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补补脑：21世纪初亚太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的地缘战 ...

21世纪是中国崛起的世纪，也是亚太崛起的世纪，二者相辅相成。实现战略崛起是中国21世纪“惟此惟大”的战略诉求，而中国要实现战略崛起，一种明智、合理、既节省战略成本又能充分发挥战略能力、实现最大战略收益的亚太地缘战略构思与实践又具有关键意义。

　　一、亚太正在崛起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
　　一种明智、合理的地缘战略，必须以对地缘战略环境的正确评估为基础。由此推之，中国要制定明智、合理的亚太地缘战略，首先不能不尽可能正确地把握亚太地缘战略环境的方方面面，尤其要正确把握其变化趋势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各种影响。
　　2l世纪初，亚太地缘战略环境虽然有多种变化趋势，但其中最令搞战略分析、评估的人们不能不予以特别关注的基本趋势是亚太正在迅速崛起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几年前，国际上就有人推断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如，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就曾预言：“过去属于欧洲，现在属于美国，未来则属于亚洲”。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期间及危机过后，“亚洲崛起”说更是风生水起，日甚一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11月发表的全球趋势研究报告《转型的世界：2025年全球大趋势》分析说，世界财富和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规模、速度史无前例，将导致“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体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经济学家》载文称之为“太阳重新升起”；美国《新闻周刊》则宣称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
　　亚太人口超过欧洲、北美人口总和的3倍，约为世界人口总和的一半，陆地面积也超过北美、欧洲之和，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力充沛，且有“奋斗不止”的人文精神，经济增速长期居世界前列，发展前景因而不可限量。二战后经过三波大发展，即“1955-1975年”日本的第一波发展、“1965-1985年”东亚四小虎的第二波发展、1978年以后中国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第三波发展，亚洲的政治、经济面貌发生极大变化，与欧美的发展差距大大缩小。现以中国为主的亚太第三波增长未见衰竭，以印度崛起为标志的第四波发展已然发动，亚太增势因而愈加强劲。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了亚太经济实力的上扬。2009年，尽管亚太经济增长率略有下滑，但由于欧洲一大西洋地区普遍是负增长，亚太与美、欧的增长速度差反而拉大，这尤其反映了一种长期经济趋势。一些国际主要经济机构普遍预测2010-2011年亚洲(除日本外)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7％左右，较欧元区同期分别高约5个百分点，较美国同期分别高约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亚太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还将继续上升。
　　不仅如此，在贸易、金融、生产、消费等领域，亚太赶超欧洲一大西洋地区的速度也在加快。目前亚太贸易总量已超过北美，直逼欧洲。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的称号已在2009年“花落亚洲”。尤要指出的是，美国与亚太的外贸增速较之其与欧洲及与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外贸增速都快得多，亚洲已超过欧盟成为美最大商品出口市场。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由于美国在地理上介于两洋之间，当其在亚太的贸易、投资和其他商业利益超过欧洲一大西洋地区时，美国由大西洋国家“变脸”、“变身”为太平洋国家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而美国“变脸”、“变身”正是亚太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重要条件之一。在金融方面，世界上几个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都在亚太，东亚中、日、韩、台、新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拥有世界外汇储备总和的2／3以上。2009年，亚太地区股票成交量达到18．6万亿美元，较欧洲成交量多出约1／3，成为股票成交量最多的地区。
　　在其他方面，有利于抬升亚太地缘政治地位的各种信息、数据更是层出不穷。亚太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手机用户最多的地区；亚洲国家2009年升空的卫星合计有14枚，2倍于欧洲，中印等亚洲大国都在着手雄心勃勃的航天工程；世界上三个最大的汽车生产和销售国均在太平洋两岸，其中两个在太平洋西岸(中日)，中国尤其已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和销售国；亚洲的“富源”已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恢复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煤炭、铁矿石和粮食、木材等大宗产品进口国也集中在亚太，这意味着亚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商和集散地，以及世界最主要的物流和船运中心。世界上最繁忙的海陆空航线都集中到了亚太。
