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儿哈赤在萨尔浒之战的几个经典战术

-
    [原创]努儿哈赤在萨尔浒之战的几个经典战术

   作者：大好河山

    一.分兵夹击

    明末,女真人努儿哈赤崛起于东北的黑山白水间，经过多年奋斗,武力统一了分裂的女真族,建立后金，转而入侵明境,攻城掠池,向明朝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明廷决定从各地征调兵马,号称四十七万，由经略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兵分四路,用分进合击的作战方式来讨伐努儿哈赤。此战,明军还得到朝鲜和女真叶赫部军队的增援。后金针对分兵四路的明军，准备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明军。这就是著名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1]

      萨尔浒之役，后金集中兵力先后各个击破击破了大明杜松的西路军、马林的北路军、刘綎的东路军、阻击了回撤途中的李如柏的南路军。明军在战后元气大伤，从而导致双方的攻守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萨尔浒之战亦成为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著名的战例。

    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很多时候都采取了兵分两路、上下夹击的战术，即一路由山上往下冲，一路在山下进攻。显然，从山往下冲的好处是使骑兵只能前进而不方便后退，同时，俯冲也有利于射箭。

    先说后金与杜松的西路军作战时的情况。《明史.杜松传》记载，“时大清(即指当时的后金)方筑城界凡山上，役夫万五千，以精骑四百护之。闻松军至，精骑则尽伏谷口以待。松军过将半，伏兵尾击之，追至界凡渡口，与筑城夫合据山旁吉林崖。明日，松引大军围崖，别遣将营撒尔湖山上。松军攻崖，方战，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续遣二旗兵趋界凡以为援，而遣六旗兵攻松别将于撒尔湖山。明日，六旗兵大战，破撒尔湖山军，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驰下击松军，二旗兵亦直前夹击，松兵大败，松与梦麟、宣皆殁于阵。横尸亘山野，流血成渠。大清兵逐北二十里，至勺琴山而还。”《明实录》记载杜松在此战时，曾经“欲图占山头，以高临下”来迎战后金军，[2]无奈最终未能成功。

    再说后金与马林的北路军作战时的情况。《满文老档》记载后金军先击败明军左侧中路后营万余人，接着再迎战驻在尚间崖的马林：“大贝勒（代善）遣人至告汗（努儿哈赤）日：‘乃于尚间崖后有明一营兵掘壕扎寨。其兵约有四万。’汗闻报，未待后兵至，纵马驰往，日中午时抵达，观明兵营地日：‘我军先取山岭，自上而下冲击。照此进击，其兵必败！’甲士将上山以攻取山巅时，见明壕内兵与壕外兵合之。汗日：‘此兵来与我战也，我军停止仰攻山巅，下马步战。’大贝勒即往谕左翼二旗之兵下马，将下四五十人，大贝勒见明军来战，谓汗日：‘父，事急矣！明军已来战，我宜进击之！’遂策马迎敌冲入。于是两军交战，几经射杀，明军尽倒毙。另六旗兵见明军来战，不待整队而进，骑快者疾驰而往，骑慢者缓行，犹如拦截野兽，抵达即刻冲入，置明军所发枪炮于不顾，迎敌射杀，明军不敌而败遁。自是英明汗以不满万之兵败明兵四万，杀至尚间崖之野，逼敌投河，陷于泥地，又斩杀甚众。继而追歼败逃之兵，其上山之兵，围其山，分兵一半蹑其踪，尽杀之。自此回师往袭斐芬山另一营明兵，命半数兵下马；环重甲者执长矛及大刀在前，轻甲者自后射箭。另半数兵骑马殿后，向山上行，以围攻其大山。明军于山上树牌，发枪炮以击，我军全然来顾，一拥而上，遂破其挡牌。末刻，尽杀其一万兵，乃收兵。”[3]明将马林在这一役中“仅以数骑免”。[4]后金与马林部作战，原本也是准备采取了兵分两路、上下夹击的战术，但努儿哈赤临时随机改变了计划。

    后金与刘綎的东路军作战时的情况：《明史.刘綎传》记载，“綎已深入三百里，杜松军覆犹不知。复整众进，遇大清兵，綎引军登阿布达里冈，将布阵，大清兵亦登冈，出其上，而别以一军趋綎西。冈上军自高驰下，奋击綎军，綎殊死战。趋綎西者复从旁夹击，綎军不能支。大清兵乘势追击，遇綎后二营军。未及陈，复为大清兵所乘，大溃，綎战死。”

    最后说后金与李如柏的南路军作战时的情况：《满文老档》记载：“明兵四路出击，其三路被杀殆尽。杨都堂（即明军四路统帅杨镐）闻知，即令出清河边入呼兰路之兵撤回，此兵退时，为守呼兰路之哨卒二十人见之，遂立于山上，作后有大兵状，系帽于弓挥动招之。明军大惊，仓皇遁归，遂进攻明兵部队，杀四十余人，获马五十余匹。明兵仓皇奔逃时，毙马千余匹。”[5]后金阻击李如柏的南路军，与前三次作战相同的是都动用了骑兵，登高驰击。不过由于兵力较少，并没有象前三次作战那样采取兵分两路夹击的战术。


