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为什么美国人被禁止听美国之声？

http://opinion.m4.cn/2012-12/1192637.shtml
核心提示：由于美国之音的这种价值观传播定位，以及严重的宣传色彩，使其遭到了美国立法者的反对，禁止其在美国境内播出。把美国之音等隔离在美国本土之外的“防火墙”，是《史密斯蒙特法案》（也即《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其第501款明确禁止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国有媒体对美国国内广播，禁令至今有效。
在对外价值观传播方面，美国新闻署最得力的“干将”是“美国之音”。美国之音创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42年），隶属于战时新闻局，主要负责对法西斯控制的国家与地区宣传盟军的政策和战绩。1945年改由美国国务院管辖，宣传推介美国的民主政治理念、价值观及生活方式。进入冷战时期，其广播对象变成了苏联、古巴和中国，1953年后划归美国新闻署，并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将主要任务锁定“利用广大的无线广播网与共产主义作斗争”上，对象则是“铁幕和竹幕背后的国家”。为了更有效地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战，美国对盟国的广播大规模减少，到1955年除了全球英语广播外，完全取消了对西欧各种语言的广播，其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观传播色彩也变得越发浓烈起来。

美国之音的专题节目最能说明问题。这些精心制作的专题节目，主要发挥了三大作用：一是宣传美国的先进性，它的物质文明和科学进步，使宣传对象对美国式的生活充满了好感和渴望。二是体现美国文化的多样性，宣扬了民主、自由、个人发展等核心价值观，进行长期而深入的文化渗透。三是标榜美国的强大，美化美国的对外政策，起到政策公关作用。

耐人寻味的是，由于美国之音的这种价值观传播定位，以及严重的宣传色彩，使其遭到了美国立法者的反对，禁止其在美国境内播出。把美国之音等隔离在美国本土之外的“防火墙”，是《史密斯蒙特法案》（也即《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其第501款明确禁止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国有媒体对美国国内广播，禁令至今有效。根据这条法律，美国之音这样的对外宣传节目不得在美国境内播出，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这也使得绝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机会收听到美国之音。

这部通过于1948年1月的法案，可谓冷战的产物。当时的情况是，美苏之间的宣传战带给了美国之音“第二个春天”，使之避免了被解散的命运。在一些政客的推动下，该法案正式授权政府经营属于官方的广播电台，进行对外广播宣传，以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但由于该法案宣传色彩浓重，使得美国之音招致了国内民众的制抵，有数百万人为此表威YX。迫于压力，法案在通过时进行了“消毒”处理，规定美国之音等宣传机器不得对本土广播。这一处理的潜台词是，不让不能保证信息准确性的、过于政治工具式的传播进入美国。

当然了，像后来的所有权法之战一样，这些核心条款通过的背后，也是美国媒体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进行博弈的结果。为了防止美国之音们利用政府的资源做大，美国几大私营广播网联手推动《史密斯蒙特法案》第501款以禁止国营广播公司在本土广播。

有意思的是，此后支持美国之音的政客还曾想帮助它们越过“防火墙”，但得到的结果是，该法案1985年第二次修订后，对美国之音及其他美国政府制作的针对海外受众的宣传品在本土传播的限制被进一步收紧，因为国会担心这种特殊的公众外交载体会伤及民众的知情权并受到假消息的侵扰。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之音章程》的通过。为改变美国之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因赤裸裸的反共宣传而招致的恶名，在美国新闻界和美国之音内部的强烈呼吁下，1976年7月12日，在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当政时期，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之音章程》，明确规定了美国之音必须为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服务以及应该遵循的宣传原则。为赢得听众的注重与尊敬，美国之音广播被要求遵循以下三条指导原则：第一，美国之音应该始终作为权威性的、听众信任的新闻来源，美国之音的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并且力求全面。第二，美国之音代表整个美国社会，而不代表美国社会中的某个阶层。因此美国之音在介绍美国制度与思想时应该做到内容广泛，报道全面。第三，美国之音应清楚地、有效地阐明美国的政策，同时也报道对这些政策所发表的认真负责的意见和评论。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是不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矛盾，尤其是在外交和军事行动需要的时候，这一点，在科索沃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美国人很清楚，如果一个政府有能力让某些议题成为全球性媒体的议程，那么它就能对世界舆论造成可观的影响，在这方面，美国新闻署可谓应运而生，也是“功不可没”。1999年9月30日，美国新闻署合并到美国国务院。与此同时，根据1998年制定的《外国事务改革和重建法案》(FAIR法案)组建的广播理事会(BBG)成为独立机构，由国际广播局及美国之音、自由欧洲之音和马蒂电台等组成，负责掌管所有美国海外非军事的国际广播服务，并以“促进世界信息和观点的开放交流, 支持民主, 自由表达, 接受和发布信息”为己任，换言之，广播理事会接过了美国新闻署的对外宣传和价值观传播的“大旗”。

