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中的三次公开检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3: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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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年底,新生的共和国在短短几年里,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绕暗礁、战险阻,克服重重困难,奇迹般地制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在神州大地,几亿农民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胜利地完成了以“三大改造”为主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巩固了新生政权,并着手开始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面前,毛泽东等党的少数领导人的头脑开始发热了,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并把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当作“右倾保守”思想加以批判。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种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做法。
1955年12月5日,中央召集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同志共122人,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打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传达了关于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的指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这次座谈会对经济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实际上是两个月前七届六中全会就已开展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延续。
毛泽东于11月中旬,先后在杭州、天津两地召集华东、中南、东北和华北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再次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在这些“地方诸侯”急躁情绪的感染和鼓动下,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
《农业十七条》,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积极探索,但却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并确定了脱离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超出原设想的指标近80%;棉花产量达到1.2亿担,超出原设想的一倍多。而后的1956年1月,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一个内容更广泛、要求更高的《农业四十条》又出台了。
至此,毛泽东在批评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对经济建设要求过急、速度过快、指标过高的冒进思想就随之滋长蔓延开来。
值得指出的是,产生急躁冒进倾向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普遍包括共和国其他领袖和地方各级“诸侯”。对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开始也是同意的。
刘少奇曾指出:“经济上先要有框子,财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冲突,就把保守主义冲掉了。只要克服了经济上的保守,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就好办了。‘二五’计划财政收支的盘子定在2800亿至3000亿是可以完成的。”
在12月5日刘少奇主持的座谈会上,周恩来念了一副对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以此来表达当时对毛泽东提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拥护和体会。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展开这个斗争。”
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在中共高层确立了。1956年1月初,一个包含内容更广泛、数量指标更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出台了。粮食、棉花产量每年分别以8%、10%以上的速度递增的要求提出来了。同时,中央各部专业会议又在“提前实现工业化”口号的鼓动下,纷纷要求把远景计划所规定的8—12年的任务,提前到3—5年内完成。
此时距党的“八大”召开尚有九个月左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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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年底,新生的共和国在短短几年里,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绕暗礁、战险阻,克服重重困难,奇迹般地制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在神州大地,几亿农民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胜利地完成了以“三大改造”为主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巩固了新生政权,并着手开始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面前,毛泽东等党的少数领导人的头脑开始发热了,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并把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当作“右倾保守”思想加以批判。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种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做法。
1955年12月5日,中央召集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同志共122人,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打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传达了关于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的指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这次座谈会对经济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实际上是两个月前七届六中全会就已开展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延续。
毛泽东于11月中旬,先后在杭州、天津两地召集华东、中南、东北和华北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再次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在这些“地方诸侯”急躁情绪的感染和鼓动下,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
《农业十七条》,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积极探索,但却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并确定了脱离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超出原设想的指标近80%;棉花产量达到1.2亿担,超出原设想的一倍多。而后的1956年1月,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一个内容更广泛、要求更高的《农业四十条》又出台了。
至此,毛泽东在批评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对经济建设要求过急、速度过快、指标过高的冒进思想就随之滋长蔓延开来。
值得指出的是,产生急躁冒进倾向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普遍包括共和国其他领袖和地方各级“诸侯”。对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开始也是同意的。
刘少奇曾指出:“经济上先要有框子,财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冲突,就把保守主义冲掉了。只要克服了经济上的保守,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就好办了。‘二五’计划财政收支的盘子定在2800亿至3000亿是可以完成的。”
在12月5日刘少奇主持的座谈会上,周恩来念了一副对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以此来表达当时对毛泽东提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拥护和体会。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展开这个斗争。”
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在中共高层确立了。1956年1月初,一个包含内容更广泛、数量指标更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出台了。粮食、棉花产量每年分别以8%、10%以上的速度递增的要求提出来了。同时,中央各部专业会议又在“提前实现工业化”口号的鼓动下,纷纷要求把远景计划所规定的8—12年的任务,提前到3—5年内完成。
此时距党的“八大”召开尚有九个月左右的时间。
