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大航海为何失败:海权受社会形态直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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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的大航海为何失败:海权受社会形态直接决定
2012年10月17日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赵楚




核心提示: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否具备海权性质,并非取决于其拥有的舰船或大炮的力量,海权首先是一种社会的普遍意识,而且这种意识是世界观性质的,是全球化的思维,而不是在传统的地缘或政治利益上的盘算。

本文摘自《中国科学报》2012-09-03第B4版,作者:赵楚,原题:郑和的大航海为什么失败

近年来,有人不时回顾郑和下西洋的伟大经历,感慨道:要是明初继续支持郑和的大航海活动,则后来泰西列强对东南亚的殖民历史必将改写,从而今日也不会有主权争议的麻烦云云。

然而,历史学面对的不是实际未发生的可能之事。郑和的航海活动不能改变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中国文明的力量也并未因为这些活动而完成从陆权向海权的转变。此中自有至今仍值得汲取的教训。

史载郑和的首次远航发生于1405年,相距后来的“地理大发现”要早差不多100年。尽管后世历史学家对郑和航海的贸易意义有特别的强调和罗列,但历史学家推测,郑和航海还是为了宣达国威,巩固朝贡体系,其次则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再次才是所谓“互市”的经济利益。

中国自古作为幅员广大的国家,因为物品丰富,以及儒家教化对于方外珍奇的鄙视,使得朝廷不可能有直接追求史无前例的经济财富的政策理念。而推动西班牙和葡萄牙探索遥远海路的冒险,除了宗教的原因之外,垄断香料贸易、寻找金银矿藏的经济动因始终是首要的。这也与当时欧洲兴起中的列国竞争环境有关,归根结底,也可以说有安全的根本需求在起作用。但就中国大的政治地理环境而言,朝贡体系本身是一种获取和保障安全的现实主义与低成本政策,一旦这种体系随新王朝的巩固而完善,则外部的安全危机基本就能处于被有效管理的状态。

再就明初的国防需要而言,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始终是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明成祖迁都北京,说服士大夫阶层的理由就是防止北方蒙元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明朝对南洋海外宣表威力,是为向北的战略攻防服务的,国家不可能长期投入巨量资源支持这样的战略间接路线。

而且,在航海技术方面,史载和传说中的巨大宝船建造科技是否真实呢?从欧洲风帆战舰时代的实际情形看,中国在此时期建造出适合远洋航行的巨大木质风帆舰船,是可能的,但即令承认造船技术上的可行性,郑和大航海活动的结果,依然是难以按照我们愿望的脚本发展。通过对欧洲海权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海权与技术并非直接关联,而是受社会形态的直接决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先的时代,他们并未建成堪与后世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比拟的殖民体系,因为这种体系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体系,而且是基于现代工业和社会价值的全球体系。

新兴的英式殖民体系与近代化工业、市场活动相表里,蒸汽机动力的钢铁巨舰有机地把全球基地体系和市场体系连为一体,成了军事、经济和政治三位一体的全球化怪兽。这在郑和时代都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即使考虑到明清岭南人民自发的下南洋谋生活动,虽然也动人心弦,但依然不具备与西方殖民历史类比的含义。回到本文开头,在明初社会,无论技术上,还是经济制度上,都不可能支持国民对南海,尤其是今日争议的南沙一带,做大规模、产业化的开发。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否具备海权性质,并非取决于其拥有的舰船或大炮的力量,海权首先是一种社会的普遍意识,而且这种意识是世界观性质的,是全球化的思维,而不是在传统的地缘或政治利益上的盘算。在此前提下,社会从政治到产业制度,乃至普遍的伦理都支持海权的扩张,并视其为全社会重大和核心的共同利益。

所以,郑和麾下神奇、辉煌的大航海舰队消失于往日的迷雾中,是很自然的历史进程,中国人的海权之路,今日才算真正开始。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2_10/17/18316826_0.shtml


郑和的大航海为何失败:海权受社会形态直接决定
2012年10月17日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赵楚




