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在的7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2:50:36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以及被追授勋章的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这23人中,目前健在还有7人。
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首次试验成功,这意味着我国拥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图为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和钱学森等人在罗布泊试验场合影留恋。
“两弹一星”背后的故事
http://news.xinhuanet.com/xhfk/2012-12/19/c_124115526.htm
12月15日,“两弹一星”元勋屠守锷溘然长逝,享年95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先后研制出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
2012年,我国上映了不少有关“两弹一星”的影视剧作品。电影《钱学森》、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都让“两弹一星”谜一般的研发过程展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而其背后的真实故事,远比剧本里讲述的更精彩、更丰富。
邓小平给聂荣臻三个选择,聂荣臻毫不犹豫担下主持“两弹一星”工作
中国启动“两弹”研发,是在1955年钱学森回国以后。他向国务院报送了《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发展导弹技术。
当时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如果要白手起家发展核武器,首先就要争取“老大哥”的技术援助。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华。毛泽东表示,希望苏联在原子能与核武器上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没有明确回绝:“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来搞。”毛泽东听了翻译,笑道:“大家打一把伞,当然省事,但是顾头不顾屁股,终究还是要被打湿的。”
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的意思后,也笑了。他指指设计了“米格”系列战机的米高扬,以及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说:“他们知道,搞原子弹需要很多科学家、很多钢铁、很多电,如果中国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保证不了。你们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多炼钢,多造拖拉机。”最后,赫鲁晓夫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首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这次苏联之行,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等方面援助中国。
主持“两弹一星”的工作,聂荣臻是自己主动担下的。1956年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里,给他三个选择: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填补被调去当外长的陈毅留下的空缺;二是还回去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聂荣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项,早在年轻时代,这位开国元帅就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梦。不久,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聂荣臻还兼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
对于这样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在中国高层中也有分歧。不少人主张发展常规武器,所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聂荣臻坚决反对。他直接写报告给毛泽东,争得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同意。当时作为聂荣臻副手的张爱萍将军有一句名言,“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国搞出的第一根“打狗棍”是近程导弹。1960年,依照苏联的图纸,成功仿制了“东方一号”导弹。几年后,又研发出射程1200-1500公里的“东方二号”导弹。钱学森高兴地对聂荣臻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已经是中学生了。”
核爆中心为何从敦煌西北挪至罗布泊?
1958年8月,0673部队副主任张志善带着两百多人的勘察大队,奔赴敦煌。这些人除了张志善,只有两名干部知道此行的目的:勘察原子弹靶场。
荒漠中渺无人烟,吃水要到300公里以外去拉。白天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甚至能把胶鞋底烫化。他们艰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终于依据苏联专家意见,将核爆中心确定在敦煌西北30公里的地方。奉命出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的张蕴钰一听,就不同意。在他看来,这里距离莫高窟太近,万一损坏了文物怎么办?二来这里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再加上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指核爆炸时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爆炸所释放的能量,编者注),太小了!