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年底,新生的共和国在短短几年里,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绕暗礁、战险阻,克服重重困难,奇迹般地制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在神州大地,几亿农民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胜利地完成了以“三大改造”为主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巩固了新生政权,并着手开始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面前,毛泽东等党的少数领导人的头脑开始发热了,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并把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当作“右倾保守”思想加以批判。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种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做法。
1955年12月5日,中央召集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同志共122人,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打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传达了关于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的指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这次座谈会对经济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实际上是两个月前七届六中全会就已开展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延续。
毛泽东于11月中旬,先后在杭州、天津两地召集华东、中南、东北和华北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再次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在这些“地方诸侯”急躁情绪的感染和鼓动下,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
《农业十七条》,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积极探索,但却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并确定了脱离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超出原设想的指标近80%;棉花产量达到1.2亿担,超出原设想的一倍多。而后的1956年1月,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一个内容更广泛、要求更高的《农业四十条》又出台了。
至此,毛泽东在批评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对经济建设要求过急、速度过快、指标过高的冒进思想就随之滋长蔓延开来。
值得指出的是,产生急躁冒进倾向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普遍包括共和国其他领袖和地方各级“诸侯”。对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开始也是同意的。
刘少奇曾指出:“经济上先要有框子,财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冲突,就把保守主义冲掉了。只要克服了经济上的保守,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就好办了。‘二五’计划财政收支的盘子定在2800亿至3000亿是可以完成的。”
在12月5日刘少奇主持的座谈会上,周恩来念了一副对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以此来表达当时对毛泽东提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拥护和体会。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展开这个斗争。”
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在中共高层确立了。1956年1月初,一个包含内容更广泛、数量指标更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出台了。粮食、棉花产量每年分别以8%、10%以上的速度递增的要求提出来了。同时,中央各部专业会议又在“提前实现工业化”口号的鼓动下,纷纷要求把远景计划所规定的8—12年的任务,提前到3—5年内完成。
此时距党的“八大”召开尚有九个月左右的时间。
http://history.book.163.com/10/0129/17/5U7AIGD3009244K2.html
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年底,新生的共和国在短短几年里,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绕暗礁、战险阻,克服重重困难,奇迹般地制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在神州大地,几亿农民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胜利地完成了以“三大改造”为主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巩固了新生政权,并着手开始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面前,毛泽东等党的少数领导人的头脑开始发热了,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并把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当作“右倾保守”思想加以批判。
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种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做法。
1955年12月5日,中央召集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同志共122人,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打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传达了关于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的指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这次座谈会对经济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实际上是两个月前七届六中全会就已开展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延续。
毛泽东于11月中旬,先后在杭州、天津两地召集华东、中南、东北和华北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再次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在这些“地方诸侯”急躁情绪的感染和鼓动下,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
《农业十七条》,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积极探索,但却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并确定了脱离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超出原设想的指标近80%;棉花产量达到1.2亿担,超出原设想的一倍多。而后的1956年1月,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一个内容更广泛、要求更高的《农业四十条》又出台了。
至此,毛泽东在批评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对经济建设要求过急、速度过快、指标过高的冒进思想就随之滋长蔓延开来。
值得指出的是,产生急躁冒进倾向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普遍包括共和国其他领袖和地方各级“诸侯”。对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开始也是同意的。
刘少奇曾指出:“经济上先要有框子,财政上也要有框子,互相冲突,就把保守主义冲掉了。只要克服了经济上的保守,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就好办了。‘二五’计划财政收支的盘子定在2800亿至3000亿是可以完成的。”
在12月5日刘少奇主持的座谈会上,周恩来念了一副对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以此来表达当时对毛泽东提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拥护和体会。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展开这个斗争。”
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在中共高层确立了。1956年1月初,一个包含内容更广泛、数量指标更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出台了。粮食、棉花产量每年分别以8%、10%以上的速度递增的要求提出来了。同时,中央各部专业会议又在“提前实现工业化”口号的鼓动下,纷纷要求把远景计划所规定的8—12年的任务,提前到3—5年内完成。
此时距党的“八大”召开尚有九个月左右的时间。
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反冒进,毛泽东不满地批示“不看了”
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终于无可回避地与客观实际不期而遇。
面对严峻的经济局势,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经过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科学计算,较早地察觉到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倾向,并预感到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高指标的潜在威胁。