核心提示: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否具备海权性质,并非取决于其拥有的舰船或大炮的力量,海权首先是一种社会的普遍意识,而且这种意识是世界观性质的,是全球化的思维,而不是在传统的地缘或政治利益上的盘算。

本文摘自《中国科学报》2012-09-03第B4版,作者:赵楚,原题:郑和的大航海为什么失败

近年来,有人不时回顾郑和下西洋的伟大经历,感慨道:要是明初继续支持郑和的大航海活动,则后来泰西列强对东南亚的殖民历史必将改写,从而今日也不会有主权争议的麻烦云云。

然而,历史学面对的不是实际未发生的可能之事。郑和的航海活动不能改变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中国文明的力量也并未因为这些活动而完成从陆权向海权的转变。此中自有至今仍值得汲取的教训。

史载郑和的首次远航发生于1405年,相距后来的“地理大发现”要早差不多100年。尽管后世历史学家对郑和航海的贸易意义有特别的强调和罗列,但历史学家推测,郑和航海还是为了宣达国威,巩固朝贡体系,其次则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再次才是所谓“互市”的经济利益。

中国自古作为幅员广大的国家,因为物品丰富,以及儒家教化对于方外珍奇的鄙视,使得朝廷不可能有直接追求史无前例的经济财富的政策理念。而推动西班牙和葡萄牙探索遥远海路的冒险,除了宗教的原因之外,垄断香料贸易、寻找金银矿藏的经济动因始终是首要的。这也与当时欧洲兴起中的列国竞争环境有关,归根结底,也可以说有安全的根本需求在起作用。但就中国大的政治地理环境而言,朝贡体系本身是一种获取和保障安全的现实主义与低成本政策,一旦这种体系随新王朝的巩固而完善,则外部的安全危机基本就能处于被有效管理的状态。

再就明初的国防需要而言,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始终是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明成祖迁都北京,说服士大夫阶层的理由就是防止北方蒙元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明朝对南洋海外宣表威力,是为向北的战略攻防服务的,国家不可能长期投入巨量资源支持这样的战略间接路线。

而且,在航海技术方面,史载和传说中的巨大宝船建造科技是否真实呢?从欧洲风帆战舰时代的实际情形看,中国在此时期建造出适合远洋航行的巨大木质风帆舰船,是可能的,但即令承认造船技术上的可行性,郑和大航海活动的结果,依然是难以按照我们愿望的脚本发展。通过对欧洲海权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海权与技术并非直接关联,而是受社会形态的直接决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领先的时代,他们并未建成堪与后世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比拟的殖民体系,因为这种体系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体系,而且是基于现代工业和社会价值的全球体系。

新兴的英式殖民体系与近代化工业、市场活动相表里,蒸汽机动力的钢铁巨舰有机地把全球基地体系和市场体系连为一体,成了军事、经济和政治三位一体的全球化怪兽。这在郑和时代都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即使考虑到明清岭南人民自发的下南洋谋生活动,虽然也动人心弦,但依然不具备与西方殖民历史类比的含义。回到本文开头,在明初社会,无论技术上,还是经济制度上,都不可能支持国民对南海,尤其是今日争议的南沙一带,做大规模、产业化的开发。

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否具备海权性质,并非取决于其拥有的舰船或大炮的力量,海权首先是一种社会的普遍意识,而且这种意识是世界观性质的,是全球化的思维,而不是在传统的地缘或政治利益上的盘算。在此前提下,社会从政治到产业制度,乃至普遍的伦理都支持海权的扩张,并视其为全社会重大和核心的共同利益。

所以,郑和麾下神奇、辉煌的大航海舰队消失于往日的迷雾中,是很自然的历史进程,中国人的海权之路,今日才算真正开始。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xueyuan/detail_2012_10/17/18316826_0.shtml


