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一九五八年军队"反教条主义"的是是非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16:18:23
──对《百年潮》：《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一文的一些看法
作者：SPK
《百年潮》1999年第8期梁丞所写的"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一文（以下简称梁文），在网上很多地方都被转贴了，相信不少军事爱好者和笔者一样，都对粟裕大将的命运感到惋惜和遗憾。但是与此同时，笔者对梁文中的某些观点和事实也感觉有商榷和质疑的必要。笔者并非党史研究工作者，能够查阅的资料也非常有限，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讨论，使事实真相得到进一步的澄清，但限于水平，错漏难免，请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一、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及军委扩大会议的大方向是由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决定的，彭德怀作为军委领导人以及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主持人，对会议的偏差和错误是有责任的，但这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责任。
梁文中强调"总参和国防部之间存在矛盾"、"不难看出，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是不信任的"等等，认为矛盾的根源在"彭德怀信不过粟裕"，而"粟裕为人又一向坚持原则，不事迎合"[1]。梁文还暗示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前即开始布置"整"粟裕[2]，并列举了一系列所谓彭粟之间的"矛盾"[3]。最后，借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书中所说"彭德怀挨了整，也曾以同样方式整过别人"，认为"这是历史的事实"[4]。
而事实上，从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到会议大方向的掌握，都是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决定的，不单单是某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主要责任显然在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黄克诚在其《自述》中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5]。彭德怀被打倒后，林彪在某次讲话中也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是站在张宗逊方面还是站在肖克方面？很模糊的。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形。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后来为什么来了个非常猛烈的180度急转弯呢？这个转变不是他思想转变，是中央采取了明确态度"[6]。彭德怀反教条主义的态度非常明确，林彪的讲话中，对此问题完全是污蔑。但是，这个讲话印证了黄克诚的说法，即彭德怀对这次会议上纲那么高，处理那么严，由整风转到"整人"，是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是比较被动的。
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是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基于"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的认识，所提议召开的[7]。扩大会议召开后，5月29日，毛泽东对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方强给大会主席团的信中作批示，其中，在方信中"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是不存在什么根本的问题的"几句下划线批示："不存在问题么？"又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这可以反映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和看法。并且毛泽东建议"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8]。毛泽东6月7日4时致函邓小平，委托其"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军事会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9]。黄克诚在6月7日全体大会上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方强信的批示，然后说，上午小平同志召集彭总、林总、罗帅、叶帅开座谈会，我也去了，商谈了两个问题：一、对前几天会议的估计。小平同志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意思大体上是说，只有35度，没有37、38度，更没有40度。暴露问题不够，......，应当鼓励大家摆开。二、今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机关整风的办法，不再开小型会，只开小组会和大会。出大字报、小字报，配合大会、小会的发言，争取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10]。
此后，尤其是6月9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将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员由近400人扩大到1400多人以后，会议越开越激烈，如"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帽子开始扣起来了（对粟裕的大会"批判"是7月2日开始的）。毛泽东于6月21日在大会上，6月23日、6月29日在座谈会上都讲了话，对会议的方向作了肯定。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仍然表示："肖克的事合作很好"，"这几个同志（指肖克、粟裕等）犯大错误，应予处理"[11]。
此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解决的是所谓训总和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的问题，导火线则是1958年3月20日开始的训总机关四级干部会。训总内部在关于反教条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从1956年起就开始了，1957年3月，当时训总代理部长叶剑英主持召开过一次训总党委扩大会议，对分歧展开过民主讨论，但未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次训总四级干部会原定贯彻中央"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但由于前述思想分歧，会议将"反保守"的矛头指向"拒绝学习苏军先进经验，死抱着我军经验不放"的经验主义。会上，有人指责张宗逊、孙毅、王兰麟、邹施鲁等人是"保守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反苏分子"、"逆流分子"、"右倾"、"右派"[12]。训总四级干部会的内容反映到军委后，当时许多军委委员也和彭德怀一样，认为训总这个会开得有问题。如邓小平在一份简报上批道："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水平太低"。叶剑英6月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会议上也说："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得又好又不好。好的是什么话统统讲了，什么问题都暴露了，有对立面，有争论。不好的是，未站在全军利益的立场上解决问题，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毛泽东在7月8日说：肖克和训总有些人说，毛泽东的军事学说过时了。我没有新东西。外国也没有打原子弹的经验，朝鲜战争还有细菌战。战争原则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不变的。战术原则坚壁清野，封锁消息还是有用的。可以拿出来跟肖克对抗[13]。这些对训总四级会议的意见和看法，不管是否正确，总是反映了当时许多军委成员的认识状态，不能说彭德怀可以一手遮天。
肖克本人在对此事的回忆中，认为从中作祟的是林彪。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刚回京时，刘其人（时任总政组织部部长）同志因为找肖华、黄克诚同志就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肖克不正派，肖克反对张宗逊，肖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这么多人来整一个中央委员，搞张宗逊，我们还不知道；肖克历史上一贯是不正确的、不正派的，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刘其人供给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14]。可见，林彪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错误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肖克的文章中并没有认为是彭德怀在背后搞了什么小动作。相反，从彭德怀对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的反省，肖克认为"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15]。
二、从军委扩大会议的原定内容安排、组织工作的人员安排以及对待被错误批判人员的态度上，也很难看出作为扩大会议的主要主持人的彭德怀有挟嫌报复、故意整人的动机。
扩大会议的主题原定有整风和整编两项，事实上是整风冲掉了整编，这是彭德怀没有料到的。5月10日，彭德怀还在军委会议上说，训总四级干部会上的争论，由训总党委自行作出决定。至5月20日才明确训总争论列为扩大会议议题（这里可以和前面林彪所说的话相映证）。
扩大会议开始后，训总成为受批判的重点。5月31日，彭德怀邀集张宗逊、肖克、李达、彭绍辉、李作鹏（时任训总陆军训练部部长）座谈时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究责任。...... 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16]。在6月7日大会，黄克诚传达邓小平要"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的意见后，彭德怀在大会上发言中再次强调"搞清是非，不追究责任"[17]。
但此后，尤其是人数扩大以后的大会，气氛越来越紧张，对所谓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人纷纷展开批判斗争，上纲上线之高，最后组织处理之严，又决定在全军范围内开展，应该说是出乎彭德怀的意料的。7月5日，彭德怀参加主席团会议的发言，过去我认为肖克是思想问题。……现在看不对了，我有责任。看来训总还有"宗派主义"问题[18]。我们从讲话中转弯的意味，可以看出彭德怀的本意。7月8日，彭德怀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会议，就会上提出肖克退出大会主席团一事发言说，我看还是留在主席团并没有害处。但遭到纷纷反对。在这种"左"的气氛下，彭德怀最后同意肖克退出[19]。从以上事例也可看出彭德怀的本意并非要借"反教条主义"来"整"肖克等人。
对粟裕展开批判一事，是不是一种预谋的"整人"行为呢？梁文中说，"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会议议程。奇怪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 '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20]，暗示彭德怀背着粟裕搞小动作，要利用扩大会议来"整"粟裕。但揆诸情理，如果彭德怀要"整"粟裕，根本就无须搞这些小动作。因为当时彭德怀是军委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和毛泽东在扩大会议的议程和内容等问题意见是一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军事整风（整肖克、粟裕），找我谈，并没有冲突起来"），而梁文也承认，那时毛泽东已经不再信任粟裕了[21]，彭如果要"整"粟裕，完全可以明着"整"，不必在参加座谈会的通知及议程等方面瞒着粟裕什么。而事实上也瞒不住。粟裕本人就在北京，而黄克诚召集的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有没有总参的干部参加呢？如果有，能瞒得住总参谋长粟裕吗？即使没有，能瞒得住粟裕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吗？粟裕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次座谈会，现在不清楚，不过，以粟裕没有参加而猜测是彭德怀背后搞什么阴谋，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彭德怀也没有出席这次座谈会。叶剑英在这次座谈会上讲到，"国防部和总参是上下级关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的关系，军委秘书长是代表军委主席处理事物的，总参对军委要经过秘书长"等等，无非是要理清总参和国防部、总参和军委秘书长的关系[22]。
当时，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是军委秘书长兼副总参谋长。一方面黄克诚在总参应属粟裕的下级，但总参的事情又必须经过军委秘书长，由此产生一些矛盾和不愉快可能是有的，但要靠开扩大会议来"整"掉粟裕，不免太小题大做了。梁文把任命黄克诚担任军委秘书长兼副总参谋长一事，看成是彭德怀拉小圈子，"不信任" 粟裕，实际上不过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时所污蔑的所谓"父子关系"的翻版。
5月24日的军委扩大会小型会议上，彭德怀宣布军委指定黄克诚、谭政、粟裕、肖华四同志负责组织准备工作[23]。这象是要"整"粟裕吗？而梁文中提到5 月28日"粟裕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小型会议上作检讨"[24]，而实际是彭德怀首先联系历史检讨了一些工作上的错误，粟裕在发言中也一般地谈了历史上以及总参工作上的问题，"由于身体不好，……，工作没有成绩。有许多错误，例如调志愿军回国这样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了电报，超越了职权"等等[25]。对党内斗争有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历次整风中往往要进行自我批评。高级领导人中有的从自我批评从严的角度出发，往往做一些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不免上纲太高的检讨。如果把这样检讨说成完全是"被迫"的，恐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对粟裕的批判，是在会议温度升高以后，在那种"左"的气氛下，逐渐将一些工作上的矛盾和分歧扩大化，无限上纲，以致于把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个人工作上的、性格上的问题，提高到思想意识甚至阶级立场的高度，进行过火的政治批判和斗争，甚至有人采用造谣、污蔑的手段来打击他人。粟裕的悲剧，应该说是源于当时不正常的党内斗争，而不是源于和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导人的矛盾和意见分歧。
三、 梁文中许多引用当事人的话，没有注明出处。
梁文中将彭德怀和粟裕的矛盾写得很激烈，其中有些话，比如"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指彭德怀）都会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当他（粟裕）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和主动不就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军委领导甚至由他的几句检讨引申出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26]等，都没有说明出处。我们无法知道梁文究竟是从书籍、会议记录还是采访知情人记录中得到这些对话内容的。在当事人均已不在人世的今天，如果不注明这些对话的出处，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难以分辨其真伪的。
