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版文工团——艺工队退出历史舞台

《凤凰周刊》2010年15期 《凤凰周刊》 嘤鸣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3519698.html

为了更进一步精简员额，日前传出台湾“国防部”将在2014年裁撤“艺术中心艺术工作队”。事实上，这也是自1985年起不断地裁减之后，硕果仅存的一支艺工队—相当于解放军的“文工团”。如果计划不变，台湾的军中艺工队，即将成为绝响的广陵散。

另一方面，出身香港、目前在好莱坞发展的华人导演吴宇森，有意将二战时期援助中国政府抗日的美国飞虎队的故事拍成电影“飞虎群英”(暂译)。吴宇森最近几次和台湾“国防部”接洽，希望提供档案资料。“国防部”一方面对“飞虎群英”摩拳擦掌，希望一举抢回对二战历史的诠释权；另一方面也借此发挥，希望投资一部电视连续剧，“发扬军人武德，提振国军士气”。

这两条新闻，交迭出一个印象：台湾军方的宣传策略，纵使慢如牛步，仍在与时俱进地调整，并已决定放弃自己包山包海的旧作风，宁愿交给专业性更强、更依赖市场法则运作的机制，为自己包装形象。

一言以蔽之：艺工队谢幕，好莱坞登场。

艺工队的前世今生

以文艺表演的方式进行政治宣传工作，是国军在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重要政工手段，这期间在军中及军校成立的大量演剧团队，即是日后台军艺工队的前身。

台湾大叶大学工业关系学硕士余熙明曾在其论文《国军艺宣大队政治教育功能探讨》中讲述了国军早期建立军中文艺表演团队的历史来源：“国军深知艺术之渗透力、感染力，因此透过戏剧等形式，遂行政治教育及康乐目的。”

早期，战时抗敌演剧宣传队并没有在军中普及，而是由各个部队学校自办剧团。当时在四川等后方的军事机关或整训部队，成立了大批平剧、话剧等剧团组织，其中组织较健全、人才较出众的剧团，亦不输于社会剧团。当时国民政府国防部在颁布的“各级部队中山俱乐部组设办法”中，即规定：中山俱乐部的经常工作项目有推行并改进各地方舞蹈及地方戏一项。因此，其他的地方剧都应有尽有。

抗战后期，京剧演出即已在各部队盛行，许多部队都拥有剧团，以宣慰士兵。从《国军政工史稿》中一段文字“演剧工作除中国万岁剧团外，有演剧队25队，而各机关学校部队，亦多自组剧团剧社，平剧组织尤为普遍”，即可显示平剧在军中之普遍。

举例来说，1944年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书”，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青年从军，成立“青年远征军”。为调剂战地官兵生活情绪，“青年远征军”的各部队剧团组织应运而生，尤其是京剧剧团。当时青年远征军所属各单位的京剧剧团有新22师的“二二剧团”、汽六团的“征轮剧团”、新38师后归新一军的“鹰扬剧团”、某部队的“四维剧团”，另外50师、20团、宪兵营等也各有京剧剧团演出。其中以“鹰扬剧团”最为著名，其成员中有12位毕业自“国立歌剧学校”，角色齐全，获得不错的评价。

1946年6月，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原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仿效美军新闻制度改组为国防部新闻局，主管军中政治工作。各级部队新闻组织共分10种，其编制中有新闻工作大队或新闻工作队（即相当于后来的艺工队）计有特种、甲种、乙种、丙种、丁种5种，而新闻工作大队或新闻工作队系从事文化艺术宣传的部队，合计就有143个团队。

此后，国军在国共战争中失利，随国民政府转进台湾后，这些剧团承担起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历史使命：将各个地方戏曲带到台湾，为这些传统戏曲在台湾薪传香火。尤其在国民政府和国军最初来台的二三十年间，由于物质条件不佳，较少娱乐休闲生活，听这些戏曲可解思乡之愁，所以在当时这些戏曲都在部队频繁演出，获得其生存于台湾的空间，故能在台湾保留下来。

“正面宣传政府，负面宣传敌人”

1949年随着国民党败走赴台的，包括抗战时期成立的军中演剧队第二队、第三队和其他零零星星来台的康乐团队（中国民国号称要成为世界上富强康乐之国，其文娱团队遂被称为“康乐团队”）或部分团队。1950年4月，台湾“国防部”将这些团队改编成“国军康乐总队”，下辖两支话剧队、两支巡回康乐车队、七支电影队、一支杂技队。

