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时代谍闻是如何泄出的 正直的人无法忍受美国政 ...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3-06-14/100541409.html
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斯诺登计划揭露的这类消息通常会在《纽约时报》上出现。但在与《卫报》一支团队上周进行的全面采访中，斯诺登透露了他对《纽约时报》的巨大失望：他发现《纽约时报》在2004选举年时获取了一条绝佳的独家新闻——即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允许国家安全局在不经法庭授权情况下监听美国民众——却等了整整一年才发布。

　　斯诺登称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令他更加确信传统媒体渠道是无法信任的。他四处寻找其他记者，看有哪些既敢于反抗体制又擅长使用博客和其他社交媒体。这一代人中他最信任的就是《卫报》的评论人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

　　1月时，斯诺登联系到了纪录片制作人及记者珀特阿斯（Laura Poitras），他们之间开始了通讯。2月中旬时，他给当时人在巴西的格林沃尔德发了一封邮件，提醒他可能需要做好准备收发加密邮件。他甚至还为格林沃尔德制作了一个Youtube视频，一步步地带他过了遍加密流程。格林沃尔德当时还不知道泄密者的身份，也不知道对方是否属实。所以他没有行动。3月时，他接到了珀特阿斯的电话，后者成功说服他对这件事引起重视。

　　格林沃尔德和斯诺登建立起了一套安全的交流系统，第一份文件也随之到来。这份文件揭露了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棱镜”项目，该项目从世界顶尖技术公司处搜集信息。

　　格林沃尔德5月31号飞往纽约与《卫报》编辑们会谈；第二天，他与珀特阿斯飞到香港。（我在纽约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两人，陪同他们前往香港，与他们一起花费上周的大半时间采访斯诺登，并根据泄露的文件和采访记录撰写文章）。

　　格林沃尔德和珀特阿斯甚至不知道斯诺登长什么样子。“他准备了一套周密的见面方案，”格林沃尔德说。斯诺登让他前往旅店三层的某一位置，然后大声询问到达某间餐厅的方法。格林沃尔德猜斯诺登当时就藏身于暗处仔细倾听。

　　格林沃尔德回忆说他们最终来到一间装饰有巨大鳄鱼模型的房间。斯诺登这时才现身。他告诉格林沃尔德说“我会认出是他，因为他会拿着一个魔方。”

　　格林沃尔德和珀特阿斯第一次见到这个29岁的小伙子时都惊呆了。格林沃尔德说：

　　“我原本以为会是个60岁头发花白的退伍军人，情报机构的某个高层。当时我想：这趟算是白来了。”

　　但听斯诺登说了一个小时后，格林沃尔德改变了他的想法。他说：“我完全相信他。”

　　采访是在斯诺登的房间里进行的，窗外就是九龙公园。 斯诺登和记者们再加上他们的摄影设备，全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斯诺登已经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饭食全部叫人送上来。他的随身物品寥寥：只有几件衣服，一本书，四台电脑和那个魔方。他正开始为开销担心，尤其是自己的信用卡被锁的可能。

　　尽管斯诺登精通情报之道，他自己却并不那么难找——他签的都是自己的真实姓名，用的也是自己的信用卡。采访记录和曝光的文件迅速为《卫报》提供了四条独家，包括证明美国政府胁迫电信巨头Verizon向之前未公开的“棱镜”项目上交数百万美国民众通话记录的法庭命令。

　　自由撰稿人珀特阿斯之前曾联系过调查记者巴顿杰尔曼，后者为之撰文，因此“棱镜”项目同时被《华盛顿邮报》独立报道。但在到达香港之后，珀特阿斯就开始与《卫报》的团队合作。

　　周日时，故事的焦点从泄露的文件转向了泄密者。斯诺登一开始就没打算匿名，因此珀特阿斯拍下了他被格林沃尔德采访、之后泄露他踪迹的视频。

　　斯诺登公开自己身份的决定令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要公开呢？斯诺登表示，他曾亲眼见过对匿名揭秘的调查给同事带来的影响，他不希望自己的同事再受此煎熬。