四、"反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以及造成肖克、粟裕等的悲剧的原因。
现在看起来，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存在着很严重的错误，使刚刚起步的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也开了军内以大批判开路、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坏头。但不是说"反教条主义"反错了，整人整错了，就说明当时不存在教条主义，或者教条主义不严重。此后确立的"以我为主"的军事建设指导思想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之所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从"整风"演变为一个"整人"的会议，既有中央和毛泽东对匈牙利事件后对军队的一种不恰当的担心 [27]，也有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人认识上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气氛已经越来越不正常，"左"的情绪高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增无已，毛泽东对事物的任何判断都越来越成为整个中央、整个军委乃至全党的不可违抗的决定。
以党内斗争的不正常来解释当时的种种现象，比单纯用领导人之间工作上的矛盾分歧、思想作风上的差异或权力斗争来解释，似乎更好一些。象梁文那样写法，除了被批判的主人公粟裕是值得同情的以外，"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梁文将彭德怀写成拉小圈子、背后作小动作，搞打击报复的人以外；对毛泽东，先则写其在会议期间要求升温，继则说"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在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28]，出尔反尔，将事情推得一干二净；对陈毅，则先写毛泽东和肖劲光的谈话中为粟裕讲了句公道话，然后说"因此，陈毅在听了7月14日粟裕的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后，主动走上前去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且带头鼓掌，表示通过"[29]，这样说法，陈毅解脱粟裕的努力也变成一种见风使舵的行为了。另外，梁文将为粟裕平反的事写得不明不白，"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30]，似乎又在影射着其他领导人在此事上施加了什么影响（因为此时毛泽东、彭德怀都已经去世，邓小平、叶剑英又明确表态同意为粟裕平反），不知道根据何在。
总之，时下的文章往往过于求新求异，有时不免令人费猜疑了。
[1] 《百年潮》1999年第8期，5-6页，百年潮杂志社。
[2] 梁文中说，"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主持下，研究确定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和议程。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会议议程。奇怪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百年潮》1999年第8期，5页，百年潮杂志社。
[3]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页，百年潮杂志社。
[4] 《百年潮》1999年第8期，8页，百年潮杂志社。
[5] 《黄克诚自述》247页，人民出版社。
[6] 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插话。参见郑文翰等著《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290-2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7] 《黄克诚自述》246页，人民出版社。
[8]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9]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0]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梁文中提到毛泽东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要求与会者以整风的精神大鸣大放，通过会议与大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一周之内使空气紧张起来。但梁文却将这一时间定在5月28日至30日之间，以将"会议温度迅速上扬"的时间提前至自5月30日以后。这对读者是误导的，因为6月7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讲话，认为会议温度不够高，正说明是此后，而不是此前，会议温度才"迅速上扬"。
[11]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日常委会上的谈话，参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另可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另同书8月16日全会闭幕上毛讲话：军委扩大会议整肖克，支持你，也是同一意思。
[12]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53-25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3]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61-26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4] 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插话。参见郑文翰等著《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290-2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另可见《百年潮》 1997年第2期及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中肖克的文章，肖克文章中隐去了刘其人的名字（因为刘其人是无意中为林彪提供了炮弹。他本人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林彪打击谭政和总政治部时也受株连，于1961年1月总政党委扩大会议后被列为"反党宗派集团"的成员。）
[15] 《百年潮》1997年第2期，10页，百年潮出版社。另见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191页。
[16]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7]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8]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30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9]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30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0] 《百年潮》1999年第8期，5页，百年潮杂志社。
[21]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页，百年潮杂志社。
[22]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6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3]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7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4] 《百年潮》1999年第8期，7页，百年潮杂志社。
[25]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7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6]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8页，百年潮杂志社。
[27] 《黄克诚自述》247页，人民出版社。
[28] 《百年潮》1999年第8期，9页，百年潮杂志社。这里梁文所引述的毛泽东对粟裕讲的话，同样没有出处。
[29] 《百年潮》1999年第8期，8页，百年潮杂志社。
[30] 《百年潮》1999年第8期，9-10页，百年潮杂志社。──对《百年潮》：《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一文的一些看法
作者：SPK
《百年潮》1999年第8期梁丞所写的"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一文（以下简称梁文），在网上很多地方都被转贴了，相信不少军事爱好者和笔者一样，都对粟裕大将的命运感到惋惜和遗憾。但是与此同时，笔者对梁文中的某些观点和事实也感觉有商榷和质疑的必要。笔者并非党史研究工作者，能够查阅的资料也非常有限，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讨论，使事实真相得到进一步的澄清，但限于水平，错漏难免，请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一、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及军委扩大会议的大方向是由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决定的，彭德怀作为军委领导人以及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主持人，对会议的偏差和错误是有责任的，但这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责任。
梁文中强调"总参和国防部之间存在矛盾"、"不难看出，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是不信任的"等等，认为矛盾的根源在"彭德怀信不过粟裕"，而"粟裕为人又一向坚持原则，不事迎合"[1]。梁文还暗示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前即开始布置"整"粟裕[2]，并列举了一系列所谓彭粟之间的"矛盾"[3]。最后，借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书中所说"彭德怀挨了整，也曾以同样方式整过别人"，认为"这是历史的事实"[4]。
而事实上，从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到会议大方向的掌握，都是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决定的，不单单是某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主要责任显然在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黄克诚在其《自述》中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5]。彭德怀被打倒后，林彪在某次讲话中也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是站在张宗逊方面还是站在肖克方面？很模糊的。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形。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后来为什么来了个非常猛烈的180度急转弯呢？这个转变不是他思想转变，是中央采取了明确态度"[6]。彭德怀反教条主义的态度非常明确，林彪的讲话中，对此问题完全是污蔑。但是，这个讲话印证了黄克诚的说法，即彭德怀对这次会议上纲那么高，处理那么严，由整风转到"整人"，是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是比较被动的。
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是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基于"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的认识，所提议召开的[7]。扩大会议召开后，5月29日，毛泽东对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方强给大会主席团的信中作批示，其中，在方信中"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是不存在什么根本的问题的"几句下划线批示："不存在问题么？"又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这可以反映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和看法。并且毛泽东建议"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8]。毛泽东6月7日4时致函邓小平，委托其"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军事会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9]。黄克诚在6月7日全体大会上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方强信的批示，然后说，上午小平同志召集彭总、林总、罗帅、叶帅开座谈会，我也去了，商谈了两个问题：一、对前几天会议的估计。小平同志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意思大体上是说，只有35度，没有37、38度，更没有40度。暴露问题不够，......，应当鼓励大家摆开。二、今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机关整风的办法，不再开小型会，只开小组会和大会。出大字报、小字报，配合大会、小会的发言，争取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10]。
此后，尤其是6月9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将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员由近400人扩大到1400多人以后，会议越开越激烈，如"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帽子开始扣起来了（对粟裕的大会"批判"是7月2日开始的）。毛泽东于6月21日在大会上，6月23日、6月29日在座谈会上都讲了话，对会议的方向作了肯定。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仍然表示："肖克的事合作很好"，"这几个同志（指肖克、粟裕等）犯大错误，应予处理"[11]。
此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解决的是所谓训总和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的问题，导火线则是1958年3月20日开始的训总机关四级干部会。训总内部在关于反教条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从1956年起就开始了，1957年3月，当时训总代理部长叶剑英主持召开过一次训总党委扩大会议，对分歧展开过民主讨论，但未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次训总四级干部会原定贯彻中央"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但由于前述思想分歧，会议将"反保守"的矛头指向"拒绝学习苏军先进经验，死抱着我军经验不放"的经验主义。会上，有人指责张宗逊、孙毅、王兰麟、邹施鲁等人是"保守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反苏分子"、"逆流分子"、"右倾"、"右派"[12]。训总四级干部会的内容反映到军委后，当时许多军委委员也和彭德怀一样，认为训总这个会开得有问题。如邓小平在一份简报上批道："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水平太低"。叶剑英6月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会议上也说："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得又好又不好。好的是什么话统统讲了，什么问题都暴露了，有对立面，有争论。不好的是，未站在全军利益的立场上解决问题，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毛泽东在7月8日说：肖克和训总有些人说，毛泽东的军事学说过时了。我没有新东西。外国也没有打原子弹的经验，朝鲜战争还有细菌战。战争原则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不变的。战术原则坚壁清野，封锁消息还是有用的。可以拿出来跟肖克对抗[13]。这些对训总四级会议的意见和看法，不管是否正确，总是反映了当时许多军委成员的认识状态，不能说彭德怀可以一手遮天。
