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现在算是交恶，日商在华投资正在遭受损失，那日商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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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对华投资应从新的起点出发_宏观研究》2010-10-17  
     长期以来，日本对华投资、中日双边贸易、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ＯＤＡ），并称中日经济关系的三大支柱。2008年，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ＯＤＡ）已经结束，后ＯＤＡ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意味着双边经济合作的对等性加强，而随着政府间资金合作的结束，日本民间企业对华投资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据相关数据统计，自2006年以来，日本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下降和徘徊状态。2006年同比下降29．6％，2007年又下降22．0％，2008年恢复到1．7％的微弱正增长，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1－6月又同比下降6．1％。但与此同时，日本对印度投资已超过对华投资。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8年日对华（全产业）投资为6793亿日元，同比下降3．2％，而对印投资为8090亿日元，增长4．2倍，对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投资也有所扩大

　　11月24日，在中日企业家高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室主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秘书长张季风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日本对华投资近年来出现低潮，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状况愈加严峻，值得中日两国政府和企业家特别是青年企业家高度关注

　　长期以来，日本对华投资与中日双边贸易和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ＯＤＡ）并称为中日经济关系的三大支柱。日本对华投资不仅在两国经贸合作的链条上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且也成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内涵。在不断扩大的日本对华投资的带动下，两国经贸关系业已形成互惠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局面。目前，在华的两万多家日资企业采取与中资企业进行技术合作、合作经营或设立独资企业等各种形式在中国进行经营，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经济。随着日本对华ＯＤＡ的结束，日本民间企业对华投资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日本对华投资近年来出现低潮，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状况愈加严峻，值得中日两国政府和企业家特别是青年企业家的高度关注。目前，中国国内、日本国内形势以及世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为日本对华投资带来新的机遇，中日经贸合作将在新的起点走得更好。

　　日本对华投资的发展轨迹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获全国人大通过，中国的开放进程加快。1980年2月，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福州外贸中心合资旅馆”获批准成立，标志着二战结束35年后日本企业重返中国投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了3次高峰期，现处于回落期。截至2009年10月底，日本对华投资实际到位金额689．9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第一个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对经济特区的投资；第二个高潮出现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投资波及整个沿海一带；第三个高潮出现在2000年以后，其背景是中国加入ＷＴＯ、申奥成功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第一次高潮投资规模很小，第二次高潮投资规模增大，速度加快。前两次投资高潮期间，在经营方式上基本处于以中日合资企业为主的“合资时代”。在投资类型上，日本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等资源，开始在中国各地建立以生产企业为主的出口加工型基地。

　　第三次高峰的投资规模进一步增大，2005年实际到位金额到历史最高水平的65．3亿美元。这一期间，不仅是投资额剧增，而且更重要的是经营方式和投资类型上发生重大变化。从经营方式上看，从“合资时代”转变为以设立日本独资企业为主导并且开始建立投资公司（地区性统括公司）的“企业集团经营时代”。从投资类型上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日本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开始向生产以外的研究开发、国内销售、售后服务等全方位方向发展，即“市场获得型投资”。

　　中日在生产领域分工合作进展也非常迅速，这种进展不仅体现于数量上的变化，也体现于质量上的变化。80年代以加工贸易为主，90年代开始向电器、电子和机械行业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又扩展到信息通信产业和汽车产业。统计显示，在华日资企业大部分都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有力地支持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互利双赢是日本对华投资的基础，30多年来的日本的对华投资对中方的积极影响可以归纳为：缓解了资金不足；促进了技术水平提升；促进培养了经营管理人才和创造就业机会；促进了中国外贸增长。对日方的积极影响可归纳为：保持并提升了日本企业国际产业竞争力；对华投资使日本企业获得丰厚利润；促进了日本对华贸易增长。

　　2006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低迷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中日经济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在2006年，也正是中日关系走出冰河期之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却出现了明显下降，项目数为2590项，同比减少20．8％，金额为45．98亿美元，与上年同比下降29．6％。一般来说，上一年出现大的下降之后，第二年应当出现反弹，但遗憾的是这种结果并未出现。2007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为1974个，同比下降23．8％；实际到位金额35．9亿美元，同比下降22．0％。2008年为1．7％的微弱正增长，2009年1－10月日本对华投资总额到36．1亿美元，同比增长15％，出现了恢复的好势头。

