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啄木鸟》之大案要案---聚焦公安部督办打拐一号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47:46
从今天起，我开始转载公安杂志《啄木鸟》的大案要案系列
2012年第2期
聚焦公安部督办打拐一号案
文 徐雅雅
“拐”字别解：中国字“拐”，真是很贴切。若拐，一则要有手段(提手旁)，二则要善词令(口字头)，三要有实力(力作底)，缺一不可。
——摘自作者手记
“对不起，又发案了!”
邓俊，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大案处副处长，高大、漂亮，与著名电影演员岳红有几分相像，美中不足的是脸蛋儿稍胖，且有两块“高原红”。2011年5月1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有关她的专题宣传短片，要知道她可是荣获了第四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提名呢!被提名、被宣传的人民警察众多，一时百舸争流、竞争激烈。要说一个人没有一点儿虚荣心，那是假的，邓俊半抱希望半含担心地等待着，结果出来了，邓俊虽然没有当选，但获得了提名奖也不错，何况还被授予“全国公安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呢!她稍稍“纠结”了一下，翻页!接着打拐。
邓俊打拐已经打了十八年。
1987年，邓俊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后回到老家贵阳，到省公安厅报到。厅领导先后派她到安顺市某派出所、贵阳市云岩刑警队锻练，这一点很重要，这是刑警学院学到的书本知识与基层治安刑侦工作的一次“亲吻”。1991年，她又到贵阳市公安局预审处参加预审工作，这一点又很重要，这是青年刑警与犯罪嫌疑人最直接的“亲密接触”。1992年，经过四年历练的邓俊披着满身征尘到省公安厅刑侦处上班，这时的她，因为又上了四年“基层大学”，已经成为一名相当老练的刑警了。
1993年，打拐科成立，她走进了打拐战场，风风雨雨地一路走来，眼看着战友破大案、立大功，叱咤风云，自己却守着“小儿科”艰难前行，不禁有些落寞。在邓俊眼里，刑警这个职业有点儿像医生，人没病，不会找医生，同样，人生若不与犯罪交叉，也不会找刑警。如果把处理杀人放火案件的刑警比作“定点切除”的外科大夫，那么，和人贩子、被拐妇女儿童打交道的邓俊，就像个小儿科医生，而且是内外科兼修。被拐儿童是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会说不会道，认知能力差，倏忽间被人贩子卖到千里之外，即便有一肚子苦水也倒不出来。有一年，邓俊侦破了一起大案，一下子带回六十多个被拐儿童，那一双双惶恐、无助的眼睛，时时出现在她的梦中，让她辗转难眠……
既善于打拐又注重生活情趣的邓俊，给家里买了束花
就在邓俊一边打拐一边修炼“小儿科医术”的十几年间，对她的褒奖不期而至。邓俊先后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还荣获了“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8年，她被推选为贵州的奥运火炬手，短短二百米，情深意长，群众对她的感激之情岂是能用尺子量的？……贵州，我的贵州，我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量银”的贵州啊!
今天贵州的部分地区，在战国时属于楚国的黔中，秦王朝在此设黔中郡，唐王朝在此设黔中道，建黔州郡，设黔州都督府。代代相循，便是贵州简称“黔”的由来。“贵州”的名称，始于宋朝，至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史，正式建制为省。也许是宋朝的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其中的“荒”字令人印象深刻，因此人们总是记住了“荒”字，而忽略了“要”字。加上“夜郎自大”、“黔驴技穷”两个带有贬意的成语广为流传，贵州就被长时间地安放在“远且荒”的悲凉亭上。其实稍有历史探寻精神的人都知道，所谓“自大”，确实与地处偏远有关，当年夜郎国的人并不知道山外有山，好奇地问了一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么？”于是就被戴上了自大的帽子；而所谓黔驴，其实来自外地，寓言的第一句便是“黔无驴”嘛，怎么就成了“黔的驴”了呢？
深切记住贵州之“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现代史上，贵州两次被提上重要位置：一次是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的遵义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一次是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部署实施过程中，贵州作为中国的三线，成了战略纵深的要地，至今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当年解放大西南时，在贵州留下了大批忠诚的军人、干部，如今他们的后代已经成为建设贵州、保卫贵州的栋梁之才。
邓俊并不因家乡处在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自卑。家乡的确穷，但这并不是把孩子拐卖出去的理由。她最反感的，是那些收养被拐卖儿童的“养父母”们的托词：“我们这里经济发达生活好嘛，孩子到了我这里吃香的、喝辣的，舍不得走哩!”
“呸!”邓俊气愤地说，“妈妈再穷，早上也要煮一锅饭放在那儿给孩子吃。什么‘养父母’？我不同意这么叫。把别人的孩子拐来，还觉得对人家有恩？可笑!”
曾经有一个男孩儿，聪明又可爱，父母都是盲人。人贩子一下子拐了他兄弟两个。邓俊把两兄弟解救回来不久，小弟弟病死了，男孩儿一个人一边上学一边照顾父母，好懂事，也让邓俊好心酸。她听公安部打拐办陈士渠主任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筹集到一笔基金，专门补助贫困家庭的被拐儿童，于是从基金会那里申请了三万块钱供男孩儿上学。将来男孩儿上了大学，邓俊还要继续为他申请补助。
刑警胆、慈母心，还有什么职业情怀能让人这般感动？
2010年10月以来，集铁血与柔情于一身的邓俊，越来越关注遵义连续发生的拐卖儿童案，她在贵阳、遵义之间来来回回起码跑了十次以上，可是案件仍然一发再发……凭着丰富的打拐经验和实地勘查，她向遵义警方提出派人在易发案地点守候等工作要求，同时向公安部打拐办上报情况，再把公安部、省公安厅的批示转达给遵义，还把2011年六一节的“打拐防拐”专题宣传会场放在遵义，可是——
遵义红花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朱林走进邓俊的办公室，敬了一个礼，说：“对不起，又发案了!”
这一天，是2011年8月9日。
两封电子邮件
柳如钢是个生意人，别看没啥文化，在做小买卖方面的精明堪称当地的比尔·盖茨，同时，他又是被拐儿童家长到贵州省政府门口上访的领头人。他三岁半的儿子宁宁于2010年1月11日在遵义红花岗一带“人间蒸发”，从此，“精明”变成了“精神(病)”，柳如钢睁开眼，仿佛看到儿子的笑脸；闭上眼，却听到儿子的哭声。为了找回宁宁，他上穷碧落下黄泉，整个人变成了“空中预警机”，时时刻刻打开思想的雷达，扫描着一切可能发现的空间。很快，他收集到一个重要信息：互联网对打拐极有帮助，贵州省公安厅有厅长信箱，而且公安部打拐办的陈士渠主任也有打拐QQ群和微博。恨只恨自己不会用汉语拼音发信息，一时又学不会五笔字型，然而，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盖茨”决定买一部能手写的手机，很快就学会了手机上网，于2011年4月份联系上了公安部打拐办一把手陈士渠，向他讲述了自己儿子被拐的事，以及遵义连续发生儿童被拐案件的情况。陈士渠得知后，向贵州省公安厅发出询问，请他们核实情况，以便公安部打拐办采取进一步措施。而柳如钢也没干等着，而是双管齐下：给省公安厅厅长信箱发邮件报告情况，心想有枣没枣打一竿子试试!
5月11日，正是宁宁被拐十六个月的整日子，柳如钢连发两封电子邮件给省公安厅一把手崔亚东，第一封邮件里反映了遵义市红花岗区和汇川区相继发生拐卖儿童案件的情况；第二封邮件里建议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否则，被拐的孩子会更多。
手指一点，信件发出，结果如何呢？柳如钢心里唱起了《忐忑》。
不久，崔亚东，贵州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这位身材不算高大、相貌相当清秀、儒雅得宛如大学教授的资深高级警官，他收到这两封信了!
看罢，崔亚东连续作了两次批示。第一次批示道：“所反映的情况请认真核查，报告结果。”套用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台词，这意味着厅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第二次批示道：“连续收到反映遵义拐卖儿童的来信，望引起高度重视，认真查处。”这意味着厅长加了码，不但要求报告被拐儿童的情况，还要看到案件调查的结果!主管刑侦的副厅长赵翔批示：“请刑侦总队、遵义市公安局按崔厅长批示办理。”
柳如钢自然是看不到这些批示的，所以心里一直唱着《忐忑》，他也不了解崔亚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警察大官儿，能不能管他家的事儿。何止是柳如钢啊，即便是贵州省公安厅的警察也不见得了解崔厅长的一二三呢!
崔亚东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他在警界名声大振，部分缘于几年前“大接访”中的一起大案。此案发生于1992年，郑老汉的两个儿子在运货途中被同行车主杀害，抛尸荒野，但案件久侦未破。郑老汉为此上访了十三年，而崔亚东接到老人的上访信后，指挥精兵强将在十三天内将此案侦破。这个典型案例被拍成内部专题片，在2005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播放，引起一片好评。
2005年4月6日到9日，时任公安部长周永康同志在安徽调研，要求安徽先行启动，实行公安局长开门“大接访”。4月21日，合肥先行一步，4月23日，全省县级公安机关动了起来，工作方案为：清理旧账，不欠新账。
六天后的4月29日，郑老汉的上访材料递到时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手里，接着出现了上访十三年的案件十三天侦破的结果!公安部宣传“大接访”的内部电视专题片摄制组采访了崔亚东。面对镜头，他却没有一丝笑意，而是沉重地说：“(郑老汉)那封申诉信，写得非常悲惨，看到那封信，仿佛就在字里行间看到这个老人，含着悲愤，含着一种期盼。他是2003年写的信，说十一年了，他是怎样艰辛地进行上访的。即便是到了这个地步，他在信里还是表示：我相信公安机关，我相信我儿子的案件总有一天能够破获!”
群众对党对政府九死不悔的信任，更激发了崔亚东和战友们的反思，加速了侦查办案的节奏。崔亚东和全国公安民警是一个心情：欠老百姓的感情账要用真诚和爱心来还；欠老百姓的法制账要用公平和正义来还；欠老百姓的经济账要用物质和精神来还!
在他的指挥下，对杀害郑氏兄弟的凶手王才均和帮凶张文启的抓捕行动于5月11日告捷。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个时间上的巧合，相隔六年后，又是5月11日，这天柳如钢向崔亚东发出了两封邮件，同样受到崔亚东的重视，只不过事发地点从安徽挪到了贵州。
2011年10月25日，贵州省公安厅在遵义举办寻子认亲会。遵义警方不但抓获了一干犯罪嫌疑人，还一口气解救回十五名被拐儿童。
柳如钢举着一面写有“为国为民，情系群众”的锦旗，坐在最前排，眼巴巴地盼着儿子宁宁的身影早些出现。柳如钢留着小平头，脸颊瘦削，脸色微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由于不时有记者把话筒或镜头对着他，于是表情又多了几分矜持。
天上飘着小雨，把绿荫环抱的遵义搞得一片灰蒙蒙、湿漉漉的，令纪念广场周边的黔式建筑群显得多少有些凝重。好在有满天挂着“孩子，欢迎回家”等标语的巨型红气球张扬着喜气，一支警察乐队演奏的《今天是个好日子》的曲调与锣鼓队的大妈们战天斗地的锣鼓声鼓荡交汇，直冲云霄，听得人浑身发热。无论是与会警官、被拐儿童家长，还是上千群众，都丝毫不受阴冷天气的影响，丝毫不理会雨水浸湿了衣衫，个个伸着脖子往主席台上看，议论着这个是谁谁谁，那个是谁谁谁。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们则像从蜂巢里飞出来的蜜蜂一样，嗡嗡地一会儿围着被拐儿童的家长转，一会儿围着讲话的领导转。会场周边是众多挤不进去的群众，他们在参观宣传板报，十几块展板有如连环画，把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人们看得惊心动魄，不禁议论：“拐子的心怎么这么黑!”“都是抱孙子的人了，还去拐人家的孙儿？”……
“七块一斤，七块一斤啊!”卖烤白薯的小贩在广场外围热情的叫卖声，台下被拐儿童父母们“叫爸爸，叫爸爸”、“叫妈妈，叫妈妈”的呼唤声，还有孩子的哇哇哭叫声，时而穿插在崔亚东的讲话中，时而穿插在陈士渠的贺词里……
此时此刻，有谁还会想到几个月前破案毫无头绪的窘境呢？
按下葫芦浮起了瓢
崔亚东厅长一天两道“金牌”，分量重啊!遵义的刑警们“白加黑”、“五加二”地干，都唯恐上级和老百姓不满意，何况，在警方的高压态势下又发了案……这是朱林说“对不起，又发案了”时满脸愧疚的原因。
1993年从警的朱林，警龄和邓俊打拐的时间一般长，不说是战功累累，也算是身经百战，部下们尊称身材魁梧、雷厉风行的他为“朱大”。
邓俊杏眼圆睁，“语无伦次”地朝着朱林甩出三句气话：“这个案子破了以后我希望遵义再不发案了!再也不需要我去遵义了!我也再不想说什么了!”
朱林和战友们很恼火，而且是双重的。一是恼火到底什么人吃了豹子胆，竟敢铡刀剃秃头——硬拿着脑袋瓜子玩？二是恼火让柳如钢说准了，果然又发了案子，显得警方格外无能……朱林没有回避邓俊眼睛里射出的两道怒火，他知道邓大姐说的是气话。
“8·09”案的发生让遵义警方打了个寒战。不料厄运没完没了，9月12日，又一个炸雷劈了下来，汇川区又被拐走一个女孩儿，因降生时正逢北京举办奥运会，取名奥奥。坊间一时议论纷纷，有人指着遵义市公安局那座据说是某著名大学设计的造型独特的办公楼说：看!像不像一个倒扣的饭桶？
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遵义一带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发案率是比较高的。1997年遵义升格为地级市后，打拐工作开展得不错，1998年公安部还在遵义开过打拐工作现场会。2000年以来，此类案件发生渐少，警方基本上是在侦破那些尚存的积案。由于打击力度大，2007、2008两年再无发案，曲线进入谷底。奇怪的是，2009年年底连发三案，峰线一下子扬了起来，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2010年初，继1月11日柳如钢家的宁宁被拐后，又分别于5月、7月、10月发生了四起!这严峻的发案形势与公安部于2009年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打拐专项行动来说，无疑是猴吃麻花——满拧!
这里，必须先介绍一下2009年开展全国打拐专项斗争以来的情况。
2008年9月，云南省公安机关侦破一起特大跨省贩卖婴儿案件。经公安部两次召开云南、江苏、福建、山东等省的相关地区公安机关的协调会，各地公安机关统一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134人，其中批捕108人。胡锦涛同志批示：对拐卖婴儿的犯罪团伙要依法从严惩处。周永康同志批示：对此类犯罪团伙一定要查实后依法坚决处理。紧接着，国务院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联络员会议在京召开。请注意“部际”二字，这是中国国家反拐行动的具体落实，其宏观目标是：减少乃至逐渐消除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说白了，此乃改变公安机关单打独斗的局面，把国务院相关部委“绑”在一条船上撑桨划船之举措!
2009年4月9日，公安部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开展打拐专项行动。截至2011年9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44685起，解救被拐儿童16548人、妇女29474人，共打掉6090个犯罪团伙，刑事拘留41039人，抓获此类在逃人员6612人。公安机关主要采取了以下四项大举措——
第一大举措：公安部以追捕在逃人员的最高手段——A级通缉令——分三批通缉三十名重大拐卖犯罪在逃人员，现已将这三十人全部抓获。想当初，已经抓到二十九个，还剩下最后一名叫吴正莲的仍然在逃时，陈士渠把该女子的照片挂在了微博上，他在微博上写道：“只有第二批A级通缉令中的吴正莲仍然在逃，如有线索请拨打110报警!”此微博被转发25000余次，有媒体评价“几乎给人以布下天罗地网的感觉”。
第二大举措：公安部宣布，为方便群众，采取就近原则，免费为五种人采取血样，分别是已经确认的丢失孩子的父母、解救的被拐儿童、来历不明或疑似被拐儿童、来历不明的流浪儿和乞讨儿童、自己要求采血样的失踪儿童父母。这种高科技的DNA采血比对工作，解决了被拐儿童身源确认的难题。目前已经有1500余名被拐儿童通过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找到了父母。
第三大举措：要求公安机关要主动与民间“寻子联盟”、“寻子网站”以及有关人员交流沟通，争取群众支持。特别是微博的出现，因信息碎片化、传播裂变式而成为舆论双刃剑，打拐办及时研究了“自媒体”的特征，趋利避害地将其引入打拐工作，争取了主动。
第四大举措：在打拐办建议下，公安部调整了案件管辖的规定，要求儿童失踪和少女失踪、妇女被拐必须立案，逐案设立专案组，案件不破专案不得撤销!各级公安机关接到拐卖犯罪报警后由指挥中心迅速调集各警种围追堵截，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抓获人贩子，解救被拐妇女儿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拐卖犯罪的危害……
说实话，贵州经济虽不发达，但人家缺钱不缺精神!在公安部2009年的打拐专刊上，贵州省公安厅的工作情况多次出现。其中有两次很是靠前，第三期上的大标题是“贵州省厅专题研究打拐工作”；第八期上是“贵州、河北、江苏破了一批案件”，其中贵州的打拐工作居于首位。
可是，架不住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不，这边刚按下葫芦，那边就浮起了瓢!2010年以来突发的几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一下子让贵州警方陷于被动局面。到2011年，一年前的案件还没侦破，新的案子又冒了出来!
从地图上看，遵义市像平铺在贵州高原上的一块不太规则的、绣着美丽花边的手帕，城区形状则像一个耳朵，川黔铁路、210国道几乎是严丝合缝地沿着城区边缘穿过，勾勒出耳廓的边儿。如果把遵义电视台所在的红花岗比作耳朵眼儿，那么它以上的位置是以遵义会议旧址、红军山、纪念广场为中心的繁华区域。柳如钢的儿子宁宁被拐的位置在耳垂下端，而“9·12”案中奥奥被拐的地点处在耳廓的上端，离茅草铺汽车客运站不远。“8·09”案中涛涛的被拐位置在耳廓中部边缘，这一带，此前发生了“4·09”娜娜被拐案、“5·03”颖颖被拐案、“5·29”艳艳被拐案。要知道，这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打拐第一案的代号“4·09”，就是以娜娜被拐的日子命名的。
这个发生了多起儿童被拐案的“伤心地”，是长征镇派出所的辖区，这里是治安环境较为复杂的“城中村”所在。城，繁华；村，贫穷。“城中村”里居住的多是外来农民工，他们从事着与重庆的“棒棒”相似的工作，只是换了一个更具贵州特色的名称：“背兜儿”。
长征镇派出所归红花岗公安分局管，红花岗公安分局副局长尹宜昆是一位在任何环境下都十分注意仪表的青年干部，与影视剧里一忙起来就胡子拉碴的刑警形象大相径庭。这位年轻、干练的指挥员无论在跟踪追击中，还是在几次深夜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当所有办案人员都面露疲态的时候，他依然正襟危坐、依然衣冠整洁、依然小分头倍儿亮……此人心理素质甚是了得，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
尹宜昆介绍说，过去，遵义的打拐案一直交由局里打拐办侦破，这次在崔厅长、赵副厅长，还有遵义市委市政府领导一道道“金牌”的压力下，按公安部要求，对拐卖儿童案件实行“一长三包”工作机制，即市、县、区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要担任专案组长；专案组长要把案件侦办、解救被拐儿童、加强与被害人家庭沟通的工作全程负责到底!
“一‘长’也‘长’啦，专案由公安局局长刘小星直接指挥；三‘包’也‘包’啦，打拐成了公安工作的重点，刑侦大队长都被抽出来打拐啦，就当个侦查员来用啊，大案队也放下‘身段’参加打拐子、找孩子啦……我们也与以往拐入地如鲁、豫、晋等地的警方联系过，问其有否贵州遵义儿童被拐入的迹象，但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唉……”尹宜昆的声音低沉下去。
这边厢，几个专案组犹如几条船逆流前行，纤夫拼命拉，号子震天响，船桨使劲划，可就是行船不远!
那边厢，柳如钢放下生意一心一意找孩子，一旦知道发案，马上就到现场向家长打听情况，很快就同病相怜地联合起来，甚至把20世纪90年代丢失孩子的家长也找到了，渐成近百人的团体。他一方面在网络上发布消息，另一方面带“团”到各级上访，“连公安部他都去过，我们这儿每周三的公安局长接待日他是必到的!”尹宜昆说。
在巨大的压力下和良心的折磨中，刑警们望着奇特的发案峰值，从一筹莫展中渐渐摸出一个初步轮廓来：一、这是一个由多人组成的犯罪团伙，手段狡猾，转移迅速；二、针对的小孩儿多在三岁左右；三、案子明显不同于以往，过去只拐男孩儿，而这次连女孩儿也要……
还有一个要素：多人反映在丢失孩子的现场看到过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长相属于扔到人海里会马上消失的那种，她不是撑雨伞就是戴小帽，让人更加记不住长相。尹宜昆也请刑侦专家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像了，但这些目击者的叙述却里出外进、大相径庭。有人说三十多岁，有人说四五十岁；有人说是灰白头发，有人说是黑头发，有人说是染过的黄头发……所以画出来的人像谁都说不像。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贩子呢？
他们把孩子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从今天起，我开始转载公安杂志《啄木鸟》的大案要案系列
2012年第2期
聚焦公安部督办打拐一号案
文 徐雅雅
“拐”字别解：中国字“拐”，真是很贴切。若拐，一则要有手段(提手旁)，二则要善词令(口字头)，三要有实力(力作底)，缺一不可。
——摘自作者手记
“对不起，又发案了!”
邓俊，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大案处副处长，高大、漂亮，与著名电影演员岳红有几分相像，美中不足的是脸蛋儿稍胖，且有两块“高原红”。2011年5月1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有关她的专题宣传短片，要知道她可是荣获了第四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提名呢!被提名、被宣传的人民警察众多，一时百舸争流、竞争激烈。要说一个人没有一点儿虚荣心，那是假的，邓俊半抱希望半含担心地等待着，结果出来了，邓俊虽然没有当选，但获得了提名奖也不错，何况还被授予“全国公安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呢!她稍稍“纠结”了一下，翻页!接着打拐。
邓俊打拐已经打了十八年。
1987年，邓俊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后回到老家贵阳，到省公安厅报到。厅领导先后派她到安顺市某派出所、贵阳市云岩刑警队锻练，这一点很重要，这是刑警学院学到的书本知识与基层治安刑侦工作的一次“亲吻”。1991年，她又到贵阳市公安局预审处参加预审工作，这一点又很重要，这是青年刑警与犯罪嫌疑人最直接的“亲密接触”。1992年，经过四年历练的邓俊披着满身征尘到省公安厅刑侦处上班，这时的她，因为又上了四年“基层大学”，已经成为一名相当老练的刑警了。
1993年，打拐科成立，她走进了打拐战场，风风雨雨地一路走来，眼看着战友破大案、立大功，叱咤风云，自己却守着“小儿科”艰难前行，不禁有些落寞。在邓俊眼里，刑警这个职业有点儿像医生，人没病，不会找医生，同样，人生若不与犯罪交叉，也不会找刑警。如果把处理杀人放火案件的刑警比作“定点切除”的外科大夫，那么，和人贩子、被拐妇女儿童打交道的邓俊，就像个小儿科医生，而且是内外科兼修。被拐儿童是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会说不会道，认知能力差，倏忽间被人贩子卖到千里之外，即便有一肚子苦水也倒不出来。有一年，邓俊侦破了一起大案，一下子带回六十多个被拐儿童，那一双双惶恐、无助的眼睛，时时出现在她的梦中，让她辗转难眠……
既善于打拐又注重生活情趣的邓俊，给家里买了束花
就在邓俊一边打拐一边修炼“小儿科医术”的十几年间，对她的褒奖不期而至。邓俊先后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还荣获了“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8年，她被推选为贵州的奥运火炬手，短短二百米，情深意长，群众对她的感激之情岂是能用尺子量的？……贵州，我的贵州，我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量银”的贵州啊!
今天贵州的部分地区，在战国时属于楚国的黔中，秦王朝在此设黔中郡，唐王朝在此设黔中道，建黔州郡，设黔州都督府。代代相循，便是贵州简称“黔”的由来。“贵州”的名称，始于宋朝，至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史，正式建制为省。也许是宋朝的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其中的“荒”字令人印象深刻，因此人们总是记住了“荒”字，而忽略了“要”字。加上“夜郎自大”、“黔驴技穷”两个带有贬意的成语广为流传，贵州就被长时间地安放在“远且荒”的悲凉亭上。其实稍有历史探寻精神的人都知道，所谓“自大”，确实与地处偏远有关，当年夜郎国的人并不知道山外有山，好奇地问了一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么？”于是就被戴上了自大的帽子；而所谓黔驴，其实来自外地，寓言的第一句便是“黔无驴”嘛，怎么就成了“黔的驴”了呢？
深切记住贵州之“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现代史上，贵州两次被提上重要位置：一次是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的遵义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一次是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部署实施过程中，贵州作为中国的三线，成了战略纵深的要地，至今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当年解放大西南时，在贵州留下了大批忠诚的军人、干部，如今他们的后代已经成为建设贵州、保卫贵州的栋梁之才。
邓俊并不因家乡处在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自卑。家乡的确穷，但这并不是把孩子拐卖出去的理由。她最反感的，是那些收养被拐卖儿童的“养父母”们的托词：“我们这里经济发达生活好嘛，孩子到了我这里吃香的、喝辣的，舍不得走哩!”
“呸!”邓俊气愤地说，“妈妈再穷，早上也要煮一锅饭放在那儿给孩子吃。什么‘养父母’？我不同意这么叫。把别人的孩子拐来，还觉得对人家有恩？可笑!”
曾经有一个男孩儿，聪明又可爱，父母都是盲人。人贩子一下子拐了他兄弟两个。邓俊把两兄弟解救回来不久，小弟弟病死了，男孩儿一个人一边上学一边照顾父母，好懂事，也让邓俊好心酸。她听公安部打拐办陈士渠主任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筹集到一笔基金，专门补助贫困家庭的被拐儿童，于是从基金会那里申请了三万块钱供男孩儿上学。将来男孩儿上了大学，邓俊还要继续为他申请补助。
刑警胆、慈母心，还有什么职业情怀能让人这般感动？
2010年10月以来，集铁血与柔情于一身的邓俊，越来越关注遵义连续发生的拐卖儿童案，她在贵阳、遵义之间来来回回起码跑了十次以上，可是案件仍然一发再发……凭着丰富的打拐经验和实地勘查，她向遵义警方提出派人在易发案地点守候等工作要求，同时向公安部打拐办上报情况，再把公安部、省公安厅的批示转达给遵义，还把2011年六一节的“打拐防拐”专题宣传会场放在遵义，可是——
遵义红花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朱林走进邓俊的办公室，敬了一个礼，说：“对不起，又发案了!”
