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崇明岛抗清战记（1644-1661）

崇明岛战记，1644-1661

1644年，明王朝的大崩溃达到最后的悲剧时刻。在随后的数年中，清军南下，把其征服事业推向全国。南方最后的抵抗力量在混乱和溃败之中，最后收缩到了西南山区和东南沿海岛屿上。在这一烽火连绵的图景之中，崇明岛在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推到战争的前沿地带。

第一阶段：最后的抵抗，1644-1645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1644.4.25），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明崇祯帝在绝望中自杀殉国于煤山。13天后（5.18），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南京，当地官员在悲愤之中立即决定在南方组建政权。坏消息继续传来：事实上，当福王继承为弘光帝时（6.19），清军已在两周前进入北京（6.5），并立刻就准备着手征服江南。

在亡国的阴影下，南京依旧歌舞升平。这个脆弱的政权号称有100万军队，其中80万属于不可靠的军阀左良玉。除了史可法等少数几个人之外，没有多少人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尚未开始；而即使史可法，也未必懂军事。

这一年十二月，清军在多铎率领下渡过冰封的黄河。四个月后，驻守江淮的24万明军在一片混乱的自杀性相互攻击中投降了这支不满1万人的八旗军，扬州城随即陷落（1645.5.20）。19天后（6.18），南京投降。

在清军征服江南的战争中，东南的反清抵抗力量至是逐渐向水上萎缩——清朝强大的陆军对于太湖和东海上的水军束手无策。在南方组织的防线中，长江防线本来也是相当重要的。弘光帝即位不久，南京官员荆本彻（镇江丹阳人，1634年进士）就受命为下江监军道，抵达崇明，组织起一支水军。他在南京陷落之前就反对史可法的北方收复战略，而坚持将南方作为明朝的复兴基地。

1645年二月，崇明知县徐鼎莅任，荆屯营在县城西北方的施翘河，称“四会营”。与其同时，崇明人沈廷扬（当时为南京政府的户部郎中）受命将漕船改装为长江兵船，负责军事后勤，他很快致力于将崇明岛建设为一个“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1]。荆的防务计划得到了沈的支持[2]。

当时的崇明是一处著名的海盗巢穴。1640年起，本县人与江北贫民纠结，组成一支200多艘船、上万人的海盗集团，在两年后才被平定。其首领顾荣被招抚为把总，统率他愿意当兵的440名兄弟[3]。顾荣对海道相当熟悉，江北船只当时全在其掌握之下。他与荆本彻募集的民兵开始有了摩擦。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崇明这个海上孤岛现在成了江南抵抗分子的绝好避难所。南京陷落后，明义阳王（周定王橚七世孙）在太监李国的陪同下，从苏州逃难到崇明[4]。当时清兵已经推进到江南一带，1645年夏，前史可法部将李成栋在降清后率领一支五千人的部队进攻嘉定（1645.7.29），在英勇地抵抗了一个月，这个城镇被屠城。李随即转攻松江。

松江的抵抗力量由吴志葵等人领导。他是吴淞总兵，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崇明岛，他统率了当时南明残余的大部分水军，曾到崇明与荆会合；并极想和浙东的鲁王朝廷取得联系，希望通过占领江南一块根据地来光复明朝。他于是率人秘密进入太湖和泖湖地区，并向刚被清朝任命的县官发动进攻；结果在1645年9月遭到李成栋2万人优势兵力的袭击，大败。吴本人被捕，送到江阴去劝降，最后被杀[5]。

松江诗人陈子龙（他曾是柳如是的情人）是最积极的复明分子之一，在他看来，关键是一个地域性的共同起义，并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取得军事援助”，因为岛上的明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6]。在清军击破嘉定后不久，荆曾出兵攻打吴淞作为响应，但被击败，退回岛上。这半年内，“海上人虽不敢登陆，军中尚乏水军战船”（《海角遗编》）。

当时崇明县令徐鼎已经离任，该岛的军政实际上控制在荆本彻手中[7]，在义阳王前来投靠后，他的势力更大。但他的专横作风却与本岛海盗出身的把总顾荣起了冲突，顾密谋杀他后拥戴义阳王；荆察觉后率12艘船只逃往宁波[8]。不久，明淮安巡抚田仰、淮河镇总兵张士仪、淮海镇总兵张鹏翼各统率水陆军数千、船数百，相继到达[9]。他们与沈廷扬一起，推戴义阳王为监国[10]。

这个匆忙组建的小政权不久（十月）出兵江南的浏河，被清军击溃。主事者各谋出路，义阳王也逃往浙江[11]，岛上一片混乱。军政权落入本地人顾荣和黄五常手中，他们立刻又起了矛盾，结果顾荣被杀。

不久，两淮贫民出身的高进忠率水军前来；此人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在洪承畴对他招降后，他表示愿意与清人合作，并提供3千多士兵和69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12]。刚经历内斗的黄五常无法抵抗，也不知高已在暗地里降清，因而被轻易地擒获。高于是下令城中剃发，然后水军转攻苏州。

此时崇明守城的只有副总兵施鸿仕。十一月十日，荆本彻率海军来攻，他的水军之前在舟山得到恢复，并进攻南京附近的六合，取得一次重大胜利，但部下却因战利品问题同海盗同盟发生争执[13]。可能在回舟山途中，他转而再来攻击崇明这个自己的老根据地。但施闭城抗拒，其原因肯定是担心剃发后遭到报复。但荆当天就攻破了这个孤城，并擒杀了施，次日又杀黄五常等人。然而他的收复只维持了17天，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船队到来，荆军溃败，仅剩3艘船逃往舟山。吴淞总兵李成栋在船头下令封刀（以示不屠城），崇明城内百姓于是出降。