他们急切地意识到:当务之急,在于防止冒进。
1956年1月,周恩来、陈云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呼吁: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提出“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同月底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又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月8日,周恩来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并告诫大家:“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出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在后来多次被周恩来戏称为“二月促退会议”上,即2月10日由他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抓住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尽可能的压缩,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减到147亿元。但是,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仍然居高不下。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压缩后的一些主要指标仍然很高,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供需矛盾。由于急于求成,各行业齐头并进,4月上旬,财政紧张,建筑材料严重不足,使国民经济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
尽管如此,一些部门仍旧在盲目地要求追加基本建设投资。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上几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恳切陈词,直言劝阻:“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搞乱了。”但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从5月份起,周恩来不得不把精力放到制止反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继续开展、反对急躁冒进倾向上来。11日在国务院会议上他果断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在5月份,中央召开的讨论为6月份举行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预算报告问题的会议上,他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就再次解决定得很高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指导起草了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稿中明确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6月4日,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了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据此,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10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的有关决定。
由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的种种努力,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提出的有关报告,写进的急躁冒进是建设中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的意见,为会议所接受。
为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展的反冒进,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反对急躁情绪》,并于6月20日正式发表。这篇由陆定一组织起草,刘少奇、胡乔木修改定稿的社论,在送毛泽东审阅时,他批示“不看了”,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此流露了不满的情绪。
这段时间,由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国务院会议和中央会议上所进行的斗争,有全国人大会议对反冒进的肯定和支持,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的宣传,为动员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重视和在经济工作中纠正急躁冒进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从而使已经冒进的本年度的经济从下半年起开始逐步转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1956年7月以来,周恩来、陈云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精力转向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上面。“二五”计划从1955年8月开始编制,到1956年6月,国家计委已对方案作了两次修改。但由于受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各项指标还是定得过高,使正在编制中的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根本无法平衡。并且这些高指标在1956年4月份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此时,离中共“八大”的召开只有一个多月了,能否拿出一个科学、可行的方案提交“八大”,令人心急!编制计划困难重重,时间十分紧迫。周恩来、陈云看到:要搞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就必须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要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就必须做各部委负责人的思想工作,只有打通思想,才能妥善地把指标降下来。
8月3日至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7月下旬提出的“二五”计划第三稿,以及该稿的调整意见中的部分指标又作了适当调整。
同时,鉴于当年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人们对“多、快、好、省”口号看重和追求的是多和快,而忽略好和省的情况,周恩来对建议草案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删掉了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这以后一年多时间里再没有人提“多、快、好、省”了。
周恩来、陈云主持召开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最终解决了向“八大”提交一个注意综合平衡、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二五”计划。
1956年9月15日到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终于无可回避地与客观实际不期而遇。
面对严峻的经济局势,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经过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科学计算,较早地察觉到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倾向,并预感到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高指标的潜在威胁。
他们急切地意识到:当务之急,在于防止冒进。
1956年1月,周恩来、陈云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呼吁: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提出“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同月底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又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月8日,周恩来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并告诫大家:“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出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在后来多次被周恩来戏称为“二月促退会议”上,即2月10日由他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抓住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尽可能的压缩,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减到147亿元。但是,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仍然居高不下。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压缩后的一些主要指标仍然很高,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供需矛盾。由于急于求成,各行业齐头并进,4月上旬,财政紧张,建筑材料严重不足,使国民经济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