这一天，是2011年8月9日。
两封电子邮件
柳如钢是个生意人，别看没啥文化，在做小买卖方面的精明堪称当地的比尔·盖茨，同时，他又是被拐儿童家长到贵州省政府门口上访的领头人。他三岁半的儿子宁宁于2010年1月11日在遵义红花岗一带“人间蒸发”，从此，“精明”变成了“精神(病)”，柳如钢睁开眼，仿佛看到儿子的笑脸；闭上眼，却听到儿子的哭声。为了找回宁宁，他上穷碧落下黄泉，整个人变成了“空中预警机”，时时刻刻打开思想的雷达，扫描着一切可能发现的空间。很快，他收集到一个重要信息：互联网对打拐极有帮助，贵州省公安厅有厅长信箱，而且公安部打拐办的陈士渠主任也有打拐QQ群和微博。恨只恨自己不会用汉语拼音发信息，一时又学不会五笔字型，然而，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盖茨”决定买一部能手写的手机，很快就学会了手机上网，于2011年4月份联系上了公安部打拐办一把手陈士渠，向他讲述了自己儿子被拐的事，以及遵义连续发生儿童被拐案件的情况。陈士渠得知后，向贵州省公安厅发出询问，请他们核实情况，以便公安部打拐办采取进一步措施。而柳如钢也没干等着，而是双管齐下：给省公安厅厅长信箱发邮件报告情况，心想有枣没枣打一竿子试试!
5月11日，正是宁宁被拐十六个月的整日子，柳如钢连发两封电子邮件给省公安厅一把手崔亚东，第一封邮件里反映了遵义市红花岗区和汇川区相继发生拐卖儿童案件的情况；第二封邮件里建议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否则，被拐的孩子会更多。
手指一点，信件发出，结果如何呢？柳如钢心里唱起了《忐忑》。
不久，崔亚东，贵州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这位身材不算高大、相貌相当清秀、儒雅得宛如大学教授的资深高级警官，他收到这两封信了!
看罢，崔亚东连续作了两次批示。第一次批示道：“所反映的情况请认真核查，报告结果。”套用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台词，这意味着厅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第二次批示道：“连续收到反映遵义拐卖儿童的来信，望引起高度重视，认真查处。”这意味着厅长加了码，不但要求报告被拐儿童的情况，还要看到案件调查的结果!主管刑侦的副厅长赵翔批示：“请刑侦总队、遵义市公安局按崔厅长批示办理。”
柳如钢自然是看不到这些批示的，所以心里一直唱着《忐忑》，他也不了解崔亚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警察大官儿，能不能管他家的事儿。何止是柳如钢啊，即便是贵州省公安厅的警察也不见得了解崔厅长的一二三呢!
崔亚东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他在警界名声大振，部分缘于几年前“大接访”中的一起大案。此案发生于1992年，郑老汉的两个儿子在运货途中被同行车主杀害，抛尸荒野，但案件久侦未破。郑老汉为此上访了十三年，而崔亚东接到老人的上访信后，指挥精兵强将在十三天内将此案侦破。这个典型案例被拍成内部专题片，在2005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播放，引起一片好评。
2005年4月6日到9日，时任公安部长周永康同志在安徽调研，要求安徽先行启动，实行公安局长开门“大接访”。4月21日，合肥先行一步，4月23日，全省县级公安机关动了起来，工作方案为：清理旧账，不欠新账。
六天后的4月29日，郑老汉的上访材料递到时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手里，接着出现了上访十三年的案件十三天侦破的结果!公安部宣传“大接访”的内部电视专题片摄制组采访了崔亚东。面对镜头，他却没有一丝笑意，而是沉重地说：“(郑老汉)那封申诉信，写得非常悲惨，看到那封信，仿佛就在字里行间看到这个老人，含着悲愤，含着一种期盼。他是2003年写的信，说十一年了，他是怎样艰辛地进行上访的。即便是到了这个地步，他在信里还是表示：我相信公安机关，我相信我儿子的案件总有一天能够破获!”
群众对党对政府九死不悔的信任，更激发了崔亚东和战友们的反思，加速了侦查办案的节奏。崔亚东和全国公安民警是一个心情：欠老百姓的感情账要用真诚和爱心来还；欠老百姓的法制账要用公平和正义来还；欠老百姓的经济账要用物质和精神来还!
在他的指挥下，对杀害郑氏兄弟的凶手王才均和帮凶张文启的抓捕行动于5月11日告捷。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个时间上的巧合，相隔六年后，又是5月11日，这天柳如钢向崔亚东发出了两封邮件，同样受到崔亚东的重视，只不过事发地点从安徽挪到了贵州。
2011年10月25日，贵州省公安厅在遵义举办寻子认亲会。遵义警方不但抓获了一干犯罪嫌疑人，还一口气解救回十五名被拐儿童。
柳如钢举着一面写有“为国为民，情系群众”的锦旗，坐在最前排，眼巴巴地盼着儿子宁宁的身影早些出现。柳如钢留着小平头，脸颊瘦削，脸色微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由于不时有记者把话筒或镜头对着他，于是表情又多了几分矜持。
天上飘着小雨，把绿荫环抱的遵义搞得一片灰蒙蒙、湿漉漉的，令纪念广场周边的黔式建筑群显得多少有些凝重。好在有满天挂着“孩子，欢迎回家”等标语的巨型红气球张扬着喜气，一支警察乐队演奏的《今天是个好日子》的曲调与锣鼓队的大妈们战天斗地的锣鼓声鼓荡交汇，直冲云霄，听得人浑身发热。无论是与会警官、被拐儿童家长，还是上千群众，都丝毫不受阴冷天气的影响，丝毫不理会雨水浸湿了衣衫，个个伸着脖子往主席台上看，议论着这个是谁谁谁，那个是谁谁谁。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们则像从蜂巢里飞出来的蜜蜂一样，嗡嗡地一会儿围着被拐儿童的家长转，一会儿围着讲话的领导转。会场周边是众多挤不进去的群众，他们在参观宣传板报，十几块展板有如连环画，把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人们看得惊心动魄，不禁议论：“拐子的心怎么这么黑!”“都是抱孙子的人了，还去拐人家的孙儿？”……
“七块一斤，七块一斤啊!”卖烤白薯的小贩在广场外围热情的叫卖声，台下被拐儿童父母们“叫爸爸，叫爸爸”、“叫妈妈，叫妈妈”的呼唤声，还有孩子的哇哇哭叫声，时而穿插在崔亚东的讲话中，时而穿插在陈士渠的贺词里……
此时此刻，有谁还会想到几个月前破案毫无头绪的窘境呢？
按下葫芦浮起了瓢
崔亚东厅长一天两道“金牌”，分量重啊!遵义的刑警们“白加黑”、“五加二”地干，都唯恐上级和老百姓不满意，何况，在警方的高压态势下又发了案……这是朱林说“对不起，又发案了”时满脸愧疚的原因。
1993年从警的朱林，警龄和邓俊打拐的时间一般长，不说是战功累累，也算是身经百战，部下们尊称身材魁梧、雷厉风行的他为“朱大”。
邓俊杏眼圆睁，“语无伦次”地朝着朱林甩出三句气话：“这个案子破了以后我希望遵义再不发案了!再也不需要我去遵义了!我也再不想说什么了!”
朱林和战友们很恼火，而且是双重的。一是恼火到底什么人吃了豹子胆，竟敢铡刀剃秃头——硬拿着脑袋瓜子玩？二是恼火让柳如钢说准了，果然又发了案子，显得警方格外无能……朱林没有回避邓俊眼睛里射出的两道怒火，他知道邓大姐说的是气话。
“8·09”案的发生让遵义警方打了个寒战。不料厄运没完没了，9月12日，又一个炸雷劈了下来，汇川区又被拐走一个女孩儿，因降生时正逢北京举办奥运会，取名奥奥。坊间一时议论纷纷，有人指着遵义市公安局那座据说是某著名大学设计的造型独特的办公楼说：看!像不像一个倒扣的饭桶？
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遵义一带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发案率是比较高的。1997年遵义升格为地级市后，打拐工作开展得不错，1998年公安部还在遵义开过打拐工作现场会。2000年以来，此类案件发生渐少，警方基本上是在侦破那些尚存的积案。由于打击力度大，2007、2008两年再无发案，曲线进入谷底。奇怪的是，2009年年底连发三案，峰线一下子扬了起来，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2010年初，继1月11日柳如钢家的宁宁被拐后，又分别于5月、7月、10月发生了四起!这严峻的发案形势与公安部于2009年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打拐专项行动来说，无疑是猴吃麻花——满拧!
这里，必须先介绍一下2009年开展全国打拐专项斗争以来的情况。
2008年9月，云南省公安机关侦破一起特大跨省贩卖婴儿案件。经公安部两次召开云南、江苏、福建、山东等省的相关地区公安机关的协调会，各地公安机关统一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134人，其中批捕108人。胡锦涛同志批示：对拐卖婴儿的犯罪团伙要依法从严惩处。周永康同志批示：对此类犯罪团伙一定要查实后依法坚决处理。紧接着，国务院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联络员会议在京召开。请注意“部际”二字，这是中国国家反拐行动的具体落实，其宏观目标是：减少乃至逐渐消除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说白了，此乃改变公安机关单打独斗的局面，把国务院相关部委“绑”在一条船上撑桨划船之举措!
2009年4月9日，公安部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开展打拐专项行动。截至2011年9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44685起，解救被拐儿童16548人、妇女29474人，共打掉6090个犯罪团伙，刑事拘留41039人，抓获此类在逃人员6612人。公安机关主要采取了以下四项大举措——
第一大举措：公安部以追捕在逃人员的最高手段——A级通缉令——分三批通缉三十名重大拐卖犯罪在逃人员，现已将这三十人全部抓获。想当初，已经抓到二十九个，还剩下最后一名叫吴正莲的仍然在逃时，陈士渠把该女子的照片挂在了微博上，他在微博上写道：“只有第二批A级通缉令中的吴正莲仍然在逃，如有线索请拨打110报警!”此微博被转发25000余次，有媒体评价“几乎给人以布下天罗地网的感觉”。
第二大举措：公安部宣布，为方便群众，采取就近原则，免费为五种人采取血样，分别是已经确认的丢失孩子的父母、解救的被拐儿童、来历不明或疑似被拐儿童、来历不明的流浪儿和乞讨儿童、自己要求采血样的失踪儿童父母。这种高科技的DNA采血比对工作，解决了被拐儿童身源确认的难题。目前已经有1500余名被拐儿童通过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找到了父母。
第三大举措：要求公安机关要主动与民间“寻子联盟”、“寻子网站”以及有关人员交流沟通，争取群众支持。特别是微博的出现，因信息碎片化、传播裂变式而成为舆论双刃剑，打拐办及时研究了“自媒体”的特征，趋利避害地将其引入打拐工作，争取了主动。
第四大举措：在打拐办建议下，公安部调整了案件管辖的规定，要求儿童失踪和少女失踪、妇女被拐必须立案，逐案设立专案组，案件不破专案不得撤销!各级公安机关接到拐卖犯罪报警后由指挥中心迅速调集各警种围追堵截，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抓获人贩子，解救被拐妇女儿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拐卖犯罪的危害……
说实话，贵州经济虽不发达，但人家缺钱不缺精神!在公安部2009年的打拐专刊上，贵州省公安厅的工作情况多次出现。其中有两次很是靠前，第三期上的大标题是“贵州省厅专题研究打拐工作”；第八期上是“贵州、河北、江苏破了一批案件”，其中贵州的打拐工作居于首位。
可是，架不住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不，这边刚按下葫芦，那边就浮起了瓢!2010年以来突发的几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一下子让贵州警方陷于被动局面。到2011年，一年前的案件还没侦破，新的案子又冒了出来!
从地图上看，遵义市像平铺在贵州高原上的一块不太规则的、绣着美丽花边的手帕，城区形状则像一个耳朵，川黔铁路、210国道几乎是严丝合缝地沿着城区边缘穿过，勾勒出耳廓的边儿。如果把遵义电视台所在的红花岗比作耳朵眼儿，那么它以上的位置是以遵义会议旧址、红军山、纪念广场为中心的繁华区域。柳如钢的儿子宁宁被拐的位置在耳垂下端，而“9·12”案中奥奥被拐的地点处在耳廓的上端，离茅草铺汽车客运站不远。“8·09”案中涛涛的被拐位置在耳廓中部边缘，这一带，此前发生了“4·09”娜娜被拐案、“5·03”颖颖被拐案、“5·29”艳艳被拐案。要知道，这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打拐第一案的代号“4·09”，就是以娜娜被拐的日子命名的。
这个发生了多起儿童被拐案的“伤心地”，是长征镇派出所的辖区，这里是治安环境较为复杂的“城中村”所在。城，繁华；村，贫穷。“城中村”里居住的多是外来农民工，他们从事着与重庆的“棒棒”相似的工作，只是换了一个更具贵州特色的名称：“背兜儿”。
长征镇派出所归红花岗公安分局管，红花岗公安分局副局长尹宜昆是一位在任何环境下都十分注意仪表的青年干部，与影视剧里一忙起来就胡子拉碴的刑警形象大相径庭。这位年轻、干练的指挥员无论在跟踪追击中，还是在几次深夜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当所有办案人员都面露疲态的时候，他依然正襟危坐、依然衣冠整洁、依然小分头倍儿亮……此人心理素质甚是了得，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
尹宜昆介绍说，过去，遵义的打拐案一直交由局里打拐办侦破，这次在崔厅长、赵副厅长，还有遵义市委市政府领导一道道“金牌”的压力下，按公安部要求，对拐卖儿童案件实行“一长三包”工作机制，即市、县、区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要担任专案组长；专案组长要把案件侦办、解救被拐儿童、加强与被害人家庭沟通的工作全程负责到底!
“一‘长’也‘长’啦，专案由公安局局长刘小星直接指挥；三‘包’也‘包’啦，打拐成了公安工作的重点，刑侦大队长都被抽出来打拐啦，就当个侦查员来用啊，大案队也放下‘身段’参加打拐子、找孩子啦……我们也与以往拐入地如鲁、豫、晋等地的警方联系过，问其有否贵州遵义儿童被拐入的迹象，但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唉……”尹宜昆的声音低沉下去。
这边厢，几个专案组犹如几条船逆流前行，纤夫拼命拉，号子震天响，船桨使劲划，可就是行船不远!
那边厢，柳如钢放下生意一心一意找孩子，一旦知道发案，马上就到现场向家长打听情况，很快就同病相怜地联合起来，甚至把20世纪90年代丢失孩子的家长也找到了，渐成近百人的团体。他一方面在网络上发布消息，另一方面带“团”到各级上访，“连公安部他都去过，我们这儿每周三的公安局长接待日他是必到的!”尹宜昆说。
在巨大的压力下和良心的折磨中，刑警们望着奇特的发案峰值，从一筹莫展中渐渐摸出一个初步轮廓来：一、这是一个由多人组成的犯罪团伙，手段狡猾，转移迅速；二、针对的小孩儿多在三岁左右；三、案子明显不同于以往，过去只拐男孩儿，而这次连女孩儿也要……
还有一个要素：多人反映在丢失孩子的现场看到过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长相属于扔到人海里会马上消失的那种，她不是撑雨伞就是戴小帽，让人更加记不住长相。尹宜昆也请刑侦专家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像了，但这些目击者的叙述却里出外进、大相径庭。有人说三十多岁，有人说四五十岁；有人说是灰白头发，有人说是黑头发，有人说是染过的黄头发……所以画出来的人像谁都说不像。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贩子呢？
他们把孩子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2012年第2期
聚焦公安部督办打拐一号案
文 徐雅雅
“拐”字别解：中国字“拐”，真是很贴切。若拐，一则要有手段(提手旁)，二则要善词令(口字头)，三要有实力(力作底)，缺一不可。
——摘自作者手记
“对不起，又发案了!”
邓俊，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大案处副处长，高大、漂亮，与著名电影演员岳红有几分相像，美中不足的是脸蛋儿稍胖，且有两块“高原红”。2011年5月1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有关她的专题宣传短片，要知道她可是荣获了第四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提名呢!被提名、被宣传的人民警察众多，一时百舸争流、竞争激烈。要说一个人没有一点儿虚荣心，那是假的，邓俊半抱希望半含担心地等待着，结果出来了，邓俊虽然没有当选，但获得了提名奖也不错，何况还被授予“全国公安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呢!她稍稍“纠结”了一下，翻页!接着打拐。
邓俊打拐已经打了十八年。
1987年，邓俊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后回到老家贵阳，到省公安厅报到。厅领导先后派她到安顺市某派出所、贵阳市云岩刑警队锻练，这一点很重要，这是刑警学院学到的书本知识与基层治安刑侦工作的一次“亲吻”。1991年，她又到贵阳市公安局预审处参加预审工作，这一点又很重要，这是青年刑警与犯罪嫌疑人最直接的“亲密接触”。1992年，经过四年历练的邓俊披着满身征尘到省公安厅刑侦处上班，这时的她，因为又上了四年“基层大学”，已经成为一名相当老练的刑警了。
1993年，打拐科成立，她走进了打拐战场，风风雨雨地一路走来，眼看着战友破大案、立大功，叱咤风云，自己却守着“小儿科”艰难前行，不禁有些落寞。在邓俊眼里，刑警这个职业有点儿像医生，人没病，不会找医生，同样，人生若不与犯罪交叉，也不会找刑警。如果把处理杀人放火案件的刑警比作“定点切除”的外科大夫，那么，和人贩子、被拐妇女儿童打交道的邓俊，就像个小儿科医生，而且是内外科兼修。被拐儿童是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会说不会道，认知能力差，倏忽间被人贩子卖到千里之外，即便有一肚子苦水也倒不出来。有一年，邓俊侦破了一起大案，一下子带回六十多个被拐儿童，那一双双惶恐、无助的眼睛，时时出现在她的梦中，让她辗转难眠……
既善于打拐又注重生活情趣的邓俊，给家里买了束花
就在邓俊一边打拐一边修炼“小儿科医术”的十几年间，对她的褒奖不期而至。邓俊先后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还荣获了“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8年，她被推选为贵州的奥运火炬手，短短二百米，情深意长，群众对她的感激之情岂是能用尺子量的？……贵州，我的贵州，我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量银”的贵州啊!
今天贵州的部分地区，在战国时属于楚国的黔中，秦王朝在此设黔中郡，唐王朝在此设黔中道，建黔州郡，设黔州都督府。代代相循，便是贵州简称“黔”的由来。“贵州”的名称，始于宋朝，至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史，正式建制为省。也许是宋朝的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其中的“荒”字令人印象深刻，因此人们总是记住了“荒”字，而忽略了“要”字。加上“夜郎自大”、“黔驴技穷”两个带有贬意的成语广为流传，贵州就被长时间地安放在“远且荒”的悲凉亭上。其实稍有历史探寻精神的人都知道，所谓“自大”，确实与地处偏远有关，当年夜郎国的人并不知道山外有山，好奇地问了一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么？”于是就被戴上了自大的帽子；而所谓黔驴，其实来自外地，寓言的第一句便是“黔无驴”嘛，怎么就成了“黔的驴”了呢？
深切记住贵州之“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现代史上，贵州两次被提上重要位置：一次是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的遵义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一次是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部署实施过程中，贵州作为中国的三线，成了战略纵深的要地，至今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当年解放大西南时，在贵州留下了大批忠诚的军人、干部，如今他们的后代已经成为建设贵州、保卫贵州的栋梁之才。
邓俊并不因家乡处在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自卑。家乡的确穷，但这并不是把孩子拐卖出去的理由。她最反感的，是那些收养被拐卖儿童的“养父母”们的托词：“我们这里经济发达生活好嘛，孩子到了我这里吃香的、喝辣的，舍不得走哩!”
“呸!”邓俊气愤地说，“妈妈再穷，早上也要煮一锅饭放在那儿给孩子吃。什么‘养父母’？我不同意这么叫。把别人的孩子拐来，还觉得对人家有恩？可笑!”
曾经有一个男孩儿，聪明又可爱，父母都是盲人。人贩子一下子拐了他兄弟两个。邓俊把两兄弟解救回来不久，小弟弟病死了，男孩儿一个人一边上学一边照顾父母，好懂事，也让邓俊好心酸。她听公安部打拐办陈士渠主任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筹集到一笔基金，专门补助贫困家庭的被拐儿童，于是从基金会那里申请了三万块钱供男孩儿上学。将来男孩儿上了大学，邓俊还要继续为他申请补助。
刑警胆、慈母心，还有什么职业情怀能让人这般感动？
2010年10月以来，集铁血与柔情于一身的邓俊，越来越关注遵义连续发生的拐卖儿童案，她在贵阳、遵义之间来来回回起码跑了十次以上，可是案件仍然一发再发……凭着丰富的打拐经验和实地勘查，她向遵义警方提出派人在易发案地点守候等工作要求，同时向公安部打拐办上报情况，再把公安部、省公安厅的批示转达给遵义，还把2011年六一节的“打拐防拐”专题宣传会场放在遵义，可是——
遵义红花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朱林走进邓俊的办公室，敬了一个礼，说：“对不起，又发案了!”
这一天，是2011年8月9日。
两封电子邮件
柳如钢是个生意人，别看没啥文化，在做小买卖方面的精明堪称当地的比尔·盖茨，同时，他又是被拐儿童家长到贵州省政府门口上访的领头人。他三岁半的儿子宁宁于2010年1月11日在遵义红花岗一带“人间蒸发”，从此，“精明”变成了“精神(病)”，柳如钢睁开眼，仿佛看到儿子的笑脸；闭上眼，却听到儿子的哭声。为了找回宁宁，他上穷碧落下黄泉，整个人变成了“空中预警机”，时时刻刻打开思想的雷达，扫描着一切可能发现的空间。很快，他收集到一个重要信息：互联网对打拐极有帮助，贵州省公安厅有厅长信箱，而且公安部打拐办的陈士渠主任也有打拐QQ群和微博。恨只恨自己不会用汉语拼音发信息，一时又学不会五笔字型，然而，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盖茨”决定买一部能手写的手机，很快就学会了手机上网，于2011年4月份联系上了公安部打拐办一把手陈士渠，向他讲述了自己儿子被拐的事，以及遵义连续发生儿童被拐案件的情况。陈士渠得知后，向贵州省公安厅发出询问，请他们核实情况，以便公安部打拐办采取进一步措施。而柳如钢也没干等着，而是双管齐下：给省公安厅厅长信箱发邮件报告情况，心想有枣没枣打一竿子试试!
5月11日，正是宁宁被拐十六个月的整日子，柳如钢连发两封电子邮件给省公安厅一把手崔亚东，第一封邮件里反映了遵义市红花岗区和汇川区相继发生拐卖儿童案件的情况；第二封邮件里建议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否则，被拐的孩子会更多。
手指一点，信件发出，结果如何呢？柳如钢心里唱起了《忐忑》。
不久，崔亚东，贵州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这位身材不算高大、相貌相当清秀、儒雅得宛如大学教授的资深高级警官，他收到这两封信了!
看罢，崔亚东连续作了两次批示。第一次批示道：“所反映的情况请认真核查，报告结果。”套用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台词，这意味着厅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第二次批示道：“连续收到反映遵义拐卖儿童的来信，望引起高度重视，认真查处。”这意味着厅长加了码，不但要求报告被拐儿童的情况，还要看到案件调查的结果!主管刑侦的副厅长赵翔批示：“请刑侦总队、遵义市公安局按崔厅长批示办理。”
柳如钢自然是看不到这些批示的，所以心里一直唱着《忐忑》，他也不了解崔亚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警察大官儿，能不能管他家的事儿。何止是柳如钢啊，即便是贵州省公安厅的警察也不见得了解崔厅长的一二三呢!
崔亚东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他在警界名声大振，部分缘于几年前“大接访”中的一起大案。此案发生于1992年，郑老汉的两个儿子在运货途中被同行车主杀害，抛尸荒野，但案件久侦未破。郑老汉为此上访了十三年，而崔亚东接到老人的上访信后，指挥精兵强将在十三天内将此案侦破。这个典型案例被拍成内部专题片，在2005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播放，引起一片好评。
2005年4月6日到9日，时任公安部长周永康同志在安徽调研，要求安徽先行启动，实行公安局长开门“大接访”。4月21日，合肥先行一步，4月23日，全省县级公安机关动了起来，工作方案为：清理旧账，不欠新账。
六天后的4月29日，郑老汉的上访材料递到时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手里，接着出现了上访十三年的案件十三天侦破的结果!公安部宣传“大接访”的内部电视专题片摄制组采访了崔亚东。面对镜头，他却没有一丝笑意，而是沉重地说：“(郑老汉)那封申诉信，写得非常悲惨，看到那封信，仿佛就在字里行间看到这个老人，含着悲愤，含着一种期盼。他是2003年写的信，说十一年了，他是怎样艰辛地进行上访的。即便是到了这个地步，他在信里还是表示：我相信公安机关，我相信我儿子的案件总有一天能够破获!”
群众对党对政府九死不悔的信任，更激发了崔亚东和战友们的反思，加速了侦查办案的节奏。崔亚东和全国公安民警是一个心情：欠老百姓的感情账要用真诚和爱心来还；欠老百姓的法制账要用公平和正义来还；欠老百姓的经济账要用物质和精神来还!
在他的指挥下，对杀害郑氏兄弟的凶手王才均和帮凶张文启的抓捕行动于5月11日告捷。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个时间上的巧合，相隔六年后，又是5月11日，这天柳如钢向崔亚东发出了两封邮件，同样受到崔亚东的重视，只不过事发地点从安徽挪到了贵州。
2011年10月25日，贵州省公安厅在遵义举办寻子认亲会。遵义警方不但抓获了一干犯罪嫌疑人，还一口气解救回十五名被拐儿童。
柳如钢举着一面写有“为国为民，情系群众”的锦旗，坐在最前排，眼巴巴地盼着儿子宁宁的身影早些出现。柳如钢留着小平头，脸颊瘦削，脸色微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由于不时有记者把话筒或镜头对着他，于是表情又多了几分矜持。
天上飘着小雨，把绿荫环抱的遵义搞得一片灰蒙蒙、湿漉漉的，令纪念广场周边的黔式建筑群显得多少有些凝重。好在有满天挂着“孩子，欢迎回家”等标语的巨型红气球张扬着喜气，一支警察乐队演奏的《今天是个好日子》的曲调与锣鼓队的大妈们战天斗地的锣鼓声鼓荡交汇，直冲云霄，听得人浑身发热。无论是与会警官、被拐儿童家长，还是上千群众，都丝毫不受阴冷天气的影响，丝毫不理会雨水浸湿了衣衫，个个伸着脖子往主席台上看，议论着这个是谁谁谁，那个是谁谁谁。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们则像从蜂巢里飞出来的蜜蜂一样，嗡嗡地一会儿围着被拐儿童的家长转，一会儿围着讲话的领导转。会场周边是众多挤不进去的群众，他们在参观宣传板报，十几块展板有如连环画，把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人们看得惊心动魄，不禁议论：“拐子的心怎么这么黑!”“都是抱孙子的人了，还去拐人家的孙儿？”……
“七块一斤，七块一斤啊!”卖烤白薯的小贩在广场外围热情的叫卖声，台下被拐儿童父母们“叫爸爸，叫爸爸”、“叫妈妈，叫妈妈”的呼唤声，还有孩子的哇哇哭叫声，时而穿插在崔亚东的讲话中，时而穿插在陈士渠的贺词里……
此时此刻，有谁还会想到几个月前破案毫无头绪的窘境呢？
按下葫芦浮起了瓢
崔亚东厅长一天两道“金牌”，分量重啊!遵义的刑警们“白加黑”、“五加二”地干，都唯恐上级和老百姓不满意，何况，在警方的高压态势下又发了案……这是朱林说“对不起，又发案了”时满脸愧疚的原因。
1993年从警的朱林，警龄和邓俊打拐的时间一般长，不说是战功累累，也算是身经百战，部下们尊称身材魁梧、雷厉风行的他为“朱大”。
邓俊杏眼圆睁，“语无伦次”地朝着朱林甩出三句气话：“这个案子破了以后我希望遵义再不发案了!再也不需要我去遵义了!我也再不想说什么了!”
