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建国前夕周恩来为何事批杨尚昆：实在不能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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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历史 > 中国近代史 > 正文 2013年01月11日 09:24
来源：世纪 作者：殷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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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周恩来：杨尚昆同志得此报告（“李维汉跌伤事件”）后，不加任何处理，未发现任何问题，便往上一送，也证明官僚主义的作风及不用脑筋的敷衍塞责态度是很严重的。因我对此事件的追究，已不止一次提出，并且开过会，而所得结果如此，实在不能忍受。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1/21084049_0.shtml
本文摘自：《世纪》2009年第01期，作者：殷之俊，原题：《周恩来严处“李维汉跌伤事件”》
1949年8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之际，北平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危及中央领导人安全的事件——中央统战部部长、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跌成重伤。长期以来，由于有关档案没有公开，中共党史中对此事件的记载语焉不详。随着中央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将周恩来《对李维汉跌伤事件处理报告的批语》公之于世，此事件的来龙去脉才逐渐明朗。
一、节骨眼上李维汉碰到无妄之灾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16日，经过讨论和修改，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6月16日晚上，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并兼任第一小组组长。第一小组的工作是负责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名单。这是一件非常复杂和细致的工作。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要进行逐个审查。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李维汉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多方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人选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他还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分别谈话，向他们反复地进行说明解释。前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5个方面、45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李维汉为筹备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当中央统战部同中央组织部把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印成一本很厚的资料报送中央时，毛泽东看到高兴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
8月18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讨论新政协代表名单，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报告。孰料，在这节骨眼上，8月19日晚上，他碰到无妄之灾，跌成重伤。8月26日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职务。
时隔51年后，2000年10月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童小鹏回忆录《少小离家老大回》一书出版。书中回忆了这件事的细节：“那是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请人在颐年堂后院为毛泽东、江青放露天电影，李维汉和夫人吴景之、我和紫非（童的夫人——作者注）都在一起看。当时颐年堂旁边有两个小便瓷盆，我去小便，因修理工人把木板揭开没有盖上，外面放电影不好开灯，结果我掉了下去。我个子小，一下就跳上来了，还照样小便。我回到看电影的地方，见到警卫处长汪东兴，我说，你们的工人修厕所，不架上木板又不锁门，我掉下去了。没一会就听到李维汉在小便房叫喊，因他个大体重，掉下去起不来，且把右胯骨折断了。我们赶紧扶他上来，送医院治疗了好几个月。”
2008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对李维汉跌伤事件处理报告的批语》一文注释通过摘引中央办公厅的报告对这一件事作了披露：“八月十八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有关人员修理中南海颐年堂大客厅内的抽水马桶时，将旁边的地板锯开没有及时修复，又没有关照加以注意，致使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于十九日夜间入厕时跌成重伤。”
应该说，中办的报告虽简洁但更具权威性、准确性，而童小鹏的回忆提供了目击者的细节，却因记忆有误，在时间等问题上存在一些差错。
二、周恩来严厉批评中办报告
这起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很重视，他不止一次提出对此事件的追究，并且开过会。8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伍云甫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并呈周恩来报告。周恩来看了这一报告，大失所望，于是在9月2日晨写了两条批语。
第一条批语：
毛、刘、朱阅后退杨尚昆、伍云甫。
从这个报告及检讨会的本身上即可看出，行政处是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伍云甫同志在报告上也未能从制度和组织上解决问题，究竟此事发生的主要责任是谁，伍云甫虽说是本人，但也并未说出理由。而实际管理此事的一群人，竟成一盘沙，互相推诿，究竟谁归谁管，谁是头子，也看不出。田畴是头子，何以陈希良不向田畴报告，又何以下边不向陈希良报告，均无交待；因此，责任便不分明，处分亦只好凭各人反省加以区别，而事件本身的上下责任并看不出来。这样的检讨及处理仍然不会将工作改善的，活现出伍云甫同志在行政上的无能及无组织无政府的思想仍很严重。杨尚昆同志得此报告后，不加任何处理，未发现任何问题，便往上一送，也证明官僚主义的作风及不用脑筋的敷衍塞责态度是很严重的。因我对此事件的追究，已不止一次提出，并且开过会，而所得结果如此，实在不能忍受。望杨伍两同志并王东兴一起重新检讨，自订处分，自己提出整顿组织，建立制度及改善工作的方案，用书面报告中央书记处，不得延误。
