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27日)一个西方记者眼中的中国和印度

北大未名站 (2001年11月27日16:33:58 星期二)

《光明观察》刊出ＲｏｎｅＴｅｍｐｅｓｔ的文章，并介绍说：美国《洛杉矶时报》驻北京
记者ＲｏｎｅＴｅｍｐｅｓｔ派驻中国之前，是该报驻印度记者，在印度呆了三年。今年八
月，ＲｏｎｅＴｅｍｐｅｓｔ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长文，对比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
并从西方的观点就中、印两国经过五十年“竞争”后出现的不同结果进行了仔细分析。其中
一些印度学者对中国发展情况的看法引人注目。  

　　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独立日前夕说：“我们今天的庆祝只是迎向
等待我们的伟大胜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历史的新时期开始了。四亿五千万人民的中
国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除了一九六二年短暂的中、印边境冲突
外，两个一无所有的国家的制度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完全浮现出来。但是，当印度领导人今天
在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领域外，几乎在每个层
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  

　　今年稍早时印度当时的总理高达说：“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们讲解放讲了那么多。
但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却能够做得那么多。”印度外交部长和前驻中国大使海达尔
评论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
更好。”这两名资深的领导人愿意坦诚批评自己的国家，这就很能够说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
差别，当然在政治开放和表达自由方面也是如此。  

　　印度人可以公开说他们所想的，几乎什么都可以。“而中国的言论自由很少，特别是在
政治事务方面”。人民大会开会很枯燥，没有什么公共辩论或争议。虽然中国领导人也会不
迟疑地提到中国很穷，但都是拐弯抹角地提到，不把责任扯进去。可是在印度领导人的快语
背后却是对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的巨大关注。  

　　学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都想用不同的理论解释中国在教育、保健和一般生活水准对印
度巨大而又增加的优势。最常见的理论是印度太过于多元化，有十五种语言、五种主要宗教
和数不清的等级，缺少实现有效的全国教育和灭贫计划的统一性和共同感。  

　　但是，最令印度不安的是他们越来越发现中国的快速进展并不只是经济步骤而已。许多
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
革，特别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
。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一九六六年
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刚刚统治初期的五
十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
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对宗教、迷信
、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沈是在印度西孟加尔生长的人，他辩称“中国对印度的相
对优势是其改革前奠基的产物，而不是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
间中，印度同中国的生活水准相差不多。就基础设施——铁路运输和道路——和公务员制度
来说，印度实际上比中国开始得更早。迟至一九六○年，两国在减少文盲、营养不良和婴儿
死亡率方面记录都不是很好。中国正面临著世界最后一次大饥荒。印度一九六○年的人均寿
命只有四十四岁，中国是四十七岁。独立后的头几年，两国都依赖外国的援助和专技知识。
中国依赖的是苏联，印度依赖的是大英国协和西方捐助国。但是中国在一九六二年就突然切
断了同苏联的关系，而印度仍然是西方外援的主要受援国。到七十年代末期，即使是在邓小
平的经济改革实施之前，中国也已经几乎在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尺度上开始超越印
度。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显示，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
计算，中国的得分是六十，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最高分，印度只有四十四分。亚洲国家中唯
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美国前驻印度大使莫尼汉把印度的民主称为“功能性无政
府状态”。虽然等级制度和普遍对妇女的歧视大大限制了印度的自由，但是活跃的民主事例
却很突出。该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官员去年报告说，在印度最穷的奥利萨邦的卡拉汉蒂至少
有十二人饿死。但是当地选举的投票人数却破记录。德里大学的学者莫汉提说：“有人饿死
，但同时也有人真正在竞选。饿肚子的人也去投票。”这是印度的矛盾之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却是充满了进步和成就的国家。随着新千
年到来，中国即将跨入征服古老的贫穷和愚昧的门槛。  

　　不管怎样，中国尽管个人自由受到限制，但却更能够接受改变和引进的概念。印度即使
它的民主让人印象深刻，却几乎落后于中国二十年才开始放弃基于失败的苏联模式的经济体
制。在新德里与麦肯锡顾问公司合作的一名顾问基托·波尔说：“中国是‘封闭的系统、开
放的心灵’，印度则往往被称为‘开放的系统、封闭的心灵’”。  