朱林和战友们很恼火，而且是双重的。一是恼火到底什么人吃了豹子胆，竟敢铡刀剃秃头——硬拿着脑袋瓜子玩？二是恼火让柳如钢说准了，果然又发了案子，显得警方格外无能……朱林没有回避邓俊眼睛里射出的两道怒火，他知道邓大姐说的是气话。
“8·09”案的发生让遵义警方打了个寒战。不料厄运没完没了，9月12日，又一个炸雷劈了下来，汇川区又被拐走一个女孩儿，因降生时正逢北京举办奥运会，取名奥奥。坊间一时议论纷纷，有人指着遵义市公安局那座据说是某著名大学设计的造型独特的办公楼说：看!像不像一个倒扣的饭桶？
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遵义一带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发案率是比较高的。1997年遵义升格为地级市后，打拐工作开展得不错，1998年公安部还在遵义开过打拐工作现场会。2000年以来，此类案件发生渐少，警方基本上是在侦破那些尚存的积案。由于打击力度大，2007、2008两年再无发案，曲线进入谷底。奇怪的是，2009年年底连发三案，峰线一下子扬了起来，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2010年初，继1月11日柳如钢家的宁宁被拐后，又分别于5月、7月、10月发生了四起!这严峻的发案形势与公安部于2009年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打拐专项行动来说，无疑是猴吃麻花——满拧!
这里，必须先介绍一下2009年开展全国打拐专项斗争以来的情况。
2008年9月，云南省公安机关侦破一起特大跨省贩卖婴儿案件。经公安部两次召开云南、江苏、福建、山东等省的相关地区公安机关的协调会，各地公安机关统一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134人，其中批捕108人。胡锦涛同志批示：对拐卖婴儿的犯罪团伙要依法从严惩处。周永康同志批示：对此类犯罪团伙一定要查实后依法坚决处理。紧接着，国务院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联络员会议在京召开。请注意“部际”二字，这是中国国家反拐行动的具体落实，其宏观目标是：减少乃至逐渐消除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说白了，此乃改变公安机关单打独斗的局面，把国务院相关部委“绑”在一条船上撑桨划船之举措!
2009年4月9日，公安部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开展打拐专项行动。截至2011年9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44685起，解救被拐儿童16548人、妇女29474人，共打掉6090个犯罪团伙，刑事拘留41039人，抓获此类在逃人员6612人。公安机关主要采取了以下四项大举措——
第一大举措：公安部以追捕在逃人员的最高手段——A级通缉令——分三批通缉三十名重大拐卖犯罪在逃人员，现已将这三十人全部抓获。想当初，已经抓到二十九个，还剩下最后一名叫吴正莲的仍然在逃时，陈士渠把该女子的照片挂在了微博上，他在微博上写道：“只有第二批A级通缉令中的吴正莲仍然在逃，如有线索请拨打110报警!”此微博被转发25000余次，有媒体评价“几乎给人以布下天罗地网的感觉”。
第二大举措：公安部宣布，为方便群众，采取就近原则，免费为五种人采取血样，分别是已经确认的丢失孩子的父母、解救的被拐儿童、来历不明或疑似被拐儿童、来历不明的流浪儿和乞讨儿童、自己要求采血样的失踪儿童父母。这种高科技的DNA采血比对工作，解决了被拐儿童身源确认的难题。目前已经有1500余名被拐儿童通过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找到了父母。
第三大举措：要求公安机关要主动与民间“寻子联盟”、“寻子网站”以及有关人员交流沟通，争取群众支持。特别是微博的出现，因信息碎片化、传播裂变式而成为舆论双刃剑，打拐办及时研究了“自媒体”的特征，趋利避害地将其引入打拐工作，争取了主动。
第四大举措：在打拐办建议下，公安部调整了案件管辖的规定，要求儿童失踪和少女失踪、妇女被拐必须立案，逐案设立专案组，案件不破专案不得撤销!各级公安机关接到拐卖犯罪报警后由指挥中心迅速调集各警种围追堵截，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抓获人贩子，解救被拐妇女儿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拐卖犯罪的危害……
说实话，贵州经济虽不发达，但人家缺钱不缺精神!在公安部2009年的打拐专刊上，贵州省公安厅的工作情况多次出现。其中有两次很是靠前，第三期上的大标题是“贵州省厅专题研究打拐工作”；第八期上是“贵州、河北、江苏破了一批案件”，其中贵州的打拐工作居于首位。
可是，架不住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不，这边刚按下葫芦，那边就浮起了瓢!2010年以来突发的几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一下子让贵州警方陷于被动局面。到2011年，一年前的案件还没侦破，新的案子又冒了出来!
从地图上看，遵义市像平铺在贵州高原上的一块不太规则的、绣着美丽花边的手帕，城区形状则像一个耳朵，川黔铁路、210国道几乎是严丝合缝地沿着城区边缘穿过，勾勒出耳廓的边儿。如果把遵义电视台所在的红花岗比作耳朵眼儿，那么它以上的位置是以遵义会议旧址、红军山、纪念广场为中心的繁华区域。柳如钢的儿子宁宁被拐的位置在耳垂下端，而“9·12”案中奥奥被拐的地点处在耳廓的上端，离茅草铺汽车客运站不远。“8·09”案中涛涛的被拐位置在耳廓中部边缘，这一带，此前发生了“4·09”娜娜被拐案、“5·03”颖颖被拐案、“5·29”艳艳被拐案。要知道，这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打拐第一案的代号“4·09”，就是以娜娜被拐的日子命名的。
这个发生了多起儿童被拐案的“伤心地”，是长征镇派出所的辖区，这里是治安环境较为复杂的“城中村”所在。城，繁华；村，贫穷。“城中村”里居住的多是外来农民工，他们从事着与重庆的“棒棒”相似的工作，只是换了一个更具贵州特色的名称：“背兜儿”。
长征镇派出所归红花岗公安分局管，红花岗公安分局副局长尹宜昆是一位在任何环境下都十分注意仪表的青年干部，与影视剧里一忙起来就胡子拉碴的刑警形象大相径庭。这位年轻、干练的指挥员无论在跟踪追击中，还是在几次深夜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当所有办案人员都面露疲态的时候，他依然正襟危坐、依然衣冠整洁、依然小分头倍儿亮……此人心理素质甚是了得，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
尹宜昆介绍说，过去，遵义的打拐案一直交由局里打拐办侦破，这次在崔厅长、赵副厅长，还有遵义市委市政府领导一道道“金牌”的压力下，按公安部要求，对拐卖儿童案件实行“一长三包”工作机制，即市、县、区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要担任专案组长；专案组长要把案件侦办、解救被拐儿童、加强与被害人家庭沟通的工作全程负责到底!
“一‘长’也‘长’啦，专案由公安局局长刘小星直接指挥；三‘包’也‘包’啦，打拐成了公安工作的重点，刑侦大队长都被抽出来打拐啦，就当个侦查员来用啊，大案队也放下‘身段’参加打拐子、找孩子啦……我们也与以往拐入地如鲁、豫、晋等地的警方联系过，问其有否贵州遵义儿童被拐入的迹象，但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唉……”尹宜昆的声音低沉下去。
这边厢，几个专案组犹如几条船逆流前行，纤夫拼命拉，号子震天响，船桨使劲划，可就是行船不远!
那边厢，柳如钢放下生意一心一意找孩子，一旦知道发案，马上就到现场向家长打听情况，很快就同病相怜地联合起来，甚至把20世纪90年代丢失孩子的家长也找到了，渐成近百人的团体。他一方面在网络上发布消息，另一方面带“团”到各级上访，“连公安部他都去过，我们这儿每周三的公安局长接待日他是必到的!”尹宜昆说。
在巨大的压力下和良心的折磨中，刑警们望着奇特的发案峰值，从一筹莫展中渐渐摸出一个初步轮廓来：一、这是一个由多人组成的犯罪团伙，手段狡猾，转移迅速；二、针对的小孩儿多在三岁左右；三、案子明显不同于以往，过去只拐男孩儿，而这次连女孩儿也要……
还有一个要素：多人反映在丢失孩子的现场看到过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长相属于扔到人海里会马上消失的那种，她不是撑雨伞就是戴小帽，让人更加记不住长相。尹宜昆也请刑侦专家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像了，但这些目击者的叙述却里出外进、大相径庭。有人说三十多岁，有人说四五十岁；有人说是灰白头发，有人说是黑头发，有人说是染过的黄头发……所以画出来的人像谁都说不像。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贩子呢？
他们把孩子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从今天起，我开始转载公安杂志《啄木鸟》的大案要案系列
2012年第2期
聚焦公安部督办打拐一号案
文 徐雅雅
“拐”字别解：中国字“拐”，真是很贴切。若拐，一则要有手段(提手旁)，二则要善词令(口字头)，三要有实力(力作底)，缺一不可。
——摘自作者手记
“对不起，又发案了!”
邓俊，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大案处副处长，高大、漂亮，与著名电影演员岳红有几分相像，美中不足的是脸蛋儿稍胖，且有两块“高原红”。2011年5月1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有关她的专题宣传短片，要知道她可是荣获了第四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提名呢!被提名、被宣传的人民警察众多，一时百舸争流、竞争激烈。要说一个人没有一点儿虚荣心，那是假的，邓俊半抱希望半含担心地等待着，结果出来了，邓俊虽然没有当选，但获得了提名奖也不错，何况还被授予“全国公安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呢!她稍稍“纠结”了一下，翻页!接着打拐。
邓俊打拐已经打了十八年。
1987年，邓俊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后回到老家贵阳，到省公安厅报到。厅领导先后派她到安顺市某派出所、贵阳市云岩刑警队锻练，这一点很重要，这是刑警学院学到的书本知识与基层治安刑侦工作的一次“亲吻”。1991年，她又到贵阳市公安局预审处参加预审工作，这一点又很重要，这是青年刑警与犯罪嫌疑人最直接的“亲密接触”。1992年，经过四年历练的邓俊披着满身征尘到省公安厅刑侦处上班，这时的她，因为又上了四年“基层大学”，已经成为一名相当老练的刑警了。
1993年，打拐科成立，她走进了打拐战场，风风雨雨地一路走来，眼看着战友破大案、立大功，叱咤风云，自己却守着“小儿科”艰难前行，不禁有些落寞。在邓俊眼里，刑警这个职业有点儿像医生，人没病，不会找医生，同样，人生若不与犯罪交叉，也不会找刑警。如果把处理杀人放火案件的刑警比作“定点切除”的外科大夫，那么，和人贩子、被拐妇女儿童打交道的邓俊，就像个小儿科医生，而且是内外科兼修。被拐儿童是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会说不会道，认知能力差，倏忽间被人贩子卖到千里之外，即便有一肚子苦水也倒不出来。有一年，邓俊侦破了一起大案，一下子带回六十多个被拐儿童，那一双双惶恐、无助的眼睛，时时出现在她的梦中，让她辗转难眠……
既善于打拐又注重生活情趣的邓俊，给家里买了束花
就在邓俊一边打拐一边修炼“小儿科医术”的十几年间，对她的褒奖不期而至。邓俊先后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还荣获了“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2008年，她被推选为贵州的奥运火炬手，短短二百米，情深意长，群众对她的感激之情岂是能用尺子量的？……贵州，我的贵州，我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量银”的贵州啊!
今天贵州的部分地区，在战国时属于楚国的黔中，秦王朝在此设黔中郡，唐王朝在此设黔中道，建黔州郡，设黔州都督府。代代相循，便是贵州简称“黔”的由来。“贵州”的名称，始于宋朝，至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史，正式建制为省。也许是宋朝的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其中的“荒”字令人印象深刻，因此人们总是记住了“荒”字，而忽略了“要”字。加上“夜郎自大”、“黔驴技穷”两个带有贬意的成语广为流传，贵州就被长时间地安放在“远且荒”的悲凉亭上。其实稍有历史探寻精神的人都知道，所谓“自大”，确实与地处偏远有关，当年夜郎国的人并不知道山外有山，好奇地问了一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么？”于是就被戴上了自大的帽子；而所谓黔驴，其实来自外地，寓言的第一句便是“黔无驴”嘛，怎么就成了“黔的驴”了呢？
深切记住贵州之“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现代史上，贵州两次被提上重要位置：一次是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的遵义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一次是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部署实施过程中，贵州作为中国的三线，成了战略纵深的要地，至今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当年解放大西南时，在贵州留下了大批忠诚的军人、干部，如今他们的后代已经成为建设贵州、保卫贵州的栋梁之才。
邓俊并不因家乡处在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自卑。家乡的确穷，但这并不是把孩子拐卖出去的理由。她最反感的，是那些收养被拐卖儿童的“养父母”们的托词：“我们这里经济发达生活好嘛，孩子到了我这里吃香的、喝辣的，舍不得走哩!”
“呸!”邓俊气愤地说，“妈妈再穷，早上也要煮一锅饭放在那儿给孩子吃。什么‘养父母’？我不同意这么叫。把别人的孩子拐来，还觉得对人家有恩？可笑!”
曾经有一个男孩儿，聪明又可爱，父母都是盲人。人贩子一下子拐了他兄弟两个。邓俊把两兄弟解救回来不久，小弟弟病死了，男孩儿一个人一边上学一边照顾父母，好懂事，也让邓俊好心酸。她听公安部打拐办陈士渠主任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筹集到一笔基金，专门补助贫困家庭的被拐儿童，于是从基金会那里申请了三万块钱供男孩儿上学。将来男孩儿上了大学，邓俊还要继续为他申请补助。
刑警胆、慈母心，还有什么职业情怀能让人这般感动？
2010年10月以来，集铁血与柔情于一身的邓俊，越来越关注遵义连续发生的拐卖儿童案，她在贵阳、遵义之间来来回回起码跑了十次以上，可是案件仍然一发再发……凭着丰富的打拐经验和实地勘查，她向遵义警方提出派人在易发案地点守候等工作要求，同时向公安部打拐办上报情况，再把公安部、省公安厅的批示转达给遵义，还把2011年六一节的“打拐防拐”专题宣传会场放在遵义，可是——
遵义红花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朱林走进邓俊的办公室，敬了一个礼，说：“对不起，又发案了!”
这一天，是2011年8月9日。
两封电子邮件
柳如钢是个生意人，别看没啥文化，在做小买卖方面的精明堪称当地的比尔·盖茨，同时，他又是被拐儿童家长到贵州省政府门口上访的领头人。他三岁半的儿子宁宁于2010年1月11日在遵义红花岗一带“人间蒸发”，从此，“精明”变成了“精神(病)”，柳如钢睁开眼，仿佛看到儿子的笑脸；闭上眼，却听到儿子的哭声。为了找回宁宁，他上穷碧落下黄泉，整个人变成了“空中预警机”，时时刻刻打开思想的雷达，扫描着一切可能发现的空间。很快，他收集到一个重要信息：互联网对打拐极有帮助，贵州省公安厅有厅长信箱，而且公安部打拐办的陈士渠主任也有打拐QQ群和微博。恨只恨自己不会用汉语拼音发信息，一时又学不会五笔字型，然而，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盖茨”决定买一部能手写的手机，很快就学会了手机上网，于2011年4月份联系上了公安部打拐办一把手陈士渠，向他讲述了自己儿子被拐的事，以及遵义连续发生儿童被拐案件的情况。陈士渠得知后，向贵州省公安厅发出询问，请他们核实情况，以便公安部打拐办采取进一步措施。而柳如钢也没干等着，而是双管齐下：给省公安厅厅长信箱发邮件报告情况，心想有枣没枣打一竿子试试!
5月11日，正是宁宁被拐十六个月的整日子，柳如钢连发两封电子邮件给省公安厅一把手崔亚东，第一封邮件里反映了遵义市红花岗区和汇川区相继发生拐卖儿童案件的情况；第二封邮件里建议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否则，被拐的孩子会更多。
手指一点，信件发出，结果如何呢？柳如钢心里唱起了《忐忑》。
不久，崔亚东，贵州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这位身材不算高大、相貌相当清秀、儒雅得宛如大学教授的资深高级警官，他收到这两封信了!
看罢，崔亚东连续作了两次批示。第一次批示道：“所反映的情况请认真核查，报告结果。”套用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台词，这意味着厅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第二次批示道：“连续收到反映遵义拐卖儿童的来信，望引起高度重视，认真查处。”这意味着厅长加了码，不但要求报告被拐儿童的情况，还要看到案件调查的结果!主管刑侦的副厅长赵翔批示：“请刑侦总队、遵义市公安局按崔厅长批示办理。”
柳如钢自然是看不到这些批示的，所以心里一直唱着《忐忑》，他也不了解崔亚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警察大官儿，能不能管他家的事儿。何止是柳如钢啊，即便是贵州省公安厅的警察也不见得了解崔厅长的一二三呢!
崔亚东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他在警界名声大振，部分缘于几年前“大接访”中的一起大案。此案发生于1992年，郑老汉的两个儿子在运货途中被同行车主杀害，抛尸荒野，但案件久侦未破。郑老汉为此上访了十三年，而崔亚东接到老人的上访信后，指挥精兵强将在十三天内将此案侦破。这个典型案例被拍成内部专题片，在2005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播放，引起一片好评。
2005年4月6日到9日，时任公安部长周永康同志在安徽调研，要求安徽先行启动，实行公安局长开门“大接访”。4月21日，合肥先行一步，4月23日，全省县级公安机关动了起来，工作方案为：清理旧账，不欠新账。
六天后的4月29日，郑老汉的上访材料递到时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手里，接着出现了上访十三年的案件十三天侦破的结果!公安部宣传“大接访”的内部电视专题片摄制组采访了崔亚东。面对镜头，他却没有一丝笑意，而是沉重地说：“(郑老汉)那封申诉信，写得非常悲惨，看到那封信，仿佛就在字里行间看到这个老人，含着悲愤，含着一种期盼。他是2003年写的信，说十一年了，他是怎样艰辛地进行上访的。即便是到了这个地步，他在信里还是表示：我相信公安机关，我相信我儿子的案件总有一天能够破获!”
群众对党对政府九死不悔的信任，更激发了崔亚东和战友们的反思，加速了侦查办案的节奏。崔亚东和全国公安民警是一个心情：欠老百姓的感情账要用真诚和爱心来还；欠老百姓的法制账要用公平和正义来还；欠老百姓的经济账要用物质和精神来还!
在他的指挥下，对杀害郑氏兄弟的凶手王才均和帮凶张文启的抓捕行动于5月11日告捷。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个时间上的巧合，相隔六年后，又是5月11日，这天柳如钢向崔亚东发出了两封邮件，同样受到崔亚东的重视，只不过事发地点从安徽挪到了贵州。
2011年10月25日，贵州省公安厅在遵义举办寻子认亲会。遵义警方不但抓获了一干犯罪嫌疑人，还一口气解救回十五名被拐儿童。
柳如钢举着一面写有“为国为民，情系群众”的锦旗，坐在最前排，眼巴巴地盼着儿子宁宁的身影早些出现。柳如钢留着小平头，脸颊瘦削，脸色微黑，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由于不时有记者把话筒或镜头对着他，于是表情又多了几分矜持。
天上飘着小雨，把绿荫环抱的遵义搞得一片灰蒙蒙、湿漉漉的，令纪念广场周边的黔式建筑群显得多少有些凝重。好在有满天挂着“孩子，欢迎回家”等标语的巨型红气球张扬着喜气，一支警察乐队演奏的《今天是个好日子》的曲调与锣鼓队的大妈们战天斗地的锣鼓声鼓荡交汇，直冲云霄，听得人浑身发热。无论是与会警官、被拐儿童家长，还是上千群众，都丝毫不受阴冷天气的影响，丝毫不理会雨水浸湿了衣衫，个个伸着脖子往主席台上看，议论着这个是谁谁谁，那个是谁谁谁。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们则像从蜂巢里飞出来的蜜蜂一样，嗡嗡地一会儿围着被拐儿童的家长转，一会儿围着讲话的领导转。会场周边是众多挤不进去的群众，他们在参观宣传板报，十几块展板有如连环画，把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人们看得惊心动魄，不禁议论：“拐子的心怎么这么黑!”“都是抱孙子的人了，还去拐人家的孙儿？”……
“七块一斤，七块一斤啊!”卖烤白薯的小贩在广场外围热情的叫卖声，台下被拐儿童父母们“叫爸爸，叫爸爸”、“叫妈妈，叫妈妈”的呼唤声，还有孩子的哇哇哭叫声，时而穿插在崔亚东的讲话中，时而穿插在陈士渠的贺词里……
此时此刻，有谁还会想到几个月前破案毫无头绪的窘境呢？
按下葫芦浮起了瓢
崔亚东厅长一天两道“金牌”，分量重啊!遵义的刑警们“白加黑”、“五加二”地干，都唯恐上级和老百姓不满意，何况，在警方的高压态势下又发了案……这是朱林说“对不起，又发案了”时满脸愧疚的原因。
1993年从警的朱林，警龄和邓俊打拐的时间一般长，不说是战功累累，也算是身经百战，部下们尊称身材魁梧、雷厉风行的他为“朱大”。
邓俊杏眼圆睁，“语无伦次”地朝着朱林甩出三句气话：“这个案子破了以后我希望遵义再不发案了!再也不需要我去遵义了!我也再不想说什么了!”
朱林和战友们很恼火，而且是双重的。一是恼火到底什么人吃了豹子胆，竟敢铡刀剃秃头——硬拿着脑袋瓜子玩？二是恼火让柳如钢说准了，果然又发了案子，显得警方格外无能……朱林没有回避邓俊眼睛里射出的两道怒火，他知道邓大姐说的是气话。
“8·09”案的发生让遵义警方打了个寒战。不料厄运没完没了，9月12日，又一个炸雷劈了下来，汇川区又被拐走一个女孩儿，因降生时正逢北京举办奥运会，取名奥奥。坊间一时议论纷纷，有人指着遵义市公安局那座据说是某著名大学设计的造型独特的办公楼说：看!像不像一个倒扣的饭桶？
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遵义一带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发案率是比较高的。1997年遵义升格为地级市后，打拐工作开展得不错，1998年公安部还在遵义开过打拐工作现场会。2000年以来，此类案件发生渐少，警方基本上是在侦破那些尚存的积案。由于打击力度大，2007、2008两年再无发案，曲线进入谷底。奇怪的是，2009年年底连发三案，峰线一下子扬了起来，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2010年初，继1月11日柳如钢家的宁宁被拐后，又分别于5月、7月、10月发生了四起!这严峻的发案形势与公安部于2009年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打拐专项行动来说，无疑是猴吃麻花——满拧!
这里，必须先介绍一下2009年开展全国打拐专项斗争以来的情况。
2008年9月，云南省公安机关侦破一起特大跨省贩卖婴儿案件。经公安部两次召开云南、江苏、福建、山东等省的相关地区公安机关的协调会，各地公安机关统一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134人，其中批捕108人。胡锦涛同志批示：对拐卖婴儿的犯罪团伙要依法从严惩处。周永康同志批示：对此类犯罪团伙一定要查实后依法坚决处理。紧接着，国务院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联络员会议在京召开。请注意“部际”二字，这是中国国家反拐行动的具体落实，其宏观目标是：减少乃至逐渐消除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说白了，此乃改变公安机关单打独斗的局面，把国务院相关部委“绑”在一条船上撑桨划船之举措!
2009年4月9日，公安部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开展打拐专项行动。截至2011年9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44685起，解救被拐儿童16548人、妇女29474人，共打掉6090个犯罪团伙，刑事拘留41039人，抓获此类在逃人员6612人。公安机关主要采取了以下四项大举措——
第一大举措：公安部以追捕在逃人员的最高手段——A级通缉令——分三批通缉三十名重大拐卖犯罪在逃人员，现已将这三十人全部抓获。想当初，已经抓到二十九个，还剩下最后一名叫吴正莲的仍然在逃时，陈士渠把该女子的照片挂在了微博上，他在微博上写道：“只有第二批A级通缉令中的吴正莲仍然在逃，如有线索请拨打110报警!”此微博被转发25000余次，有媒体评价“几乎给人以布下天罗地网的感觉”。
第二大举措：公安部宣布，为方便群众，采取就近原则，免费为五种人采取血样，分别是已经确认的丢失孩子的父母、解救的被拐儿童、来历不明或疑似被拐儿童、来历不明的流浪儿和乞讨儿童、自己要求采血样的失踪儿童父母。这种高科技的DNA采血比对工作，解决了被拐儿童身源确认的难题。目前已经有1500余名被拐儿童通过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找到了父母。
第三大举措：要求公安机关要主动与民间“寻子联盟”、“寻子网站”以及有关人员交流沟通，争取群众支持。特别是微博的出现，因信息碎片化、传播裂变式而成为舆论双刃剑，打拐办及时研究了“自媒体”的特征，趋利避害地将其引入打拐工作，争取了主动。
第四大举措：在打拐办建议下，公安部调整了案件管辖的规定，要求儿童失踪和少女失踪、妇女被拐必须立案，逐案设立专案组，案件不破专案不得撤销!各级公安机关接到拐卖犯罪报警后由指挥中心迅速调集各警种围追堵截，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抓获人贩子，解救被拐妇女儿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拐卖犯罪的危害……
说实话，贵州经济虽不发达，但人家缺钱不缺精神!在公安部2009年的打拐专刊上，贵州省公安厅的工作情况多次出现。其中有两次很是靠前，第三期上的大标题是“贵州省厅专题研究打拐工作”；第八期上是“贵州、河北、江苏破了一批案件”，其中贵州的打拐工作居于首位。
可是，架不住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不，这边刚按下葫芦，那边就浮起了瓢!2010年以来突发的几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一下子让贵州警方陷于被动局面。到2011年，一年前的案件还没侦破，新的案子又冒了出来!