    二.专打头目

    努儿哈赤的在萨尔浒之战中所运用的另一个战术就是专打敌军的头目，这个战术的来龙去脉要从头细说。努儿哈赤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是建州左卫女真酋长猛哥贴木儿的后代，精通汉蒙女真语言，喜欢读《三国演义》及《水浒传》。[6]这些与战争有关的古典要籍无疑开拓了努儿哈赤的视野，对努儿哈赤后来指挥作战有积极的帮助。

    《三国演义》及《水浒传》等书写定于明代（三国、水浒、的故事，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甚至几个世纪的流传和积累，汇集历代书会人才、民间艺人的智慧，创作出各个系列故事集群，然后在明代分别由罗贯中、施耐庵在此基础上加工写定而生）。在《三国演义》及《水浒传》这两本书中，描写古代战争的场面时，将帅们总是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所向披麾。这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明代将帅率军打仗的真实写照。

    《明史.常遇春传》记载：“（常遇春）与大将军达帅兵北征。帝亲谕曰：‘当百万众，摧锋陷坚，莫如副将军。不虑不能战，虑轻战耳。身为大将，顾好与小校角，甚非所望也。’遇春拜谢。既行，以遇春兼太子少保，从下山东诸郡，取汴梁，进攻河南。元兵五万陈洛水北。遇春单骑突其阵，敌二十余骑攒朔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锋，大呼驰入，麾下壮士从之。敌大溃，追奔五十余里。”可见常遇春与《三国演义》中的猛将真的是很象。

    常遇春的例子并非特例，下面再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明成祖，此人在“靖难之役”时，也经常带头冲锋陷阵。据《明太宗实录》建文二年十一月条记载明成祖在与李景隆作战时“击敌辄先踊跃驰赴，日：‘见敌不杀，无勇矣！’”此战，明成祖“所乘马凡三易三被创，所射矢三服皆尽，乃提剑左右奋击，剑锋缺折不堪击，乃稍却”，后来更“易剑以劲骑绕出敌后，突入驰击”。《明史.成祖本纪》亦记载明成祖在靖难战争时“亲战阵，冒矢石，以身先士卒，常乘胜逐北，然亦屡濒于危。”《明史.成祖本纪》提到明成祖似乎曾经和建文帝将领平安单打独斗，“平安转战，遇王于北坂，王几为安槊所及。番骑王骐跃入阵，掖王逸去”。

    第二个例子是明代万历年间抗倭援朝的碧蹄馆之战，明将和倭将对决。《明史.李如松传》记载，“朝鲜人以贼弃王京告。如松信之，将轻骑趋碧蹄馆。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围数重。如松督部下鏖战。一金甲倭搏如松急，指挥李有声殊死救，被杀。如柏、宁等奋前夹击，如梅射金甲倭坠马，杨元兵亦至，斫重围入，倭乃退，官军丧失甚多。会天久雨，骑入稻畦中不得逞。倭背岳山，面汉水，联营城中，广树飞楼，箭砲不绝，官军乃退驻开城”。

    由上面例子可以看出，明代经常有带头冲锋陷阵的将帅。

    熟读《三国演义》及《水浒传》的努儿哈赤，在刚开始的作战生涯中，也经常带头冲锋陷阵。《清太祖实录》癸已年六月条记载富儿蒙奇寨之战，努儿哈赤在诱敌时：“独身为殿后以诱之。于是敌兵追至，前一人举刀迎之，后三人并马来战。太祖自思，后追者三人无妨，若前一人迎面来，恐伤面目，欲射之，时敌在右，不便于射，因转弓过马首，射中敌人马腹。其马惊跃，后三人乘太祖发矢之会，一齐杀来，太祖马惊几坠，幸右足板鞍，仅得复骑，发一矢射孟革卜卤马仆地，其家人代因布禄将自马与主乘之，代因布禄步奔而回。太祖仍率马兵三人，步兵二十余迎之，败其敌众，杀兵十二人，获甲六副，马十八匹而回。”

    不过，上得山多终遇虎，努儿哈赤经常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就必然会在作战中付出血的代价。《清太祖实录》甲申岁六月条记载翁克洛城之战：“太祖登房跨脊上，射城内之人，被城内鹅儿古尼一箭正中其首，透盔伤肉深指许。太祖拨箭，见城内一人奔走于烟突僻处，太祖即以所拨之箭射之，穿两腿，应弦而倒。太祖箭伤，血流至足，犹弯弓射不已。时一人名老科，乘火烟暗发一矢，正中太祖项，镞卷如钩，拨出带肉两块，众见太祖被伤，俱登屋欲扶回。太祖日：‘尔等勿得近前，恐敌知觉，待我从容自下。’项血涌出，太祖以手捂箭眼，挂弓下屋，伏二人肩上，昏仆于地。”

