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反受流氓传统侵害，李承鹏应该反思 刘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8:24:58
http://www.guancha.cn/liu-yang/2013_01_17_121509.shtml
近日，李承鹏在北京举行图书签售，发生了两段插曲。先是一名网友上前打了李承鹏一个耳光，被保安控制，又被警察处理；后是另一名网友将菜刀包扎成礼物，还打上蝴蝶结送给李承鹏，被视为暴力威胁，被阻拦后将包扎好的菜刀礼物扔向李承鹏，也被警察处理。
此事引发了巨大讨论，在微博上“挺派”和“倒派”你来我往，争论的焦点主要在后者。据我所知，后者并非暴力威胁，主要是因为李承鹏曾经说北京卖菜刀要实名制，该网友说自己不用实名制也能买到菜刀，便买了一把，开好发票，在微博上与李承鹏有互动之后，说好在签售现场将菜刀送给李承鹏。没想到重演了林冲入“白虎堂”的情节。
对于网友给李承鹏送菜刀一事，我不想多评论。因为此事有较长的缘由，双方各自的说辞只要当面对质就能辨清。我与双方都没有来往，犯不上为谁说话。我更想说说网名“大众老虎”掌掴李承鹏一事，因为我与“大众老虎”有过一面之缘。
我首先想说，观点不同很正常，但因为观点不同就动手打人，这肯定是错误的。遗憾的是，此类事情近来经常发生。前几年，阎崇年就遭遇过，于丹为此在公众场合配置了大量保安。此外，各种各样的“约架”近年来也屡见不鲜。刚出现时，公众还有点新鲜感，现在已经觉得越来越无聊。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还是一次次被推翻，知识精英阶层打人骂人的现象层出不穷，一些知识精英以及他们占据的媒体、舆论阵地成为这个社会的乱源之一，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是流氓我怕谁”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讲理的传统
老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这是古代社会的一种状态。秀才作为知识分子，总是以讲理为自己的生存方式，遇到不讲理的粗人，常常就无能为力。这一现象虽说对于个人可能有点悲哀，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古代始终要求读书人、知识精英以讲理为天职。也正因为如此，读书人才能在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尊重。即便是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粗人，当遇到了暴力对抗，不能自行解决问题，或者矛盾在暴力中扩大、激化，最终还是要走到讲理的路子上。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舆论主流，以讲理的方式做出表率，并实现社会管理，是最为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
然而，近代中国以来，对于传统的抛弃甚至诋毁，使得这一传统奄奄一息。文革之后出现的一个典型便是王朔，其“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名言，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讲理的传统，而将读书人放到与流氓同等的地位上。王朔近年来在媒体上露面较少，我们不能说当今知识分子流氓化都是王朔造成的。然而，他的那句名言的确被大批知识分子接受并成为主流。文革是对知识分子的一个伤害，但是，文革之后“反文革”的很多人也依然用流氓化的方式来反对文革。当今媒体上，当今知识分子，满口脏话的现象不胜枚举，动辄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喊打喊杀，已成家常便饭。
当今有些知识分子和媒体，出于反体制的需要，对于很多暴力行为经常做歪曲的辩解。例如，杨佳杀害多名警察，因为警察代表体制，杨佳便被某些人塑造成“大侠”。马加爵杀害同学，原因被归结为教育领域的歧视；夏俊峰杀害城管，也因城管与体制挂钩而被很多知识分子认为情有可原。某男子杀害无辜的孩子，被媒体解释为体制造成的生活困难而报复社会，甚至喊出“冤有头，债有主，右手拐弯市政府”的顺口溜。其他诸如拆迁或其他事件中的暴力抗法，都获得当今某些知识分子和媒体或若隐若现、或公开正式的支持，为其暴力行为做出“合理性”的解释。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把“讲理”作为主流
当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日益流氓化，社会也只能朝流氓化的方向发展。普通民众对于知识分子个体也采取流氓化的方式，又有何可抱怨的？这是知识精英流氓化之后的自食其果。李承鹏也许应该自问，在知识分子流氓化的大潮中，自己是否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我没有任何替掌掴李承鹏的网友辩护的意思。我大致知道这位网友的主张，他反对南方系媒体的很多观点，认为他们是汉奸，所以他认为打李承鹏便是“打汉奸”。某些人还公开喊出要发起“锄奸”运动。对此，我想说，汉奸问题暂且不说，当你反对南方系，又为自己打人的行为找理由辩解，认为自己打人是正确的，你的这种方式与南方系为杨佳等杀人者辩解又有何区别？有人说：“对待流氓就改用流氓手段”，如果这个观点得以通行，那么这个社会再也不需要讲理，直接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算了。
知识分子流氓化，是当今中国最丑陋的现象之一。究其原因，一是对中国历史的粗暴否定；二是商业媒体鼓吹暴力、色情的通病；三是读书人理想信念的彻底坍塌。