进入21世纪，美国的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又称公共外交）有了新的使命，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美国公众外交被“9·11”唤醒了。悲愤之中，很多美国人都在问，“为什么他们恨我们？”由此，改善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看法，重新树立美国形象，也便成为了布什政府一项重要的公众外交任务。此后，伊拉克战争的进展不利更是使布什政府意识到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05年9月卡伦·休斯 (Karen Hughes) 重回华盛顿，出任副国务卿并专门负责改善美国形象的公关和宣传工作，向全球推销美国的价值观念。而事实上，她负责的工作，有一部分就是原来美国新闻署所专事的公众外交工作。(摘自《媒体话语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http://opinion.m4.cn/2012-12/1192637.shtml
核心提示：由于美国之音的这种价值观传播定位，以及严重的宣传色彩，使其遭到了美国立法者的反对，禁止其在美国境内播出。把美国之音等隔离在美国本土之外的“防火墙”，是《史密斯蒙特法案》（也即《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其第501款明确禁止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国有媒体对美国国内广播，禁令至今有效。
在对外价值观传播方面，美国新闻署最得力的“干将”是“美国之音”。美国之音创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42年），隶属于战时新闻局，主要负责对法西斯控制的国家与地区宣传盟军的政策和战绩。1945年改由美国国务院管辖，宣传推介美国的民主政治理念、价值观及生活方式。进入冷战时期，其广播对象变成了苏联、古巴和中国，1953年后划归美国新闻署，并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将主要任务锁定“利用广大的无线广播网与共产主义作斗争”上，对象则是“铁幕和竹幕背后的国家”。为了更有效地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战，美国对盟国的广播大规模减少，到1955年除了全球英语广播外，完全取消了对西欧各种语言的广播，其意识形态倾向和价值观传播色彩也变得越发浓烈起来。

美国之音的专题节目最能说明问题。这些精心制作的专题节目，主要发挥了三大作用：一是宣传美国的先进性，它的物质文明和科学进步，使宣传对象对美国式的生活充满了好感和渴望。二是体现美国文化的多样性，宣扬了民主、自由、个人发展等核心价值观，进行长期而深入的文化渗透。三是标榜美国的强大，美化美国的对外政策，起到政策公关作用。

耐人寻味的是，由于美国之音的这种价值观传播定位，以及严重的宣传色彩，使其遭到了美国立法者的反对，禁止其在美国境内播出。把美国之音等隔离在美国本土之外的“防火墙”，是《史密斯蒙特法案》（也即《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其第501款明确禁止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国有媒体对美国国内广播，禁令至今有效。根据这条法律，美国之音这样的对外宣传节目不得在美国境内播出，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这也使得绝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机会收听到美国之音。

这部通过于1948年1月的法案，可谓冷战的产物。当时的情况是，美苏之间的宣传战带给了美国之音“第二个春天”，使之避免了被解散的命运。在一些政客的推动下，该法案正式授权政府经营属于官方的广播电台，进行对外广播宣传，以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但由于该法案宣传色彩浓重，使得美国之音招致了国内民众的制抵，有数百万人为此表威YX。迫于压力，法案在通过时进行了“消毒”处理，规定美国之音等宣传机器不得对本土广播。这一处理的潜台词是，不让不能保证信息准确性的、过于政治工具式的传播进入美国。

当然了，像后来的所有权法之战一样，这些核心条款通过的背后，也是美国媒体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进行博弈的结果。为了防止美国之音们利用政府的资源做大，美国几大私营广播网联手推动《史密斯蒙特法案》第501款以禁止国营广播公司在本土广播。

有意思的是，此后支持美国之音的政客还曾想帮助它们越过“防火墙”，但得到的结果是，该法案1985年第二次修订后，对美国之音及其他美国政府制作的针对海外受众的宣传品在本土传播的限制被进一步收紧，因为国会担心这种特殊的公众外交载体会伤及民众的知情权并受到假消息的侵扰。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之音章程》的通过。为改变美国之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因赤裸裸的反共宣传而招致的恶名，在美国新闻界和美国之音内部的强烈呼吁下，1976年7月12日，在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当政时期，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之音章程》，明确规定了美国之音必须为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服务以及应该遵循的宣传原则。为赢得听众的注重与尊敬，美国之音广播被要求遵循以下三条指导原则：第一，美国之音应该始终作为权威性的、听众信任的新闻来源，美国之音的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并且力求全面。第二，美国之音代表整个美国社会，而不代表美国社会中的某个阶层。因此美国之音在介绍美国制度与思想时应该做到内容广泛，报道全面。第三，美国之音应清楚地、有效地阐明美国的政策，同时也报道对这些政策所发表的认真负责的意见和评论。当然了，这一切的前提是不与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矛盾，尤其是在外交和军事行动需要的时候，这一点，在科索沃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美国人很清楚，如果一个政府有能力让某些议题成为全球性媒体的议程，那么它就能对世界舆论造成可观的影响，在这方面，美国新闻署可谓应运而生，也是“功不可没”。1999年9月30日，美国新闻署合并到美国国务院。与此同时，根据1998年制定的《外国事务改革和重建法案》(FAIR法案)组建的广播理事会(BBG)成为独立机构，由国际广播局及美国之音、自由欧洲之音和马蒂电台等组成，负责掌管所有美国海外非军事的国际广播服务，并以“促进世界信息和观点的开放交流, 支持民主, 自由表达, 接受和发布信息”为己任，换言之，广播理事会接过了美国新闻署的对外宣传和价值观传播的“大旗”。

进入21世纪，美国的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又称公共外交）有了新的使命，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美国公众外交被“9·11”唤醒了。悲愤之中，很多美国人都在问，“为什么他们恨我们？”由此，改善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看法，重新树立美国形象，也便成为了布什政府一项重要的公众外交任务。此后，伊拉克战争的进展不利更是使布什政府意识到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05年9月卡伦·休斯 (Karen Hughes) 重回华盛顿，出任副国务卿并专门负责改善美国形象的公关和宣传工作，向全球推销美国的价值观念。而事实上，她负责的工作，有一部分就是原来美国新闻署所专事的公众外交工作。(摘自《媒体话语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