　　鉴于亚太增长势头强劲，增长基础坚实，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从现在起到2030年的一代人期间，亚太经济增长率将继续高于美欧及世界平均值，届时亚太经济总量、贸易量及综合经济、金融实力等将大大超过美欧，并将成长为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比如，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2006-2020年，亚太中、韩、印、东盟等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5％、3．4％、5．O％及3．8％，而同期美国与欧盟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8％和1．8％；2021-2030年，除韩、日增长率相对于美欧没有优势外，中、印、东盟等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8％、3．8％、3．5％，仍高于美欧。其结果是，到2020年，亚太中、日、印、韩、东盟等主要经济体的GDP总和将达34．0r7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GDP总量(16．75万亿美元)及欧盟GDP总量(14．52万亿美元)的2倍多，甚至也超过后二者GDP之和(即为：34．07万亿／31．27万亿美元)。而到2030年，亚太中、日、印、韩及东盟等主要经济体的GDP总和将为47．49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GDP总量(21．41万亿美元)的2．2倍及欧盟GDP总量(16．31万亿美元)的近3倍，相当于美欧总和的1．26倍。如再把俄罗斯远东部分、蒙古、朝鲜、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地区的总产出计算在内，则在2020年左右，亚太地区的GDP总量更将大大
　　超过美欧甚至是美欧之和，并将占世界GDP总量的大约一半。
二、中国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亚太加速崛起为世界经济、政治与实力中心对中国而言，既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挑战。从机遇而言，亚太的崛起与中国的崛起同步，中国的崛起是亚太崛起进程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而亚太崛起则为中国崛起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崛起与亚太崛起互为依托、互为条件、互为机遇，中国崛起因此有了更坚实的基础，而亚太崛起也因中国崛起获得了最强大的动力。
　　然而，在亚太崛起进程中，中国也会面临持续不断的多种挑战。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这些挑战可分为源于亚太区域内的亚太邻国对中国崛起的疑惧及源于亚太区域外的“域外力量”、尤其是历史上属于非亚太国家的美欧俄等大国试图更积极地介入亚太事务，与中国争夺在亚太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影响，并以之牵制、迟滞中国的战略崛起，美俄甚至有意重新自我定位为亚太国家。
　　就来自区域内部的挑战而言，一是包括中国与一些邻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在陆地方向，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分歧迄今仍未找到解决办法。国际上不少人认为，中国与朝、韩在陆地方向存在潜在的领土分歧，而韩方近年在“高句丽”问题上的反应是对这种潜在领土分歧释放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在海洋方向，中国与包括朝、韩、日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围绕黄海、东海、南海的水域划界及一些海岛主权划分存在不少分歧或潜在分歧。二是包括中国与亚太各国在贸易、投资、资源等领域存在竞争关系。三是包括中国与
　　亚太各国、尤其是与亚太大国，如日本、印度等，存在争夺在亚太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问题。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中日相互较劲，国际上甚至认为中El在互争亚太一体化的主导权。而在日、印“入常”问题上，中国也持消极立场。四是受历史因素及真切的现实利益牵动，亚太不少邻国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中国威胁论仍广有市场。
　　就来自域外的挑战丽言，主要是域外战略力量美国以及欧盟大国对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和亚太主导型力量心存疑惧，他们担心随着中国加速崛起以及中国与亚太同步崛起产生强烈“共振”，将使中国在亚太的影响扩大以及亚太的区域认同和地区主义进一步抬头，最终产生强大的排斥力，把美欧及西方的影响与利益挤出亚太地区。而美欧一旦被挤出正在崛起、日益成长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亚太，其历时数个世纪的全球优势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为此，美欧的地缘战略必然是继续插足亚太，保持并相机扩大其在亚太的经济政治与安全影响力，与中国争夺在亚太的主导权。