肖克本人在对此事的回忆中，认为从中作祟的是林彪。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刚回京时，刘其人（时任总政组织部部长）同志因为找肖华、黄克诚同志就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肖克不正派，肖克反对张宗逊，肖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这么多人来整一个中央委员，搞张宗逊，我们还不知道；肖克历史上一贯是不正确的、不正派的，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刘其人供给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14]。可见，林彪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错误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肖克的文章中并没有认为是彭德怀在背后搞了什么小动作。相反，从彭德怀对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的反省，肖克认为"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15]。
二、从军委扩大会议的原定内容安排、组织工作的人员安排以及对待被错误批判人员的态度上，也很难看出作为扩大会议的主要主持人的彭德怀有挟嫌报复、故意整人的动机。
扩大会议的主题原定有整风和整编两项，事实上是整风冲掉了整编，这是彭德怀没有料到的。5月10日，彭德怀还在军委会议上说，训总四级干部会上的争论，由训总党委自行作出决定。至5月20日才明确训总争论列为扩大会议议题（这里可以和前面林彪所说的话相映证）。
扩大会议开始后，训总成为受批判的重点。5月31日，彭德怀邀集张宗逊、肖克、李达、彭绍辉、李作鹏（时任训总陆军训练部部长）座谈时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究责任。...... 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16]。在6月7日大会，黄克诚传达邓小平要"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的意见后，彭德怀在大会上发言中再次强调"搞清是非，不追究责任"[17]。
但此后，尤其是人数扩大以后的大会，气氛越来越紧张，对所谓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人纷纷展开批判斗争，上纲上线之高，最后组织处理之严，又决定在全军范围内开展，应该说是出乎彭德怀的意料的。7月5日，彭德怀参加主席团会议的发言，过去我认为肖克是思想问题。……现在看不对了，我有责任。看来训总还有"宗派主义"问题[18]。我们从讲话中转弯的意味，可以看出彭德怀的本意。7月8日，彭德怀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会议，就会上提出肖克退出大会主席团一事发言说，我看还是留在主席团并没有害处。但遭到纷纷反对。在这种"左"的气氛下，彭德怀最后同意肖克退出[19]。从以上事例也可看出彭德怀的本意并非要借"反教条主义"来"整"肖克等人。
对粟裕展开批判一事，是不是一种预谋的"整人"行为呢？梁文中说，"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会议议程。奇怪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 '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20]，暗示彭德怀背着粟裕搞小动作，要利用扩大会议来"整"粟裕。但揆诸情理，如果彭德怀要"整"粟裕，根本就无须搞这些小动作。因为当时彭德怀是军委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和毛泽东在扩大会议的议程和内容等问题意见是一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军事整风（整肖克、粟裕），找我谈，并没有冲突起来"），而梁文也承认，那时毛泽东已经不再信任粟裕了[21]，彭如果要"整"粟裕，完全可以明着"整"，不必在参加座谈会的通知及议程等方面瞒着粟裕什么。而事实上也瞒不住。粟裕本人就在北京，而黄克诚召集的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有没有总参的干部参加呢？如果有，能瞒得住总参谋长粟裕吗？即使没有，能瞒得住粟裕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吗？粟裕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次座谈会，现在不清楚，不过，以粟裕没有参加而猜测是彭德怀背后搞什么阴谋，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彭德怀也没有出席这次座谈会。叶剑英在这次座谈会上讲到，"国防部和总参是上下级关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的关系，军委秘书长是代表军委主席处理事物的，总参对军委要经过秘书长"等等，无非是要理清总参和国防部、总参和军委秘书长的关系[22]。
当时，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是军委秘书长兼副总参谋长。一方面黄克诚在总参应属粟裕的下级，但总参的事情又必须经过军委秘书长，由此产生一些矛盾和不愉快可能是有的，但要靠开扩大会议来"整"掉粟裕，不免太小题大做了。梁文把任命黄克诚担任军委秘书长兼副总参谋长一事，看成是彭德怀拉小圈子，"不信任" 粟裕，实际上不过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时所污蔑的所谓"父子关系"的翻版。
5月24日的军委扩大会小型会议上，彭德怀宣布军委指定黄克诚、谭政、粟裕、肖华四同志负责组织准备工作[23]。这象是要"整"粟裕吗？而梁文中提到5 月28日"粟裕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小型会议上作检讨"[24]，而实际是彭德怀首先联系历史检讨了一些工作上的错误，粟裕在发言中也一般地谈了历史上以及总参工作上的问题，"由于身体不好，……，工作没有成绩。有许多错误，例如调志愿军回国这样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了电报，超越了职权"等等[25]。对党内斗争有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历次整风中往往要进行自我批评。高级领导人中有的从自我批评从严的角度出发，往往做一些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不免上纲太高的检讨。如果把这样检讨说成完全是"被迫"的，恐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对粟裕的批判，是在会议温度升高以后，在那种"左"的气氛下，逐渐将一些工作上的矛盾和分歧扩大化，无限上纲，以致于把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个人工作上的、性格上的问题，提高到思想意识甚至阶级立场的高度，进行过火的政治批判和斗争，甚至有人采用造谣、污蔑的手段来打击他人。粟裕的悲剧，应该说是源于当时不正常的党内斗争，而不是源于和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导人的矛盾和意见分歧。
三、 梁文中许多引用当事人的话，没有注明出处。
梁文中将彭德怀和粟裕的矛盾写得很激烈，其中有些话，比如"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指彭德怀）都会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当他（粟裕）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和主动不就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军委领导甚至由他的几句检讨引申出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26]等，都没有说明出处。我们无法知道梁文究竟是从书籍、会议记录还是采访知情人记录中得到这些对话内容的。在当事人均已不在人世的今天，如果不注明这些对话的出处，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难以分辨其真伪的。
四、"反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以及造成肖克、粟裕等的悲剧的原因。
现在看起来，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存在着很严重的错误，使刚刚起步的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也开了军内以大批判开路、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坏头。但不是说"反教条主义"反错了，整人整错了，就说明当时不存在教条主义，或者教条主义不严重。此后确立的"以我为主"的军事建设指导思想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之所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从"整风"演变为一个"整人"的会议，既有中央和毛泽东对匈牙利事件后对军队的一种不恰当的担心 [27]，也有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人认识上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气氛已经越来越不正常，"左"的情绪高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增无已，毛泽东对事物的任何判断都越来越成为整个中央、整个军委乃至全党的不可违抗的决定。
以党内斗争的不正常来解释当时的种种现象，比单纯用领导人之间工作上的矛盾分歧、思想作风上的差异或权力斗争来解释，似乎更好一些。象梁文那样写法，除了被批判的主人公粟裕是值得同情的以外，"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梁文将彭德怀写成拉小圈子、背后作小动作，搞打击报复的人以外；对毛泽东，先则写其在会议期间要求升温，继则说"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在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28]，出尔反尔，将事情推得一干二净；对陈毅，则先写毛泽东和肖劲光的谈话中为粟裕讲了句公道话，然后说"因此，陈毅在听了7月14日粟裕的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后，主动走上前去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且带头鼓掌，表示通过"[29]，这样说法，陈毅解脱粟裕的努力也变成一种见风使舵的行为了。另外，梁文将为粟裕平反的事写得不明不白，"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30]，似乎又在影射着其他领导人在此事上施加了什么影响（因为此时毛泽东、彭德怀都已经去世，邓小平、叶剑英又明确表态同意为粟裕平反），不知道根据何在。
总之，时下的文章往往过于求新求异，有时不免令人费猜疑了。
[1] 《百年潮》1999年第8期，5-6页，百年潮杂志社。
[2] 梁文中说，"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主持下，研究确定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和议程。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会议议程。奇怪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百年潮》1999年第8期，5页，百年潮杂志社。
[3]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页，百年潮杂志社。
[4] 《百年潮》1999年第8期，8页，百年潮杂志社。
[5] 《黄克诚自述》247页，人民出版社。
[6] 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插话。参见郑文翰等著《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290-2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7] 《黄克诚自述》246页，人民出版社。
[8]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9]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0]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梁文中提到毛泽东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要求与会者以整风的精神大鸣大放，通过会议与大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一周之内使空气紧张起来。但梁文却将这一时间定在5月28日至30日之间，以将"会议温度迅速上扬"的时间提前至自5月30日以后。这对读者是误导的，因为6月7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讲话，认为会议温度不够高，正说明是此后，而不是此前，会议温度才"迅速上扬"。
[11]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日常委会上的谈话，参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另可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另同书8月16日全会闭幕上毛讲话：军委扩大会议整肖克，支持你，也是同一意思。
[12]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53-25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3]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61-26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4] 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插话。参见郑文翰等著《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290-2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另可见《百年潮》 1997年第2期及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中肖克的文章，肖克文章中隐去了刘其人的名字（因为刘其人是无意中为林彪提供了炮弹。他本人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林彪打击谭政和总政治部时也受株连，于1961年1月总政党委扩大会议后被列为"反党宗派集团"的成员。）
[15] 《百年潮》1997年第2期，10页，百年潮出版社。另见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191页。
[16]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7]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8]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30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9]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30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0] 《百年潮》1999年第8期，5页，百年潮杂志社。
[21]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页，百年潮杂志社。
[22]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6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3]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7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4] 《百年潮》1999年第8期，7页，百年潮杂志社。