    后金开国者们经常亲临前线，当然知道身先士卒的危险性。四贝勒皇太极喜欢带头冲锋陷阵，其父兄就不以为然，并一再对其这种行为予以劝止。例如在萨尔浒之战时，大贝勒代善与皇太极一起迎战刘綎，代善对皇太极说：“尔勿违我言，不得只身入阵，可立于后督战”；[7]在天命六年的沈阳之战中，皇太极欲亲自参战，努儿哈赤亦试图加以劝阻，道：“吾已令兵往击，汝勿前进，可领右侧兵驻于城边暸望之。”[8]

     多年来的浴血奋战使努儿哈赤积累了很多作战经验，《清太祖实录》癸巳年九月条记载，在万历二十一年的古勒山之战中，努儿哈赤提出了一些战术原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努儿哈赤要求部下在作战时专打敌军头目。他认为敌人“束兵部长众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领兵前进者，必头目也，吾等接战之，但伤其一二头目，彼兵必走。我兵虽少,奋力一战,可必胜耳。”史载，早在万历十四年的鹅尔浑之战中，努儿哈赤就在作战中有“专打头目”的行动了。《清太祖实录》丙戍年七月条记载，“（努儿哈赤）乘便往攻仇人尼康外郎，沿途诸部皆是仇敌，星夜越进，攻鹅尔浑城，克之。时尼康外郎不在城中，初城外有四十余人，不及进城，带妻子逃走，为首一人穿青棉甲，戴毡帽，太祖见之，疑是尼康外郎，单身直入四十人中，内一人箭射太祖胸旁，从肩后露镞，共中伤三十处，太祖不怯，犹奋勇射死八人，复斩一人，余众皆散。”在此战中，努儿哈赤怀疑一个戴毡帽、穿青棉甲的人是敌首领，遂对其进行追杀。总而言之，努儿哈赤提出的“专打头目”的战术，具体方法是在作战中，可以通过敌人的装束及是不是“领军前进者”来判断出那些是敌军头目，确定之后，再“伤其一二头目”。从大量的战例判断，打的主要手段是用箭射。这种战术已经成为了后金（满清）的经典战术了。

    明朝在与后金（满清）的数十年战争中，被后金用这种这术屡屡重创。

    萨尔浒之战中，明军西路军将领杜松身中十八箭而死。据《明史纪事本未补遗.辽左兵端》记载：“松，榆林人，守陕西与胡骑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敌人畏之，呼为杜太师而不名。被召过潞河，裸示人曰：‘杜松不解书，第不若文人惜死’。体创如疹，潞人为之挥涕”。（著名学者钱穆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明代》说：“杜松被满洲兵一箭射死，就因为他的帽子铁锈了，箭头穿胄而入”）

    明军共分兵四路。杜松的一路被歼后，马林及刘綎的两路军亦相继被歼。《明史.刘綎传》称：“刘綎所用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刘綎简直就是《三国演义》中描写的猛将的翻版。萨尔浒之战，刘綎给明朝的塘报称在进军的路途中遇上后金军五百余骑，明将马进忠“单骑杀入贼队”，[9]可见刘綎军队并不缺乏带头冲锋陷阵的将领。而刘綎在后来的作战中“中流矢，伤左臂。又战，移伤右臂，綎犹鏖战不已。自巳至酉，内外断绝，綎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手歼数十人而死。”[10]唯有李如柏一部因为急撤，得以保全。“萨尔浒战役”被后来的满清乾隆皇帝认定清朝“亿万年丕丕基实肇乎此（乾隆书萨尔浒战事碑文）”。

    其后，在明与后金的辽沈之战中，明朝的沈阳、辽阳失守，辽河以东地区尽落入后金之手。明将在后金的利箭之下几乎死亡殆尽。根据《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九》的记载，“贺世贤（副总兵）身被十四矢，中矢坠马而死”；“清兵万矢齐发，仲揆（副总兵）与金（副将）、名世（参将）及都司袁见龙、邓起龙等并死焉”；“罗一贯（副总兵）流矢中目，不能战，遂自刭”；“（以万人守闾阳的）祁秉忠被二刀三矢，夺围出，创重，卒于途”。

    在崇祯二年的后金攻明京师（北京）之战中，后金军主力避开明军重兵驻守的宁远、锦州，分兵三路，入关直指明京师。明廷急令各地兵马驰援，明督师袁崇焕闻警后率领诸部援军从宁锦赶回入卫北京，迎战后金军。袁崇焕的得力助手赵率教在遵化中箭阵亡，而袁崇焕本人也曾经中箭受伤。（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后来袁崇焕被崇祯枉杀，入援京师的另一明将满桂也战死。《明史.满桂传》记载满桂在与崇祯见面时，“桂解衣示创，帝深嘉叹”，这与在“萨尔浒之役”阵亡的杜松确有相似之处（上文已经提到杜松亦曾经“体创如疹”，“裸示人”）。而自袁崇焕、满桂、赵率教死后，“边事益无人”，明朝已经有了将要灭亡的迹象（《明史·满桂传》称：“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二人既殁，益无能办东事者”）。