周恩来
九月二日晨
这条批语中的田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陈希良，应为陈心良，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接待科科长；王东兴，应为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
第二条批语：
一篇流水账，看不出谁管谁，谁应负主要责任。
不止松懈，不止无检查、无报告，基本上是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
这条批语写在伍云甫报告中的如下文字旁：“此次我处对于大客厅厕所拆修，没有很好的管理，致使罗迈同志于本月十九日晚在黑暗中进入厕时跌倒重伤，造成了今天对工作的严重的损失。我认为我处在工作上的松懈，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事情发生后，行政上田畴、陈心良尚不知道地板已锯开之事，这证明我处在工作上存在着无报告、无检查的严重现象。事情发生时我本人虽然尚住在香山，但我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我领导无方，没有建立严格制度（如报告、检查等）。”罗迈，即李维汉。
行文至此，读者或能理解周恩来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检讨报告为何“实在不能忍受”。1949年，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入中南海，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面临着各种“考试”，其中包括能否提高管理能力和水平，为此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据童小鹏回忆，中共接管中南海时，那里还是一片荒芜萧条的景象，许多雄伟的古建筑都已很破旧，不少房间破落不堪，到处杂草众生，垃圾污泥遍地，在怀仁堂及其附近，野草长得有一人多高，连怀仁堂屋顶上都长满杂草。“海”边上也长满杂草。按理，中办行政处应搞个修整方案，并提出施工时的安全措施。“而实际管理此事的一群人，竟成一盘沙，互相推诿，究竟谁归谁管，谁是头子，也看不出。”“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事件发生后，本应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但中办有关领导一不追究责任，对责任人予以处分，二不举一反三，堵塞漏洞，却来个报流水账，给自己戴上一顶“要负主要责任”的空帽子，这正如周恩来一针见血所言：“这样的检讨及处理仍然不会将工作改善的”。周恩来素以对工作极端负责、处事周密细致著称，这样一份敷衍塞责、互相推诿的检讨书，自然要受到他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
多年来，叙说周恩来生平的传记、回忆文章等，大多侧重展现周恩来和蔼可亲、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品格，从对这件事的处理中，人们可以发现他性格的另一面——严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止一位共和国老部长曾说过：“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篇批语由中央权威部门公开发表（虽然目前还不能了解这一件事的最终处理结果），不仅为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文献史料，而且不乏现实意义：倘若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以周恩来为榜样，像他那样严格要求下属，并强调建立制度，目下那些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令人可怕的事故或许能减少到最低程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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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纪 作者：殷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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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周恩来：杨尚昆同志得此报告（“李维汉跌伤事件”）后，不加任何处理，未发现任何问题，便往上一送，也证明官僚主义的作风及不用脑筋的敷衍塞责态度是很严重的。因我对此事件的追究，已不止一次提出，并且开过会，而所得结果如此，实在不能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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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世纪》2009年第01期，作者：殷之俊，原题：《周恩来严处“李维汉跌伤事件”》
1949年8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之际，北平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危及中央领导人安全的事件——中央统战部部长、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跌成重伤。长期以来，由于有关档案没有公开，中共党史中对此事件的记载语焉不详。随着中央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将周恩来《对李维汉跌伤事件处理报告的批语》公之于世，此事件的来龙去脉才逐渐明朗。
一、节骨眼上李维汉碰到无妄之灾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16日，经过讨论和修改，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6月16日晚上，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并兼任第一小组组长。第一小组的工作是负责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名单。这是一件非常复杂和细致的工作。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要进行逐个审查。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李维汉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多方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人选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他还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分别谈话，向他们反复地进行说明解释。前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5个方面、45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李维汉为筹备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当中央统战部同中央组织部把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印成一本很厚的资料报送中央时，毛泽东看到高兴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