　　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更好地实现了尼赫鲁所说的消灭“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
等”的挑战。例如，从一九六○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二十岁以上，中国男
人的平均寿命为六十九岁，中国妇女为七十一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六
十二岁。在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
了人口百分之八十一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百分之五十二。同时中国的青少年已接近从前
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普及识字率。中国只有百分之三的青少年男孩和百分之八的青少年女孩是
不识字的。印度则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男孩和几乎一半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识字的。  

　　几乎在所有的经济类别上中国都一面倒地超越印度。从一九九○至一九九四年，中国的
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二点九，印度为百分之三点八。一九九四年的印度人均收
入为三百二十美元，只占中国的五百三十美元的百分之六十。印度也丧失了它从英国统治以
来在铁公路方面占有的优势。中国刚刚完成了两条铁路，一条为北京——香港线，一条为上
海——新疆线，现在的铁路里程数与印度相当。中国的城市，即使是在最穷的省份，也都在
到处盖房子。  

　　许多专家说，中国成功的关键是掌权以后不久进行的土地改革。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史
景迁发现，就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后的那几年，中国南部和中部农业区有百分之四十的
土地从地主手中没收，然后重新分配出去，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农民得到了好处。目前在中
国的乡村地区正出现土地改革的成果受到侵蚀的现象。中国农民仍然不许直接拥有土地，但
是许多人已经占有大片他们经营和管理的土地，跟实际拥有没什么差别。但是，除了少数例
外情况（主要是富庶的旁遮普和领导的西孟加尔邦），印度从来就没有过土地改革。德里大
学的莫汉提说：“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发展战略不能确保耕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区仍然盛行
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制度。”印度最富庶的两个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
受困于在外地主和佃耕这一几近封建主义的制度。新西兰前驻北京大使、最近才卸下驻印度
大使职务的尼克·布里奇说：“我认为中国占有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经历了暴力革命
。人把地主杀了。印度仍然还有地主，扯国家的后腿。”  

　　中国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拖到了一九七九年，等到邓小平实施农村承包制之后农民才能够
耕自己的地，把收成卖到市场上去。但是基本的改革，革命时期进行的土地重新分配仍然基
本没变。中国农民一旦从集体制脱离开来后，很快地就有钱起来。制度上一些中央化的公社
式结构仍然保留了下来，帮助农民组织和协调各种工作。  

　　印度著名农经学家、“绿色革命”的建构人斯瓦民纳森说：“由于可以在单一的政党下
进行社会动员，所以他们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源和实施虫害管理。”他说：“中国人对农业就
业和非农业就业之间的就业创造有一套综合的办法，这是我们国家所没有的。结果是印度到
处充斥著都市贫民窟，无地的贫民飘移到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过著最穷困的日子。
”中国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现代化也造成了多余的劳动力。大约有八千万到一亿流动人口变成
了主要城市的内部移民、打工仔、建筑工人和路边摊贩。但是有好几份研究报告指出，另有
一亿人口被周围的“乡镇企业”吸收了，这是印度所没有的。  

　　莫汉提说：“从经济上说，中国比印度做得好得多的主要理由是两国经历了不同革命后
得出不同的政治制度。我认为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被迫去面对挑战。从一九四九年起，他们必
须提供一些基本的经济需要来证明他们的革命是行得通的，这当中部分的原因是他们不断受
到西方的攻击。”“在印度，我们也有崇高的价值。但是争取自由的结果是很大的妥协……
广大人民的基本需要被拖后了。”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一九九五年主编了一部大的研究报告，比较“二十一
世纪的两大巨人中国和印度”。他说，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政府无法刺激经济增
长，举例来说，民主政府必须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问题和对“强大的既有游说势力”作出反
应。特克说：“民主制度给你所能做的设限，压抑住经济。但它给你稳定。印度也许不会像
中国一样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二。但会保有稳定。”  

　　其他的观察家却不那么肯定。他们说，严格的经济分析没有看到的是等级、宗教和经济
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野。中国得以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注意到了最基本
的社会需要。因此毛泽东的虽然尝试达到最完美的共产主义境界，采行了普及教育和公共保
健，并提高妇女的地位，但它也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北大未名站 (2001年11月27日16:33:58 星期二)

