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红：一个宿舍出了歼20、运20、歼15三个总师

“人一生起码应该做‘一件半’事”

头发有些凌乱，白发显而易见，这个黢黑的陕西汉子看起来有几分像老农，“微信”中他给自己取的网名就叫“耕夫”。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54岁男人，主持设计了“运-20”、“新飞豹”等多型中国空军主力战机。他就是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唐长红。全国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他。

一口关中口音的唐长红说话语速颇慢，往往沉吟半天再开腔，35年的航空工业实践，养成了他沉稳的气质。飞机多少会带有设计者的个人色彩，他设计的“新飞豹”等型飞机在部队赢得了“皮实”、“高可靠性”的评价。唐长红这个人也很皮实，他说：“经得起折磨，这是我们做装备的人必须做到的。”

这个关中娃有很长一段青春留在了农村，白天修路、打土坯，晚上挑灯看书，朦朦胧胧地憧憬着“要干造原子弹的事”。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他考入西北工业大学，命运由此改变。回首过去，他说，那个年代锤炼了我克服困难的意志。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跳槽，对于您这样一辈子在一个单位干到老的，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唐长红：大城市、小城市，各有各的好，得看你感兴趣的工作在哪儿。比如我所在的阎良，城虽小，却航空工业密集。说心里话，30多年里，面对诱惑，我有很多次离开的冲动。比如下海潮时，“造飞机不如去养鸡”。可当真要选择时，我有很多舍不得：舍不得航空，舍不得所学；我甚至有一种恐惧，恐惧自己经过多少年的努力才达到的高度，是不是在新环境下还能达得到。我曾看到我同学发的一段微博，他说，他虽然没在航空业坚持下来，但看到留下来的我成了班里的代表，他为我骄傲。他说得对，贵在坚持。
记者：您当初为何选择西工大飞机系？

唐长红：那是阴差阳错，我是被调剂到这专业的。我当时更希望做画家或大夫。

那时候老师对我们期望非常高，巴不得你明天出去就能担当重任。我的导师是刘千刚教授，他当时都快60了，可每晚都两三点才睡。毕业后，他还继续给我很多教导。我到单位以后并没有做本专业，而是被分配到颤振专业组，他鼓励我，如果我在工作以外花3年学习，完全可以再学门专业。

记者：从不那么熟悉的领域起步，您会觉得吃力吗？

唐长红：有学必用是不可能的。先得服从，更重要的是适应环境、改造环境。

记者：去北京航空学院读研，符合您的人生规划吗？

唐长红：确切地说，那时是稀里糊涂的，谈不上规划，我走过来都是前辈拉扯过来的。

我当时并没觉得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是枝枝节节把我逼到这条路上了。同理，我也没想着高学历有助于后来当官。但所领导后来告诉我，人是要承担责任的。我的理解是，只要你有能力，就该出那份力气。

记者：硕士毕业时您正好30岁。三十而立，您当时有什么体会？

唐长红：我很不情愿离开学校，因为我在北航最大的体会就是，要从事飞机设计，有很多我压根儿不懂的需要学，你不免会感到一种无知甚至无能。我相信很多设计师和我一样，等到要解决问题时，会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

刘千刚老师期望我每年读一本专著，直到我有了小孩以后，他还会检查我是否读书。当选院士后，我受邀回母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向老师汇报，我每年起码读一本专著，几十年来从没间断。”我常觉得，如果今天没懂点东西，就算白过了，所以哪怕睡前读一小时书，也算没落后。学无止境，不管是哪方面的学问，都会对工作有所教益。要把事做得更“美”，而不是更“对”——对是基本，美是一种更高要求。

记者：您40岁出头就被任命为“新飞豹”的总设计师，成为当时业内最年轻的总师。

唐长红：人生会有很多很难把握的机遇，但是没有很难把握的自己。那时，很多人对我寄予期望，这让我压力很大，我只想着，要不辱使命。

记者：和您这代人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牺牲与奉献，您觉得当今年轻人能做到这些吗？