东西方进行大航海的目的各有不同。邓和的大航海并不能为当时的明帝国带来经济利益,说白了就是亏本生意。国家财政一旦不能承担相关的费用,邓和的大航海活动自然而然就会不再进行。
从远的说,夷夏之防
从近的说,太平盛世
简单来说,中国古代缺乏海洋意识,就是因为当年中国人太富有,不需要被逼到去海路上找财富。——当然,这是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的。

西欧大航海运动的兴起,直接原因还不就是因为连各国的王室都穷到抓瞎了,都想着急打开通往东方“黄金之国”的海上通道吗。
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几样奢侈品——丝绸,瓷器,香料
郑和用丝绸和瓷器换来的是香料,貌似不能说亏本吧?
后来明朝发不出官饷,还用郑和带回来的胡椒抵资,胡椒在当时可是类似现在LV包一样的东西吧...虽说比喻不是很恰当。
问题是在那个年代,有人配得上做中国的对手吗?好像放眼望去没有了,蒙古人把世界霍霍了个遍,东方和西方都够呛,明朝建立后应当说是当时世界的超级大国了,就如当今之美国一样,整合没事带着第一,二,三,四,五,六七联合舰队走趟大洋,这腕没人比哇,而且时间也不断,一个国家一个王朝,如果这么长时间左右无敌手,自然会懈怠啊。
一个人之所以强,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对手。
美国是超级大国,那功劳一半也要贵苏联,没有强大的苏联,也就没有强大的美国,看看没了苏联以后美国堕落成什么样了,再这么十几年,美国真的要堕落了,所以四下找对手呢,美国也怕嘛。
所以郑和大航海不能说是失败,生不逢时,或者说在当时已经做到头了,没法超越了。
想想吧,美国也不暂停了登月计划嘛。
{:soso_e140:}郑和远航的性质跟欧洲列强远航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一个去送钱,一个去抢钱;一个给国家的财富积累意义不明显,一个给国家带来大量的财富土地劳动力.
归根到底,两种意识形态,虽然同为封建社会,受教化完全不同一个层次,一个希望让人心悦诚服,一个用让人暴力屈服.差太远了.
郑和的大航海不能说是失败吧,或者说成本收益看是失败,政治目的上看算是一定程度成功的。欧洲航海服务的是商业不仅是政治,获得的是生产要素和市场的延伸,海权的形成最终服务于本国工商业的提升。西班牙和葡萄牙掠夺式拓殖属于低等层次
士大夫见不得皇帝有钱,就这样吧
那时候公知jy较多,见不到朝廷有所作为,如果那时候学欧洲殖民的话,会被这些假仁义的公知们批死的。
中国人的海权之路,今日才算真正开始!说的好!海军要有这种历史使命感!
我觉得是当时的中华生活环境太安逸了,外面环境异常恶劣始,终认为自己所在地方才是上土,其余都是不毛之地。我在东北工作一段时间都觉得环境不适,想回南方。自然在当时国内最强时期不愿意拓展那些认为的不毛之地。
我觉得是当时的中华生活环境太安逸了,外面环境异常恶劣始,终认为自己所在地方才是上土,其余都是不毛之地。我在东北工作一段时间都觉得环境不适,想回南方。自然在当时国内最强时期不愿意拓展那些认为的不毛之地。
士大夫见不得皇帝有钱,就这样吧
士大夫容不得皇帝成为他们的商业对手。也巧了,永乐的儿子孙子都是软蛋。换了正德或者嘉靖哪怕正统,没准就坚持下去了。
铅笔刀o 发表于 2012-10-17 21:42
我觉得是当时的中华生活环境太安逸了,外面环境异常恶劣始,终认为自己所在地方才是上土,其余都是不毛之地 ...
没错 没有利益谁去干啊
郑和的失败不是官方航海的失败和没有商人从事航海的失败,而是官方没有从海外贸易中获利,那些富商都是走私获利,士大夫一面玩官商勾结走私获利,另一方面玩清高为反对而反对。开源节流,不从海外贸易中想办法根本不行,正德以前都没有海关税收。
看完这篇文章,心理很复杂啊。。有点想法不吐不快。
第一点:文章透露出作者对西方的崇拜 和对自己国家的矮化
  1.文章中举出的四个国家:中英葡西。后三个国家无论是人口还是土地资源,充其量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份,2者统治者的思考方式是不可能一样的。举个例子,一个四口之家 和一个拥有几十号甚至上百号的家族, 二者的家长考虑的问题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四口之家再富有家长也只有考虑四口人加上平时交往密切的几个人而已,而一个家族再穷,族长也要考虑上百号人。把二者的思维方式作为对比,明显就是不恰当的
2.欧洲搞大航海, 也不是像作者所说的什么有全球化的世界观,而是他们对于资源的渴望,俗话说“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但当时欧洲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我相信当土耳其消灭东罗马帝国的时候,也消灭了欧洲向东看的愿望,所以欧洲才不得不向西看。这种以结果来推导开始的想法,借此过度拔高西方, 真是让人恶心
