有力的证据，对即将出版的《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一书而言，也增加了一种新资料。这说明在历史文献的挖掘上还大有空间，大有所为。我匆促撰文，许多问题不能详尽考证，所论也会有疏失乃至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我会在本文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修订充实，补上必要的注释，以就正于方家。
http://www.infzm.com/content/91928《经国雄略》琉球三图的发现，为中国人最早命名和使用“钓鱼屿”的名称，又增添了一份有力的证据。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被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所证明了的。
2013年6月3日，国家图书馆在北京举办了“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整理出版座谈会”，宣布国家图书馆将编纂《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一书，该书“以历史文献‘说话’，充分证明中国最早发现、命名钓鱼岛以及中国对钓鱼岛进行长期管辖的历史事实”。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可以说是对杨仲揆、吴天颖等先生前期研究成果的积极拓展，也是早就为大家所期盼的事了。
中国是文献大邦，古代典籍数量浩繁，一向以浩如烟海相比喻。以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之富和地位之显，做这样的工作自然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对文献图籍录的总体质量有着乐观的预期。然而，古籍数量太大，遗漏亦所难免。笔者从网上关于《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的报道文字中，读到所收图籍如明清古籍《顺风相送》、《使琉球录》、《筹海图编》、《武备志》、《使琉球杂录》、《使琉球记》、《中山传信录》和《台海使槎录》等以外，觉得漏收了一种重要的史籍，即南明弘光朝时由郑大郁编刻的《经国雄略》，该书的《四夷考》卷之一《琉球南界合图》对钓鱼岛（屿）也有清晰的记载，史料价值很高。文献图籍录出版在即，我匆匆草成此文，希望还能来得及补入其中，也作为笔者对国图宏编钜制的一芹之献吧！
《经国雄略》成书与传世
《经国雄略》，明温陵郑大郁（字孟周）编撰，四十八卷。此书于南明福王朱由崧弘光元年（乙酉，1645年）夏天刻于福建，此时的北方已经是大清王朝的顺治二年，满洲劲旅正在底定中原各省，并积极招降纳叛，挥师南下。
《经国雄略》卷首有郑成功的父亲、当时被弘光朝封为“镇守福建等处并浙江金温地方总兵官、太子太师、南安伯”的郑芝龙的序，还有明末福建著名书商张运泰（字来倩）序和郑大郁自己的序，另有郑大郁写的《纪例》十四则。
弘光是腐朽短命的王朝，存在首尾不到一年多，其军政中心始终局促于江淮一隅，既无经略天下、收复北方之志，又不能戮力同心以坚守江南，朝内党争纷纭，举措失当，不久便举巢倾覆、土崩瓦解了。在郑芝龙家族拥有强大势力的福建，居然还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编刻出一部卷帙宏大的“规画恢复之书”，显现了浙闽之间如郑大郁这样的爱国士人的报国胸怀，应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数百年后的今天犹不能不让人掩卷兴叹。
《经国雄略》传世稀少，入清后，其中的《边塞考》六卷又遭到禁毁，故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史家的注意。近代治南明史的专门名家中，谢国桢（1901—1982）先生在《晚明史籍考》卷10有《南明三朝上》著录，依据的是“海盐朱氏旧藏明弘光元年刻本”，即民国藏书家、南明史籍的权威收藏家朱希祖（1879—1944）先生的藏本，而此本的下落暂时不得而知。谢先生对书的卷次作了著录，说“此书为弘光乙酉刻本，在文献上，甚足珍也”。其他前辈学者，如钱海岳纪传体的《南明史》卷13《艺文三》收载了“郑芝龙、郑鸿逵、郑大郁《经国雄略》”。但他在《南明史》的《引用书目》中没有收列此书，说明钱先生知有此书，自己却没能见到。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也没有引用此书，甚至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也未予著录，似乎此书国内各图书馆均无收藏。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台湾郑樑生《佚存日本的〈经国雄略〉》一文载，此书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均有收藏。又据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国内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也都有收藏。据了解，北图所藏二部都是残本，一为明末三槐堂刻本，存二十六卷；一为明末刻本，存二十二卷。中科院馆所藏也为残本，存二十四卷。
