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宋养兵之费的一些简单思考（原创）

        作为历史上最令人纠结的朝代之一，宋朝先天不足而又桥枉过正，强敌环绕而又难言振奋，尽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但是军事上的失败使得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最终落得个万里长城横缟带，六街灯火已阑珊的苍凉境地。
      以发达的商品经济和高额的国家财政收入为前提，以挥之不去的边防阴影和招乱为兵的政策为动力，北宋一朝维持了一支庞大的职业化常备军队，其军费支出之庞大，另人叹为观止，在我国古代的历代封建王朝里，恐怕可称第一。在这支庞大而臃肿的队伍中，一个普通边防禁军士兵的待遇如何？与其他王朝相比又是如何呢？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过两天要准备回家过年，所以时间相当有限，这里也只能是进行最简单的一些讨论，欢迎大家多多指教）
      不得不说的是，北宋时期普通禁军的养兵花，是十分复杂而繁琐的，其供应标准各成体系，不尽相同，同样是禁军，驻京、驻边、就食的标准皆不一致。此外，北宋时期禁军的诸多额外支出因事而立，既包括常制亦包括大量的临时性支出，在较为固定的收入之外，还有不少名目繁多的其他收入，宋史中记载到“凡三岁大祀，有赐责，有优赐。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差，亦有非时给者。边戍季加给银、鞋，…………役兵劳苦，季给钱。戍岭南者，增月奉。自川、广戍还者，别与装钱。”其中如特支钱、银鞋钱、口劵等等，实在是难以详细而论。
       可见，想要较为准确的得出每位禁军兵士一年的耗费是极为困难的。不过幸运的是，拜宋代所留下的大量文献统计资料所赐，对于此问题有了一些参考的标准。
       北宋时期曾担任计相的蔡襄曾论述仁宗末和英宗初养兵开销：“……收入三千六百八十二万余贯，支出三千三百十七万余贯，其中军费为九百九十四万余贯；纳、绢等纺织品收入八百七十四万余匹，支出七百二十三万余匹，而军费却达七百四十二万余匹；粮食收入二千六百九十四万余石，支出三千零四十七万余石，其中军费为二千三百十七万余石；草收入二千九百三十九万余束，支出二千九百五十二万余束，其中军费为二千四百九十八万余束……”由此感慨到：“养兵之费，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其论述不仅被许多网文引用，同时也被不少专业论文引用，通过对于养兵各项支出的简单分析，思平认为，这一论断是较为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首先是固定项目的供应标准，北宋时期一名普通下禁军的口粮标准为每月二石，普通士兵不给傔粮，俸钱每月500文（北宋初期下禁军俸钱不过300文，真宗时加俸到500文，这里以500文为标准。）在衣物方面，一个料钱500的长行（中禁军），如 张方平所论：“春冬衣袖、绢六匹，棉一十二两，随衣钱3000”，此外，三年一次的郊赏也是一笔较为固定的收入，王曾瑜先生提到：“一名普通禁军郊赏所得，大致相当于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俸钱”
        再结合北宋时期的物价进行简单的折算，熙宁三年，韩琦曾论到：“去年河朔丰稔，米斗不过七、八十钱”。熙宁二年，王珪奏言到：“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于京师，今京师乏钱，反用钱百坐仓籴米，此非极议”。根据上述材料，北宋时期米价每斗百钱可以说是较为稳妥的提法。绢和布、棉的价格，因质地及产地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程民生先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一书中提到，北宋时期绢每匹在1000-1500文左右，布每匹在150-300文左右。
        综上可得，北宋时期一名普通的禁军下层士兵，在非战争时期，其基本收入大致为俸钱500*12=6000文，米粮每月2石约为2000文，每年为2000*12=24000文，衣装6*1000=6000钱，再加随衣钱3000，（考虑到此处为中禁军，则下禁军减至8000文左右）郊赏每年2000—3000钱，口劵一般月给6斗，大约折合600钱，其余诸特支难以详述，以3000—5000钱粗论，则综合支出大约需要45000钱，即45贯左右。（蔡襄所论应为禁军系统之平均值，其中当包括军官的费用，由于本文讨论的是普通禁军士兵，其养兵之开销应较其所论为低，故下文中以45贯为标准。）
         北宋时期，财政收入达到了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高峰。仁宗皇佑元年，内外入 126，251，964贯（《宋史卷179 食货下一 会计》）英宗治平二年，内外入 116，138，405贯（《宋史卷179 食货下一 会计），由于北宋朝税收的征集分为货币、粮食、布帛等多种，所以各种史料上的记载亦多有自相矛盾之处，但是，北宋一朝每年各类项目总岁入约1亿贯是较为被广泛接受的观点。