尽管如此,一些部门仍旧在盲目地要求追加基本建设投资。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上几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恳切陈词,直言劝阻:“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搞乱了。”但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从5月份起,周恩来不得不把精力放到制止反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继续开展、反对急躁冒进倾向上来。11日在国务院会议上他果断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在5月份,中央召开的讨论为6月份举行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预算报告问题的会议上,他同李富春、李先念两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就再次解决定得很高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指导起草了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稿中明确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
6月4日,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了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据此,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10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的有关决定。
由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人的种种努力,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提出的有关报告,写进的急躁冒进是建设中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的意见,为会议所接受。
为配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展的反冒进,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反对急躁情绪》,并于6月20日正式发表。这篇由陆定一组织起草,刘少奇、胡乔木修改定稿的社论,在送毛泽东审阅时,他批示“不看了”,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此流露了不满的情绪。
这段时间,由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国务院会议和中央会议上所进行的斗争,有全国人大会议对反冒进的肯定和支持,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的宣传,为动员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重视和在经济工作中纠正急躁冒进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从而使已经冒进的本年度的经济从下半年起开始逐步转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1956年7月以来,周恩来、陈云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精力转向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上面。“二五”计划从1955年8月开始编制,到1956年6月,国家计委已对方案作了两次修改。但由于受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各项指标还是定得过高,使正在编制中的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根本无法平衡。并且这些高指标在1956年4月份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此时,离中共“八大”的召开只有一个多月了,能否拿出一个科学、可行的方案提交“八大”,令人心急!编制计划困难重重,时间十分紧迫。周恩来、陈云看到:要搞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就必须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要推翻已有的冒进方案,就必须做各部委负责人的思想工作,只有打通思想,才能妥善地把指标降下来。
8月3日至16日,周恩来、陈云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7月下旬提出的“二五”计划第三稿,以及该稿的调整意见中的部分指标又作了适当调整。
同时,鉴于当年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人们对“多、快、好、省”口号看重和追求的是多和快,而忽略好和省的情况,周恩来对建议草案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删掉了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这以后一年多时间里再没有人提“多、快、好、省”了。
周恩来、陈云主持召开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最终解决了向“八大”提交一个注意综合平衡、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二五”计划。
1956年9月15日到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公开批评“反冒进”
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全面反冒进的会议。对此,大大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认为二中全会反冒进已经“到了高峰”。因此,在15日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不赞成反冒进的继续开展。
尽管如此,经过充分讨论,八届二中全会仍然接受了周恩来、刘少奇提出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并且在制订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时,以及会后的经济工作中,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
此时的毛泽东,对持续开展的反冒进持保留态度,但他服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没有明确表示不能反冒进。
但是,过急地要求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赶超意识,并未发生丝毫的改变和动摇。相反,它却一直深植于毛泽东的头脑之中。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前不久,当毛泽东的注意力由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反右斗争的关注,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关注上时,这种超前意识开始以更顽强、更猛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他决心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一个“大跃进”。他认为,必须彻底开展反“反冒进”的斗争,才能统一全党高级干部对待建设速度这个战略问题的认识,从而可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局面。
1957年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这一天,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了公开批评,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并说:“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由此揭开了反“反冒进”的序幕。
这时中共党内的民主生活的不正常已经初现端倪。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曾主张过反冒进的领导人也难以正常发表不同意见了,因此,在会上没有对此再提异议。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提议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尽管这个《修正草案》与周、陈曾多次指出各项指标冒进了的《农业四十条(草案)》并无实质性差别,但会上也没有人再表示反对意见。
紧接着,毛泽东先后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和12月12日《人民日报》名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和《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两篇社论。这两篇社论公开指责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并指出:反冒进使“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直至不办了”,因此“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6亿中国人民在认真学习这两篇社论中,进入了极不平凡的1958年,中国进入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多事之秋。
1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有针对性地发了一通脾气,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没有想到反冒进时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干部!
此时,周恩来感到反冒进已被认为是个严重事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讲他建国八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并严厉地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对国务院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并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冒进“错误”。他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词了。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气,这是政治性、方针性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差50米远了!”