另外，《经国雄略》的部分内容曾有别的刻本，如北图所藏郑大郁《武学备考》十四卷，其内容其实就是《经国雄略》的天经、奇门、武备三考，似乎在《经国雄略》刊行以前就曾独立成书了。由此看来，《经国雄略》的成书和版本情况比较复杂，不是一下子能说得清楚的，我们只能先搁置下来以后再做深究。
我所见到的《经国雄略》是日本东京图书馆藏本的复印本，总四十八卷，分订为三十册，半页八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书口下有“观社”二字。卷首郑大郁的《纪例》自署“观社主人郑大郁识”，则《经国雄略》的刊印者也应该是郑大郁本人，这让人怀疑郑大郁和写序的张运泰一样，也是一位富有学养的书商，“观社”可能就是他书业的字号，这种人在明代刻书业十分发达的福建并不少见。总之，郑大郁是颇有些神秘感的人物，我们对他所知甚少，目前先把重点转到《经国雄略》关于“钓鱼屿”的记载上，其他问题还须留待于方来。
《经国雄略》关于“钓鱼屿”记载
《经国雄略》关于“钓鱼屿”的记载，见于《四夷考》卷之一的《琉球》条。该条的标题下有双行小字云：
琉球，番国名，在东南海中。即今进贡入福建者便是也。
据《明史》卷323《外国四·琉球传》记载，琉球国自洪武初年到崇祯末，一直保持对明朝的朝贡关系，甚而“后两京（指北京、南京）继没，唐王立于福建，犹遣使奉贡。其虔事天朝，为外藩最云”。“即今进贡入福建者便是也”一句，很可能就是对弘光、唐王时入贡的记述。
《经国雄略》接下来一段关于琉球国的说明文字，内容相比于《明史·琉球传》和明人著述如《咸宾录》、《西洋朝贡典录》等，都简略很多，显然是从某些流行图书上抄撮来的，没有多少史料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后面所附的三幅海图，即《琉球东界合图》、《琉球南界合图》、《琉球北界图》三图，其中的《琉球南界合图》明确地画着“钓鱼屿”的位置，较之成书略早的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福建七》、茅元仪《武备志·海防十二》的海图来，都更为清晰。而且因为绘图的视角不同，《筹海图编》、《武备志》都是从“海防”的角度绘制的，而《经国雄略》画的是外洋图，于是它就更加接近于成书时间更早的《顺风相送》的记述。这三幅图以琉球岛为中心，分别分为其东界、南界和北界三图。其中东、南二界图可以拼合为一，北界图则自成一图。
依照目前所发现的史料，一般认为，约成书于明永乐年间的《顺风相送》是最早提到“钓鱼屿”的书，此书是明代航海家世代相传的抄本，业内称为“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原抄本现藏英国，国内最常见的是向达先生校注的《两种海道针经》本，详情可参阅向先生的《序言》和吴天颖先生《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第二章之二。《顺风相送》有《福建往琉球》一篇，内容是：
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蚯。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
细读这段文字，我们且不管那些古代航海家习用的专业术语，只从针经所提到的路径和岛屿名称看，不难发现《顺风相送》的文字与《经国雄略》的图十分接近，可以说差不多到了若合符节的程度。请看：
《顺》：“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即图中最南的“小琉球”，指台湾。图中小琉球顶端的“鸡龙屿”，或作“鸡笼山”，即指今天台湾的基隆市。
《顺》：“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即图中之“彭家山”，吴天颖先生认为即今之“彭佳屿”，古代亦称“彭佳山”、“平佳山”。
《顺》：“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即图中之“钓鱼屿”。
《顺》：“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即图中与小琉球相近的“花瓶屿”、“瓶家山”。没有见到此图的吴天颖先生认为彭家山亦即“瓶架山”，而图中“彭家山”、“瓶架山”各有所指，并不是一码事。
