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助朝鲜历史上的一笔战略“失算”？

    序 言   若以“时间”为尺度划分，战略学其实就包含两部分：推测/判断未来和回顾/借鉴历史。前者近似于“玄学”，而后者则更象是“事后诸葛亮”。但不管怎样，“经师”或“事后诸葛亮”都是在思考，差异仅是“未来”或“过去”。
    近期，半岛“三八线”南北双方“战争”喧嚣声浪是一阵高过一阵，各类高科技主战装备、甚或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等，尽都登台亮相……。这不免引发国人忧虑：中国和平发展机遇“窗口”期难道是六十年一轮回，逢朝(鲜)必关(闭)？
    中国人若仅仅是“忧虑”半岛局势是于事无补的。中国人必须反省自己援助朝鲜金氏世袭政权的历史。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并汲取教训，借以使自已在应对今天之复杂险恶局势时，尽量争取少出错或不犯大错。
        朝 战 发 动 中 的 中 国 元 素
    首先申明：在笔者看来，“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是有联系的两回事。因此，本文所言“朝鲜战争”仅限于其第一阶段、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的历史：1950年6月25日拂晓，在苏式大口径火炮、飞机和T34坦克的支撑下，十余万持苏式自动步枪、机枪和冲锋枪的朝鲜人民军似洪流般地冲进汉江平原。人民军“……战斗力上占压倒优势，并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采取了典型的一点两面战术和两翼包围，正规战与非正规战相结合，步坦炮工协同的办法，企图速战速决。”--(《韩国战争史》韩-金阳明著)。朝人民军在开战次日即攻克“三八线”南边的开城，第三天便占领汉城/首尔；7月20日攻占汉城以南的大田，31日前又先后击占木浦、晋州，其有效控制的地域和人口已经达到半岛90％的土地及92％的人口，将韩军及从日本赶来(7月5日)增援的美第25师压迫至半岛西南端海岸边的釜山周围--“南方防线”。这支诞生尚不足二十八个月的“娃娃”军队，在三十多天战斗中所斩获的战果之丰硕腴美，足以令斯大林、毛泽东及粟裕、彭德怀、林彪和朱可夫、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等沙场老帅老将瞠目结舌！直到过去了数十年光阴，上述那支神话般军队的历史真相，才渐渐离开迷雾的笼罩，进入人们的视野。
    朝鲜战争开战之初，朝在划分的“西部”和“东部”两个战区，分别配置人民军第一军团(以下简称“军或师”)和第二军，并沿“三八线”由西至东部署了五个战略突击兵团。其中：
  西部战区(汉城/首尔的正面)是主攻方向，朝第一军统辖第1、3、4、6师和警备第三旅及第一〇五坦克旅等约七万余兵力及大部重炮、坦克，编成“雍津半岛”、“开 城”和“议政府”三个战略突击兵团。对阵的韩军兵力部署有第1、7师和警备17团等约五万余人。
  东部战区是次攻方向，朝第二军统辖第2、5、7师和第766游击队及一部分重炮、独立坦克团等约五万余兵力，编成“春 川”和“东海岸地区”两个战略突击兵团。对阵的韩军兵力部署有第6、8师等约三万余人。
  另外，朝人民军还拥有五万左右的二线预备兵力第十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等。
    与朝人民军全装苏式轻、重武器相比较，韩军不但兵力(名义上编有8个步兵师，没有坦克和战斗机)数量偏少，而且装备状况亦堪忧。这是因为在1950年之前，美对韩援助3.5亿美元属于“占领地区救济管理基金”，主要是粮食、服装、油料等物资；1950年1月26日，美、韩首次签订的“军事援助协定”规定：美军援韩只是“提供现有装备的备件和维修”等，3月15日美国会批准了1亿多美元的对韩军援，直到战争爆发那一天“只有价值5.2万美元的通信装备和维修零件正在洛杉矶装船……；韩国政府实际得到只不过是几百美元的电话线”。但是，在令韩军官兵“倒霉”的诸多原由中，起主要的、决定性的元素是“人”。战争--归根到底必定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共军士兵彪悍凶狠的战术攻击”举世绝无出其右者。当历经3-20余年战火硝烟锻炼磨砺的近五万原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第四野军战斗序列的指战员，熔入十余万朝人民军前线师团后，与之对阵的韩军官兵“倒霉”宿命，也就被早早地注定了。而朝人民军施展的“一点两面”攻击战术，正是林彪麾下解放军钢铁雄狮的“拿手好戏”！
