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就是酗酒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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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台湾政治就是酗酒的男人 </B>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50120/wh/whxw/200501200042.asp


南方周末　  　2005-01-20 15: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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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陈文茜专访
　　别的暗杀带来悲痛，“3·19”“暗杀”给了被暗杀者阵营无比的快乐和欢欣……
　　———陈文茜 </P></P>
<P>“3·20”：一个暗杀的狂欢派对
　　记者：在2004年的台湾选战过去9个月之后，你怎么看“3·20”选举给台湾社会造成的影响？
　　陈文茜：这场选战，很多人受伤。这些人的伤，有的个人可以承受，有的时间可以抚平。但是台湾的伤痕呢？一道属于陈水扁的伤口带给了他胜利，但是属于台湾的新伤口在逐渐扩大。“大选”双方票数那么接近，在民主的选举里可以自动验票。而我们得等到温和的蓝军选民开车撞击地检署，法院才下令查封票箱。我不知道“3·19”当天枪击的真相是什么，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真相。选战之后，凯达格兰广场是悲愤的，挫折的，去那里的民众，不一样的面孔，一样的愤怒。选战期间台湾民众的抗争高达100万人次，他们绝望的呐喊，是我听到的最沉痛的声音。
　　记者：“3·19”陈水扁被枪击的时候，你是最先发出质疑的人，现在你仍然质疑吗？
　　陈文茜：历史上暗杀重要政治人物，分两类，一是有强烈暗杀意图的政治谋杀；另一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尤其选前几天，往往能创造无限的政治利益。为了自己的政治声望，为了竞选，历史上太多的政治人物制造肮脏的政治阴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面临莱温斯基丑闻缠身，曾下令攻打科索沃转移焦点。尼克松第二次竞选总统，想尽办法破坏越战巴黎和谈，他知道对手最大致命伤就在越战。台湾以前也有政治暗杀事件，林义雄家被灭口三人，陈文成莫名其妙死了。所有这些无法破案的暗杀，都被归结为政治阴谋。只有暗杀符合政治利益时，暗杀才能受到掌握公权者的保护。“3·19”枪击案，创下许多先例，第一是找不到凶手，第二不打致命的头部，第三到现在为止，什么枪、伤口怎么形成、现场的弹壳从哪里来，都没有确切答案。别的暗杀带来悲痛，“3·19”“暗杀”给了被暗杀者阵营无比的快乐和欢欣，从第一刻陈水扁“中枪”，邱义仁开记者会，一路微笑直到“3·20”，那是一个暗杀的狂欢派对，从“3·19”到“3·20”。
　　记者：吕秀莲成立枪击案真相调查委员会，到今天，你怎么看这个委员会的工作？
　　陈文茜：在民主的地方，政治人物枪击案，只有两个答案。预谋的，那么政治人物的行为是组织性犯罪；以公权进行一场有计划的犯罪行为。非预谋的，安全局长、特勤中心主任、侍卫长等必须下台，必须接受军法审判，必须被弹劾。如果陈水扁枪击案属实，他们全逃不了以上的命运。在民主的地方，传媒会比政治人物早一步发现真相，例如美国的水门事件。都是靠媒体发掘真相。但是在台湾，媒体能吗？陈水扁不能做到诚实，媒体不能发掘真相，这就是台湾今天的现实。
　　记者：1月17日，真调会查枪击案，公布百余页报告，你怎么看这个调查结果？