　　一方面，美欧对中国将沿用其两手策略，既要继续与中国“接触”，以求经济上搭中国崛起的“增长快车”，政治上把中国逐步“融入”美欧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诱使中国“西方化”，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即做所谓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又要继续“防范”中国，经济上防范中国后来居上，挤占美国及西方传统的经济“势力范围”，政治上遏制中国发展模式--即所谓“北京共识”--不断扩大影响，安全上则要加强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前沿部署”和同盟体系。未来一代人，随着中国崛起加快，美欧对华地缘战略中的“接触”与“防范”因素会同时扩大、增多，其中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防范”因素尤其可能急剧强化。
　　另一方面，对中国周边国家，包括沿中国边界线从西往南再转而向东的、半月状弧形地带的中亚、南亚、东南亚及东北亚与北亚的蒙古，美欧都将采取以拉、诱为主的策略，阻止其进一步靠拢中国，最少要促使其在中国与美欧之间保持中立。其中，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与阿富汗、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越南、东北亚的日本与韩国及北亚的蒙古，又是美欧的工作重点。美国及北约以牛刀杀鸡之势，发动阿富汗战争，重兵驻屯阿富汗，不无对中国西部地区施加军事压力的战略意图。
　　当然，在中国周边的五大战略方向中，濒临太平洋的东南亚和东北亚更是美欧对华地缘战略的重中之重。美欧要实现防范中国崛起、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战略目标，确保其在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军事政治存在与巨大的经济利益，就具有关键的地缘战略作用。有鉴于此，美国近年大大加强了其面对中国东南濒海带的海空军力量及其前沿部署态势，其要害是加强关岛核心基地，并以关岛为轴心，沿两大战略方向针对中国濒海带作“钳形”战略展开，一路以关岛为起点，朝东北方向延伸至日本、韩国；另一路也以关岛为起点，朝西南方向延伸至东南亚直至中国南海、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直至印度洋。两个战略大钳的虚拟“合拢点”正是以台湾海峡为中心点的中国东南沿海核心区。从这个视角观察，奥巴马政府不惜“冒犯”中国而对台销售大批先进武器，其牵制中国战略崛起的意图昭然若揭。
　　在经济政治与外交等领域，美欧近年尤其加大了对越南、印尼、印度、蒙古及中亚各国的投资、贸易及经济政治与外交往来，其中也包括频繁的高层互访和军事外交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美越贸易关系的加强、美国对蒙古援助的增加、美印签订核合作协议及包括德国与日本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大国都竞相夸赞印度、试图捧红印度、展开一场争取印度好感的国际竞赛，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在中国周边构筑防波堤的对华“防范”战略的派生物。
三、关于中国亚太地缘战略的几点思考
　　一国的大战略思考，其逻辑起点始于国家的大战略目标，并服从、服务于战略目标。同理，一国的地缘战略思考也要以国家的战略目标为起点，并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21世纪，中国的战略目标是要保障中国实现和平崛起，这不仅指为中国实现战略崛起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指中国崛起后要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永远奉行和平的对外战略，这正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中国永不称霸，即使中国强大起来了也不搞霸权主义的战略思想的地缘政治解读，也是HJT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地缘政治内涵。而这些，正是中国制定2l世纪亚太地缘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国21世纪的地缘战略必须、也只能由此而展开。
　　首先，在理念上，中国既然要做和平大国、要争取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崛起，就要有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理念的勇气与智慧。中国2l世纪的亚太地缘战略环境虽然有险恶的一面，如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存在疑虑与防范心理；一些周边大国、强国，以及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历史纠葛的邻国，如印度、日本等甚至想与中国争锋，用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及战略应对中国崛起；而一些域外大国、尤其是浸透了西方权力政治思维的美国等国，更是要用权力政治、海权、空权、霸权、“势力范围”等西方地缘政治理念及战略来应对中国崛起，甚至谋求建立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包围线。但也要看到，中国面临的地缘战略环境也有积极面，一是时代不同了，和平理念日益强大，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新安全观日益盛行，全球化造成了世界各国俱损俱荣的依存关系，各种非传统安全不断上升，威胁人类的共同利益，要求各国合作应对。中国因自身幅员、规模和实力不断上升而形成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也开始有能力影响、引导国际潮流。周边国家的地区意识、地区认同意识增强，对中国崛起开始趋向于认同、甚至谋求“搭车”。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大国也形成依存关系，与它们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因此，中国有条件用超越传统的、对抗性的、以准备战争、争霸等为指向的地缘政治理念应对各种地缘政治挑战。