    不知到底有多少明将在作战中被清军用箭射杀，已经很难对此作出一个准确的统计，另外，“流寇”张献忠也是在行军中被清军突然用箭射中。《明史.流贼传》记载了清军于顺治三年在盐亭界作战的情形：“献忠晓行，猝遇我兵(指清军)于凤凰坡，中矢坠马”，大名鼎鼎的张献忠就这样死掉了。


    三.乔装用间

    努儿哈赤第三个常用战术就是乔装用间，乱中取胜。《明史纪事本未补遗.辽左兵端》记载：“（刘綎）军次清风山，建州兵得杜松号矢，使谍弛绐之，令亟来合战。”刘綎中计，“深入三百里，至深河，大清兵击之而不动。已，乃张松旗帜，被其衣甲，绐綎。既入营，营中大乱，綎力战死。”[11]一部分后金军冒充杜松的士兵混入刘綎营中，内外夹击。刘綎在乱军中败死。

    萨尔浒之役后，后金对明作战时继续动用间谍。史载：“建州最工间谍，所在内应，而边营侦备甚疏，望风胆落，开原一带坚战，应时即破。”[12]

    另外，后金军在作战中不但冒充明军，甚至有时候还冒充女人。《明史纪事本未被遗.熊王功罪》记载，万历四十七年“十月，谍报建州遣兵诡女装，谋焚海州军粮，绝饷道。巡抚周永春以闻，请增兵戍镇江，以卫朝鲜贡道。”

    清军入关之后，讨伐南明，以致战火绵延不熄。二年之后，南明隆武帝朱聿键逃入汀州，追击的清军随之攻克汀州。关于清军攻克汀州的说法有多种，其中之一就是清军冒充明军攻克汀州，“有十馀骑叩城，曰扈跸者；开门纳之，则追骑也，遂执上与曾后。”[13]隆武帝在汀州被俘，随后被杀。

    就在隆武帝被杀的同一年，进入广东的清军伪装成明军，出其不意地占领广州，“清陷广州。清将佟养甲、李成栋，遣游击庞起龙伪为援兵求入城，城内信之，遂蜂拥而入。”[14]南明绍武政权宣告覆亡，绍武帝亦被俘杀。

    四.乘风破敌

    据《清太祖实录》天命三年四月初一条记载“萨尔浒之役”时：“大明营中枪炮连发，适大风骤起，其烟尘皆返向本营，迷罩昏黑，竟无分晓。我兵遂发矢冲入，破二万兵，掩杀殆尽，风尘遂止，（刘綎部监军）康应乾仅以身免。”这是后金军利用风向作战的一个战例。

    后金乘风进攻，明军逆风作战时使用火器，不单止影响了射程，还产生了副作用。例如郑成功军中戎幕杨英所撰的《先王实录》，记载了郑成功与清军在漳州作战的全过程：“（永历六年）十月初一日，虏札营对垒，见我营伍星布棋密，未敢轻进。至初三早，西北风盛发，占据风上遂分二股而来，先以一股冲我左边，中提督挥兵接战，约数合，胜负未分。继而我林内兵抄断其后，合兵逼进，虏遂披靡，被我兵逐杀，死者过半。余者败回，作一堆齐直冲我右边，右提督挥兵接战。我用火箭、火炮、神器齐发，时西风猛烈，火烟被风打回，对面昏黑，遮不见人。虏遂乘烟突冲，我兵不能相顾，溃散而走。藩（指郑成功）亲督戎旗等继进，已无及矣。虏遂遍野追来，我兵且战且退。藩架随回扎海澄。是晚查点，不见右提督黄山、礼武镇陈俸、右先锋廖敬、亲丁镇郭廷、护卫右镇洪承宪等回，已战没阵中矣。藩集诸将，欲治丧师之罪，尽杀之。甘辉言日：‘此番非人力不齐，将士不用命，乃反风所误。天时不顺，地利失据，以至败回，亦天未厌乱也。’藩默思良久日：‘尔言固是，但我见阵中旗帜未接即退者，此等不儆，将何以治兵？’于是定亢宿营林德先退，枭示徇军中，右冲镇柯鹏捆责削职。另议优恤阵亡将领家眷，并令礼官议礼，迎入忠臣庙祭享。”[15]

      后金常用的战术当然不止四个，到底有多少？恐怕亦难以准确统计，这次就说这四个战术，因为这四个战术，早在与明军的“萨尔浒之役”中就已经全部使用过，但后来在与明军交战时却仍旧屡次使用、屡次得手。可见，明军并没有吸收教训。


  [1]《明史纪事本未补遗.辽左兵端》
  [2]《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申朔条
  [3]《满文老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上册第76、77、78页
  [4]《明史.马林传》
  [5]《满文老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上册第82页
  [6]（明）黄道周《博物典汇》卷二十之“四夷”附奴酋
  [7]《满文老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上册第79页
  [8]《清太祖实录》天命六年三月十九日条
  [9]《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条
  [10]《明史纪事本未补遗.辽左兵端》
  [11]《明史.杨镐传》
  [12]《明史纪事本未补遗.熊王功罪》
  [13]（清）黄宗羲《隆武纪年（行朝录之一）》
  [14]（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
  [15]《先王实录校注》之51至52页，杨英撰，陈碧笙校注