张蕴钰找到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汇报,陈老总拍板:“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他们又上报聂荣臻,建议 “一直往西,到新疆罗布泊去”。原先驻扎在朝鲜的第20兵团秘密调往罗布泊,基层官兵们在火车上一坐就是半个多月,下车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到了大沙漠,沙粒打在脸上都是疼的。战士们随即就投入到机场、发电厂和铁路的建设中。
陈士榘上将出任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负责主持靶场的建设工作,他问苏联专家盖杜柯夫:“盖将军,你看看,按我们这个搞法,试验场需要多长时间能建好,能打导弹?”盖杜柯夫想了想:“15年。”陈士榘向盖杜柯夫伸出3根手指:“中央给我3年!”盖杜柯夫听后使劲儿摇头:“搞科学光有激情是不够的。像这样原始的劳动,15年已经够快了……你们的脑子太热了……”
不出几年,在中苏蜜月结束、苏联专家撤出的情况下,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亲临西北核试验基地的聂荣臻下达了氢弹试验命令。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激动的聂帅手握电话,凝视着天空那朵硕大的蘑菇云。
毛主席像章要不要装上卫星?周恩来拍板“我看就不用了”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一号”。次年2月,美国研制的“探险者一号”也发射成功。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中科院随即建立“581”小组,意为1958年第一号重大任务。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
钱学森向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推荐了孙家栋,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1969年10月,孙家栋与钱学森一道,在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展示卫星初样。在汇报了一些常规数据后,孙家栋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从政治感情上来说,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在卫星仪器上装了毛主席像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技术角度讲,一是重量超限,二是卫星上天后将会对质量产生影响。”
当时个人崇拜盛行,毛主席像章随处可见,以至于在各系统的卫星仪器生产出来后,也都要镶嵌上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增加了仪器重量,比如某件仪器的额定重量是3公斤,但往卫星上安装时却成了3公斤半。这么多仪器综合在一起,使卫星整体重量大增,减小了火箭的运载余量,降低了火箭可靠性。此外,每台仪器都有自己特定的散热条件,仪器所涂的颜色不同,结构材料厚度就不同,散热情况自然有异,增加了毛主席像章有可能带来许多安全隐患。
周恩来听后,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头像、语录,我看就不用了吧!搞那个有什么好?万一掉下来,人家还会笑话!”他指了指大厅说,“你们看人民大会堂,那儿也没有毛主席头像、语录,不能搞得太庸俗嘛!”主席像章的问题迎刃而解。
1970年3月26日,周恩来批准火箭、卫星正式出厂。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这颗卫星除了装有试验仪器外,还安装了一台模拟演奏《东方红》乐曲的仪器,奏响中国向太空迈进的序曲。
郭永怀坚持夜航,飞机失事时还紧抱绝密资料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周年前夕,国家为当年研制“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些“两弹一星”的功臣,绝大多数都曾留学欧美名校,在1949年回国效命。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屠守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杨嘉墀、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程开甲、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姚桐斌等。
他们中间有些人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比如邓稼先。论名声,他仅次于钱学森、钱三强,但相比于“二钱”,邓稼先是小字辈。1958年他被选为核武器研究院理论室主任,正是因为他年富力强。
核计划是严格保密的,就是对家人也不能说。妻子许鹿希只知道丈夫要调动工作,却问不出究竟是一个什么工作。邓稼先只说:“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第二天,从不喜欢照相的邓稼先,一定要与许鹿希、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一起,到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
此后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只有偶尔回京汇报工作时,才能同妻子见上一面。直到1985年7月,邓稼先因为长期接触放射性元素,被检查出患了直肠癌。此时他才得以和妻子重新团聚。一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郭永怀的名字则相对不彰,他早年留学美国,后在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任教。1956年,在钱学森的盛邀下,郭永怀夫妇回国。郭永怀很快与王淦昌、彭桓武一道,主持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究。原子弹与氢弹试验成功后,他又投入到人造卫星的研发中。
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在青海基地一连工作两个多月后,得到一个重要发现。他急着赶回北京,立刻要人联系飞机。他从青海赶到兰州,在换乘飞机的空闲时间里,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汇报。
为了保护科学家们的安全,周恩来曾叮嘱不让他们乘飞机。但为了节省时间,郭永怀曾不止一次强行登机。这次从兰州飞北京,他更坚持夜航:“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结果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时,突然失去平衡,一头扎进了旁边的玉米地。
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看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两人胸前夹着的正是郭永怀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他们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以及被追授勋章的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这23人中,目前健在还有7人。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以及被追授勋章的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这23人中,目前健在还有7人。