　　其次，在策略上，要战胜刻意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战略诱惑，收紧拳头，收拢战略重心，集中经营亚太，力戒目标太大、太多，谨防拉长战线，分散力量，尤其要避免四面树敌。简言之，最少在一代人甚至两代人之内，中国应满足于做一个亚太大国，至于全球大国地位甚至超级大国地位，则只能顺其自然，而不要刻意追求。不做全球大国而做亚太大国则可以集中力量，游刃有余，政治、经济、安全上的压力与“责任”较轻，因而较主动。同时，亚太幅员广大，是全球主要战略力量最集中的区域，如亚太及其周边集中了世界前10个人口大国中的8个(中印美俄日巴孟及印尼)、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3个(中美俄)、8个有核国的5个(中美俄印巴)、前4大经济体中的3个(美日中)以及全球10支最强大军队中的大多数(美俄中日印韩朝)。再考虑到亚太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及其对全球的政治、经济磁吸作用，可以说，在21世纪，谁能主导亚太事务，谁就能主导全球事务。简言之，中国如能实现经营亚太的战略目标，就能实现全球目标。鉴于中国处于俯瞰亚太、总揽亚太全局的亚太地缘政治枢纽位置，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并实现全球大国目标的路径不在于直接经略全球，而在于集中经略亚太。这一点，也正是认识21世纪中国地缘战略环境及地缘战略选择的关键。
　　第三，如HJT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言：“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平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全作共赢的地区环境”。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总体上看确实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也有不少隐患。随着中国崛起与亚太崛起同时加快、进入“拐点”并产生“共振”，这些隐患也会不断暴露甚至增大，旧的隐患消除了，新的隐患还会再生。因此，中国一是要有长期“消防”思想，对任何涉及周边依托带和平与稳定的隐患，哪怕是小邻国的小隐患，也不可掉以轻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周边无小事”。二是在周边一盘棋的全盘筹划构架下进行分片经营。目前中国北部与西北方向相对稳定；西部与西南方向及东南亚、东北亚不同程度出现乱局，已成为中国地缘战略的重心所在。目前，这些可被称为地缘战略“枢纽战”的地区正值多事之秋，尤其是朝核问题尚未解决，大国在东南亚争夺战略影响的竞争方兴未艾，阿富汗战局更是处于胶着状态，要求中国在这些战略方向进行更多的战略投入。简言之，从分片经营的思路分析，中国陆地方向相对稳定，东南濒海方向压力较大，周边地缘战略甚至全球地缘战略重点在未来一代人之内，都会向中国东南方向的濒海带集中。对此，中国要预案在先，要有周全的战略考虑与战略安排。三是无论是从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长期稳定本身考虑，还是从防止域外力量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视角出发，中国对周边国家都要奉行长期和平友好与睦邻政策。换言之，与周边国家发展全面友好合作的睦邻关系，既是手段，更是长期不懈的目标。在当前，尤其要进一步借中国经济继续扩张、而美欧经济表现平平之机，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利合作，实现经济贸易投资关系的深度捆绑，造成经济贸易上同进退的依存关系。以此措施，一方面可以在周边造成“篱牢犬不入”、阻止美国及西方挑拔离间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甚至解决中国与周边邻国在其它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世世代代友好的永久性睦邻关系及构筑起中国崛起必不可少的战略依托带奠定扎实、宽厚的经济基础。
　　第四，在军事战略安排上保持内敛姿态，既要有所准备，又要避免张扬。超越传统地缘战略理念不等于放弃必要的战略警惕和战略准备，“居安思危”、“为了和平，就要备战”等观念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仍有其生命力。必要的战略警惕、战略准备和充分的战略能力，恰恰是超越传统地缘战略理念的前提条件与战略保障。为保障贯彻以和平、睦邻为基调的亚太地缘战略，中国不能不拥有让任何和平破坏者望而却步的、不可侮的战略能力，但这种战略能力又是取守势的、防御性的、不张扬的，因而具有“外柔内刚”的战略特性。美国实际上大大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军事能力，但其针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绝对数量并未明显增加，其接触距离还有所后撤，如，其战略重心由日本撤到了关岛。中国既然以经营亚太为21世纪地缘战略的核心任务，而经营亚太的主要阻力在于美国及西方大国与中国争夺在周边、尤其是东南濒海方向的战略影响，因此，在军事能力的准备上，中国就要以周边及东南濒海带为活动重点，包括保持必要的战略反击能力、适当加强海空军能力，尤其是要大力加强收发自如的远程空中打击能力。作为一个以周边为目标的亚太大国，在发展目标庞大、反应笨拙、成本高昂、建设周期过长、且比较张扬的大海军问题上则要保持谨慎。在远程空军能力出现质的升跃而使海上力量略显过时、落伍的新战略环境下，更应如此。