    事实上中国的援助，是朝人民军开战时(有10个师)的主要或骨干作战力量。在朝人民军第一波攻击投入的兵力中，原是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的朝族指战员约占1/3左右；主攻方向西部战区朝第一军辖第1、3、4、6四个师和次攻方向东部战区朝第二军辖第2、5、7三个师，这七个精锐突击师的主要作战实力(如第5、6、7师)或骨干作战实力(如第1、2、3、4师)均源于“中国元素”。若中国没有援助朝鲜这些近五万久经沙场之虎狼之师，朝人民军不要说在50年朝战初期“斩获的战果之丰硕腴美”，就是其建军也会拖延三、五年。
        援 朝 功 与 过
    史料如下：
  “中国元素”支撑创立与建设朝人民军。日本战败投降后不久，原红三军团彭德怀麾下炮兵指挥官武亭等，便带领2000余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序列的高、中、下级指挥员“朝鲜义勇军”入朝，支持帮助朝方建设起“保安干部训练大队部/学校”(武亭本人担任总教务长)，下辖三个直属营、四个训练所；1947年5月，“保安干部训练大队部”升格为“人民集团军总司令部”，其原下辖单位整编成第1、2步兵师和第三独立混成旅(后整编为第三师)，官兵授军衔、统一着装并全员换装苏式轻、重武器；同年，解放军东北军区辖牡丹江军区“吉东警备旅”等部近万余人先后入朝(后整编为第四师)；1948年2月8日，金日成宣布正式成立“人民军”，人民集团军下辖各师改称“朝鲜人民军第1、2、3、4师”。值此，朝金氏世袭政权才开始有了“属于自已的军队”。此外，在公开可见的资料里，除武亭、朴孝三、朴一禹等八路军/新四军高中级干部参与了人民军的创建外；还有，尹公钦组建了担任三八线警戒任务的内务部队/警备旅，八路军及解放军军歌的谱曲者郑律成组建了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并担任团长，……。
  中国“元素”加入朝人民军，这就使其不仅在装备(苏式全装)质量上超越韩军，更让朝人民军作战素质一步跨入打大仗、打硬仗之列，将韩军远远地抛下。1949年2月，金日成命朴一禹（抗战后首批入朝的八路军朝族高级干部，长期参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赴刚刚和平解放的北京找毛泽东“借兵”--三个解放军朝鲜族师（即156、164、166师，总兵员计3.6万余；入朝后编列为人民军第7、5、6师。），获得毛泽东首肯。大批曾在中国东北与关内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与内战、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官兵被充实到朝人民军中，这其中就包括令美军闻风丧胆的金雄(原新四军二师团长、曾任中朝联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副手)、方虎山(原解放军166师政委)将军。例如韩国军史专家如此评估朝鲜战争初期韩军的“巨大失败”--在朝人民军一线突击兵团中，“有作战经验的中共军出身的官兵占了大多数。他们在战争初期，采用了极其大胆的独特的战术，迫使我军打了恶仗。如八路军出身的敌第六师师长(即解放军第166师政委方虎山)把一个团用火车送进开城市内，我军因背后空虚遭到了打击。在春川前线，敌第二师也用同样战术，化装成难民或国民，屡次渗透到我军侧后，搜集我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反坦克障碍物位置的情报，对我后方进行骚扰。在春川以南‘厚昌岭’战斗中，敌人在正面进攻受挫后，打着白旗假装投降接近我阵地。如果没有丰富而老练的作战经验，是不会有这样的胆略的”。--在三八线最初进攻中，人民军“通常以团为单位赋予不同的进攻正面。主攻部队在坦克的支援下，从正面攻击国军防线，在牵制我军主力或突破防线的时候，别的团从我军防御阵地侧后迂回，或实施侧背包围，或强攻翼侧。正面突破与侧后迂回相结合、最后围歼我军主力的所谓‘一点两面战术’，在兵力与装备、火力与机动力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取得了相当成果”……。