从地图上看，遵义市像平铺在贵州高原上的一块不太规则的、绣着美丽花边的手帕，城区形状则像一个耳朵，川黔铁路、210国道几乎是严丝合缝地沿着城区边缘穿过，勾勒出耳廓的边儿。如果把遵义电视台所在的红花岗比作耳朵眼儿，那么它以上的位置是以遵义会议旧址、红军山、纪念广场为中心的繁华区域。柳如钢的儿子宁宁被拐的位置在耳垂下端，而“9·12”案中奥奥被拐的地点处在耳廓的上端，离茅草铺汽车客运站不远。“8·09”案中涛涛的被拐位置在耳廓中部边缘，这一带，此前发生了“4·09”娜娜被拐案、“5·03”颖颖被拐案、“5·29”艳艳被拐案。要知道，这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全国打拐第一案的代号“4·09”，就是以娜娜被拐的日子命名的。
这个发生了多起儿童被拐案的“伤心地”，是长征镇派出所的辖区，这里是治安环境较为复杂的“城中村”所在。城，繁华；村，贫穷。“城中村”里居住的多是外来农民工，他们从事着与重庆的“棒棒”相似的工作，只是换了一个更具贵州特色的名称：“背兜儿”。
长征镇派出所归红花岗公安分局管，红花岗公安分局副局长尹宜昆是一位在任何环境下都十分注意仪表的青年干部，与影视剧里一忙起来就胡子拉碴的刑警形象大相径庭。这位年轻、干练的指挥员无论在跟踪追击中，还是在几次深夜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当所有办案人员都面露疲态的时候，他依然正襟危坐、依然衣冠整洁、依然小分头倍儿亮……此人心理素质甚是了得，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
尹宜昆介绍说，过去，遵义的打拐案一直交由局里打拐办侦破，这次在崔厅长、赵副厅长，还有遵义市委市政府领导一道道“金牌”的压力下，按公安部要求，对拐卖儿童案件实行“一长三包”工作机制，即市、县、区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要担任专案组长；专案组长要把案件侦办、解救被拐儿童、加强与被害人家庭沟通的工作全程负责到底!
“一‘长’也‘长’啦，专案由公安局局长刘小星直接指挥；三‘包’也‘包’啦，打拐成了公安工作的重点，刑侦大队长都被抽出来打拐啦，就当个侦查员来用啊，大案队也放下‘身段’参加打拐子、找孩子啦……我们也与以往拐入地如鲁、豫、晋等地的警方联系过，问其有否贵州遵义儿童被拐入的迹象，但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唉……”尹宜昆的声音低沉下去。
这边厢，几个专案组犹如几条船逆流前行，纤夫拼命拉，号子震天响，船桨使劲划，可就是行船不远!
那边厢，柳如钢放下生意一心一意找孩子，一旦知道发案，马上就到现场向家长打听情况，很快就同病相怜地联合起来，甚至把20世纪90年代丢失孩子的家长也找到了，渐成近百人的团体。他一方面在网络上发布消息，另一方面带“团”到各级上访，“连公安部他都去过，我们这儿每周三的公安局长接待日他是必到的!”尹宜昆说。
在巨大的压力下和良心的折磨中，刑警们望着奇特的发案峰值，从一筹莫展中渐渐摸出一个初步轮廓来：一、这是一个由多人组成的犯罪团伙，手段狡猾，转移迅速；二、针对的小孩儿多在三岁左右；三、案子明显不同于以往，过去只拐男孩儿，而这次连女孩儿也要……
还有一个要素：多人反映在丢失孩子的现场看到过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长相属于扔到人海里会马上消失的那种，她不是撑雨伞就是戴小帽，让人更加记不住长相。尹宜昆也请刑侦专家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像了，但这些目击者的叙述却里出外进、大相径庭。有人说三十多岁，有人说四五十岁；有人说是灰白头发，有人说是黑头发，有人说是染过的黄头发……所以画出来的人像谁都说不像。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贩子呢？
他们把孩子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就是城乡接合部
朱林告别了邓俊之后，就带着几个人到重庆去了。他每天会给邓俊打个电话，汇报工作进展情况。案子发生在遵义，他去重庆干什么？
事后诸葛亮地说，遵义两年来的拐卖儿童案如果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说不定能早一点儿获得侦破线索，可是在遵义，由于历史的原因，电子眼并没有覆盖到“城中村”那些地方，即城乡接合部还存在着大量监控死角。
死角，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军事上的射击死角、生理上的视觉死角，对一个城市的城乡接合部的死角，要综合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来观察，其中治安情况可以成为风向标。咱们不妨把视线从遵义移到北京，北京市公安局不就是把发案率高的“朝海丰”列为治安综合治理的重点吗？为什么呢？朝阳、海淀、丰台不正是城乡接合部吗？
于2011年5月29日被拐的儿童艳艳，她的家就在遵义的城乡接合部。
遵义市公安局打拐办设在刑警支队。笔者曾随打拐办专职成员杨端杰去过艳艳的家。警车钻过一个铁道涵洞就再也无法向前开了，没有路了，眼前是一座小山，山上层层叠叠的，是见缝插针的民居，在阴云下愁容惨淡，而这里离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的直线距离不过二百米。放眼望去，方圆几里全是这样的民居，吸纳着成千上万的“背兜儿”。白天如海绵一挤，壮劳力走得干干净净，只剩下老人和娃儿；晚上如海绵一吸，家家户户饱胀起来，温暖的灯光把整个山坡变成了金字塔形的灯笼，向不远处繁华街区那明亮的车河、闪烁的霓虹，顽强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
刑警支队的年轻人称杨端杰为“杨哥”，杨哥打拐打得一脸沧桑，却机敏得像个猴子，他带着我像“鬼子进村”一样在泥泞中爬坡、下沟、钻墙缝、走小路，直累得我鼻子冒烟耳朵出气，喘得如拉风箱一般!这一带地形之复杂，就连最老练的侦查员来了也会觉得这里是个迷宫，杨哥却记忆精准，终于七拐八拐地把我带到了一处半个网球场大小的平坝上。这里建有一座二层小楼，杨哥说这里是街上保安老李的家。老李原是农户，因拆迁而农转非，他家住在楼上，楼下的三间已经被三家“背兜儿”租下，一年房租七百元。艳艳家就在最边上，却落着锁。
正在家吃午饭的老李见来了公家人，忙招呼拿长凳、摆茶水，让我们坐下休息，并说艳艳妈出去打工还没回来，艳艳被解救回来后也被外婆接走不住这里了。他穿了一身酷似警服的保安服，这肯定给家里带来了安全感，也使得他显得比“背兜儿”们更有身份。我没有坐，而是走进艳艳家旁边的“背兜儿”家，这家三代人正挤在一起吃午饭，桌上是贵州人爱吃的凉拌鱼腥草以及一碗炒萝卜，没有肉。这时，有人说艳艳的哥哥回来了，我忙跑了出来——
这是一个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的男孩子，戴着红领巾，穿着一身整洁的校服，手里拿着一袋牛奶。他打开锁，怯生生地请我们进去坐。
家，是糖葫芦式的结构，一条靠墙的过道把三个房间串在一起，每间约有四五平方米，墙壁黢黑。第一间，有一张歪歪的桌子，几把破破的椅子，屋里还晾着衣物，就算是客厅吧。第二间满眼是床，顺墙放着的是一张大床，床上堆着乌黑到看不出花色的被褥，只能从枕头的大小分辨出妈妈睡在哪里、艳艳睡在哪里，她们的脚边是横摆着的小床，也堆着难辨花色的被褥，这是哥哥的窝儿。哥哥的床下是一堆土豆，约有十几斤，小的如冬枣，大的如鹅蛋，已经发芽了!“这怎么吃啊!”我难过地说。他家两公里外就是遵义最热闹的街区，有沃尔玛、屈臣氏、麦当劳等品牌店以及鸭溪凉粉、茅台名酒、湄潭青茶等商品……而这里，就叫城乡接合部!
第三间显然是厨房，电磁炉上坐着一只没有涮过的铁锅，小男孩儿拿起一把生锈的剪刀把牛奶袋剪开，迅速地吸干，又用手挤了挤袋子，再吸一次。
“这是妈妈给你买的？”
“不，这是学校发的。每个同学都有!”
男孩儿的话让我感到温暖。我又问：“妹妹回来了，你高兴吗？”
“高兴!”男孩儿笑了。
“你能把你的心情写下来吗？”我把采访本摊开。
男孩儿拿起笔，一笔一画地写下了“妹妹我爱你”、“谢谢公安叔叔”，还写下了妈妈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
艳艳的妈妈一直没有露面，可能是闻听来人采访不好意思，也可能是因她的丈夫犯了法正在服刑她不想见人，还可能是“背兜儿”揽上了好生意，顾不上回家。但她给儿子留下了挂面和一个鸡蛋，这就是邓俊所说的：“妈妈再穷，早上也要煮一锅饭放在那儿给孩子吃!”
男孩一边应答着我的提问，一边熟练地涮了锅，打开火，准备给自己煮面条吃。我们没有再打扰孩子吃饭，而是跟着杨哥到了比艳艳家高一个山坡的一户人家，在那里曾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
看到了这一带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会有电子监控的死角，为什么巡逻民警就是走穿了鞋底也难保证不出现漏洞，为什么艳艳们被拐而无法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这一方面有待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和邻里守护的加强，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父母官们对弱势群体更进一步的扶助、关心和负责。
显然，犯罪分子钻了“死角”的空子!
但是，人在做，天在看!
偏偏8月9日这起案子，遵义的“天网”发挥了作用!离涛涛被拐地点一公里左右，是遵义长途汽车站之所在，这里的电子监控设施在坚守岗位，发挥“千里眼”的作用。案发后，朱林率侦查员在车站监控室连续看了三天监控视频，终于发现了涛涛的身影，接着又发现涛涛被一个女人拉着上了长途客车。可惜呀可惜，这段视频很不清晰，根本看不清那女人的长相!
朱林却高兴得像一锄头挖出个金娃娃，在心里高呼：“老天有眼啊，老天有眼!”那是一辆车牌为“渝”字头的长途客车!
“熊家婆”出没，请注意
“熊家婆”，是云贵川一带民间流传的一个古老传说，也可以说是古时候老百姓预防孩子被拐骗的教育读本。故事说：从前啊，有一个小孩子不听大人的话，被扮成老婆婆的狗熊用一粒糖骗到山洞里。晚上，小孩子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就问：“熊家婆，你在吃什么呀？”熊家婆说：“我在吃蚕豆!”小孩子又说：“熊家婆，你给我吃一个蚕豆好不好？”熊家婆说：“蚕豆可好吃啦，我还不够吃呢!”说着，“嗷”一声扑了过来……原来熊家婆说的蚕豆，就是小朋友的手指头啊!
据说，小朋友听完故事都看看自己的手指头，感到非常害怕，生怕某一天自己的手指头变成熊家婆的蚕豆。
如今，遵义的地面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熊家婆，这个熊家婆采取的拐骗方式与过去没什么两样，不是说带孩子找妈妈，就是说给孩子买好吃的，然后小孩儿就跟她走了。就这么简单，没一点儿技术含量。古时候，家长们还给孩子讲一讲熊家婆的故事以防孩子被拐，可现在，难道家长们忙得连给孩子讲一讲熊家婆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当然，这也与遵义地面上那个熊家婆的狡诈有关。她挑选的作案对象多是三四岁左右的留守儿童，这个年龄段的儿童，生活刚刚能够自理，又能和大人吃同类食物，走啊跑啊有一定机动能力，不容易生病，又没长记性，“好货”!尤其是他们多出身社会底层，父母繁忙、物质匮乏，即使给他们讲过熊家婆，到时候他们也扛不住糖果的诱惑啊!
朱林去重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发现可疑女人带着涛涛往重庆方向去了!而重庆的电子眼(视频监控联动系统)已于2011年1月正式启动，现有的三十一万个视频摄像头，正在为山城百姓打造一堵“天眼防护墙”。预计到2013年，视频摄像头将达到五十万个。
重庆的监控设备点多、线长、质优，遵义警察对此也有所了解。搜寻熊家婆这件事嘛，用不着等到2013年，现有的摄像头就够她喝一壶的!朱林带着部下赴渝，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五支队樊劲松副支队长与陈云勇、李昀昊两刑警组成“尖刀班”投入战斗，在熊家婆可能乘车来渝的菜园坝、朝天门等汽车站，调取了8月9日汽车站周边的所有监控录像。朱林他们两班交替着足足看了七天七夜，恨不得每人再长一双眼睛。这个工作量怎么算呢？那辆车牌为渝字头的长途客车中午13点38分从遵义发车，下午16点52分到重庆菜园坝这一路不说，民警们还得在汽车站、火车站、码头、市场、商店等地段调取的监控视频中大海捞针，这些视频资料，少说也有上千个G。
七天七夜，在十多双刑警眼睛的海量搜寻下，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捞到了熊家婆这根针——只见她带着涛涛从长途车站出来后，先到站前广场转了一圈儿，转的时候眼睛四处扫看，嘿，这女人还知道反跟踪哩!接着，她带着涛涛到了超市门口，看了看，便走了进去，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她朝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打招呼，该男子提着扁担走了过来，看来是个重庆的“棒棒”。二人对话后，该男子把涛涛带出了画面。
这男子会不会是同伙？他把涛涛带到哪儿去了？
朱林万分焦急，但熊家婆原地等候的镜头让他稍稍放心，如果真是完成了“交易”，她应该离开才是。果然，几分钟后中年男子把涛涛又带了回来，此时，涛涛已经换了一身衣裤，从画面上看，“棒棒”要把孩子换下来的衣裤还给熊家婆，但熊家婆摆摆手，把它送给了“棒棒”。
这段视频里熊家婆的形象极为清晰，这形象，在遵义市公安局发出的协查通报里被描述为：“女，40至55岁，身高157至160厘米左右，作案时留黄色齐颈短卷发，体形中等微胖，上穿黑色圆领短袖T恤，下穿黑色短裤，脚穿高跟凉鞋，川黔口音”。
鉴于娜娜、艳艳、涛涛等失踪前都有该形象女子出现过，遵义警方决定：并案!并案!并案!
说到熊家婆的黄色染发，北方的中老年妇女看到这副“熊样儿”可能会很意外，“嘿，这头‘熊’还染了色儿!”因为上了年纪的北方妇女很少将头发染成黄色，但这在南方，特别是在贵州却不鲜见，可能是高原女性更具活力的缘故吧。总之，视频里的黄毛熊家婆虽没有熊的体形，却具有熊的体质，精力超强，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长途汽车居然毫无倦意。她离开超市后，拉着涛涛进了一家德克士快餐店吃了东西，然后又开始长时间地逛马路，逛着逛着，她突然拦住一辆摩的，坐了上去，带着孩子向朝天门码头飞驰而去……
她干什么去了呢？
朱林判断，她是与下家接头去了!
谁是熊家婆的下家呢？还有，在超市里出现的那个中年男人是谁呢？他真是“棒棒”吗？他为什么听从熊家婆的指令给孩子换衣服呢？熊家婆在打什么主意呢？尹宜昆把朱林搞到的1分27秒的视频复制后上报，同时指示朱林在重庆查明上述疑点。
要想查清上述疑点，必须要找到那个“棒棒”；要想查清熊家婆在朝天门与谁接的头，必须找到那个摩的司机!
重庆的“棒棒”成千上万，找到“换衣棒棒”谈何容易？重庆的摩的成千上万，找到“运熊司机”谈何容易？有道是“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而两地刑警则是：破案不怕困难多，一心抓住熊家婆!樊劲松组织警力配合朱林三箭齐发：一是根据视频找与熊家婆接触过的“棒棒”和摩的司机；二是与技侦支队的张胜副支队长“合谋”，捕捉熊家婆与同伙联系的蛛丝马迹；三是飞速将截取的视频送到总队技术处处理，从而获取了清晰的熊家婆的视频截图。
朱林派员十万火急地将视频截图送回遵义。十几天的艰苦奋战，朱林终于“拉直”了部分问号的弯弯绕。
“换衣棒棒”说：“那个老婆婆说娃儿拉了一裤裆屎，拜托我带他到男厕所换一下，还答应给我十块钱。后来她把那身脏衣服也给了我，说洗干净还能穿，划得来!听口音是贵州人，也可能是四川人，差不多。”
摩的司机说：“我把婆婆和她孙子拉到朝天门后，她就打发我走了。我也不知道她是又上了另一辆车，还是和什么人见了面。”
就在朱林顺藤摸瓜的同时，遵义市公安局刘小星局长、杨世杰副局长安排专人将那段1分27秒的清晰视频制成光碟，民警把光碟拿到各个监管场所放映，发动在押人员检举。同时部署：一、作案者很可能就是遵义人，要查清本市在这个时间段往重庆、四川方向出行的人，立足本地，面向西南，延伸全国；二、向全国发协查通报，请求各地警方支持。
这些都是基础性工作，用公安行话来讲，叫大排查，老民警亲切地称它为“笨办法”。实践证明，笨办法虽然操作起来很苦很累，但做扎实了，也能少走不少弯路。
那么，这一网撒下去，能不能捞到大鱼呢？
“70后”和“80后”
协查通报是2011年9月27日发出的，最后一段写道：“请贵单位接此协查后，结合犯罪嫌疑人特征，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辨认，如有情况，请及时与专案组联系，对提供线索抓获嫌疑人的人员将奖励人民币5万元。”联系人之一是红花岗分局刑侦大队四中队的副队长黄永文。
黄永文长得很有意思，椭圆形的脑袋，椭圆形的脸庞，眉梢上扬，单眼皮，两只小眼睛滴溜圆，有点儿像北京的兔儿爷。他就是遵义本地人，2005年从贵州警察学院刑侦系毕业，通过报考国家公务员当上了警察，一直在红花岗刑侦大队大案队(即重案组)效力。上学时《重案六组》之类的电视剧看多了，到了重案组才发现刑警其实没有电视剧里描写的那么神奇，每日忙碌的也就是那些平平淡淡的侦查工作。他在这里已经干了七年了，去年竞争上了这个领导职务。从这一点上看，他的经历和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差不多，很像一部多年前的故事片：《在战斗中成长》。
协查通报发出的前五天，9月22日，陈士渠来到了遵义。“4·09”案是公安部于6月10日挂牌督办的全国打拐专项行动一号大案，他亲自督办，也是责无旁贷。这次与他同来的有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周全富一行。阵容如此强大，遵义警方自然意识到战斗已经到了决战阶段。
会议室里，空气凝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陈士渠建议以遵义为中心，以视频为重点开展工作，接着又问：犯罪嫌疑人已经露头，被拐儿童家长的忍耐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你们对破案有没有把握？
“我们保证在10月份破案!不破，你把我们怎么着都行!”
陈士渠说：“破了案我来给你们庆功!”
这一天，无论是立军令状的遵义公安局领导，还是许诺会专程来为破案将士庆功的陈士渠都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紧锣密鼓地制定工作方案的同时，一个平常得没法再平常、普通得没法再普通的扫毒行动，会给“4·09”专案带来意外惊喜。但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讲，投入这么大的力量，倾注这么
多的心血，总会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时刻。关于这一点，陈士渠的信心从未动摇过……
陈士渠，1973年出生于山东费县一个世代农家， 1998年他获得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公安队伍，比黄永文的参警时间早了七年。
在黄永文还在学校读书的2001年，作为刑侦局犯罪对策处业务骨干的陈士渠，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生死考验。这年3月16日，河北石家庄靳如超制造的特大爆炸案发生后，他与刑侦专家乌国庆在第一时间赶赴血肉横飞、断瓦遍地的现场，工作中，突然发现脚下的废墟里有一包事先埋下的炸药。事后乌国庆说，幸亏靳如超作案后逃跑了，否则随时可以引爆，咱们都得被炸上天!
那么靳如超究竟往哪个方向逃呢？陈士渠根据“靳在云南有一个同居女友”这条重要线索作出了“靳会南下”的准确判断，避免了侦查方向被靳制造的北上假象所误导，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时间，迅速抓获了靳如超，为一百多个冤魂伸张了正义。为此，他荣立了从警生涯中的第一个三等功。
就在黄永文走入刑警行列开始传奇人生的当儿，陈士渠正在公安部办公厅当秘书，一干就是四年。直到2008年，工作学习两不误的他，戴上了中国政法大学证据学专业的博士帽，同年被任命为打拐办主任。也就是在这年，他跋山涉水深入一线六个月，理清了新时期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新特征：一是犯罪手段升级，从诱拐到明抢，暴力性明显增强；二是贩卖儿童案件猛增，犯罪分子为牟取暴利甚至到了不惜对婴儿下手的地步；三是犯罪危害加大，被拐婴儿在贩运途中惨死、被拐少女遭到强奸后被逼卖淫、相当数量的被拐少儿被强迫扒窃或乞讨；四是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在网络时代极易被放大、被政治化，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亦呈上升趋势!
陈士渠与黄永文，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遵义；一个是“70后”，一个是“80后”；一个是公安部的警督，一个是基层的警司；一个是博士，一个是学士……两个年轻人素不相识，却为同一个案件集结起来，他们同样深刻地意识到此类犯罪是对文明社会的挑战，势态已经到了决一死战的关头!
让我们用长镜头摇一下9月27日黄永文的行踪。这天，他指挥着部下分头奔赴遵义地界上的三个监狱、一个劳教所、两个看守所和一个拘留所，他自己也携带着那1分27秒长的案件视频来到了戒毒所。这一招只是整个排查熊家婆工作中的一部分，能否奏效？只有天知道!
24小时过去了，48小时过去了，黄永文的手机响了，戒毒所民警报告：有人认出了视频上的那个女人!
朱林告别了邓俊之后，就带着几个人到重庆去了。他每天会给邓俊打个电话，汇报工作进展情况。案子发生在遵义，他去重庆干什么？
事后诸葛亮地说，遵义两年来的拐卖儿童案如果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说不定能早一点儿获得侦破线索，可是在遵义，由于历史的原因，电子眼并没有覆盖到“城中村”那些地方，即城乡接合部还存在着大量监控死角。
死角，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军事上的射击死角、生理上的视觉死角，对一个城市的城乡接合部的死角，要综合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来观察，其中治安情况可以成为风向标。咱们不妨把视线从遵义移到北京，北京市公安局不就是把发案率高的“朝海丰”列为治安综合治理的重点吗？为什么呢？朝阳、海淀、丰台不正是城乡接合部吗？
于2011年5月29日被拐的儿童艳艳，她的家就在遵义的城乡接合部。
遵义市公安局打拐办设在刑警支队。笔者曾随打拐办专职成员杨端杰去过艳艳的家。警车钻过一个铁道涵洞就再也无法向前开了，没有路了，眼前是一座小山，山上层层叠叠的，是见缝插针的民居，在阴云下愁容惨淡，而这里离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的直线距离不过二百米。放眼望去，方圆几里全是这样的民居，吸纳着成千上万的“背兜儿”。白天如海绵一挤，壮劳力走得干干净净，只剩下老人和娃儿；晚上如海绵一吸，家家户户饱胀起来，温暖的灯光把整个山坡变成了金字塔形的灯笼，向不远处繁华街区那明亮的车河、闪烁的霓虹，顽强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
刑警支队的年轻人称杨端杰为“杨哥”，杨哥打拐打得一脸沧桑，却机敏得像个猴子，他带着我像“鬼子进村”一样在泥泞中爬坡、下沟、钻墙缝、走小路，直累得我鼻子冒烟耳朵出气，喘得如拉风箱一般!这一带地形之复杂，就连最老练的侦查员来了也会觉得这里是个迷宫，杨哥却记忆精准，终于七拐八拐地把我带到了一处半个网球场大小的平坝上。这里建有一座二层小楼，杨哥说这里是街上保安老李的家。老李原是农户，因拆迁而农转非，他家住在楼上，楼下的三间已经被三家“背兜儿”租下，一年房租七百元。艳艳家就在最边上，却落着锁。
正在家吃午饭的老李见来了公家人，忙招呼拿长凳、摆茶水，让我们坐下休息，并说艳艳妈出去打工还没回来，艳艳被解救回来后也被外婆接走不住这里了。他穿了一身酷似警服的保安服，这肯定给家里带来了安全感，也使得他显得比“背兜儿”们更有身份。我没有坐，而是走进艳艳家旁边的“背兜儿”家，这家三代人正挤在一起吃午饭，桌上是贵州人爱吃的凉拌鱼腥草以及一碗炒萝卜，没有肉。这时，有人说艳艳的哥哥回来了，我忙跑了出来——
这是一个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的男孩子，戴着红领巾，穿着一身整洁的校服，手里拿着一袋牛奶。他打开锁，怯生生地请我们进去坐。
家，是糖葫芦式的结构，一条靠墙的过道把三个房间串在一起，每间约有四五平方米，墙壁黢黑。第一间，有一张歪歪的桌子，几把破破的椅子，屋里还晾着衣物，就算是客厅吧。第二间满眼是床，顺墙放着的是一张大床，床上堆着乌黑到看不出花色的被褥，只能从枕头的大小分辨出妈妈睡在哪里、艳艳睡在哪里，她们的脚边是横摆着的小床，也堆着难辨花色的被褥，这是哥哥的窝儿。哥哥的床下是一堆土豆，约有十几斤，小的如冬枣，大的如鹅蛋，已经发芽了!“这怎么吃啊!”我难过地说。他家两公里外就是遵义最热闹的街区，有沃尔玛、屈臣氏、麦当劳等品牌店以及鸭溪凉粉、茅台名酒、湄潭青茶等商品……而这里，就叫城乡接合部!
第三间显然是厨房，电磁炉上坐着一只没有涮过的铁锅，小男孩儿拿起一把生锈的剪刀把牛奶袋剪开，迅速地吸干，又用手挤了挤袋子，再吸一次。
“这是妈妈给你买的？”
“不，这是学校发的。每个同学都有!”
男孩儿的话让我感到温暖。我又问：“妹妹回来了，你高兴吗？”
“高兴!”男孩儿笑了。
“你能把你的心情写下来吗？”我把采访本摊开。
男孩儿拿起笔，一笔一画地写下了“妹妹我爱你”、“谢谢公安叔叔”，还写下了妈妈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
艳艳的妈妈一直没有露面，可能是闻听来人采访不好意思，也可能是因她的丈夫犯了法正在服刑她不想见人，还可能是“背兜儿”揽上了好生意，顾不上回家。但她给儿子留下了挂面和一个鸡蛋，这就是邓俊所说的：“妈妈再穷，早上也要煮一锅饭放在那儿给孩子吃!”
男孩一边应答着我的提问，一边熟练地涮了锅，打开火，准备给自己煮面条吃。我们没有再打扰孩子吃饭，而是跟着杨哥到了比艳艳家高一个山坡的一户人家，在那里曾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
看到了这一带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会有电子监控的死角，为什么巡逻民警就是走穿了鞋底也难保证不出现漏洞，为什么艳艳们被拐而无法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这一方面有待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和邻里守护的加强，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父母官们对弱势群体更进一步的扶助、关心和负责。
显然，犯罪分子钻了“死角”的空子!
但是，人在做，天在看!
偏偏8月9日这起案子，遵义的“天网”发挥了作用!离涛涛被拐地点一公里左右，是遵义长途汽车站之所在，这里的电子监控设施在坚守岗位，发挥“千里眼”的作用。案发后，朱林率侦查员在车站监控室连续看了三天监控视频，终于发现了涛涛的身影，接着又发现涛涛被一个女人拉着上了长途客车。可惜呀可惜，这段视频很不清晰，根本看不清那女人的长相!
朱林却高兴得像一锄头挖出个金娃娃，在心里高呼：“老天有眼啊，老天有眼!”那是一辆车牌为“渝”字头的长途客车!
“熊家婆”出没，请注意
“熊家婆”，是云贵川一带民间流传的一个古老传说，也可以说是古时候老百姓预防孩子被拐骗的教育读本。故事说：从前啊，有一个小孩子不听大人的话，被扮成老婆婆的狗熊用一粒糖骗到山洞里。晚上，小孩子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就问：“熊家婆，你在吃什么呀？”熊家婆说：“我在吃蚕豆!”小孩子又说：“熊家婆，你给我吃一个蚕豆好不好？”熊家婆说：“蚕豆可好吃啦，我还不够吃呢!”说着，“嗷”一声扑了过来……原来熊家婆说的蚕豆，就是小朋友的手指头啊!