3.退一步说,就像作者所说 那3个国家有那样的思维方式又如何,结果还是没有经历住时间的洗礼。看看现在英国,葡萄牙,西班牙。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的么大意是:如果没有美国,欧洲只不过是亚欧大陆上一个不起眼的半岛而已。 反观我国尽管经历了近代那么屈辱的时代,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的领土,但还是保留住了我国再次崛起的基础(足够的人口、土地、资源),谁胜谁负不是一目了然么。为什么已经有如此现实在眼前,不知是真没看见还是选择性失明。
从作者的心理 我想我们国家的历史包袱确实太重了,我们现在看西方 不只是看到现在在危机中挣扎的西方,还有8 90年代我国刚改革开放 和 击败苏联的西方,更有近代以来世界中心的西方。而我们看中国同样是三个中国,古代极度辉煌的中国,近代极度屈辱的中国,还是现在纠结的中国(似强非强,似弱非弱)
所以对西方是又恨又怕。对外政策搞起来让人看起来异常奇怪,又强又弱。从这次钓鱼岛上看得异常明显。
第二点,看到大家对海权如此憧憬,渴望中国成为一个海权国家。 但是我认为我国不可能也不会成为一个海权国家。
1.从地缘上 我国是绝对的大陆国家,尽管沿海有12个省份和直辖市,但是主要的人口和资源 土地 都是在大陆腹地。从现在我国的产业布局上看,全国绝大部分科技,人才,经济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 这三个沿海地带,而我国的中西部却是相当落后。这使得我国的经济成果显的十分脆弱,从发展方式上说,这三十年以来,大量中西部的劳工涌向沿海,造就沿海的飞速发展,但也透支中西部的人力资源,使得中西部的发展异常困难,君不见中西部大量出现的老人小孩乡村,而当当初外出的第一批农民工回到家乡的时候已到暮年,无力建设,而二代农民工即不熟悉也不愿意回到家乡。同时,沿海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大量的人口聚集使得我国本已十分低的人均占有资源,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少数几个大城市,再加上外国人的加入,使得沿海地区的竞争压力过大,使得本来可以用来建设中西部的资源却消耗在过度竞争中。这种发展方式不可能持续下去,如不改变,就算我国不陷入动乱,也会使我国的发展失去活力。
2.要成为海权国家,必须具有干涉他国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就像当然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敲开中国的那样,如果有一天有的国家竖起贸易壁垒了,以中国天天交唤
互利共赢,不干涉他们内政,什么和平崛起的料性看,能动用国家力量 甚至是不惜武力的来敲碎壁垒吗? 我看不可能,。。。
所以我认为不能看到近代以来的强权都是海权国家 ,就认为我们国家也应该成为一个海权国家,而是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实际来思考, 别忘记自1840以来的经验教训已经说明,中国只有走自己的路,用外国的思想来指导中国无一不是失败就是造成巨大的伤害。
欧洲大航海出去的人是什么人?逃犯走私贩杀人犯都是杀头的罪,他们是赤脚不怕穿鞋的,上了岛就是抢地盘,这样才有可能换回自己一条命。
郑和去的一帮什么人。。。说的好听点知识分子啊。。。会去杀人放火么。
要是换做倭寇 我相信替日不落就是大日本了
没有对手和目标是最可怕的
有点时候觉得中国的皇帝也太目中无人了点,难道只有陆地上的疆土才算疆土,海外的不算?
郑和的船队除了上述的“功绩”外,还干了件事情,就是把海外“中国籍的海盗”不论何人,全部剿灭,真是......要知道,即便是海盗也是中国人的海盗,而且其实用中国殖民者来形容他们更合适,他们在东南亚生产生活,给当地带去文明和知识,如果给他们点生存的空间,种花家的文明只会传播的更广。
这个问题跟海权意识关系不大,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文化,我们是被打痛了才会就永远记住,并且发奋图强
明朝的经济政策本身就是失败的。要不然万历三大征也不至于把自己拖垮了
看看大家的讨论,学习良多。
有木有穿越到郑和时代,然后改变历史建立海外殖民的小说?
大刘的《西洋》就不必推荐了。
简单来说,中国古代缺乏海洋意识,就是因为当年中国人太富有,不需要被逼到去海路上找财富。——当然,这是 ...
还真不是,直接原因是伊斯兰的扩张
淦海建猷 发表于 2012-10-17 17:35
东西方进行大航海的目的各有不同。邓和的大航海并不能为当时的明帝国带来经济利益,说白了就是亏本生意。国 ...
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香料贸易,为了小钱钱。
寒风烈 发表于 2012-10-18 08:37
郑和下西洋就是为了香料贸易,为了小钱钱。
郑和下西洋最初目的是找建文帝。