8月18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讨论新政协代表名单，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报告。孰料，在这节骨眼上，8月19日晚上，他碰到无妄之灾，跌成重伤。8月26日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职务。
时隔51年后，2000年10月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童小鹏回忆录《少小离家老大回》一书出版。书中回忆了这件事的细节：“那是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请人在颐年堂后院为毛泽东、江青放露天电影，李维汉和夫人吴景之、我和紫非（童的夫人——作者注）都在一起看。当时颐年堂旁边有两个小便瓷盆，我去小便，因修理工人把木板揭开没有盖上，外面放电影不好开灯，结果我掉了下去。我个子小，一下就跳上来了，还照样小便。我回到看电影的地方，见到警卫处长汪东兴，我说，你们的工人修厕所，不架上木板又不锁门，我掉下去了。没一会就听到李维汉在小便房叫喊，因他个大体重，掉下去起不来，且把右胯骨折断了。我们赶紧扶他上来，送医院治疗了好几个月。”
2008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对李维汉跌伤事件处理报告的批语》一文注释通过摘引中央办公厅的报告对这一件事作了披露：“八月十八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有关人员修理中南海颐年堂大客厅内的抽水马桶时，将旁边的地板锯开没有及时修复，又没有关照加以注意，致使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于十九日夜间入厕时跌成重伤。”
应该说，中办的报告虽简洁但更具权威性、准确性，而童小鹏的回忆提供了目击者的细节，却因记忆有误，在时间等问题上存在一些差错。
二、周恩来严厉批评中办报告
这起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很重视，他不止一次提出对此事件的追究，并且开过会。8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伍云甫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并呈周恩来报告。周恩来看了这一报告，大失所望，于是在9月2日晨写了两条批语。
第一条批语：
毛、刘、朱阅后退杨尚昆、伍云甫。
从这个报告及检讨会的本身上即可看出，行政处是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伍云甫同志在报告上也未能从制度和组织上解决问题，究竟此事发生的主要责任是谁，伍云甫虽说是本人，但也并未说出理由。而实际管理此事的一群人，竟成一盘沙，互相推诿，究竟谁归谁管，谁是头子，也看不出。田畴是头子，何以陈希良不向田畴报告，又何以下边不向陈希良报告，均无交待；因此，责任便不分明，处分亦只好凭各人反省加以区别，而事件本身的上下责任并看不出来。这样的检讨及处理仍然不会将工作改善的，活现出伍云甫同志在行政上的无能及无组织无政府的思想仍很严重。杨尚昆同志得此报告后，不加任何处理，未发现任何问题，便往上一送，也证明官僚主义的作风及不用脑筋的敷衍塞责态度是很严重的。因我对此事件的追究，已不止一次提出，并且开过会，而所得结果如此，实在不能忍受。望杨伍两同志并王东兴一起重新检讨，自订处分，自己提出整顿组织，建立制度及改善工作的方案，用书面报告中央书记处，不得延误。
周恩来
九月二日晨
这条批语中的田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陈希良，应为陈心良，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接待科科长；王东兴，应为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
第二条批语：
一篇流水账，看不出谁管谁，谁应负主要责任。
不止松懈，不止无检查、无报告，基本上是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
这条批语写在伍云甫报告中的如下文字旁：“此次我处对于大客厅厕所拆修，没有很好的管理，致使罗迈同志于本月十九日晚在黑暗中进入厕时跌倒重伤，造成了今天对工作的严重的损失。我认为我处在工作上的松懈，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事情发生后，行政上田畴、陈心良尚不知道地板已锯开之事，这证明我处在工作上存在着无报告、无检查的严重现象。事情发生时我本人虽然尚住在香山，但我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我领导无方，没有建立严格制度（如报告、检查等）。”罗迈，即李维汉。
行文至此，读者或能理解周恩来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检讨报告为何“实在不能忍受”。1949年，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入中南海，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面临着各种“考试”，其中包括能否提高管理能力和水平，为此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据童小鹏回忆，中共接管中南海时，那里还是一片荒芜萧条的景象，许多雄伟的古建筑都已很破旧，不少房间破落不堪，到处杂草众生，垃圾污泥遍地，在怀仁堂及其附近，野草长得有一人多高，连怀仁堂屋顶上都长满杂草。“海”边上也长满杂草。按理，中办行政处应搞个修整方案，并提出施工时的安全措施。“而实际管理此事的一群人，竟成一盘沙，互相推诿，究竟谁归谁管，谁是头子，也看不出。”“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事件发生后，本应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但中办有关领导一不追究责任，对责任人予以处分，二不举一反三，堵塞漏洞，却来个报流水账，给自己戴上一顶“要负主要责任”的空帽子，这正如周恩来一针见血所言：“这样的检讨及处理仍然不会将工作改善的”。周恩来素以对工作极端负责、处事周密细致著称，这样一份敷衍塞责、互相推诿的检讨书，自然要受到他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