http://observe.chinaiiss.com/html/20124/13/a4bab0_2.html
转载自 战略军事网  战略观察

21世纪是中国崛起的世纪，也是亚太崛起的世纪，二者相辅相成。实现战略崛起是中国21世纪“惟此惟大”的战略诉求，而中国要实现战略崛起，一种明智、合理、既节省战略成本又能充分发挥战略能力、实现最大战略收益的亚太地缘战略构思与实践又具有关键意义。

　　一、亚太正在崛起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
　　一种明智、合理的地缘战略，必须以对地缘战略环境的正确评估为基础。由此推之，中国要制定明智、合理的亚太地缘战略，首先不能不尽可能正确地把握亚太地缘战略环境的方方面面，尤其要正确把握其变化趋势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各种影响。
　　2l世纪初，亚太地缘战略环境虽然有多种变化趋势，但其中最令搞战略分析、评估的人们不能不予以特别关注的基本趋势是亚太正在迅速崛起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几年前，国际上就有人推断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如，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就曾预言：“过去属于欧洲，现在属于美国，未来则属于亚洲”。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期间及危机过后，“亚洲崛起”说更是风生水起，日甚一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11月发表的全球趋势研究报告《转型的世界：2025年全球大趋势》分析说，世界财富和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规模、速度史无前例，将导致“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体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经济学家》载文称之为“太阳重新升起”；美国《新闻周刊》则宣称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
　　亚太人口超过欧洲、北美人口总和的3倍，约为世界人口总和的一半，陆地面积也超过北美、欧洲之和，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力充沛，且有“奋斗不止”的人文精神，经济增速长期居世界前列，发展前景因而不可限量。二战后经过三波大发展，即“1955-1975年”日本的第一波发展、“1965-1985年”东亚四小虎的第二波发展、1978年以后中国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第三波发展，亚洲的政治、经济面貌发生极大变化，与欧美的发展差距大大缩小。现以中国为主的亚太第三波增长未见衰竭，以印度崛起为标志的第四波发展已然发动，亚太增势因而愈加强劲。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了亚太经济实力的上扬。2009年，尽管亚太经济增长率略有下滑，但由于欧洲一大西洋地区普遍是负增长，亚太与美、欧的增长速度差反而拉大，这尤其反映了一种长期经济趋势。一些国际主要经济机构普遍预测2010-2011年亚洲(除日本外)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7％左右，较欧元区同期分别高约5个百分点，较美国同期分别高约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亚太经济实力和影响力还将继续上升。
　　不仅如此，在贸易、金融、生产、消费等领域，亚太赶超欧洲一大西洋地区的速度也在加快。目前亚太贸易总量已超过北美，直逼欧洲。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的称号已在2009年“花落亚洲”。尤要指出的是，美国与亚太的外贸增速较之其与欧洲及与世界任何其他地区的外贸增速都快得多，亚洲已超过欧盟成为美最大商品出口市场。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由于美国在地理上介于两洋之间，当其在亚太的贸易、投资和其他商业利益超过欧洲一大西洋地区时，美国由大西洋国家“变脸”、“变身”为太平洋国家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而美国“变脸”、“变身”正是亚太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的重要条件之一。在金融方面，世界上几个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都在亚太，东亚中、日、韩、台、新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拥有世界外汇储备总和的2／3以上。2009年，亚太地区股票成交量达到18．6万亿美元，较欧洲成交量多出约1／3，成为股票成交量最多的地区。
　　在其他方面，有利于抬升亚太地缘政治地位的各种信息、数据更是层出不穷。亚太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手机用户最多的地区；亚洲国家2009年升空的卫星合计有14枚，2倍于欧洲，中印等亚洲大国都在着手雄心勃勃的航天工程；世界上三个最大的汽车生产和销售国均在太平洋两岸，其中两个在太平洋西岸(中日)，中国尤其已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和销售国；亚洲的“富源”已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恢复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煤炭、铁矿石和粮食、木材等大宗产品进口国也集中在亚太，这意味着亚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商和集散地，以及世界最主要的物流和船运中心。世界上最繁忙的海陆空航线都集中到了亚太。