[25]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7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6]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8页，百年潮杂志社。
[27] 《黄克诚自述》247页，人民出版社。
[28] 《百年潮》1999年第8期，9页，百年潮杂志社。这里梁文所引述的毛泽东对粟裕讲的话，同样没有出处。
[29] 《百年潮》1999年第8期，8页，百年潮杂志社。
[30] 《百年潮》1999年第8期，9-10页，百年潮杂志社。
作者：SPK
《百年潮》1999年第8期梁丞所写的"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一文（以下简称梁文），在网上很多地方都被转贴了，相信不少军事爱好者和笔者一样，都对粟裕大将的命运感到惋惜和遗憾。但是与此同时，笔者对梁文中的某些观点和事实也感觉有商榷和质疑的必要。笔者并非党史研究工作者，能够查阅的资料也非常有限，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讨论，使事实真相得到进一步的澄清，但限于水平，错漏难免，请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一、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及军委扩大会议的大方向是由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决定的，彭德怀作为军委领导人以及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主持人，对会议的偏差和错误是有责任的，但这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责任。
梁文中强调"总参和国防部之间存在矛盾"、"不难看出，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是不信任的"等等，认为矛盾的根源在"彭德怀信不过粟裕"，而"粟裕为人又一向坚持原则，不事迎合"[1]。梁文还暗示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前即开始布置"整"粟裕[2]，并列举了一系列所谓彭粟之间的"矛盾"[3]。最后，借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书中所说"彭德怀挨了整，也曾以同样方式整过别人"，认为"这是历史的事实"[4]。
而事实上，从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到会议大方向的掌握，都是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决定的，不单单是某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主要责任显然在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黄克诚在其《自述》中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5]。彭德怀被打倒后，林彪在某次讲话中也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是站在张宗逊方面还是站在肖克方面？很模糊的。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形。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后来为什么来了个非常猛烈的180度急转弯呢？这个转变不是他思想转变，是中央采取了明确态度"[6]。彭德怀反教条主义的态度非常明确，林彪的讲话中，对此问题完全是污蔑。但是，这个讲话印证了黄克诚的说法，即彭德怀对这次会议上纲那么高，处理那么严，由整风转到"整人"，是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是比较被动的。
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是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基于"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的认识，所提议召开的[7]。扩大会议召开后，5月29日，毛泽东对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方强给大会主席团的信中作批示，其中，在方信中"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是不存在什么根本的问题的"几句下划线批示："不存在问题么？"又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这可以反映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和看法。并且毛泽东建议"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8]。毛泽东6月7日4时致函邓小平，委托其"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军事会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9]。黄克诚在6月7日全体大会上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方强信的批示，然后说，上午小平同志召集彭总、林总、罗帅、叶帅开座谈会，我也去了，商谈了两个问题：一、对前几天会议的估计。小平同志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意思大体上是说，只有35度，没有37、38度，更没有40度。暴露问题不够，......，应当鼓励大家摆开。二、今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机关整风的办法，不再开小型会，只开小组会和大会。出大字报、小字报，配合大会、小会的发言，争取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10]。
此后，尤其是6月9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将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员由近400人扩大到1400多人以后，会议越开越激烈，如"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帽子开始扣起来了（对粟裕的大会"批判"是7月2日开始的）。毛泽东于6月21日在大会上，6月23日、6月29日在座谈会上都讲了话，对会议的方向作了肯定。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仍然表示："肖克的事合作很好"，"这几个同志（指肖克、粟裕等）犯大错误，应予处理"[11]。
此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解决的是所谓训总和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的问题，导火线则是1958年3月20日开始的训总机关四级干部会。训总内部在关于反教条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从1956年起就开始了，1957年3月，当时训总代理部长叶剑英主持召开过一次训总党委扩大会议，对分歧展开过民主讨论，但未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次训总四级干部会原定贯彻中央"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但由于前述思想分歧，会议将"反保守"的矛头指向"拒绝学习苏军先进经验，死抱着我军经验不放"的经验主义。会上，有人指责张宗逊、孙毅、王兰麟、邹施鲁等人是"保守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反苏分子"、"逆流分子"、"右倾"、"右派"[12]。训总四级干部会的内容反映到军委后，当时许多军委委员也和彭德怀一样，认为训总这个会开得有问题。如邓小平在一份简报上批道："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水平太低"。叶剑英6月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会议上也说："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得又好又不好。好的是什么话统统讲了，什么问题都暴露了，有对立面，有争论。不好的是，未站在全军利益的立场上解决问题，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毛泽东在7月8日说：肖克和训总有些人说，毛泽东的军事学说过时了。我没有新东西。外国也没有打原子弹的经验，朝鲜战争还有细菌战。战争原则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不变的。战术原则坚壁清野，封锁消息还是有用的。可以拿出来跟肖克对抗[13]。这些对训总四级会议的意见和看法，不管是否正确，总是反映了当时许多军委成员的认识状态，不能说彭德怀可以一手遮天。
肖克本人在对此事的回忆中，认为从中作祟的是林彪。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刚回京时，刘其人（时任总政组织部部长）同志因为找肖华、黄克诚同志就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肖克不正派，肖克反对张宗逊，肖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这么多人来整一个中央委员，搞张宗逊，我们还不知道；肖克历史上一贯是不正确的、不正派的，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刘其人供给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14]。可见，林彪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错误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肖克的文章中并没有认为是彭德怀在背后搞了什么小动作。相反，从彭德怀对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的反省，肖克认为"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15]。
二、从军委扩大会议的原定内容安排、组织工作的人员安排以及对待被错误批判人员的态度上，也很难看出作为扩大会议的主要主持人的彭德怀有挟嫌报复、故意整人的动机。
扩大会议的主题原定有整风和整编两项，事实上是整风冲掉了整编，这是彭德怀没有料到的。5月10日，彭德怀还在军委会议上说，训总四级干部会上的争论，由训总党委自行作出决定。至5月20日才明确训总争论列为扩大会议议题（这里可以和前面林彪所说的话相映证）。
扩大会议开始后，训总成为受批判的重点。5月31日，彭德怀邀集张宗逊、肖克、李达、彭绍辉、李作鹏（时任训总陆军训练部部长）座谈时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究责任。...... 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16]。在6月7日大会，黄克诚传达邓小平要"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的意见后，彭德怀在大会上发言中再次强调"搞清是非，不追究责任"[17]。
但此后，尤其是人数扩大以后的大会，气氛越来越紧张，对所谓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人纷纷展开批判斗争，上纲上线之高，最后组织处理之严，又决定在全军范围内开展，应该说是出乎彭德怀的意料的。7月5日，彭德怀参加主席团会议的发言，过去我认为肖克是思想问题。……现在看不对了，我有责任。看来训总还有"宗派主义"问题[18]。我们从讲话中转弯的意味，可以看出彭德怀的本意。7月8日，彭德怀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会议，就会上提出肖克退出大会主席团一事发言说，我看还是留在主席团并没有害处。但遭到纷纷反对。在这种"左"的气氛下，彭德怀最后同意肖克退出[19]。从以上事例也可看出彭德怀的本意并非要借"反教条主义"来"整"肖克等人。
对粟裕展开批判一事，是不是一种预谋的"整人"行为呢？梁文中说，"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会议议程。奇怪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 '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20]，暗示彭德怀背着粟裕搞小动作，要利用扩大会议来"整"粟裕。但揆诸情理，如果彭德怀要"整"粟裕，根本就无须搞这些小动作。因为当时彭德怀是军委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和毛泽东在扩大会议的议程和内容等问题意见是一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军事整风（整肖克、粟裕），找我谈，并没有冲突起来"），而梁文也承认，那时毛泽东已经不再信任粟裕了[21]，彭如果要"整"粟裕，完全可以明着"整"，不必在参加座谈会的通知及议程等方面瞒着粟裕什么。而事实上也瞒不住。粟裕本人就在北京，而黄克诚召集的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有没有总参的干部参加呢？如果有，能瞒得住总参谋长粟裕吗？即使没有，能瞒得住粟裕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吗？粟裕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次座谈会，现在不清楚，不过，以粟裕没有参加而猜测是彭德怀背后搞什么阴谋，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彭德怀也没有出席这次座谈会。叶剑英在这次座谈会上讲到，"国防部和总参是上下级关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的关系，军委秘书长是代表军委主席处理事物的，总参对军委要经过秘书长"等等，无非是要理清总参和国防部、总参和军委秘书长的关系[22]。
当时，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是军委秘书长兼副总参谋长。一方面黄克诚在总参应属粟裕的下级，但总参的事情又必须经过军委秘书长，由此产生一些矛盾和不愉快可能是有的，但要靠开扩大会议来"整"掉粟裕，不免太小题大做了。梁文把任命黄克诚担任军委秘书长兼副总参谋长一事，看成是彭德怀拉小圈子，"不信任" 粟裕，实际上不过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时所污蔑的所谓"父子关系"的翻版。
5月24日的军委扩大会小型会议上，彭德怀宣布军委指定黄克诚、谭政、粟裕、肖华四同志负责组织准备工作[23]。这象是要"整"粟裕吗？而梁文中提到5 月28日"粟裕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小型会议上作检讨"[24]，而实际是彭德怀首先联系历史检讨了一些工作上的错误，粟裕在发言中也一般地谈了历史上以及总参工作上的问题，"由于身体不好，……，工作没有成绩。有许多错误，例如调志愿军回国这样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了电报，超越了职权"等等[25]。对党内斗争有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历次整风中往往要进行自我批评。高级领导人中有的从自我批评从严的角度出发，往往做一些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不免上纲太高的检讨。如果把这样检讨说成完全是"被迫"的，恐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对粟裕的批判，是在会议温度升高以后，在那种"左"的气氛下，逐渐将一些工作上的矛盾和分歧扩大化，无限上纲，以致于把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个人工作上的、性格上的问题，提高到思想意识甚至阶级立场的高度，进行过火的政治批判和斗争，甚至有人采用造谣、污蔑的手段来打击他人。粟裕的悲剧，应该说是源于当时不正常的党内斗争，而不是源于和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导人的矛盾和意见分歧。
三、 梁文中许多引用当事人的话，没有注明出处。
梁文中将彭德怀和粟裕的矛盾写得很激烈，其中有些话，比如"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指彭德怀）都会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当他（粟裕）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和主动不就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军委领导甚至由他的几句检讨引申出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26]等，都没有说明出处。我们无法知道梁文究竟是从书籍、会议记录还是采访知情人记录中得到这些对话内容的。在当事人均已不在人世的今天，如果不注明这些对话的出处，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难以分辨其真伪的。