　　需要注意的是，2006－2007年这两年日本对华投资的锐减是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增长15．9％和27．1％、我国引进外资增长率分别增长4．5％和13．6％的情况下出现的。也就是说，日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而向中国投资大幅度减少；中国从国外引资在增加，而从日本引资大幅度减少。由于中日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特别是中间产品占很大比重，如果制造业投资持续下降，很有可能会引起双方贸易额的下降。下面分析一下近几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低迷的原因。

　　1．连续3年高增长后的调整与周期性低潮

　　自2001年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呈高速增长趋势，2003－2005年3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6．1％，2005年更高达20％，长期的高速增长后必然要出现一定的调整。此种现象以前也曾出现过，例如，2001年的增长高达49．1％，第二年则转为3．6％的低增长。

　　另外，这次日本对华投资锐减也可能与投资周期影响有关。前面提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形成了三个高潮，从峰值来看，基本是时隔10年出现一次，现已出现4年的低潮期。

　　2．投资结构不平衡，近年对运输机械行业集中大项目投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于电器设备和运输机械领域，这两个行业占50％以上。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对我国运输机械行业投资的增长更快，从2002年的200多亿日元激增到2004年的1800多亿日元。2005年日本在运输机械及相关产业的对华投资占整个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30％以上，而2006年该行业新项目投资明显减少，直接导致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大幅度下降。

　　2004年12月以后，中国开始允许外资设立独资100％的批发、零售业企业。以此为契机，2005年日本许多综合商社在华集中设立多家独资的商业企业，而相比之下2006年设立的较少，这也是导致2006－2007年投资锐减的原因之一。

　　3．中国国内投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现在我国外汇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大格局下，外资的利用也从“增加数量”向“提高质量”方向转换。国务院于2005年12月公布实施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把行业的项目分为奖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其中规定：对奖励类采取优惠政策；对淘汰类（包括外资在内）则坚决禁止投资，并限期淘汰。

　　也就是说，对外资的引进也开始进行挑选。

　　此外，中国投资环境也出现一些影响引资扩大的因素，主要有：沿海地区电力和用水短缺，外资集中地区地价上涨；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实行“两税合一”政策；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等等。

　　上述情况的变化导致外资企业的成本上升，投资预期减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吸收外资总体出现一个暂缓阶段，处于高位徘徊状态。2005年为0．5％的负增长，2006年也仅为4．5％的正增长。因此，不仅日本投资下降，而且美国和中国台湾连续5年、韩国连续3年对华投资减少。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锐减与这种大环境变化不无关系。

　　4．分散风险

　　日本企业出于分散投资风险的考虑，相对扩大对印度、ＡＳＥＡＮ地区的投资。由于2003年春季中国出现“非典”以及2005年4月发生“涉日YX”、“制抵日货”情况等等，也自然对日本对华投资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前几年，日本政府以分散投资风险为由，有意识煽动和诱导民间企业减少和慎重向中国投资。在所谓“构建自由繁荣之弧”、价值观外交政策的诱导下，日本企业加快了向印度、ＡＳＥＡＮ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步伐。特别是对印度的投资成倍增长，从2002年的636亿日元上升到2007年的1890多亿日元，而2008年达到8090亿日元，剧增4．3倍，超过对华投资。

　　当然，2006－2007年的日本对华投资在总体下降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亮点，尽管制造业的投资大幅度减少，但金融、证券和保险业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其他商业及服务业的投资也大幅增加。非制造业投资的增加标志着日本对华投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今后的投资方向将从现在的制造业为主转向第三产业。不过，2008年以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业投资又大幅度下降。

　　日本对华投资的新机遇、新起点

　　当前，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特征表现为，在以往制造业为主的投资基础上，对非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份额在增大。这种动向反映了中国在发挥“世界工厂”的作用之外，还具有巨大的“世界市场”潜力。加入ＷＴＯ后伴随着中国的市场开放，日本企业开始相继进入零售批发业、金融领域以及其他服务领域。也就是说，对华投资正在从以往的“以制造业为主的投资”转向“制造业及非制造业并存的投资”。