淦海建猷 发表于 2012-10-18 16:59
郑和下西洋最初目的是找建文帝。


郑和下西洋的动因
  
  作者:厦门大学 李金明
  
  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史书上的记载纷纭不一,有的说是明成祖怀疑建文帝流亡海外,派郑和等人寻找其踪迹;有的说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些说法都难令人信服。综观郑和七下西洋,统领将士27000多人,船只近百艘,历程数万里,往返近30年,如果只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何必如此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即使是找到了建文帝,30年后亦垂暮老矣,根本不会对明成祖的政权构成威胁。如果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第二次下西洋也是统领舟师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这样足以显示中国的富强,扩大了明朝的政治影响,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显耀”达七次之多呢?看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
  
  我们不妨看看明成祖继位时的国内形势。 持续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使天下百姓疲于兵旅,社会经济残破不堪,而明成祖又急于封赏靖难功臣,增设武卫百司巩固新生政权。不久又发兵80万攻打安南、大兴土木迁都北京等等,财政耗费极其浩大。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损,明成祖除了加紧对人民的剥削以及派人到全国各地开采银矿外,就是继承明太祖的遗训,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开放政策,鼓励他们来华朝贡,以求输入大量的海外物品。这些海外物品在当时的赢利是非常可观的。以苏木、胡椒来说,明政府给贡使的定价每斤苏木钞1贯、每斤胡椒钞2贯,而支付给京师文武官员充作俸禄是苏木每斤达到50贯、胡椒每斤100贯,一进一出,赢利达50倍之巨。故明成祖才会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招徕海外诸国来华朝贡,甚至于不惜耗巨资,派遣郑和下西洋,携带敕书及精致手工业品,遍赐海外诸国,这才是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
  
  郑和每次下西洋时间之紧迫,几乎是首尾相衔,中间没有多少间隔,可以看出明成祖急于营利,力求弥补财政上重大亏损的迫切心情。而郑和每次下西洋返航时,海外诸国总是遣使随船朝贡,进行交易的宝物、香料数以千万计。
  