在这次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对《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进行逐段逐句的批判。他把社论的摘要发给参加会议人员,并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还认为,《人民日报》反冒进社论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由于周恩来正在北京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王太子巴德尔,所以直到13日他才赶赴南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仍在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毛泽东接连不断的声色俱厉的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过冒进的人坐卧不宁。与会者大都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这时耳闻目睹了毛泽东批评周恩来,更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从到达南宁那天起,周恩来便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开始准备检讨反冒进“错误”的发言提纲。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评中涉及到的问题,19日晚,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检查。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表示:“这一反冒进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由于周恩来相忍为国,顾全大局,主动承担了责任,未对毛泽东脱离实际的批评作任何解释和申辩,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紧张气氛,未使事态向恶性方向发展。
但是,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却促进了中共党内急躁冒进“左”倾思想的急剧膨胀。南宁会议实际上就成为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中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成为同“反冒进”相对立的“大跃进”在政治上、思想上准备的会议。
之后,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把党的领导人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定性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25日,周恩来再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仍不满意。他在周恩来检讨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总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在南宁会议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迫使周恩来还将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按毛泽东主张的“从方法问题上”,即以脱离实际的“多些、快些”的方法为主题继续检讨。
26日,刘少奇在会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
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全面反冒进的会议。对此,大大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认为二中全会反冒进已经“到了高峰”。因此,在15日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不赞成反冒进的继续开展。
尽管如此,经过充分讨论,八届二中全会仍然接受了周恩来、刘少奇提出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并且在制订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时,以及会后的经济工作中,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
此时的毛泽东,对持续开展的反冒进持保留态度,但他服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没有明确表示不能反冒进。
但是,过急地要求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赶超意识,并未发生丝毫的改变和动摇。相反,它却一直深植于毛泽东的头脑之中。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前不久,当毛泽东的注意力由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反右斗争的关注,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的关注上时,这种超前意识开始以更顽强、更猛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他决心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来一个“大跃进”。他认为,必须彻底开展反“反冒进”的斗争,才能统一全党高级干部对待建设速度这个战略问题的认识,从而可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局面。
1957年1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这一天,毛泽东对“反冒进”提出了公开批评,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并说:“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由此揭开了反“反冒进”的序幕。
这时中共党内的民主生活的不正常已经初现端倪。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曾主张过反冒进的领导人也难以正常发表不同意见了,因此,在会上没有对此再提异议。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根据毛泽东提议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尽管这个《修正草案》与周、陈曾多次指出各项指标冒进了的《农业四十条(草案)》并无实质性差别,但会上也没有人再表示反对意见。
紧接着,毛泽东先后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和12月12日《人民日报》名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和《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两篇社论。这两篇社论公开指责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并指出:反冒进使“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直至不办了”,因此“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6亿中国人民在认真学习这两篇社论中,进入了极不平凡的1958年,中国进入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多事之秋。
1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有针对性地发了一通脾气,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没有想到反冒进时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干部!
此时,周恩来感到反冒进已被认为是个严重事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会议。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讲他建国八年来一直为工作方法而奋斗,并严厉地批评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财政工作报告和计划工作报告。对国务院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并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冒进“错误”。他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词了。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气,这是政治性、方针性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差50米远了!”