《光明观察》刊出ＲｏｎｅＴｅｍｐｅｓｔ的文章，并介绍说：美国《洛杉矶时报》驻北京
记者ＲｏｎｅＴｅｍｐｅｓｔ派驻中国之前，是该报驻印度记者，在印度呆了三年。今年八
月，ＲｏｎｅＴｅｍｐｅｓｔ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长文，对比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
并从西方的观点就中、印两国经过五十年“竞争”后出现的不同结果进行了仔细分析。其中
一些印度学者对中国发展情况的看法引人注目。  

　　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独立日前夕说：“我们今天的庆祝只是迎向
等待我们的伟大胜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历史的新时期开始了。四亿五千万人民的中
国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除了一九六二年短暂的中、印边境冲突
外，两个一无所有的国家的制度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完全浮现出来。但是，当印度领导人今天
在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领域外，几乎在每个层
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  

　　今年稍早时印度当时的总理高达说：“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们讲解放讲了那么多。
但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却能够做得那么多。”印度外交部长和前驻中国大使海达尔
评论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
更好。”这两名资深的领导人愿意坦诚批评自己的国家，这就很能够说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
差别，当然在政治开放和表达自由方面也是如此。  

　　印度人可以公开说他们所想的，几乎什么都可以。“而中国的言论自由很少，特别是在
政治事务方面”。人民大会开会很枯燥，没有什么公共辩论或争议。虽然中国领导人也会不
迟疑地提到中国很穷，但都是拐弯抹角地提到，不把责任扯进去。可是在印度领导人的快语
背后却是对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发展差距的巨大关注。  

　　学者、外交官和经济学家都想用不同的理论解释中国在教育、保健和一般生活水准对印
度巨大而又增加的优势。最常见的理论是印度太过于多元化，有十五种语言、五种主要宗教
和数不清的等级，缺少实现有效的全国教育和灭贫计划的统一性和共同感。  

　　但是，最令印度不安的是他们越来越发现中国的快速进展并不只是经济步骤而已。许多
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
革，特别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
。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一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一九六六年
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刚刚统治初期的五
十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
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对宗教、迷信
、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沈是在印度西孟加尔生长的人，他辩称“中国对印度的相
对优势是其改革前奠基的产物，而不是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
间中，印度同中国的生活水准相差不多。就基础设施——铁路运输和道路——和公务员制度
来说，印度实际上比中国开始得更早。迟至一九六○年，两国在减少文盲、营养不良和婴儿
死亡率方面记录都不是很好。中国正面临著世界最后一次大饥荒。印度一九六○年的人均寿
命只有四十四岁，中国是四十七岁。独立后的头几年，两国都依赖外国的援助和专技知识。
中国依赖的是苏联，印度依赖的是大英国协和西方捐助国。但是中国在一九六二年就突然切
断了同苏联的关系，而印度仍然是西方外援的主要受援国。到七十年代末期，即使是在邓小
平的经济改革实施之前，中国也已经几乎在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尺度上开始超越印
度。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显示，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
计算，中国的得分是六十，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最高分，印度只有四十四分。亚洲国家中唯
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美国前驻印度大使莫尼汉把印度的民主称为“功能性无政
府状态”。虽然等级制度和普遍对妇女的歧视大大限制了印度的自由，但是活跃的民主事例
却很突出。该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官员去年报告说，在印度最穷的奥利萨邦的卡拉汉蒂至少
有十二人饿死。但是当地选举的投票人数却破记录。德里大学的学者莫汉提说：“有人饿死
，但同时也有人真正在竞选。饿肚子的人也去投票。”这是印度的矛盾之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却是充满了进步和成就的国家。随着新千
年到来，中国即将跨入征服古老的贫穷和愚昧的门槛。  

　　不管怎样，中国尽管个人自由受到限制，但却更能够接受改变和引进的概念。印度即使
它的民主让人印象深刻，却几乎落后于中国二十年才开始放弃基于失败的苏联模式的经济体
制。在新德里与麦肯锡顾问公司合作的一名顾问基托·波尔说：“中国是‘封闭的系统、开
放的心灵’，印度则往往被称为‘开放的系统、封闭的心灵’”。  