  如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回返时,遣使随行朝贡的有苏门答刺、古里等国;永乐二十年(1422)六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返时,有暹罗、苏门答刺、哈丹等国遣使随行来贡方物;翌年九月,又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苏门答刺、满刺加等16国遣使1200人至京朝贡方物。明成祖在接待贡使时指出:“其以土物来市者,官给钞酬其值。”意思是说,土物由官府给价收购。可见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耀兵异域”,而是有浓厚的经济目的。明成祖这种“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不仅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而且使百姓从转贩土物中得以营生,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好办法。
  
  各国贡使大量载运进来的香料,对抑制明初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朝自洪武八年(1375)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当时规定每钞1000贯折银1000两、折金250两。不久之后开始贬值,永乐时代,每钞1000贯仅值银12两、值金2.5两;至弘治时,每钞 3000贯只相当于银4两多,宝钞已形同废纸。为了抑制宝钞的贬值,避免滥印宝钞造成通货膨胀,明朝政府尽量减少以宝钞支付官员的俸禄,而以郑和下西洋大量进口的香料取而代之。自永乐二十年(1422)至二十二年(1424),文武官员的俸禄,均以胡椒和苏木折支,规定春夏折钞,秋冬支苏木、胡椒,五品以上的官员折支占70%,五品以下折支占60%。到宣德九年(1434)又具体规定,京师文武官员的俸禄以胡椒(每斤100贯)、苏木(每斤50贯)折钞,正统元年(1436),扩大到包括北直隶卫所官军。这种现象到成化七年(1471),因库存胡椒、苏木不足才宣告停止。
  
  明朝政府经常提出“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一类的话,故人们普遍认为,朝贡贸易是种蚀本生意,是“政治重于经济”,是“出的多,进的少,根本不计价值”。但是冷静地思考一下,朝贡贸易几乎与明朝的统治相始终。假如从政治上考虑不计价值,怎么有可能维持长达200多年呢?!
  
  当时海外使者带来的贡物有方物、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三种。进贡方物的数量与进贡物品总数比较只占极小一部分,即“所费不足当互市之万一”。至于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的情况大不一样,它们在进贡物品中占绝大多数,据《明鉴》记载,往往超过进贡方物的数十倍。明朝政府对如此巨大数量的附进物是采取官府收购的办法,从中还征收50%的货物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可获得巨额利润。这些情况说明,海外国家朝贡的次数越多,朝贡使者带进来的货物也就越多,明朝政府则可从中获得更加高额的利润。因此,频繁地派遣郑和下西洋,招徕海外诸国朝贡,用“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迅速改变国内面临的财政危机,这才是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动因。

淦海建猷 发表于 2012-10-18 16:59
郑和下西洋最初目的是找建文帝。


郑和下西洋的动因
  
  作者:厦门大学 李金明
  
  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史书上的记载纷纭不一,有的说是明成祖怀疑建文帝流亡海外,派郑和等人寻找其踪迹;有的说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些说法都难令人信服。综观郑和七下西洋,统领将士27000多人,船只近百艘,历程数万里,往返近30年,如果只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何必如此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即使是找到了建文帝,30年后亦垂暮老矣,根本不会对明成祖的政权构成威胁。如果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第二次下西洋也是统领舟师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这样足以显示中国的富强,扩大了明朝的政治影响,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显耀”达七次之多呢?看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
  
  我们不妨看看明成祖继位时的国内形势。 持续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使天下百姓疲于兵旅,社会经济残破不堪,而明成祖又急于封赏靖难功臣,增设武卫百司巩固新生政权。不久又发兵80万攻打安南、大兴土木迁都北京等等,财政耗费极其浩大。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损,明成祖除了加紧对人民的剥削以及派人到全国各地开采银矿外,就是继承明太祖的遗训,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开放政策,鼓励他们来华朝贡,以求输入大量的海外物品。这些海外物品在当时的赢利是非常可观的。以苏木、胡椒来说,明政府给贡使的定价每斤苏木钞1贯、每斤胡椒钞2贯,而支付给京师文武官员充作俸禄是苏木每斤达到50贯、胡椒每斤100贯,一进一出,赢利达50倍之巨。故明成祖才会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招徕海外诸国来华朝贡,甚至于不惜耗巨资,派遣郑和下西洋,携带敕书及精致手工业品,遍赐海外诸国,这才是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
  