四、"反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以及造成肖克、粟裕等的悲剧的原因。
现在看起来，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存在着很严重的错误，使刚刚起步的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也开了军内以大批判开路、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坏头。但不是说"反教条主义"反错了，整人整错了，就说明当时不存在教条主义，或者教条主义不严重。此后确立的"以我为主"的军事建设指导思想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之所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从"整风"演变为一个"整人"的会议，既有中央和毛泽东对匈牙利事件后对军队的一种不恰当的担心 [27]，也有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人认识上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气氛已经越来越不正常，"左"的情绪高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增无已，毛泽东对事物的任何判断都越来越成为整个中央、整个军委乃至全党的不可违抗的决定。
以党内斗争的不正常来解释当时的种种现象，比单纯用领导人之间工作上的矛盾分歧、思想作风上的差异或权力斗争来解释，似乎更好一些。象梁文那样写法，除了被批判的主人公粟裕是值得同情的以外，"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梁文将彭德怀写成拉小圈子、背后作小动作，搞打击报复的人以外；对毛泽东，先则写其在会议期间要求升温，继则说"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在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28]，出尔反尔，将事情推得一干二净；对陈毅，则先写毛泽东和肖劲光的谈话中为粟裕讲了句公道话，然后说"因此，陈毅在听了7月14日粟裕的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后，主动走上前去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且带头鼓掌，表示通过"[29]，这样说法，陈毅解脱粟裕的努力也变成一种见风使舵的行为了。另外，梁文将为粟裕平反的事写得不明不白，"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30]，似乎又在影射着其他领导人在此事上施加了什么影响（因为此时毛泽东、彭德怀都已经去世，邓小平、叶剑英又明确表态同意为粟裕平反），不知道根据何在。
总之，时下的文章往往过于求新求异，有时不免令人费猜疑了。
[1] 《百年潮》1999年第8期，5-6页，百年潮杂志社。
[2] 梁文中说，"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主持下，研究确定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和议程。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会议议程。奇怪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百年潮》1999年第8期，5页，百年潮杂志社。
[3]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页，百年潮杂志社。
[4] 《百年潮》1999年第8期，8页，百年潮杂志社。
[5] 《黄克诚自述》247页，人民出版社。
[6] 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插话。参见郑文翰等著《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290-2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7] 《黄克诚自述》246页，人民出版社。
[8]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9]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0]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梁文中提到毛泽东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要求与会者以整风的精神大鸣大放，通过会议与大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一周之内使空气紧张起来。但梁文却将这一时间定在5月28日至30日之间，以将"会议温度迅速上扬"的时间提前至自5月30日以后。这对读者是误导的，因为6月7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讲话，认为会议温度不够高，正说明是此后，而不是此前，会议温度才"迅速上扬"。
[11]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日常委会上的谈话，参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另可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另同书8月16日全会闭幕上毛讲话：军委扩大会议整肖克，支持你，也是同一意思。
[12]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53-25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3]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61-26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4] 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插话。参见郑文翰等著《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290-2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另可见《百年潮》 1997年第2期及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中肖克的文章，肖克文章中隐去了刘其人的名字（因为刘其人是无意中为林彪提供了炮弹。他本人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林彪打击谭政和总政治部时也受株连，于1961年1月总政党委扩大会议后被列为"反党宗派集团"的成员。）
[15] 《百年潮》1997年第2期，10页，百年潮出版社。另见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191页。
[16]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7]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8]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30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9]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30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0] 《百年潮》1999年第8期，5页，百年潮杂志社。
[21]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页，百年潮杂志社。
[22]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6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3]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7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4] 《百年潮》1999年第8期，7页，百年潮杂志社。
[25]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7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6]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8页，百年潮杂志社。
[27] 《黄克诚自述》247页，人民出版社。
[28] 《百年潮》1999年第8期，9页，百年潮杂志社。这里梁文所引述的毛泽东对粟裕讲的话，同样没有出处。
[29] 《百年潮》1999年第8期，8页，百年潮杂志社。
[30] 《百年潮》1999年第8期，9-10页，百年潮杂志社。──对《百年潮》：《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一文的一些看法
作者：SPK
《百年潮》1999年第8期梁丞所写的"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一文（以下简称梁文），在网上很多地方都被转贴了，相信不少军事爱好者和笔者一样，都对粟裕大将的命运感到惋惜和遗憾。但是与此同时，笔者对梁文中的某些观点和事实也感觉有商榷和质疑的必要。笔者并非党史研究工作者，能够查阅的资料也非常有限，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讨论，使事实真相得到进一步的澄清，但限于水平，错漏难免，请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一、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及军委扩大会议的大方向是由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决定的，彭德怀作为军委领导人以及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主持人，对会议的偏差和错误是有责任的，但这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责任。
梁文中强调"总参和国防部之间存在矛盾"、"不难看出，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是不信任的"等等，认为矛盾的根源在"彭德怀信不过粟裕"，而"粟裕为人又一向坚持原则，不事迎合"[1]。梁文还暗示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前即开始布置"整"粟裕[2]，并列举了一系列所谓彭粟之间的"矛盾"[3]。最后，借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一书中所说"彭德怀挨了整，也曾以同样方式整过别人"，认为"这是历史的事实"[4]。
而事实上，从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到会议大方向的掌握，都是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决定的，不单单是某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主要责任显然在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黄克诚在其《自述》中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5]。彭德怀被打倒后，林彪在某次讲话中也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是站在张宗逊方面还是站在肖克方面？很模糊的。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形。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后来为什么来了个非常猛烈的180度急转弯呢？这个转变不是他思想转变，是中央采取了明确态度"[6]。彭德怀反教条主义的态度非常明确，林彪的讲话中，对此问题完全是污蔑。但是，这个讲话印证了黄克诚的说法，即彭德怀对这次会议上纲那么高，处理那么严，由整风转到"整人"，是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是比较被动的。
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是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基于"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的认识，所提议召开的[7]。扩大会议召开后，5月29日，毛泽东对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方强给大会主席团的信中作批示，其中，在方信中"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是不存在什么根本的问题的"几句下划线批示："不存在问题么？"又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这可以反映毛泽东当时的认识和看法。并且毛泽东建议"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8]。毛泽东6月7日4时致函邓小平，委托其"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军事会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9]。黄克诚在6月7日全体大会上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方强信的批示，然后说，上午小平同志召集彭总、林总、罗帅、叶帅开座谈会，我也去了，商谈了两个问题：一、对前几天会议的估计。小平同志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意思大体上是说，只有35度，没有37、38度，更没有40度。暴露问题不够，......，应当鼓励大家摆开。二、今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机关整风的办法，不再开小型会，只开小组会和大会。出大字报、小字报，配合大会、小会的发言，争取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10]。
此后，尤其是6月9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将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员由近400人扩大到1400多人以后，会议越开越激烈，如"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帽子开始扣起来了（对粟裕的大会"批判"是7月2日开始的）。毛泽东于6月21日在大会上，6月23日、6月29日在座谈会上都讲了话，对会议的方向作了肯定。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仍然表示："肖克的事合作很好"，"这几个同志（指肖克、粟裕等）犯大错误，应予处理"[11]。
此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解决的是所谓训总和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的问题，导火线则是1958年3月20日开始的训总机关四级干部会。训总内部在关于反教条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从1956年起就开始了，1957年3月，当时训总代理部长叶剑英主持召开过一次训总党委扩大会议，对分歧展开过民主讨论，但未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次训总四级干部会原定贯彻中央"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但由于前述思想分歧，会议将"反保守"的矛头指向"拒绝学习苏军先进经验，死抱着我军经验不放"的经验主义。会上，有人指责张宗逊、孙毅、王兰麟、邹施鲁等人是"保守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反苏分子"、"逆流分子"、"右倾"、"右派"[12]。训总四级干部会的内容反映到军委后，当时许多军委委员也和彭德怀一样，认为训总这个会开得有问题。如邓小平在一份简报上批道："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水平太低"。叶剑英6月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会议上也说："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得又好又不好。好的是什么话统统讲了，什么问题都暴露了，有对立面，有争论。不好的是，未站在全军利益的立场上解决问题，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毛泽东在7月8日说：肖克和训总有些人说，毛泽东的军事学说过时了。我没有新东西。外国也没有打原子弹的经验，朝鲜战争还有细菌战。战争原则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不变的。战术原则坚壁清野，封锁消息还是有用的。可以拿出来跟肖克对抗[13]。这些对训总四级会议的意见和看法，不管是否正确，总是反映了当时许多军委成员的认识状态，不能说彭德怀可以一手遮天。