《顺》：“用艮针取枯美山。”应即图中的“古米山”。
《顺》：“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即图中靠北的“马齿山”。
据抄本《顺风相送》原序说，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山）为微簿。”这就是说，《顺风相送》的原本是有文有图的，现存的抄本只抄录了其中的文字，没有将相配的图画也抄绘下来，或者是绘为另本，但图本没能同文本一起传存下来。
由此推想，《经国雄略》的这三幅图有可能是录自《顺风相送》一类由明朝的“天使”参与修订的航海“微簿”，琉球主岛的全景图，清晰地标注有那霸港和“抬舡之所”的位置，还有“迎恩至天使馆”、“天使馆至欢会门三十里”等标记，表明三幅琉球国图的产生与明朝频繁的出使的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其绘制的时间肯定比郑大郁编纂《经国雄略》的弘光元年要早得多，至少不会是晚明的东西。
明代出使琉球，多由福州或泉州出发，然后由金门岛正式出洋，一般以金门岛的太武山为海舶的望山，故前引《顺风相送》第一句就是“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蚯”。此处的“太武”即指金门岛，“乌坵”指福建湄州岛东的乌坵屿，这里是祭献天后妈祖的地方，是出洋者的必拜之地之一。然后经由台湾海峡，趁着东南季风，经由钓鱼岛等岛屿进入琉球国境。这一经吴天颖先生论证过的海程，在有了《经国雄略》的琉球三图之后，显得更加清晰、更有说服力了。
记述“山形水势、澳屿浅深”是《顺风相送》这类官方参修的“海道针经”的责任，此见《顺风相送》原序。《经国雄略》图在“古米山”之侧，有一行小字写着：“此山下水急难行。”这七个字表明，琉球三图与实际的航海活动有关系，不是一般向壁凿空之作。而这个“水急难行”的海域，应该就是“洋面深黑，波涛汹涌的‘黑水沟’”，“古米山”即今冲绳的久米岛，这个岛和附近“水急难行”的海沟，正是明代海疆与琉球国的分界，这一点非常重要。
明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出使琉球，他在《使琉球录》中记载：使团于五月八日出洋，九日经小琉球（台湾），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先后过平嘉山（即《经国雄略》的‘瓶架山’）、钓鱼屿等，“目不睱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这就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明朝与琉球的海上分界区，清楚地表明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的海疆之内。
《经国雄略》琉球三图的发现，对中国人最早命名和使用“钓鱼屿”的名称又多了一份有力的证据，对即将出版的《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一书而言，也增加了一种新资料。这说明在历史文献的挖掘上还大有空间，大有所为。我匆促撰文，许多问题不能详尽考证，所论也会有疏失乃至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我会在本文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修订充实，补上必要的注释，以就正于方家。
http://www.infzm.com/content/91928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被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所证明了的。
2013年6月3日，国家图书馆在北京举办了“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整理出版座谈会”，宣布国家图书馆将编纂《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一书，该书“以历史文献‘说话’，充分证明中国最早发现、命名钓鱼岛以及中国对钓鱼岛进行长期管辖的历史事实”。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可以说是对杨仲揆、吴天颖等先生前期研究成果的积极拓展，也是早就为大家所期盼的事了。