多年来，叙说周恩来生平的传记、回忆文章等，大多侧重展现周恩来和蔼可亲、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品格，从对这件事的处理中，人们可以发现他性格的另一面——严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止一位共和国老部长曾说过：“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篇批语由中央权威部门公开发表（虽然目前还不能了解这一件事的最终处理结果），不仅为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文献史料，而且不乏现实意义：倘若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以周恩来为榜样，像他那样严格要求下属，并强调建立制度，目下那些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令人可怕的事故或许能减少到最低程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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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世纪》2009年第01期，作者：殷之俊，原题：《周恩来严处“李维汉跌伤事件”》
1949年8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之际，北平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危及中央领导人安全的事件——中央统战部部长、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跌成重伤。长期以来，由于有关档案没有公开，中共党史中对此事件的记载语焉不详。随着中央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将周恩来《对李维汉跌伤事件处理报告的批语》公之于世，此事件的来龙去脉才逐渐明朗。
一、节骨眼上李维汉碰到无妄之灾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16日，经过讨论和修改，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6月16日晚上，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并兼任第一小组组长。第一小组的工作是负责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名单。这是一件非常复杂和细致的工作。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要进行逐个审查。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李维汉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多方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人选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他还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分别谈话，向他们反复地进行说明解释。前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5个方面、45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李维汉为筹备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当中央统战部同中央组织部把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印成一本很厚的资料报送中央时，毛泽东看到高兴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
8月18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讨论新政协代表名单，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报告。孰料，在这节骨眼上，8月19日晚上，他碰到无妄之灾，跌成重伤。8月26日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职务。
时隔51年后，2000年10月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童小鹏回忆录《少小离家老大回》一书出版。书中回忆了这件事的细节：“那是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请人在颐年堂后院为毛泽东、江青放露天电影，李维汉和夫人吴景之、我和紫非（童的夫人——作者注）都在一起看。当时颐年堂旁边有两个小便瓷盆，我去小便，因修理工人把木板揭开没有盖上，外面放电影不好开灯，结果我掉了下去。我个子小，一下就跳上来了，还照样小便。我回到看电影的地方，见到警卫处长汪东兴，我说，你们的工人修厕所，不架上木板又不锁门，我掉下去了。没一会就听到李维汉在小便房叫喊，因他个大体重，掉下去起不来，且把右胯骨折断了。我们赶紧扶他上来，送医院治疗了好几个月。”
2008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对李维汉跌伤事件处理报告的批语》一文注释通过摘引中央办公厅的报告对这一件事作了披露：“八月十八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有关人员修理中南海颐年堂大客厅内的抽水马桶时，将旁边的地板锯开没有及时修复，又没有关照加以注意，致使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于十九日夜间入厕时跌成重伤。”
应该说，中办的报告虽简洁但更具权威性、准确性，而童小鹏的回忆提供了目击者的细节，却因记忆有误，在时间等问题上存在一些差错。
二、周恩来严厉批评中办报告
这起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很重视，他不止一次提出对此事件的追究，并且开过会。8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伍云甫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并呈周恩来报告。周恩来看了这一报告，大失所望，于是在9月2日晨写了两条批语。
第一条批语：
毛、刘、朱阅后退杨尚昆、伍云甫。
从这个报告及检讨会的本身上即可看出，行政处是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伍云甫同志在报告上也未能从制度和组织上解决问题，究竟此事发生的主要责任是谁，伍云甫虽说是本人，但也并未说出理由。而实际管理此事的一群人，竟成一盘沙，互相推诿，究竟谁归谁管，谁是头子，也看不出。田畴是头子，何以陈希良不向田畴报告，又何以下边不向陈希良报告，均无交待；因此，责任便不分明，处分亦只好凭各人反省加以区别，而事件本身的上下责任并看不出来。这样的检讨及处理仍然不会将工作改善的，活现出伍云甫同志在行政上的无能及无组织无政府的思想仍很严重。杨尚昆同志得此报告后，不加任何处理，未发现任何问题，便往上一送，也证明官僚主义的作风及不用脑筋的敷衍塞责态度是很严重的。因我对此事件的追究，已不止一次提出，并且开过会，而所得结果如此，实在不能忍受。望杨伍两同志并王东兴一起重新检讨，自订处分，自己提出整顿组织，建立制度及改善工作的方案，用书面报告中央书记处，不得延误。
周恩来
九月二日晨