在这次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对《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反冒进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进行逐段逐句的批判。他把社论的摘要发给参加会议人员,并加上批语:“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还认为,《人民日报》反冒进社论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由于周恩来正在北京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王太子巴德尔,所以直到13日他才赶赴南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仍在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毛泽东接连不断的声色俱厉的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过冒进的人坐卧不宁。与会者大都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这时耳闻目睹了毛泽东批评周恩来,更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从到达南宁那天起,周恩来便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开始准备检讨反冒进“错误”的发言提纲。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评中涉及到的问题,19日晚,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检查。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他表示:“这一反冒进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由于周恩来相忍为国,顾全大局,主动承担了责任,未对毛泽东脱离实际的批评作任何解释和申辩,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紧张气氛,未使事态向恶性方向发展。
但是,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却促进了中共党内急躁冒进“左”倾思想的急剧膨胀。南宁会议实际上就成为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中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成为同“反冒进”相对立的“大跃进”在政治上、思想上准备的会议。
之后,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把党的领导人在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定性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25日,周恩来再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仍不满意。他在周恩来检讨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总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在南宁会议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迫使周恩来还将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按毛泽东主张的“从方法问题上”,即以脱离实际的“多些、快些”的方法为主题继续检讨。
26日,刘少奇在会上也反省了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
重复，编掉
重复，编掉
毛泽东对检讨不满意,周恩来三作检讨
5月5日,作为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1956年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作出这样的判断:1956年至1958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的经济建设是高潮和跃进,而反冒进却使1957年经济建设出现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经济建设则是更大的高潮和跃进。
为此,被认为应该对1956年反冒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陈云被安排再次在中央党的会议上进行检讨。
16日是陈云作检讨。他在检讨中说:“对于反冒进,我负有主要责任,首先是在思想影响上有主要责任。”同时,他还检讨了犯“错误”的原因等问题。
17日是周恩来作检讨。为了这次检讨,他花了10多天时间,其中有7天闭门未出,停止了一切对外活动,数易其稿并经过若干次修改后才写成的。在这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内心显得异常苦闷。
据当时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回忆:“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对我说,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有一天,周恩来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对我说‘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在周恩来、陈云检讨以后,毛泽东在会上公开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向发生了根本逆转。在毛泽东所发动的持久的愈来愈烈的反反冒进斗争面前,党内没有人再能够发表不同意见了,从而使毛泽东极力倡导的、有很大片面性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八大二次会议所接受。
毛泽东发动的反反冒进的斗争,导致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打破常规、打破常识、追求高速度、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中国由此上演了一幕使国家和民族遭受巨大灾难的历史悲剧。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党史纵横》-陆微)
5月5日,作为对全国性“大跃进”进行总动员,并对1956年反冒进作正式结论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作出这样的判断:1956年至1958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的经济建设是高潮和跃进,而反冒进却使1957年经济建设出现了低潮和保守,1958年的经济建设则是更大的高潮和跃进。
为此,被认为应该对1956年反冒进“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周恩来、陈云被安排再次在中央党的会议上进行检讨。
16日是陈云作检讨。他在检讨中说:“对于反冒进,我负有主要责任,首先是在思想影响上有主要责任。”同时,他还检讨了犯“错误”的原因等问题。
17日是周恩来作检讨。为了这次检讨,他花了10多天时间,其中有7天闭门未出,停止了一切对外活动,数易其稿并经过若干次修改后才写成的。在这次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内心显得异常苦闷。
据当时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回忆:“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对我说,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有一天,周恩来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对我说‘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在周恩来、陈云检讨以后,毛泽东在会上公开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向发生了根本逆转。在毛泽东所发动的持久的愈来愈烈的反反冒进斗争面前,党内没有人再能够发表不同意见了,从而使毛泽东极力倡导的、有很大片面性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八大二次会议所接受。
毛泽东发动的反反冒进的斗争,导致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打破常规、打破常识、追求高速度、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中国由此上演了一幕使国家和民族遭受巨大灾难的历史悲剧。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党史纵横》-陆微)
很难体会周恩来的心情，每次看到与周有关的文字，都难以自制
就知道F22会出现。
反冒进，周公果然是两头为难，说也说不得，明知有问题，还要投赞成票
在家耕田 发表于 2012-12-16 09:51 ![]()
就知道F22会出现。
老右是毛黑周粉
就知道F22会出现。
老右是毛黑周粉
何必粉他.就是从这个反反冒进写检讨之后,周的脊梁骨彻底被毛抽掉了.从此只有歌功颂德助纣为虐了.
反映毛时期的文章, 可以非常"具体详细", 这样的回忆文章大都只记载到1976年或1980年为止, 只涉及某些人物.
周是毛唯一想要打倒却始终未能打倒的人。
54年吧，苏联的斯大林死了。接着全面否定他而后干涉东欧内政，中国协助赫鲁晓夫，进入蜜月期，大概是55年，到了59年中苏决裂。----大家怎么看，怎么解读这段历史。中国现在的史学家，基本都是连事后诸葛亮都算不上。----其实很简单，斯大林死后，毛主席意识到，中苏之间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独立，自主性和苏联的干涉，控制中国之间的矛盾。虽然暂时由于中国对苏联干涉东欧内政的支持使得两国，两党实现关系最好的时代，但是矛盾的种子，种下了，发芽了，那么激化也就是时间问题。55年到60年5年的时间。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大跃进--争气跃进实际就是高投资实验（冒进）--实验问题解决（反冒进）---压力测试（反反冒进）---全面启动（大跃进）平稳降落（争气跃进）---政治和经济是相互关联的。赫鲁晓夫不否定斯大林，不干涉东欧内政。遇事，尤其是大事和兄弟国家协商着来。那么大跃进不会出现。-----------所以作为后人，看那段历史，我就觉得毛主席就是最伟大的算命先生，掐指一算，都算准了。蜜月开始，小实验，蜜月高潮大跃进，蜜月结束----滚蛋吧，苏修们，中国不靠你们一样自力更生。看看准不准。不准，找我。
nzman 发表于 2013-1-7 13:19 ![]()
何必粉他.就是从这个反反冒进写检讨之后,周的脊梁骨彻底被毛抽掉了.从此只有歌功颂德助纣为虐了.