    大约三年前即“抗美援朝”战争六十周年时，论述/证明中国援助朝鲜有“功”的文章浩若天宇繁星；不过，谈及有“过”的却鲜陋寡文。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今天所面临的复杂尖锐、诡谲多变的半岛局势(还包括有台海局势和南海/中南半岛局势等)，若要追根究底的话，或多或少都与我们援外历史上的“过”或者说是战略“失算”，有着这样那般地联系。比如：当年在美国人“邀请”后，若蒋公介石支持派兵驻扎日本；哪今天，“钓鱼岛”问题还会引发中日争执吗？！
        战 略 失 算
    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但是，“假设历史”却有益于后人通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知得失”……。
    1945年9月左右，驻朝苏军下令“统一建立保安队”、交苏红军“远东步兵独立第88旅”金日成大尉统制；不久，武亭等2000余八路军/新四军高中级干部穿过鸭绿江抵达新义州，但被金日成的保安队“驱逐回对岸”(即今丹东市)。
  假设一：此后两年(1948年，中共也缺人手啊)时间内我们不再派遣自已的朝族高中级干部入朝，那么孕育朝人民军的摇篮--“保安干部训练大队/学校”就不会于1946年8月成立，朝人民军初始战斗力的形成亦不太可能早于1949年。
    1949年2月，金日成找毛泽东“借兵”--三个解放军朝鲜族师（即156、164、166师，总兵员计3.6万余；入朝后编列为人民军第7、5、6师。），获得毛泽东首肯。
  假设二：毛首肯，前提是“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即解放台湾)后”再派遣；这样的话，至早在1953年之前三个解放军朝鲜族师就不会入朝……。如果是这样，那么在1950年6月25日前、“三八线”朝鲜一侧就不会聚集起五个以“中国元素”为主要或为骨干的精锐战略突击兵团，当然也就不会有“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史事了。在1953年后，斯大林已经“上天堂去见马克思”了，谁还有能力/意愿支持金日成打内战呢？！
    回顾历史，中国援朝的战略“失算”(因促使朝鲜战争爆发)客观上对新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冲击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国内方面  比如：1949年6-8月刘少奇率代表团访苏，斯大林允诺：向中国“提供3亿美金贷款”；7月26日，中方向苏方要求：删除协议中购买苏式武器的内容“使借款货单完全成为建设借款”……。朝战爆发及美军越过“三八线”后，新中国这第一笔巨额借款却“主要用于购买武器”，完全背离了中国人借钱的初衷。而我们举国期待的“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则不得不推迟3-4年(1954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方开始)。
  国际方面  比如中美关系：朝战打响后二天、即6月27日，美宣布派遣海军第七舰队驻防台湾的高雄和基隆，巡弋台湾海峡。这就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与自尊心……。直至二十多年后，中美关系才逐步进入“正常发展轨道”。尤其是，美国在朝战中及之后，分别与韩国和日本及台湾结成同盟，从而奠定了在长达六十余年时间跨度、甚至今后更长时期，其主导东北亚、东亚地缘战略架构或博弈的“坚定基础”；并且，其据此“坚定基础”时不时地为半岛南北争端、日韩争端、日俄争端和中日争端及台海两岸分治等，输出“负能量”。
  (参考情况一：台湾问题--1949年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曾当面拒绝“援助”中国解放台湾。1950年4月，美国家安全委会<NSC>发布第68号文件后，美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已将台湾称之为美国“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参考情况二：1949年初：美参联会责成麦克阿瑟提交“关于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的时机及之后影响”的报告。麦帅在报告中认为“得到苏联红军支援的来自满洲的侵略威胁，短期内将依然存在。当韩国受到侵略时，美国从战略上应当考虑的是：不能留下对韩国承担直接军事支援义务的任何借口”。在麦克阿瑟提交“报告”后不久，即到6月29日、美军作战部队全部撤离韩国……。)