1958年再整编，因应征召的台籍士兵渐成为国军基层主力，康乐总队成立了一支歌仔戏队(歌仔戏为台湾的地方戏)。话剧、杂技、电影和音乐队一并保留。

1965年，“康乐总队”改称“艺术工作总队”，再增设美工队、歌剧队、国光合唱团，并改编综艺队、电视辅导队等组织。此后组织逐渐稳定，军方所有艺术宣传工作，都由艺工总队负责规划和监督。

艺工队的全名，随着时代和当时军队的编制略有不同。但时代愈早，它的功能性愈强，编制就愈大。

除了直属“国防部”的艺工队外，各军种总司令部也有自己的艺工队，各自以军种特色命名。例如“陆光”、“海光”、“蓝天”、“宪光”(隶属宪兵司令部)，以及最早隶属警备总部的“白雪”艺工队—起这个名字，当然是自许艺工队表演的内容如同“阳春白雪”一样高雅。

从1965年到1985年的20年间，军方艺工队对军内和军外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在早年电视不普及或者军方多管制的时代，军人在营区内，除了看艺工队表演，几乎没有其他娱乐。

40岁上下的台湾人，对艺工队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歌舞表演。但事实上，在早年艺工队里，歌舞和话剧并重。

根据艺工队自己队史的统计，可以确认演过的剧目共72出，早年的主题不外四个字：反共抗俄。之后出现部分社会性的主题，例如探讨亲情的《大爱》，鼓吹留学生学成后应该的返国贡献的《台北—纽约》等。

分析艺工队话剧队的演出戏目可以发现，其技法上都师法过简化以后的写实主义。所谓简化的写实主义，一方面是受限于舞台及其他硬件条件，服装、道具不可能完全写实，有时会以绘制的布景取代实物；另一方面，这类话剧的内容，绝不可能像西方写实主义一样，具备强烈的社会批判性。相对的，“正面宣传政府、负面宣传敌人”才是他们最重要，甚或是唯一的任务。

歌舞，是艺工队另一个重点演出项目，包括台湾本岛和外岛各个基地、军眷聚居的眷村，都是艺工队负责表演的地区。在人力充裕时，艺工队还会应邀到乡下地区为一般民众表演，但随着日后人力吃紧、电视愈来愈普及，这类需求也就愈来愈少。

而近年来最特别的一次任务，是陈水扁执政时，为了争取民众对军购特别预算的支持，“国防部”责令各艺工队下乡巡回演出。“白雪”艺工队甚至安排了“全民支持‘国防’”的戏码，在侨务委员会的安排下，前往海外巡演。成千上万份军购说帖，也随着“白雪”的巡回演出，发到侨胞的手上。

此外，艺工队也会到“荣民之家”演出。歌舞队中不乏妙龄女郎，演出时五光十色，衣着光鲜性感，为那些早年随国民党来台如今已届迟暮的老荣民们，提供精神上的调剂。

艺工队之沉浮

1960、1970年代，国军正处于精训勤练、无日不思“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的岁月，这也是艺工队在军中地位最高的时期。除非在当兵前已经是知名影歌星，否则，能被挑进艺工队的人要么是有强硬背景，要么是先人积德、祖坟冒烟。甚至直到作者服役的1993年，在同营的另一个连上，还发生过一名大学戏剧系毕业的新进士兵，因为甄选艺工队失败，连着几天郁郁寡欢，最后于深夜在厕所上吊自杀的事件。

其实在艺工队服役相当不易。因为慰劳偏远驻军时，舞台、灯光与服装等设备都要自己带。曾有艺工队退伍役男在博客上回忆：“去一趟小金门劳军，陆海空三种交通工具都要用上。连人带装备，现在光想都觉得累人。”

另一位曾在艺工队服役的人也在博客上提到，到艺工队若没两把刷子，根本混不下去。会工艺的，要美工兼木工兼绘图做道具；能驾驶的，从大巴士到小车都得开得转；熟悉电工的，要灯光、音控、架线、供电保障几项全能，如果节目进行中断电，表演后的休假保证泡汤。

艺工队的女性，早期除了随国民党来台的资深艺人外，干部多来自军校，一般演员、舞者则是公开招考入队。这些通过招考入队的舞者，对军中文化和一些以男性为主的禁忌，不如老演员和干部那么了解。