第二阶段：拉锯战，1646-1656

就这样，到1646年初，难得的安宁降临到长江三角洲这片战乱地区，农民骚动停止。崇明的投降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清军对江南的平定。但“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加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14]。

在1645年冬天之后，崇明岛仍然经常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海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15]。虽然清巡抚土国宝立刻任命副将李魁来防守，但1646年正月，崇明岛就再次遭到明军张名振[16]部的袭击，距清朝招降该岛刚过去1个月。

当时清南京提督毛九华指出，长江下游如果和上游的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各抵抗组织）联合起来，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显然，复明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当时南明海军在江南的主要抵抗力量聚集在舟山，崇明岛的丧失，对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果明水军仍保有这个岛屿，就能以此为基地，沿长江向内攻击，并可能在清军兵力薄弱时与上游武装取得联系，从而一举光复江南。

从崇明败退的荆本彻此时屯驻舟山小沙岙。他的手下已经丧失纪律，他也纵容他们抢劫，以至丧失民心。明海军在舟山的高级军官黄斌卿（肃虏侯，莆田人）很有野心，趁机收拢民意；却又暗地将百姓的抱怨告诉荆本人，荆大怒，对百姓愈加苛刻。黄斌卿于是散布流言，说荆已降清，不日将劫掠舟山；百姓闻之人人愤激，愿出死力相助，以歼灭荆。荆军不少是骑射，一可当百，但火药已尽，终于在三日后被歼，荆本人及父子兄弟全家被杀，其事可能在1646年春[17]。但舟山复明水军内部的斗争仍未平息。

此后，从舟山出发的南明海军对崇明的骚扰袭击就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战斗。1647年4月，清廷恢复招抚策略。但5月，明水军200余艘沙船就在沈廷扬率领下由舟山来攻，因崇明城戒备森严而退却。之后，他们转攻江南的鹿苑，结果在一个闷热天气里遇到一阵小台风，大败，沈廷扬被捕而死。

这一年，清苏松总兵吴胜兆举兵反正，蜡书求援。张名振奉命率水师急驰崇明，途中遇海啸，大风覆舟，士卒死亡大半。张名振与张煌言侥幸得脱，间道返回象山南田。

1650年九月，张名振与黄斌卿的矛盾激化，最终黄斌卿被张名振指使王朝先刺杀。1653年春夏，张名振的军队再一次进攻了江南沿海，“击败清朝在崇明岛的驻军，沿黄浦江一直打到上海的静安寺”[18]。这一年九月，张名振与崇明人顾忠一起，统率100多艘船，停泊在排沙洪，并乘晚潮进攻。激战五日，清守将洪公义等战死，但城池仍坚守不下。张名振于是转往大安沙等地，每四亩地征粮二石，沙民苦之。

1651年，舟山失陷，军民死难者1万8千人。张名振等当时正在海上，被迫护鲁王暂避厦门，郑成功令入金门岛安置。次年张奉郑成功号令，誓师北伐，进屯崇明岛，破镇江，后援军不继，再退守崇明。

之后在1654年4月及5月，张又两次攻入长江口。十一月底，张名振军据平洋沙，被当地沙民偷袭，丧失17艘船；张以屠杀作为报复，烧千余家[19]。崇明城中守军300人及乡勇千人半夜出击，全军被张击溃。

根据县志的记载，此后一两年里舟山明海军的骚扰十分频繁，并经常焚烧民居及劫掠人质[20]。1655年，张名振与张煌言合兵三入长江，但兵力单薄，无功而返。于是会同郑军攻占舟山，年底死于军中，部队交给张煌言。死因不明。清江南总督马鸣佩当时写给朝廷的报告称“据来降兵丁报告，因张名振攻打崇明岛失利，郑成功要提名振去杀。名振惊愤得病而死”。

1656年，舟山再次被清兵攻破，并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所有居民迁移到大陆；最后撤离时，将一切城垣、要塞、哨卡乃至民居等尽行焚毁。这一年秋天，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活跃在崇明岛的海盗顾三也被抓获处死。

张名振的逝世以及舟山的再次失陷，代表着浙东抵抗力量的衰败，而舟山的复明海军基地与崇明的关系本来最为密切，也是极力主张和意图攻取崇明的。

第三阶段：清军海防的加强与郑成功的失败，1657-1661


顺治十四年（1657），清政府宣布“增设崇明水师总兵官，调拨江宁、江苏、安徽各省标兵万人，分防吴淞江及崇明诸口”[21]。这一设置对陆军为主的清军来说，是开创先例的，并早于1659年设置的京口左右两路绿旗水师总兵官。按崇明仅为一中等县，县令为正七品，而水师总兵则是正二品，这标志着崇明成为清朝海防的最前沿地带，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清廷设置崇明水师总兵总体策略是以近海防御为主，所谓“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22]。1657年出任水军提督（从一品，提督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的是名将梁化凤，率军万人，驻防崇明、吴淞。梁是陕西长安人，曾参与平定山西，“二十二战皆捷”，之后又在江南平定太湖群盗。1655年升苏松总兵，在浦东高桥多次击败张名振军，并追击至其屯驻地崇明平洋沙，予以讨平。梁认为“平洋沙悬隔海中，戍守不及”[23]，建议屯驻重兵，并沿海筑大坝，引水灌田，整顿崇明的军政和农业生产。