        再结合上文关于养兵之费的分析，则可以统计出，北宋时期养一普通的禁军士兵，占国家财政收入的0.00000045，大约为220万分之一。而前文曾讨论西汉时期养一兵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大约190万分之一。表面上看西汉略高于北宋，但是实际上西汉时期士卒，由于戍边生涯有限，在军队中的上升空间较北宋禁军小的多，北宋禁军由于是职业兵，禁军中的上升空间较西汉时期士卒宽广的多，待遇亦会相对提升，前文中所讨论的西汉戍边士卒养兵之费，是当时的普遍标准，而北宋边防禁军，是当时军队中的较低标准，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北宋时期养一禁军士卒所占到的国家财政收入比例未必低于西汉时期多少。此外，北宋时期军队数目远较西汉为高,可见财政压力亦远较西汉为重。
       在此基础上换算为实际购买力进行进一步的比较，同样这里采取以粮价为对比标准，宋代1石约合92.5宋斤，1宋斤约合640克，则宋代1石约为59200克,换算为今天的标准, 宋代1石等于59.2公斤,118.4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此外，根据出土文物可推断宋代1斤约为640克左右，湖南湘潭出土的“嘉祐百斤铜则”，制作讲究，系标准权式，实重64000克，1斤合640克；浙江瑞安出土的“永丰熙宁百斤铜砣”，由当时的池州永丰监铸造，实重625000克，一斤合625克）
        由上述对于北宋粮价的分析来看，以今天的市斤为计量单位，北宋时期一斤米大致为9钱， 以当今2.2元每斤计算,则北宋时期一钱的实际购买力为今天的0.24元（当前关于宋朝物价的研究是十分详细的，关于宋朝货币世纪购买力的研究成果亦十分丰富，这里进行的是最简单的处理，还希望大家多指教），则北宋时期养一普通的禁军士卒,每年大约需花费45000钱,相当于今天的10800元，大致为西汉时期的3.67倍左右。
       可以看出，北宋时期由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在支出比例较西汉为低的情况下，守边士卒可以较西汉时期得到更高的生活待遇以及物质保障。但如果综合考虑士卒本身的家庭负担情况，则会发现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北宋时期成家立业的禁军士兵需要养家糊口，《文献通考》卷152《兵考》记载其入伍后“其妻子屋庐既已讬于营伍之中，其姓名既已书于官府之籍，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无归，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是故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故北宋边防禁军每年45贯实际上是一家老少的开支，而居延汉简中虽有不少西汉边防戍卒带家属的记载，但是考虑到边地寒苦以及戍边有期，实际上带家属戍边的情况不能认为是普遍现象。程民生先生在《简论宋代两浙人口数量》一文中指出宋代军人平均每户是五口，以一位士卒一妻三子女来算，按未成年子女衣粮耗费占士卒本人的5成，妻子衣粮消耗占其7成，则北宋士卒本人实际可得大约14贯，相当于今天的3360元，仅仅是西汉时期的1.14倍。而后者戍边之苦，汉代历史文献中记载殊多，在简牍材料中亦有相当反映，在此不一一举例，从两者相较来看，非战争时期北宋边防普通禁军士卒的实际收入也还是停留在维持温饱的阶段。
        此外，西汉时期士卒的政治待遇较北宋时期为高，西汉中前期，除去无功不候的传统，普通士民从军亦可有诸如免复等优惠待遇，社会风气上还存在着尚武之风，故西汉中期几次大规模对外战争中，私自从军者甚多，而北宋则不同，普通士卒社会地位底下，入伍前都要在脸上刺字以防逃亡，狄青在迁枢密副使前，仁宗劝他消去刺字，狄青想起韩琦曾当面折辱他：“东华门外状元唱出的才是好汉！”不愿消去刺字，自豪地说道：“要让天下贱儿得知，国家由此名位相待！”豪言壮语之余，亦不无心酸之处。
        北宋时期养兵之费开支如此浩大，以至于国家财政收入往往难以为续，与其供养的士卒(包括家属)人数之多密切相关。表面上看，北宋时期禁军数量保持在百万左右，实际上国家所负担的士卒与家属总数当在三百万—四百万左右，如此庞大的国家财政供养人口自然对于北宋政府的财政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北宋政权以接近国家财政支出的极限供养士卒，而实际上最终每位普通士卒的生活待遇只能达到西汉时期西北戍边士卒的1.14倍左右，可见北宋时期长期实行的募兵制，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军队人口自然增长与财政投入之间的尖锐矛盾。单就个体而言，北宋政府对于其生活保障的投入不可谓不高，但是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个体所负担的家庭人口压力所稀释掉了，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投入更多的财政资源。如此的恶性循环使得北宋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压力。