    假设三：若金日成不能够凭借“中国元素”挑起朝鲜半岛内战，那么，美国政府根据麦克阿瑟建议所制定的朝鲜半岛政策，其至少不会与韩国结成同盟，美军也无可能会以“联合国军”名义驻防韩国至今。果真是如此的话，今日之朝鲜半岛还会是“剑拔弩张”吗？！……；不管怎样，反正都不会是中国人今天所面临的“困局”。
    结 束的话：
    上面的假设一、二、三，揭露了中国援朝历史上的战略“失算”。对此，中国领导人早年曾有些反省。比如：1956年9月，在中、朝两国两党领导人会晤时毛泽东曾明言，对于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应该打，后来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彭德怀和李克农甚至质问朝方：“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显然，由于挑起朝鲜战争，朝金氏世袭政权“伤害了北京对平壤的信任和信心”。
    不过，由于对“国际主义精神”迷恋的近乎宗教般地热情，我们并没有对“援朝”的得失进行“理性而深刻地反省”。直到三十多年后，才由邓小平作出了最终结论--他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确定了“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十六字方针；强调“别国的事，我们管不了”，“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这也算是对中国外交的“政治交待”。
  (补假设四：若1954年以后，中国人不“抗美援越”、支持胡志明为统一越南而打内战，哪么，现在南海的南沙、西沙局势会比今天更复杂更困难吗？)
    昨天(4月6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硬表示“不许在中国家门口生事”！这说明我们已经反省、并在“知失改过”，这令人十分欣慰。
    序 言   若以“时间”为尺度划分，战略学其实就包含两部分：推测/判断未来和回顾/借鉴历史。前者近似于“玄学”，而后者则更象是“事后诸葛亮”。但不管怎样，“经师”或“事后诸葛亮”都是在思考，差异仅是“未来”或“过去”。
    近期，半岛“三八线”南北双方“战争”喧嚣声浪是一阵高过一阵，各类高科技主战装备、甚或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等，尽都登台亮相……。这不免引发国人忧虑：中国和平发展机遇“窗口”期难道是六十年一轮回，逢朝(鲜)必关(闭)？
    中国人若仅仅是“忧虑”半岛局势是于事无补的。中国人必须反省自己援助朝鲜金氏世袭政权的历史。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并汲取教训，借以使自已在应对今天之复杂险恶局势时，尽量争取少出错或不犯大错。
        朝 战 发 动 中 的 中 国 元 素
    首先申明：在笔者看来，“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是有联系的两回事。因此，本文所言“朝鲜战争”仅限于其第一阶段、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的历史：1950年6月25日拂晓，在苏式大口径火炮、飞机和T34坦克的支撑下，十余万持苏式自动步枪、机枪和冲锋枪的朝鲜人民军似洪流般地冲进汉江平原。人民军“……战斗力上占压倒优势，并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采取了典型的一点两面战术和两翼包围，正规战与非正规战相结合，步坦炮工协同的办法，企图速战速决。”--(《韩国战争史》韩-金阳明著)。朝人民军在开战次日即攻克“三八线”南边的开城，第三天便占领汉城/首尔；7月20日攻占汉城以南的大田，31日前又先后击占木浦、晋州，其有效控制的地域和人口已经达到半岛90％的土地及92％的人口，将韩军及从日本赶来(7月5日)增援的美第25师压迫至半岛西南端海岸边的釜山周围--“南方防线”。这支诞生尚不足二十八个月的“娃娃”军队，在三十多天战斗中所斩获的战果之丰硕腴美，足以令斯大林、毛泽东及粟裕、彭德怀、林彪和朱可夫、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等沙场老帅老将瞠目结舌！直到过去了数十年光阴，上述那支神话般军队的历史真相，才渐渐离开迷雾的笼罩，进入人们的视野。
