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台湾是一个想象中的祖国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作者：蒋方舟
指责国民劣根性以及素质低下是鲁迅以来知识分子的职业许可证。它既说出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又巧妙规避了政治上的风险，同时也有个优美的愤怒姿态。而把台湾人和素质和大陆人素质对比，则是一个更讨巧的方式。

　　称赞台湾人素质高可做多重延伸，“右派”可以声称是民主制度使台湾人素质高，温和的民国爱好者们则说由于中华文化，使台湾人素质高。

　　最近几年，大陆对台湾的溢美热情得令人尴尬，连台湾人自己都忍不住问：“我们真有这么好么？”

　　晚上，在露天饭馆的二层，我和两个绿营的台湾人聊到这个话题。作为看惯了岛内恶斗的他们来说，都很不喜欢现在大陆对台湾的过度意淫——尤其是最近两篇文章，一篇是韩寒的《太平洋(601099,股吧)的风》，另一篇是一个来台湾工读的年轻人所写的《台湾，就是我们中国本来该有的样子！》。

　　他们说台湾人虽然看起来很和善亲切，但是政治倾向的分化很大，一聊到党派的问题，可能一瞬间怒目相向，暗涌激烈程度如西班牙内战前夕。今天是太平洋的暖风，明天可能就是血流成河。

　　我忍不住想，大陆人对台湾的爱之深，有多少是源于对自己的恨之切？

　　台湾，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它是一个“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平行宇宙，是一个本该有的中国，一个最好的中国，一个顺理成章的中国。对台湾的向往，也是痛恨加诸自己政治遭遇的反弹。台湾人抱怨，我们便觉得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可对台湾人来说，前有原住民的族群认同，后有日本殖民统治，才构成如今的特殊文化与“台湾模式”，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华民国的延续。

　　最近在大陆热映的《赛德克·巴莱》，媒体宣传为爱国抗日影片。其实，原住民的抗日，源于自身是土地的主人，保护自己的部落，而并不是遗民保卫大清帝国的土地，更不是中华民族抗日史的一部分。赛德克以及其他原住民部落，抗清也抗中，对抗一切针对本民族的殖民强权。看到影片在大陆宣传为“向英勇抗日的台湾人民致敬”，觉得有些滑稽。他们的民族，却成了我们的主义。

　　话说远了，还说台湾。

　　在吃完晚饭到咖啡馆的十几分钟步行里，我的钱包丢了，不知道是掉在了路上还是被扒。打电话报警，两位年轻的警察很快就过来。吃饭的餐厅已经打烊，警察打电话协调看监控录像，说：“那麻烦开下门啦，他们是外国来的……”

　　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对他们构成了压力，一种要“弘扬国体”的压力。在餐厅，我第一次在警察陪同下看监控录像。一瞬间的兴奋竟然盖过了丢东西的沮丧。最后警察留下我的电话，说找到了钱包会通知我。

　　当然，我知道找到钱包的机会很渺茫。在回酒店的路上，司机知道我钱包丢了，说：“你千万不要对台湾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说：“当然。应该是我自己掉在路上。退一万步，哪个城市没有小偷呢？”

　　台湾人的确很好，温良恭俭让，亲切友善温和有礼。其中有多少是源于大陆人对台湾所投射的期望呢？而他们，正如台湾钱永祥教授所说，“台灣人正在努力做到大陸人所投射的期望。”“換言之，大陆人乃是台灣人的‘有意義的他者’”。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统治台湾。

　　当时，岛内人民莫不欢欣鼓舞，觉得终于迎来了“祖国”。因为，在抵抗日本人的压迫时，日本人一句通用的恐吓是：“你们若不愿意做日本国民，返回支那好了。”因此，日本人的压迫越大，台人就越是向往祖国。

　　然而，如“欢迎国府筹备会”总干事叶荣种所说：“祖国只是观念的产物而没有经验的实感。”当国民政府真正统治，岛民却发现问题多多，在某些层面上还不如日本殖民统治。当时兴奋迎接国民政府的热血青年，在几个月后，就成了反抗国民政府统治的革命领袖。

　　国民政府，只是“观念上的祖国”。同样的，对大陆人来说，台湾大概也是一个“想象中的祖国”。就我看到的台湾，有原住民文化，有日本文化，而绝不仅仅是未死的民国，更不是未死的中华民族。

　　如现在还有相当部分的台湾人怀念日本统治一样，大陆人对台湾的“某种乡愁”，也是一意孤行、一厢情愿。

　　下午，我去了“二·二八”国家纪念公园。

　　如今，这里已经成了著名的同性恋聚集地。我了解“二·二八事件”，还是在《悲情城市》中。1947年，由台北一件私烟查缉血案而引爆冲突，市民请愿、示威、罢工。后来遭遇戒严、镇压、屠杀，大量意见领袖和市民或伤亡，或失踪，或流亡。

　　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从800多人到3万多人不等。

　　二二八事件，一直是台湾政治“敏感词”。直到七十年代民主化运动之后，才解禁和平反。我在公园外的石碑上读到解禁后立下的石碑碑文，结尾是：

　　“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谨立。”