“陆光”艺工队某一年在台湾南部一个炮兵单位巡演，单位为了制造效果，将两部自走炮车开在舞台边，增加气氛。没想到一位台上的歌者表演得太忘我，边唱边从舞台走上炮车，接着就往炮管上一坐。台下的营长当下脸色铁青，因为相传这会让炮管“阳萎”，再也打不准。不管这个荒诞的迷信后来有没有应验，但可以想象，未来它只要有一点故障或失准，这笔账都要算在那位女歌手头上。

随着时间流逝，艺工队在军中和军外的地位慢慢发生变化，其中最能代表这一变化的就数台湾男艺人对于服役的态度了。

艺工队之所以现在还在台湾享有高知名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年轻的男演员或歌手，如果在当兵前就发迹出名，一当兵就意味着要在演艺圈消失两年。就算能进艺工队，也只能为特定对象表演。再怎么大红大紫的明星，两年不活动，在社会上的人气也会消散大半。要再聚拢，谈何容易。

因此，当兵对男艺人而言，就算能在艺工队里继续维持、磨练表演能力，仍是“职业生涯杀手”。早年如徐乃麟、阳帆，晚一些如张雨生、黄品源，在入伍前都是走偶像路线，红透半边天的歌手。但一当兵，沉寂两年，重返演艺圈之后，或欲振乏力，或寻求转型，徐、阳改当主持人，张雨生则转入幕后。

另一个更知名的例子就是2010年春晚“重聚”的小虎队。吴奇隆、陈志朋和苏有朋三人，1989年初一出道立刻走红，像龙卷风一样狂飙两年半。但为什么在1991年年中小虎队形同实质解散？除了苏有朋考上大学，对外宣称要专心念书以外，最大的问题就是陈志朋和吴奇隆都面临当兵。吴奇隆后来因为手臂习惯性脱臼得以免役，但陈志朋进了“海光”艺工队，三人也不再有同台的机会。

艺工队的社会影响

把“艺工队”的概念稍微放大一点，更能看出其在台湾近代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所谓“放大的艺工队”，指的是在1960、1970年代，台湾的电子媒体，特别是电视台，几乎都在党政军控制下。

简言之，由于政治目的相同、专业性质接近，早期电视台就成了军中艺工队的新领地。

1962年，台湾第一家无线电视台“台湾电视”（以下简称“台视”）开播，台视由台湾省政府主导，开播当天的节目之一，就是“宪光”艺工队表演。

7年后，由国民党掌控的“中国电视公司”（以下简称“中视”）成立。

1971年，由“国防部”主控的“中华电视台”（以下简称“华视”）成立。早期的几部电视剧几乎全由艺工总队包办。前几年才过世的演员郎雄，就系出于艺工总队话剧队，而成了华视的基本演员。

无线电视由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台垄断的情况，直到16年后才打破。自台视成立的1962年，台湾的电视事业足有25年牢牢地掌握在国民党的政军体制手上。再加上国民党直接掌控的中国电影公司和中国广播公司，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前，国民党全面控制了台湾的文教娱乐产业，就算不能确保它们产出的作品为政策保驾护航，至少也不能离主旋律太远。

而在这个体制形成之初，电视台需要的人才，无论幕前的演员、歌星，还是幕后制作、工程，都要依靠军中艺工队来培养、训练、供应。

1980年代，由于“反攻大陆”政策早已被放弃，李登辉领导的政府，开始推动名为“精实案”的第一波大裁军。

在精实案的要求下，1985年，艺工总队裁撤歌剧队，缩编话剧队，增设学生大队、艺工队及勤务队，负责北部地区劳军活动及康乐演出。2000年7月，“国防部”再裁撤了艺术工作总队部，改编成艺宣中心“艺术工作队”，改隶政治作战总队。

2004年，执政的民进党政府继续推动“精进案”。当时的“国防部长”汤曜明，只说了一句“国军只专责战训本务，要艺工队干什么？”，便决定来年4月将国军艺工队全部裁撤。

此后，围绕艺工队的存废，军内外一直争论不休。到今天，其终究难逃被裁撤的命运。

对照台湾从1960年代初到1980年代中的25年间，广义的“军中艺工队”在台湾的文化、娱乐产业里，扮演了建立体制的角色。但经过了这沉闷的25年，台湾的民间力量和要求政治民主的声音，开始从方方面面萌发。民众要求媒体言论尺度要更开放，同时，更多的商业竞争机制，被引进媒体业。《凤凰周刊》2010年15期 《凤凰周刊》 嘤鸣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3519698.html