    朝鲜战争开战之初，朝在划分的“西部”和“东部”两个战区，分别配置人民军第一军团(以下简称“军或师”)和第二军，并沿“三八线”由西至东部署了五个战略突击兵团。其中：
  西部战区(汉城/首尔的正面)是主攻方向，朝第一军统辖第1、3、4、6师和警备第三旅及第一〇五坦克旅等约七万余兵力及大部重炮、坦克，编成“雍津半岛”、“开 城”和“议政府”三个战略突击兵团。对阵的韩军兵力部署有第1、7师和警备17团等约五万余人。
  东部战区是次攻方向，朝第二军统辖第2、5、7师和第766游击队及一部分重炮、独立坦克团等约五万余兵力，编成“春 川”和“东海岸地区”两个战略突击兵团。对阵的韩军兵力部署有第6、8师等约三万余人。
  另外，朝人民军还拥有五万左右的二线预备兵力第十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等。
    与朝人民军全装苏式轻、重武器相比较，韩军不但兵力(名义上编有8个步兵师，没有坦克和战斗机)数量偏少，而且装备状况亦堪忧。这是因为在1950年之前，美对韩援助3.5亿美元属于“占领地区救济管理基金”，主要是粮食、服装、油料等物资；1950年1月26日，美、韩首次签订的“军事援助协定”规定：美军援韩只是“提供现有装备的备件和维修”等，3月15日美国会批准了1亿多美元的对韩军援，直到战争爆发那一天“只有价值5.2万美元的通信装备和维修零件正在洛杉矶装船……；韩国政府实际得到只不过是几百美元的电话线”。但是，在令韩军官兵“倒霉”的诸多原由中，起主要的、决定性的元素是“人”。战争--归根到底必定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共军士兵彪悍凶狠的战术攻击”举世绝无出其右者。当历经3-20余年战火硝烟锻炼磨砺的近五万原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第四野军战斗序列的指战员，熔入十余万朝人民军前线师团后，与之对阵的韩军官兵“倒霉”宿命，也就被早早地注定了。而朝人民军施展的“一点两面”攻击战术，正是林彪麾下解放军钢铁雄狮的“拿手好戏”！
    事实上中国的援助，是朝人民军开战时(有10个师)的主要或骨干作战力量。在朝人民军第一波攻击投入的兵力中，原是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的朝族指战员约占1/3左右；主攻方向西部战区朝第一军辖第1、3、4、6四个师和次攻方向东部战区朝第二军辖第2、5、7三个师，这七个精锐突击师的主要作战实力(如第5、6、7师)或骨干作战实力(如第1、2、3、4师)均源于“中国元素”。若中国没有援助朝鲜这些近五万久经沙场之虎狼之师，朝人民军不要说在50年朝战初期“斩获的战果之丰硕腴美”，就是其建军也会拖延三、五年。
        援 朝 功 与 过
    史料如下：
  “中国元素”支撑创立与建设朝人民军。日本战败投降后不久，原红三军团彭德怀麾下炮兵指挥官武亭等，便带领2000余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序列的高、中、下级指挥员“朝鲜义勇军”入朝，支持帮助朝方建设起“保安干部训练大队部/学校”(武亭本人担任总教务长)，下辖三个直属营、四个训练所；1947年5月，“保安干部训练大队部”升格为“人民集团军总司令部”，其原下辖单位整编成第1、2步兵师和第三独立混成旅(后整编为第三师)，官兵授军衔、统一着装并全员换装苏式轻、重武器；同年，解放军东北军区辖牡丹江军区“吉东警备旅”等部近万余人先后入朝(后整编为第四师)；1948年2月8日，金日成宣布正式成立“人民军”，人民集团军下辖各师改称“朝鲜人民军第1、2、3、4师”。值此，朝金氏世袭政权才开始有了“属于自已的军队”。此外，在公开可见的资料里，除武亭、朴孝三、朴一禹等八路军/新四军高中级干部参与了人民军的创建外；还有，尹公钦组建了担任三八线警戒任务的内务部队/警备旅，八路军及解放军军歌的谱曲者郑律成组建了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并担任团长，……。