两年后（1659），郑成功大举进攻，发动长江之役。五月初四，大军在舟山烈港听议进取长江事宜，其中专门讨论了“分程开驾入崇明事宜”，决定分别停靠崇明的三个沙岛；并派出间谍入长江刺探情况，被梁化凤察觉。五月十八日，郑军趁风一日夜内由羊山（今浙江小洋山）全军开到崇明，郑成功驻扎新兴沙。并再申军令：

“崇明等处地方，可以安插提督、统镇、大小将领家眷，为我师根本之地，与思明州一体。其地方百姓，最宜抚绥，凡有骚扰，有杀并连罪无赦。”[24]当时张煌言建议郑成功攻下崇明作为基地：“崇沙，江海门户，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一旦有疏失，也可进退自依[25]。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采纳，郑成功急于进攻，并进围南京。但现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

这一大意给梁化凤以战机。七月，梁奉命率部兵三千人疾驰赴援南京。七月二十三日，设计擒获郑军大将甘辉[甘辉1655年四月受封为崇明伯]。郑军溃败，在长江上船只又被梁化凤部将烧毁不少。梁预料到郑军可能攻打崇明，本已有部将留守，这时再派军赴援[26]。

八月八日，郑军退到崇明。郑成功召集诸将议论，表示“欲克崇明县，以作老营”，然后再从厦门调一支军队前来攻打，以“逼其和局速成”[27]。当天，郑军到崇明城下说降，着手攻城。八月十一日早晨9点左右，开始用大炮攻城。郑成功亲自督阵，到夜晚已经轰掉西北角100多个墙堞，随即添平壕沟架云梯肉搏。城中守军坚持抵抗，打退郑军7次进攻。郑军部将韩英、王起俸死于这一战役。

郑成功本想再行强攻，但被部将周全斌劝止，认为城池坚固，深沟高垒，难以攻破，何况敌军援兵可能很快赶到，得到这一孤城绝岛，并无意义。当日晚，郑成功答复清提督马进宝，表示攻打崇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辟除全军覆没的谣言，“吾故打开崇明，安顿兵眷，再进长驱。……我今才施数铳，其城已倒及半，明日安炮再攻，立如平地。”[28]心里其实已经放弃这一打算，次日（八月十二）出兵四乡搜罗粮草，十四日即拔营回福建。

在这一次战役中，郑成功打垮了清舟山守军，但在崇明却遇到顽强抵抗，该岛居民因为这一表现，后来受到鳌拜的免赋嘉奖。看起来似乎他们抵抗明军比对清军还强烈，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担心遭到报复[29]。当时反清的军队，见到已剃发的汉人，经常杀戮很惨。郑成功围南京时，满族军人只有500人，主要是汉军旗人在抵抗。

郑成功在这次失败后再也没有北上。1661年5月，清下令在江浙大规模整顿沿海防务体系，修建桥梁、道路、堡垒、建造船只。当时郑成功在闽南的根据地也遭到清军袭击，于是调军东进，收复了台湾。

梁化凤的这一长江之役中清军的首功之臣在这一年（1661）因功授江南提督，当时人认为台湾尚未收复，提议援引广东、福建的情形，在苏州、松江两府的滨海地区立界，实行海禁，把居民全部向内地迁移，遭到梁的反对。他认为与其放弃沿海肥沃之地，还不如将这些地的赋税拿来养兵防守，海禁毕竟是祸民之事。这一建议最终被顺治帝采纳[30]。

崇明岛的军事价值

崇明是长江河口的泥沙冲积岛，自唐武德年间（618-626年）浮出水面后，每年面积都在变化。明清之际其面积还远小于目前（1200平方公里），大约只有500平方公里左右（舟山岛为502 km sq） ；当时人口大约在20万人左右[31]。

作为一个江海交汇处的孤岛，崇明历史上很少卷入战争，而假如卷入战争，则必定是从海上来的军事力量（例如海盗、倭寇、郑军、鸦片战争时的英军）。因为只有海上势力抵达时，这里才成为它与大陆势力争夺的焦点；而对两支冲突的陆军来说，即使战争就发生在崇明附近，崇明也不过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孤岛罢了（例如太平天国席卷江南，与清廷对峙多年，却没有攻入过崇明岛）。

在明清之际清军南下时候，东部的抵抗势力最后全在沿海一线展开。其中崇明、舟山、闽南的厦门及金门是三处最重要的支点。如果1646年后崇明一直坚守在明军手中，情势很可能有相当的不同。江南是抵抗清军最顽强的地区之一，崇明如果能坚守，则能成为抵抗运动的基地，进而与上游安庆山区的力量联合。如果能有组织地抵抗下去，重演南宋时的一幕，也未必不可能——当时金兵已攻到宁波，最终还是退缩回了江北。

其次，崇明作为一个复兴基地的存在，将牵制清军的兵力，使西南地区李定国等部的压力得到缓解。然而遗憾的是：当时明水军内部矛盾极多，政令不一，反多自相残杀，最后被得以各个击破。

如果崇明能得以坚守（从与郑军的顽强抵抗来看，是很可能做得到的，尤其清初水军很弱），则明海军还可以以此为基地，北上骚扰。崇明往北直至辽东的航线，一直是非常发达的。远的如元初漕粮海运的创始人、崇明海盗朱清，近一点如明末的商船海运专家、另一个崇明人沈廷扬，他曾通过海道运粮到辽东。