现如今，社会主流是成功的商人，有些人衣冠楚楚地打扮成正人君子，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掩盖了他们“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龌龊。这一方面说明，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把“讲理”作为主流，差别只在成功商人的讲理是真还是假；另一方面也说明，曾经是社会主流的知识分子，如今已大部变成资本的附庸、帮闲，失去了主流地位。既然知识分子已不再是社会主流，不再用承担社会责任，以流氓化的方式为资本保驾护航，便成为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尊重知识分子、读书人的传统，这一传统至今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当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却是“自作孽，不可活”，如此社会，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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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李承鹏在北京举行图书签售，发生了两段插曲。先是一名网友上前打了李承鹏一个耳光，被保安控制，又被警察处理；后是另一名网友将菜刀包扎成礼物，还打上蝴蝶结送给李承鹏，被视为暴力威胁，被阻拦后将包扎好的菜刀礼物扔向李承鹏，也被警察处理。
此事引发了巨大讨论，在微博上“挺派”和“倒派”你来我往，争论的焦点主要在后者。据我所知，后者并非暴力威胁，主要是因为李承鹏曾经说北京卖菜刀要实名制，该网友说自己不用实名制也能买到菜刀，便买了一把，开好发票，在微博上与李承鹏有互动之后，说好在签售现场将菜刀送给李承鹏。没想到重演了林冲入“白虎堂”的情节。
对于网友给李承鹏送菜刀一事，我不想多评论。因为此事有较长的缘由，双方各自的说辞只要当面对质就能辨清。我与双方都没有来往，犯不上为谁说话。我更想说说网名“大众老虎”掌掴李承鹏一事，因为我与“大众老虎”有过一面之缘。
我首先想说，观点不同很正常，但因为观点不同就动手打人，这肯定是错误的。遗憾的是，此类事情近来经常发生。前几年，阎崇年就遭遇过，于丹为此在公众场合配置了大量保安。此外，各种各样的“约架”近年来也屡见不鲜。刚出现时，公众还有点新鲜感，现在已经觉得越来越无聊。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还是一次次被推翻，知识精英阶层打人骂人的现象层出不穷，一些知识精英以及他们占据的媒体、舆论阵地成为这个社会的乱源之一，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是流氓我怕谁”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讲理的传统
老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这是古代社会的一种状态。秀才作为知识分子，总是以讲理为自己的生存方式，遇到不讲理的粗人，常常就无能为力。这一现象虽说对于个人可能有点悲哀，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古代始终要求读书人、知识精英以讲理为天职。也正因为如此，读书人才能在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尊重。即便是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粗人，当遇到了暴力对抗，不能自行解决问题，或者矛盾在暴力中扩大、激化，最终还是要走到讲理的路子上。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舆论主流，以讲理的方式做出表率，并实现社会管理，是最为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
然而，近代中国以来，对于传统的抛弃甚至诋毁，使得这一传统奄奄一息。文革之后出现的一个典型便是王朔，其“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名言，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讲理的传统，而将读书人放到与流氓同等的地位上。王朔近年来在媒体上露面较少，我们不能说当今知识分子流氓化都是王朔造成的。然而，他的那句名言的确被大批知识分子接受并成为主流。文革是对知识分子的一个伤害，但是，文革之后“反文革”的很多人也依然用流氓化的方式来反对文革。当今媒体上，当今知识分子，满口脏话的现象不胜枚举，动辄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喊打喊杀，已成家常便饭。
当今有些知识分子和媒体，出于反体制的需要，对于很多暴力行为经常做歪曲的辩解。例如，杨佳杀害多名警察，因为警察代表体制，杨佳便被某些人塑造成“大侠”。马加爵杀害同学，原因被归结为教育领域的歧视；夏俊峰杀害城管，也因城管与体制挂钩而被很多知识分子认为情有可原。某男子杀害无辜的孩子，被媒体解释为体制造成的生活困难而报复社会，甚至喊出“冤有头，债有主，右手拐弯市政府”的顺口溜。其他诸如拆迁或其他事件中的暴力抗法，都获得当今某些知识分子和媒体或若隐若现、或公开正式的支持，为其暴力行为做出“合理性”的解释。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把“讲理”作为主流