为了更进一步精简员额，日前传出台湾“国防部”将在2014年裁撤“艺术中心艺术工作队”。事实上，这也是自1985年起不断地裁减之后，硕果仅存的一支艺工队—相当于解放军的“文工团”。如果计划不变，台湾的军中艺工队，即将成为绝响的广陵散。

另一方面，出身香港、目前在好莱坞发展的华人导演吴宇森，有意将二战时期援助中国政府抗日的美国飞虎队的故事拍成电影“飞虎群英”(暂译)。吴宇森最近几次和台湾“国防部”接洽，希望提供档案资料。“国防部”一方面对“飞虎群英”摩拳擦掌，希望一举抢回对二战历史的诠释权；另一方面也借此发挥，希望投资一部电视连续剧，“发扬军人武德，提振国军士气”。

这两条新闻，交迭出一个印象：台湾军方的宣传策略，纵使慢如牛步，仍在与时俱进地调整，并已决定放弃自己包山包海的旧作风，宁愿交给专业性更强、更依赖市场法则运作的机制，为自己包装形象。

一言以蔽之：艺工队谢幕，好莱坞登场。

艺工队的前世今生

以文艺表演的方式进行政治宣传工作，是国军在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重要政工手段，这期间在军中及军校成立的大量演剧团队，即是日后台军艺工队的前身。

台湾大叶大学工业关系学硕士余熙明曾在其论文《国军艺宣大队政治教育功能探讨》中讲述了国军早期建立军中文艺表演团队的历史来源：“国军深知艺术之渗透力、感染力，因此透过戏剧等形式，遂行政治教育及康乐目的。”

早期，战时抗敌演剧宣传队并没有在军中普及，而是由各个部队学校自办剧团。当时在四川等后方的军事机关或整训部队，成立了大批平剧、话剧等剧团组织，其中组织较健全、人才较出众的剧团，亦不输于社会剧团。当时国民政府国防部在颁布的“各级部队中山俱乐部组设办法”中，即规定：中山俱乐部的经常工作项目有推行并改进各地方舞蹈及地方戏一项。因此，其他的地方剧都应有尽有。

抗战后期，京剧演出即已在各部队盛行，许多部队都拥有剧团，以宣慰士兵。从《国军政工史稿》中一段文字“演剧工作除中国万岁剧团外，有演剧队25队，而各机关学校部队，亦多自组剧团剧社，平剧组织尤为普遍”，即可显示平剧在军中之普遍。

举例来说，1944年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书”，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青年从军，成立“青年远征军”。为调剂战地官兵生活情绪，“青年远征军”的各部队剧团组织应运而生，尤其是京剧剧团。当时青年远征军所属各单位的京剧剧团有新22师的“二二剧团”、汽六团的“征轮剧团”、新38师后归新一军的“鹰扬剧团”、某部队的“四维剧团”，另外50师、20团、宪兵营等也各有京剧剧团演出。其中以“鹰扬剧团”最为著名，其成员中有12位毕业自“国立歌剧学校”，角色齐全，获得不错的评价。

1946年6月，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原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仿效美军新闻制度改组为国防部新闻局，主管军中政治工作。各级部队新闻组织共分10种，其编制中有新闻工作大队或新闻工作队（即相当于后来的艺工队）计有特种、甲种、乙种、丙种、丁种5种，而新闻工作大队或新闻工作队系从事文化艺术宣传的部队，合计就有143个团队。

此后，国军在国共战争中失利，随国民政府转进台湾后，这些剧团承担起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历史使命：将各个地方戏曲带到台湾，为这些传统戏曲在台湾薪传香火。尤其在国民政府和国军最初来台的二三十年间，由于物质条件不佳，较少娱乐休闲生活，听这些戏曲可解思乡之愁，所以在当时这些戏曲都在部队频繁演出，获得其生存于台湾的空间，故能在台湾保留下来。

“正面宣传政府，负面宣传敌人”

1949年随着国民党败走赴台的，包括抗战时期成立的军中演剧队第二队、第三队和其他零零星星来台的康乐团队（中国民国号称要成为世界上富强康乐之国，其文娱团队遂被称为“康乐团队”）或部分团队。1950年4月，台湾“国防部”将这些团队改编成“国军康乐总队”，下辖两支话剧队、两支巡回康乐车队、七支电影队、一支杂技队。