　　1．日本对华投资的新机遇

　　第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目前，中国国内正在积极落实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将会有选择地引进外资，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对引资更加慎重，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资，很难进入沿海地区，这对外商投资无疑是一种挑战。但另一方面，在这种大方针下，外商投资质量会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小，随着新投资领域的出现，投资空间越来越大、机会越来越多，这又为日本对华投资提供了机遇。

　　第二，世界经济逐渐走向复苏。目前，金融危机的杀伤力在减弱，在各国政府实施的积极的金融财政策刺激下，世界经济终于出现了转机。例如，日本国内经济恢复势头平稳（换算为年率的实际ＧＤＰ增长率，第二季度为2．3％，第三季度为4．8％），但仍有变数；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也出现复苏苗头，但市场仍然疲软；中国实现“保8”目标已无悬念，但完全复苏还需要一段时间。源自美国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可能会影响世界贸易的恢复。而且中国企业还面临东南亚、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激烈竞争，后危机时代，中日双边经贸合作还面临许多挑战。

　　但世界经济复苏的大趋势不会发生逆转。众所周知，中日经济合作已经远远超出了中日两国的范围。中国从日本进口技术含量高的零部件在国内进行组装，然后销往美国、欧洲等最终消费地区，这样就形成了“日本－中国（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欧美”三角形贸易结构。尽管这种结构很不合理，加重了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需依赖度。但这种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日经贸合作已经和世界经济紧紧地融为一体。世界经济的复苏自然会给中日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也会给日本对华投资带来新的机遇。

　　第三，东亚共同体构想给后危机时代的中日经济合作带来了又一个机遇。过去的所谓“价值观外交”、“自由繁荣之弧”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将会大大削弱，也就是说，制约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不利政治因素降低。

　　日本鸠山首相与中国领导人频繁会见，两国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为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入发展和日本对华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四，未来日本对华投资的领域与区域极其宽广。

　　在机电、化工、家电、服装、金融、保险等目前已经进行投资的各种领域，仍有巨大投资潜力，此外，汽车特别是节能汽车及其相关产业、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高速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核电站等领域，将成为未来中长期日本对华投资的重点领域。中日两国在绿色经济、节能环保领域加强合作也是历史的必然。在实施节能减排过程中，中国将大量采购相关技术和设备，仅建筑节能一项就有2000多亿美元的投资潜力。

　　从日本对华投资区域来看，区域分布很不平衡，在东部地区集中扎堆，这必然会引起一系列问题。沿海以外的内陆地区，例如，内陆地区，如中部地区、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成长蓄势待发，有广阔的投资空间。倘若以沿海日资企业为依托，逐步向东部地区的纵深地区以及内陆地区扩展，则大有可为。

　　2．几点建议

　　Ａ、政府层面

　　经过长期的合作与磨合，中日双边经贸合作已经进入市场轨道，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发挥重要作用，但市场总有失灵的时候，目前出现的日本对华投资的低潮以及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新困难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策这只手”进行调节。中日两国政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应利用各种手段支撑双边经贸合作的稳定发展。以官促民，官民互动，才能使日本对华投资从新的起点走得更好。从政府层面看，应推动“中日韩投资协定”的签署；设立中日政府共同出资的“中日节能环保基金”；推动构筑“东亚共同体”的进程，首先建立中日能源环境共同体。

　　“中日韩投资协定”的签订将会使中日韩三国企业的相互投资更加顺畅，自然会促进日本对华投资的顺利发展。中日双边要在节能、环保领域进行深入的合作，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节能环保领域公益性较强，而且投资回报周期较长，政府进行前期投入十分必要。为此，应积极推动由中日政府共同出资的“中日节能环保基金”的设立，在资金方面支撑中日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建立能源环境共同体最能体现中日之间、东亚各国各自的共同利益。东亚能源环境共同体类似欧洲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将成为东亚共同体的雏形。雏形建好了，再循序渐进地向ＦＴＡ／ＥＰＡ、共同货币单位、共同货币的经济共同体方向扩展。

　　Ｂ、企业层面

　　从企业层面来看，最关键是要对中国和中国经济有一个客观和正确的认识。对中国的经济模式转型，应有正确理解。构筑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世界潮流。中国如果能完成这次转型任务，国民经济会在更高层次上发展，会迸发出更大的力量。外国投资者也会相应得到更大的回报。中国城乡市场太大了，哪怕只要启动一个点，就会产生巨大的需求。