当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日益流氓化，社会也只能朝流氓化的方向发展。普通民众对于知识分子个体也采取流氓化的方式，又有何可抱怨的？这是知识精英流氓化之后的自食其果。李承鹏也许应该自问，在知识分子流氓化的大潮中，自己是否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我没有任何替掌掴李承鹏的网友辩护的意思。我大致知道这位网友的主张，他反对南方系媒体的很多观点，认为他们是汉奸，所以他认为打李承鹏便是“打汉奸”。某些人还公开喊出要发起“锄奸”运动。对此，我想说，汉奸问题暂且不说，当你反对南方系，又为自己打人的行为找理由辩解，认为自己打人是正确的，你的这种方式与南方系为杨佳等杀人者辩解又有何区别？有人说：“对待流氓就改用流氓手段”，如果这个观点得以通行，那么这个社会再也不需要讲理，直接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算了。
知识分子流氓化，是当今中国最丑陋的现象之一。究其原因，一是对中国历史的粗暴否定；二是商业媒体鼓吹暴力、色情的通病；三是读书人理想信念的彻底坍塌。
现如今，社会主流是成功的商人，有些人衣冠楚楚地打扮成正人君子，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掩盖了他们“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龌龊。这一方面说明，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把“讲理”作为主流，差别只在成功商人的讲理是真还是假；另一方面也说明，曾经是社会主流的知识分子，如今已大部变成资本的附庸、帮闲，失去了主流地位。既然知识分子已不再是社会主流，不再用承担社会责任，以流氓化的方式为资本保驾护航，便成为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尊重知识分子、读书人的传统，这一传统至今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当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却是“自作孽，不可活”，如此社会，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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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李承鹏在北京举行图书签售，发生了两段插曲。先是一名网友上前打了李承鹏一个耳光，被保安控制，又被警察处理；后是另一名网友将菜刀包扎成礼物，还打上蝴蝶结送给李承鹏，被视为暴力威胁，被阻拦后将包扎好的菜刀礼物扔向李承鹏，也被警察处理。
此事引发了巨大讨论，在微博上“挺派”和“倒派”你来我往，争论的焦点主要在后者。据我所知，后者并非暴力威胁，主要是因为李承鹏曾经说北京卖菜刀要实名制，该网友说自己不用实名制也能买到菜刀，便买了一把，开好发票，在微博上与李承鹏有互动之后，说好在签售现场将菜刀送给李承鹏。没想到重演了林冲入“白虎堂”的情节。
对于网友给李承鹏送菜刀一事，我不想多评论。因为此事有较长的缘由，双方各自的说辞只要当面对质就能辨清。我与双方都没有来往，犯不上为谁说话。我更想说说网名“大众老虎”掌掴李承鹏一事，因为我与“大众老虎”有过一面之缘。
我首先想说，观点不同很正常，但因为观点不同就动手打人，这肯定是错误的。遗憾的是，此类事情近来经常发生。前几年，阎崇年就遭遇过，于丹为此在公众场合配置了大量保安。此外，各种各样的“约架”近年来也屡见不鲜。刚出现时，公众还有点新鲜感，现在已经觉得越来越无聊。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还是一次次被推翻，知识精英阶层打人骂人的现象层出不穷，一些知识精英以及他们占据的媒体、舆论阵地成为这个社会的乱源之一，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是流氓我怕谁”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讲理的传统
老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这是古代社会的一种状态。秀才作为知识分子，总是以讲理为自己的生存方式，遇到不讲理的粗人，常常就无能为力。这一现象虽说对于个人可能有点悲哀，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古代始终要求读书人、知识精英以讲理为天职。也正因为如此，读书人才能在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尊重。即便是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粗人，当遇到了暴力对抗，不能自行解决问题，或者矛盾在暴力中扩大、激化，最终还是要走到讲理的路子上。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舆论主流，以讲理的方式做出表率，并实现社会管理，是最为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