　　那他现在还有什么选择呢？在视频中，斯诺登称赞香港尽管回归了中国治理，仍是一个拥有言论自由的优良传统及有效法制系统的地区。但按以往引渡案例来看，香港法庭仍倾向于做出有助于美国的决断。斯诺登可能会抗辩自己并非刑事犯罪，并称美国施加的罪名是出于“政治动机”。

　　有些人认为他是英雄，有些人认为他是罪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均对他予以指责。邮报的专栏作家科恩（Richard Cohen）尽管之前从未见过斯诺登，仍然写道：“他不是偏执狂；他只是自恋狂。”在《纽约时报》上，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给出一份心理分析：尽管深思熟虑，肩负道义，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他仍然是这个时代几个不幸趋势之一的产品：社会原子化，社会纽带不断松散，越来越多20多岁的年轻人，在童年机构和成年人家庭责任之间的浑沌地带，以完全技术化的存在游走。

　　周日晚上，斯诺登完成了他将近一整周采访中的最后一次。这是他在这间酒店房间的最后一夜：他过往的生活被某种全新、未知的生活替代前的最后一夜。斯诺登坐在床上，双臂交叉，电视新闻无声地播放着，他谈起了自己引发的争论，最终落到了奥巴马周五回应泄密事件时的一条评论：“你不可能在拥有百分百的安全同时拥有百分百的隐私，没有一丁点的不便，”美国总统这样说道。他之后还补充：社会必须做出选择。斯诺登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奥巴马政府剥夺了社会对此进行讨论的机会。他对安全与隐私之间必须要有所割舍表示异议，形容两者间必须有权衡这一想法是对美国宪法的根本侵犯。

　　采访结束之际，斯诺登引用了富兰柯林（Benjamin Franklin）的一句话：“那些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的人不会拥有，也不值得拥有任何一样东西。”

　　斯诺登引诵这句话时声音缓慢。对他而言，这句话有着特别的共鸣。

　　现在的他隐蔽了起来，但这场传奇，还远远没有结束。■

　　（财新实习记者 肖洋 译）

　　原文链接：http://www.guardian.co.uk/world/ ... istleblower-profile


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3-06-14/100541409.html
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斯诺登计划揭露的这类消息通常会在《纽约时报》上出现。但在与《卫报》一支团队上周进行的全面采访中，斯诺登透露了他对《纽约时报》的巨大失望：他发现《纽约时报》在2004选举年时获取了一条绝佳的独家新闻——即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允许国家安全局在不经法庭授权情况下监听美国民众——却等了整整一年才发布。

　　斯诺登称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令他更加确信传统媒体渠道是无法信任的。他四处寻找其他记者，看有哪些既敢于反抗体制又擅长使用博客和其他社交媒体。这一代人中他最信任的就是《卫报》的评论人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

　　1月时，斯诺登联系到了纪录片制作人及记者珀特阿斯（Laura Poitras），他们之间开始了通讯。2月中旬时，他给当时人在巴西的格林沃尔德发了一封邮件，提醒他可能需要做好准备收发加密邮件。他甚至还为格林沃尔德制作了一个Youtube视频，一步步地带他过了遍加密流程。格林沃尔德当时还不知道泄密者的身份，也不知道对方是否属实。所以他没有行动。3月时，他接到了珀特阿斯的电话，后者成功说服他对这件事引起重视。

　　格林沃尔德和斯诺登建立起了一套安全的交流系统，第一份文件也随之到来。这份文件揭露了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棱镜”项目，该项目从世界顶尖技术公司处搜集信息。

　　格林沃尔德5月31号飞往纽约与《卫报》编辑们会谈；第二天，他与珀特阿斯飞到香港。（我在纽约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两人，陪同他们前往香港，与他们一起花费上周的大半时间采访斯诺登，并根据泄露的文件和采访记录撰写文章）。

　　格林沃尔德和珀特阿斯甚至不知道斯诺登长什么样子。“他准备了一套周密的见面方案，”格林沃尔德说。斯诺登让他前往旅店三层的某一位置，然后大声询问到达某间餐厅的方法。格林沃尔德猜斯诺登当时就藏身于暗处仔细倾听。