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首次试验成功,这意味着我国拥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核武器。图为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和钱学森等人在罗布泊试验场合影留恋。
“两弹一星”背后的故事
http://news.xinhuanet.com/xhfk/2012-12/19/c_124115526.htm
12月15日,“两弹一星”元勋屠守锷溘然长逝,享年95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先后研制出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
2012年,我国上映了不少有关“两弹一星”的影视剧作品。电影《钱学森》、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都让“两弹一星”谜一般的研发过程展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而其背后的真实故事,远比剧本里讲述的更精彩、更丰富。
邓小平给聂荣臻三个选择,聂荣臻毫不犹豫担下主持“两弹一星”工作
中国启动“两弹”研发,是在1955年钱学森回国以后。他向国务院报送了《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发展导弹技术。
当时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如果要白手起家发展核武器,首先就要争取“老大哥”的技术援助。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华。毛泽东表示,希望苏联在原子能与核武器上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没有明确回绝:“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来搞。”毛泽东听了翻译,笑道:“大家打一把伞,当然省事,但是顾头不顾屁股,终究还是要被打湿的。”
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的意思后,也笑了。他指指设计了“米格”系列战机的米高扬,以及国防部长布尔加宁,说:“他们知道,搞原子弹需要很多科学家、很多钢铁、很多电,如果中国现在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中国的电力都集中起来也保证不了。你们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多炼钢,多造拖拉机。”最后,赫鲁晓夫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首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这次苏联之行,两国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等方面援助中国。
主持“两弹一星”的工作,聂荣臻是自己主动担下的。1956年10月,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来到聂荣臻家里,给他三个选择:一是分管科学技术,填补被调去当外长的陈毅留下的空缺;二是还回去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工作。聂荣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项,早在年轻时代,这位开国元帅就有一个科学救国的梦。不久,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聂荣臻还兼任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
对于这样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工程,在中国高层中也有分歧。不少人主张发展常规武器,所谓“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聂荣臻坚决反对。他直接写报告给毛泽东,争得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同意。当时作为聂荣臻副手的张爱萍将军有一句名言,“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中国搞出的第一根“打狗棍”是近程导弹。1960年,依照苏联的图纸,成功仿制了“东方一号”导弹。几年后,又研发出射程1200-1500公里的“东方二号”导弹。钱学森高兴地对聂荣臻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已经是中学生了。”
核爆中心为何从敦煌西北挪至罗布泊?
1958年8月,0673部队副主任张志善带着两百多人的勘察大队,奔赴敦煌。这些人除了张志善,只有两名干部知道此行的目的:勘察原子弹靶场。
荒漠中渺无人烟,吃水要到300公里以外去拉。白天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甚至能把胶鞋底烫化。他们艰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终于依据苏联专家意见,将核爆中心确定在敦煌西北30公里的地方。奉命出任核武器试验基地司令员的张蕴钰一听,就不同意。在他看来,这里距离莫高窟太近,万一损坏了文物怎么办?二来这里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再加上只能试验两万吨TNT当量(指核爆炸时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爆炸所释放的能量,编者注),太小了!
张蕴钰找到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汇报,陈老总拍板:“核试验基地眼下只能搞一个,要搞就搞一个能爆炸百万吨级的!”他们又上报聂荣臻,建议 “一直往西,到新疆罗布泊去”。原先驻扎在朝鲜的第20兵团秘密调往罗布泊,基层官兵们在火车上一坐就是半个多月,下车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到了大沙漠,沙粒打在脸上都是疼的。战士们随即就投入到机场、发电厂和铁路的建设中。
陈士榘上将出任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负责主持靶场的建设工作,他问苏联专家盖杜柯夫:“盖将军,你看看,按我们这个搞法,试验场需要多长时间能建好,能打导弹?”盖杜柯夫想了想:“15年。”陈士榘向盖杜柯夫伸出3根手指:“中央给我3年!”盖杜柯夫听后使劲儿摇头:“搞科学光有激情是不够的。像这样原始的劳动,15年已经够快了……你们的脑子太热了……”
不出几年,在中苏蜜月结束、苏联专家撤出的情况下,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亲临西北核试验基地的聂荣臻下达了氢弹试验命令。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激动的聂帅手握电话,凝视着天空那朵硕大的蘑菇云。