唐长红：我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从小父母很偏爱我，但只要有责任感，就能做到。我的学生有很多80后，我觉得他们比我聪明得多，他们的开放思维让我都觉得羞愧。在我们团队，没有年轻、年老之分，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能干重要角色。有经验不见得不犯错误，所以我敢于用年轻人。80后好强、不服输，给他们责任，他们一定能做成。

记者：现在学工科的大学生毕业后常常逃离科研，您怎么看待这种择业观？

唐长红：人们追求待遇，这无可非议。但我跟我学生说，人一生起码应该做“一件半”事：第一件事，把手头工作做好；还有半件，为长远发展做铺垫。追求待遇，不是罪过；纯粹追求待遇而荒废了自己长久能力的积累，这是一种遗憾。

记者：很多80后航天人选择航天事业的原因之一，就是近年来航天越发受到国人关注。您如何看待年轻人这种选择观？

唐长红：对一个人来说，首先是生存，然后是理想。论生存，一个月得赚3000，还是得赚5000？论理想，是造飞机厉害还是造火箭厉害？人各有志。但在生存和理想中间，还有很多虚荣。这无可非议，有可能虚荣也能促使你进步。

一直以来，航空工业都在疲惫应付着国家安全，中国航空工业更像是空军的航空。我们不是航空强国，但随着航空工业向国家战略性产业的转变，需要有更强的人才。做大家都关注的尖端领域，会更有满足感，但越是做这样的事，越得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

记者：您所在的西工大1978级5382宿舍，一个宿舍出了3个总师——歼20总师、运20总师、歼15副总师。再聚会时，同学间会说到当初的理想吗？

唐长红：在型号研制过程中，我经常请他们来帮忙。他们有时会提出很尖刻、甚至刻薄的意见，但毕竟我们都是为了国家。

我们班34个同学，每5年一聚，一直坚持到现在，相互之间很少谈论生活，大部分谈的还是技术发展。到这岁数了，生活琐事还是羞于谈起，从不攀比。当然，相互调侃也是有的，也有对现实的不满，但很少纠缠于此，更重要的是相互激励。
链接：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13_05/03/24897807_0.shtml
“人一生起码应该做‘一件半’事”

头发有些凌乱，白发显而易见，这个黢黑的陕西汉子看起来有几分像老农，“微信”中他给自己取的网名就叫“耕夫”。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54岁男人，主持设计了“运-20”、“新飞豹”等多型中国空军主力战机。他就是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唐长红。全国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他。

一口关中口音的唐长红说话语速颇慢，往往沉吟半天再开腔，35年的航空工业实践，养成了他沉稳的气质。飞机多少会带有设计者的个人色彩，他设计的“新飞豹”等型飞机在部队赢得了“皮实”、“高可靠性”的评价。唐长红这个人也很皮实，他说：“经得起折磨，这是我们做装备的人必须做到的。”

这个关中娃有很长一段青春留在了农村，白天修路、打土坯，晚上挑灯看书，朦朦胧胧地憧憬着“要干造原子弹的事”。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他考入西北工业大学，命运由此改变。回首过去，他说，那个年代锤炼了我克服困难的意志。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跳槽，对于您这样一辈子在一个单位干到老的，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唐长红：大城市、小城市，各有各的好，得看你感兴趣的工作在哪儿。比如我所在的阎良，城虽小，却航空工业密集。说心里话，30多年里，面对诱惑，我有很多次离开的冲动。比如下海潮时，“造飞机不如去养鸡”。可当真要选择时，我有很多舍不得：舍不得航空，舍不得所学；我甚至有一种恐惧，恐惧自己经过多少年的努力才达到的高度，是不是在新环境下还能达得到。我曾看到我同学发的一段微博，他说，他虽然没在航空业坚持下来，但看到留下来的我成了班里的代表，他为我骄傲。他说得对，贵在坚持。
记者：您当初为何选择西工大飞机系？

唐长红：那是阴差阳错，我是被调剂到这专业的。我当时更希望做画家或大夫。

那时候老师对我们期望非常高，巴不得你明天出去就能担当重任。我的导师是刘千刚教授，他当时都快60了，可每晚都两三点才睡。毕业后，他还继续给我很多教导。我到单位以后并没有做本专业，而是被分配到颤振专业组，他鼓励我，如果我在工作以外花3年学习，完全可以再学门专业。