1958年再整编，因应征召的台籍士兵渐成为国军基层主力，康乐总队成立了一支歌仔戏队(歌仔戏为台湾的地方戏)。话剧、杂技、电影和音乐队一并保留。

1965年，“康乐总队”改称“艺术工作总队”，再增设美工队、歌剧队、国光合唱团，并改编综艺队、电视辅导队等组织。此后组织逐渐稳定，军方所有艺术宣传工作，都由艺工总队负责规划和监督。

艺工队的全名，随着时代和当时军队的编制略有不同。但时代愈早，它的功能性愈强，编制就愈大。

除了直属“国防部”的艺工队外，各军种总司令部也有自己的艺工队，各自以军种特色命名。例如“陆光”、“海光”、“蓝天”、“宪光”(隶属宪兵司令部)，以及最早隶属警备总部的“白雪”艺工队—起这个名字，当然是自许艺工队表演的内容如同“阳春白雪”一样高雅。

从1965年到1985年的20年间，军方艺工队对军内和军外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在早年电视不普及或者军方多管制的时代，军人在营区内，除了看艺工队表演，几乎没有其他娱乐。

40岁上下的台湾人，对艺工队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歌舞表演。但事实上，在早年艺工队里，歌舞和话剧并重。

根据艺工队自己队史的统计，可以确认演过的剧目共72出，早年的主题不外四个字：反共抗俄。之后出现部分社会性的主题，例如探讨亲情的《大爱》，鼓吹留学生学成后应该的返国贡献的《台北—纽约》等。

分析艺工队话剧队的演出戏目可以发现，其技法上都师法过简化以后的写实主义。所谓简化的写实主义，一方面是受限于舞台及其他硬件条件，服装、道具不可能完全写实，有时会以绘制的布景取代实物；另一方面，这类话剧的内容，绝不可能像西方写实主义一样，具备强烈的社会批判性。相对的，“正面宣传政府、负面宣传敌人”才是他们最重要，甚或是唯一的任务。

歌舞，是艺工队另一个重点演出项目，包括台湾本岛和外岛各个基地、军眷聚居的眷村，都是艺工队负责表演的地区。在人力充裕时，艺工队还会应邀到乡下地区为一般民众表演，但随着日后人力吃紧、电视愈来愈普及，这类需求也就愈来愈少。

而近年来最特别的一次任务，是陈水扁执政时，为了争取民众对军购特别预算的支持，“国防部”责令各艺工队下乡巡回演出。“白雪”艺工队甚至安排了“全民支持‘国防’”的戏码，在侨务委员会的安排下，前往海外巡演。成千上万份军购说帖，也随着“白雪”的巡回演出，发到侨胞的手上。

此外，艺工队也会到“荣民之家”演出。歌舞队中不乏妙龄女郎，演出时五光十色，衣着光鲜性感，为那些早年随国民党来台如今已届迟暮的老荣民们，提供精神上的调剂。

艺工队之沉浮

1960、1970年代，国军正处于精训勤练、无日不思“反攻大陆，解救同胞”的岁月，这也是艺工队在军中地位最高的时期。除非在当兵前已经是知名影歌星，否则，能被挑进艺工队的人要么是有强硬背景，要么是先人积德、祖坟冒烟。甚至直到作者服役的1993年，在同营的另一个连上，还发生过一名大学戏剧系毕业的新进士兵，因为甄选艺工队失败，连着几天郁郁寡欢，最后于深夜在厕所上吊自杀的事件。

其实在艺工队服役相当不易。因为慰劳偏远驻军时，舞台、灯光与服装等设备都要自己带。曾有艺工队退伍役男在博客上回忆：“去一趟小金门劳军，陆海空三种交通工具都要用上。连人带装备，现在光想都觉得累人。”

另一位曾在艺工队服役的人也在博客上提到，到艺工队若没两把刷子，根本混不下去。会工艺的，要美工兼木工兼绘图做道具；能驾驶的，从大巴士到小车都得开得转；熟悉电工的，要灯光、音控、架线、供电保障几项全能，如果节目进行中断电，表演后的休假保证泡汤。

艺工队的女性，早期除了随国民党来台的资深艺人外，干部多来自军校，一般演员、舞者则是公开招考入队。这些通过招考入队的舞者，对军中文化和一些以男性为主的禁忌，不如老演员和干部那么了解。