毛主席像章要不要装上卫星?周恩来拍板“我看就不用了”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一号”。次年2月,美国研制的“探险者一号”也发射成功。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中科院随即建立“581”小组,意为1958年第一号重大任务。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
钱学森向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推荐了孙家栋,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1969年10月,孙家栋与钱学森一道,在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展示卫星初样。在汇报了一些常规数据后,孙家栋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从政治感情上来说,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在卫星仪器上装了毛主席像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技术角度讲,一是重量超限,二是卫星上天后将会对质量产生影响。”
当时个人崇拜盛行,毛主席像章随处可见,以至于在各系统的卫星仪器生产出来后,也都要镶嵌上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增加了仪器重量,比如某件仪器的额定重量是3公斤,但往卫星上安装时却成了3公斤半。这么多仪器综合在一起,使卫星整体重量大增,减小了火箭的运载余量,降低了火箭可靠性。此外,每台仪器都有自己特定的散热条件,仪器所涂的颜色不同,结构材料厚度就不同,散热情况自然有异,增加了毛主席像章有可能带来许多安全隐患。
周恩来听后,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头像、语录,我看就不用了吧!搞那个有什么好?万一掉下来,人家还会笑话!”他指了指大厅说,“你们看人民大会堂,那儿也没有毛主席头像、语录,不能搞得太庸俗嘛!”主席像章的问题迎刃而解。
1970年3月26日,周恩来批准火箭、卫星正式出厂。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这颗卫星除了装有试验仪器外,还安装了一台模拟演奏《东方红》乐曲的仪器,奏响中国向太空迈进的序曲。
郭永怀坚持夜航,飞机失事时还紧抱绝密资料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周年前夕,国家为当年研制“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些“两弹一星”的功臣,绝大多数都曾留学欧美名校,在1949年回国效命。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屠守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杨嘉墀、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程开甲、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姚桐斌等。
他们中间有些人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比如邓稼先。论名声,他仅次于钱学森、钱三强,但相比于“二钱”,邓稼先是小字辈。1958年他被选为核武器研究院理论室主任,正是因为他年富力强。
核计划是严格保密的,就是对家人也不能说。妻子许鹿希只知道丈夫要调动工作,却问不出究竟是一个什么工作。邓稼先只说:“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第二天,从不喜欢照相的邓稼先,一定要与许鹿希、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一起,到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
此后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只有偶尔回京汇报工作时,才能同妻子见上一面。直到1985年7月,邓稼先因为长期接触放射性元素,被检查出患了直肠癌。此时他才得以和妻子重新团聚。一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郭永怀的名字则相对不彰,他早年留学美国,后在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任教。1956年,在钱学森的盛邀下,郭永怀夫妇回国。郭永怀很快与王淦昌、彭桓武一道,主持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究。原子弹与氢弹试验成功后,他又投入到人造卫星的研发中。
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在青海基地一连工作两个多月后,得到一个重要发现。他急着赶回北京,立刻要人联系飞机。他从青海赶到兰州,在换乘飞机的空闲时间里,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汇报。
为了保护科学家们的安全,周恩来曾叮嘱不让他们乘飞机。但为了节省时间,郭永怀曾不止一次强行登机。这次从兰州飞北京,他更坚持夜航:“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结果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时,突然失去平衡,一头扎进了旁边的玉米地。
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看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两人胸前夹着的正是郭永怀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他们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以及被追授勋章的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这23人中,目前健在还有7人。
lxl342834910 发表于 2012-12-20 00:47
程开甲、王希季、于敏、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
也已经是迟暮之年。祝福吧!
图片若看不到请告知,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的容貌!
感谢这位同学切题抢答。
程开甲、王希季、于敏、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
也已经是迟暮之年。祝福吧!
图片若看不到请告知,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的容貌!
感谢这位同学切题抢答。
老一辈因为信仰 奉献了一生 新的一代靠什么才能为国家尽心尽力呢
向老一辈为国奉献者们致敬!
撒花,,,邓是挺牛的。。
他们永远活着。
郭永怀的飞机不是在甘肃定西失事的吗?
theyv already stand in their graves
聂帅管科技是国家和他本人的幸运。
向这些共和国的脊梁致敬!
致敬,。英雄永垂不朽
Terrorist~G/KEY 发表于 2012-12-19 15:11
老一辈因为信仰 奉献了一生 新的一代靠什么才能为国家尽心尽力呢
新一代的人缺少脊梁...GZJY横行,认怂党四处蔓延...
老一辈因为信仰 奉献了一生 新的一代靠什么才能为国家尽心尽力呢
新一代的人缺少脊梁...GZJY横行,认怂党四处蔓延...