　　陈文茜：真调报告有两个突破，一个是我看到真调会跟李昌钰鉴识报告和刑事局报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陈水扁身上的清创，手术以后被切下来的皮肤、纱布等等在真调会的追查之下，在“3·19”之后，过了将近6天左右，由医师在垃圾袋里找出来。它根本没有经过应有的保存。没有在科学或物理方面不变质的保存，经过了6天，是由医师从垃圾袋里找出来，它很可能在中间被调包和造假；第二个突破点，就是真调会把陈水扁的伤口、衣服和子弹的关系做了清楚的分析，认为“3·19”枪击案从陈水扁身上找出来的子弹，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存在，如果存在它应该掉在车上，或者在他下车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下车走在集美医院的路上，或者是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而不是在他的夹克衫里。因为他穿的夹克，下边是没有松紧的，而且是非常宽松的。如果是在衬衫和夹克中间，它一定会掉出来，这是勿庸置疑的。
　　调查结果显示，陈水扁腹部枪伤的形成原因不合常理。
　　记者：你怎么看真调会提出弹劾相关失职官员、罢免陈水扁的建议？
　　陈文茜：我今天看了台湾宪法增修条文和相关法律规定，罢免的结果可能不会成立。但是要让罢免案在立法院成案，并且逼迫陈水扁到立法院做罢免案的陈述报告，只要四分之一的委员同意就可以。真调会不是最后的结论，但它会是以后司法调查的一个重要的理据。看起来，真调报告跟李昌钰的鉴识报告和刑事局的报告，3个报告结论不一，各执一词。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份历史文件，这3份文件在将来的历史中，真调会的报告可能价值最大。现在看不出这个报告的重要性，过5年，10年，当陈水扁失去权力的时候，这个报告的重要性会突显出来。
　　记者：你怎么看“3·20”之后的台湾社会生态？
　　陈文茜：我在台湾讲过很多次，“3·20”之后，能够制衡陈水扁的力量已经不在台湾，在华盛顿和北京。现在台湾在野阵营看起来人很多，参选还爆炸，但实际制衡陈水扁就像一栋空房子，不知道人在哪里。每次讲的时候，我都有种伤心。台湾的族群矛盾和冲突造成台湾的严重分裂。你把台湾当成你的家，你可能有很多不满，但是你看它陨落得那么快，一直在犯错，没完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家一把火烧掉，它都不自觉，还一天天地在闹，看到这些，你觉得真是很伤感的事情。
　　
　　我只是个入戏的观众
　　记者：1998年，你宣布参选“立法委员”后弃选，转而竞选民进党主席，并将竞选过程视为告别民进党。2001年，你又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委”，高票当选，你的政治行为看上去更多的像游戏。
　　陈文茜：别人把“立委”当个宝，只有我和李敖把“立委”当个屁。现在我不选“立委”，成为最近身边人的主要话题。为什么不选了？我不厌其烦跟朋友们解释，说三道四，后来想想也不是办法，应该找一个三言两语的答案。我最新的回答是：想嫁人。当“立委”没人敢娶，因此不选了。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三年前我选择当“立委”，三年后我选择只做一届。我看穿自己只是一个入戏的观众，等我看着台上的戏演得如此之烂时，忍不住从观众席跑上去当演员；但我只是一个入戏的观众，终究要回到观众席。我内心一直有个强大的声音告诉我，人生不能这么过。于是自己亲手终结政治之路。我要圆小时候的梦，当一个作家。我要让自己离开这个岛屿。
　　记者：你20岁就开始闯荡政坛，但你现在形容政治是“照妖镜”，它照出“每个人生命中属于魔鬼的那一面”。
　　陈文茜：我年轻的时候，反对国民党是要坐牢杀头的。那时人们没有权力，也没有照妖镜可言。那个时候的照妖镜最多照出每个人的胆怯。胆小、怕死，就是对的话你不敢讲，对的事你不敢做。但是到了后来，台湾的这些问题不见了。可以大声说他想说的话，尽情做他想做的事的时候，再到后来，政治就成了权力。在我看来，现在就是浪漫主义政治受到现实主义政治的挫折。因为你今天要反对的不是你的政敌，也不是你看不起的人，很多人是你的同志，很多人曾经就是你身边的人。他们做一些你不同意的事情。你必须找一个理由说服自己，你要把他们跟你自己区别开，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还是一个浪漫主义政治者，只是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等于是在原谅我的老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不用攻击这个人，你为什么做了这个错误的事，你为什么说了那个错误的话。我用这个哲学性的抽象的语言去说他，用文学性的语言去说他，说服我们每个人。
　　李敖曾经有一句名言说：我们的悲哀并不是陈水扁是我们的敌人，而是国民党是我们的朋友。