　　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更好地实现了尼赫鲁所说的消灭“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
等”的挑战。例如，从一九六○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二十岁以上，中国男
人的平均寿命为六十九岁，中国妇女为七十一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六
十二岁。在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
了人口百分之八十一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百分之五十二。同时中国的青少年已接近从前
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普及识字率。中国只有百分之三的青少年男孩和百分之八的青少年女孩是
不识字的。印度则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男孩和几乎一半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识字的。  

　　几乎在所有的经济类别上中国都一面倒地超越印度。从一九九○至一九九四年，中国的
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二点九，印度为百分之三点八。一九九四年的印度人均收
入为三百二十美元，只占中国的五百三十美元的百分之六十。印度也丧失了它从英国统治以
来在铁公路方面占有的优势。中国刚刚完成了两条铁路，一条为北京——香港线，一条为上
海——新疆线，现在的铁路里程数与印度相当。中国的城市，即使是在最穷的省份，也都在
到处盖房子。  

　　许多专家说，中国成功的关键是掌权以后不久进行的土地改革。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史
景迁发现，就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胜利后的那几年，中国南部和中部农业区有百分之四十的
土地从地主手中没收，然后重新分配出去，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农民得到了好处。目前在中
国的乡村地区正出现土地改革的成果受到侵蚀的现象。中国农民仍然不许直接拥有土地，但
是许多人已经占有大片他们经营和管理的土地，跟实际拥有没什么差别。但是，除了少数例
外情况（主要是富庶的旁遮普和领导的西孟加尔邦），印度从来就没有过土地改革。德里大
学的莫汉提说：“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发展战略不能确保耕者有其田，大部分地区仍然盛行
在外地主、合耕和暗藏地主制度。”印度最富庶的两个邦——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仍然
受困于在外地主和佃耕这一几近封建主义的制度。新西兰前驻北京大使、最近才卸下驻印度
大使职务的尼克·布里奇说：“我认为中国占有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经历了暴力革命
。人把地主杀了。印度仍然还有地主，扯国家的后腿。”  

　　中国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拖到了一九七九年，等到邓小平实施农村承包制之后农民才能够
耕自己的地，把收成卖到市场上去。但是基本的改革，革命时期进行的土地重新分配仍然基
本没变。中国农民一旦从集体制脱离开来后，很快地就有钱起来。制度上一些中央化的公社
式结构仍然保留了下来，帮助农民组织和协调各种工作。  

　　印度著名农经学家、“绿色革命”的建构人斯瓦民纳森说：“由于可以在单一的政党下
进行社会动员，所以他们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源和实施虫害管理。”他说：“中国人对农业就
业和非农业就业之间的就业创造有一套综合的办法，这是我们国家所没有的。结果是印度到
处充斥著都市贫民窟，无地的贫民飘移到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过著最穷困的日子。
”中国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现代化也造成了多余的劳动力。大约有八千万到一亿流动人口变成
了主要城市的内部移民、打工仔、建筑工人和路边摊贩。但是有好几份研究报告指出，另有
一亿人口被周围的“乡镇企业”吸收了，这是印度所没有的。  

　　莫汉提说：“从经济上说，中国比印度做得好得多的主要理由是两国经历了不同革命后
得出不同的政治制度。我认为中国人从一开始就被迫去面对挑战。从一九四九年起，他们必
须提供一些基本的经济需要来证明他们的革命是行得通的，这当中部分的原因是他们不断受
到西方的攻击。”“在印度，我们也有崇高的价值。但是争取自由的结果是很大的妥协……
广大人民的基本需要被拖后了。”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一九九五年主编了一部大的研究报告，比较“二十一
世纪的两大巨人中国和印度”。他说，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政府无法刺激经济增
长，举例来说，民主政府必须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问题和对“强大的既有游说势力”作出反
应。特克说：“民主制度给你所能做的设限，压抑住经济。但它给你稳定。印度也许不会像
中国一样一年增长百分之十二。但会保有稳定。”  

　　其他的观察家却不那么肯定。他们说，严格的经济分析没有看到的是等级、宗教和经济
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野。中国得以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注意到了最基本
的社会需要。因此毛泽东的虽然尝试达到最完美的共产主义境界，采行了普及教育和公共保
健，并提高妇女的地位，但它也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