前辈开拓,晚辈进取!
中华薪火,传承不息!
中华薪火,传承不息!
向老一辈致敬!
致敬
鲜花啊!
txp 发表于 2012-12-19 15:49
郭永怀的飞机不是在甘肃定西失事的吗?
在北京失事的
郭永怀的飞机不是在甘肃定西失事的吗?
在北京失事的
致敬!另外补充下,当年林彪元帅也是支持搞原子弹的。手榴弹哪打的过原子弹。
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的幸福
请继续欣赏我们壮大的祖国吧 用的是曾经被你们守护着的我们这代自己的双手!
八路的起点比其他第三世界高。1是先总理招揽了足够的人才。不仅是理论人才,实际的工业冶金化学人才也是大把。2是156个工业化项目的启动给了我们初步重工业的底子。现在伊朗朝鲜或者其他国家也弄就很不容易了。没有完备的人才和重工业底子想搞尖端军工是很难的。兔子的道路是,农业原始积累,工业化,再两弹一星有了保命的大杀器,先保住自己再改革开放,增加资金技术轻工业电子工业的积累,最后再四代机神盾舰预警机飞船北斗的大爆发!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别的国家其实现在都想学的就是这个!可惜啊!兔子发了其实就不想其他人也这么来一把啦!哼哼哼哼!
致敬!军工兔的伟大前辈!
Terrorist~G/KEY 发表于 2012-12-19 15:11
老一辈因为信仰 奉献了一生 新的一代靠什么才能为国家尽心尽力呢
还是信仰。。。 以及奉献精神。。。。
老一辈因为信仰 奉献了一生 新的一代靠什么才能为国家尽心尽力呢
还是信仰。。。 以及奉献精神。。。。
没说的,致敬
Terrorist~G/KEY 发表于 2012-12-19 15:11
老一辈因为信仰 奉献了一生 新的一代靠什么才能为国家尽心尽力呢
放心, 中华自古多义士
老一辈因为信仰 奉献了一生 新的一代靠什么才能为国家尽心尽力呢
放心, 中华自古多义士
致敬
都是英雄!老英雄!
向老一辈科学家致敬
致敬
很好。都是英雄,再说一句,其实他们待遇不错的,在那个年代
新一代的人缺少脊梁...GZJY横行,认怂党四处蔓延...
脊梁还是有的,航母,飞船,东风,就是他们的杰作,至于GZJY,哪朝哪代都不缺。
脊梁还是有的,航母,飞船,东风,就是他们的杰作,至于GZJY,哪朝哪代都不缺。
很好。都是英雄,再说一句,其实他们待遇不错的,在那个年代
这个不需要强调
这个不需要强调
当年六一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反对原子弹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当年彭德怀已经倒下去了,负责部队的是林彪。死命力挺原子弹的也是他。
两弹一星中林彪的作用也非常大,可惜现在根本不说,任何关于两弹一星的影视作品里都没林彪的镜头。
当年彭德怀已经倒下去了,负责部队的是林彪。死命力挺原子弹的也是他。
两弹一星中林彪的作用也非常大,可惜现在根本不说,任何关于两弹一星的影视作品里都没林彪的镜头。
新一代的人缺少脊梁...GZJY横行,认怂党四处蔓延...
脊梁还是有的,航母,飞船,东风,就是他们的杰作,至于GZJY,哪朝哪代都不缺。
脊梁还是有的,航母,飞船,东风,就是他们的杰作,至于GZJY,哪朝哪代都不缺。
向老一辈为国奉献者们致敬
向那些为中华民族铸起利剑坚盾科学家致敬
Terrorist~G/KEY 发表于 2012-12-19 15:11
老一辈因为信仰 奉献了一生 新的一代靠什么才能为国家尽心尽力呢
很简单,像他们一样,做好自己的事。
老一辈因为信仰 奉献了一生 新的一代靠什么才能为国家尽心尽力呢
很简单,像他们一样,做好自己的事。
向先行者们致敬
信仰。。。真是羡慕老一辈!
功勋这个词只能被他们这样的人使用
还剩那几位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