　　鉴于亚太增长势头强劲，增长基础坚实，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从现在起到2030年的一代人期间，亚太经济增长率将继续高于美欧及世界平均值，届时亚太经济总量、贸易量及综合经济、金融实力等将大大超过美欧，并将成长为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比如，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2006-2020年，亚太中、韩、印、东盟等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5％、3．4％、5．O％及3．8％，而同期美国与欧盟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8％和1．8％；2021-2030年，除韩、日增长率相对于美欧没有优势外，中、印、东盟等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8％、3．8％、3．5％，仍高于美欧。其结果是，到2020年，亚太中、日、印、韩、东盟等主要经济体的GDP总和将达34．0r7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GDP总量(16．75万亿美元)及欧盟GDP总量(14．52万亿美元)的2倍多，甚至也超过后二者GDP之和(即为：34．07万亿／31．27万亿美元)。而到2030年，亚太中、日、印、韩及东盟等主要经济体的GDP总和将为47．49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GDP总量(21．41万亿美元)的2．2倍及欧盟GDP总量(16．31万亿美元)的近3倍，相当于美欧总和的1．26倍。如再把俄罗斯远东部分、蒙古、朝鲜、澳大利亚等国家与地区的总产出计算在内，则在2020年左右，亚太地区的GDP总量更将大大
　　超过美欧甚至是美欧之和，并将占世界GDP总量的大约一半。
二、中国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亚太加速崛起为世界经济、政治与实力中心对中国而言，既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挑战。从机遇而言，亚太的崛起与中国的崛起同步，中国的崛起是亚太崛起进程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而亚太崛起则为中国崛起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崛起与亚太崛起互为依托、互为条件、互为机遇，中国崛起因此有了更坚实的基础，而亚太崛起也因中国崛起获得了最强大的动力。
　　然而，在亚太崛起进程中，中国也会面临持续不断的多种挑战。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这些挑战可分为源于亚太区域内的亚太邻国对中国崛起的疑惧及源于亚太区域外的“域外力量”、尤其是历史上属于非亚太国家的美欧俄等大国试图更积极地介入亚太事务，与中国争夺在亚太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影响，并以之牵制、迟滞中国的战略崛起，美俄甚至有意重新自我定位为亚太国家。
　　就来自区域内部的挑战而言，一是包括中国与一些邻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在陆地方向，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分歧迄今仍未找到解决办法。国际上不少人认为，中国与朝、韩在陆地方向存在潜在的领土分歧，而韩方近年在“高句丽”问题上的反应是对这种潜在领土分歧释放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在海洋方向，中国与包括朝、韩、日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围绕黄海、东海、南海的水域划界及一些海岛主权划分存在不少分歧或潜在分歧。二是包括中国与亚太各国在贸易、投资、资源等领域存在竞争关系。三是包括中国与
　　亚太各国、尤其是与亚太大国，如日本、印度等，存在争夺在亚太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问题。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中日相互较劲，国际上甚至认为中El在互争亚太一体化的主导权。而在日、印“入常”问题上，中国也持消极立场。四是受历史因素及真切的现实利益牵动，亚太不少邻国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中国威胁论仍广有市场。
　　就来自域外的挑战丽言，主要是域外战略力量美国以及欧盟大国对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和亚太主导型力量心存疑惧，他们担心随着中国加速崛起以及中国与亚太同步崛起产生强烈“共振”，将使中国在亚太的影响扩大以及亚太的区域认同和地区主义进一步抬头，最终产生强大的排斥力，把美欧及西方的影响与利益挤出亚太地区。而美欧一旦被挤出正在崛起、日益成长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亚太，其历时数个世纪的全球优势地位也就不复存在。为此，美欧的地缘战略必然是继续插足亚太，保持并相机扩大其在亚太的经济政治与安全影响力，与中国争夺在亚太的主导权。