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如果郑成功之前攻破崇明，他很可能也不会在两年后收复台湾了。事实上，他收复台湾前的宣言，与攻打崇明之前的话，十分相似：“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32]

虽然今天来看，崇明与台湾相比极为悬殊，然而当时并非如此：当时台湾几乎没有汉人，也很少耕地；而崇明至少还有20万百姓及大片良田。攻打台湾时，郑成功部下几乎都不想去，郑本人在攻下后不久就病死，年仅39岁，与台湾的瘴疠及部下的违抗（当时台湾无粮，郑军部下在海峡对岸不运粮至台）有很大关系，而崇明至少没有瘟疫横行；台湾守军荷兰人只有一千人，但火力很猛，崇明守军至多五千，但更容易攻下。而且收复台湾使荷兰人与郑氏更加成为死敌，后来荷兰人便出兵帮清军攻打郑军。

收复台湾，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只能使人觉得光复中原更加无望。单纯以中国而非世界的局势来看，台湾的在当时的军事价值还未必高于崇明岛。然而历史总是有很多预料不到的事，也许随着海禁和清军在大陆统治的稳固，郑成功迟早要被逼去收复台湾以为根据地，但1659年长江战役的失败及崇明岛的顽强抵抗，或许使郑成功加快了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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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2]查继佐《国寿录》
[3]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
[4]《嘉定屠城纪略》载此为乙酉年（1645）六月事
[5]计六奇《明季南略》
[6][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7]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记载徐鼎离任后，“县丞夏国士摄篆，号令不行，前浙江知县黄州进士王臣缙在本彻军中，奉本彻檄，摄县事。”可见荆本彻当时控制了崇明的军政，也许正是这种专横的作风引起了他后来的失败。
[8]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县志载，荆出逃后，王臣缙仍为县令，奉义阳王。
[9]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不过所谓“各统水路军数千”，其总数当仍不满万。此事可能在九月左右。《浮海记》载“闻吴师志葵倡义吴、浙，引兵来会，共立义阳王监国；志葵统兵入泖，大彻留辅王。七月，清兵至吴淞，大彻率诸将力战不胜，走崇明。复送义阳王入浙东，因留定海。”以这一段来看，似乎吴与荆曾有密切分工，按县志记载，义阳王被推戴为监国时荆已离开，时间上也有矛盾，兹以县志为准。
[10]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这些人立刻分封职位：田仰为总督，沈廷扬为户部侍郎、顾荣为大将军、黄五常（本县人，前寿州总兵）为都督、王显为副总兵。沈廷扬仍为原职，可见其比较淡泊，而海盗顾荣则做了“大将军”。
[11]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记载，这次兵败后，张士仪降清，张鹏翼、沈廷扬、王臣缙奔浙江，田仰则投奔浙东的潞王，义阳王亦同去。沈廷扬在舟山被鲁王封为兵部侍郎，掌管水军。
[12]《世祖实录》第22卷
[13][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14][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15]谢国桢《南明史略》
[16]张名振（1604-1655）是南京人，崇祯17年（1644年）为浙江象山石浦镇游击（负责一个防汛区军事，职衔在副将、参将之下）。1645年，鲁王加张名振富平将军。张名振因与同奉隆武年号的舟山总兵黄斌卿是姻亲，也接受唐王册封。1646年鲁王败亡入海，张名振扈从至舟山，黄斌卿拒之不纳，两人结下冤仇。1647年张名振朝鲁王于福建，封定西侯。
[17]《浮海录》。舟山原即由黄斌卿统管，黄属闽系，其副将周鹤芝本也是受招安的福建海盗。
[18][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19]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
[20]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
[21]《清史稿》志113•兵九•海防
[22]《清史稿》志113•兵九•海防。该卷载“康熙六年，因崇明孤悬大海，严出海之禁。十四年，以提督统八营驻崇明。二十三年，减存四营，列汛六十有八。”又云“康熙八年，增设福建水师总兵官。十四年，改崇明总兵官为水师提督。”由此可见，清朝驻扎崇明的水军将领，不但设置最早，且级别一度比福建水师还高。按清制总兵为正二品，受提督（从一品）节制。
[23]《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三，梁化凤传
[24]杨英《先王实录》
[25]《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
[26]按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留守崇明的部将是左营游击陈定，前营游击仝光英；随后遣游击刘国玉、守备王龙在郑军返攻时前回到崇明（八月六日）。
[27]杨英《先王实录》
[28]杨英《先王实录》
[29]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记载1645年吴淞百户吴之蕃奔崇明，归义阳王，见兵力弱，事必无成。于是回到江东，纠集起四千人，船百余号。之前吴愤恨于乡里均投降满清，声称一旦明朝复辟，他们全是可杀的罪人。现在他回攻，所有已剃发的老营兵想起旧话，都奋勇拼杀。吴手下大溃败，八月十六乃自杀。
[30]《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三，梁化凤传
[31]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户口》载顺治四年全县户口为7.3万，口失考。明清时崇明平均每户在6~7人，但1644-1661年间崇明战乱频仍，很多人流徙各地，不少户口可能只是空籍，因此我估计为20万人左右，毕竟现在全县也只有66万人。
[32]杨英《先王实录》崇明岛战记，1644-1661