还是宽容一点吧，总理已经很不错了。
何必粉他.就是从这个反反冒进写检讨之后,周的脊梁骨彻底被毛抽掉了.从此只有歌功颂德助纣为虐了.
还是宽容一点吧，总理已经很不错了。
很详实的资料！感谢
周公真难做啊……在老毛手底下当这个总理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懒懒的大水牛 发表于 2013-1-7 22:41 ![]()
54年吧，苏联的斯大林死了。接着全面否定他而后干涉东欧内政，中国协助赫鲁晓夫，进入蜜月期，大概是55年， ...
大跃进确实有毛为了争做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而希望在经济领域超越苏联的成分其中，至于你说的什么算命啊压力测试啊有个毛关系，你这屁沟舔的，毛主席再世估计听了你这话也背不住。
54年吧，苏联的斯大林死了。接着全面否定他而后干涉东欧内政，中国协助赫鲁晓夫，进入蜜月期，大概是55年， ...
大跃进确实有毛为了争做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而希望在经济领域超越苏联的成分其中，至于你说的什么算命啊压力测试啊有个毛关系，你这屁沟舔的，毛主席再世估计听了你这话也背不住。
看到一些言论，我就奇怪了，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你还能让周恩来如何？周恩来还能如何？
lijie8257 发表于 2013-1-10 17:28 ![]()
还是宽容一点吧，总理已经很不错了。
不错?
无非是怕自己被打倒而已.
人家陈云也不是毛的嫡系,63年之后知道自己不合毛意,病了休息了就是.
陈云都敢在北戴河会议批自己三自一包时候写字条给毛:为免心肌梗塞当场发作,特此请假.
周怎么不敢?
还是宽容一点吧，总理已经很不错了。
不错?
无非是怕自己被打倒而已.
人家陈云也不是毛的嫡系,63年之后知道自己不合毛意,病了休息了就是.
陈云都敢在北戴河会议批自己三自一包时候写字条给毛:为免心肌梗塞当场发作,特此请假.
周怎么不敢?
nzman 发表于 2013-1-16 12:36 ![]()
不错?
无非是怕自己被打倒而已.
人家陈云也不是毛的嫡系,63年之后知道自己不合毛意,病了休息了就是.
周公的位置岂是陈云可以的？当年陈云自己做检讨，还说“永不翻案”呢。
还是那句话，宽容一点吧。
不错?
无非是怕自己被打倒而已.
人家陈云也不是毛的嫡系,63年之后知道自己不合毛意,病了休息了就是.
周公的位置岂是陈云可以的？当年陈云自己做检讨，还说“永不翻案”呢。
还是那句话，宽容一点吧。
lijie8257 发表于 2013-1-16 12:48 ![]()
周公的位置岂是陈云可以的？当年陈云自己做检讨，还说“永不翻案”呢。
还是那句话，宽容一点吧。
为何对他宽容?
他完全可以不那么助纣为虐,注意看看他在搞三自一包的发言,那完全抹杀良心的.
七个常委除了猫和他,其他都赞成的.
那可是救命的政策.
文革时候就不用说了.
周公的位置岂是陈云可以的？当年陈云自己做检讨，还说“永不翻案”呢。
还是那句话，宽容一点吧。
为何对他宽容?
他完全可以不那么助纣为虐,注意看看他在搞三自一包的发言,那完全抹杀良心的.
七个常委除了猫和他,其他都赞成的.
那可是救命的政策.
文革时候就不用说了.
lijie8257 发表于 2013-1-16 12:48 ![]()
周公的位置岂是陈云可以的？当年陈云自己做检讨，还说“永不翻案”呢。
还是那句话，宽容一点吧。
被删除了,没法说
周公的位置岂是陈云可以的？当年陈云自己做检讨，还说“永不翻案”呢。
还是那句话，宽容一点吧。
被删除了,没法说
lijie8257 发表于 2013-1-16 12:48 ![]()
周公的位置岂是陈云可以的？当年陈云自己做检讨，还说“永不翻案”呢。
还是那句话，宽容一点吧。
同样是副主席常委,怎么不可比?