然而，近代中国以来，对于传统的抛弃甚至诋毁，使得这一传统奄奄一息。文革之后出现的一个典型便是王朔，其“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名言，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讲理的传统，而将读书人放到与流氓同等的地位上。王朔近年来在媒体上露面较少，我们不能说当今知识分子流氓化都是王朔造成的。然而，他的那句名言的确被大批知识分子接受并成为主流。文革是对知识分子的一个伤害，但是，文革之后“反文革”的很多人也依然用流氓化的方式来反对文革。当今媒体上，当今知识分子，满口脏话的现象不胜枚举，动辄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喊打喊杀，已成家常便饭。
当今有些知识分子和媒体，出于反体制的需要，对于很多暴力行为经常做歪曲的辩解。例如，杨佳杀害多名警察，因为警察代表体制，杨佳便被某些人塑造成“大侠”。马加爵杀害同学，原因被归结为教育领域的歧视；夏俊峰杀害城管，也因城管与体制挂钩而被很多知识分子认为情有可原。某男子杀害无辜的孩子，被媒体解释为体制造成的生活困难而报复社会，甚至喊出“冤有头，债有主，右手拐弯市政府”的顺口溜。其他诸如拆迁或其他事件中的暴力抗法，都获得当今某些知识分子和媒体或若隐若现、或公开正式的支持，为其暴力行为做出“合理性”的解释。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把“讲理”作为主流
当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日益流氓化，社会也只能朝流氓化的方向发展。普通民众对于知识分子个体也采取流氓化的方式，又有何可抱怨的？这是知识精英流氓化之后的自食其果。李承鹏也许应该自问，在知识分子流氓化的大潮中，自己是否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我没有任何替掌掴李承鹏的网友辩护的意思。我大致知道这位网友的主张，他反对南方系媒体的很多观点，认为他们是汉奸，所以他认为打李承鹏便是“打汉奸”。某些人还公开喊出要发起“锄奸”运动。对此，我想说，汉奸问题暂且不说，当你反对南方系，又为自己打人的行为找理由辩解，认为自己打人是正确的，你的这种方式与南方系为杨佳等杀人者辩解又有何区别？有人说：“对待流氓就改用流氓手段”，如果这个观点得以通行，那么这个社会再也不需要讲理，直接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算了。
知识分子流氓化，是当今中国最丑陋的现象之一。究其原因，一是对中国历史的粗暴否定；二是商业媒体鼓吹暴力、色情的通病；三是读书人理想信念的彻底坍塌。
现如今，社会主流是成功的商人，有些人衣冠楚楚地打扮成正人君子，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掩盖了他们“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龌龊。这一方面说明，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把“讲理”作为主流，差别只在成功商人的讲理是真还是假；另一方面也说明，曾经是社会主流的知识分子，如今已大部变成资本的附庸、帮闲，失去了主流地位。既然知识分子已不再是社会主流，不再用承担社会责任，以流氓化的方式为资本保驾护航，便成为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尊重知识分子、读书人的传统，这一传统至今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当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却是“自作孽，不可活”，如此社会，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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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引发了巨大讨论，在微博上“挺派”和“倒派”你来我往，争论的焦点主要在后者。据我所知，后者并非暴力威胁，主要是因为李承鹏曾经说北京卖菜刀要实名制，该网友说自己不用实名制也能买到菜刀，便买了一把，开好发票，在微博上与李承鹏有互动之后，说好在签售现场将菜刀送给李承鹏。没想到重演了林冲入“白虎堂”的情节。
对于网友给李承鹏送菜刀一事，我不想多评论。因为此事有较长的缘由，双方各自的说辞只要当面对质就能辨清。我与双方都没有来往，犯不上为谁说话。我更想说说网名“大众老虎”掌掴李承鹏一事，因为我与“大众老虎”有过一面之缘。
我首先想说，观点不同很正常，但因为观点不同就动手打人，这肯定是错误的。遗憾的是，此类事情近来经常发生。前几年，阎崇年就遭遇过，于丹为此在公众场合配置了大量保安。此外，各种各样的“约架”近年来也屡见不鲜。刚出现时，公众还有点新鲜感，现在已经觉得越来越无聊。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还是一次次被推翻，知识精英阶层打人骂人的现象层出不穷，一些知识精英以及他们占据的媒体、舆论阵地成为这个社会的乱源之一，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是流氓我怕谁”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讲理的传统
老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这是古代社会的一种状态。秀才作为知识分子，总是以讲理为自己的生存方式，遇到不讲理的粗人，常常就无能为力。这一现象虽说对于个人可能有点悲哀，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古代始终要求读书人、知识精英以讲理为天职。也正因为如此，读书人才能在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尊重。即便是用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粗人，当遇到了暴力对抗，不能自行解决问题，或者矛盾在暴力中扩大、激化，最终还是要走到讲理的路子上。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舆论主流，以讲理的方式做出表率，并实现社会管理，是最为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