这条批语中的田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陈希良，应为陈心良，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接待科科长；王东兴，应为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
第二条批语：
一篇流水账，看不出谁管谁，谁应负主要责任。
不止松懈，不止无检查、无报告，基本上是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
这条批语写在伍云甫报告中的如下文字旁：“此次我处对于大客厅厕所拆修，没有很好的管理，致使罗迈同志于本月十九日晚在黑暗中进入厕时跌倒重伤，造成了今天对工作的严重的损失。我认为我处在工作上的松懈，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事情发生后，行政上田畴、陈心良尚不知道地板已锯开之事，这证明我处在工作上存在着无报告、无检查的严重现象。事情发生时我本人虽然尚住在香山，但我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我领导无方，没有建立严格制度（如报告、检查等）。”罗迈，即李维汉。
行文至此，读者或能理解周恩来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检讨报告为何“实在不能忍受”。1949年，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入中南海，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面临着各种“考试”，其中包括能否提高管理能力和水平，为此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据童小鹏回忆，中共接管中南海时，那里还是一片荒芜萧条的景象，许多雄伟的古建筑都已很破旧，不少房间破落不堪，到处杂草众生，垃圾污泥遍地，在怀仁堂及其附近，野草长得有一人多高，连怀仁堂屋顶上都长满杂草。“海”边上也长满杂草。按理，中办行政处应搞个修整方案，并提出施工时的安全措施。“而实际管理此事的一群人，竟成一盘沙，互相推诿，究竟谁归谁管，谁是头子，也看不出。”“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事件发生后，本应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但中办有关领导一不追究责任，对责任人予以处分，二不举一反三，堵塞漏洞，却来个报流水账，给自己戴上一顶“要负主要责任”的空帽子，这正如周恩来一针见血所言：“这样的检讨及处理仍然不会将工作改善的”。周恩来素以对工作极端负责、处事周密细致著称，这样一份敷衍塞责、互相推诿的检讨书，自然要受到他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
多年来，叙说周恩来生平的传记、回忆文章等，大多侧重展现周恩来和蔼可亲、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品格，从对这件事的处理中，人们可以发现他性格的另一面——严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止一位共和国老部长曾说过：“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篇批语由中央权威部门公开发表（虽然目前还不能了解这一件事的最终处理结果），不仅为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文献史料，而且不乏现实意义：倘若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以周恩来为榜样，像他那样严格要求下属，并强调建立制度，目下那些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令人可怕的事故或许能减少到最低程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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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世纪》2009年第01期，作者：殷之俊，原题：《周恩来严处“李维汉跌伤事件”》
1949年8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之际，北平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危及中央领导人安全的事件——中央统战部部长、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跌成重伤。长期以来，由于有关档案没有公开，中共党史中对此事件的记载语焉不详。随着中央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将周恩来《对李维汉跌伤事件处理报告的批语》公之于世，此事件的来龙去脉才逐渐明朗。
一、节骨眼上李维汉碰到无妄之灾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16日，经过讨论和修改，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6月16日晚上，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并兼任第一小组组长。第一小组的工作是负责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和名单。这是一件非常复杂和细致的工作。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要进行逐个审查。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李维汉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多方面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人选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他还同许多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分别谈话，向他们反复地进行说明解释。前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协商、酝酿，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5个方面、45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名单。这个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李维汉为筹备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当中央统战部同中央组织部把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印成一本很厚的资料报送中央时，毛泽东看到高兴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
8月18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讨论新政协代表名单，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报告。孰料，在这节骨眼上，8月19日晚上，他碰到无妄之灾，跌成重伤。8月26日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职务。