据说，小朋友听完故事都看看自己的手指头，感到非常害怕，生怕某一天自己的手指头变成熊家婆的蚕豆。
如今，遵义的地面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熊家婆，这个熊家婆采取的拐骗方式与过去没什么两样，不是说带孩子找妈妈，就是说给孩子买好吃的，然后小孩儿就跟她走了。就这么简单，没一点儿技术含量。古时候，家长们还给孩子讲一讲熊家婆的故事以防孩子被拐，可现在，难道家长们忙得连给孩子讲一讲熊家婆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当然，这也与遵义地面上那个熊家婆的狡诈有关。她挑选的作案对象多是三四岁左右的留守儿童，这个年龄段的儿童，生活刚刚能够自理，又能和大人吃同类食物，走啊跑啊有一定机动能力，不容易生病，又没长记性，“好货”!尤其是他们多出身社会底层，父母繁忙、物质匮乏，即使给他们讲过熊家婆，到时候他们也扛不住糖果的诱惑啊!
朱林去重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发现可疑女人带着涛涛往重庆方向去了!而重庆的电子眼(视频监控联动系统)已于2011年1月正式启动，现有的三十一万个视频摄像头，正在为山城百姓打造一堵“天眼防护墙”。预计到2013年，视频摄像头将达到五十万个。
重庆的监控设备点多、线长、质优，遵义警察对此也有所了解。搜寻熊家婆这件事嘛，用不着等到2013年，现有的摄像头就够她喝一壶的!朱林带着部下赴渝，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五支队樊劲松副支队长与陈云勇、李昀昊两刑警组成“尖刀班”投入战斗，在熊家婆可能乘车来渝的菜园坝、朝天门等汽车站，调取了8月9日汽车站周边的所有监控录像。朱林他们两班交替着足足看了七天七夜，恨不得每人再长一双眼睛。这个工作量怎么算呢？那辆车牌为渝字头的长途客车中午13点38分从遵义发车，下午16点52分到重庆菜园坝这一路不说，民警们还得在汽车站、火车站、码头、市场、商店等地段调取的监控视频中大海捞针，这些视频资料，少说也有上千个G。
七天七夜，在十多双刑警眼睛的海量搜寻下，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捞到了熊家婆这根针——只见她带着涛涛从长途车站出来后，先到站前广场转了一圈儿，转的时候眼睛四处扫看，嘿，这女人还知道反跟踪哩!接着，她带着涛涛到了超市门口，看了看，便走了进去，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她朝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打招呼，该男子提着扁担走了过来，看来是个重庆的“棒棒”。二人对话后，该男子把涛涛带出了画面。
这男子会不会是同伙？他把涛涛带到哪儿去了？
朱林万分焦急，但熊家婆原地等候的镜头让他稍稍放心，如果真是完成了“交易”，她应该离开才是。果然，几分钟后中年男子把涛涛又带了回来，此时，涛涛已经换了一身衣裤，从画面上看，“棒棒”要把孩子换下来的衣裤还给熊家婆，但熊家婆摆摆手，把它送给了“棒棒”。
这段视频里熊家婆的形象极为清晰，这形象，在遵义市公安局发出的协查通报里被描述为：“女，40至55岁，身高157至160厘米左右，作案时留黄色齐颈短卷发，体形中等微胖，上穿黑色圆领短袖T恤，下穿黑色短裤，脚穿高跟凉鞋，川黔口音”。
鉴于娜娜、艳艳、涛涛等失踪前都有该形象女子出现过，遵义警方决定：并案!并案!并案!
说到熊家婆的黄色染发，北方的中老年妇女看到这副“熊样儿”可能会很意外，“嘿，这头‘熊’还染了色儿!”因为上了年纪的北方妇女很少将头发染成黄色，但这在南方，特别是在贵州却不鲜见，可能是高原女性更具活力的缘故吧。总之，视频里的黄毛熊家婆虽没有熊的体形，却具有熊的体质，精力超强，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长途汽车居然毫无倦意。她离开超市后，拉着涛涛进了一家德克士快餐店吃了东西，然后又开始长时间地逛马路，逛着逛着，她突然拦住一辆摩的，坐了上去，带着孩子向朝天门码头飞驰而去……
她干什么去了呢？
朱林判断，她是与下家接头去了!
谁是熊家婆的下家呢？还有，在超市里出现的那个中年男人是谁呢？他真是“棒棒”吗？他为什么听从熊家婆的指令给孩子换衣服呢？熊家婆在打什么主意呢？尹宜昆把朱林搞到的1分27秒的视频复制后上报，同时指示朱林在重庆查明上述疑点。
要想查清上述疑点，必须要找到那个“棒棒”；要想查清熊家婆在朝天门与谁接的头，必须找到那个摩的司机!
重庆的“棒棒”成千上万，找到“换衣棒棒”谈何容易？重庆的摩的成千上万，找到“运熊司机”谈何容易？有道是“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而两地刑警则是：破案不怕困难多，一心抓住熊家婆!樊劲松组织警力配合朱林三箭齐发：一是根据视频找与熊家婆接触过的“棒棒”和摩的司机；二是与技侦支队的张胜副支队长“合谋”，捕捉熊家婆与同伙联系的蛛丝马迹；三是飞速将截取的视频送到总队技术处处理，从而获取了清晰的熊家婆的视频截图。
朱林派员十万火急地将视频截图送回遵义。十几天的艰苦奋战，朱林终于“拉直”了部分问号的弯弯绕。
“换衣棒棒”说：“那个老婆婆说娃儿拉了一裤裆屎，拜托我带他到男厕所换一下，还答应给我十块钱。后来她把那身脏衣服也给了我，说洗干净还能穿，划得来!听口音是贵州人，也可能是四川人，差不多。”
摩的司机说：“我把婆婆和她孙子拉到朝天门后，她就打发我走了。我也不知道她是又上了另一辆车，还是和什么人见了面。”
就在朱林顺藤摸瓜的同时，遵义市公安局刘小星局长、杨世杰副局长安排专人将那段1分27秒的清晰视频制成光碟，民警把光碟拿到各个监管场所放映，发动在押人员检举。同时部署：一、作案者很可能就是遵义人，要查清本市在这个时间段往重庆、四川方向出行的人，立足本地，面向西南，延伸全国；二、向全国发协查通报，请求各地警方支持。
这些都是基础性工作，用公安行话来讲，叫大排查，老民警亲切地称它为“笨办法”。实践证明，笨办法虽然操作起来很苦很累，但做扎实了，也能少走不少弯路。
那么，这一网撒下去，能不能捞到大鱼呢？
“70后”和“80后”
协查通报是2011年9月27日发出的，最后一段写道：“请贵单位接此协查后，结合犯罪嫌疑人特征，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辨认，如有情况，请及时与专案组联系，对提供线索抓获嫌疑人的人员将奖励人民币5万元。”联系人之一是红花岗分局刑侦大队四中队的副队长黄永文。
黄永文长得很有意思，椭圆形的脑袋，椭圆形的脸庞，眉梢上扬，单眼皮，两只小眼睛滴溜圆，有点儿像北京的兔儿爷。他就是遵义本地人，2005年从贵州警察学院刑侦系毕业，通过报考国家公务员当上了警察，一直在红花岗刑侦大队大案队(即重案组)效力。上学时《重案六组》之类的电视剧看多了，到了重案组才发现刑警其实没有电视剧里描写的那么神奇，每日忙碌的也就是那些平平淡淡的侦查工作。他在这里已经干了七年了，去年竞争上了这个领导职务。从这一点上看，他的经历和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差不多，很像一部多年前的故事片：《在战斗中成长》。
协查通报发出的前五天，9月22日，陈士渠来到了遵义。“4·09”案是公安部于6月10日挂牌督办的全国打拐专项行动一号大案，他亲自督办，也是责无旁贷。这次与他同来的有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周全富一行。阵容如此强大，遵义警方自然意识到战斗已经到了决战阶段。
会议室里，空气凝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陈士渠建议以遵义为中心，以视频为重点开展工作，接着又问：犯罪嫌疑人已经露头，被拐儿童家长的忍耐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你们对破案有没有把握？
“我们保证在10月份破案!不破，你把我们怎么着都行!”
陈士渠说：“破了案我来给你们庆功!”
这一天，无论是立军令状的遵义公安局领导，还是许诺会专程来为破案将士庆功的陈士渠都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紧锣密鼓地制定工作方案的同时，一个平常得没法再平常、普通得没法再普通的扫毒行动，会给“4·09”专案带来意外惊喜。但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讲，投入这么大的力量，倾注这么
多的心血，总会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时刻。关于这一点，陈士渠的信心从未动摇过……
陈士渠，1973年出生于山东费县一个世代农家， 1998年他获得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公安队伍，比黄永文的参警时间早了七年。
在黄永文还在学校读书的2001年，作为刑侦局犯罪对策处业务骨干的陈士渠，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生死考验。这年3月16日，河北石家庄靳如超制造的特大爆炸案发生后，他与刑侦专家乌国庆在第一时间赶赴血肉横飞、断瓦遍地的现场，工作中，突然发现脚下的废墟里有一包事先埋下的炸药。事后乌国庆说，幸亏靳如超作案后逃跑了，否则随时可以引爆，咱们都得被炸上天!
那么靳如超究竟往哪个方向逃呢？陈士渠根据“靳在云南有一个同居女友”这条重要线索作出了“靳会南下”的准确判断，避免了侦查方向被靳制造的北上假象所误导，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时间，迅速抓获了靳如超，为一百多个冤魂伸张了正义。为此，他荣立了从警生涯中的第一个三等功。
就在黄永文走入刑警行列开始传奇人生的当儿，陈士渠正在公安部办公厅当秘书，一干就是四年。直到2008年，工作学习两不误的他，戴上了中国政法大学证据学专业的博士帽，同年被任命为打拐办主任。也就是在这年，他跋山涉水深入一线六个月，理清了新时期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新特征：一是犯罪手段升级，从诱拐到明抢，暴力性明显增强；二是贩卖儿童案件猛增，犯罪分子为牟取暴利甚至到了不惜对婴儿下手的地步；三是犯罪危害加大，被拐婴儿在贩运途中惨死、被拐少女遭到强奸后被逼卖淫、相当数量的被拐少儿被强迫扒窃或乞讨；四是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在网络时代极易被放大、被政治化，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亦呈上升趋势!
陈士渠与黄永文，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遵义；一个是“70后”，一个是“80后”；一个是公安部的警督，一个是基层的警司；一个是博士，一个是学士……两个年轻人素不相识，却为同一个案件集结起来，他们同样深刻地意识到此类犯罪是对文明社会的挑战，势态已经到了决一死战的关头!
让我们用长镜头摇一下9月27日黄永文的行踪。这天，他指挥着部下分头奔赴遵义地界上的三个监狱、一个劳教所、两个看守所和一个拘留所，他自己也携带着那1分27秒长的案件视频来到了戒毒所。这一招只是整个排查熊家婆工作中的一部分，能否奏效？只有天知道!
24小时过去了，48小时过去了，黄永文的手机响了，戒毒所民警报告：有人认出了视频上的那个女人!
发现“熊迹”
这是一份十分规范的讯问笔录。讯问人是刑警黄永文、李永刚；记录人是黄永文；被讯问人叫阿秋，时间是2011年9月29日下午14时17分至15时06分。
问：我们是遵义公安局红花岗分局刑侦大队的侦查员，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要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不得隐瞒或捏造事实，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你听清楚了吗？
答：我听清楚了。
问：你因何被押在遵义强制戒毒所？
答：我因吸食毒品冰毒时被查获，于2011年9月22日被送到强制戒毒所。
问：你有何事向公安机关反映？
答：我向公安机关检举一条线索，就是今天早日(方言：上午)给我观看的协查通报和视频，那上面的人与我认识的人很像，应该是一个姓万的女人，家住……
就在黄永文火速固定证据的时候，戒毒所的女所长李忠花已经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给杨世杰打电话了。杨世杰立即通过指挥中心，指令民警到阿秋所说的几个地点去，“走一走!看一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挨个儿看!”
事后，黄永文有点儿遗憾，这个消息本来应该是他先报上去的，谁知让戒毒所抢先了一步，他们太快了!等他接到杨局的电话要求固定证据的时候，他回答说：“早就固定好啦!”
杨世杰哪里顾得上黄永文遗憾，他下达命令：马上监控!24小时不间断!
一道道行动指令在9月29日18时全部落实到位，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围向了万姓女子，至30日，遵义的民警睁开千里眼、竖起顺风耳，蹲守的、监控的、跟踪的，数十名刑警全天候地注视着那个可疑身影的一举一动，连她打麻将时出什么牌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此女子叫万引娣，有前科 —— 盗窃。
得知这个信息，杨世杰恨恨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大排查的时候把有拐卖人口前科的排了个遍，怎么就没想到把有盗窃前科的也纳入视线？偷(拐)孩子也是“盗窃”嘛!这个万引娣也是，突然从“通俗唱法”改成了“摇滚”，转型转得倒快!
前文提到当年解放大西南时，留下了大批军人和干部，如今他们的后代多已成为贵州的栋梁之才，杨世杰就是其中之一。他老家在山东，他的父母不但为贵州的解放贡献了力量，也为贵州的建设扎根在这片远离家乡的热土上。所以杨世杰虽然长成了山东大汉的身板，可一开口，却是贵州腔，主食也从硬面馒头换成了糯米粉，出差时，三天不吃“老干妈”，就像山东人吃饺子不就大蒜一样难受!
高兴的情绪瞬间即逝，这可能是刑警的宿命。杨世杰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冷静的反思迅速地替代了发现“熊迹”的喜悦：一是应该早点儿并案啊!快人快语的邓俊关于并案的建议说得对啊!当初怎么就没听进去？反而一个刑侦骨干包一个案子分散了力量。下一步可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哟!二是针对万引娣五十七岁“高龄”、被打击过、具有反侦查能力等情况，务必要组建一个精干的情报班子，时时梳理分析、对症下药；三是运用自2008年以来积累的“打规模、打系列、打团伙”经验，精心经营万引娣这条线索，切不能急躁冒进、打草惊蛇。要千方百计挖出其下家，找到被拐儿童们的下落，送宝贝回家!
一路侦查员报告：万引娣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收到一笔汇款，数额五千到一万元不等，而收款的时间恰恰在娜娜、艳艳、涛涛等孩子被拐的一周之后，收款与发案的时间曲线高度吻合。
一路侦查员报告：娜娜等儿童失踪前，万引娣都会与陕西汉中某人频频联系；另外，万引娣在重庆的行踪已进一步查实，与“8·09”案时间吻合。
一路侦查员报告：万引娣虽号称是低保户，但家里却有一辆小轿车……
且慢，且慢!跟踪组一定要不惊不暴(露)地死死看住这只老狐狸，谨防她在遵义有同伙，所有参与跟踪的侦查员只要与她打过照面的一律换掉!要知道拐卖儿童犯罪的特点是跨区域、多层次、转移迅速，而且是拐、运、转、销之间单线联系，惊动一个环节，就会出现整条链子断掉的情形，要是打了下线却找不到孩子，那时候哭都来不及了!
窗台上摆放着一盆白色绢制郁金香的万引娣家静悄悄的，穿着白底蓝花睡衣的万家某成员打着哈欠，很舒服地伸了个懒腰。此时，万引娣出现在楼顶阳台上，与一个邻居闲聊了几句后，扭着屁股下了楼，回到家里，拿了个小包出了门……
一号出去了，跟上!”
让人后怕的经历
万引娣拐孩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是真的。但万引娣作案前的踩点却出奇地“训练有素”。
位置比艳艳家高一个山坡的那户人家曾经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这家张姓母子都见过万引娣!
那是2011年5月29日，时近中午，张家婆婆正在做饭，门突然开了，溜进来一个城里打扮的女人一屁股坐下就问，你儿子在家吗？
张家婆婆患有老年性白内障，模模糊糊地见那女人已是婆婆辈儿的年纪，以为是儿子的熟人，便热情地请那人吃茶。那女人边喝茶边问话，三句两句就把张家婆婆摸了个底儿掉：这里是四儿子的家，小四在遵义当“背兜儿”，把自己从务川县老家接进“城”，一边做做家务，一边照看孙子。“小四说这一段时间遵义有人偷娃儿卖，祖先缺德哟!让我把孙儿看住，莫让人家抱走喽!”
说着说着，张家婆婆发现孙子有好一会儿没露面了，心慌起来，碍于家中有客，又不便出去寻。这时，张四回来了，那女人开口便叫：“小朱!我家要装修，你给背背沙子？”
张四说：“我姓张，不姓朱!”
女人说：“你给我做过事，我记得你!”
张四说：“我从来没有给你做过事啊!”
女人说：“嗨，你忘啦？”
那天，张四与万引娣就工钱多少，讨价还价地谈了约有四十分钟，万引娣就是不肯让步。张四见谈不拢，索性坐在那里嗑瓜子，心想哪儿来的女人，怎么赖在人家里不走？最后万引娣松了口，谈定一背兜七元钱。临走时，张四向万引娣索要手机号码，万拒绝，倒把张四的手机号码要走了，却再也没跟他联系过。
张四事后告诉警察：“这女人老练得很，装熟悉、装亲热，叫我小朱，其实根本不知道我姓什么，是诈我呢!要不是我回来得早，那天被拐的就不是艳艳而是我家的娃儿了!想起来就头皮发麻……”
张家婆婆指着饭桌边的床铺说：“那天她就坐在这里，轰都轰不走!”
民警告诉她：“她是在等待作案时机!不是就在那天把艳艳拐走了吗？”民警没有告诉他们的是，刑侦技术人员在这里提取了万引娣留在茶杯上的指纹，这是个证据哩。
“这个老太婆太狡猾!”张四说，“她总是有意无意地用雨伞挡住脸，所以公安来我家让我看‘8·09’的照片时，我都认不出来她，但口音我记得住，向公安提供了。我觉得这个人不一般，她对我们这里的地形特别熟，其他城里人很少进到我们家里，她哪里是谈生意，就是想拐娃儿!公安一共叫我去他们那里六次，只要一通知，我马上就去，现在手机里还存着他们的电话号码哩!”张四的脸上洋溢着自豪。
谁说群众对公安工作不支持？张四的行动就是对这种说法最好的反驳!
就在对一号对象万引娣天罗地网般的监控中，2011年的国庆节来临了。整个专案组根本顾不上“欢度”，而是死死锁定这只玻璃瓶中的苍蝇，不，应该是电子显微镜下的病毒!此时，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捕捉到一个新的信息，陕西汉中那边又在要“货”了!
“不好!今天是晴天!”
10月3日的遵义，难得是个大晴天。阳光下，全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遵义会议会址人山人海，红军山上人头攒动，红军墓前香烟袅袅……遵义人有一个特殊习惯，他们祈求保佑平安的诉求对象不是菩萨，而是红军。红军墓前有一座三四米高的青铜雕像，一个女红军战士正在给依偎在怀里的穷孩子喂米粥，穷孩子骨瘦如柴，已经饿得站不住了，斜靠在女红军的腿上，眼巴巴地盯着女红军手里的碗；女红军的左手搂着穷孩子，右手把碗端到唇边，轻轻地吹着，显然是想把粥吹得凉一点儿，生怕烫了孩子的嘴……
这座雕像有两个与众不同之处，一个是女红军的脖子上和右手臂上系着几十条鲜红的绸带，另一个是女红军的脚和绑腿位置因为人们伸手可及，所以被抚摸得呈金黄色，闪闪发光。
雕像前的香炉里，香火正旺。这就是人心所向!
10月3日这天上午，两辆来自贵阳的警车沿着熙熙攘攘的街道，驶进了遵义市公安局的大门，车上下来的是贵州省公安厅主管刑侦的副厅长赵翔、刑侦总队总队长周全福、技侦总队总队长程筑南以及邓俊。
程筑南的出场，意味深长。
技侦，往往被简单地解释为“技术侦查”，其实在公安部的部门序列里，它被命名为——行动技术局。行动与技术，这是多么巧妙的结合。这个警种的座右铭是：“无形战线、无限忠诚、无私奉献、无名英雄”。他们是刑侦、经侦等警种的“贤内助”，闪光灯、鲜花、掌声与其无缘，可离了“贤内助”的千里眼、顺风耳、显微镜等十八般武艺，前线哪会捷报频传？细心的读者肯定会对前面介绍的郑氏兄弟被杀案的侦破感到好奇：时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的崔亚东凭啥能十三年的案子十三天侦破呢？
风筝在天上飞，地上总有一根线牵着，潜逃在外的凶手家里不是还有三个孩子没带走吗？十三年能不长大吗？长大了难道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吗？难道不生个一男半女吗？安徽的技侦不是有科技的金翅膀吗？手段一到位，剩下的就是孙悟空的名言了：“妖精哪里逃!”
同样，贵州的技侦也是能征善战的!
四十不惑的程筑南看上去只有三十出头，高挑身材，瓜子脸上戴了副眼镜。如果换上一身阴丹士林旗袍，再扎上两条长辫子，活脱脱就是从琼瑶剧里走下来的刘雪华。她和邓俊在气质上，一个是水，一个是火；水，是一汪深潭；火，是一团烈焰……
程筑南在来遵义前，多次与遵义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支队长王晶就“4·09”专案进行过商讨，此时，她已是胸有成竹。而这次同来的邓俊，心里却有点儿打鼓，既担心老杨他们压力太大，又担心再出纰漏无法向崔亚东、陈士渠交代。一进会议室，见刘小星、杨世杰两位主官表情淡定从容，心情这才“多云转晴”。
赵副厅长的表情可没多云转晴，他板着脸，觉得碍事儿似的把眼前的茶杯往旁边一推，说，此案进入了关键阶段，由省、市、分局有关单位联合指挥，这是一；从多日跟踪万引娣的情况看，没有发现她在遵义有同伙，可以肯定遵义只有她一个犯罪嫌疑人，这是二；为争取主动，主战场要转移至“中转站”陕西汉中，刑侦、技侦都要派出得力干将先期赴陕，做好基础工作，包括与陕西省公安厅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现在就走，马上就走!这是三；最后，技侦在前一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搞清楚了万引娣的“台前幕后”，下一步不但要去陕西配合刑侦工作，还得再先行一步，派一队人马去河南安阳，要干哪些事不用我布置，沿着你们摸到的网络，把人给我盯死、落地、做实!
“小邓啊，”他把眼光扫向邓俊，“每个阶段都要向部里打拐办汇报，请部里协调陕西、河南。”
邓俊刚要表态，突然有人急匆匆地进来，在刘小星耳边小声说了几句，刘小星脸一沉，说：“万引娣又到长征镇一带去了!”
杨世杰心说：“不好!今天是晴天!”
为啥子这样说呢？贵州不是年平均阴天总日数有二百二十天、而遵义有二百四十天吗？难道晴天不珍贵吗？
非也!万引娣知道下雨天“背兜儿”一般不出工而在家看孩子，所以她总是趁着晴天作案，导演阳光下的罪恶!
不用任何人示意，杨世杰和尹宜昆离席而去!
这一天，万引娣十点钟出门，乘公交车在南门关下了车，走了几步，突然向路边等候客人的载客摩托车走去，乘坐摩的一路飞奔到了忠庄长途客运汽车站。跟踪的侦查员一度以为她要去贵阳，赶紧通知预先埋伏在贵阳的战斗小分队，却不料她又步行往回返，走了七八里路，来到南门关水果市场附近。这一带正是“城中村”之所在，路边上，小巷里，有很多正在玩耍的“背兜儿”子女!难道她要下手啦？
果然!
只见她朝一对正在玩耍的小姐弟嘀咕几句，既不用搂，也不用抱，更不用拉，那两个小孩儿果真跟着她走啦!这熊家婆骗孩子的手段真是了得!
此时，杨、尹二人已经到达现场，远远地看见万引娣带着两个孩子走了一里多路，侦查员呈菱形包围圈把她包在中间，不动声色地跟着走。
怎么办？抓？还是不抓？
这时，三岁的小弟弟如有神助般地哭了起来，小姐姐也停下了脚步，哄着弟弟。万引娣见此情景，连忙闪到一边，静观其变。这正是她作案手段娴熟、为人机警狡猾的反映，难怪此前狐踪难觅呢!
孩子的哭声引起了一位环卫工人的注意，他走过来询问情况，可巧此时有一队骑摩托的巡警驰过，警灯闪闪。这时你再找万引娣……她早就抽身离开这是非之地了!
这对“背兜儿”的子女，在警察叔叔的暗中保护下，总算逃过一劫!
10月4日，天阴了，下雨了，万引娣出去打麻将了。
10月5日，天又晴了!
这是一份十分规范的讯问笔录。讯问人是刑警黄永文、李永刚；记录人是黄永文；被讯问人叫阿秋，时间是2011年9月29日下午14时17分至15时06分。
问：我们是遵义公安局红花岗分局刑侦大队的侦查员，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要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不得隐瞒或捏造事实，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你听清楚了吗？
答：我听清楚了。
问：你因何被押在遵义强制戒毒所？
答：我因吸食毒品冰毒时被查获，于2011年9月22日被送到强制戒毒所。
问：你有何事向公安机关反映？
答：我向公安机关检举一条线索，就是今天早日(方言：上午)给我观看的协查通报和视频，那上面的人与我认识的人很像，应该是一个姓万的女人，家住……
就在黄永文火速固定证据的时候，戒毒所的女所长李忠花已经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给杨世杰打电话了。杨世杰立即通过指挥中心，指令民警到阿秋所说的几个地点去，“走一走!看一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挨个儿看!”
事后，黄永文有点儿遗憾，这个消息本来应该是他先报上去的，谁知让戒毒所抢先了一步，他们太快了!等他接到杨局的电话要求固定证据的时候，他回答说：“早就固定好啦!”
杨世杰哪里顾得上黄永文遗憾，他下达命令：马上监控!24小时不间断!
一道道行动指令在9月29日18时全部落实到位，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围向了万姓女子，至30日，遵义的民警睁开千里眼、竖起顺风耳，蹲守的、监控的、跟踪的，数十名刑警全天候地注视着那个可疑身影的一举一动，连她打麻将时出什么牌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此女子叫万引娣，有前科 —— 盗窃。
得知这个信息，杨世杰恨恨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大排查的时候把有拐卖人口前科的排了个遍，怎么就没想到把有盗窃前科的也纳入视线？偷(拐)孩子也是“盗窃”嘛!这个万引娣也是，突然从“通俗唱法”改成了“摇滚”，转型转得倒快!
前文提到当年解放大西南时，留下了大批军人和干部，如今他们的后代多已成为贵州的栋梁之才，杨世杰就是其中之一。他老家在山东，他的父母不但为贵州的解放贡献了力量，也为贵州的建设扎根在这片远离家乡的热土上。所以杨世杰虽然长成了山东大汉的身板，可一开口，却是贵州腔，主食也从硬面馒头换成了糯米粉，出差时，三天不吃“老干妈”，就像山东人吃饺子不就大蒜一样难受!