  中国“元素”加入朝人民军，这就使其不仅在装备(苏式全装)质量上超越韩军，更让朝人民军作战素质一步跨入打大仗、打硬仗之列，将韩军远远地抛下。1949年2月，金日成命朴一禹（抗战后首批入朝的八路军朝族高级干部，长期参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赴刚刚和平解放的北京找毛泽东“借兵”--三个解放军朝鲜族师（即156、164、166师，总兵员计3.6万余；入朝后编列为人民军第7、5、6师。），获得毛泽东首肯。大批曾在中国东北与关内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与内战、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官兵被充实到朝人民军中，这其中就包括令美军闻风丧胆的金雄(原新四军二师团长、曾任中朝联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副手)、方虎山(原解放军166师政委)将军。例如韩国军史专家如此评估朝鲜战争初期韩军的“巨大失败”--在朝人民军一线突击兵团中，“有作战经验的中共军出身的官兵占了大多数。他们在战争初期，采用了极其大胆的独特的战术，迫使我军打了恶仗。如八路军出身的敌第六师师长(即解放军第166师政委方虎山)把一个团用火车送进开城市内，我军因背后空虚遭到了打击。在春川前线，敌第二师也用同样战术，化装成难民或国民，屡次渗透到我军侧后，搜集我军的兵力部署情况和反坦克障碍物位置的情报，对我后方进行骚扰。在春川以南‘厚昌岭’战斗中，敌人在正面进攻受挫后，打着白旗假装投降接近我阵地。如果没有丰富而老练的作战经验，是不会有这样的胆略的”。--在三八线最初进攻中，人民军“通常以团为单位赋予不同的进攻正面。主攻部队在坦克的支援下，从正面攻击国军防线，在牵制我军主力或突破防线的时候，别的团从我军防御阵地侧后迂回，或实施侧背包围，或强攻翼侧。正面突破与侧后迂回相结合、最后围歼我军主力的所谓‘一点两面战术’，在兵力与装备、火力与机动力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取得了相当成果”……。

    大约三年前即“抗美援朝”战争六十周年时，论述/证明中国援助朝鲜有“功”的文章浩若天宇繁星；不过，谈及有“过”的却鲜陋寡文。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今天所面临的复杂尖锐、诡谲多变的半岛局势(还包括有台海局势和南海/中南半岛局势等)，若要追根究底的话，或多或少都与我们援外历史上的“过”或者说是战略“失算”，有着这样那般地联系。比如：当年在美国人“邀请”后，若蒋公介石支持派兵驻扎日本；哪今天，“钓鱼岛”问题还会引发中日争执吗？！
        战 略 失 算
    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但是，“假设历史”却有益于后人通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知得失”……。
    1945年9月左右，驻朝苏军下令“统一建立保安队”、交苏红军“远东步兵独立第88旅”金日成大尉统制；不久，武亭等2000余八路军/新四军高中级干部穿过鸭绿江抵达新义州，但被金日成的保安队“驱逐回对岸”(即今丹东市)。
  假设一：此后两年(1948年，中共也缺人手啊)时间内我们不再派遣自已的朝族高中级干部入朝，那么孕育朝人民军的摇篮--“保安干部训练大队/学校”就不会于1946年8月成立，朝人民军初始战斗力的形成亦不太可能早于1949年。
    1949年2月，金日成找毛泽东“借兵”--三个解放军朝鲜族师（即156、164、166师，总兵员计3.6万余；入朝后编列为人民军第7、5、6师。），获得毛泽东首肯。
  假设二：毛首肯，前提是“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即解放台湾)后”再派遣；这样的话，至早在1953年之前三个解放军朝鲜族师就不会入朝……。如果是这样，那么在1950年6月25日前、“三八线”朝鲜一侧就不会聚集起五个以“中国元素”为主要或为骨干的精锐战略突击兵团，当然也就不会有“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史事了。在1953年后，斯大林已经“上天堂去见马克思”了，谁还有能力/意愿支持金日成打内战呢？！
    回顾历史，中国援朝的战略“失算”(因促使朝鲜战争爆发)客观上对新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冲击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