周的权力那时可没有文革时期那么大.
周公的位置岂是陈云可以的？当年陈云自己做检讨，还说“永不翻案”呢。
还是那句话，宽容一点吧。
同样是副主席常委,怎么不可比?
周的权力那时可没有文革时期那么大.
nzman 发表于 2013-1-16 12:53 ![]()
为何对他宽容?
他完全可以不那么助纣为虐,注意看看他在搞三自一包的发言,那完全抹杀良心的.
七个常委除 ...
他就是反对也没用，
为何对他宽容?
他完全可以不那么助纣为虐,注意看看他在搞三自一包的发言,那完全抹杀良心的.
七个常委除 ...
他就是反对也没用，
nzman 发表于 2013-1-16 12:53 ![]()
为何对他宽容?
他完全可以不那么助纣为虐,注意看看他在搞三自一包的发言,那完全抹杀良心的.
七个常委除 ...
没有周打圆场，毛的烈火会把国家、党和军队彻底烧光
为何对他宽容?
他完全可以不那么助纣为虐,注意看看他在搞三自一包的发言,那完全抹杀良心的.
七个常委除 ...
没有周打圆场，毛的烈火会把国家、党和军队彻底烧光
nzman 发表于 2013-1-16 12:55 ![]()
同样是副主席常委,怎么不可比?
周的权力那时可没有文革时期那么大.
级别一样的，地位可不一样。
你还是熟悉一下国内的官场政治吧。
同样是副主席常委,怎么不可比?
周的权力那时可没有文革时期那么大.
级别一样的，地位可不一样。
你还是熟悉一下国内的官场政治吧。
没有周打圆场，毛的烈火会把国家、党和军队彻底烧光
切，毛不就是需要周打圆场才总理一直是总理的么！毛真要烧光，周能挡？很傻很天真吧，周就是党内一号毛粉！还有就是毛为何要烧光全党全军？
切，毛不就是需要周打圆场才总理一直是总理的么！毛真要烧光，周能挡？很傻很天真吧，周就是党内一号毛粉！还有就是毛为何要烧光全党全军？
Abyss1g 发表于 2013-1-18 01:07 ![]()
切，毛不就是需要周打圆场才总理一直是总理的么！毛真要烧光，周能挡？很傻很天真吧，周就是党内一号毛粉 ...
毛的理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党的命，革国家的命
切，毛不就是需要周打圆场才总理一直是总理的么！毛真要烧光，周能挡？很傻很天真吧，周就是党内一号毛粉 ...
毛的理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党的命，革国家的命
Abyss1g 发表于 2013-1-18 01:07 ![]()
切，毛不就是需要周打圆场才总理一直是总理的么！毛真要烧光，周能挡？很傻很天真吧，周就是党内一号毛粉 ...
周是毛的支持者，但不是毛粉。
从林彪死后，周反极左，江青（毛）反极右就都看出差别。
毛要死在前面，周肯定要改毛的瞎折腾那一套。
切，毛不就是需要周打圆场才总理一直是总理的么！毛真要烧光，周能挡？很傻很天真吧，周就是党内一号毛粉 ...
周是毛的支持者，但不是毛粉。
从林彪死后，周反极左，江青（毛）反极右就都看出差别。
毛要死在前面，周肯定要改毛的瞎折腾那一套。
T62 发表于 2013-1-18 12:38 ![]()
周是毛的支持者，但不是毛粉。
从林彪死后，周反极左，江青（毛）反极右就都看出差别。
如果毛死时周身体尚可，他很可能对江青不会痛下狠手
当然传位于邓是无疑的
这俩留法上下床是好战友
周是毛的支持者，但不是毛粉。
从林彪死后，周反极左，江青（毛）反极右就都看出差别。
如果毛死时周身体尚可，他很可能对江青不会痛下狠手
当然传位于邓是无疑的
这俩留法上下床是好战友
“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农业十七条》里有吗？
感觉还是尼克松评价周最到位：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