　　在政治里有很多经不起权力考验的面相。包括我，曾经共同打天下，曾经很有理想的朋友。你没有上台之前还蛮有理想的，等到你摸到一点权力的时候就会变。比如说我们看以前的小马哥(马英九)多么纯真可爱，现在我们觉得他要2008，整个人就开始变了，等他得到了2008年的位置，还不晓得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即使连小马哥这么纯真可爱的人都很难说，何况别的人。
　　作为当代的人，我觉得我应该去阻止他(陈水扁)。但是我发现我再努力也阻止不了他，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你觉得他是前边驶来的一列火车，你不躲避就会被它辗死。火车会撞到墙，车翻了，无论是参与他们的人，还是周围的人，都会遭殃。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个极端的政治力量。极端主义兴起的时候它要闹个够，闹到垮台为止。人永远没有办法。你好像觉得苦难结束了，觉得好日子来了，但是很快等待着你的是更大的灾难。你永远也无法踩在一个踏实的地方。
　　记者：你说，这是个没有英雄的年代，英雄只会不小心戳破历史的纸，最后自己坠落悬崖。你有过英雄情结吗？你曾经定下人生终极目标是两岸谈判代表，为什么？
　　陈文茜：我没有英雄情结，我有历史地位情结，我很在乎我在历史中的位置。所以我很刻意地处理两种事情。就是我在面对权力的时候，我认为它在历史中有价值我会去做，否则我不去做。所以像现在如果说在台湾有一个位置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台湾辜振甫的那个两岸谈判代表。其他的我都不要。那个位置你要坐了，坐好了，你比任何“总统”、“副总统”都有历史地位。你看现在台湾的“县长”、“市长”，看起来权力很大，但是实际上是个二愣子。只是一个救火工。所以我在乎历史地位，不在乎名利地位。
　　第二个我在乎我做一个女人的历史地位，在乎我做一个女性典范的历史地位。这个我很在乎，而且我会刻意去经营。我觉得那么多女人在看我一步一步地过我的人生，写我的人生，度过一关一关的困难，我要做给她们看，我要让她们看女人是可以这样过人生的。无论你出生在台南的人，出生在台中的人，或者出生在河南的人，出生在英国的人，出生在1950年代的人，人都可以去找各种自我认同。我最强的认同就是当一个女人。当一个帅帅气气的女人，活得很好的女人。这非常重要。
　　
　　族群分裂，台湾的幽魂
　　记者：江霞出任华视总裁，她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封杀罗大佑、萧蔷、孙翠凤等台湾艺人。李敖和你也因各自政治立场受到台湾当局限制。《中国时报》有社论批评绿色恐怖袭击台湾岛。你怎么看当前这种局面？
　　陈文茜：在“3·20”大选中，江霞的升迁就是陈水扁的酬佣。他的策略就是，派你去就是让你去咬人，你这只狗居然不咬人，我就换只狗。“3·20”之后，华视换一只会咬人的狗，那只狗就叫江霞。陈水扁就是要让你知道你跟他对抗是生存不下去的。
　　记者：我很想知道台湾文艺界和知识界有什么作为。
　　陈文茜：台湾已进入动荡年代。选举意外引爆了早就存在于政治社会底层的族群政治——它谈的是血缘身份；它的力量源自排他与仇恨动员。“3·20”“大选”与其说是蓝绿对决，不如说是族群政治与非族群政治力量的对决。
　　侯孝贤导演领导的“族群平等联盟”尝试在大选中化解族群意识的幽魂。可我很清楚，族群的本质是一种宗教运动。无论是本省的、外省的。族群的和解，也必须是另外一种宗教运动。它很难是少数文化人偶尔的呼吁，试图平衡的批评。毕竟连一个坐牢25年的人都无法正常化自己族群平等的语言，几位得国际影展奖的文化人，又怎能对抗这族群意识的幽魂？侯孝贤他们跳出来，很孤单。他的联盟中间很多人胆怯，而且自命清高。胆怯就是要计算利害得失，清高就是陷于政治的漩涡之中。他们要算计各方势力给他的尊宠，所以他怕玷污了他的名誉。台湾知识分子没有足够的正义感，他们大多数的工作都是伪善的。南方朔、侯孝贤，还有杨度，他们在这样的工作中就会受伤很重。他们在这个环境中是孤立的。因为现在他们的情况跟殷海光时代不一样。国民党到台湾，国民党内部有一批反省成员。像雷震、殷海光，为了政治信念，雷震被抓起来，殷海光不惜被“中央研究院”解聘，颠沛流离，他们那时候人数是一样少的。但是他们很有力量。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记者：你的时事评论节目常被停，你怎么应对封杀？