　　格林沃尔德回忆说他们最终来到一间装饰有巨大鳄鱼模型的房间。斯诺登这时才现身。他告诉格林沃尔德说“我会认出是他，因为他会拿着一个魔方。”

　　格林沃尔德和珀特阿斯第一次见到这个29岁的小伙子时都惊呆了。格林沃尔德说：

　　“我原本以为会是个60岁头发花白的退伍军人，情报机构的某个高层。当时我想：这趟算是白来了。”

　　但听斯诺登说了一个小时后，格林沃尔德改变了他的想法。他说：“我完全相信他。”

　　采访是在斯诺登的房间里进行的，窗外就是九龙公园。 斯诺登和记者们再加上他们的摄影设备，全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斯诺登已经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饭食全部叫人送上来。他的随身物品寥寥：只有几件衣服，一本书，四台电脑和那个魔方。他正开始为开销担心，尤其是自己的信用卡被锁的可能。

　　尽管斯诺登精通情报之道，他自己却并不那么难找——他签的都是自己的真实姓名，用的也是自己的信用卡。采访记录和曝光的文件迅速为《卫报》提供了四条独家，包括证明美国政府胁迫电信巨头Verizon向之前未公开的“棱镜”项目上交数百万美国民众通话记录的法庭命令。

　　自由撰稿人珀特阿斯之前曾联系过调查记者巴顿杰尔曼，后者为之撰文，因此“棱镜”项目同时被《华盛顿邮报》独立报道。但在到达香港之后，珀特阿斯就开始与《卫报》的团队合作。

　　周日时，故事的焦点从泄露的文件转向了泄密者。斯诺登一开始就没打算匿名，因此珀特阿斯拍下了他被格林沃尔德采访、之后泄露他踪迹的视频。

　　斯诺登公开自己身份的决定令很多人感到困惑。为什么要公开呢？斯诺登表示，他曾亲眼见过对匿名揭秘的调查给同事带来的影响，他不希望自己的同事再受此煎熬。

　　那他现在还有什么选择呢？在视频中，斯诺登称赞香港尽管回归了中国治理，仍是一个拥有言论自由的优良传统及有效法制系统的地区。但按以往引渡案例来看，香港法庭仍倾向于做出有助于美国的决断。斯诺登可能会抗辩自己并非刑事犯罪，并称美国施加的罪名是出于“政治动机”。

　　有些人认为他是英雄，有些人认为他是罪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均对他予以指责。邮报的专栏作家科恩（Richard Cohen）尽管之前从未见过斯诺登，仍然写道：“他不是偏执狂；他只是自恋狂。”在《纽约时报》上，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给出一份心理分析：尽管深思熟虑，肩负道义，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他仍然是这个时代几个不幸趋势之一的产品：社会原子化，社会纽带不断松散，越来越多20多岁的年轻人，在童年机构和成年人家庭责任之间的浑沌地带，以完全技术化的存在游走。

　　周日晚上，斯诺登完成了他将近一整周采访中的最后一次。这是他在这间酒店房间的最后一夜：他过往的生活被某种全新、未知的生活替代前的最后一夜。斯诺登坐在床上，双臂交叉，电视新闻无声地播放着，他谈起了自己引发的争论，最终落到了奥巴马周五回应泄密事件时的一条评论：“你不可能在拥有百分百的安全同时拥有百分百的隐私，没有一丁点的不便，”美国总统这样说道。他之后还补充：社会必须做出选择。斯诺登不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奥巴马政府剥夺了社会对此进行讨论的机会。他对安全与隐私之间必须要有所割舍表示异议，形容两者间必须有权衡这一想法是对美国宪法的根本侵犯。

　　采访结束之际，斯诺登引用了富兰柯林（Benjamin Franklin）的一句话：“那些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的人不会拥有，也不值得拥有任何一样东西。”

　　斯诺登引诵这句话时声音缓慢。对他而言，这句话有着特别的共鸣。

　　现在的他隐蔽了起来，但这场传奇，还远远没有结束。■

　　（财新实习记者 肖洋 译）

　　原文链接：http://www.guardian.co.uk/world/ ... istleblower-pro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