高兴的情绪瞬间即逝，这可能是刑警的宿命。杨世杰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冷静的反思迅速地替代了发现“熊迹”的喜悦：一是应该早点儿并案啊!快人快语的邓俊关于并案的建议说得对啊!当初怎么就没听进去？反而一个刑侦骨干包一个案子分散了力量。下一步可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哟!二是针对万引娣五十七岁“高龄”、被打击过、具有反侦查能力等情况，务必要组建一个精干的情报班子，时时梳理分析、对症下药；三是运用自2008年以来积累的“打规模、打系列、打团伙”经验，精心经营万引娣这条线索，切不能急躁冒进、打草惊蛇。要千方百计挖出其下家，找到被拐儿童们的下落，送宝贝回家!
一路侦查员报告：万引娣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收到一笔汇款，数额五千到一万元不等，而收款的时间恰恰在娜娜、艳艳、涛涛等孩子被拐的一周之后，收款与发案的时间曲线高度吻合。
一路侦查员报告：娜娜等儿童失踪前，万引娣都会与陕西汉中某人频频联系；另外，万引娣在重庆的行踪已进一步查实，与“8·09”案时间吻合。
一路侦查员报告：万引娣虽号称是低保户，但家里却有一辆小轿车……
且慢，且慢!跟踪组一定要不惊不暴(露)地死死看住这只老狐狸，谨防她在遵义有同伙，所有参与跟踪的侦查员只要与她打过照面的一律换掉!要知道拐卖儿童犯罪的特点是跨区域、多层次、转移迅速，而且是拐、运、转、销之间单线联系，惊动一个环节，就会出现整条链子断掉的情形，要是打了下线却找不到孩子，那时候哭都来不及了!
窗台上摆放着一盆白色绢制郁金香的万引娣家静悄悄的，穿着白底蓝花睡衣的万家某成员打着哈欠，很舒服地伸了个懒腰。此时，万引娣出现在楼顶阳台上，与一个邻居闲聊了几句后，扭着屁股下了楼，回到家里，拿了个小包出了门……
一号出去了，跟上!”
让人后怕的经历
万引娣拐孩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是真的。但万引娣作案前的踩点却出奇地“训练有素”。
位置比艳艳家高一个山坡的那户人家曾经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这家张姓母子都见过万引娣!
那是2011年5月29日，时近中午，张家婆婆正在做饭，门突然开了，溜进来一个城里打扮的女人一屁股坐下就问，你儿子在家吗？
张家婆婆患有老年性白内障，模模糊糊地见那女人已是婆婆辈儿的年纪，以为是儿子的熟人，便热情地请那人吃茶。那女人边喝茶边问话，三句两句就把张家婆婆摸了个底儿掉：这里是四儿子的家，小四在遵义当“背兜儿”，把自己从务川县老家接进“城”，一边做做家务，一边照看孙子。“小四说这一段时间遵义有人偷娃儿卖，祖先缺德哟!让我把孙儿看住，莫让人家抱走喽!”
说着说着，张家婆婆发现孙子有好一会儿没露面了，心慌起来，碍于家中有客，又不便出去寻。这时，张四回来了，那女人开口便叫：“小朱!我家要装修，你给背背沙子？”
张四说：“我姓张，不姓朱!”
女人说：“你给我做过事，我记得你!”
张四说：“我从来没有给你做过事啊!”
女人说：“嗨，你忘啦？”
那天，张四与万引娣就工钱多少，讨价还价地谈了约有四十分钟，万引娣就是不肯让步。张四见谈不拢，索性坐在那里嗑瓜子，心想哪儿来的女人，怎么赖在人家里不走？最后万引娣松了口，谈定一背兜七元钱。临走时，张四向万引娣索要手机号码，万拒绝，倒把张四的手机号码要走了，却再也没跟他联系过。
张四事后告诉警察：“这女人老练得很，装熟悉、装亲热，叫我小朱，其实根本不知道我姓什么，是诈我呢!要不是我回来得早，那天被拐的就不是艳艳而是我家的娃儿了!想起来就头皮发麻……”
张家婆婆指着饭桌边的床铺说：“那天她就坐在这里，轰都轰不走!”
民警告诉她：“她是在等待作案时机!不是就在那天把艳艳拐走了吗？”民警没有告诉他们的是，刑侦技术人员在这里提取了万引娣留在茶杯上的指纹，这是个证据哩。
“这个老太婆太狡猾!”张四说，“她总是有意无意地用雨伞挡住脸，所以公安来我家让我看‘8·09’的照片时，我都认不出来她，但口音我记得住，向公安提供了。我觉得这个人不一般，她对我们这里的地形特别熟，其他城里人很少进到我们家里，她哪里是谈生意，就是想拐娃儿!公安一共叫我去他们那里六次，只要一通知，我马上就去，现在手机里还存着他们的电话号码哩!”张四的脸上洋溢着自豪。
谁说群众对公安工作不支持？张四的行动就是对这种说法最好的反驳!
就在对一号对象万引娣天罗地网般的监控中，2011年的国庆节来临了。整个专案组根本顾不上“欢度”，而是死死锁定这只玻璃瓶中的苍蝇，不，应该是电子显微镜下的病毒!此时，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捕捉到一个新的信息，陕西汉中那边又在要“货”了!
“不好!今天是晴天!”
10月3日的遵义，难得是个大晴天。阳光下，全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遵义会议会址人山人海，红军山上人头攒动，红军墓前香烟袅袅……遵义人有一个特殊习惯，他们祈求保佑平安的诉求对象不是菩萨，而是红军。红军墓前有一座三四米高的青铜雕像，一个女红军战士正在给依偎在怀里的穷孩子喂米粥，穷孩子骨瘦如柴，已经饿得站不住了，斜靠在女红军的腿上，眼巴巴地盯着女红军手里的碗；女红军的左手搂着穷孩子，右手把碗端到唇边，轻轻地吹着，显然是想把粥吹得凉一点儿，生怕烫了孩子的嘴……
这座雕像有两个与众不同之处，一个是女红军的脖子上和右手臂上系着几十条鲜红的绸带，另一个是女红军的脚和绑腿位置因为人们伸手可及，所以被抚摸得呈金黄色，闪闪发光。
雕像前的香炉里，香火正旺。这就是人心所向!
10月3日这天上午，两辆来自贵阳的警车沿着熙熙攘攘的街道，驶进了遵义市公安局的大门，车上下来的是贵州省公安厅主管刑侦的副厅长赵翔、刑侦总队总队长周全福、技侦总队总队长程筑南以及邓俊。
程筑南的出场，意味深长。
技侦，往往被简单地解释为“技术侦查”，其实在公安部的部门序列里，它被命名为——行动技术局。行动与技术，这是多么巧妙的结合。这个警种的座右铭是：“无形战线、无限忠诚、无私奉献、无名英雄”。他们是刑侦、经侦等警种的“贤内助”，闪光灯、鲜花、掌声与其无缘，可离了“贤内助”的千里眼、顺风耳、显微镜等十八般武艺，前线哪会捷报频传？细心的读者肯定会对前面介绍的郑氏兄弟被杀案的侦破感到好奇：时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的崔亚东凭啥能十三年的案子十三天侦破呢？
风筝在天上飞，地上总有一根线牵着，潜逃在外的凶手家里不是还有三个孩子没带走吗？十三年能不长大吗？长大了难道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吗？难道不生个一男半女吗？安徽的技侦不是有科技的金翅膀吗？手段一到位，剩下的就是孙悟空的名言了：“妖精哪里逃!”
同样，贵州的技侦也是能征善战的!
四十不惑的程筑南看上去只有三十出头，高挑身材，瓜子脸上戴了副眼镜。如果换上一身阴丹士林旗袍，再扎上两条长辫子，活脱脱就是从琼瑶剧里走下来的刘雪华。她和邓俊在气质上，一个是水，一个是火；水，是一汪深潭；火，是一团烈焰……
程筑南在来遵义前，多次与遵义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支队长王晶就“4·09”专案进行过商讨，此时，她已是胸有成竹。而这次同来的邓俊，心里却有点儿打鼓，既担心老杨他们压力太大，又担心再出纰漏无法向崔亚东、陈士渠交代。一进会议室，见刘小星、杨世杰两位主官表情淡定从容，心情这才“多云转晴”。
赵副厅长的表情可没多云转晴，他板着脸，觉得碍事儿似的把眼前的茶杯往旁边一推，说，此案进入了关键阶段，由省、市、分局有关单位联合指挥，这是一；从多日跟踪万引娣的情况看，没有发现她在遵义有同伙，可以肯定遵义只有她一个犯罪嫌疑人，这是二；为争取主动，主战场要转移至“中转站”陕西汉中，刑侦、技侦都要派出得力干将先期赴陕，做好基础工作，包括与陕西省公安厅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现在就走，马上就走!这是三；最后，技侦在前一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搞清楚了万引娣的“台前幕后”，下一步不但要去陕西配合刑侦工作，还得再先行一步，派一队人马去河南安阳，要干哪些事不用我布置，沿着你们摸到的网络，把人给我盯死、落地、做实!
“小邓啊，”他把眼光扫向邓俊，“每个阶段都要向部里打拐办汇报，请部里协调陕西、河南。”
邓俊刚要表态，突然有人急匆匆地进来，在刘小星耳边小声说了几句，刘小星脸一沉，说：“万引娣又到长征镇一带去了!”
杨世杰心说：“不好!今天是晴天!”
为啥子这样说呢？贵州不是年平均阴天总日数有二百二十天、而遵义有二百四十天吗？难道晴天不珍贵吗？
非也!万引娣知道下雨天“背兜儿”一般不出工而在家看孩子，所以她总是趁着晴天作案，导演阳光下的罪恶!
不用任何人示意，杨世杰和尹宜昆离席而去!
这一天，万引娣十点钟出门，乘公交车在南门关下了车，走了几步，突然向路边等候客人的载客摩托车走去，乘坐摩的一路飞奔到了忠庄长途客运汽车站。跟踪的侦查员一度以为她要去贵阳，赶紧通知预先埋伏在贵阳的战斗小分队，却不料她又步行往回返，走了七八里路，来到南门关水果市场附近。这一带正是“城中村”之所在，路边上，小巷里，有很多正在玩耍的“背兜儿”子女!难道她要下手啦？
果然!
只见她朝一对正在玩耍的小姐弟嘀咕几句，既不用搂，也不用抱，更不用拉，那两个小孩儿果真跟着她走啦!这熊家婆骗孩子的手段真是了得!
此时，杨、尹二人已经到达现场，远远地看见万引娣带着两个孩子走了一里多路，侦查员呈菱形包围圈把她包在中间，不动声色地跟着走。
怎么办？抓？还是不抓？
这时，三岁的小弟弟如有神助般地哭了起来，小姐姐也停下了脚步，哄着弟弟。万引娣见此情景，连忙闪到一边，静观其变。这正是她作案手段娴熟、为人机警狡猾的反映，难怪此前狐踪难觅呢!
孩子的哭声引起了一位环卫工人的注意，他走过来询问情况，可巧此时有一队骑摩托的巡警驰过，警灯闪闪。这时你再找万引娣……她早就抽身离开这是非之地了!
这对“背兜儿”的子女，在警察叔叔的暗中保护下，总算逃过一劫!
10月4日，天阴了，下雨了，万引娣出去打麻将了。
10月5日，天又晴了!
长途“护送”
“4·09”专案不但把遵义的警察累得半死，还把重庆的警察折腾得够戗!10月3日，朱林一行开车赴陕，路过重庆时，特地跟他们打个了招呼，说接下来可能还要麻烦你们。重庆的同行说：没啥子，全国公安是一家!
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故事越往后，重庆警方“全国公安一盘棋”的好作风就越显得突出。
10月5日这一天，万引娣早早地起来，换了一身行头，上穿深灰色条纹翻领衬衣，外加一件白色黑扣粗毛线外套，下着墨绿色轧花九分裤，脚蹬白底黑面跑步鞋，手提仿制古驰包，显得十分干练。看来她是不把孩子拐到手，绝不下“战场”啊!
这回她换了个作案地点，来到了汇川区的高桥一带，就在当地派出所附近，就在众人眼皮子底下，她弯腰低头跟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儿嘀咕了两句“我带你去找妈妈”之类的话，就把这名叫涵涵的孩子搞到了手!
怎么办？
杨世杰果断决定：“跟上她，打她的下家!”
万引娣拉着孩子一路飞奔，上了一辆摩的，带着涵涵就到了长途汽车站。她把涵涵寄放在一家餐馆里，一溜烟跑到售票处，买了一张去重庆的票，又回到餐馆，任涵涵自己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而她只是在远处盯着他。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眼看差一分钟就要开车了，万引娣这才拉着涵涵跑向站内，而且不走入口，而是从出口进站。侦查员跟着她刚刚上去，汽车就开动了!
这辆车牌为贵字头长途车的上上下下、前后左右，自有若干神兵“护送”，彼行我行，彼停我停。
车到重庆，万引娣这才放松些，殊不知，重庆警方已经接到遵义警方请求配合的信息，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陈迅立即派樊劲松、张胜率部全力协助。
毫无察觉的万引娣“荣幸”地受到重庆警方的“关照”，她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去陕西安康的卧铺火车票后，就开始不停地到处乱转。这一招看似平常，其实暗藏玄机。她不在一处长时间停留，正是为了不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可是她哪里知道，自己的身后有多辆摩托车、渝字头地方牌照的汽车、出租车组成的“豪华车阵”交替相随，哪怕是她多次改变路线、更换衣服，也没有一秒钟脱离黔渝警方的视线。是夜23时59分，自以为得计的万引娣拉着昏昏欲睡的涵涵登上了去陕西安康的火车。
万引娣买一张票容易，众多侦查员的票可就难办了。樊劲松、张胜又协调重庆铁路公安处，安排遵义警方二十余人上了车，并让部分警察化装成铁路职工，以便监控万引娣，更重要的是保护涵涵的安全。
火车一动，万引娣彻底放松了，她仰面朝天呼呼大睡，那孩子则像小狗一样蜷缩在她脚边。她睡了，侦查员可不能睡，他们堵在车厢的两头，整整站了一夜(当然，女刑警是被照顾的，她们可以坐着睡一会儿)。
10月6日早晨，车到安康，万引娣下了车，又买了去汉中城固县的铁路支线火车票。技侦获取的情报真是准确，这女人在城固县的同伙就要露头了!
鱼还在，但你是吃不成了
说起来，万引娣的同伙陈文俊真是辜负了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自公元前312年秦惠王首置汉中郡以来，已有两千三百年的历史，汉王刘邦以汉中为发祥地，成就了汉室天下四百多年的基业，汉人、汉朝、汉语、汉族等称谓一脉相承至今。陈文俊所在的城固县，正是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的故里，咱们吃的葡萄、石榴、胡桃，就是人家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还有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成语，也是出自城固唐公房举家白日升天的民间传说，至今仍有村名为“升仙”。
家住升仙村的陈文俊白白活了六十一年!先是结伙“放飞鸽(诈婚)”，骗农村穷光棍的钱，被判过刑；如今不思悔改，又与万引娣勾结起来，把遵义“背兜儿”的娃儿拐来，倒手往河南卖。
经过千里急行军，朱林率刑侦、技侦一彪人马已经在城固架好了“网”，杨世杰、邓俊等也于10月5日先期抵达，与陕西省公安厅刑侦局孙涛科长、副处级侦查员宋文合及汉中、城固两级公安机关做好了前期工作，就差好戏开锣。
毕竟是五十七岁的人了，上车后万引娣又沉沉睡去，涵涵自己在车厢过道里跑来跑去找小朋友玩，很快他就和一个小姐姐玩起了溜溜球，两个孩子不时发出笑声。这个硬座车厢里的人不多，除了万引娣等几个乘客，其他的全都是跟踪的侦查员，有二十多双眼睛在盯着她的一举一动。侦查员们很自然地分散在万的周围，有的装作复习功课的学生，有的装作窃窃私语的情侣，有的装作清点账目的行商，有的装作外出旅游的背包客，即便是趴着装睡觉的，也悄悄地眯着眼睛，瞄着涵涵。
出发前尹宜昆命令：一律讲普通话，不准露一句遵义腔!
把守在车厢两头的是尹宜昆和遵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维勇。尹宜昆到餐车上与列车长沟通情况后，回到车厢，他收起锐利的眼神，“歪”在座位上，像一只随时准备出击的老猫；打扮得像个中学体育教员的李维勇则不时地挺直腰板、伸长脖子，把整个车厢的情况尽收眼底。作为指挥官，他俩生怕途中出任何差池与意外，惊了万引娣，那样会前功尽弃；丢了小涵涵，更会成为“罪人”!有几次，涵涵咯咯笑着从李维勇身边跑过，他真想一把抱住搂在怀里。天可怜见的，这么小，就被熊家婆拐到千里之外，可孩子自己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在即。万引娣临时给他改名叫丁丁，一叫，他竟然也爽快地答应了!
触到心灵柔软之处，李维勇的眼角不禁湿润，但窗外一掠而过的景象让他焦急起来。天啊，城固站就要到了，可万引娣还在睡觉，万一她误了下车，岂不要节外生枝？
十万火急中，他闪到过道上，模仿列车员喊了一嗓子：“城固就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啦!”
万引娣惊醒了，发现孩子不在身边，疯了一样四处寻找，大喊：“丁丁!丁丁!”孩子应声跑了过来，万引娣一把将他拉住，提起行李，匆匆下车。
从万引娣东张西望的肢体语言分析，她是第一次到城固。遵义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支队长王晶对邓俊说：“你看，这回她可要‘寿终正寝’了!”
此话有两层意思。
与香港著名导演王晶同名的王晶，是这个专案组里年龄仅次于杨世杰的老警官了，那个王晶名扬四海，这个王晶默默无闻。此人曾是我军某军校的教员，善学能思。他手下有二十余名干将，此役抽出六名骨干配合刑侦办案，等于动用了四分之一人马，这简直相当于给了万引娣“VIP(贵宾)”级待遇啊!她能不“寿终正寝”？另一层意思是，情报显示，过去拐了孩子都是万、陈二人在重庆交接，或陈到遵义“取货”，然后，陈将孩子带到城固，再中转至河南等地；而这次陈称有事无法前往重庆，叫万将孩子“特快专递”送抵城固。这是熊家婆第一次出远门，殊不知身后跟了一支影子部队，她能不“寿终正寝”吗？难怪邓俊听了王晶的话后，也感叹了一句：“这回她做坏事算是做到头喽!”
也许是太阳晒得舒服，也许是闻到了金钱的味儿，万引娣表情轻松地打了一通电话后，扭着屁股到菜市场买了一条两斤半重的大白鲢，左手提着，鱼尾几乎耷拉到地，右手上除了仿制古驰，又多了一个印有“祝君平安”的红色大提袋。涵涵乖乖地跟着她，像孙子跟着奶奶。走到一处立着“行李存放”牌子的小店门口，万引娣站住脚，似乎是在等什么人。不一会儿，一个理着“饭碗头”、穿蓝底灰格上衣、藏青色裤子的老妇走向她，二人眼神一对，双双露出笑意。看来，那条鲢鱼和红色提袋是接头暗号。
万引娣把鲢鱼递给“饭碗头”，“饭碗头”也没客气就接了过来，接着，打量了一下涵涵，顿时笑得脸上的褶子挤成一堆。她二人兴致勃勃地边说边走，涵涵紧紧地跟在万引娣的身边。时近中午，汉中大地上阳光灿烂，贵、陕两地的熊家婆“胜利会师”，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走，她们身后，打扮成形形色色路人的侦查员呈扇形交替跟踪，李维勇离她最近时还不足两米!
路过一个高大得如同集装箱的垃圾箱旁时，李维勇老练地退出跟踪，闪到垃圾箱后，另一个侦查员马上替补上去。这时，尹宜昆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与李维勇耳语了几句，二人便又远远地跟着两妇人。再远一点儿的地方，有一辆载有监控设备的黑色汽车缓缓跟着。
情况有变!原来，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突然失去了陈文俊的信号。他上哪儿去了？是不是有所察觉？会不会逃跑了？在这种情况下，抓不抓万引娣和“饭碗头”呢？
杨世杰和邓俊一商量，决定即便是陈文俊“惊”了，也要把那两妇人抓到手。经查，“饭碗头”正是陈文俊的老婆李俊丽!
王晶支持这个决定，宽慰杨、邓：陈不会脱逃，他的一时“失踪”，很可能是地形复杂造成的。果然不一会儿，有侦查员报告，陈文俊正向万、李二人方向移动!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万、李二人走到一处僻静街区之时，一辆小汽车“刷”地开到她俩前面挡住去路。一个女侦查员嗖地一下抱开涵涵，紧接着四个警察从左右两侧把万引娣和李俊丽塞进汽车里，这一切只用了四五秒钟。这一套抓捕“组合拳”打得太漂亮了!
尹宜昆把警官证亮出来给万引娣看了一眼，万引娣满脸惊恐，傻眼啦!她半张着嘴，一动不动地任凭一个戴眼镜、梳马尾辫的女警摘下她的金项链——这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残。
几乎就在万、李二人落网的同一时刻，陈文俊以及他的另一个女搭档陈忠秀也被塞到了警车里。陈文俊蹲大狱蹲出了经验，比三个“熊家婆”表现得“坚强”，“额(我)啥也没干，你们过24小时就得放了额!额懂法!”
放？想回家让老婆给你做那条鱼？对不起，鱼还在，但你是吃不成了!(事后李维勇想起那条鱼，但鱼已经臭了。)
“4·09”专案不但把遵义的警察累得半死，还把重庆的警察折腾得够戗!10月3日，朱林一行开车赴陕，路过重庆时，特地跟他们打个了招呼，说接下来可能还要麻烦你们。重庆的同行说：没啥子，全国公安是一家!
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故事越往后，重庆警方“全国公安一盘棋”的好作风就越显得突出。
10月5日这一天，万引娣早早地起来，换了一身行头，上穿深灰色条纹翻领衬衣，外加一件白色黑扣粗毛线外套，下着墨绿色轧花九分裤，脚蹬白底黑面跑步鞋，手提仿制古驰包，显得十分干练。看来她是不把孩子拐到手，绝不下“战场”啊!
这回她换了个作案地点，来到了汇川区的高桥一带，就在当地派出所附近，就在众人眼皮子底下，她弯腰低头跟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儿嘀咕了两句“我带你去找妈妈”之类的话，就把这名叫涵涵的孩子搞到了手!
怎么办？
杨世杰果断决定：“跟上她，打她的下家!”
万引娣拉着孩子一路飞奔，上了一辆摩的，带着涵涵就到了长途汽车站。她把涵涵寄放在一家餐馆里，一溜烟跑到售票处，买了一张去重庆的票，又回到餐馆，任涵涵自己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而她只是在远处盯着他。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眼看差一分钟就要开车了，万引娣这才拉着涵涵跑向站内，而且不走入口，而是从出口进站。侦查员跟着她刚刚上去，汽车就开动了!
这辆车牌为贵字头长途车的上上下下、前后左右，自有若干神兵“护送”，彼行我行，彼停我停。
车到重庆，万引娣这才放松些，殊不知，重庆警方已经接到遵义警方请求配合的信息，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陈迅立即派樊劲松、张胜率部全力协助。
毫无察觉的万引娣“荣幸”地受到重庆警方的“关照”，她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去陕西安康的卧铺火车票后，就开始不停地到处乱转。这一招看似平常，其实暗藏玄机。她不在一处长时间停留，正是为了不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可是她哪里知道，自己的身后有多辆摩托车、渝字头地方牌照的汽车、出租车组成的“豪华车阵”交替相随，哪怕是她多次改变路线、更换衣服，也没有一秒钟脱离黔渝警方的视线。是夜23时59分，自以为得计的万引娣拉着昏昏欲睡的涵涵登上了去陕西安康的火车。
万引娣买一张票容易，众多侦查员的票可就难办了。樊劲松、张胜又协调重庆铁路公安处，安排遵义警方二十余人上了车，并让部分警察化装成铁路职工，以便监控万引娣，更重要的是保护涵涵的安全。
火车一动，万引娣彻底放松了，她仰面朝天呼呼大睡，那孩子则像小狗一样蜷缩在她脚边。她睡了，侦查员可不能睡，他们堵在车厢的两头，整整站了一夜(当然，女刑警是被照顾的，她们可以坐着睡一会儿)。
10月6日早晨，车到安康，万引娣下了车，又买了去汉中城固县的铁路支线火车票。技侦获取的情报真是准确，这女人在城固县的同伙就要露头了!
鱼还在，但你是吃不成了
说起来，万引娣的同伙陈文俊真是辜负了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自公元前312年秦惠王首置汉中郡以来，已有两千三百年的历史，汉王刘邦以汉中为发祥地，成就了汉室天下四百多年的基业，汉人、汉朝、汉语、汉族等称谓一脉相承至今。陈文俊所在的城固县，正是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的故里，咱们吃的葡萄、石榴、胡桃，就是人家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还有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成语，也是出自城固唐公房举家白日升天的民间传说，至今仍有村名为“升仙”。
家住升仙村的陈文俊白白活了六十一年!先是结伙“放飞鸽(诈婚)”，骗农村穷光棍的钱，被判过刑；如今不思悔改，又与万引娣勾结起来，把遵义“背兜儿”的娃儿拐来，倒手往河南卖。
经过千里急行军，朱林率刑侦、技侦一彪人马已经在城固架好了“网”，杨世杰、邓俊等也于10月5日先期抵达，与陕西省公安厅刑侦局孙涛科长、副处级侦查员宋文合及汉中、城固两级公安机关做好了前期工作，就差好戏开锣。
毕竟是五十七岁的人了，上车后万引娣又沉沉睡去，涵涵自己在车厢过道里跑来跑去找小朋友玩，很快他就和一个小姐姐玩起了溜溜球，两个孩子不时发出笑声。这个硬座车厢里的人不多，除了万引娣等几个乘客，其他的全都是跟踪的侦查员，有二十多双眼睛在盯着她的一举一动。侦查员们很自然地分散在万的周围，有的装作复习功课的学生，有的装作窃窃私语的情侣，有的装作清点账目的行商，有的装作外出旅游的背包客，即便是趴着装睡觉的，也悄悄地眯着眼睛，瞄着涵涵。
出发前尹宜昆命令：一律讲普通话，不准露一句遵义腔!
把守在车厢两头的是尹宜昆和遵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维勇。尹宜昆到餐车上与列车长沟通情况后，回到车厢，他收起锐利的眼神，“歪”在座位上，像一只随时准备出击的老猫；打扮得像个中学体育教员的李维勇则不时地挺直腰板、伸长脖子，把整个车厢的情况尽收眼底。作为指挥官，他俩生怕途中出任何差池与意外，惊了万引娣，那样会前功尽弃；丢了小涵涵，更会成为“罪人”!有几次，涵涵咯咯笑着从李维勇身边跑过，他真想一把抱住搂在怀里。天可怜见的，这么小，就被熊家婆拐到千里之外，可孩子自己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在即。万引娣临时给他改名叫丁丁，一叫，他竟然也爽快地答应了!