肖克本人在对此事的回忆中，认为从中作祟的是林彪。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刚回京时，刘其人（时任总政组织部部长）同志因为找肖华、黄克诚同志就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肖克不正派，肖克反对张宗逊，肖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这么多人来整一个中央委员，搞张宗逊，我们还不知道；肖克历史上一贯是不正确的、不正派的，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刘其人供给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14]。可见，林彪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错误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肖克的文章中并没有认为是彭德怀在背后搞了什么小动作。相反，从彭德怀对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的反省，肖克认为"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 [15]。
二、从军委扩大会议的原定内容安排、组织工作的人员安排以及对待被错误批判人员的态度上，也很难看出作为扩大会议的主要主持人的彭德怀有挟嫌报复、故意整人的动机。
扩大会议的主题原定有整风和整编两项，事实上是整风冲掉了整编，这是彭德怀没有料到的。5月10日，彭德怀还在军委会议上说，训总四级干部会上的争论，由训总党委自行作出决定。至5月20日才明确训总争论列为扩大会议议题（这里可以和前面林彪所说的话相映证）。
扩大会议开始后，训总成为受批判的重点。5月31日，彭德怀邀集张宗逊、肖克、李达、彭绍辉、李作鹏（时任训总陆军训练部部长）座谈时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究责任。...... 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16]。在6月7日大会，黄克诚传达邓小平要"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的意见后，彭德怀在大会上发言中再次强调"搞清是非，不追究责任"[17]。
但此后，尤其是人数扩大以后的大会，气氛越来越紧张，对所谓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人纷纷展开批判斗争，上纲上线之高，最后组织处理之严，又决定在全军范围内开展，应该说是出乎彭德怀的意料的。7月5日，彭德怀参加主席团会议的发言，过去我认为肖克是思想问题。……现在看不对了，我有责任。看来训总还有"宗派主义"问题[18]。我们从讲话中转弯的意味，可以看出彭德怀的本意。7月8日，彭德怀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会议，就会上提出肖克退出大会主席团一事发言说，我看还是留在主席团并没有害处。但遭到纷纷反对。在这种"左"的气氛下，彭德怀最后同意肖克退出[19]。从以上事例也可看出彭德怀的本意并非要借"反教条主义"来"整"肖克等人。
对粟裕展开批判一事，是不是一种预谋的"整人"行为呢？梁文中说，"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会议议程。奇怪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 '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20]，暗示彭德怀背着粟裕搞小动作，要利用扩大会议来"整"粟裕。但揆诸情理，如果彭德怀要"整"粟裕，根本就无须搞这些小动作。因为当时彭德怀是军委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和毛泽东在扩大会议的议程和内容等问题意见是一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北京军事整风（整肖克、粟裕），找我谈，并没有冲突起来"），而梁文也承认，那时毛泽东已经不再信任粟裕了[21]，彭如果要"整"粟裕，完全可以明着"整"，不必在参加座谈会的通知及议程等方面瞒着粟裕什么。而事实上也瞒不住。粟裕本人就在北京，而黄克诚召集的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有没有总参的干部参加呢？如果有，能瞒得住总参谋长粟裕吗？即使没有，能瞒得住粟裕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吗？粟裕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次座谈会，现在不清楚，不过，以粟裕没有参加而猜测是彭德怀背后搞什么阴谋，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彭德怀也没有出席这次座谈会。叶剑英在这次座谈会上讲到，"国防部和总参是上下级关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的关系，军委秘书长是代表军委主席处理事物的，总参对军委要经过秘书长"等等，无非是要理清总参和国防部、总参和军委秘书长的关系[22]。
当时，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是军委秘书长兼副总参谋长。一方面黄克诚在总参应属粟裕的下级，但总参的事情又必须经过军委秘书长，由此产生一些矛盾和不愉快可能是有的，但要靠开扩大会议来"整"掉粟裕，不免太小题大做了。梁文把任命黄克诚担任军委秘书长兼副总参谋长一事，看成是彭德怀拉小圈子，"不信任" 粟裕，实际上不过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黄克诚时所污蔑的所谓"父子关系"的翻版。
5月24日的军委扩大会小型会议上，彭德怀宣布军委指定黄克诚、谭政、粟裕、肖华四同志负责组织准备工作[23]。这象是要"整"粟裕吗？而梁文中提到5 月28日"粟裕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小型会议上作检讨"[24]，而实际是彭德怀首先联系历史检讨了一些工作上的错误，粟裕在发言中也一般地谈了历史上以及总参工作上的问题，"由于身体不好，……，工作没有成绩。有许多错误，例如调志愿军回国这样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了电报，超越了职权"等等[25]。对党内斗争有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历次整风中往往要进行自我批评。高级领导人中有的从自我批评从严的角度出发，往往做一些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不免上纲太高的检讨。如果把这样检讨说成完全是"被迫"的，恐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对粟裕的批判，是在会议温度升高以后，在那种"左"的气氛下，逐渐将一些工作上的矛盾和分歧扩大化，无限上纲，以致于把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个人工作上的、性格上的问题，提高到思想意识甚至阶级立场的高度，进行过火的政治批判和斗争，甚至有人采用造谣、污蔑的手段来打击他人。粟裕的悲剧，应该说是源于当时不正常的党内斗争，而不是源于和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导人的矛盾和意见分歧。
三、 梁文中许多引用当事人的话，没有注明出处。
梁文中将彭德怀和粟裕的矛盾写得很激烈，其中有些话，比如"甚至当粟裕在上报的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字样时，他（指彭德怀）都会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当他（粟裕）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和主动不就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军委领导甚至由他的几句检讨引申出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26]等，都没有说明出处。我们无法知道梁文究竟是从书籍、会议记录还是采访知情人记录中得到这些对话内容的。在当事人均已不在人世的今天，如果不注明这些对话的出处，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难以分辨其真伪的。
四、"反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以及造成肖克、粟裕等的悲剧的原因。
现在看起来，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存在着很严重的错误，使刚刚起步的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也开了军内以大批判开路、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的坏头。但不是说"反教条主义"反错了，整人整错了，就说明当时不存在教条主义，或者教条主义不严重。此后确立的"以我为主"的军事建设指导思想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之所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从"整风"演变为一个"整人"的会议，既有中央和毛泽东对匈牙利事件后对军队的一种不恰当的担心 [27]，也有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人认识上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气氛已经越来越不正常，"左"的情绪高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增无已，毛泽东对事物的任何判断都越来越成为整个中央、整个军委乃至全党的不可违抗的决定。
以党内斗争的不正常来解释当时的种种现象，比单纯用领导人之间工作上的矛盾分歧、思想作风上的差异或权力斗争来解释，似乎更好一些。象梁文那样写法，除了被批判的主人公粟裕是值得同情的以外，"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梁文将彭德怀写成拉小圈子、背后作小动作，搞打击报复的人以外；对毛泽东，先则写其在会议期间要求升温，继则说"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在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28]，出尔反尔，将事情推得一干二净；对陈毅，则先写毛泽东和肖劲光的谈话中为粟裕讲了句公道话，然后说"因此，陈毅在听了7月14日粟裕的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后，主动走上前去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且带头鼓掌，表示通过"[29]，这样说法，陈毅解脱粟裕的努力也变成一种见风使舵的行为了。另外，梁文将为粟裕平反的事写得不明不白，"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30]，似乎又在影射着其他领导人在此事上施加了什么影响（因为此时毛泽东、彭德怀都已经去世，邓小平、叶剑英又明确表态同意为粟裕平反），不知道根据何在。
总之，时下的文章往往过于求新求异，有时不免令人费猜疑了。
[1] 《百年潮》1999年第8期，5-6页，百年潮杂志社。
[2] 梁文中说，"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主持下，研究确定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和议程。4月29日，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召集了有中央军委和各总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会议议程。奇怪的是，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虽然就在北京，却没有通知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而且，中央军委拟定的扩大会议议程，竟赫然把解决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列入其中"，《百年潮》1999年第8期，5页，百年潮杂志社。
[3]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页，百年潮杂志社。
[4] 《百年潮》1999年第8期，8页，百年潮杂志社。
[5] 《黄克诚自述》247页，人民出版社。
[6] 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插话。参见郑文翰等著《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290-2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7] 《黄克诚自述》246页，人民出版社。
[8]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9]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0]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梁文中提到毛泽东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高，要求与会者以整风的精神大鸣大放，通过会议与大小字报相结合的办法，一周之内使空气紧张起来。但梁文却将这一时间定在5月28日至30日之间，以将"会议温度迅速上扬"的时间提前至自5月30日以后。这对读者是误导的，因为6月7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讲话，认为会议温度不够高，正说明是此后，而不是此前，会议温度才"迅速上扬"。
[11] 毛泽东在1959年8月1日常委会上的谈话，参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另可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另同书8月16日全会闭幕上毛讲话：军委扩大会议整肖克，支持你，也是同一意思。
[12]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53-25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3]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61-26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4] 1959年8月3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插话。参见郑文翰等著《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290-29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另可见《百年潮》 1997年第2期及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中肖克的文章，肖克文章中隐去了刘其人的名字（因为刘其人是无意中为林彪提供了炮弹。他本人在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林彪打击谭政和总政治部时也受株连，于1961年1月总政党委扩大会议后被列为"反党宗派集团"的成员。）
[15] 《百年潮》1997年第2期，10页，百年潮出版社。另见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191页。
[16]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7]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8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8]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30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19]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30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0] 《百年潮》1999年第8期，5页，百年潮杂志社。
[21]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页，百年潮杂志社。