1644年，明王朝的大崩溃达到最后的悲剧时刻。在随后的数年中，清军南下，把其征服事业推向全国。南方最后的抵抗力量在混乱和溃败之中，最后收缩到了西南山区和东南沿海岛屿上。在这一烽火连绵的图景之中，崇明岛在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推到战争的前沿地带。

第一阶段：最后的抵抗，1644-1645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1644.4.25），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明崇祯帝在绝望中自杀殉国于煤山。13天后（5.18），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南京，当地官员在悲愤之中立即决定在南方组建政权。坏消息继续传来：事实上，当福王继承为弘光帝时（6.19），清军已在两周前进入北京（6.5），并立刻就准备着手征服江南。

在亡国的阴影下，南京依旧歌舞升平。这个脆弱的政权号称有100万军队，其中80万属于不可靠的军阀左良玉。除了史可法等少数几个人之外，没有多少人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尚未开始；而即使史可法，也未必懂军事。

这一年十二月，清军在多铎率领下渡过冰封的黄河。四个月后，驻守江淮的24万明军在一片混乱的自杀性相互攻击中投降了这支不满1万人的八旗军，扬州城随即陷落（1645.5.20）。19天后（6.18），南京投降。

在清军征服江南的战争中，东南的反清抵抗力量至是逐渐向水上萎缩——清朝强大的陆军对于太湖和东海上的水军束手无策。在南方组织的防线中，长江防线本来也是相当重要的。弘光帝即位不久，南京官员荆本彻（镇江丹阳人，1634年进士）就受命为下江监军道，抵达崇明，组织起一支水军。他在南京陷落之前就反对史可法的北方收复战略，而坚持将南方作为明朝的复兴基地。

1645年二月，崇明知县徐鼎莅任，荆屯营在县城西北方的施翘河，称“四会营”。与其同时，崇明人沈廷扬（当时为南京政府的户部郎中）受命将漕船改装为长江兵船，负责军事后勤，他很快致力于将崇明岛建设为一个“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1]。荆的防务计划得到了沈的支持[2]。

当时的崇明是一处著名的海盗巢穴。1640年起，本县人与江北贫民纠结，组成一支200多艘船、上万人的海盗集团，在两年后才被平定。其首领顾荣被招抚为把总，统率他愿意当兵的440名兄弟[3]。顾荣对海道相当熟悉，江北船只当时全在其掌握之下。他与荆本彻募集的民兵开始有了摩擦。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崇明这个海上孤岛现在成了江南抵抗分子的绝好避难所。南京陷落后，明义阳王（周定王橚七世孙）在太监李国的陪同下，从苏州逃难到崇明[4]。当时清兵已经推进到江南一带，1645年夏，前史可法部将李成栋在降清后率领一支五千人的部队进攻嘉定（1645.7.29），在英勇地抵抗了一个月，这个城镇被屠城。李随即转攻松江。

松江的抵抗力量由吴志葵等人领导。他是吴淞总兵，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崇明岛，他统率了当时南明残余的大部分水军，曾到崇明与荆会合；并极想和浙东的鲁王朝廷取得联系，希望通过占领江南一块根据地来光复明朝。他于是率人秘密进入太湖和泖湖地区，并向刚被清朝任命的县官发动进攻；结果在1645年9月遭到李成栋2万人优势兵力的袭击，大败。吴本人被捕，送到江阴去劝降，最后被杀[5]。

松江诗人陈子龙（他曾是柳如是的情人）是最积极的复明分子之一，在他看来，关键是一个地域性的共同起义，并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取得军事援助”，因为岛上的明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6]。在清军击破嘉定后不久，荆曾出兵攻打吴淞作为响应，但被击败，退回岛上。这半年内，“海上人虽不敢登陆，军中尚乏水军战船”（《海角遗编》）。

当时崇明县令徐鼎已经离任，该岛的军政实际上控制在荆本彻手中[7]，在义阳王前来投靠后，他的势力更大。但他的专横作风却与本岛海盗出身的把总顾荣起了冲突，顾密谋杀他后拥戴义阳王；荆察觉后率12艘船只逃往宁波[8]。不久，明淮安巡抚田仰、淮河镇总兵张士仪、淮海镇总兵张鹏翼各统率水陆军数千、船数百，相继到达[9]。他们与沈廷扬一起，推戴义阳王为监国[10]。

这个匆忙组建的小政权不久（十月）出兵江南的浏河，被清军击溃。主事者各谋出路，义阳王也逃往浙江[11]，岛上一片混乱。军政权落入本地人顾荣和黄五常手中，他们立刻又起了矛盾，结果顾荣被杀。

不久，两淮贫民出身的高进忠率水军前来；此人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在洪承畴对他招降后，他表示愿意与清人合作，并提供3千多士兵和69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12]。刚经历内斗的黄五常无法抵抗，也不知高已在暗地里降清，因而被轻易地擒获。高于是下令城中剃发，然后水军转攻苏州。

此时崇明守城的只有副总兵施鸿仕。十一月十日，荆本彻率海军来攻，他的水军之前在舟山得到恢复，并进攻南京附近的六合，取得一次重大胜利，但部下却因战利品问题同海盗同盟发生争执[13]。可能在回舟山途中，他转而再来攻击崇明这个自己的老根据地。但施闭城抗拒，其原因肯定是担心剃发后遭到报复。但荆当天就攻破了这个孤城，并擒杀了施，次日又杀黄五常等人。然而他的收复只维持了17天，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船队到来，荆军溃败，仅剩3艘船逃往舟山。吴淞总兵李成栋在船头下令封刀（以示不屠城），崇明城内百姓于是出降。