“陆光”艺工队某一年在台湾南部一个炮兵单位巡演，单位为了制造效果，将两部自走炮车开在舞台边，增加气氛。没想到一位台上的歌者表演得太忘我，边唱边从舞台走上炮车，接着就往炮管上一坐。台下的营长当下脸色铁青，因为相传这会让炮管“阳萎”，再也打不准。不管这个荒诞的迷信后来有没有应验，但可以想象，未来它只要有一点故障或失准，这笔账都要算在那位女歌手头上。

随着时间流逝，艺工队在军中和军外的地位慢慢发生变化，其中最能代表这一变化的就数台湾男艺人对于服役的态度了。

艺工队之所以现在还在台湾享有高知名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年轻的男演员或歌手，如果在当兵前就发迹出名，一当兵就意味着要在演艺圈消失两年。就算能进艺工队，也只能为特定对象表演。再怎么大红大紫的明星，两年不活动，在社会上的人气也会消散大半。要再聚拢，谈何容易。

因此，当兵对男艺人而言，就算能在艺工队里继续维持、磨练表演能力，仍是“职业生涯杀手”。早年如徐乃麟、阳帆，晚一些如张雨生、黄品源，在入伍前都是走偶像路线，红透半边天的歌手。但一当兵，沉寂两年，重返演艺圈之后，或欲振乏力，或寻求转型，徐、阳改当主持人，张雨生则转入幕后。

另一个更知名的例子就是2010年春晚“重聚”的小虎队。吴奇隆、陈志朋和苏有朋三人，1989年初一出道立刻走红，像龙卷风一样狂飙两年半。但为什么在1991年年中小虎队形同实质解散？除了苏有朋考上大学，对外宣称要专心念书以外，最大的问题就是陈志朋和吴奇隆都面临当兵。吴奇隆后来因为手臂习惯性脱臼得以免役，但陈志朋进了“海光”艺工队，三人也不再有同台的机会。

艺工队的社会影响

把“艺工队”的概念稍微放大一点，更能看出其在台湾近代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所谓“放大的艺工队”，指的是在1960、1970年代，台湾的电子媒体，特别是电视台，几乎都在党政军控制下。

简言之，由于政治目的相同、专业性质接近，早期电视台就成了军中艺工队的新领地。

1962年，台湾第一家无线电视台“台湾电视”（以下简称“台视”）开播，台视由台湾省政府主导，开播当天的节目之一，就是“宪光”艺工队表演。

7年后，由国民党掌控的“中国电视公司”（以下简称“中视”）成立。

1971年，由“国防部”主控的“中华电视台”（以下简称“华视”）成立。早期的几部电视剧几乎全由艺工总队包办。前几年才过世的演员郎雄，就系出于艺工总队话剧队，而成了华视的基本演员。

无线电视由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台垄断的情况，直到16年后才打破。自台视成立的1962年，台湾的电视事业足有25年牢牢地掌握在国民党的政军体制手上。再加上国民党直接掌控的中国电影公司和中国广播公司，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前，国民党全面控制了台湾的文教娱乐产业，就算不能确保它们产出的作品为政策保驾护航，至少也不能离主旋律太远。

而在这个体制形成之初，电视台需要的人才，无论幕前的演员、歌星，还是幕后制作、工程，都要依靠军中艺工队来培养、训练、供应。

1980年代，由于“反攻大陆”政策早已被放弃，李登辉领导的政府，开始推动名为“精实案”的第一波大裁军。

在精实案的要求下，1985年，艺工总队裁撤歌剧队，缩编话剧队，增设学生大队、艺工队及勤务队，负责北部地区劳军活动及康乐演出。2000年7月，“国防部”再裁撤了艺术工作总队部，改编成艺宣中心“艺术工作队”，改隶政治作战总队。

2004年，执政的民进党政府继续推动“精进案”。当时的“国防部长”汤曜明，只说了一句“国军只专责战训本务，要艺工队干什么？”，便决定来年4月将国军艺工队全部裁撤。

此后，围绕艺工队的存废，军内外一直争论不休。到今天，其终究难逃被裁撤的命运。

对照台湾从1960年代初到1980年代中的25年间，广义的“军中艺工队”在台湾的文化、娱乐产业里，扮演了建立体制的角色。但经过了这沉闷的25年，台湾的民间力量和要求政治民主的声音，开始从方方面面萌发。民众要求媒体言论尺度要更开放，同时，更多的商业竞争机制，被引进媒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