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中国企业家很软弱 没勇气抗衡政府不当行为

tech.ifeng.com/it/detail_2012_11/07/18914876_0.shtml

在接受《财经》杂志的专访时，联想集团
掌门人柳传志先生坦率承认，他所代表的整个
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阶层。”软弱表现为
如下两点，其一是不敢抗争：“面对政府的不
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
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其二是缺乏公共
关怀：“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
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强权面前，谁都是弱者，企业家——哪怕
是柳传志那样的大企业家——也不能例外。但
是，中国企业家其实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在公
共空间中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当下中国社会
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多元与复杂。这注定了有
太多缝隙，可为新思想和新力量的生长提供空
间。
如学者孙立平早就指出的，当下中国的一
个严重危机，即社会断裂。各个族群彼此远
离，彼此隔膜，彼此误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
累积着怨愤乃至仇恨。其中最危险的断裂，则
是中产和企业家阶层，跟底层民众的断裂。
本质上，中产和企业家阶层，跟整个的底
层，面对的往往是同一个问题，即法治的缺
位，其共同的命运和目标也最需要形成合力。
但偏偏在最需要合力之时，社会断裂却在不断
扩大。这决非国家和民族之福。
这应主要归咎于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
当下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的精神气
质，与学者金雁在她的新著《倒转“红轮”：俄
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中，所着重解剖的19
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非常接近。
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是一个正在
觉醒的阶层，是一个开始具有人道与悲悯情怀
的阶层，是一个有良知有追求的阶层。所有这
些，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
夫、果戈理、赫尔岑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展
现。他们可以说是俄国思想启蒙的先驱。但
是，他们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消弭底层
民众对他们的深刻怀疑乃至仇恨。贵族与底层
尖锐对立，这种对立甚至有时候超过了专制统
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这是俄国民粹主
义狂飙突进，最终引爆“十月革命”的重要原
因。俄国的整个军功贵族，先是在革命浪潮中
被迅速边缘化，接着被当作革命的敌人，最终
被全部打倒。
为什么努力了而没能得到正果呢？换句话
说，为什么俄国贵族与底层的冲突不能解决
呢？最致命的因素，在于贵族自身的人性弱
点，即他们的二元人格。他们的大脑往往是清
醒的，但是他们的屁股则坐在既得利益这一
边，坐在特权这一边。清醒的大脑指挥不了屁
股，反而被屁股所制约。这就导致了他们思与
行、言与行的分裂。他们思想上反对沙皇，现
实中却受沙皇的恩宠，因为沙皇的恩宠不劳而
获、养尊处优。他们明知这不道德，所以他们
不断地自责，不断地忏悔。但在行动上，他们
却不能果断拒绝恩宠，不能拒绝自己的既得利
益。他们没有完成自我救赎，也就不可能得到
底层民众尤其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原谅。一旦革
命突如其来，他们就只能被全面清算。
今天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跟当
年俄国的军功贵族何其相似？他们往往跟权力
走得太近，往往因与权力的近距离而受荫庇，
其财富的得来往往不明不白，即往往都有人们
通常所说的“原罪”。但是，跟俄国军功贵族不
同的是，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缺乏
内心的自审，缺乏忏悔和自救能力。所以，中
国当下的社会断裂，尤其是企业家阶层与底层
民众的断裂，可能比当年俄国军功贵族跟底层
民众的断裂更严重。中国底层民众的仇富情结
及均贫富的要求，也就比当年俄国底层更强
烈。
其实，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蕴藏着良知的巨
大冲动、善的巨大冲动，只是太缺乏能够容纳
这些冲动的制度环境及相应的组织平台。这让
我想起了中国的一群顶尖企业家，他们通过阿
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平台，承担自己的环保
与社会责任。而创办SEE的初衷，是要在资本
的上面生长精神。它不止是救世，更是自救，
即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自我救赎。这种自我救赎
之于社会和解，之于社会力量的整合，无疑具
有关键的作用。
如果SEE这样的社会实验在社会上充分普
及，因而变得很平常很平淡了，那时，中国企
业家阶层的自我救赎也就做得差不多了，中国
社会的整合与和解的前景就非常广阔了，被清
算、被打倒的噩梦也就不会再来。tech.ifeng.com/it/detail_2012_11/07/18914876_0.shtml