中国是文献大邦，古代典籍数量浩繁，一向以浩如烟海相比喻。以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之富和地位之显，做这样的工作自然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对文献图籍录的总体质量有着乐观的预期。然而，古籍数量太大，遗漏亦所难免。笔者从网上关于《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的报道文字中，读到所收图籍如明清古籍《顺风相送》、《使琉球录》、《筹海图编》、《武备志》、《使琉球杂录》、《使琉球记》、《中山传信录》和《台海使槎录》等以外，觉得漏收了一种重要的史籍，即南明弘光朝时由郑大郁编刻的《经国雄略》，该书的《四夷考》卷之一《琉球南界合图》对钓鱼岛（屿）也有清晰的记载，史料价值很高。文献图籍录出版在即，我匆匆草成此文，希望还能来得及补入其中，也作为笔者对国图宏编钜制的一芹之献吧！
《经国雄略》成书与传世
《经国雄略》，明温陵郑大郁（字孟周）编撰，四十八卷。此书于南明福王朱由崧弘光元年（乙酉，1645年）夏天刻于福建，此时的北方已经是大清王朝的顺治二年，满洲劲旅正在底定中原各省，并积极招降纳叛，挥师南下。
《经国雄略》卷首有郑成功的父亲、当时被弘光朝封为“镇守福建等处并浙江金温地方总兵官、太子太师、南安伯”的郑芝龙的序，还有明末福建著名书商张运泰（字来倩）序和郑大郁自己的序，另有郑大郁写的《纪例》十四则。
弘光是腐朽短命的王朝，存在首尾不到一年多，其军政中心始终局促于江淮一隅，既无经略天下、收复北方之志，又不能戮力同心以坚守江南，朝内党争纷纭，举措失当，不久便举巢倾覆、土崩瓦解了。在郑芝龙家族拥有强大势力的福建，居然还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编刻出一部卷帙宏大的“规画恢复之书”，显现了浙闽之间如郑大郁这样的爱国士人的报国胸怀，应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数百年后的今天犹不能不让人掩卷兴叹。
《经国雄略》传世稀少，入清后，其中的《边塞考》六卷又遭到禁毁，故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史家的注意。近代治南明史的专门名家中，谢国桢（1901—1982）先生在《晚明史籍考》卷10有《南明三朝上》著录，依据的是“海盐朱氏旧藏明弘光元年刻本”，即民国藏书家、南明史籍的权威收藏家朱希祖（1879—1944）先生的藏本，而此本的下落暂时不得而知。谢先生对书的卷次作了著录，说“此书为弘光乙酉刻本，在文献上，甚足珍也”。其他前辈学者，如钱海岳纪传体的《南明史》卷13《艺文三》收载了“郑芝龙、郑鸿逵、郑大郁《经国雄略》”。但他在《南明史》的《引用书目》中没有收列此书，说明钱先生知有此书，自己却没能见到。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也没有引用此书，甚至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也未予著录，似乎此书国内各图书馆均无收藏。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台湾郑樑生《佚存日本的〈经国雄略〉》一文载，此书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均有收藏。又据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国内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也都有收藏。据了解，北图所藏二部都是残本，一为明末三槐堂刻本，存二十六卷；一为明末刻本，存二十二卷。中科院馆所藏也为残本，存二十四卷。
另外，《经国雄略》的部分内容曾有别的刻本，如北图所藏郑大郁《武学备考》十四卷，其内容其实就是《经国雄略》的天经、奇门、武备三考，似乎在《经国雄略》刊行以前就曾独立成书了。由此看来，《经国雄略》的成书和版本情况比较复杂，不是一下子能说得清楚的，我们只能先搁置下来以后再做深究。
我所见到的《经国雄略》是日本东京图书馆藏本的复印本，总四十八卷，分订为三十册，半页八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书口下有“观社”二字。卷首郑大郁的《纪例》自署“观社主人郑大郁识”，则《经国雄略》的刊印者也应该是郑大郁本人，这让人怀疑郑大郁和写序的张运泰一样，也是一位富有学养的书商，“观社”可能就是他书业的字号，这种人在明代刻书业十分发达的福建并不少见。总之，郑大郁是颇有些神秘感的人物，我们对他所知甚少，目前先把重点转到《经国雄略》关于“钓鱼屿”的记载上，其他问题还须留待于方来。
《经国雄略》关于“钓鱼屿”记载
《经国雄略》关于“钓鱼屿”的记载，见于《四夷考》卷之一的《琉球》条。该条的标题下有双行小字云：
琉球，番国名，在东南海中。即今进贡入福建者便是也。
据《明史》卷323《外国四·琉球传》记载，琉球国自洪武初年到崇祯末，一直保持对明朝的朝贡关系，甚而“后两京（指北京、南京）继没，唐王立于福建，犹遣使奉贡。其虔事天朝，为外藩最云”。“即今进贡入福建者便是也”一句，很可能就是对弘光、唐王时入贡的记述。