　　陈文茜：到凤凰就是我的应对之一，我不在你的控制之中，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到凤凰就是给自己找一个碉堡，不轻易就被别人扑杀。你消灭不了我。你有办法封掉我的节目吗？就算你有，我还准备了另一套，我用网络、宽频、电视跟你斗。这世界没有投降两个字，只有困难两个字，比较麻烦而已。我到凤凰来开节目，就好像阿拉法特在黎巴嫩的难民营被歼灭以后，重建他的巴勒斯坦革命一样(笑)。
　　记者：你1996年开始主持政论性节目《女人开讲》，2000年开始主持《文茜小妹大》节目，但是你的《女人开讲》和《文茜小妹大》因为锋芒所向经常遭到阻力，三度转台播出。
　　陈文茜：以前知识分子的工具是报纸杂志书籍，现在知识分子的工具就是电视。人对自己不懂的事情他会想着到电视里去看。到底枪击案的真相是什么样的，李昌钰的调查取证是什么样的，报纸都封锁了消息。但是在电视上还能看到一个叫陈文茜的人在说话。他觉得她的话是可信赖、可依靠的，有来源，有分析，有解说，有发展。他就很想看。一个人打开电视的时候他想，都说陈水扁是一个狗屁，他打开电视一看陈文茜说陈水扁不是狗屁，而是牛屎屁，他就获得一个确证。这就是电视的力量，电视就是一种武器。
　　记者：“3·20”之后，台湾有知识界人士认为，“大选”中台湾媒体的表现很可耻，你能评价一下台湾媒体的表现吗？
　　陈文茜：我们的传媒是反智化的。电视和报纸都在娱乐化，电视里讨论严肃的问题，主办者会觉得太深。台湾的报纸现在已经没有一个报人应该有的理想了。不像早年的《中国时报》，当年的报纸可以带动整个文化的复兴。
　　现在台湾的媒体是掌握在投机商人手里。他们透过传媒不只是赚钱，他透过传媒去讨好上边的人，去交换贷款，保护投资事业。他做投资可能是特权，可能是犯法，他需要在银行超贷的，这样他就需要传媒做背景的力量，按照正常规则，他的企业可能是要被倒店的，或者他要去坐牢，或者有案在身的，所以他透过他控制的传媒跟权力者交易，所以他不在乎他在媒体是赔钱还是赚钱，他在乎的是保护他的投资的安全。台湾后来的媒体几乎全部落在了投机商人手里，几乎全部都是。《中国时报》、《联合时报》那种文人气质都不见了。台湾第一大报是《自由时报》，那完全是靠土地炒作起家的房地产商。把报纸作为力量，然后自己做“监察委员”，否则“监察委员会”调查他。这个人做到了“监察院副院长”，然后整天用社论反“三通”。因为“三通”对台湾的房地产商不利，他就跑到上海买房子。这就是台湾的第一大报，保护台湾的房地产商利益，跟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对抗。报纸在台湾已是夕阳工业。它占不到媒体影响力的20％。剩下的就是电视，电视都是高度综艺化，是投资商手里的工具。传媒是建立一个社会观念的主要平台，传媒沦落到投机商人手里，它不仅不能监督和制约权力，反而是向权力拍马的一个工具。
　　
　　女人要离开不适合的男人
　　记者：经常从电视看到你的雄辩，你犀利的锋芒，你强烈的攻击性，这些是你性情的全部吗？
　　陈文茜：那是我面对公众的一面。我还有一面就是孤僻。实际上我是个非常孤僻的人。回头看自己，我觉得基本上，如果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相对于多数的人类我就是一个比较孤独的，孤独的人。我养了很多狗，寂寞的时候就去养几只狗，所以我现在狗越养越多。有一只狗，也是我最心爱的狗死的时候，李敖就拿了十万块钱台币来，他说，今夜我们就去买一只狗，维持陈六条，你不能让陈六条变成陈五条。我说我现在是陈五娘，五只狗的娘。现在在我养的六条狗里有一只狗就叫做李敖大哥大，纪念他送给我的狗。
　　记者：看简历你1976年考进台大法律系，在台大法律系的学业带给你什么样的营养？
　　陈文茜：说起来考大学是我无聊的叛逆的后果，我其实是应该念历史系，台湾的女孩子都念这个系。我就不想跟别的女孩子一样。我觉得它们太冰冷了，我是个数学很好的小孩，历史系对我来说太无趣。后来我选择了法律系，一个是因为社会正义感，还有就是那时我觉得法律都是坏蛋专门给笨蛋制定让他们遵守的，所以我就念了法律系，其实一点乐趣都没有。进台大法律系第一年，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民法。我当时就觉得你要嫁就得嫁给一个糟老头，然后继承他的遗产，因为台湾的民法清楚的规定，女人一旦嫁了就什么都没了，她以丈夫的姓为姓，她的财产如果不公开宣誓，女人就没有任何财产，她只有一个丈夫，但是丈夫又不是她的。她怀孕10月，肚子好大，生出孩子哇哇叫，但这孩子也是她丈夫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女人的。只有等到她老公死了以后，她才可以继承老公的财产。这样的事情对我有影响，我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除非我傻掉了，我才去嫁人。我念法律系没有认真的学什么东西，惟一学到的就是看清了台湾女人的命运。