[22]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6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3]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7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4] 《百年潮》1999年第8期，7页，百年潮杂志社。
[25]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郑文翰等著，27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
[26] 《百年潮》1999年第8期，6、8页，百年潮杂志社。
[27] 《黄克诚自述》247页，人民出版社。
[28] 《百年潮》1999年第8期，9页，百年潮杂志社。这里梁文所引述的毛泽东对粟裕讲的话，同样没有出处。
[29] 《百年潮》1999年第8期，8页，百年潮杂志社。
[30] 《百年潮》1999年第8期，9-10页，百年潮杂志社。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39876.shtml
天涯煮酒的一篇文章
里面的观点是 栗裕是刘少奇安排在军队中准备接班的
所以被彭找借口赶出军队的
对南京军校的整风本来只是拿来利用的
做个样子走下形式就准备结束的
被人拿蒋介石是靠办黄浦军校起家给恶意扩大的
天涯煮酒的一篇文章
里面的观点是 栗裕是刘少奇安排在军队中准备接班的
所以被彭找借口赶出军队的
对南京军校的整风本来只是拿来利用的
做个样子走下形式就准备结束的
被人拿蒋介石是靠办黄浦军校起家给恶意扩大的
1958年军委扩大会现在成了热点，站在各个被批判的人的立场，对主持会议的彭德怀有着各种看法，其实都是错误的。
反教条主义的实质是肖克自己申请当反革命，还牵连了刘伯承。本来57年彭德怀到南京军事学院抓教条主义就是想将党内整风活动糊弄过去：对象正确（在学院内）、内容正确（教条主义表现）、级别够高（责任人是刘伯承元帅）、处理结果好（学院的改正表态），经毛主席审核通过，报政治局备案，了账（为了避免让人有攻击刘帅的借口，在报政治局备案时还特地将成绩由“显著”改为“卓越”）。但是你好心别人当成驴肝肺，训总4级会议两派互相攻击，你是经验主义、他是教条主义，赫赫，你彭德怀说军内整顿完成，这不是包庇吗，特别是肖克，还写信反对在原建军目标“现代化、正规化”加上“革命化”，哈哈，你肖克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彭德怀在日常工作不能纠正，那就由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书记处来整顿。刘伯承元帅知道原委，所以说：彭德怀是整过我，但他不是为私。
至于粟裕的命运在会议前已经定了，跟会议如何并多大没有关系。彭德怀打倒粟裕不是因为个人恩怨，而是对刘少奇的一个警告；处理粟裕不是处理粟裕本人而是其身后的派系（或许粟裕本人主观不认为自己属于刘少奇派系，但是刘少奇这么看就行），处理粟裕目的是剥夺其原来军队接班人的安排，结束其政治生命，但没有必要结束这么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的军事生命，所以处理结论只是不许其再接触部队，其他职务没有明显打击。会前毛泽东已经把处理意见通报给了各个副总参谋长。粟裕在会议上被批，不过就是人性中恶劣的“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表现罢了。
这段是纯引用
反教条主义的实质是肖克自己申请当反革命，还牵连了刘伯承。本来57年彭德怀到南京军事学院抓教条主义就是想将党内整风活动糊弄过去：对象正确（在学院内）、内容正确（教条主义表现）、级别够高（责任人是刘伯承元帅）、处理结果好（学院的改正表态），经毛主席审核通过，报政治局备案，了账（为了避免让人有攻击刘帅的借口，在报政治局备案时还特地将成绩由“显著”改为“卓越”）。但是你好心别人当成驴肝肺，训总4级会议两派互相攻击，你是经验主义、他是教条主义，赫赫，你彭德怀说军内整顿完成，这不是包庇吗，特别是肖克，还写信反对在原建军目标“现代化、正规化”加上“革命化”，哈哈，你肖克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彭德怀在日常工作不能纠正，那就由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书记处来整顿。刘伯承元帅知道原委，所以说：彭德怀是整过我，但他不是为私。
至于粟裕的命运在会议前已经定了，跟会议如何并多大没有关系。彭德怀打倒粟裕不是因为个人恩怨，而是对刘少奇的一个警告；处理粟裕不是处理粟裕本人而是其身后的派系（或许粟裕本人主观不认为自己属于刘少奇派系，但是刘少奇这么看就行），处理粟裕目的是剥夺其原来军队接班人的安排，结束其政治生命，但没有必要结束这么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的军事生命，所以处理结论只是不许其再接触部队，其他职务没有明显打击。会前毛泽东已经把处理意见通报给了各个副总参谋长。粟裕在会议上被批，不过就是人性中恶劣的“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表现罢了。
这段是纯引用
哈哈
这样给彭开脱,原来彭是一个毫无主见,没有立场,不辨是非的庸人啊
退一万步说,彭的确是不整人
那如何解释肖克给彭交换意见的信
居然被彭拿出来当成向自己进攻的证据?
真的那么厚道,即使那信上骂自己祖宗
不也一烧了事吗
这样给彭开脱,原来彭是一个毫无主见,没有立场,不辨是非的庸人啊
退一万步说,彭的确是不整人
那如何解释肖克给彭交换意见的信
居然被彭拿出来当成向自己进攻的证据?
真的那么厚道,即使那信上骂自己祖宗
不也一烧了事吗
一些右派
为了把彭这个向毛开火的疯子合法化,正义化
冤屈也好,公理也罢,是什么都不管了
刘帅86年才彻底翻案,此时距文革结束已经10年
肖克等人87年才翻案,此时距离彭死掉已经13年了
粟大将更是到93年才脱掉了34年了
为了把彭这个向毛开火的疯子合法化,正义化
冤屈也好,公理也罢,是什么都不管了
刘帅86年才彻底翻案,此时距文革结束已经10年
肖克等人87年才翻案,此时距离彭死掉已经13年了
粟大将更是到93年才脱掉了34年了
这些右派们
比红卫兵更恶心,更凶残,更没有人性
他们没有是非观念
没有正义感
他们只需要维持一个叫做"自 由民 主"的图腾柱,
其他的一切都可以牺牲掉
比红卫兵更恶心,更凶残,更没有人性
他们没有是非观念
没有正义感
他们只需要维持一个叫做"自 由民 主"的图腾柱,
其他的一切都可以牺牲掉
我觉得你这样随便给人扣帽子的行为很不好
这段历史本来就是说不清楚的
本来各家言论就是来探讨互相交流的
对方言论不合你味口便直接送上顶大帽子很没有劲
扒那贴子里的几段话出来算了
至于蔡铁根大校之死，不要因为当年他祸起反教条那场运动就是因为反教条而给整死的，蔡的内务条令就是在彭的军事现代化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只不过像有些做军队政委特别是政治部主任类的人员工作受到这种条令的威胁。蔡铁根大校的死是1958年中央军委“反对教条主义”这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暴发这场运动有国际、国内两大背景。国际背景是：1956年匈牙利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瓦解和赫鲁晓夫解除朱可夫在苏联军队的职务，引起毛泽东主席对资本主义侵蚀共产主义的担心。那时，中国军队接受苏联老大哥的军事援助，正在学习苏联军队规范、条令，一些刚从战场上下来的高级军官将领面对严格的训练、考试接受不了。二十岁因战功显赫当上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云天，在几次战术学术争论时公然谩骂院长刘伯承等教官，甚至拨枪相向，后来还跳崖自杀。这就有了到底是学习传统的军事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主还是学习外国（这里指苏联军队）军事思想为主的为两派意见的争论。1958年5月29日，海军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直接给军委会议主席团修书一封，信中“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指导思想应该是认真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导下，以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工作。”毛泽东主席批示“写得很好，提出问题，彭、黄、邓看后还我。”这时一个将运动推向高潮的人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就是刚进入国家、军队权力枢纽的军委副主席林彪。林彪看到了关于反对教条主义材料、了解到军队两种思潮斗争，心里把矛头指向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等老资格、握有重权的军队老领导。于是，林彪借毛泽东主席的牌子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国外，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教材，是不对的。”同时，林彪向毛主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一点从林彪次年的1959年8月31日军事扩大会议第一次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可见一斑：“……这才有了去年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事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一次大规模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说的人多了，加上国内外斗争形势使毛主席感到控制军队思想的必要性。1958年6月2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讲话，正式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并点名批评已于头一年因病辞职的刘伯承。
蔡铁根大校为《内务条令》的事上书邓小平前征求过萧克的意见，有人想从他那里弄到借此机会整垮萧克的材料，谁知蔡大校义正辞严地回绝了：“这封信的错误是我的事，更不是他（萧克）授意的。”又给蔡大校加了一条包庇萧克的罪状。由此可见，反对教条主义是针对某些人而发动的。
别人想利用蔡大校遭回绝，自己在会上被赶下来还是坚持没有错，又直又硬的脾气，使他一步步向死神靠近。1958年10月，南京军事学院对蔡铁根大校开始“彻底清算”，认为他“在这次路线斗争中充当资产阶级军事先锋”，决定对他“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降为14级（连降五级，《军队条例》规定最多只降一级――笔者注），调离部队，送交地方分配工作。”1959年总政部批复这份处分报告时上面加了一句“可再降一级。”在处分报告上批示超过报告本身的“定量”，这种情况也是很少见的。由于按法律条款找不出蔡铁根触犯了哪条哪款，最后干脆给他戴了顶“右派”帽子，虽然“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过去了两年！
这段历史本来就是说不清楚的
本来各家言论就是来探讨互相交流的
对方言论不合你味口便直接送上顶大帽子很没有劲
扒那贴子里的几段话出来算了
至于蔡铁根大校之死，不要因为当年他祸起反教条那场运动就是因为反教条而给整死的，蔡的内务条令就是在彭的军事现代化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只不过像有些做军队政委特别是政治部主任类的人员工作受到这种条令的威胁。蔡铁根大校的死是1958年中央军委“反对教条主义”这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暴发这场运动有国际、国内两大背景。国际背景是：1956年匈牙利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瓦解和赫鲁晓夫解除朱可夫在苏联军队的职务，引起毛泽东主席对资本主义侵蚀共产主义的担心。那时，中国军队接受苏联老大哥的军事援助，正在学习苏联军队规范、条令，一些刚从战场上下来的高级军官将领面对严格的训练、考试接受不了。二十岁因战功显赫当上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云天，在几次战术学术争论时公然谩骂院长刘伯承等教官，甚至拨枪相向，后来还跳崖自杀。这就有了到底是学习传统的军事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主还是学习外国（这里指苏联军队）军事思想为主的为两派意见的争论。1958年5月29日，海军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直接给军委会议主席团修书一封，信中“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指导思想应该是认真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导下，以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工作。”毛泽东主席批示“写得很好，提出问题，彭、黄、邓看后还我。”这时一个将运动推向高潮的人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就是刚进入国家、军队权力枢纽的军委副主席林彪。林彪看到了关于反对教条主义材料、了解到军队两种思潮斗争，心里把矛头指向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等老资格、握有重权的军队老领导。于是，林彪借毛泽东主席的牌子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国外，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教材，是不对的。”同时，林彪向毛主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一点从林彪次年的1959年8月31日军事扩大会议第一次综合小组会上的发言可见一斑：“……这才有了去年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事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是多少年来一次大规模会议，会后军队思想才有一个大转变。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说的人多了，加上国内外斗争形势使毛主席感到控制军队思想的必要性。1958年6月2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讲话，正式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并点名批评已于头一年因病辞职的刘伯承。
蔡铁根大校为《内务条令》的事上书邓小平前征求过萧克的意见，有人想从他那里弄到借此机会整垮萧克的材料，谁知蔡大校义正辞严地回绝了：“这封信的错误是我的事，更不是他（萧克）授意的。”又给蔡大校加了一条包庇萧克的罪状。由此可见，反对教条主义是针对某些人而发动的。
别人想利用蔡大校遭回绝，自己在会上被赶下来还是坚持没有错，又直又硬的脾气，使他一步步向死神靠近。1958年10月，南京军事学院对蔡铁根大校开始“彻底清算”，认为他“在这次路线斗争中充当资产阶级军事先锋”，决定对他“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降为14级（连降五级，《军队条例》规定最多只降一级――笔者注），调离部队，送交地方分配工作。”1959年总政部批复这份处分报告时上面加了一句“可再降一级。”在处分报告上批示超过报告本身的“定量”，这种情况也是很少见的。由于按法律条款找不出蔡铁根触犯了哪条哪款，最后干脆给他戴了顶“右派”帽子，虽然“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过去了两年！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一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的他，遥领南京，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自然无法回避。他只得抱病进京接受批判，住在医院，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写检讨，在别人挽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今天，两位老帅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怀生命结局的变数，令后人洒泪感喟，他的高风亮节、正直品性早已盖棺论定。但是，在当年那场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纷争中，彭德怀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这并不有损和贬低他的光辉形象。识了庐山真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对当事人，都是一个实事求是和科学的评判。
无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今天再来探究，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最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后，随着军队任务发生了霄壤之变，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人的个人专断作风渐生，历史上两位老帅的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同是“塞上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长江局军委***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中，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不要小看这三百人，这可是第三师经不住的损耗。敌人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住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