-
    [原创]努儿哈赤在萨尔浒之战的几个经典战术

   作者：大好河山

    一.分兵夹击

    明末,女真人努儿哈赤崛起于东北的黑山白水间，经过多年奋斗,武力统一了分裂的女真族,建立后金，转而入侵明境,攻城掠池,向明朝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明廷决定从各地征调兵马,号称四十七万，由经略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兵分四路,用分进合击的作战方式来讨伐努儿哈赤。此战,明军还得到朝鲜和女真叶赫部军队的增援。后金针对分兵四路的明军，准备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明军。这就是著名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1]

      萨尔浒之役，后金集中兵力先后各个击破击破了大明杜松的西路军、马林的北路军、刘綎的东路军、阻击了回撤途中的李如柏的南路军。明军在战后元气大伤，从而导致双方的攻守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萨尔浒之战亦成为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著名的战例。

    后金在萨尔浒之战中，很多时候都采取了兵分两路、上下夹击的战术，即一路由山上往下冲，一路在山下进攻。显然，从山往下冲的好处是使骑兵只能前进而不方便后退，同时，俯冲也有利于射箭。

    先说后金与杜松的西路军作战时的情况。《明史.杜松传》记载，“时大清(即指当时的后金)方筑城界凡山上，役夫万五千，以精骑四百护之。闻松军至，精骑则尽伏谷口以待。松军过将半，伏兵尾击之，追至界凡渡口，与筑城夫合据山旁吉林崖。明日，松引大军围崖，别遣将营撒尔湖山上。松军攻崖，方战，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续遣二旗兵趋界凡以为援，而遣六旗兵攻松别将于撒尔湖山。明日，六旗兵大战，破撒尔湖山军，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驰下击松军，二旗兵亦直前夹击，松兵大败，松与梦麟、宣皆殁于阵。横尸亘山野，流血成渠。大清兵逐北二十里，至勺琴山而还。”《明实录》记载杜松在此战时，曾经“欲图占山头，以高临下”来迎战后金军，[2]无奈最终未能成功。

    再说后金与马林的北路军作战时的情况。《满文老档》记载后金军先击败明军左侧中路后营万余人，接着再迎战驻在尚间崖的马林：“大贝勒（代善）遣人至告汗（努儿哈赤）日：‘乃于尚间崖后有明一营兵掘壕扎寨。其兵约有四万。’汗闻报，未待后兵至，纵马驰往，日中午时抵达，观明兵营地日：‘我军先取山岭，自上而下冲击。照此进击，其兵必败！’甲士将上山以攻取山巅时，见明壕内兵与壕外兵合之。汗日：‘此兵来与我战也，我军停止仰攻山巅，下马步战。’大贝勒即往谕左翼二旗之兵下马，将下四五十人，大贝勒见明军来战，谓汗日：‘父，事急矣！明军已来战，我宜进击之！’遂策马迎敌冲入。于是两军交战，几经射杀，明军尽倒毙。另六旗兵见明军来战，不待整队而进，骑快者疾驰而往，骑慢者缓行，犹如拦截野兽，抵达即刻冲入，置明军所发枪炮于不顾，迎敌射杀，明军不敌而败遁。自是英明汗以不满万之兵败明兵四万，杀至尚间崖之野，逼敌投河，陷于泥地，又斩杀甚众。继而追歼败逃之兵，其上山之兵，围其山，分兵一半蹑其踪，尽杀之。自此回师往袭斐芬山另一营明兵，命半数兵下马；环重甲者执长矛及大刀在前，轻甲者自后射箭。另半数兵骑马殿后，向山上行，以围攻其大山。明军于山上树牌，发枪炮以击，我军全然来顾，一拥而上，遂破其挡牌。末刻，尽杀其一万兵，乃收兵。”[3]明将马林在这一役中“仅以数骑免”。[4]后金与马林部作战，原本也是准备采取了兵分两路、上下夹击的战术，但努儿哈赤临时随机改变了计划。

    后金与刘綎的东路军作战时的情况：《明史.刘綎传》记载，“綎已深入三百里，杜松军覆犹不知。复整众进，遇大清兵，綎引军登阿布达里冈，将布阵，大清兵亦登冈，出其上，而别以一军趋綎西。冈上军自高驰下，奋击綎军，綎殊死战。趋綎西者复从旁夹击，綎军不能支。大清兵乘势追击，遇綎后二营军。未及陈，复为大清兵所乘，大溃，綎战死。”

    最后说后金与李如柏的南路军作战时的情况：《满文老档》记载：“明兵四路出击，其三路被杀殆尽。杨都堂（即明军四路统帅杨镐）闻知，即令出清河边入呼兰路之兵撤回，此兵退时，为守呼兰路之哨卒二十人见之，遂立于山上，作后有大兵状，系帽于弓挥动招之。明军大惊，仓皇遁归，遂进攻明兵部队，杀四十余人，获马五十余匹。明兵仓皇奔逃时，毙马千余匹。”[5]后金阻击李如柏的南路军，与前三次作战相同的是都动用了骑兵，登高驰击。不过由于兵力较少，并没有象前三次作战那样采取兵分两路夹击的战术。