然而，近代中国以来，对于传统的抛弃甚至诋毁，使得这一传统奄奄一息。文革之后出现的一个典型便是王朔，其“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名言，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讲理的传统，而将读书人放到与流氓同等的地位上。王朔近年来在媒体上露面较少，我们不能说当今知识分子流氓化都是王朔造成的。然而，他的那句名言的确被大批知识分子接受并成为主流。文革是对知识分子的一个伤害，但是，文革之后“反文革”的很多人也依然用流氓化的方式来反对文革。当今媒体上，当今知识分子，满口脏话的现象不胜枚举，动辄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喊打喊杀，已成家常便饭。
当今有些知识分子和媒体，出于反体制的需要，对于很多暴力行为经常做歪曲的辩解。例如，杨佳杀害多名警察，因为警察代表体制，杨佳便被某些人塑造成“大侠”。马加爵杀害同学，原因被归结为教育领域的歧视；夏俊峰杀害城管，也因城管与体制挂钩而被很多知识分子认为情有可原。某男子杀害无辜的孩子，被媒体解释为体制造成的生活困难而报复社会，甚至喊出“冤有头，债有主，右手拐弯市政府”的顺口溜。其他诸如拆迁或其他事件中的暴力抗法，都获得当今某些知识分子和媒体或若隐若现、或公开正式的支持，为其暴力行为做出“合理性”的解释。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把“讲理”作为主流
当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日益流氓化，社会也只能朝流氓化的方向发展。普通民众对于知识分子个体也采取流氓化的方式，又有何可抱怨的？这是知识精英流氓化之后的自食其果。李承鹏也许应该自问，在知识分子流氓化的大潮中，自己是否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我没有任何替掌掴李承鹏的网友辩护的意思。我大致知道这位网友的主张，他反对南方系媒体的很多观点，认为他们是汉奸，所以他认为打李承鹏便是“打汉奸”。某些人还公开喊出要发起“锄奸”运动。对此，我想说，汉奸问题暂且不说，当你反对南方系，又为自己打人的行为找理由辩解，认为自己打人是正确的，你的这种方式与南方系为杨佳等杀人者辩解又有何区别？有人说：“对待流氓就改用流氓手段”，如果这个观点得以通行，那么这个社会再也不需要讲理，直接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算了。
知识分子流氓化，是当今中国最丑陋的现象之一。究其原因，一是对中国历史的粗暴否定；二是商业媒体鼓吹暴力、色情的通病；三是读书人理想信念的彻底坍塌。
现如今，社会主流是成功的商人，有些人衣冠楚楚地打扮成正人君子，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掩盖了他们“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龌龊。这一方面说明，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把“讲理”作为主流，差别只在成功商人的讲理是真还是假；另一方面也说明，曾经是社会主流的知识分子，如今已大部变成资本的附庸、帮闲，失去了主流地位。既然知识分子已不再是社会主流，不再用承担社会责任，以流氓化的方式为资本保驾护航，便成为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尊重知识分子、读书人的传统，这一传统至今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当今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却是“自作孽，不可活”，如此社会，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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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流氓碰见武流氓，如此而已
一个文痞而已，只许自己对别人语言暴力，结果还碰到了个真大侠
文人之所以动嘴又动手，是因为对方也是个文人，看看自己的身板还可以，于是就上了。要怪就怪现在条件太好，五斗米足够多，所谓啥撑着了
大学时也很喜欢在网上吵架，而且以骂人不带脏字、以吵赢为荣。
直到遇到一个师兄，他回复我的嘲讽帖时说：“我不和你废话，你说个时间地点，我们单挑。”那时我才发现其实躲在屏幕后面耍嘴皮子是多么的软弱无力，从此再也没有网上吵架的爱好了。
其实这也是我一点都不觉得gzjy能掀起多大浪的原因。说，特别是在网上说话是一件多么软弱无力的事情。
直到遇到一个师兄，他回复我的嘲讽帖时说：“我不和你废话，你说个时间地点，我们单挑。”那时我才发现其实躲在屏幕后面耍嘴皮子是多么的软弱无力，从此再也没有网上吵架的爱好了。
其实这也是我一点都不觉得gzjy能掀起多大浪的原因。说，特别是在网上说话是一件多么软弱无力的事情。
夹带私货，作者怎么没分析李小眼为什么会被打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