《经国雄略》接下来一段关于琉球国的说明文字，内容相比于《明史·琉球传》和明人著述如《咸宾录》、《西洋朝贡典录》等，都简略很多，显然是从某些流行图书上抄撮来的，没有多少史料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后面所附的三幅海图，即《琉球东界合图》、《琉球南界合图》、《琉球北界图》三图，其中的《琉球南界合图》明确地画着“钓鱼屿”的位置，较之成书略早的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福建七》、茅元仪《武备志·海防十二》的海图来，都更为清晰。而且因为绘图的视角不同，《筹海图编》、《武备志》都是从“海防”的角度绘制的，而《经国雄略》画的是外洋图，于是它就更加接近于成书时间更早的《顺风相送》的记述。这三幅图以琉球岛为中心，分别分为其东界、南界和北界三图。其中东、南二界图可以拼合为一，北界图则自成一图。
依照目前所发现的史料，一般认为，约成书于明永乐年间的《顺风相送》是最早提到“钓鱼屿”的书，此书是明代航海家世代相传的抄本，业内称为“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原抄本现藏英国，国内最常见的是向达先生校注的《两种海道针经》本，详情可参阅向先生的《序言》和吴天颖先生《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第二章之二。《顺风相送》有《福建往琉球》一篇，内容是：
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蚯。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
细读这段文字，我们且不管那些古代航海家习用的专业术语，只从针经所提到的路径和岛屿名称看，不难发现《顺风相送》的文字与《经国雄略》的图十分接近，可以说差不多到了若合符节的程度。请看：
《顺》：“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即图中最南的“小琉球”，指台湾。图中小琉球顶端的“鸡龙屿”，或作“鸡笼山”，即指今天台湾的基隆市。
《顺》：“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即图中之“彭家山”，吴天颖先生认为即今之“彭佳屿”，古代亦称“彭佳山”、“平佳山”。
《顺》：“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即图中之“钓鱼屿”。
《顺》：“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即图中与小琉球相近的“花瓶屿”、“瓶家山”。没有见到此图的吴天颖先生认为彭家山亦即“瓶架山”，而图中“彭家山”、“瓶架山”各有所指，并不是一码事。
《顺》：“用艮针取枯美山。”应即图中的“古米山”。
《顺》：“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即图中靠北的“马齿山”。
据抄本《顺风相送》原序说，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山）为微簿。”这就是说，《顺风相送》的原本是有文有图的，现存的抄本只抄录了其中的文字，没有将相配的图画也抄绘下来，或者是绘为另本，但图本没能同文本一起传存下来。
由此推想，《经国雄略》的这三幅图有可能是录自《顺风相送》一类由明朝的“天使”参与修订的航海“微簿”，琉球主岛的全景图，清晰地标注有那霸港和“抬舡之所”的位置，还有“迎恩至天使馆”、“天使馆至欢会门三十里”等标记，表明三幅琉球国图的产生与明朝频繁的出使的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其绘制的时间肯定比郑大郁编纂《经国雄略》的弘光元年要早得多，至少不会是晚明的东西。
明代出使琉球，多由福州或泉州出发，然后由金门岛正式出洋，一般以金门岛的太武山为海舶的望山，故前引《顺风相送》第一句就是“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蚯”。此处的“太武”即指金门岛，“乌坵”指福建湄州岛东的乌坵屿，这里是祭献天后妈祖的地方，是出洋者的必拜之地之一。然后经由台湾海峡，趁着东南季风，经由钓鱼岛等岛屿进入琉球国境。这一经吴天颖先生论证过的海程，在有了《经国雄略》的琉球三图之后，显得更加清晰、更有说服力了。
记述“山形水势、澳屿浅深”是《顺风相送》这类官方参修的“海道针经”的责任，此见《顺风相送》原序。《经国雄略》图在“古米山”之侧，有一行小字写着：“此山下水急难行。”这七个字表明，琉球三图与实际的航海活动有关系，不是一般向壁凿空之作。而这个“水急难行”的海域，应该就是“洋面深黑，波涛汹涌的‘黑水沟’”，“古米山”即今冲绳的久米岛，这个岛和附近“水急难行”的海沟，正是明代海疆与琉球国的分界，这一点非常重要。