    二.专打头目

    努儿哈赤的在萨尔浒之战中所运用的另一个战术就是专打敌军的头目，这个战术的来龙去脉要从头细说。努儿哈赤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是建州左卫女真酋长猛哥贴木儿的后代，精通汉蒙女真语言，喜欢读《三国演义》及《水浒传》。[6]这些与战争有关的古典要籍无疑开拓了努儿哈赤的视野，对努儿哈赤后来指挥作战有积极的帮助。

    《三国演义》及《水浒传》等书写定于明代（三国、水浒、的故事，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甚至几个世纪的流传和积累，汇集历代书会人才、民间艺人的智慧，创作出各个系列故事集群，然后在明代分别由罗贯中、施耐庵在此基础上加工写定而生）。在《三国演义》及《水浒传》这两本书中，描写古代战争的场面时，将帅们总是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所向披麾。这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明代将帅率军打仗的真实写照。

    《明史.常遇春传》记载：“（常遇春）与大将军达帅兵北征。帝亲谕曰：‘当百万众，摧锋陷坚，莫如副将军。不虑不能战，虑轻战耳。身为大将，顾好与小校角，甚非所望也。’遇春拜谢。既行，以遇春兼太子少保，从下山东诸郡，取汴梁，进攻河南。元兵五万陈洛水北。遇春单骑突其阵，敌二十余骑攒朔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锋，大呼驰入，麾下壮士从之。敌大溃，追奔五十余里。”可见常遇春与《三国演义》中的猛将真的是很象。

    常遇春的例子并非特例，下面再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明成祖，此人在“靖难之役”时，也经常带头冲锋陷阵。据《明太宗实录》建文二年十一月条记载明成祖在与李景隆作战时“击敌辄先踊跃驰赴，日：‘见敌不杀，无勇矣！’”此战，明成祖“所乘马凡三易三被创，所射矢三服皆尽，乃提剑左右奋击，剑锋缺折不堪击，乃稍却”，后来更“易剑以劲骑绕出敌后，突入驰击”。《明史.成祖本纪》亦记载明成祖在靖难战争时“亲战阵，冒矢石，以身先士卒，常乘胜逐北，然亦屡濒于危。”《明史.成祖本纪》提到明成祖似乎曾经和建文帝将领平安单打独斗，“平安转战，遇王于北坂，王几为安槊所及。番骑王骐跃入阵，掖王逸去”。

    第二个例子是明代万历年间抗倭援朝的碧蹄馆之战，明将和倭将对决。《明史.李如松传》记载，“朝鲜人以贼弃王京告。如松信之，将轻骑趋碧蹄馆。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围数重。如松督部下鏖战。一金甲倭搏如松急，指挥李有声殊死救，被杀。如柏、宁等奋前夹击，如梅射金甲倭坠马，杨元兵亦至，斫重围入，倭乃退，官军丧失甚多。会天久雨，骑入稻畦中不得逞。倭背岳山，面汉水，联营城中，广树飞楼，箭砲不绝，官军乃退驻开城”。

    由上面例子可以看出，明代经常有带头冲锋陷阵的将帅。

    熟读《三国演义》及《水浒传》的努儿哈赤，在刚开始的作战生涯中，也经常带头冲锋陷阵。《清太祖实录》癸已年六月条记载富儿蒙奇寨之战，努儿哈赤在诱敌时：“独身为殿后以诱之。于是敌兵追至，前一人举刀迎之，后三人并马来战。太祖自思，后追者三人无妨，若前一人迎面来，恐伤面目，欲射之，时敌在右，不便于射，因转弓过马首，射中敌人马腹。其马惊跃，后三人乘太祖发矢之会，一齐杀来，太祖马惊几坠，幸右足板鞍，仅得复骑，发一矢射孟革卜卤马仆地，其家人代因布禄将自马与主乘之，代因布禄步奔而回。太祖仍率马兵三人，步兵二十余迎之，败其敌众，杀兵十二人，获甲六副，马十八匹而回。”

    不过，上得山多终遇虎，努儿哈赤经常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就必然会在作战中付出血的代价。《清太祖实录》甲申岁六月条记载翁克洛城之战：“太祖登房跨脊上，射城内之人，被城内鹅儿古尼一箭正中其首，透盔伤肉深指许。太祖拨箭，见城内一人奔走于烟突僻处，太祖即以所拨之箭射之，穿两腿，应弦而倒。太祖箭伤，血流至足，犹弯弓射不已。时一人名老科，乘火烟暗发一矢，正中太祖项，镞卷如钩，拨出带肉两块，众见太祖被伤，俱登屋欲扶回。太祖日：‘尔等勿得近前，恐敌知觉，待我从容自下。’项血涌出，太祖以手捂箭眼，挂弓下屋，伏二人肩上，昏仆于地。”