　　一方面，美欧对中国将沿用其两手策略，既要继续与中国“接触”，以求经济上搭中国崛起的“增长快车”，政治上把中国逐步“融入”美欧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诱使中国“西方化”，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即做所谓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又要继续“防范”中国，经济上防范中国后来居上，挤占美国及西方传统的经济“势力范围”，政治上遏制中国发展模式--即所谓“北京共识”--不断扩大影响，安全上则要加强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前沿部署”和同盟体系。未来一代人，随着中国崛起加快，美欧对华地缘战略中的“接触”与“防范”因素会同时扩大、增多，其中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防范”因素尤其可能急剧强化。
　　另一方面，对中国周边国家，包括沿中国边界线从西往南再转而向东的、半月状弧形地带的中亚、南亚、东南亚及东北亚与北亚的蒙古，美欧都将采取以拉、诱为主的策略，阻止其进一步靠拢中国，最少要促使其在中国与美欧之间保持中立。其中，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与阿富汗、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越南、东北亚的日本与韩国及北亚的蒙古，又是美欧的工作重点。美国及北约以牛刀杀鸡之势，发动阿富汗战争，重兵驻屯阿富汗，不无对中国西部地区施加军事压力的战略意图。
　　当然，在中国周边的五大战略方向中，濒临太平洋的东南亚和东北亚更是美欧对华地缘战略的重中之重。美欧要实现防范中国崛起、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战略目标，确保其在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军事政治存在与巨大的经济利益，就具有关键的地缘战略作用。有鉴于此，美国近年大大加强了其面对中国东南濒海带的海空军力量及其前沿部署态势，其要害是加强关岛核心基地，并以关岛为轴心，沿两大战略方向针对中国濒海带作“钳形”战略展开，一路以关岛为起点，朝东北方向延伸至日本、韩国；另一路也以关岛为起点，朝西南方向延伸至东南亚直至中国南海、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直至印度洋。两个战略大钳的虚拟“合拢点”正是以台湾海峡为中心点的中国东南沿海核心区。从这个视角观察，奥巴马政府不惜“冒犯”中国而对台销售大批先进武器，其牵制中国战略崛起的意图昭然若揭。
　　在经济政治与外交等领域，美欧近年尤其加大了对越南、印尼、印度、蒙古及中亚各国的投资、贸易及经济政治与外交往来，其中也包括频繁的高层互访和军事外交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美越贸易关系的加强、美国对蒙古援助的增加、美印签订核合作协议及包括德国与日本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大国都竞相夸赞印度、试图捧红印度、展开一场争取印度好感的国际竞赛，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在中国周边构筑防波堤的对华“防范”战略的派生物。
三、关于中国亚太地缘战略的几点思考
　　一国的大战略思考，其逻辑起点始于国家的大战略目标，并服从、服务于战略目标。同理，一国的地缘战略思考也要以国家的战略目标为起点，并服从、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21世纪，中国的战略目标是要保障中国实现和平崛起，这不仅指为中国实现战略崛起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指中国崛起后要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永远奉行和平的对外战略，这正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中国永不称霸，即使中国强大起来了也不搞霸权主义的战略思想的地缘政治解读，也是HJT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地缘政治内涵。而这些，正是中国制定2l世纪亚太地缘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国21世纪的地缘战略必须、也只能由此而展开。
　　首先，在理念上，中国既然要做和平大国、要争取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崛起，就要有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理念的勇气与智慧。中国2l世纪的亚太地缘战略环境虽然有险恶的一面，如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存在疑虑与防范心理；一些周边大国、强国，以及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历史纠葛的邻国，如印度、日本等甚至想与中国争锋，用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及战略应对中国崛起；而一些域外大国、尤其是浸透了西方权力政治思维的美国等国，更是要用权力政治、海权、空权、霸权、“势力范围”等西方地缘政治理念及战略来应对中国崛起，甚至谋求建立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包围线。但也要看到，中国面临的地缘战略环境也有积极面，一是时代不同了，和平理念日益强大，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新安全观日益盛行，全球化造成了世界各国俱损俱荣的依存关系，各种非传统安全不断上升，威胁人类的共同利益，要求各国合作应对。中国因自身幅员、规模和实力不断上升而形成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也开始有能力影响、引导国际潮流。周边国家的地区意识、地区认同意识增强，对中国崛起开始趋向于认同、甚至谋求“搭车”。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大国也形成依存关系，与它们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因此，中国有条件用超越传统的、对抗性的、以准备战争、争霸等为指向的地缘政治理念应对各种地缘政治挑战。