明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出使琉球，他在《使琉球录》中记载：使团于五月八日出洋，九日经小琉球（台湾），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先后过平嘉山（即《经国雄略》的‘瓶架山’）、钓鱼屿等，“目不睱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这就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明朝与琉球的海上分界区，清楚地表明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的海疆之内。
《经国雄略》琉球三图的发现，对中国人最早命名和使用“钓鱼屿”的名称又多了一份有力的证据，对即将出版的《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一书而言，也增加了一种新资料。这说明在历史文献的挖掘上还大有空间，大有所为。我匆促撰文，许多问题不能详尽考证，所论也会有疏失乃至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我会在本文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修订充实，补上必要的注释，以就正于方家。
http://www.infzm.com/content/91928《经国雄略》琉球三图的发现，为中国人最早命名和使用“钓鱼屿”的名称，又增添了一份有力的证据。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被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所证明了的。
2013年6月3日，国家图书馆在北京举办了“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整理出版座谈会”，宣布国家图书馆将编纂《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一书，该书“以历史文献‘说话’，充分证明中国最早发现、命名钓鱼岛以及中国对钓鱼岛进行长期管辖的历史事实”。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可以说是对杨仲揆、吴天颖等先生前期研究成果的积极拓展，也是早就为大家所期盼的事了。
中国是文献大邦，古代典籍数量浩繁，一向以浩如烟海相比喻。以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之富和地位之显，做这样的工作自然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对文献图籍录的总体质量有着乐观的预期。然而，古籍数量太大，遗漏亦所难免。笔者从网上关于《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的报道文字中，读到所收图籍如明清古籍《顺风相送》、《使琉球录》、《筹海图编》、《武备志》、《使琉球杂录》、《使琉球记》、《中山传信录》和《台海使槎录》等以外，觉得漏收了一种重要的史籍，即南明弘光朝时由郑大郁编刻的《经国雄略》，该书的《四夷考》卷之一《琉球南界合图》对钓鱼岛（屿）也有清晰的记载，史料价值很高。文献图籍录出版在即，我匆匆草成此文，希望还能来得及补入其中，也作为笔者对国图宏编钜制的一芹之献吧！
《经国雄略》成书与传世
《经国雄略》，明温陵郑大郁（字孟周）编撰，四十八卷。此书于南明福王朱由崧弘光元年（乙酉，1645年）夏天刻于福建，此时的北方已经是大清王朝的顺治二年，满洲劲旅正在底定中原各省，并积极招降纳叛，挥师南下。
《经国雄略》卷首有郑成功的父亲、当时被弘光朝封为“镇守福建等处并浙江金温地方总兵官、太子太师、南安伯”的郑芝龙的序，还有明末福建著名书商张运泰（字来倩）序和郑大郁自己的序，另有郑大郁写的《纪例》十四则。
弘光是腐朽短命的王朝，存在首尾不到一年多，其军政中心始终局促于江淮一隅，既无经略天下、收复北方之志，又不能戮力同心以坚守江南，朝内党争纷纭，举措失当，不久便举巢倾覆、土崩瓦解了。在郑芝龙家族拥有强大势力的福建，居然还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编刻出一部卷帙宏大的“规画恢复之书”，显现了浙闽之间如郑大郁这样的爱国士人的报国胸怀，应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数百年后的今天犹不能不让人掩卷兴叹。