第二阶段：拉锯战，1646-1656

就这样，到1646年初，难得的安宁降临到长江三角洲这片战乱地区，农民骚动停止。崇明的投降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清军对江南的平定。但“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加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14]。

在1645年冬天之后，崇明岛仍然经常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海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15]。虽然清巡抚土国宝立刻任命副将李魁来防守，但1646年正月，崇明岛就再次遭到明军张名振[16]部的袭击，距清朝招降该岛刚过去1个月。

当时清南京提督毛九华指出，长江下游如果和上游的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各抵抗组织）联合起来，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显然，复明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当时南明海军在江南的主要抵抗力量聚集在舟山，崇明岛的丧失，对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果明水军仍保有这个岛屿，就能以此为基地，沿长江向内攻击，并可能在清军兵力薄弱时与上游武装取得联系，从而一举光复江南。

从崇明败退的荆本彻此时屯驻舟山小沙岙。他的手下已经丧失纪律，他也纵容他们抢劫，以至丧失民心。明海军在舟山的高级军官黄斌卿（肃虏侯，莆田人）很有野心，趁机收拢民意；却又暗地将百姓的抱怨告诉荆本人，荆大怒，对百姓愈加苛刻。黄斌卿于是散布流言，说荆已降清，不日将劫掠舟山；百姓闻之人人愤激，愿出死力相助，以歼灭荆。荆军不少是骑射，一可当百，但火药已尽，终于在三日后被歼，荆本人及父子兄弟全家被杀，其事可能在1646年春[17]。但舟山复明水军内部的斗争仍未平息。

此后，从舟山出发的南明海军对崇明的骚扰袭击就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战斗。1647年4月，清廷恢复招抚策略。但5月，明水军200余艘沙船就在沈廷扬率领下由舟山来攻，因崇明城戒备森严而退却。之后，他们转攻江南的鹿苑，结果在一个闷热天气里遇到一阵小台风，大败，沈廷扬被捕而死。

这一年，清苏松总兵吴胜兆举兵反正，蜡书求援。张名振奉命率水师急驰崇明，途中遇海啸，大风覆舟，士卒死亡大半。张名振与张煌言侥幸得脱，间道返回象山南田。

1650年九月，张名振与黄斌卿的矛盾激化，最终黄斌卿被张名振指使王朝先刺杀。1653年春夏，张名振的军队再一次进攻了江南沿海，“击败清朝在崇明岛的驻军，沿黄浦江一直打到上海的静安寺”[18]。这一年九月，张名振与崇明人顾忠一起，统率100多艘船，停泊在排沙洪，并乘晚潮进攻。激战五日，清守将洪公义等战死，但城池仍坚守不下。张名振于是转往大安沙等地，每四亩地征粮二石，沙民苦之。

1651年，舟山失陷，军民死难者1万8千人。张名振等当时正在海上，被迫护鲁王暂避厦门，郑成功令入金门岛安置。次年张奉郑成功号令，誓师北伐，进屯崇明岛，破镇江，后援军不继，再退守崇明。

之后在1654年4月及5月，张又两次攻入长江口。十一月底，张名振军据平洋沙，被当地沙民偷袭，丧失17艘船；张以屠杀作为报复，烧千余家[19]。崇明城中守军300人及乡勇千人半夜出击，全军被张击溃。

根据县志的记载，此后一两年里舟山明海军的骚扰十分频繁，并经常焚烧民居及劫掠人质[20]。1655年，张名振与张煌言合兵三入长江，但兵力单薄，无功而返。于是会同郑军攻占舟山，年底死于军中，部队交给张煌言。死因不明。清江南总督马鸣佩当时写给朝廷的报告称“据来降兵丁报告，因张名振攻打崇明岛失利，郑成功要提名振去杀。名振惊愤得病而死”。

1656年，舟山再次被清兵攻破，并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所有居民迁移到大陆；最后撤离时，将一切城垣、要塞、哨卡乃至民居等尽行焚毁。这一年秋天，长期在江南海岸来回骚扰袭击、活跃在崇明岛的海盗顾三也被抓获处死。

张名振的逝世以及舟山的再次失陷，代表着浙东抵抗力量的衰败，而舟山的复明海军基地与崇明的关系本来最为密切，也是极力主张和意图攻取崇明的。

第三阶段：清军海防的加强与郑成功的失败，1657-1661


顺治十四年（1657），清政府宣布“增设崇明水师总兵官，调拨江宁、江苏、安徽各省标兵万人，分防吴淞江及崇明诸口”[21]。这一设置对陆军为主的清军来说，是开创先例的，并早于1659年设置的京口左右两路绿旗水师总兵官。按崇明仅为一中等县，县令为正七品，而水师总兵则是正二品，这标志着崇明成为清朝海防的最前沿地带，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清廷设置崇明水师总兵总体策略是以近海防御为主，所谓“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22]。1657年出任水军提督（从一品，提督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的是名将梁化凤，率军万人，驻防崇明、吴淞。梁是陕西长安人，曾参与平定山西，“二十二战皆捷”，之后又在江南平定太湖群盗。1655年升苏松总兵，在浦东高桥多次击败张名振军，并追击至其屯驻地崇明平洋沙，予以讨平。梁认为“平洋沙悬隔海中，戍守不及”[23]，建议屯驻重兵，并沿海筑大坝，引水灌田，整顿崇明的军政和农业生产。