        作为历史上最令人纠结的朝代之一，宋朝先天不足而又桥枉过正，强敌环绕而又难言振奋，尽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但是军事上的失败使得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最终落得个万里长城横缟带，六街灯火已阑珊的苍凉境地。
      以发达的商品经济和高额的国家财政收入为前提，以挥之不去的边防阴影和招乱为兵的政策为动力，北宋一朝维持了一支庞大的职业化常备军队，其军费支出之庞大，另人叹为观止，在我国古代的历代封建王朝里，恐怕可称第一。在这支庞大而臃肿的队伍中，一个普通边防禁军士兵的待遇如何？与其他王朝相比又是如何呢？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过两天要准备回家过年，所以时间相当有限，这里也只能是进行最简单的一些讨论，欢迎大家多多指教）
      不得不说的是，北宋时期普通禁军的养兵花，是十分复杂而繁琐的，其供应标准各成体系，不尽相同，同样是禁军，驻京、驻边、就食的标准皆不一致。此外，北宋时期禁军的诸多额外支出因事而立，既包括常制亦包括大量的临时性支出，在较为固定的收入之外，还有不少名目繁多的其他收入，宋史中记载到“凡三岁大祀，有赐责，有优赐。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差，亦有非时给者。边戍季加给银、鞋，…………役兵劳苦，季给钱。戍岭南者，增月奉。自川、广戍还者，别与装钱。”其中如特支钱、银鞋钱、口劵等等，实在是难以详细而论。
       可见，想要较为准确的得出每位禁军兵士一年的耗费是极为困难的。不过幸运的是，拜宋代所留下的大量文献统计资料所赐，对于此问题有了一些参考的标准。
       北宋时期曾担任计相的蔡襄曾论述仁宗末和英宗初养兵开销：“……收入三千六百八十二万余贯，支出三千三百十七万余贯，其中军费为九百九十四万余贯；纳、绢等纺织品收入八百七十四万余匹，支出七百二十三万余匹，而军费却达七百四十二万余匹；粮食收入二千六百九十四万余石，支出三千零四十七万余石，其中军费为二千三百十七万余石；草收入二千九百三十九万余束，支出二千九百五十二万余束，其中军费为二千四百九十八万余束……”由此感慨到：“养兵之费，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其论述不仅被许多网文引用，同时也被不少专业论文引用，通过对于养兵各项支出的简单分析，思平认为，这一论断是较为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首先是固定项目的供应标准，北宋时期一名普通下禁军的口粮标准为每月二石，普通士兵不给傔粮，俸钱每月500文（北宋初期下禁军俸钱不过300文，真宗时加俸到500文，这里以500文为标准。）在衣物方面，一个料钱500的长行（中禁军），如 张方平所论：“春冬衣袖、绢六匹，棉一十二两，随衣钱3000”，此外，三年一次的郊赏也是一笔较为固定的收入，王曾瑜先生提到：“一名普通禁军郊赏所得，大致相当于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俸钱”
        再结合北宋时期的物价进行简单的折算，熙宁三年，韩琦曾论到：“去年河朔丰稔，米斗不过七、八十钱”。熙宁二年，王珪奏言到：“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于京师，今京师乏钱，反用钱百坐仓籴米，此非极议”。根据上述材料，北宋时期米价每斗百钱可以说是较为稳妥的提法。绢和布、棉的价格，因质地及产地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程民生先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一书中提到，北宋时期绢每匹在1000-1500文左右，布每匹在150-300文左右。
        综上可得，北宋时期一名普通的禁军下层士兵，在非战争时期，其基本收入大致为俸钱500*12=6000文，米粮每月2石约为2000文，每年为2000*12=24000文，衣装6*1000=6000钱，再加随衣钱3000，（考虑到此处为中禁军，则下禁军减至8000文左右）郊赏每年2000—3000钱，口劵一般月给6斗，大约折合600钱，其余诸特支难以详述，以3000—5000钱粗论，则综合支出大约需要45000钱，即45贯左右。（蔡襄所论应为禁军系统之平均值，其中当包括军官的费用，由于本文讨论的是普通禁军士兵，其养兵之开销应较其所论为低，故下文中以45贯为标准。）
         北宋时期，财政收入达到了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高峰。仁宗皇佑元年，内外入 126，251，964贯（《宋史卷179 食货下一 会计》）英宗治平二年，内外入 116，138，405贯（《宋史卷179 食货下一 会计），由于北宋朝税收的征集分为货币、粮食、布帛等多种，所以各种史料上的记载亦多有自相矛盾之处，但是，北宋一朝每年各类项目总岁入约1亿贯是较为被广泛接受的观点。