记者：从不那么熟悉的领域起步，您会觉得吃力吗？

唐长红：有学必用是不可能的。先得服从，更重要的是适应环境、改造环境。

记者：去北京航空学院读研，符合您的人生规划吗？

唐长红：确切地说，那时是稀里糊涂的，谈不上规划，我走过来都是前辈拉扯过来的。

我当时并没觉得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是枝枝节节把我逼到这条路上了。同理，我也没想着高学历有助于后来当官。但所领导后来告诉我，人是要承担责任的。我的理解是，只要你有能力，就该出那份力气。

记者：硕士毕业时您正好30岁。三十而立，您当时有什么体会？

唐长红：我很不情愿离开学校，因为我在北航最大的体会就是，要从事飞机设计，有很多我压根儿不懂的需要学，你不免会感到一种无知甚至无能。我相信很多设计师和我一样，等到要解决问题时，会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

刘千刚老师期望我每年读一本专著，直到我有了小孩以后，他还会检查我是否读书。当选院士后，我受邀回母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向老师汇报，我每年起码读一本专著，几十年来从没间断。”我常觉得，如果今天没懂点东西，就算白过了，所以哪怕睡前读一小时书，也算没落后。学无止境，不管是哪方面的学问，都会对工作有所教益。要把事做得更“美”，而不是更“对”——对是基本，美是一种更高要求。

记者：您40岁出头就被任命为“新飞豹”的总设计师，成为当时业内最年轻的总师。

唐长红：人生会有很多很难把握的机遇，但是没有很难把握的自己。那时，很多人对我寄予期望，这让我压力很大，我只想着，要不辱使命。

记者：和您这代人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牺牲与奉献，您觉得当今年轻人能做到这些吗？

唐长红：我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从小父母很偏爱我，但只要有责任感，就能做到。我的学生有很多80后，我觉得他们比我聪明得多，他们的开放思维让我都觉得羞愧。在我们团队，没有年轻、年老之分，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能干重要角色。有经验不见得不犯错误，所以我敢于用年轻人。80后好强、不服输，给他们责任，他们一定能做成。

记者：现在学工科的大学生毕业后常常逃离科研，您怎么看待这种择业观？

唐长红：人们追求待遇，这无可非议。但我跟我学生说，人一生起码应该做“一件半”事：第一件事，把手头工作做好；还有半件，为长远发展做铺垫。追求待遇，不是罪过；纯粹追求待遇而荒废了自己长久能力的积累，这是一种遗憾。

记者：很多80后航天人选择航天事业的原因之一，就是近年来航天越发受到国人关注。您如何看待年轻人这种选择观？

唐长红：对一个人来说，首先是生存，然后是理想。论生存，一个月得赚3000，还是得赚5000？论理想，是造飞机厉害还是造火箭厉害？人各有志。但在生存和理想中间，还有很多虚荣。这无可非议，有可能虚荣也能促使你进步。

一直以来，航空工业都在疲惫应付着国家安全，中国航空工业更像是空军的航空。我们不是航空强国，但随着航空工业向国家战略性产业的转变，需要有更强的人才。做大家都关注的尖端领域，会更有满足感，但越是做这样的事，越得沉下心来、耐得住寂寞。

记者：您所在的西工大1978级5382宿舍，一个宿舍出了3个总师——歼20总师、运20总师、歼15副总师。再聚会时，同学间会说到当初的理想吗？

唐长红：在型号研制过程中，我经常请他们来帮忙。他们有时会提出很尖刻、甚至刻薄的意见，但毕竟我们都是为了国家。

我们班34个同学，每5年一聚，一直坚持到现在，相互之间很少谈论生活，大部分谈的还是技术发展。到这岁数了，生活琐事还是羞于谈起，从不攀比。当然，相互调侃也是有的，也有对现实的不满，但很少纠缠于此，更重要的是相互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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