两年后（1659），郑成功大举进攻，发动长江之役。五月初四，大军在舟山烈港听议进取长江事宜，其中专门讨论了“分程开驾入崇明事宜”，决定分别停靠崇明的三个沙岛；并派出间谍入长江刺探情况，被梁化凤察觉。五月十八日，郑军趁风一日夜内由羊山（今浙江小洋山）全军开到崇明，郑成功驻扎新兴沙。并再申军令：

“崇明等处地方，可以安插提督、统镇、大小将领家眷，为我师根本之地，与思明州一体。其地方百姓，最宜抚绥，凡有骚扰，有杀并连罪无赦。”[24]当时张煌言建议郑成功攻下崇明作为基地：“崇沙，江海门户，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一旦有疏失，也可进退自依[25]。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采纳，郑成功急于进攻，并进围南京。但现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

这一大意给梁化凤以战机。七月，梁奉命率部兵三千人疾驰赴援南京。七月二十三日，设计擒获郑军大将甘辉[甘辉1655年四月受封为崇明伯]。郑军溃败，在长江上船只又被梁化凤部将烧毁不少。梁预料到郑军可能攻打崇明，本已有部将留守，这时再派军赴援[26]。

八月八日，郑军退到崇明。郑成功召集诸将议论，表示“欲克崇明县，以作老营”，然后再从厦门调一支军队前来攻打，以“逼其和局速成”[27]。当天，郑军到崇明城下说降，着手攻城。八月十一日早晨9点左右，开始用大炮攻城。郑成功亲自督阵，到夜晚已经轰掉西北角100多个墙堞，随即添平壕沟架云梯肉搏。城中守军坚持抵抗，打退郑军7次进攻。郑军部将韩英、王起俸死于这一战役。

郑成功本想再行强攻，但被部将周全斌劝止，认为城池坚固，深沟高垒，难以攻破，何况敌军援兵可能很快赶到，得到这一孤城绝岛，并无意义。当日晚，郑成功答复清提督马进宝，表示攻打崇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辟除全军覆没的谣言，“吾故打开崇明，安顿兵眷，再进长驱。……我今才施数铳，其城已倒及半，明日安炮再攻，立如平地。”[28]心里其实已经放弃这一打算，次日（八月十二）出兵四乡搜罗粮草，十四日即拔营回福建。

在这一次战役中，郑成功打垮了清舟山守军，但在崇明却遇到顽强抵抗，该岛居民因为这一表现，后来受到鳌拜的免赋嘉奖。看起来似乎他们抵抗明军比对清军还强烈，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担心遭到报复[29]。当时反清的军队，见到已剃发的汉人，经常杀戮很惨。郑成功围南京时，满族军人只有500人，主要是汉军旗人在抵抗。

郑成功在这次失败后再也没有北上。1661年5月，清下令在江浙大规模整顿沿海防务体系，修建桥梁、道路、堡垒、建造船只。当时郑成功在闽南的根据地也遭到清军袭击，于是调军东进，收复了台湾。

梁化凤的这一长江之役中清军的首功之臣在这一年（1661）因功授江南提督，当时人认为台湾尚未收复，提议援引广东、福建的情形，在苏州、松江两府的滨海地区立界，实行海禁，把居民全部向内地迁移，遭到梁的反对。他认为与其放弃沿海肥沃之地，还不如将这些地的赋税拿来养兵防守，海禁毕竟是祸民之事。这一建议最终被顺治帝采纳[30]。

崇明岛的军事价值

崇明是长江河口的泥沙冲积岛，自唐武德年间（618-626年）浮出水面后，每年面积都在变化。明清之际其面积还远小于目前（1200平方公里），大约只有500平方公里左右（舟山岛为502 km sq） ；当时人口大约在20万人左右[31]。

作为一个江海交汇处的孤岛，崇明历史上很少卷入战争，而假如卷入战争，则必定是从海上来的军事力量（例如海盗、倭寇、郑军、鸦片战争时的英军）。因为只有海上势力抵达时，这里才成为它与大陆势力争夺的焦点；而对两支冲突的陆军来说，即使战争就发生在崇明附近，崇明也不过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孤岛罢了（例如太平天国席卷江南，与清廷对峙多年，却没有攻入过崇明岛）。

在明清之际清军南下时候，东部的抵抗势力最后全在沿海一线展开。其中崇明、舟山、闽南的厦门及金门是三处最重要的支点。如果1646年后崇明一直坚守在明军手中，情势很可能有相当的不同。江南是抵抗清军最顽强的地区之一，崇明如果能坚守，则能成为抵抗运动的基地，进而与上游安庆山区的力量联合。如果能有组织地抵抗下去，重演南宋时的一幕，也未必不可能——当时金兵已攻到宁波，最终还是退缩回了江北。

其次，崇明作为一个复兴基地的存在，将牵制清军的兵力，使西南地区李定国等部的压力得到缓解。然而遗憾的是：当时明水军内部矛盾极多，政令不一，反多自相残杀，最后被得以各个击破。

如果崇明能得以坚守（从与郑军的顽强抵抗来看，是很可能做得到的，尤其清初水军很弱），则明海军还可以以此为基地，北上骚扰。崇明往北直至辽东的航线，一直是非常发达的。远的如元初漕粮海运的创始人、崇明海盗朱清，近一点如明末的商船海运专家、另一个崇明人沈廷扬，他曾通过海道运粮到辽东。