在接受《财经》杂志的专访时，联想集团
掌门人柳传志先生坦率承认，他所代表的整个
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阶层。”软弱表现为
如下两点，其一是不敢抗争：“面对政府的不
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
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其二是缺乏公共
关怀：“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
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强权面前，谁都是弱者，企业家——哪怕
是柳传志那样的大企业家——也不能例外。但
是，中国企业家其实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在公
共空间中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当下中国社会
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多元与复杂。这注定了有
太多缝隙，可为新思想和新力量的生长提供空
间。
如学者孙立平早就指出的，当下中国的一
个严重危机，即社会断裂。各个族群彼此远
离，彼此隔膜，彼此误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
累积着怨愤乃至仇恨。其中最危险的断裂，则
是中产和企业家阶层，跟底层民众的断裂。
本质上，中产和企业家阶层，跟整个的底
层，面对的往往是同一个问题，即法治的缺
位，其共同的命运和目标也最需要形成合力。
但偏偏在最需要合力之时，社会断裂却在不断
扩大。这决非国家和民族之福。
这应主要归咎于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
当下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的精神气
质，与学者金雁在她的新著《倒转“红轮”：俄
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中，所着重解剖的19
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非常接近。
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是一个正在
觉醒的阶层，是一个开始具有人道与悲悯情怀
的阶层，是一个有良知有追求的阶层。所有这
些，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
夫、果戈理、赫尔岑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展
现。他们可以说是俄国思想启蒙的先驱。但
是，他们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消弭底层
民众对他们的深刻怀疑乃至仇恨。贵族与底层
尖锐对立，这种对立甚至有时候超过了专制统
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这是俄国民粹主
义狂飙突进，最终引爆“十月革命”的重要原
因。俄国的整个军功贵族，先是在革命浪潮中
被迅速边缘化，接着被当作革命的敌人，最终
被全部打倒。
为什么努力了而没能得到正果呢？换句话
说，为什么俄国贵族与底层的冲突不能解决
呢？最致命的因素，在于贵族自身的人性弱
点，即他们的二元人格。他们的大脑往往是清
醒的，但是他们的屁股则坐在既得利益这一
边，坐在特权这一边。清醒的大脑指挥不了屁
股，反而被屁股所制约。这就导致了他们思与
行、言与行的分裂。他们思想上反对沙皇，现
实中却受沙皇的恩宠，因为沙皇的恩宠不劳而
获、养尊处优。他们明知这不道德，所以他们
不断地自责，不断地忏悔。但在行动上，他们
却不能果断拒绝恩宠，不能拒绝自己的既得利
益。他们没有完成自我救赎，也就不可能得到
底层民众尤其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原谅。一旦革
命突如其来，他们就只能被全面清算。
今天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跟当
年俄国的军功贵族何其相似？他们往往跟权力
走得太近，往往因与权力的近距离而受荫庇，
其财富的得来往往不明不白，即往往都有人们
通常所说的“原罪”。但是，跟俄国军功贵族不
同的是，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缺乏
内心的自审，缺乏忏悔和自救能力。所以，中
国当下的社会断裂，尤其是企业家阶层与底层
民众的断裂，可能比当年俄国军功贵族跟底层
民众的断裂更严重。中国底层民众的仇富情结
及均贫富的要求，也就比当年俄国底层更强
烈。
其实，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蕴藏着良知的巨
大冲动、善的巨大冲动，只是太缺乏能够容纳
这些冲动的制度环境及相应的组织平台。这让
我想起了中国的一群顶尖企业家，他们通过阿
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平台，承担自己的环保
与社会责任。而创办SEE的初衷，是要在资本
的上面生长精神。它不止是救世，更是自救，
即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自我救赎。这种自我救赎
之于社会和解，之于社会力量的整合，无疑具
有关键的作用。
如果SEE这样的社会实验在社会上充分普
及，因而变得很平常很平淡了，那时，中国企
业家阶层的自我救赎也就做得差不多了，中国
社会的整合与和解的前景就非常广阔了，被清
算、被打倒的噩梦也就不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