　　尽管中国的投资环境发生了若干变化，但中国的投资魅力没有变，而且潜在的回报率会更高。中国的社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远比印度、越南要好。中日经贸关系已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考验（包括中日政治关系最为严峻的时期），已经市场化，基础很好，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经验也比较多。过去的日元贷款、能源低息贷款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贡献，为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开辟了道路，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此前，日本企业已经向中国投资高达650多亿美元，在生产、流通等方面已经建立起了紧密的配套关系。

　　目前中国市场正从潜在市场走向现实市场，正是最容易获利的时期。但在这时，日本却减少投资，转而向印度等国投资。好比日本企业帮中国栽了一棵树，前期的浇水、培育、管理工作已经做完，现在开始结果了，如果再浇点水、再施些肥，就会结出更丰硕的和更多的果实，但在这种时候，日本企业却因为刮点风、降点温就惊慌失措，减少投资、甚至撤资，转而到更远的荒山去拓荒栽树。这种做法得不偿失，既充满着风险，也未必能获利，说不定把树栽完了，别人去摘果实。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再加上中华经济圈市场要远比印度、越南等国成熟得多，厚重得多。建设北京至哈尔滨的工业走廊要比建设新德里－孟买工业走廊更现实。日本企业积极参与环渤海经济圈的开发，风险更小，获利会更直接、更容易、更大。

　　衷心期待中日两国政府在构筑东亚共同体的大目标下，尽快设立两国政府共同出资的“中日节能环保基金”，构筑中日能源环境共同体，为中日经济合作培育新的增长点，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同时也希望日本企业包括各位日本青年经济领袖千万不要错过时机，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复苏和构筑东亚共同体的新机遇，审时度势，在新的起点上扩大对华投资，为互利双赢的中日经济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预祝中日经济关系从新的起点出发，结出更丰硕的硕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室主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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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自2006年开始，到2010年，日对中的投资是在减少的先看一篇转载的文章：http://www.cqcb.com/cbnews/instant/2010-10-17/316827.html
                                                                                         《日本对华投资应从新的起点出发_宏观研究》2010-10-17  
     长期以来，日本对华投资、中日双边贸易、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ＯＤＡ），并称中日经济关系的三大支柱。2008年，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ＯＤＡ）已经结束，后ＯＤＡ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意味着双边经济合作的对等性加强，而随着政府间资金合作的结束，日本民间企业对华投资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据相关数据统计，自2006年以来，日本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下降和徘徊状态。2006年同比下降29．6％，2007年又下降22．0％，2008年恢复到1．7％的微弱正增长，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1－6月又同比下降6．1％。但与此同时，日本对印度投资已超过对华投资。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8年日对华（全产业）投资为6793亿日元，同比下降3．2％，而对印投资为8090亿日元，增长4．2倍，对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投资也有所扩大

　　11月24日，在中日企业家高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室主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秘书长张季风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日本对华投资近年来出现低潮，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状况愈加严峻，值得中日两国政府和企业家特别是青年企业家高度关注

　　长期以来，日本对华投资与中日双边贸易和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ＯＤＡ）并称为中日经济关系的三大支柱。日本对华投资不仅在两国经贸合作的链条上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且也成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内涵。在不断扩大的日本对华投资的带动下，两国经贸关系业已形成互惠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合作局面。目前，在华的两万多家日资企业采取与中资企业进行技术合作、合作经营或设立独资企业等各种形式在中国进行经营，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经济。随着日本对华ＯＤＡ的结束，日本民间企业对华投资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日本对华投资近年来出现低潮，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状况愈加严峻，值得中日两国政府和企业家特别是青年企业家的高度关注。目前，中国国内、日本国内形势以及世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为日本对华投资带来新的机遇，中日经贸合作将在新的起点走得更好。