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份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早年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能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对游击战的片面理解，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间杯葛渐起。
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
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刘伯承与彭德怀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了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与刘伯承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虽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像农民。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
一天，到了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做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人到村外青纱帐里躲避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干什么!”连长无法，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位元帅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次年4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余人，教员译员由两百九十名扩大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
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此番定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
***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中央军委副***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就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作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却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二十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
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集团”的坏头。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萧克、刘伯承长达十四年的联手，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四兵团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辩。
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显然，人们不难看出，刘伯承的这番精彩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人曾对***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对于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迈上神坛的***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解疑了。
现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面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曲，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惟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以一个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会议根据***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军队工作中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央总******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台上的动静。当执行***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然而，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长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枪毙了。
在常州工作的几年里，蔡铁根多次向有关领导部门申诉，然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无论在申诉中还是在工作、生活中，他常常表示：“我根本不是什么右派！”“我不是反革命！”依然专心工作。他还注重新闻、关心国事，在日记中批评“文革”中的主要领导：“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对彭、黄、张、周的正确意见就作了相反的结论呢？”在他的心目中，事实不可更改，真理终会来时。在一次五、七干校发言中，他仍然坚持自己“不是右派，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以上这些行为给他惹来了新的灾乱。他所在的单位又向上级汇报：“蔡铁根的错误思想仍很顽固，他还为彭德怀反党集团鸣不平，希望加强对他的控制。”问题更严重了。
1966年，蔡铁根以其任何时候、地点不承认有罪、“顽固不化”的态度，被当地公安机关批捕。
1953年《内务条令》则是军队从战争年代过渡到和平时期下而引发的矛盾中产生的。彭德怀、刘伯承、萧克、蔡铁根是赞成学习苏联军队现代化、规模化的。蔡铁根起草《内务条令》，触及一大批军队干部的利益，引起后来他们对他的报复，说起来还真不是他的作用。我们知道，毛主席是最重视党的建设的，他把政工人员安排到每个连队。而我国50年代学习苏联军队时，遇到一个问题：苏联军队是“一长制”，部队里没有政委、党代表或者政工人员，彭德怀提出可否考虑取消师级以上部队的政工人员，把他们抽调起来做其他工作。结果，蔡大校起草《内务条令》时不知道按苏军的“一长制”还是我国的“两长制”，最后采取报两套方案请上级定夺的方法，这就是引出惊涛骇浪、经五级送审再由毛主席签字实行的《内务条令》。但是，那些因此失去军队领导权力的将领，都把这一责任错怪到蔡大校身上。政治，有时常常扮演抹杀真理的真凶。
今天，两位老帅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怀生命结局的变数，令后人洒泪感喟，他的高风亮节、正直品性早已盖棺论定。但是，在当年那场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纷争中，彭德怀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这并不有损和贬低他的光辉形象。识了庐山真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对当事人，都是一个实事求是和科学的评判。
无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今天再来探究，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最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后，随着军队任务发生了霄壤之变，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人的个人专断作风渐生，历史上两位老帅的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同是“塞上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长江局军委***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中，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不要小看这三百人，这可是第三师经不住的损耗。敌人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住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
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份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早年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能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对游击战的片面理解，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间杯葛渐起。
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
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刘伯承与彭德怀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了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与刘伯承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虽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像农民。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
一天，到了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做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人到村外青纱帐里躲避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干什么!”连长无法，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位元帅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次年4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余人，教员译员由两百九十名扩大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
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此番定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
***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中央军委副***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就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作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却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二十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
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集团”的坏头。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萧克、刘伯承长达十四年的联手，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四兵团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辩。
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显然，人们不难看出，刘伯承的这番精彩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人曾对***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对于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迈上神坛的***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解疑了。
现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面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曲，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惟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以一个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会议根据***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军队工作中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央总******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台上的动静。当执行***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然而，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长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枪毙了。
在常州工作的几年里，蔡铁根多次向有关领导部门申诉，然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无论在申诉中还是在工作、生活中，他常常表示：“我根本不是什么右派！”“我不是反革命！”依然专心工作。他还注重新闻、关心国事，在日记中批评“文革”中的主要领导：“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对彭、黄、张、周的正确意见就作了相反的结论呢？”在他的心目中，事实不可更改，真理终会来时。在一次五、七干校发言中，他仍然坚持自己“不是右派，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以上这些行为给他惹来了新的灾乱。他所在的单位又向上级汇报：“蔡铁根的错误思想仍很顽固，他还为彭德怀反党集团鸣不平，希望加强对他的控制。”问题更严重了。
1966年，蔡铁根以其任何时候、地点不承认有罪、“顽固不化”的态度，被当地公安机关批捕。
1953年《内务条令》则是军队从战争年代过渡到和平时期下而引发的矛盾中产生的。彭德怀、刘伯承、萧克、蔡铁根是赞成学习苏联军队现代化、规模化的。蔡铁根起草《内务条令》，触及一大批军队干部的利益，引起后来他们对他的报复，说起来还真不是他的作用。我们知道，毛主席是最重视党的建设的，他把政工人员安排到每个连队。而我国50年代学习苏联军队时，遇到一个问题：苏联军队是“一长制”，部队里没有政委、党代表或者政工人员，彭德怀提出可否考虑取消师级以上部队的政工人员，把他们抽调起来做其他工作。结果，蔡大校起草《内务条令》时不知道按苏军的“一长制”还是我国的“两长制”，最后采取报两套方案请上级定夺的方法，这就是引出惊涛骇浪、经五级送审再由毛主席签字实行的《内务条令》。但是，那些因此失去军队领导权力的将领，都把这一责任错怪到蔡大校身上。政治，有时常常扮演抹杀真理的真凶。
特警4587 发表于 2009-8-15 16:01 
全篇这句话最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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