  郑和每次下西洋时间之紧迫,几乎是首尾相衔,中间没有多少间隔,可以看出明成祖急于营利,力求弥补财政上重大亏损的迫切心情。而郑和每次下西洋返航时,海外诸国总是遣使随船朝贡,进行交易的宝物、香料数以千万计。
  
  如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回返时,遣使随行朝贡的有苏门答刺、古里等国;永乐二十年(1422)六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返时,有暹罗、苏门答刺、哈丹等国遣使随行来贡方物;翌年九月,又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苏门答刺、满刺加等16国遣使1200人至京朝贡方物。明成祖在接待贡使时指出:“其以土物来市者,官给钞酬其值。”意思是说,土物由官府给价收购。可见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耀兵异域”,而是有浓厚的经济目的。明成祖这种“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不仅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而且使百姓从转贩土物中得以营生,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好办法。
  
  各国贡使大量载运进来的香料,对抑制明初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朝自洪武八年(1375)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当时规定每钞1000贯折银1000两、折金250两。不久之后开始贬值,永乐时代,每钞1000贯仅值银12两、值金2.5两;至弘治时,每钞 3000贯只相当于银4两多,宝钞已形同废纸。为了抑制宝钞的贬值,避免滥印宝钞造成通货膨胀,明朝政府尽量减少以宝钞支付官员的俸禄,而以郑和下西洋大量进口的香料取而代之。自永乐二十年(1422)至二十二年(1424),文武官员的俸禄,均以胡椒和苏木折支,规定春夏折钞,秋冬支苏木、胡椒,五品以上的官员折支占70%,五品以下折支占60%。到宣德九年(1434)又具体规定,京师文武官员的俸禄以胡椒(每斤100贯)、苏木(每斤50贯)折钞,正统元年(1436),扩大到包括北直隶卫所官军。这种现象到成化七年(1471),因库存胡椒、苏木不足才宣告停止。
  
  明朝政府经常提出“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一类的话,故人们普遍认为,朝贡贸易是种蚀本生意,是“政治重于经济”,是“出的多,进的少,根本不计价值”。但是冷静地思考一下,朝贡贸易几乎与明朝的统治相始终。假如从政治上考虑不计价值,怎么有可能维持长达200多年呢?!
  
  当时海外使者带来的贡物有方物、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三种。进贡方物的数量与进贡物品总数比较只占极小一部分,即“所费不足当互市之万一”。至于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的情况大不一样,它们在进贡物品中占绝大多数,据《明鉴》记载,往往超过进贡方物的数十倍。明朝政府对如此巨大数量的附进物是采取官府收购的办法,从中还征收50%的货物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可获得巨额利润。这些情况说明,海外国家朝贡的次数越多,朝贡使者带进来的货物也就越多,明朝政府则可从中获得更加高额的利润。因此,频繁地派遣郑和下西洋,招徕海外诸国朝贡,用“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迅速改变国内面临的财政危机,这才是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动因。
淦海建猷 发表于 2012-10-18 16:59
郑和下西洋最初目的是找建文帝。
郑和下西洋的动因
  
  作者:厦门大学 李金明
  
  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史书上的记载纷纭不一,有的说是明成祖怀疑建文帝流亡海外,派郑和等人寻找其踪迹;有的说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些说法都难令人信服。综观郑和七下西洋,统领将士27000多人,船只近百艘,历程数万里,往返近30年,如果只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何必如此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即使是找到了建文帝,30年后亦垂暮老矣,根本不会对明成祖的政权构成威胁。如果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已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第二次下西洋也是统领舟师遍历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国。这样足以显示中国的富强,扩大了明朝的政治影响,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显耀”达七次之多呢?看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
  