　　日本对华投资的发展轨迹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获全国人大通过，中国的开放进程加快。1980年2月，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福州外贸中心合资旅馆”获批准成立，标志着二战结束35年后日本企业重返中国投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了3次高峰期，现处于回落期。截至2009年10月底，日本对华投资实际到位金额689．9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第一个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对经济特区的投资；第二个高潮出现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投资波及整个沿海一带；第三个高潮出现在2000年以后，其背景是中国加入ＷＴＯ、申奥成功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第一次高潮投资规模很小，第二次高潮投资规模增大，速度加快。前两次投资高潮期间，在经营方式上基本处于以中日合资企业为主的“合资时代”。在投资类型上，日本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等资源，开始在中国各地建立以生产企业为主的出口加工型基地。

　　第三次高峰的投资规模进一步增大，2005年实际到位金额到历史最高水平的65．3亿美元。这一期间，不仅是投资额剧增，而且更重要的是经营方式和投资类型上发生重大变化。从经营方式上看，从“合资时代”转变为以设立日本独资企业为主导并且开始建立投资公司（地区性统括公司）的“企业集团经营时代”。从投资类型上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日本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开始向生产以外的研究开发、国内销售、售后服务等全方位方向发展，即“市场获得型投资”。

　　中日在生产领域分工合作进展也非常迅速，这种进展不仅体现于数量上的变化，也体现于质量上的变化。80年代以加工贸易为主，90年代开始向电器、电子和机械行业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又扩展到信息通信产业和汽车产业。统计显示，在华日资企业大部分都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有力地支持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互利双赢是日本对华投资的基础，30多年来的日本的对华投资对中方的积极影响可以归纳为：缓解了资金不足；促进了技术水平提升；促进培养了经营管理人才和创造就业机会；促进了中国外贸增长。对日方的积极影响可归纳为：保持并提升了日本企业国际产业竞争力；对华投资使日本企业获得丰厚利润；促进了日本对华贸易增长。

　　2006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低迷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中日经济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在2006年，也正是中日关系走出冰河期之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却出现了明显下降，项目数为2590项，同比减少20．8％，金额为45．98亿美元，与上年同比下降29．6％。一般来说，上一年出现大的下降之后，第二年应当出现反弹，但遗憾的是这种结果并未出现。2007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为1974个，同比下降23．8％；实际到位金额35．9亿美元，同比下降22．0％。2008年为1．7％的微弱正增长，2009年1－10月日本对华投资总额到36．1亿美元，同比增长15％，出现了恢复的好势头。

　　需要注意的是，2006－2007年这两年日本对华投资的锐减是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增长15．9％和27．1％、我国引进外资增长率分别增长4．5％和13．6％的情况下出现的。也就是说，日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而向中国投资大幅度减少；中国从国外引资在增加，而从日本引资大幅度减少。由于中日贸易中产业内贸易，特别是中间产品占很大比重，如果制造业投资持续下降，很有可能会引起双方贸易额的下降。下面分析一下近几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低迷的原因。

　　1．连续3年高增长后的调整与周期性低潮

　　自2001年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一直呈高速增长趋势，2003－2005年3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6．1％，2005年更高达20％，长期的高速增长后必然要出现一定的调整。此种现象以前也曾出现过，例如，2001年的增长高达49．1％，第二年则转为3．6％的低增长。

　　另外，这次日本对华投资锐减也可能与投资周期影响有关。前面提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形成了三个高潮，从峰值来看，基本是时隔10年出现一次，现已出现4年的低潮期。

　　2．投资结构不平衡，近年对运输机械行业集中大项目投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于电器设备和运输机械领域，这两个行业占50％以上。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对我国运输机械行业投资的增长更快，从2002年的200多亿日元激增到2004年的1800多亿日元。2005年日本在运输机械及相关产业的对华投资占整个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30％以上，而2006年该行业新项目投资明显减少，直接导致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大幅度下降。

　　2004年12月以后，中国开始允许外资设立独资100％的批发、零售业企业。以此为契机，2005年日本许多综合商社在华集中设立多家独资的商业企业，而相比之下2006年设立的较少，这也是导致2006－2007年投资锐减的原因之一。

　　3．中国国内投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现在我国外汇短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大格局下，外资的利用也从“增加数量”向“提高质量”方向转换。国务院于2005年12月公布实施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把行业的项目分为奖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其中规定：对奖励类采取优惠政策；对淘汰类（包括外资在内）则坚决禁止投资，并限期淘汰。