触到心灵柔软之处，李维勇的眼角不禁湿润，但窗外一掠而过的景象让他焦急起来。天啊，城固站就要到了，可万引娣还在睡觉，万一她误了下车，岂不要节外生枝？
十万火急中，他闪到过道上，模仿列车员喊了一嗓子：“城固就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啦!”
万引娣惊醒了，发现孩子不在身边，疯了一样四处寻找，大喊：“丁丁!丁丁!”孩子应声跑了过来，万引娣一把将他拉住，提起行李，匆匆下车。
从万引娣东张西望的肢体语言分析，她是第一次到城固。遵义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支队长王晶对邓俊说：“你看，这回她可要‘寿终正寝’了!”
此话有两层意思。
与香港著名导演王晶同名的王晶，是这个专案组里年龄仅次于杨世杰的老警官了，那个王晶名扬四海，这个王晶默默无闻。此人曾是我军某军校的教员，善学能思。他手下有二十余名干将，此役抽出六名骨干配合刑侦办案，等于动用了四分之一人马，这简直相当于给了万引娣“VIP(贵宾)”级待遇啊!她能不“寿终正寝”？另一层意思是，情报显示，过去拐了孩子都是万、陈二人在重庆交接，或陈到遵义“取货”，然后，陈将孩子带到城固，再中转至河南等地；而这次陈称有事无法前往重庆，叫万将孩子“特快专递”送抵城固。这是熊家婆第一次出远门，殊不知身后跟了一支影子部队，她能不“寿终正寝”吗？难怪邓俊听了王晶的话后，也感叹了一句：“这回她做坏事算是做到头喽!”
也许是太阳晒得舒服，也许是闻到了金钱的味儿，万引娣表情轻松地打了一通电话后，扭着屁股到菜市场买了一条两斤半重的大白鲢，左手提着，鱼尾几乎耷拉到地，右手上除了仿制古驰，又多了一个印有“祝君平安”的红色大提袋。涵涵乖乖地跟着她，像孙子跟着奶奶。走到一处立着“行李存放”牌子的小店门口，万引娣站住脚，似乎是在等什么人。不一会儿，一个理着“饭碗头”、穿蓝底灰格上衣、藏青色裤子的老妇走向她，二人眼神一对，双双露出笑意。看来，那条鲢鱼和红色提袋是接头暗号。
万引娣把鲢鱼递给“饭碗头”，“饭碗头”也没客气就接了过来，接着，打量了一下涵涵，顿时笑得脸上的褶子挤成一堆。她二人兴致勃勃地边说边走，涵涵紧紧地跟在万引娣的身边。时近中午，汉中大地上阳光灿烂，贵、陕两地的熊家婆“胜利会师”，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走，她们身后，打扮成形形色色路人的侦查员呈扇形交替跟踪，李维勇离她最近时还不足两米!
路过一个高大得如同集装箱的垃圾箱旁时，李维勇老练地退出跟踪，闪到垃圾箱后，另一个侦查员马上替补上去。这时，尹宜昆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与李维勇耳语了几句，二人便又远远地跟着两妇人。再远一点儿的地方，有一辆载有监控设备的黑色汽车缓缓跟着。
情况有变!原来，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突然失去了陈文俊的信号。他上哪儿去了？是不是有所察觉？会不会逃跑了？在这种情况下，抓不抓万引娣和“饭碗头”呢？
杨世杰和邓俊一商量，决定即便是陈文俊“惊”了，也要把那两妇人抓到手。经查，“饭碗头”正是陈文俊的老婆李俊丽!
王晶支持这个决定，宽慰杨、邓：陈不会脱逃，他的一时“失踪”，很可能是地形复杂造成的。果然不一会儿，有侦查员报告，陈文俊正向万、李二人方向移动!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万、李二人走到一处僻静街区之时，一辆小汽车“刷”地开到她俩前面挡住去路。一个女侦查员嗖地一下抱开涵涵，紧接着四个警察从左右两侧把万引娣和李俊丽塞进汽车里，这一切只用了四五秒钟。这一套抓捕“组合拳”打得太漂亮了!
尹宜昆把警官证亮出来给万引娣看了一眼，万引娣满脸惊恐，傻眼啦!她半张着嘴，一动不动地任凭一个戴眼镜、梳马尾辫的女警摘下她的金项链——这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残。
几乎就在万、李二人落网的同一时刻，陈文俊以及他的另一个女搭档陈忠秀也被塞到了警车里。陈文俊蹲大狱蹲出了经验，比三个“熊家婆”表现得“坚强”，“额(我)啥也没干，你们过24小时就得放了额!额懂法!”
放？想回家让老婆给你做那条鱼？对不起，鱼还在，但你是吃不成了!(事后李维勇想起那条鱼，但鱼已经臭了。)
精英会聚
遵义专案组这帮人，算是把城固县刑警队“占领”了，整得人家都没地方办公了。风声传到杨世杰耳朵里，忙对陕西省公安厅派来支持工作的孙、宋二人说：“兄弟，走的时候一定请你们吃饭!”
孙涛说：“做甚？找娃要紧!”
孩子们的最终下落，就在二陈一李的嘴里!
孩子们的被拐过程，就在万引娣的嘴里!
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讯问，撬不开这几张嘴，一切都是白搭!杨世杰开始调集人马。
女警江继赟是10月6日下午5时30分接到集结令的，要求她两个小时后到遵义市公安局门口集合，要出差。而当时她正在习水与赤水之间。
国庆长假嘛，正好与中学时的同学约到一起出来玩，此刻的小江打扮得如同偶像剧里的女白领一样，在一群同学中间显得格外青春靓丽!
江继赟是个2003年参警的“80后”，警校生。警龄虽不长，但从事过刑侦、防暴、巡警等多个警种的工作，其中有五年是在老城派出所当片儿警，管片人口多达11000人!这番历练成就了她干练、勇猛却又细腻的工作作风。2010年初，通过竞聘她当上了新华路派出所的副所长。
跟小江一起去赤水旅游的同学多是男生，有干部、有商人、有军人，一听说她有紧急任务，忙停车商议对策，十几个人一致决定：出习水，过官渡，走江津，奔重庆，在江北火车站与大部队会合!
旅游变成了“奔袭”，一路上山路弯弯，车转如盘，把小江甩得呕吐了三次!到了重庆江北火车站，嘿!比大部队来得还早。男生们又忙着给她买了洗漱用品和一身合体的运动服，小江一再道谢，男生们说：“我们要谢谢你，这么多年来，这是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国庆节!”
所谓大部队，是来自遵义市公安局辖区红花岗、汇川、绥阳、桐梓及遵义县等区县分局的预审精英，他们互不相识，见了面大眼儿瞪小眼儿地没话说，只是默默地跟着前来接应的重庆警官从“绿色通道”进站，上了通勤车厢。通勤车厢是供列车乘务人员休息之地，无水无餐，而这些预审精英中多数是接到电话就出发的，根本就没吃晚饭，于是饿到安康，下了火车又钻进一辆中巴直奔城固，连买点儿饼干的时间都没有!
中巴的核定乘员是十六人，可小江他们有二十四个人，这明摆着是超载违章啊!于是一见有交警，司机就用陕西话喊：“蹲哈(下)!”精英们立马作匍匐状。一路提心吊胆地到达城固，刚好是10月7日中午12点，却不开饭，而是开会!开到下午2点，一切工作安排就绪，这才到一家餐馆吃火锅。这哪里是吃饭啊，简直是吃“锅”!精英们把桌上所有东西都倒进锅里，等不到开锅就吃，直吃得风卷残云、盘光碗净，第二天不少人脸上起了“青春大包”。
点名的时候，小江发现原定有二十五人，实到的却是二十四人，还有一名精英哪儿去了呢？
这名精英叫盛霞，“70后”，警校生，1997年从警后经历复杂，内勤外勤干了个遍，甚至从事过装备财务工作，但最出色的是禁毒，她所在的派出所因禁毒工作出色，曾一次缴获过二百克海洛因，享有“第二禁毒大队”之美誉。10月6日那天她刚回到湄潭乡下老家看望父母和孩子，电话来时，盛霞正在炒余秋辣椒。所谓“余秋辣椒”，是指秋天最后一茬辣椒，也就是北方农村所说的“拉秧”，是盛霞的爸爸种的。
盛霞的儿子鑫鑫五岁了，听见妈妈的手机响，一溜小跑把手机拿到盛霞跟前。她一看是公安内部的专用号码，忙丢下锅铲接听，对方问：“是不是盛霞？”
她答：“是!请问……”
对方打断她的问话：“尹局找你!”
盛霞心头一惊：肯定是大案!
对方一讲话却是朱林的声音，朱林说：“马上出差，下午7点30分在市局门口集合，目的地陕西城固!”
盛霞没问到底是什么事，也没问万一赶不到怎么办，更没问可否换一个人，收起手机就赶忙收拾行装。鑫鑫看出妈妈要走，就抱住盛霞的腿，“我要去，我要去!”盛霞正急着去找堂弟，让他开摩托送自己到县城去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去遵义，要知道从家里到县城就有十八公里路呢!见孩子纠缠不休，她连连说：“快让开，快让开!”
盛霞离了婚，因孩子的爸爸是几代单传，盛霞理解鑫鑫爸爸和爷爷奶奶的心情，让孩子跟了爸爸。鑫鑫平时住在爸爸家，盛霞从遵义回湄潭时外公才把他接回来，见面后由盛霞送到他爸爸家，这是二人离婚时约定好的。母子俩上次见面是五一劳动节，这次国庆节又连续值勤，6号上午盛霞刚刚回来，母子才团聚不到十个小时。
摩托车的马达轰轰地响着，盛霞想跟孩子告别，却怎么也找不到孩子，最后是外婆在屋角找到了鑫鑫，牵着他的手带到盛霞跟前。
“儿子，哭没哭？”盛霞问。
“没哭，你走了我才哭。”孩子答。
“妈妈要去抓坏人。”盛霞说。
“妈妈，你是怎么抓坏人呢？是用枪还是用棒子？但是我知道妈妈是坐车去的!”
“你赶快走吧，公家的事要紧!”盛霞的父亲说，“我把他送到他爸爸那里去。”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在田地里劳作了一辈子，为人耿直，深明大义。
盛霞眼眶湿润。她舍不得孩子，但是她更清楚，她此去是为了解救别人的孩子。她给鑫鑫喂奶喂了十一个月，她知道孩子在妈妈心里的地位……”
我是老狐狸，你是好猎手
如果说江继赟是群英护送，那么盛霞就是单刀赴会。她摩托车、公交车、火车、出租车不间断换乘地昼夜兼程，于10月7日晚8时抵达城固，马上参加了对李俊丽的讯问。而这时，黄永文已经在河南安阳对人贩子崔双生讯问多时了。
崔双生，六十三岁，江湖人称“老崔”，河南林州人，有前科。这一线索的出现，缘于王晶他们的照妖镜早就锁定他是万、陈二人在河南安阳的重要同伙!弯弓将一支响箭射向安阳，正是杨世杰遵义、汉中城固、安阳三个“战场”梯次开战的战略之一。如今遵义战役正在收尾，汉中战役初战告捷，安阳战役的打响就势在必行了。
尹宜昆设在城固刑警队的指挥部，随时把握着黔、陕、豫三地的进程，会议桌上便携式传真机、打印机一应俱全，四台笔记本电脑日夜开启，联系着贵阳、遵义、重庆、西安、汉中、郑州、安阳、林州……如此现代化的指挥系统，把因办公室被“霸占”而到处“流浪”的城固刑警羡慕得不得了：“料咂咧(太棒啦)!”
好比一个棋局，黄永文就是杨世杰、尹宜昆二人棋盘上一枚机动性极强的“车”。9月30日，他奉派赴贵阳设伏，以防止万引娣于国庆节期间往贵阳方向作案；10月4日，他又率部奔袭一千七百公里前往河南安阳展开工作，搜捕经王晶用“顺风耳”侦查到的万、陈在该地的重要同伙；10月5日黄永文跋山涉水之际，遵义的“黄雀”尚跟着“螳螂”暗暗移动，到10月6日杨世杰率部收网捞起万等一网“大鱼”时，黄永文在安阳已站稳脚跟，河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则部署安阳警方的刑侦、技侦力量进入“战壕”。
抓捕老崔的行动，是在10月7日凌晨2时进行的，这时预审精英们正在赶路，杨哥正扶着装病的万引娣到医院看急诊……
门，紧锁着。黄永文心想，难道崔双生没有回家？难道情报搞得不准确？他不甘心，又伏在门板上仔细地听，忽然听到里面有呼吸声，分明老崔人就在里头!他又观察了一下窗户，发现窗户是虚掩着的，原来老崔是从窗户跳进家上床睡觉的，这小子真狡猾!这时村头的狗又在狂叫，提醒村里人：“有外人进来了!”
一个猫儿般轻盈的蹿跳，黄永文进了屋，他摸到灯绳，拉亮电灯——老崔正咂吧着嘴，还在梦里数钱呢!
睁眼一看，满屋警察，老崔彻底醒了，却满脸堆笑地问：“找俺啥事咧？”
“你叫什么名字？”有人问。
“俺？俺、俺叫崔双生。”
此后警察们一直沉默着，沉默着把他铐上，沉默着把他押上警车，沉默着守候一路，沉默着把他推进林州市公安局的讯问室。
沉默是山，千钧压顶；沉默是海，深不见底!
崔双生乱了阵脚，这帮兄弟们眼生得很，特别是领头的那个，虽然长了张娃娃脸，眼神却十分锐利。
黄永文劈头就是一句：“孩子在什么地方？”
崔双生如五雷轰顶般怔了十秒钟，说：“那孩子是没人要的，送过来的。”
黄永文问：“谁送来的？”
崔双生答：“老陈，陈文俊，陕西的，说小孩儿是亲戚的，父母离婚，养不了，老陈是孩子他大伯，送过来让我给找个人家。”
黄永文问：“既是大伯，他知道那孩子的出生日期是几月几号？”
崔双生又怔住了，滴答、滴答，又是十几秒过去，他嗫嚅道：“拐来的……”
黄永文问：“什么时间？”
崔想了想说：“今年9月份吧。”
黄永文瞬间意识到他说的是“9·12”案的奥奥，于是迅速固定证据，派员与安阳警方共同前往奥奥养父母家解救。上次查明万引娣身份时，让戒毒所“抢”了风头，这回，嘿嘿……奥奥可以算是“4·09”专案解救的第一娃!
打拐警察称拐出地为一拐，中转地为二拐，拐入地为三拐，民警解救的孩子中有的最多时被拐了八拐!如此说来，“4·09”专案中，万引娣是一拐——她又姓万，与英文中数字“1”的读音相同，真是个名符其实的“拐子万”——陈文俊等人是二拐，崔双生等人是三拐。陈把崔的要“货”信息转告给万，万实施拐骗后，把被拐儿童交给陈，经陈等中转至崔的手中。崔等将孩子贩出后，将所获“利润”按比例给陈，陈再按比例分给万。循环往复，财源滚滚。这，就是“产、运、销”一条龙，而“商品”就是遵义的娃娃!
此刻，万引娣等人的口供对其罪行的认定至关重要。
黄永文在安阳攻城拔寨时，汉中城固战场还是一片死寂。这帮以有前科的老年人为主体的人贩子，男的耍赖，女的撒泼，个个老奸巨猾!就拿陈医生，可医生说离不开，杨哥几人只得带她去看急诊，心电图、血糖、血压、血相查了个遍，医生说啥病也没有!
江继赟刚与万引娣接触时，万引娣根本没有把这个小丫头放在眼里，冷笑道：“你不用问我，反正这事最后是枪毙，我是不会讲的，我要带进棺材!”
小江来了个门神里卷灶王爷——话(画)里有话(画)：“你想死？没那么容易，不是我让你死你就死的，得法院判!到时候哪个都要到你的坟头骂你几句!”
遵义专案组这帮人，算是把城固县刑警队“占领”了，整得人家都没地方办公了。风声传到杨世杰耳朵里，忙对陕西省公安厅派来支持工作的孙、宋二人说：“兄弟，走的时候一定请你们吃饭!”
孙涛说：“做甚？找娃要紧!”
孩子们的最终下落，就在二陈一李的嘴里!
孩子们的被拐过程，就在万引娣的嘴里!
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讯问，撬不开这几张嘴，一切都是白搭!杨世杰开始调集人马。
女警江继赟是10月6日下午5时30分接到集结令的，要求她两个小时后到遵义市公安局门口集合，要出差。而当时她正在习水与赤水之间。
国庆长假嘛，正好与中学时的同学约到一起出来玩，此刻的小江打扮得如同偶像剧里的女白领一样，在一群同学中间显得格外青春靓丽!
江继赟是个2003年参警的“80后”，警校生。警龄虽不长，但从事过刑侦、防暴、巡警等多个警种的工作，其中有五年是在老城派出所当片儿警，管片人口多达11000人!这番历练成就了她干练、勇猛却又细腻的工作作风。2010年初，通过竞聘她当上了新华路派出所的副所长。
跟小江一起去赤水旅游的同学多是男生，有干部、有商人、有军人，一听说她有紧急任务，忙停车商议对策，十几个人一致决定：出习水，过官渡，走江津，奔重庆，在江北火车站与大部队会合!
旅游变成了“奔袭”，一路上山路弯弯，车转如盘，把小江甩得呕吐了三次!到了重庆江北火车站，嘿!比大部队来得还早。男生们又忙着给她买了洗漱用品和一身合体的运动服，小江一再道谢，男生们说：“我们要谢谢你，这么多年来，这是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国庆节!”
所谓大部队，是来自遵义市公安局辖区红花岗、汇川、绥阳、桐梓及遵义县等区县分局的预审精英，他们互不相识，见了面大眼儿瞪小眼儿地没话说，只是默默地跟着前来接应的重庆警官从“绿色通道”进站，上了通勤车厢。通勤车厢是供列车乘务人员休息之地，无水无餐，而这些预审精英中多数是接到电话就出发的，根本就没吃晚饭，于是饿到安康，下了火车又钻进一辆中巴直奔城固，连买点儿饼干的时间都没有!
中巴的核定乘员是十六人，可小江他们有二十四个人，这明摆着是超载违章啊!于是一见有交警，司机就用陕西话喊：“蹲哈(下)!”精英们立马作匍匐状。一路提心吊胆地到达城固，刚好是10月7日中午12点，却不开饭，而是开会!开到下午2点，一切工作安排就绪，这才到一家餐馆吃火锅。这哪里是吃饭啊，简直是吃“锅”!精英们把桌上所有东西都倒进锅里，等不到开锅就吃，直吃得风卷残云、盘光碗净，第二天不少人脸上起了“青春大包”。
点名的时候，小江发现原定有二十五人，实到的却是二十四人，还有一名精英哪儿去了呢？
这名精英叫盛霞，“70后”，警校生，1997年从警后经历复杂，内勤外勤干了个遍，甚至从事过装备财务工作，但最出色的是禁毒，她所在的派出所因禁毒工作出色，曾一次缴获过二百克海洛因，享有“第二禁毒大队”之美誉。10月6日那天她刚回到湄潭乡下老家看望父母和孩子，电话来时，盛霞正在炒余秋辣椒。所谓“余秋辣椒”，是指秋天最后一茬辣椒，也就是北方农村所说的“拉秧”，是盛霞的爸爸种的。
盛霞的儿子鑫鑫五岁了，听见妈妈的手机响，一溜小跑把手机拿到盛霞跟前。她一看是公安内部的专用号码，忙丢下锅铲接听，对方问：“是不是盛霞？”
她答：“是!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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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霞心头一惊：肯定是大案!
对方一讲话却是朱林的声音，朱林说：“马上出差，下午7点30分在市局门口集合，目的地陕西城固!”
盛霞没问到底是什么事，也没问万一赶不到怎么办，更没问可否换一个人，收起手机就赶忙收拾行装。鑫鑫看出妈妈要走，就抱住盛霞的腿，“我要去，我要去!”盛霞正急着去找堂弟，让他开摩托送自己到县城去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去遵义，要知道从家里到县城就有十八公里路呢!见孩子纠缠不休，她连连说：“快让开，快让开!”
盛霞离了婚，因孩子的爸爸是几代单传，盛霞理解鑫鑫爸爸和爷爷奶奶的心情，让孩子跟了爸爸。鑫鑫平时住在爸爸家，盛霞从遵义回湄潭时外公才把他接回来，见面后由盛霞送到他爸爸家，这是二人离婚时约定好的。母子俩上次见面是五一劳动节，这次国庆节又连续值勤，6号上午盛霞刚刚回来，母子才团聚不到十个小时。
摩托车的马达轰轰地响着，盛霞想跟孩子告别，却怎么也找不到孩子，最后是外婆在屋角找到了鑫鑫，牵着他的手带到盛霞跟前。
“儿子，哭没哭？”盛霞问。
“没哭，你走了我才哭。”孩子答。
“妈妈要去抓坏人。”盛霞说。
“妈妈，你是怎么抓坏人呢？是用枪还是用棒子？但是我知道妈妈是坐车去的!”
“你赶快走吧，公家的事要紧!”盛霞的父亲说，“我把他送到他爸爸那里去。”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在田地里劳作了一辈子，为人耿直，深明大义。
盛霞眼眶湿润。她舍不得孩子，但是她更清楚，她此去是为了解救别人的孩子。她给鑫鑫喂奶喂了十一个月，她知道孩子在妈妈心里的地位……”
我是老狐狸，你是好猎手
如果说江继赟是群英护送，那么盛霞就是单刀赴会。她摩托车、公交车、火车、出租车不间断换乘地昼夜兼程，于10月7日晚8时抵达城固，马上参加了对李俊丽的讯问。而这时，黄永文已经在河南安阳对人贩子崔双生讯问多时了。
崔双生，六十三岁，江湖人称“老崔”，河南林州人，有前科。这一线索的出现，缘于王晶他们的照妖镜早就锁定他是万、陈二人在河南安阳的重要同伙!弯弓将一支响箭射向安阳，正是杨世杰遵义、汉中城固、安阳三个“战场”梯次开战的战略之一。如今遵义战役正在收尾，汉中战役初战告捷，安阳战役的打响就势在必行了。
尹宜昆设在城固刑警队的指挥部，随时把握着黔、陕、豫三地的进程，会议桌上便携式传真机、打印机一应俱全，四台笔记本电脑日夜开启，联系着贵阳、遵义、重庆、西安、汉中、郑州、安阳、林州……如此现代化的指挥系统，把因办公室被“霸占”而到处“流浪”的城固刑警羡慕得不得了：“料咂咧(太棒啦)!”
好比一个棋局，黄永文就是杨世杰、尹宜昆二人棋盘上一枚机动性极强的“车”。9月30日，他奉派赴贵阳设伏，以防止万引娣于国庆节期间往贵阳方向作案；10月4日，他又率部奔袭一千七百公里前往河南安阳展开工作，搜捕经王晶用“顺风耳”侦查到的万、陈在该地的重要同伙；10月5日黄永文跋山涉水之际，遵义的“黄雀”尚跟着“螳螂”暗暗移动，到10月6日杨世杰率部收网捞起万等一网“大鱼”时，黄永文在安阳已站稳脚跟，河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则部署安阳警方的刑侦、技侦力量进入“战壕”。
抓捕老崔的行动，是在10月7日凌晨2时进行的，这时预审精英们正在赶路，杨哥正扶着装病的万引娣到医院看急诊……
门，紧锁着。黄永文心想，难道崔双生没有回家？难道情报搞得不准确？他不甘心，又伏在门板上仔细地听，忽然听到里面有呼吸声，分明老崔人就在里头!他又观察了一下窗户，发现窗户是虚掩着的，原来老崔是从窗户跳进家上床睡觉的，这小子真狡猾!这时村头的狗又在狂叫，提醒村里人：“有外人进来了!”
一个猫儿般轻盈的蹿跳，黄永文进了屋，他摸到灯绳，拉亮电灯——老崔正咂吧着嘴，还在梦里数钱呢!
睁眼一看，满屋警察，老崔彻底醒了，却满脸堆笑地问：“找俺啥事咧？”
“你叫什么名字？”有人问。
“俺？俺、俺叫崔双生。”
此后警察们一直沉默着，沉默着把他铐上，沉默着把他押上警车，沉默着守候一路，沉默着把他推进林州市公安局的讯问室。
沉默是山，千钧压顶；沉默是海，深不见底!
崔双生乱了阵脚，这帮兄弟们眼生得很，特别是领头的那个，虽然长了张娃娃脸，眼神却十分锐利。
黄永文劈头就是一句：“孩子在什么地方？”
崔双生如五雷轰顶般怔了十秒钟，说：“那孩子是没人要的，送过来的。”
黄永文问：“谁送来的？”
崔双生答：“老陈，陈文俊，陕西的，说小孩儿是亲戚的，父母离婚，养不了，老陈是孩子他大伯，送过来让我给找个人家。”
黄永文问：“既是大伯，他知道那孩子的出生日期是几月几号？”
崔双生又怔住了，滴答、滴答，又是十几秒过去，他嗫嚅道：“拐来的……”
黄永文问：“什么时间？”
崔想了想说：“今年9月份吧。”
黄永文瞬间意识到他说的是“9·12”案的奥奥，于是迅速固定证据，派员与安阳警方共同前往奥奥养父母家解救。上次查明万引娣身份时，让戒毒所“抢”了风头，这回，嘿嘿……奥奥可以算是“4·09”专案解救的第一娃!
打拐警察称拐出地为一拐，中转地为二拐，拐入地为三拐，民警解救的孩子中有的最多时被拐了八拐!如此说来，“4·09”专案中，万引娣是一拐——她又姓万，与英文中数字“1”的读音相同，真是个名符其实的“拐子万”——陈文俊等人是二拐，崔双生等人是三拐。陈把崔的要“货”信息转告给万，万实施拐骗后，把被拐儿童交给陈，经陈等中转至崔的手中。崔等将孩子贩出后，将所获“利润”按比例给陈，陈再按比例分给万。循环往复，财源滚滚。这，就是“产、运、销”一条龙，而“商品”就是遵义的娃娃!
此刻，万引娣等人的口供对其罪行的认定至关重要。
黄永文在安阳攻城拔寨时，汉中城固战场还是一片死寂。这帮以有前科的老年人为主体的人贩子，男的耍赖，女的撒泼，个个老奸巨猾!就拿陈医生，可医生说离不开，杨哥几人只得带她去看急诊，心电图、血糖、血压、血相查了个遍，医生说啥病也没有!
江继赟刚与万引娣接触时，万引娣根本没有把这个小丫头放在眼里，冷笑道：“你不用问我，反正这事最后是枪毙，我是不会讲的，我要带进棺材!”
小江来了个门神里卷灶王爷——话(画)里有话(画)：“你想死？没那么容易，不是我让你死你就死的，得法院判!到时候哪个都要到你的坟头骂你几句!”
说到死，而且死后会遭人唾骂，文俊来说，他天天看《以案说法》、《法制天地》等电视节目，认真“研究”过有关法律，张口闭口就是：“有证据你就定罪啊!没证据你就放人啊!”
碰头会上，尹宜昆看一眼累得坐都坐不直的同志们，忍住心痛，说：“‘4·09’专案最艰难的时候就是此时，连续作战，异地作战，我知道大家很疲惫，但是再怎么累，再怎么辛苦，也一定要把孩子的下落审出来!”