    后金开国者们经常亲临前线，当然知道身先士卒的危险性。四贝勒皇太极喜欢带头冲锋陷阵，其父兄就不以为然，并一再对其这种行为予以劝止。例如在萨尔浒之战时，大贝勒代善与皇太极一起迎战刘綎，代善对皇太极说：“尔勿违我言，不得只身入阵，可立于后督战”；[7]在天命六年的沈阳之战中，皇太极欲亲自参战，努儿哈赤亦试图加以劝阻，道：“吾已令兵往击，汝勿前进，可领右侧兵驻于城边暸望之。”[8]

     多年来的浴血奋战使努儿哈赤积累了很多作战经验，《清太祖实录》癸巳年九月条记载，在万历二十一年的古勒山之战中，努儿哈赤提出了一些战术原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努儿哈赤要求部下在作战时专打敌军头目。他认为敌人“束兵部长众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领兵前进者，必头目也，吾等接战之，但伤其一二头目，彼兵必走。我兵虽少,奋力一战,可必胜耳。”史载，早在万历十四年的鹅尔浑之战中，努儿哈赤就在作战中有“专打头目”的行动了。《清太祖实录》丙戍年七月条记载，“（努儿哈赤）乘便往攻仇人尼康外郎，沿途诸部皆是仇敌，星夜越进，攻鹅尔浑城，克之。时尼康外郎不在城中，初城外有四十余人，不及进城，带妻子逃走，为首一人穿青棉甲，戴毡帽，太祖见之，疑是尼康外郎，单身直入四十人中，内一人箭射太祖胸旁，从肩后露镞，共中伤三十处，太祖不怯，犹奋勇射死八人，复斩一人，余众皆散。”在此战中，努儿哈赤怀疑一个戴毡帽、穿青棉甲的人是敌首领，遂对其进行追杀。总而言之，努儿哈赤提出的“专打头目”的战术，具体方法是在作战中，可以通过敌人的装束及是不是“领军前进者”来判断出那些是敌军头目，确定之后，再“伤其一二头目”。从大量的战例判断，打的主要手段是用箭射。这种战术已经成为了后金（满清）的经典战术了。

    明朝在与后金（满清）的数十年战争中，被后金用这种这术屡屡重创。

    萨尔浒之战中，明军西路军将领杜松身中十八箭而死。据《明史纪事本未补遗.辽左兵端》记载：“松，榆林人，守陕西与胡骑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敌人畏之，呼为杜太师而不名。被召过潞河，裸示人曰：‘杜松不解书，第不若文人惜死’。体创如疹，潞人为之挥涕”。（著名学者钱穆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明代》说：“杜松被满洲兵一箭射死，就因为他的帽子铁锈了，箭头穿胄而入”）

    明军共分兵四路。杜松的一路被歼后，马林及刘綎的两路军亦相继被歼。《明史.刘綎传》称：“刘綎所用镔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刘綎简直就是《三国演义》中描写的猛将的翻版。萨尔浒之战，刘綎给明朝的塘报称在进军的路途中遇上后金军五百余骑，明将马进忠“单骑杀入贼队”，[9]可见刘綎军队并不缺乏带头冲锋陷阵的将领。而刘綎在后来的作战中“中流矢，伤左臂。又战，移伤右臂，綎犹鏖战不已。自巳至酉，内外断绝，綎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手歼数十人而死。”[10]唯有李如柏一部因为急撤，得以保全。“萨尔浒战役”被后来的满清乾隆皇帝认定清朝“亿万年丕丕基实肇乎此（乾隆书萨尔浒战事碑文）”。

    其后，在明与后金的辽沈之战中，明朝的沈阳、辽阳失守，辽河以东地区尽落入后金之手。明将在后金的利箭之下几乎死亡殆尽。根据《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九》的记载，“贺世贤（副总兵）身被十四矢，中矢坠马而死”；“清兵万矢齐发，仲揆（副总兵）与金（副将）、名世（参将）及都司袁见龙、邓起龙等并死焉”；“罗一贯（副总兵）流矢中目，不能战，遂自刭”；“（以万人守闾阳的）祁秉忠被二刀三矢，夺围出，创重，卒于途”。

    在崇祯二年的后金攻明京师（北京）之战中，后金军主力避开明军重兵驻守的宁远、锦州，分兵三路，入关直指明京师。明廷急令各地兵马驰援，明督师袁崇焕闻警后率领诸部援军从宁锦赶回入卫北京，迎战后金军。袁崇焕的得力助手赵率教在遵化中箭阵亡，而袁崇焕本人也曾经中箭受伤。（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后来袁崇焕被崇祯枉杀，入援京师的另一明将满桂也战死。《明史.满桂传》记载满桂在与崇祯见面时，“桂解衣示创，帝深嘉叹”，这与在“萨尔浒之役”阵亡的杜松确有相似之处（上文已经提到杜松亦曾经“体创如疹”，“裸示人”）。而自袁崇焕、满桂、赵率教死后，“边事益无人”，明朝已经有了将要灭亡的迹象（《明史·满桂传》称：“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二人既殁，益无能办东事者”）。

    不知到底有多少明将在作战中被清军用箭射杀，已经很难对此作出一个准确的统计，另外，“流寇”张献忠也是在行军中被清军突然用箭射中。《明史.流贼传》记载了清军于顺治三年在盐亭界作战的情形：“献忠晓行，猝遇我兵(指清军)于凤凰坡，中矢坠马”，大名鼎鼎的张献忠就这样死掉了。