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如果郑成功之前攻破崇明，他很可能也不会在两年后收复台湾了。事实上，他收复台湾前的宣言，与攻打崇明之前的话，十分相似：“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32]

虽然今天来看，崇明与台湾相比极为悬殊，然而当时并非如此：当时台湾几乎没有汉人，也很少耕地；而崇明至少还有20万百姓及大片良田。攻打台湾时，郑成功部下几乎都不想去，郑本人在攻下后不久就病死，年仅39岁，与台湾的瘴疠及部下的违抗（当时台湾无粮，郑军部下在海峡对岸不运粮至台）有很大关系，而崇明至少没有瘟疫横行；台湾守军荷兰人只有一千人，但火力很猛，崇明守军至多五千，但更容易攻下。而且收复台湾使荷兰人与郑氏更加成为死敌，后来荷兰人便出兵帮清军攻打郑军。

收复台湾，以当时的局势来看，只能使人觉得光复中原更加无望。单纯以中国而非世界的局势来看，台湾的在当时的军事价值还未必高于崇明岛。然而历史总是有很多预料不到的事，也许随着海禁和清军在大陆统治的稳固，郑成功迟早要被逼去收复台湾以为根据地，但1659年长江战役的失败及崇明岛的顽强抵抗，或许使郑成功加快了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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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2]查继佐《国寿录》
[3]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
[4]《嘉定屠城纪略》载此为乙酉年（1645）六月事
[5]计六奇《明季南略》
[6][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7]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记载徐鼎离任后，“县丞夏国士摄篆，号令不行，前浙江知县黄州进士王臣缙在本彻军中，奉本彻檄，摄县事。”可见荆本彻当时控制了崇明的军政，也许正是这种专横的作风引起了他后来的失败。
[8]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县志载，荆出逃后，王臣缙仍为县令，奉义阳王。
[9]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不过所谓“各统水路军数千”，其总数当仍不满万。此事可能在九月左右。《浮海记》载“闻吴师志葵倡义吴、浙，引兵来会，共立义阳王监国；志葵统兵入泖，大彻留辅王。七月，清兵至吴淞，大彻率诸将力战不胜，走崇明。复送义阳王入浙东，因留定海。”以这一段来看，似乎吴与荆曾有密切分工，按县志记载，义阳王被推戴为监国时荆已离开，时间上也有矛盾，兹以县志为准。
[10]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这些人立刻分封职位：田仰为总督，沈廷扬为户部侍郎、顾荣为大将军、黄五常（本县人，前寿州总兵）为都督、王显为副总兵。沈廷扬仍为原职，可见其比较淡泊，而海盗顾荣则做了“大将军”。
[11]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记载，这次兵败后，张士仪降清，张鹏翼、沈廷扬、王臣缙奔浙江，田仰则投奔浙东的潞王，义阳王亦同去。沈廷扬在舟山被鲁王封为兵部侍郎，掌管水军。
[12]《世祖实录》第22卷
[13][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14][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15]谢国桢《南明史略》
[16]张名振（1604-1655）是南京人，崇祯17年（1644年）为浙江象山石浦镇游击（负责一个防汛区军事，职衔在副将、参将之下）。1645年，鲁王加张名振富平将军。张名振因与同奉隆武年号的舟山总兵黄斌卿是姻亲，也接受唐王册封。1646年鲁王败亡入海，张名振扈从至舟山，黄斌卿拒之不纳，两人结下冤仇。1647年张名振朝鲁王于福建，封定西侯。
[17]《浮海录》。舟山原即由黄斌卿统管，黄属闽系，其副将周鹤芝本也是受招安的福建海盗。
[18][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
[19]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
[20]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
[21]《清史稿》志113•兵九•海防
[22]《清史稿》志113•兵九•海防。该卷载“康熙六年，因崇明孤悬大海，严出海之禁。十四年，以提督统八营驻崇明。二十三年，减存四营，列汛六十有八。”又云“康熙八年，增设福建水师总兵官。十四年，改崇明总兵官为水师提督。”由此可见，清朝驻扎崇明的水军将领，不但设置最早，且级别一度比福建水师还高。按清制总兵为正二品，受提督（从一品）节制。
[23]《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三，梁化凤传
[24]杨英《先王实录》
[25]《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
[26]按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兵事》，留守崇明的部将是左营游击陈定，前营游击仝光英；随后遣游击刘国玉、守备王龙在郑军返攻时前回到崇明（八月六日）。
[27]杨英《先王实录》
[28]杨英《先王实录》
[29]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记载1645年吴淞百户吴之蕃奔崇明，归义阳王，见兵力弱，事必无成。于是回到江东，纠集起四千人，船百余号。之前吴愤恨于乡里均投降满清，声称一旦明朝复辟，他们全是可杀的罪人。现在他回攻，所有已剃发的老营兵想起旧话，都奋勇拼杀。吴手下大溃败，八月十六乃自杀。
[30]《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三，梁化凤传
[31]民国十九年《崇明县志·户口》载顺治四年全县户口为7.3万，口失考。明清时崇明平均每户在6~7人，但1644-1661年间崇明战乱频仍，很多人流徙各地，不少户口可能只是空籍，因此我估计为20万人左右，毕竟现在全县也只有66万人。
[32]杨英《先王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