　　立下石碑的时候，距离二二八事件已经将近五十年。真相和正义迟来了一些，可仍然是正义。在这个六月初的下午，我在台湾，第一次感觉和中国大陆距离如此之近。（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作者：蒋方舟
指责国民劣根性以及素质低下是鲁迅以来知识分子的职业许可证。它既说出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又巧妙规避了政治上的风险，同时也有个优美的愤怒姿态。而把台湾人和素质和大陆人素质对比，则是一个更讨巧的方式。

　　称赞台湾人素质高可做多重延伸，“右派”可以声称是民主制度使台湾人素质高，温和的民国爱好者们则说由于中华文化，使台湾人素质高。

　　最近几年，大陆对台湾的溢美热情得令人尴尬，连台湾人自己都忍不住问：“我们真有这么好么？”

　　晚上，在露天饭馆的二层，我和两个绿营的台湾人聊到这个话题。作为看惯了岛内恶斗的他们来说，都很不喜欢现在大陆对台湾的过度意淫——尤其是最近两篇文章，一篇是韩寒的《太平洋(601099,股吧)的风》，另一篇是一个来台湾工读的年轻人所写的《台湾，就是我们中国本来该有的样子！》。

　　他们说台湾人虽然看起来很和善亲切，但是政治倾向的分化很大，一聊到党派的问题，可能一瞬间怒目相向，暗涌激烈程度如西班牙内战前夕。今天是太平洋的暖风，明天可能就是血流成河。

　　我忍不住想，大陆人对台湾的爱之深，有多少是源于对自己的恨之切？

　　台湾，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它是一个“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平行宇宙，是一个本该有的中国，一个最好的中国，一个顺理成章的中国。对台湾的向往，也是痛恨加诸自己政治遭遇的反弹。台湾人抱怨，我们便觉得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可对台湾人来说，前有原住民的族群认同，后有日本殖民统治，才构成如今的特殊文化与“台湾模式”，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华民国的延续。

　　最近在大陆热映的《赛德克·巴莱》，媒体宣传为爱国抗日影片。其实，原住民的抗日，源于自身是土地的主人，保护自己的部落，而并不是遗民保卫大清帝国的土地，更不是中华民族抗日史的一部分。赛德克以及其他原住民部落，抗清也抗中，对抗一切针对本民族的殖民强权。看到影片在大陆宣传为“向英勇抗日的台湾人民致敬”，觉得有些滑稽。他们的民族，却成了我们的主义。

　　话说远了，还说台湾。

　　在吃完晚饭到咖啡馆的十几分钟步行里，我的钱包丢了，不知道是掉在了路上还是被扒。打电话报警，两位年轻的警察很快就过来。吃饭的餐厅已经打烊，警察打电话协调看监控录像，说：“那麻烦开下门啦，他们是外国来的……”

　　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对他们构成了压力，一种要“弘扬国体”的压力。在餐厅，我第一次在警察陪同下看监控录像。一瞬间的兴奋竟然盖过了丢东西的沮丧。最后警察留下我的电话，说找到了钱包会通知我。

　　当然，我知道找到钱包的机会很渺茫。在回酒店的路上，司机知道我钱包丢了，说：“你千万不要对台湾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说：“当然。应该是我自己掉在路上。退一万步，哪个城市没有小偷呢？”

　　台湾人的确很好，温良恭俭让，亲切友善温和有礼。其中有多少是源于大陆人对台湾所投射的期望呢？而他们，正如台湾钱永祥教授所说，“台灣人正在努力做到大陸人所投射的期望。”“換言之，大陆人乃是台灣人的‘有意義的他者’”。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政府统治台湾。

　　当时，岛内人民莫不欢欣鼓舞，觉得终于迎来了“祖国”。因为，在抵抗日本人的压迫时，日本人一句通用的恐吓是：“你们若不愿意做日本国民，返回支那好了。”因此，日本人的压迫越大，台人就越是向往祖国。

　　然而，如“欢迎国府筹备会”总干事叶荣种所说：“祖国只是观念的产物而没有经验的实感。”当国民政府真正统治，岛民却发现问题多多，在某些层面上还不如日本殖民统治。当时兴奋迎接国民政府的热血青年，在几个月后，就成了反抗国民政府统治的革命领袖。

　　国民政府，只是“观念上的祖国”。同样的，对大陆人来说，台湾大概也是一个“想象中的祖国”。就我看到的台湾，有原住民文化，有日本文化，而绝不仅仅是未死的民国，更不是未死的中华民族。

　　如现在还有相当部分的台湾人怀念日本统治一样，大陆人对台湾的“某种乡愁”，也是一意孤行、一厢情愿。

　　下午，我去了“二·二八”国家纪念公园。

　　如今，这里已经成了著名的同性恋聚集地。我了解“二·二八事件”，还是在《悲情城市》中。1947年，由台北一件私烟查缉血案而引爆冲突，市民请愿、示威、罢工。后来遭遇戒严、镇压、屠杀，大量意见领袖和市民或伤亡，或失踪，或流亡。

　　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从800多人到3万多人不等。

　　二二八事件，一直是台湾政治“敏感词”。直到七十年代民主化运动之后，才解禁和平反。我在公园外的石碑上读到解禁后立下的石碑碑文，结尾是：

　　“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谨立。”

　　立下石碑的时候，距离二二八事件已经将近五十年。真相和正义迟来了一些，可仍然是正义。在这个六月初的下午，我在台湾，第一次感觉和中国大陆距离如此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