  我们不妨看看明成祖继位时的国内形势。 持续三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使天下百姓疲于兵旅,社会经济残破不堪,而明成祖又急于封赏靖难功臣,增设武卫百司巩固新生政权。不久又发兵80万攻打安南、大兴土木迁都北京等等,财政耗费极其浩大。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损,明成祖除了加紧对人民的剥削以及派人到全国各地开采银矿外,就是继承明太祖的遗训,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开放政策,鼓励他们来华朝贡,以求输入大量的海外物品。这些海外物品在当时的赢利是非常可观的。以苏木、胡椒来说,明政府给贡使的定价每斤苏木钞1贯、每斤胡椒钞2贯,而支付给京师文武官员充作俸禄是苏木每斤达到50贯、胡椒每斤100贯,一进一出,赢利达50倍之巨。故明成祖才会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招徕海外诸国来华朝贡,甚至于不惜耗巨资,派遣郑和下西洋,携带敕书及精致手工业品,遍赐海外诸国,这才是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
  
  郑和每次下西洋时间之紧迫,几乎是首尾相衔,中间没有多少间隔,可以看出明成祖急于营利,力求弥补财政上重大亏损的迫切心情。而郑和每次下西洋返航时,海外诸国总是遣使随船朝贡,进行交易的宝物、香料数以千万计。
  
  如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回返时,遣使随行朝贡的有苏门答刺、古里等国;永乐二十年(1422)六月,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返时,有暹罗、苏门答刺、哈丹等国遣使随行来贡方物;翌年九月,又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苏门答刺、满刺加等16国遣使1200人至京朝贡方物。明成祖在接待贡使时指出:“其以土物来市者,官给钞酬其值。”意思是说,土物由官府给价收购。可见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耀兵异域”,而是有浓厚的经济目的。明成祖这种“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不仅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而且使百姓从转贩土物中得以营生,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好办法。
  
  各国贡使大量载运进来的香料,对抑制明初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朝自洪武八年(1375)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当时规定每钞1000贯折银1000两、折金250两。不久之后开始贬值,永乐时代,每钞1000贯仅值银12两、值金2.5两;至弘治时,每钞 3000贯只相当于银4两多,宝钞已形同废纸。为了抑制宝钞的贬值,避免滥印宝钞造成通货膨胀,明朝政府尽量减少以宝钞支付官员的俸禄,而以郑和下西洋大量进口的香料取而代之。自永乐二十年(1422)至二十二年(1424),文武官员的俸禄,均以胡椒和苏木折支,规定春夏折钞,秋冬支苏木、胡椒,五品以上的官员折支占70%,五品以下折支占60%。到宣德九年(1434)又具体规定,京师文武官员的俸禄以胡椒(每斤100贯)、苏木(每斤50贯)折钞,正统元年(1436),扩大到包括北直隶卫所官军。这种现象到成化七年(1471),因库存胡椒、苏木不足才宣告停止。
  
  明朝政府经常提出“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一类的话,故人们普遍认为,朝贡贸易是种蚀本生意,是“政治重于经济”,是“出的多,进的少,根本不计价值”。但是冷静地思考一下,朝贡贸易几乎与明朝的统治相始终。假如从政治上考虑不计价值,怎么有可能维持长达200多年呢?!
  
  当时海外使者带来的贡物有方物、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三种。进贡方物的数量与进贡物品总数比较只占极小一部分,即“所费不足当互市之万一”。至于国王附进物和使臣自进、附进物的情况大不一样,它们在进贡物品中占绝大多数,据《明鉴》记载,往往超过进贡方物的数十倍。明朝政府对如此巨大数量的附进物是采取官府收购的办法,从中还征收50%的货物税,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可获得巨额利润。这些情况说明,海外国家朝贡的次数越多,朝贡使者带进来的货物也就越多,明朝政府则可从中获得更加高额的利润。因此,频繁地派遣郑和下西洋,招徕海外诸国朝贡,用“派出去,招进来”的办法,迅速改变国内面临的财政危机,这才是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