　　也就是说，对外资的引进也开始进行挑选。

　　此外，中国投资环境也出现一些影响引资扩大的因素，主要有：沿海地区电力和用水短缺，外资集中地区地价上涨；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实行“两税合一”政策；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等等。

　　上述情况的变化导致外资企业的成本上升，投资预期减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吸收外资总体出现一个暂缓阶段，处于高位徘徊状态。2005年为0．5％的负增长，2006年也仅为4．5％的正增长。因此，不仅日本投资下降，而且美国和中国台湾连续5年、韩国连续3年对华投资减少。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锐减与这种大环境变化不无关系。

　　4．分散风险

　　日本企业出于分散投资风险的考虑，相对扩大对印度、ＡＳＥＡＮ地区的投资。由于2003年春季中国出现“非典”以及2005年4月发生“涉日YX”、“制抵日货”情况等等，也自然对日本对华投资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前几年，日本政府以分散投资风险为由，有意识煽动和诱导民间企业减少和慎重向中国投资。在所谓“构建自由繁荣之弧”、价值观外交政策的诱导下，日本企业加快了向印度、ＡＳＥＡＮ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步伐。特别是对印度的投资成倍增长，从2002年的636亿日元上升到2007年的1890多亿日元，而2008年达到8090亿日元，剧增4．3倍，超过对华投资。

　　当然，2006－2007年的日本对华投资在总体下降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亮点，尽管制造业的投资大幅度减少，但金融、证券和保险业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其他商业及服务业的投资也大幅增加。非制造业投资的增加标志着日本对华投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今后的投资方向将从现在的制造业为主转向第三产业。不过，2008年以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业投资又大幅度下降。

　　日本对华投资的新机遇、新起点

　　当前，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特征表现为，在以往制造业为主的投资基础上，对非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份额在增大。这种动向反映了中国在发挥“世界工厂”的作用之外，还具有巨大的“世界市场”潜力。加入ＷＴＯ后伴随着中国的市场开放，日本企业开始相继进入零售批发业、金融领域以及其他服务领域。也就是说，对华投资正在从以往的“以制造业为主的投资”转向“制造业及非制造业并存的投资”。

　　1．日本对华投资的新机遇

　　第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目前，中国国内正在积极落实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将会有选择地引进外资，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对引资更加慎重，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资，很难进入沿海地区，这对外商投资无疑是一种挑战。但另一方面，在这种大方针下，外商投资质量会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小，随着新投资领域的出现，投资空间越来越大、机会越来越多，这又为日本对华投资提供了机遇。

　　第二，世界经济逐渐走向复苏。目前，金融危机的杀伤力在减弱，在各国政府实施的积极的金融财政策刺激下，世界经济终于出现了转机。例如，日本国内经济恢复势头平稳（换算为年率的实际ＧＤＰ增长率，第二季度为2．3％，第三季度为4．8％），但仍有变数；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也出现复苏苗头，但市场仍然疲软；中国实现“保8”目标已无悬念，但完全复苏还需要一段时间。源自美国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可能会影响世界贸易的恢复。而且中国企业还面临东南亚、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激烈竞争，后危机时代，中日双边经贸合作还面临许多挑战。

　　但世界经济复苏的大趋势不会发生逆转。众所周知，中日经济合作已经远远超出了中日两国的范围。中国从日本进口技术含量高的零部件在国内进行组装，然后销往美国、欧洲等最终消费地区，这样就形成了“日本－中国（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欧美”三角形贸易结构。尽管这种结构很不合理，加重了日本、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需依赖度。但这种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日经贸合作已经和世界经济紧紧地融为一体。世界经济的复苏自然会给中日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也会给日本对华投资带来新的机遇。

　　第三，东亚共同体构想给后危机时代的中日经济合作带来了又一个机遇。过去的所谓“价值观外交”、“自由繁荣之弧”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将会大大削弱，也就是说，制约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不利政治因素降低。

　　日本鸠山首相与中国领导人频繁会见，两国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为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入发展和日本对华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四，未来日本对华投资的领域与区域极其宽广。