《经国雄略》传世稀少，入清后，其中的《边塞考》六卷又遭到禁毁，故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史家的注意。近代治南明史的专门名家中，谢国桢（1901—1982）先生在《晚明史籍考》卷10有《南明三朝上》著录，依据的是“海盐朱氏旧藏明弘光元年刻本”，即民国藏书家、南明史籍的权威收藏家朱希祖（1879—1944）先生的藏本，而此本的下落暂时不得而知。谢先生对书的卷次作了著录，说“此书为弘光乙酉刻本，在文献上，甚足珍也”。其他前辈学者，如钱海岳纪传体的《南明史》卷13《艺文三》收载了“郑芝龙、郑鸿逵、郑大郁《经国雄略》”。但他在《南明史》的《引用书目》中没有收列此书，说明钱先生知有此书，自己却没能见到。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也没有引用此书，甚至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也未予著录，似乎此书国内各图书馆均无收藏。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台湾郑樑生《佚存日本的〈经国雄略〉》一文载，此书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均有收藏。又据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国内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也都有收藏。据了解，北图所藏二部都是残本，一为明末三槐堂刻本，存二十六卷；一为明末刻本，存二十二卷。中科院馆所藏也为残本，存二十四卷。
另外，《经国雄略》的部分内容曾有别的刻本，如北图所藏郑大郁《武学备考》十四卷，其内容其实就是《经国雄略》的天经、奇门、武备三考，似乎在《经国雄略》刊行以前就曾独立成书了。由此看来，《经国雄略》的成书和版本情况比较复杂，不是一下子能说得清楚的，我们只能先搁置下来以后再做深究。
我所见到的《经国雄略》是日本东京图书馆藏本的复印本，总四十八卷，分订为三十册，半页八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书口下有“观社”二字。卷首郑大郁的《纪例》自署“观社主人郑大郁识”，则《经国雄略》的刊印者也应该是郑大郁本人，这让人怀疑郑大郁和写序的张运泰一样，也是一位富有学养的书商，“观社”可能就是他书业的字号，这种人在明代刻书业十分发达的福建并不少见。总之，郑大郁是颇有些神秘感的人物，我们对他所知甚少，目前先把重点转到《经国雄略》关于“钓鱼屿”的记载上，其他问题还须留待于方来。
《经国雄略》关于“钓鱼屿”记载
《经国雄略》关于“钓鱼屿”的记载，见于《四夷考》卷之一的《琉球》条。该条的标题下有双行小字云：
琉球，番国名，在东南海中。即今进贡入福建者便是也。
据《明史》卷323《外国四·琉球传》记载，琉球国自洪武初年到崇祯末，一直保持对明朝的朝贡关系，甚而“后两京（指北京、南京）继没，唐王立于福建，犹遣使奉贡。其虔事天朝，为外藩最云”。“即今进贡入福建者便是也”一句，很可能就是对弘光、唐王时入贡的记述。
《经国雄略》接下来一段关于琉球国的说明文字，内容相比于《明史·琉球传》和明人著述如《咸宾录》、《西洋朝贡典录》等，都简略很多，显然是从某些流行图书上抄撮来的，没有多少史料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后面所附的三幅海图，即《琉球东界合图》、《琉球南界合图》、《琉球北界图》三图，其中的《琉球南界合图》明确地画着“钓鱼屿”的位置，较之成书略早的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福建七》、茅元仪《武备志·海防十二》的海图来，都更为清晰。而且因为绘图的视角不同，《筹海图编》、《武备志》都是从“海防”的角度绘制的，而《经国雄略》画的是外洋图，于是它就更加接近于成书时间更早的《顺风相送》的记述。这三幅图以琉球岛为中心，分别分为其东界、南界和北界三图。其中东、南二界图可以拼合为一，北界图则自成一图。
依照目前所发现的史料，一般认为，约成书于明永乐年间的《顺风相送》是最早提到“钓鱼屿”的书，此书是明代航海家世代相传的抄本，业内称为“海道针经”。《顺风相送》原抄本现藏英国，国内最常见的是向达先生校注的《两种海道针经》本，详情可参阅向先生的《序言》和吴天颖先生《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第二章之二。《顺风相送》有《福建往琉球》一篇，内容是：
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蚯。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又用乙辰取木山。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