　　其次，在策略上，要战胜刻意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战略诱惑，收紧拳头，收拢战略重心，集中经营亚太，力戒目标太大、太多，谨防拉长战线，分散力量，尤其要避免四面树敌。简言之，最少在一代人甚至两代人之内，中国应满足于做一个亚太大国，至于全球大国地位甚至超级大国地位，则只能顺其自然，而不要刻意追求。不做全球大国而做亚太大国则可以集中力量，游刃有余，政治、经济、安全上的压力与“责任”较轻，因而较主动。同时，亚太幅员广大，是全球主要战略力量最集中的区域，如亚太及其周边集中了世界前10个人口大国中的8个(中印美俄日巴孟及印尼)、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3个(中美俄)、8个有核国的5个(中美俄印巴)、前4大经济体中的3个(美日中)以及全球10支最强大军队中的大多数(美俄中日印韩朝)。再考虑到亚太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及其对全球的政治、经济磁吸作用，可以说，在21世纪，谁能主导亚太事务，谁就能主导全球事务。简言之，中国如能实现经营亚太的战略目标，就能实现全球目标。鉴于中国处于俯瞰亚太、总揽亚太全局的亚太地缘政治枢纽位置，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并实现全球大国目标的路径不在于直接经略全球，而在于集中经略亚太。这一点，也正是认识21世纪中国地缘战略环境及地缘战略选择的关键。
　　第三，如HJT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言：“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平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全作共赢的地区环境”。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总体上看确实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也有不少隐患。随着中国崛起与亚太崛起同时加快、进入“拐点”并产生“共振”，这些隐患也会不断暴露甚至增大，旧的隐患消除了，新的隐患还会再生。因此，中国一是要有长期“消防”思想，对任何涉及周边依托带和平与稳定的隐患，哪怕是小邻国的小隐患，也不可掉以轻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周边无小事”。二是在周边一盘棋的全盘筹划构架下进行分片经营。目前中国北部与西北方向相对稳定；西部与西南方向及东南亚、东北亚不同程度出现乱局，已成为中国地缘战略的重心所在。目前，这些可被称为地缘战略“枢纽战”的地区正值多事之秋，尤其是朝核问题尚未解决，大国在东南亚争夺战略影响的竞争方兴未艾，阿富汗战局更是处于胶着状态，要求中国在这些战略方向进行更多的战略投入。简言之，从分片经营的思路分析，中国陆地方向相对稳定，东南濒海方向压力较大，周边地缘战略甚至全球地缘战略重点在未来一代人之内，都会向中国东南方向的濒海带集中。对此，中国要预案在先，要有周全的战略考虑与战略安排。三是无论是从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长期稳定本身考虑，还是从防止域外力量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视角出发，中国对周边国家都要奉行长期和平友好与睦邻政策。换言之，与周边国家发展全面友好合作的睦邻关系，既是手段，更是长期不懈的目标。在当前，尤其要进一步借中国经济继续扩张、而美欧经济表现平平之机，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利合作，实现经济贸易投资关系的深度捆绑，造成经济贸易上同进退的依存关系。以此措施，一方面可以在周边造成“篱牢犬不入”、阻止美国及西方挑拔离间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甚至解决中国与周边邻国在其它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世世代代友好的永久性睦邻关系及构筑起中国崛起必不可少的战略依托带奠定扎实、宽厚的经济基础。
　　第四，在军事战略安排上保持内敛姿态，既要有所准备，又要避免张扬。超越传统地缘战略理念不等于放弃必要的战略警惕和战略准备，“居安思危”、“为了和平，就要备战”等观念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仍有其生命力。必要的战略警惕、战略准备和充分的战略能力，恰恰是超越传统地缘战略理念的前提条件与战略保障。为保障贯彻以和平、睦邻为基调的亚太地缘战略，中国不能不拥有让任何和平破坏者望而却步的、不可侮的战略能力，但这种战略能力又是取守势的、防御性的、不张扬的，因而具有“外柔内刚”的战略特性。美国实际上大大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军事能力，但其针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绝对数量并未明显增加，其接触距离还有所后撤，如，其战略重心由日本撤到了关岛。中国既然以经营亚太为21世纪地缘战略的核心任务，而经营亚太的主要阻力在于美国及西方大国与中国争夺在周边、尤其是东南濒海方向的战略影响，因此，在军事能力的准备上，中国就要以周边及东南濒海带为活动重点，包括保持必要的战略反击能力、适当加强海空军能力，尤其是要大力加强收发自如的远程空中打击能力。作为一个以周边为目标的亚太大国，在发展目标庞大、反应笨拙、成本高昂、建设周期过长、且比较张扬的大海军问题上则要保持谨慎。在远程空军能力出现质的升跃而使海上力量略显过时、落伍的新战略环境下，更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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