    三.乔装用间

    努儿哈赤第三个常用战术就是乔装用间，乱中取胜。《明史纪事本未补遗.辽左兵端》记载：“（刘綎）军次清风山，建州兵得杜松号矢，使谍弛绐之，令亟来合战。”刘綎中计，“深入三百里，至深河，大清兵击之而不动。已，乃张松旗帜，被其衣甲，绐綎。既入营，营中大乱，綎力战死。”[11]一部分后金军冒充杜松的士兵混入刘綎营中，内外夹击。刘綎在乱军中败死。

    萨尔浒之役后，后金对明作战时继续动用间谍。史载：“建州最工间谍，所在内应，而边营侦备甚疏，望风胆落，开原一带坚战，应时即破。”[12]

    另外，后金军在作战中不但冒充明军，甚至有时候还冒充女人。《明史纪事本未被遗.熊王功罪》记载，万历四十七年“十月，谍报建州遣兵诡女装，谋焚海州军粮，绝饷道。巡抚周永春以闻，请增兵戍镇江，以卫朝鲜贡道。”

    清军入关之后，讨伐南明，以致战火绵延不熄。二年之后，南明隆武帝朱聿键逃入汀州，追击的清军随之攻克汀州。关于清军攻克汀州的说法有多种，其中之一就是清军冒充明军攻克汀州，“有十馀骑叩城，曰扈跸者；开门纳之，则追骑也，遂执上与曾后。”[13]隆武帝在汀州被俘，随后被杀。

    就在隆武帝被杀的同一年，进入广东的清军伪装成明军，出其不意地占领广州，“清陷广州。清将佟养甲、李成栋，遣游击庞起龙伪为援兵求入城，城内信之，遂蜂拥而入。”[14]南明绍武政权宣告覆亡，绍武帝亦被俘杀。

    四.乘风破敌

    据《清太祖实录》天命三年四月初一条记载“萨尔浒之役”时：“大明营中枪炮连发，适大风骤起，其烟尘皆返向本营，迷罩昏黑，竟无分晓。我兵遂发矢冲入，破二万兵，掩杀殆尽，风尘遂止，（刘綎部监军）康应乾仅以身免。”这是后金军利用风向作战的一个战例。

    后金乘风进攻，明军逆风作战时使用火器，不单止影响了射程，还产生了副作用。例如郑成功军中戎幕杨英所撰的《先王实录》，记载了郑成功与清军在漳州作战的全过程：“（永历六年）十月初一日，虏札营对垒，见我营伍星布棋密，未敢轻进。至初三早，西北风盛发，占据风上遂分二股而来，先以一股冲我左边，中提督挥兵接战，约数合，胜负未分。继而我林内兵抄断其后，合兵逼进，虏遂披靡，被我兵逐杀，死者过半。余者败回，作一堆齐直冲我右边，右提督挥兵接战。我用火箭、火炮、神器齐发，时西风猛烈，火烟被风打回，对面昏黑，遮不见人。虏遂乘烟突冲，我兵不能相顾，溃散而走。藩（指郑成功）亲督戎旗等继进，已无及矣。虏遂遍野追来，我兵且战且退。藩架随回扎海澄。是晚查点，不见右提督黄山、礼武镇陈俸、右先锋廖敬、亲丁镇郭廷、护卫右镇洪承宪等回，已战没阵中矣。藩集诸将，欲治丧师之罪，尽杀之。甘辉言日：‘此番非人力不齐，将士不用命，乃反风所误。天时不顺，地利失据，以至败回，亦天未厌乱也。’藩默思良久日：‘尔言固是，但我见阵中旗帜未接即退者，此等不儆，将何以治兵？’于是定亢宿营林德先退，枭示徇军中，右冲镇柯鹏捆责削职。另议优恤阵亡将领家眷，并令礼官议礼，迎入忠臣庙祭享。”[15]

      后金常用的战术当然不止四个，到底有多少？恐怕亦难以准确统计，这次就说这四个战术，因为这四个战术，早在与明军的“萨尔浒之役”中就已经全部使用过，但后来在与明军交战时却仍旧屡次使用、屡次得手。可见，明军并没有吸收教训。


  [1]《明史纪事本未补遗.辽左兵端》
  [2]《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申朔条
  [3]《满文老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上册第76、77、78页
  [4]《明史.马林传》
  [5]《满文老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上册第82页
  [6]（明）黄道周《博物典汇》卷二十之“四夷”附奴酋
  [7]《满文老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上册第79页
  [8]《清太祖实录》天命六年三月十九日条
  [9]《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条
  [10]《明史纪事本未补遗.辽左兵端》
  [11]《明史.杨镐传》
  [12]《明史纪事本未补遗.熊王功罪》
  [13]（清）黄宗羲《隆武纪年（行朝录之一）》
  [14]（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初编》卷二十
  [15]《先王实录校注》之51至52页，杨英撰，陈碧笙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