细读这段文字，我们且不管那些古代航海家习用的专业术语，只从针经所提到的路径和岛屿名称看，不难发现《顺风相送》的文字与《经国雄略》的图十分接近，可以说差不多到了若合符节的程度。请看：
《顺》：“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即图中最南的“小琉球”，指台湾。图中小琉球顶端的“鸡龙屿”，或作“鸡笼山”，即指今天台湾的基隆市。
《顺》：“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即图中之“彭家山”，吴天颖先生认为即今之“彭佳屿”，古代亦称“彭佳山”、“平佳山”。
《顺》：“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即图中之“钓鱼屿”。
《顺》：“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即图中与小琉球相近的“花瓶屿”、“瓶家山”。没有见到此图的吴天颖先生认为彭家山亦即“瓶架山”，而图中“彭家山”、“瓶架山”各有所指，并不是一码事。
《顺》：“用艮针取枯美山。”应即图中的“古米山”。
《顺》：“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即图中靠北的“马齿山”。
据抄本《顺风相送》原序说，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山）为微簿。”这就是说，《顺风相送》的原本是有文有图的，现存的抄本只抄录了其中的文字，没有将相配的图画也抄绘下来，或者是绘为另本，但图本没能同文本一起传存下来。
由此推想，《经国雄略》的这三幅图有可能是录自《顺风相送》一类由明朝的“天使”参与修订的航海“微簿”，琉球主岛的全景图，清晰地标注有那霸港和“抬舡之所”的位置，还有“迎恩至天使馆”、“天使馆至欢会门三十里”等标记，表明三幅琉球国图的产生与明朝频繁的出使的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其绘制的时间肯定比郑大郁编纂《经国雄略》的弘光元年要早得多，至少不会是晚明的东西。
明代出使琉球，多由福州或泉州出发，然后由金门岛正式出洋，一般以金门岛的太武山为海舶的望山，故前引《顺风相送》第一句就是“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蚯”。此处的“太武”即指金门岛，“乌坵”指福建湄州岛东的乌坵屿，这里是祭献天后妈祖的地方，是出洋者的必拜之地之一。然后经由台湾海峡，趁着东南季风，经由钓鱼岛等岛屿进入琉球国境。这一经吴天颖先生论证过的海程，在有了《经国雄略》的琉球三图之后，显得更加清晰、更有说服力了。
记述“山形水势、澳屿浅深”是《顺风相送》这类官方参修的“海道针经”的责任，此见《顺风相送》原序。《经国雄略》图在“古米山”之侧，有一行小字写着：“此山下水急难行。”这七个字表明，琉球三图与实际的航海活动有关系，不是一般向壁凿空之作。而这个“水急难行”的海域，应该就是“洋面深黑，波涛汹涌的‘黑水沟’”，“古米山”即今冲绳的久米岛，这个岛和附近“水急难行”的海沟，正是明代海疆与琉球国的分界，这一点非常重要。
明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出使琉球，他在《使琉球录》中记载：使团于五月八日出洋，九日经小琉球（台湾），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先后过平嘉山（即《经国雄略》的‘瓶架山’）、钓鱼屿等，“目不睱接，一昼夜兼三日之程……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这就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明朝与琉球的海上分界区，清楚地表明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的海疆之内。
《经国雄略》琉球三图的发现，对中国人最早命名和使用“钓鱼屿”的名称又多了一份有力的证据，对即将出版的《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一书而言，也增加了一种新资料。这说明在历史文献的挖掘上还大有空间，大有所为。我匆促撰文，许多问题不能详尽考证，所论也会有疏失乃至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我会在本文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修订充实，补上必要的注释，以就正于方家。
http://www.infzm.com/content/9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