　　在机电、化工、家电、服装、金融、保险等目前已经进行投资的各种领域，仍有巨大投资潜力，此外，汽车特别是节能汽车及其相关产业、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高速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核电站等领域，将成为未来中长期日本对华投资的重点领域。中日两国在绿色经济、节能环保领域加强合作也是历史的必然。在实施节能减排过程中，中国将大量采购相关技术和设备，仅建筑节能一项就有2000多亿美元的投资潜力。

　　从日本对华投资区域来看，区域分布很不平衡，在东部地区集中扎堆，这必然会引起一系列问题。沿海以外的内陆地区，例如，内陆地区，如中部地区、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成长蓄势待发，有广阔的投资空间。倘若以沿海日资企业为依托，逐步向东部地区的纵深地区以及内陆地区扩展，则大有可为。

　　2．几点建议

　　Ａ、政府层面

　　经过长期的合作与磨合，中日双边经贸合作已经进入市场轨道，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发挥重要作用，但市场总有失灵的时候，目前出现的日本对华投资的低潮以及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新困难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策这只手”进行调节。中日两国政府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应利用各种手段支撑双边经贸合作的稳定发展。以官促民，官民互动，才能使日本对华投资从新的起点走得更好。从政府层面看，应推动“中日韩投资协定”的签署；设立中日政府共同出资的“中日节能环保基金”；推动构筑“东亚共同体”的进程，首先建立中日能源环境共同体。

　　“中日韩投资协定”的签订将会使中日韩三国企业的相互投资更加顺畅，自然会促进日本对华投资的顺利发展。中日双边要在节能、环保领域进行深入的合作，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节能环保领域公益性较强，而且投资回报周期较长，政府进行前期投入十分必要。为此，应积极推动由中日政府共同出资的“中日节能环保基金”的设立，在资金方面支撑中日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建立能源环境共同体最能体现中日之间、东亚各国各自的共同利益。东亚能源环境共同体类似欧洲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将成为东亚共同体的雏形。雏形建好了，再循序渐进地向ＦＴＡ／ＥＰＡ、共同货币单位、共同货币的经济共同体方向扩展。

　　Ｂ、企业层面

　　从企业层面来看，最关键是要对中国和中国经济有一个客观和正确的认识。对中国的经济模式转型，应有正确理解。构筑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世界潮流。中国如果能完成这次转型任务，国民经济会在更高层次上发展，会迸发出更大的力量。外国投资者也会相应得到更大的回报。中国城乡市场太大了，哪怕只要启动一个点，就会产生巨大的需求。

　　尽管中国的投资环境发生了若干变化，但中国的投资魅力没有变，而且潜在的回报率会更高。中国的社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远比印度、越南要好。中日经贸关系已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考验（包括中日政治关系最为严峻的时期），已经市场化，基础很好，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经验也比较多。过去的日元贷款、能源低息贷款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贡献，为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开辟了道路，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此前，日本企业已经向中国投资高达650多亿美元，在生产、流通等方面已经建立起了紧密的配套关系。

　　目前中国市场正从潜在市场走向现实市场，正是最容易获利的时期。但在这时，日本却减少投资，转而向印度等国投资。好比日本企业帮中国栽了一棵树，前期的浇水、培育、管理工作已经做完，现在开始结果了，如果再浇点水、再施些肥，就会结出更丰硕的和更多的果实，但在这种时候，日本企业却因为刮点风、降点温就惊慌失措，减少投资、甚至撤资，转而到更远的荒山去拓荒栽树。这种做法得不偿失，既充满着风险，也未必能获利，说不定把树栽完了，别人去摘果实。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再加上中华经济圈市场要远比印度、越南等国成熟得多，厚重得多。建设北京至哈尔滨的工业走廊要比建设新德里－孟买工业走廊更现实。日本企业积极参与环渤海经济圈的开发，风险更小，获利会更直接、更容易、更大。

　　衷心期待中日两国政府在构筑东亚共同体的大目标下，尽快设立两国政府共同出资的“中日节能环保基金”，构筑中日能源环境共同体，为中日经济合作培育新的增长点，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同时也希望日本企业包括各位日本青年经济领袖千万不要错过时机，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复苏和构筑东亚共同体的新机遇，审时度势，在新的起点上扩大对华投资，为互利双赢的中日经济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预祝中日经济关系从新的起点出发，结出更丰硕的硕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室主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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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自2006年开始，到2010年，日对中的投资是在减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