        再结合上文关于养兵之费的分析，则可以统计出，北宋时期养一普通的禁军士兵，占国家财政收入的0.00000045，大约为220万分之一。而前文曾讨论西汉时期养一兵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大约190万分之一。表面上看西汉略高于北宋，但是实际上西汉时期士卒，由于戍边生涯有限，在军队中的上升空间较北宋禁军小的多，北宋禁军由于是职业兵，禁军中的上升空间较西汉时期士卒宽广的多，待遇亦会相对提升，前文中所讨论的西汉戍边士卒养兵之费，是当时的普遍标准，而北宋边防禁军，是当时军队中的较低标准，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北宋时期养一禁军士卒所占到的国家财政收入比例未必低于西汉时期多少。此外，北宋时期军队数目远较西汉为高,可见财政压力亦远较西汉为重。
       在此基础上换算为实际购买力进行进一步的比较，同样这里采取以粮价为对比标准，宋代1石约合92.5宋斤，1宋斤约合640克，则宋代1石约为59200克,换算为今天的标准, 宋代1石等于59.2公斤,118.4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此外，根据出土文物可推断宋代1斤约为640克左右，湖南湘潭出土的“嘉祐百斤铜则”，制作讲究，系标准权式，实重64000克，1斤合640克；浙江瑞安出土的“永丰熙宁百斤铜砣”，由当时的池州永丰监铸造，实重625000克，一斤合625克）
        由上述对于北宋粮价的分析来看，以今天的市斤为计量单位，北宋时期一斤米大致为9钱， 以当今2.2元每斤计算,则北宋时期一钱的实际购买力为今天的0.24元（当前关于宋朝物价的研究是十分详细的，关于宋朝货币世纪购买力的研究成果亦十分丰富，这里进行的是最简单的处理，还希望大家多指教），则北宋时期养一普通的禁军士卒,每年大约需花费45000钱,相当于今天的10800元，大致为西汉时期的3.67倍左右。
       可以看出，北宋时期由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在支出比例较西汉为低的情况下，守边士卒可以较西汉时期得到更高的生活待遇以及物质保障。但如果综合考虑士卒本身的家庭负担情况，则会发现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北宋时期成家立业的禁军士兵需要养家糊口，《文献通考》卷152《兵考》记载其入伍后“其妻子屋庐既已讬于营伍之中，其姓名既已书于官府之籍，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于官，至于衰老而无归，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是故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故北宋边防禁军每年45贯实际上是一家老少的开支，而居延汉简中虽有不少西汉边防戍卒带家属的记载，但是考虑到边地寒苦以及戍边有期，实际上带家属戍边的情况不能认为是普遍现象。程民生先生在《简论宋代两浙人口数量》一文中指出宋代军人平均每户是五口，以一位士卒一妻三子女来算，按未成年子女衣粮耗费占士卒本人的5成，妻子衣粮消耗占其7成，则北宋士卒本人实际可得大约14贯，相当于今天的3360元，仅仅是西汉时期的1.14倍。而后者戍边之苦，汉代历史文献中记载殊多，在简牍材料中亦有相当反映，在此不一一举例，从两者相较来看，非战争时期北宋边防普通禁军士卒的实际收入也还是停留在维持温饱的阶段。
        此外，西汉时期士卒的政治待遇较北宋时期为高，西汉中前期，除去无功不候的传统，普通士民从军亦可有诸如免复等优惠待遇，社会风气上还存在着尚武之风，故西汉中期几次大规模对外战争中，私自从军者甚多，而北宋则不同，普通士卒社会地位底下，入伍前都要在脸上刺字以防逃亡，狄青在迁枢密副使前，仁宗劝他消去刺字，狄青想起韩琦曾当面折辱他：“东华门外状元唱出的才是好汉！”不愿消去刺字，自豪地说道：“要让天下贱儿得知，国家由此名位相待！”豪言壮语之余，亦不无心酸之处。
        北宋时期养兵之费开支如此浩大，以至于国家财政收入往往难以为续，与其供养的士卒(包括家属)人数之多密切相关。表面上看，北宋时期禁军数量保持在百万左右，实际上国家所负担的士卒与家属总数当在三百万—四百万左右，如此庞大的国家财政供养人口自然对于北宋政府的财政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北宋政权以接近国家财政支出的极限供养士卒，而实际上最终每位普通士卒的生活待遇只能达到西汉时期西北戍边士卒的1.14倍左右，可见北宋时期长期实行的募兵制，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军队人口自然增长与财政投入之间的尖锐矛盾。单就个体而言，北宋政府对于其生活保障的投入不可谓不高，但是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个体所负担的家庭人口压力所稀释掉了，反过来又促使中央投入更多的财政资源。如此的恶性循环使得北宋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