  国内方面  比如：1949年6-8月刘少奇率代表团访苏，斯大林允诺：向中国“提供3亿美金贷款”；7月26日，中方向苏方要求：删除协议中购买苏式武器的内容“使借款货单完全成为建设借款”……。朝战爆发及美军越过“三八线”后，新中国这第一笔巨额借款却“主要用于购买武器”，完全背离了中国人借钱的初衷。而我们举国期待的“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则不得不推迟3-4年(1954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方开始)。
  国际方面  比如中美关系：朝战打响后二天、即6月27日，美宣布派遣海军第七舰队驻防台湾的高雄和基隆，巡弋台湾海峡。这就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与自尊心……。直至二十多年后，中美关系才逐步进入“正常发展轨道”。尤其是，美国在朝战中及之后，分别与韩国和日本及台湾结成同盟，从而奠定了在长达六十余年时间跨度、甚至今后更长时期，其主导东北亚、东亚地缘战略架构或博弈的“坚定基础”；并且，其据此“坚定基础”时不时地为半岛南北争端、日韩争端、日俄争端和中日争端及台海两岸分治等，输出“负能量”。
  (参考情况一：台湾问题--1949年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曾当面拒绝“援助”中国解放台湾。1950年4月，美国家安全委会<NSC>发布第68号文件后，美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已将台湾称之为美国“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参考情况二：1949年初：美参联会责成麦克阿瑟提交“关于美军撤出朝鲜半岛的时机及之后影响”的报告。麦帅在报告中认为“得到苏联红军支援的来自满洲的侵略威胁，短期内将依然存在。当韩国受到侵略时，美国从战略上应当考虑的是：不能留下对韩国承担直接军事支援义务的任何借口”。在麦克阿瑟提交“报告”后不久，即到6月29日、美军作战部队全部撤离韩国……。)
    假设三：若金日成不能够凭借“中国元素”挑起朝鲜半岛内战，那么，美国政府根据麦克阿瑟建议所制定的朝鲜半岛政策，其至少不会与韩国结成同盟，美军也无可能会以“联合国军”名义驻防韩国至今。果真是如此的话，今日之朝鲜半岛还会是“剑拔弩张”吗？！……；不管怎样，反正都不会是中国人今天所面临的“困局”。
    结 束的话：
    上面的假设一、二、三，揭露了中国援朝历史上的战略“失算”。对此，中国领导人早年曾有些反省。比如：1956年9月，在中、朝两国两党领导人会晤时毛泽东曾明言，对于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应该打，后来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彭德怀和李克农甚至质问朝方：“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显然，由于挑起朝鲜战争，朝金氏世袭政权“伤害了北京对平壤的信任和信心”。
    不过，由于对“国际主义精神”迷恋的近乎宗教般地热情，我们并没有对“援朝”的得失进行“理性而深刻地反省”。直到三十多年后，才由邓小平作出了最终结论--他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确定了“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十六字方针；强调“别国的事，我们管不了”，“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这也算是对中国外交的“政治交待”。
  (补假设四：若1954年以后，中国人不“抗美援越”、支持胡志明为统一越南而打内战，哪么，现在南海的南沙、西沙局势会比今天更复杂更困难吗？)
    昨天(4月6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硬表示“不许在中国家门口生事”！这说明我们已经反省、并在“知失改过”，这令人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