时隔51年后，2000年10月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童小鹏回忆录《少小离家老大回》一书出版。书中回忆了这件事的细节：“那是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请人在颐年堂后院为毛泽东、江青放露天电影，李维汉和夫人吴景之、我和紫非（童的夫人——作者注）都在一起看。当时颐年堂旁边有两个小便瓷盆，我去小便，因修理工人把木板揭开没有盖上，外面放电影不好开灯，结果我掉了下去。我个子小，一下就跳上来了，还照样小便。我回到看电影的地方，见到警卫处长汪东兴，我说，你们的工人修厕所，不架上木板又不锁门，我掉下去了。没一会就听到李维汉在小便房叫喊，因他个大体重，掉下去起不来，且把右胯骨折断了。我们赶紧扶他上来，送医院治疗了好几个月。”
2008年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对李维汉跌伤事件处理报告的批语》一文注释通过摘引中央办公厅的报告对这一件事作了披露：“八月十八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有关人员修理中南海颐年堂大客厅内的抽水马桶时，将旁边的地板锯开没有及时修复，又没有关照加以注意，致使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于十九日夜间入厕时跌成重伤。”
应该说，中办的报告虽简洁但更具权威性、准确性，而童小鹏的回忆提供了目击者的细节，却因记忆有误，在时间等问题上存在一些差错。
二、周恩来严厉批评中办报告
这起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很重视，他不止一次提出对此事件的追究，并且开过会。8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伍云甫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并呈周恩来报告。周恩来看了这一报告，大失所望，于是在9月2日晨写了两条批语。
第一条批语：
毛、刘、朱阅后退杨尚昆、伍云甫。
从这个报告及检讨会的本身上即可看出，行政处是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伍云甫同志在报告上也未能从制度和组织上解决问题，究竟此事发生的主要责任是谁，伍云甫虽说是本人，但也并未说出理由。而实际管理此事的一群人，竟成一盘沙，互相推诿，究竟谁归谁管，谁是头子，也看不出。田畴是头子，何以陈希良不向田畴报告，又何以下边不向陈希良报告，均无交待；因此，责任便不分明，处分亦只好凭各人反省加以区别，而事件本身的上下责任并看不出来。这样的检讨及处理仍然不会将工作改善的，活现出伍云甫同志在行政上的无能及无组织无政府的思想仍很严重。杨尚昆同志得此报告后，不加任何处理，未发现任何问题，便往上一送，也证明官僚主义的作风及不用脑筋的敷衍塞责态度是很严重的。因我对此事件的追究，已不止一次提出，并且开过会，而所得结果如此，实在不能忍受。望杨伍两同志并王东兴一起重新检讨，自订处分，自己提出整顿组织，建立制度及改善工作的方案，用书面报告中央书记处，不得延误。
周恩来
九月二日晨
这条批语中的田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陈希良，应为陈心良，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接待科科长；王东兴，应为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
第二条批语：
一篇流水账，看不出谁管谁，谁应负主要责任。
不止松懈，不止无检查、无报告，基本上是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
这条批语写在伍云甫报告中的如下文字旁：“此次我处对于大客厅厕所拆修，没有很好的管理，致使罗迈同志于本月十九日晚在黑暗中进入厕时跌倒重伤，造成了今天对工作的严重的损失。我认为我处在工作上的松懈，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事情发生后，行政上田畴、陈心良尚不知道地板已锯开之事，这证明我处在工作上存在着无报告、无检查的严重现象。事情发生时我本人虽然尚住在香山，但我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我领导无方，没有建立严格制度（如报告、检查等）。”罗迈，即李维汉。
行文至此，读者或能理解周恩来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检讨报告为何“实在不能忍受”。1949年，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入中南海，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面临着各种“考试”，其中包括能否提高管理能力和水平，为此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据童小鹏回忆，中共接管中南海时，那里还是一片荒芜萧条的景象，许多雄伟的古建筑都已很破旧，不少房间破落不堪，到处杂草众生，垃圾污泥遍地，在怀仁堂及其附近，野草长得有一人多高，连怀仁堂屋顶上都长满杂草。“海”边上也长满杂草。按理，中办行政处应搞个修整方案，并提出施工时的安全措施。“而实际管理此事的一群人，竟成一盘沙，互相推诿，究竟谁归谁管，谁是头子，也看不出。”“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的无政府状态。”事件发生后，本应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但中办有关领导一不追究责任，对责任人予以处分，二不举一反三，堵塞漏洞，却来个报流水账，给自己戴上一顶“要负主要责任”的空帽子，这正如周恩来一针见血所言：“这样的检讨及处理仍然不会将工作改善的”。周恩来素以对工作极端负责、处事周密细致著称，这样一份敷衍塞责、互相推诿的检讨书，自然要受到他毫不留情的严厉批评。
多年来，叙说周恩来生平的传记、回忆文章等，大多侧重展现周恩来和蔼可亲、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品格，从对这件事的处理中，人们可以发现他性格的另一面——严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止一位共和国老部长曾说过：“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篇批语由中央权威部门公开发表（虽然目前还不能了解这一件事的最终处理结果），不仅为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文献史料，而且不乏现实意义：倘若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以周恩来为榜样，像他那样严格要求下属，并强调建立制度，目下那些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令人可怕的事故或许能减少到最低程度吧？
拆了居仁堂
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
作为总理，能够做到慈祥、和蔼，但前提是对工作绝对要一丝不苟。对下属的工作必须是要严厉的。这无论在国家、在企业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