这时，河南安阳崔双生的口供无疑成了重磅炸弹，首先炸开了陈文俊的“马其诺防线”，接着，李俊丽在盛霞巧妙的攻心战术下也扛不住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倒了个干净。唯有万引娣仍在负隅顽抗。
江继赟被分到第一讯问组，即万引娣讯问组。她在指挥部翻看此前的笔录时，看到的是一片空白!遵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维勇对她说：“斌贝，这回就看你的啦!”
斌贝，是同志们对江继赟的昵称，她的父兄都是民警，她本人是李维勇看着长大的，私底下称李为叔叔；在讯问组里，她叫杨端杰“杨哥”，无形中把年龄比李维勇还大的杨端杰给降了辈分。
杨哥打了半辈子拐，从来没见过万引娣这样的“滚刀肉”。6日当晚，她就装过一次病，说自己有“美人儿症(美尼尔综合症)”，躺在长椅上拉都拉不起。杨世杰亲自到城固最好的医院去请万引娣蔫儿了，又歪倒在长椅上，说“美人儿症”犯了。
小江明明知道她是装的，但考虑到屋子里冷，她又拒绝进餐，思想负担又重，很可能有低血糖的情况，便和杨哥一起，架起她再上医院，在医院楼上楼下一通检查，把各种化验单子拿给了医生。医生不知道眼前是个人贩子，只是奇怪她为什么老是来看病，不解地说：“这个人没病啊!可她为什么抖得这么厉害呢？”
“她做了亏心事呗!”小江忍不住说。
回到预审室，小江给万引娣泡了一碗方便面。这时，杨世杰走了进来，挑明了自己的身份，说：“我今年五十二岁，你今年五十七岁，都是见过世面的。我知道你是有儿有孙的人，你还是爱小孩儿、爱家庭的人，你也爱打麻将，跟你打牌的总是那三个男的，对不对？我连你赢多大彩头都知道!你说你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你丈夫嫌你不生儿子不跟你过，你心里也不好受，怎么就不想想你拐了人家的孩子，人家心里是什么滋味？”
万引娣被这一顿温情、实情加案情的炮轰搅得五脏翻滚，干涸的眼眶里似乎有了泪水。
杨世杰又说：“那么多小孩儿经你的手拐卖出去，不是一个两个，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天天哭，天天吃不下饭。我相信你是有良知的，你能说清楚的一定要说清楚，我等你的老实话。”
杨世杰踱着方步缓缓离开，他心里急得像着了火一样，但他知道目前的态势他只能欲擒故纵，不能把弦绷得太紧。前两天接电话时，起身起猛了，右脚大脚趾甲盖裂开，疼得钻心，如今血水已经把袜子紧紧黏住，脱都脱不下来!此刻他脚痛心里更痛：虽然涵涵已经跟着专程来接他的爹娘顺利返回遵义，黄永文又在安阳找到了奥奥，可娜娜在哪儿？艳艳在哪儿？涛涛在哪儿？崔厅长一天两道金牌催办的宁宁在哪儿……
杨世杰走后，讯问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江继赟眼睛盯着笔录纸，耳朵却捕捉着万引娣的每一次心跳；杨哥双手环抱在胸前，冷眼旁观。只见万引娣像瘟鸡一样歪着头翻了一会儿白眼，接着叹了一口气，软绵绵地说：“我记不到(清)，搞忘喽!”
杨哥一听她这话，就明白有戏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她没有否认!
杨哥递给万引娣一支遵义牌香烟，给她点上，把打火机收进兜里——这也是必须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抽烟，但火柴、打火机不能落在他们手上。万引娣深深地抽了一口，突然把持烟的右手藏在桌下，她不明白：警察怎么知道我会抽烟？
就在万引娣被香烟问题弄得心慌意乱的当儿，杨世杰又推门进来，他把一个纸条儿往桌上一放，又踱了出去。杨世杰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串场子的”，他在几间讯问室外来回走动着，各位预审警官也心知肚明，一旦有了新情况，马上出来一个人向杨局长汇报，杨再根据口供性质，通报给有关预审警官。
杨哥瞟了一眼纸条，漫不经心地说：“你和陈文俊有过多次见面，他给过你邮政储蓄卡。”
万引娣浑身一软：陈文俊全招了……
陕西汉中摧枯拉朽的战果飞速传到河南安阳，黄永文万分欣喜，决定继续对崔双生“坐地刨坑”。不过，他来了个“反弹琵琶”，有意识地放缓了讯问的节奏：“唉，老崔呀，你也是当爷爷的人了，如果你的孙子被人拐了，你还能活？”
提起孙子，崔双生眼圈红了，他抬手揉了揉眼睛，万分委屈地说：“我是真的，真的不知道是拐来的孩子啊，同志啊……”说着他居然大放悲声，“我就是想给他找个好、好人家啊，呜呜呜……”
黄永文等他哭了一会儿，说：“据我掌握的情况，你不止这一起，你刚才提供的那个孩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你认罪态度不错，我们会记住的。可你再想想，别的被拐的孩子也等着和爹妈团聚呢不是？”
崔双生见黄永文表扬自己，不禁小眼睛放光，于是又说：“还有一起，是去年阳历年头上的事儿……”
黄永文心头一凛，竖起了耳朵。
崔双生没有觉察到黄永文这个十分隐秘的心理变化，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唠叨：“当时有个叫老根的对我说，他认识个老师，儿子车祸死了，都十七啦，心里受不了哇，想要个男孩儿当儿子。我就把这个信儿告诉陈文俊啦，没过多久他就叫人送来一个男孩儿，四岁多，我就交给老根啦!”
“去年阳历年头上”，不就是2010年新年吗？柳如钢的宁宁不就是元旦过后的1月11日被拐的吗？
外线很快将崔双生的口供核实回来，发现他的话有一大半儿是假的，买主家中根本没有孩子出过车祸，而且也不是老师，好在那家孩子的长相与宁宁的照片吻合……黄永文结束了讯问，看着崔双生认真核对完自己的口供，按上了手印，说：“老崔，你可真是只老狐狸!”
崔双生叹道：“我是只老狐狸，你是个好猎手!”
你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把你放在心上
“4·09”专案的捷报传到了公安部，陈士渠鉴于以往的经验决定：为防止被拐儿童被养父母转移，暂时不要惊动，待时机成熟，统一行动!
2011年10月16日，陈士渠亲赴安阳，担任解救行动的指挥长，指挥当晚9时的解救行动。河南警方的王庆、胡文立与贵州警方的邓俊及率部五十余人从陕西转战河南的杨世杰任副指挥长，下辖黔豫两地精兵两百余人，分五个战斗分队，各握一份被拐儿童名单，向林州市、安阳县进发。安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郭法杰和陈士渠编在一个组，他俩也肩负着解救两名被拐儿童的任务。
中原大地夜色浓重，掩护着如夜一般深邃的藏蓝色队伍。也许路灯看见了银色的帽徽、银色的肩章，也许大树听见了怦怦的心跳、急促的呼吸，然而这一切都做得是那么妥帖和隐秘，二百多双温暖的大手啊，在黎明之前托起了贵州那些被拐儿童的金色童年……
不久，贵州省公安厅网站上刊出了公安部的贺电和崔亚东“此案破得很好，体现了我省公安机关特别是遵义公安较强的战斗力”的批示，并简要地公布了战果：
“在公安部五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同志的协调指挥下，在陕西、河南、河北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于10月16日成功抓获以万引娣为首要分子的特大拐卖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8人(其中陕西8人、河南8人、河北1人、遵义1人)，解救被拐儿童15名(其中被拐卖至河南11名、陕西3名、河北1名)。经DNA比对认定后，这15名被解救儿童在认亲仪式上送还到亲生父母手中。”
笔者到公安部打拐办采访了陈士渠。办公室里除了部里的几张熟面孔，还有从新疆、河北等地借调来协助工作的警官，连屋子中间也摆了两排电脑桌，简直像春节的火车一样拥挤，想跟陈士渠握个手，得侧身挤过去。一面锦旗挂在门口，十分惹眼，是柳如钢以宁宁的名义送的，题头写着“感谢党中央公安部打拐办”，主体是一副既不讲究平仄、也不讲究对仗却真实反映心意的对子——“好公仆有求必应，救民水火千秋颂”，落款是宁宁家属。
陈士渠把柳如钢送的锦旗带回来挂上，我十分理解。他俩之间曾互致一百多条微博短信，关于“4·09”专案的侦破进程，陈士渠不能泄密，只能回复“已督办”或“正在抓紧办案”，但这寥寥数语已经让柳如钢心生暖意。在10月25日的认亲大会上，作为被拐儿童家长的代表，柳如钢慷慨激昂地发出呐喊：“我祝愿天下被拐的儿童早日回家，在党中央、公安部领导下，真正做到天下无拐!”下台后，他悄悄告诉我，“最后两句是我自己加的!”我向他索要了发言稿，确实，打印文本的结束句本来是对民警的感谢词：“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了!”而他又加了“我祝愿”这两行歪歪扭扭的钢笔字，“真正做到”写成了“真真做到”，“天下无拐”后面的句号被涂抹掉，换成了省略号。我理解这位父亲“擅自”加词儿的心情，而这个省略号表明这位父亲更理解打拐的艰难……
距这天四十天后的12月4日，2011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陈士渠当选，颁奖词是：“为了丢失孩子的父母不再哭泣，为了远在千里的宝贝快点儿回家，打拐办主任陈士渠，汇聚力量，重拳出击，一场为了亲情的雷霆行动，让我们看到正义的力量所向披靡。”陈在答记者问时，把柳如钢的心愿与自己以及战友们的心愿拧成一股绳，他登高一呼：“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实现‘天下无拐’!”
至我发稿时，陈士渠的微博“粉丝”已达一百零六万人，他累计向各地发送了一千五百多条线索，某寻子网站的两万多名志愿者成了打拐办的编安业务知识，此后刑侦、治安交替着干，从基层民警一步一个台阶走到今天。遵义刑警支队从1999年到2010年在全省刑侦大排名中，连续十一年名列前茅。“前任打下好基础，我来维持。”说完，杨世杰用蒲扇般的大手抹了抹嘴巴，“我有会，先走了，让李支送你。”
饭罢，我和李维勇踏着雨后湿漉漉的石板路边走边聊。他的成长道路比较曲折。1984年夏，开长途货运汽车的父亲在赤水的盘山路上出了车祸，去世了。不久，参加高考的李维勇收到了贵州师范历史系的入学通知书，可是爸爸一死，家里断了经济来外“福尔摩斯”。大家得知宁宁被解救后，发微博说：“陈主任辛苦了，谢谢你了!”他回复说：“(遵义‘4·09’)专案组的人民警察转战各地数月，他们最辛苦!”
11月某日零点，陈士渠在微博里写道：“周末两天加班，今天案件有重大突破。刚回到家，很高兴。顺便告诉大家，今天是我的生日。有木有没睡的？同乐。”一时间回复者近两千余人，一个网名叫琅琅浪浪的写道：“替无数被拐儿童家长祝你生日快乐!你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把你放在心上!”
看着这条微博，我想：遵义的兄弟们“有木有”睡呢？我敢肯定“木有睡”……
离开遵义的那天早晨，杨世杰和李维勇如约前来，陪我在路边店吃了遵义的著名小吃羊肉米粉。我在遵义采访期间，他俩或出于谦虚或工作太忙，都没能好好坐下来谈谈。看得出这次工作早餐前，他们肯定是从王晶等人那里摸过情况，包括我的采访习惯，否则不会在我没有发问的情形下装着无意间流露的样子，以摆龙门阵的口气介绍了自己“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倒让我喜出望外。
杨世杰在学生时代就是个根儿正苗红的好学生，当过学生会主席，工作后在遵义钢绳厂工会任职，深得工人好评；1985年奉命调到公安机关搞治安，两年后考上贵州公安学校，系统地学习了公源，他没钱上大学了!大弟弟顶替爸爸上了班，他也找了份工作挣钱，兄弟俩凭自己的力气养活妈妈和家人。一年后家境有所好转，正赶上遵义市公安局招警察，他以全遵义第四名的好成绩考上了。“我本来该学历史的，没想到当了警察。这个职业有一个好处，开车出去办案的机会多，倒不是图私利，而是每次路过父亲出车祸的地方，可以祭奠一下，摆一支烟，给他点上，跟他聊聊……”
“‘4·09’专案结束后，你去那个地方跟他老人家聊了吗？”
“去了。”李维勇停顿了一下，低声说，“我跟爸爸说，儿子没有辜负你，把案子破了，把拐子抓了，孩子们都回家了。”
赤水滔滔，山风阵阵，在四渡赤水战斗中牺牲的红军英灵在崇山峻岭中飘荡，期待着人间伏虎的喜讯。李维勇，一个老工人的儿子，在这里默默发誓：“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保护好这片土地上的娃儿!”
这难道不是遵义、贵州乃至全国人民警察的誓言吗？
(文中被拐儿童及家长均为化名)
策划/杨桂峰
碰头会上，尹宜昆看一眼累得坐都坐不直的同志们，忍住心痛，说：“‘4·09’专案最艰难的时候就是此时，连续作战，异地作战，我知道大家很疲惫，但是再怎么累，再怎么辛苦，也一定要把孩子的下落审出来!”
这时，河南安阳崔双生的口供无疑成了重磅炸弹，首先炸开了陈文俊的“马其诺防线”，接着，李俊丽在盛霞巧妙的攻心战术下也扛不住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倒了个干净。唯有万引娣仍在负隅顽抗。
江继赟被分到第一讯问组，即万引娣讯问组。她在指挥部翻看此前的笔录时，看到的是一片空白!遵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维勇对她说：“斌贝，这回就看你的啦!”
斌贝，是同志们对江继赟的昵称，她的父兄都是民警，她本人是李维勇看着长大的，私底下称李为叔叔；在讯问组里，她叫杨端杰“杨哥”，无形中把年龄比李维勇还大的杨端杰给降了辈分。
杨哥打了半辈子拐，从来没见过万引娣这样的“滚刀肉”。6日当晚，她就装过一次病，说自己有“美人儿症(美尼尔综合症)”，躺在长椅上拉都拉不起。杨世杰亲自到城固最好的医院去请万引娣蔫儿了，又歪倒在长椅上，说“美人儿症”犯了。
小江明明知道她是装的，但考虑到屋子里冷，她又拒绝进餐，思想负担又重，很可能有低血糖的情况，便和杨哥一起，架起她再上医院，在医院楼上楼下一通检查，把各种化验单子拿给了医生。医生不知道眼前是个人贩子，只是奇怪她为什么老是来看病，不解地说：“这个人没病啊!可她为什么抖得这么厉害呢？”
“她做了亏心事呗!”小江忍不住说。
回到预审室，小江给万引娣泡了一碗方便面。这时，杨世杰走了进来，挑明了自己的身份，说：“我今年五十二岁，你今年五十七岁，都是见过世面的。我知道你是有儿有孙的人，你还是爱小孩儿、爱家庭的人，你也爱打麻将，跟你打牌的总是那三个男的，对不对？我连你赢多大彩头都知道!你说你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你丈夫嫌你不生儿子不跟你过，你心里也不好受，怎么就不想想你拐了人家的孩子，人家心里是什么滋味？”
万引娣被这一顿温情、实情加案情的炮轰搅得五脏翻滚，干涸的眼眶里似乎有了泪水。
杨世杰又说：“那么多小孩儿经你的手拐卖出去，不是一个两个，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天天哭，天天吃不下饭。我相信你是有良知的，你能说清楚的一定要说清楚，我等你的老实话。”
杨世杰踱着方步缓缓离开，他心里急得像着了火一样，但他知道目前的态势他只能欲擒故纵，不能把弦绷得太紧。前两天接电话时，起身起猛了，右脚大脚趾甲盖裂开，疼得钻心，如今血水已经把袜子紧紧黏住，脱都脱不下来!此刻他脚痛心里更痛：虽然涵涵已经跟着专程来接他的爹娘顺利返回遵义，黄永文又在安阳找到了奥奥，可娜娜在哪儿？艳艳在哪儿？涛涛在哪儿？崔厅长一天两道金牌催办的宁宁在哪儿……
杨世杰走后，讯问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江继赟眼睛盯着笔录纸，耳朵却捕捉着万引娣的每一次心跳；杨哥双手环抱在胸前，冷眼旁观。只见万引娣像瘟鸡一样歪着头翻了一会儿白眼，接着叹了一口气，软绵绵地说：“我记不到(清)，搞忘喽!”
杨哥一听她这话，就明白有戏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她没有否认!
杨哥递给万引娣一支遵义牌香烟，给她点上，把打火机收进兜里——这也是必须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抽烟，但火柴、打火机不能落在他们手上。万引娣深深地抽了一口，突然把持烟的右手藏在桌下，她不明白：警察怎么知道我会抽烟？
就在万引娣被香烟问题弄得心慌意乱的当儿，杨世杰又推门进来，他把一个纸条儿往桌上一放，又踱了出去。杨世杰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串场子的”，他在几间讯问室外来回走动着，各位预审警官也心知肚明，一旦有了新情况，马上出来一个人向杨局长汇报，杨再根据口供性质，通报给有关预审警官。
杨哥瞟了一眼纸条，漫不经心地说：“你和陈文俊有过多次见面，他给过你邮政储蓄卡。”
万引娣浑身一软：陈文俊全招了……
陕西汉中摧枯拉朽的战果飞速传到河南安阳，黄永文万分欣喜，决定继续对崔双生“坐地刨坑”。不过，他来了个“反弹琵琶”，有意识地放缓了讯问的节奏：“唉，老崔呀，你也是当爷爷的人了，如果你的孙子被人拐了，你还能活？”
提起孙子，崔双生眼圈红了，他抬手揉了揉眼睛，万分委屈地说：“我是真的，真的不知道是拐来的孩子啊，同志啊……”说着他居然大放悲声，“我就是想给他找个好、好人家啊，呜呜呜……”
黄永文等他哭了一会儿，说：“据我掌握的情况，你不止这一起，你刚才提供的那个孩子我们已经找到了。你认罪态度不错，我们会记住的。可你再想想，别的被拐的孩子也等着和爹妈团聚呢不是？”
崔双生见黄永文表扬自己，不禁小眼睛放光，于是又说：“还有一起，是去年阳历年头上的事儿……”
黄永文心头一凛，竖起了耳朵。
崔双生没有觉察到黄永文这个十分隐秘的心理变化，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唠叨：“当时有个叫老根的对我说，他认识个老师，儿子车祸死了，都十七啦，心里受不了哇，想要个男孩儿当儿子。我就把这个信儿告诉陈文俊啦，没过多久他就叫人送来一个男孩儿，四岁多，我就交给老根啦!”
“去年阳历年头上”，不就是2010年新年吗？柳如钢的宁宁不就是元旦过后的1月11日被拐的吗？
外线很快将崔双生的口供核实回来，发现他的话有一大半儿是假的，买主家中根本没有孩子出过车祸，而且也不是老师，好在那家孩子的长相与宁宁的照片吻合……黄永文结束了讯问，看着崔双生认真核对完自己的口供，按上了手印，说：“老崔，你可真是只老狐狸!”
崔双生叹道：“我是只老狐狸，你是个好猎手!”
你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把你放在心上
“4·09”专案的捷报传到了公安部，陈士渠鉴于以往的经验决定：为防止被拐儿童被养父母转移，暂时不要惊动，待时机成熟，统一行动!
2011年10月16日，陈士渠亲赴安阳，担任解救行动的指挥长，指挥当晚9时的解救行动。河南警方的王庆、胡文立与贵州警方的邓俊及率部五十余人从陕西转战河南的杨世杰任副指挥长，下辖黔豫两地精兵两百余人，分五个战斗分队，各握一份被拐儿童名单，向林州市、安阳县进发。安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郭法杰和陈士渠编在一个组，他俩也肩负着解救两名被拐儿童的任务。
中原大地夜色浓重，掩护着如夜一般深邃的藏蓝色队伍。也许路灯看见了银色的帽徽、银色的肩章，也许大树听见了怦怦的心跳、急促的呼吸，然而这一切都做得是那么妥帖和隐秘，二百多双温暖的大手啊，在黎明之前托起了贵州那些被拐儿童的金色童年……
不久，贵州省公安厅网站上刊出了公安部的贺电和崔亚东“此案破得很好，体现了我省公安机关特别是遵义公安较强的战斗力”的批示，并简要地公布了战果：
“在公安部五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同志的协调指挥下，在陕西、河南、河北公安机关的配合下，于10月16日成功抓获以万引娣为首要分子的特大拐卖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8人(其中陕西8人、河南8人、河北1人、遵义1人)，解救被拐儿童15名(其中被拐卖至河南11名、陕西3名、河北1名)。经DNA比对认定后，这15名被解救儿童在认亲仪式上送还到亲生父母手中。”
笔者到公安部打拐办采访了陈士渠。办公室里除了部里的几张熟面孔，还有从新疆、河北等地借调来协助工作的警官，连屋子中间也摆了两排电脑桌，简直像春节的火车一样拥挤，想跟陈士渠握个手，得侧身挤过去。一面锦旗挂在门口，十分惹眼，是柳如钢以宁宁的名义送的，题头写着“感谢党中央公安部打拐办”，主体是一副既不讲究平仄、也不讲究对仗却真实反映心意的对子——“好公仆有求必应，救民水火千秋颂”，落款是宁宁家属。
陈士渠把柳如钢送的锦旗带回来挂上，我十分理解。他俩之间曾互致一百多条微博短信，关于“4·09”专案的侦破进程，陈士渠不能泄密，只能回复“已督办”或“正在抓紧办案”，但这寥寥数语已经让柳如钢心生暖意。在10月25日的认亲大会上，作为被拐儿童家长的代表，柳如钢慷慨激昂地发出呐喊：“我祝愿天下被拐的儿童早日回家，在党中央、公安部领导下，真正做到天下无拐!”下台后，他悄悄告诉我，“最后两句是我自己加的!”我向他索要了发言稿，确实，打印文本的结束句本来是对民警的感谢词：“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了!”而他又加了“我祝愿”这两行歪歪扭扭的钢笔字，“真正做到”写成了“真真做到”，“天下无拐”后面的句号被涂抹掉，换成了省略号。我理解这位父亲“擅自”加词儿的心情，而这个省略号表明这位父亲更理解打拐的艰难……
距这天四十天后的12月4日，2011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陈士渠当选，颁奖词是：“为了丢失孩子的父母不再哭泣，为了远在千里的宝贝快点儿回家，打拐办主任陈士渠，汇聚力量，重拳出击，一场为了亲情的雷霆行动，让我们看到正义的力量所向披靡。”陈在答记者问时，把柳如钢的心愿与自己以及战友们的心愿拧成一股绳，他登高一呼：“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实现‘天下无拐’!”
至我发稿时，陈士渠的微博“粉丝”已达一百零六万人，他累计向各地发送了一千五百多条线索，某寻子网站的两万多名志愿者成了打拐办的编安业务知识，此后刑侦、治安交替着干，从基层民警一步一个台阶走到今天。遵义刑警支队从1999年到2010年在全省刑侦大排名中，连续十一年名列前茅。“前任打下好基础，我来维持。”说完，杨世杰用蒲扇般的大手抹了抹嘴巴，“我有会，先走了，让李支送你。”
饭罢，我和李维勇踏着雨后湿漉漉的石板路边走边聊。他的成长道路比较曲折。1984年夏，开长途货运汽车的父亲在赤水的盘山路上出了车祸，去世了。不久，参加高考的李维勇收到了贵州师范历史系的入学通知书，可是爸爸一死，家里断了经济来外“福尔摩斯”。大家得知宁宁被解救后，发微博说：“陈主任辛苦了，谢谢你了!”他回复说：“(遵义‘4·09’)专案组的人民警察转战各地数月，他们最辛苦!”
11月某日零点，陈士渠在微博里写道：“周末两天加班，今天案件有重大突破。刚回到家，很高兴。顺便告诉大家，今天是我的生日。有木有没睡的？同乐。”一时间回复者近两千余人，一个网名叫琅琅浪浪的写道：“替无数被拐儿童家长祝你生日快乐!你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把你放在心上!”
看着这条微博，我想：遵义的兄弟们“有木有”睡呢？我敢肯定“木有睡”……
离开遵义的那天早晨，杨世杰和李维勇如约前来，陪我在路边店吃了遵义的著名小吃羊肉米粉。我在遵义采访期间，他俩或出于谦虚或工作太忙，都没能好好坐下来谈谈。看得出这次工作早餐前，他们肯定是从王晶等人那里摸过情况，包括我的采访习惯，否则不会在我没有发问的情形下装着无意间流露的样子，以摆龙门阵的口气介绍了自己“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倒让我喜出望外。
杨世杰在学生时代就是个根儿正苗红的好学生，当过学生会主席，工作后在遵义钢绳厂工会任职，深得工人好评；1985年奉命调到公安机关搞治安，两年后考上贵州公安学校，系统地学习了公源，他没钱上大学了!大弟弟顶替爸爸上了班，他也找了份工作挣钱，兄弟俩凭自己的力气养活妈妈和家人。一年后家境有所好转，正赶上遵义市公安局招警察，他以全遵义第四名的好成绩考上了。“我本来该学历史的，没想到当了警察。这个职业有一个好处，开车出去办案的机会多，倒不是图私利，而是每次路过父亲出车祸的地方，可以祭奠一下，摆一支烟，给他点上，跟他聊聊……”
“‘4·09’专案结束后，你去那个地方跟他老人家聊了吗？”
“去了。”李维勇停顿了一下，低声说，“我跟爸爸说，儿子没有辜负你，把案子破了，把拐子抓了，孩子们都回家了。”
赤水滔滔，山风阵阵，在四渡赤水战斗中牺牲的红军英灵在崇山峻岭中飘荡，期待着人间伏虎的喜讯。李维勇，一个老工人的儿子，在这里默默发誓：“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保护好这片土地上的娃儿!”
这难道不是遵义、贵州乃至全国人民警察的誓言吗？
(文中被拐儿童及家长均为化名)
策划/杨桂峰
建议对证据确凿的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支持刑讯
le91277 发表于 2013-6-7 13:08 
建议对证据确凿的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支持刑讯
支持！上重刑、大刑！！
建议对证据确凿的拐卖儿童犯罪嫌疑人，支持刑讯
支持！上重刑、大刑！！
建议对买妇女儿的家庭严惩，对当地基层党政人员纵容亲属参与买卖人口的一律开除，涉嫌者从重追究刑事责任，对在犯罪过程中有殴打，强奸，暴力胁迫的数罪并罚从重从严处罚。
建议全国范围内像追逃一样展开行动，对买卖妇女儿童的限期自首登记从宽处理，过期对买妇女儿童的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是对一些买妇女儿童严重的地区，要逐村逐户严查，与有集体暴力抗法的，组织力量严惩，以免有人抱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建议全国范围内像追逃一样展开行动，对买卖妇女儿童的限期自首登记从宽处理，过期对买妇女儿童的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是对一些买妇女儿童严重的地区，要逐村逐户严查，与有集体暴力抗法的，组织力量严惩，以免有人抱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参与买卖的人员都要严惩。
严控汕头，汕尾，海陆丰，莆田收养儿童的登记，每笔收养由公安部亲自审核，相信中国的拐卖能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