　　记者：对自己你有一个比喻，就是舞台上“翻滚的舞者”，你的悲剧意识很强吗？
　　陈文茜：我悲到一定程度就会笑起来，嘻嘻哈哈。我舅舅也特别喜欢看《纽约时报》讣文版。他已经是个有钱人，刚过60岁生日。我最近和他一起搭机从美国东岸飞西岸，他看完整份《纽约时报》最有感觉的，还是最后的讣文版。讣文，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有用没用，人生值不值，全看讣文。我现在如果死了，可能登个“陈文茜，46岁，留下六只狗，争议一生”。
　　记者：你“跑回纽约写小说”让你的同僚很意外，那是为什么？你会在政治失意的时候写小说吗？写小说、政治辩论和媒体主持，哪一种方式更靠近你的心灵？
　　陈文茜：纽约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一直想写一部小说。就像你说的，我一直在三个角色里转换来转换去，今天演完这个戏，明天就该演另外一个戏。我既不会满足政治，也不会满足媒体，更不会满足文学，我必须有三块。现在，我平生第一次像用手术刀切去肿瘤一样把政治切掉。“3·20”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肿瘤，你痛到一定程度就要把它切掉。今年我特别觉得老，老不是因为我的年龄。去年我一点也不觉得老，今年才觉得老，不是因为加了一岁感觉老，也不是因为靠50岁近了才觉得老。就是你知道你的人生走到了一个极限。你觉得你有永远打不完的仗。“3·20”之后，我第一次用结构性的语言说话，我说，制衡陈水扁的力量已经不在岛内。他非要闹个够，闹到非要撞墙，任何人都挡不住的时候。对我这样一个充满浪漫主义、充满行动哲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深、很残酷的现实，因为你不能改变这个现实。
　　记者：写作对你内心也是一种安慰吗？
　　陈文茜：我没有发疯跟我的写作有关。我觉得我足以当一个精神病的案例。我有两个个性，一个是写作，一个是游戏人间的态度。我喜爱自己写作的一面，因为很舒服；写作的我是最舒服的人，内心可以很干净、很多东西可以沉淀。我现在就是再忙也要写专栏，因为只有这枝笔，是我出生到现在，从来不变的精神力量。从来不变的家。从来不会失去或死去的亲情，它像我的亲人。
　　记者：你是一个经常被攻击的人，怎么应对各种攻击？
　　陈文茜：觉得需要认真对待就去回答，不值得就不管它。我常鼓励女人要离开不适合的男人，对我来说台湾的政治就是一个酗酒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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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5-01-20 15: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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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陈文茜专访
　　别的暗杀带来悲痛，“3·19”“暗杀”给了被暗杀者阵营无比的快乐和欢欣……
　　———陈文茜 </P></P>
<P>“3·20”：一个暗杀的狂欢派对
　　记者：在2004年的台湾选战过去9个月之后，你怎么看“3·20”选举给台湾社会造成的影响？
　　陈文茜：这场选战，很多人受伤。这些人的伤，有的个人可以承受，有的时间可以抚平。但是台湾的伤痕呢？一道属于陈水扁的伤口带给了他胜利，但是属于台湾的新伤口在逐渐扩大。“大选”双方票数那么接近，在民主的选举里可以自动验票。而我们得等到温和的蓝军选民开车撞击地检署，法院才下令查封票箱。我不知道“3·19”当天枪击的真相是什么，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真相。选战之后，凯达格兰广场是悲愤的，挫折的，去那里的民众，不一样的面孔，一样的愤怒。选战期间台湾民众的抗争高达100万人次，他们绝望的呐喊，是我听到的最沉痛的声音。
　　记者：“3·19”陈水扁被枪击的时候，你是最先发出质疑的人，现在你仍然质疑吗？
　　陈文茜：历史上暗杀重要政治人物，分两类，一是有强烈暗杀意图的政治谋杀；另一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尤其选前几天，往往能创造无限的政治利益。为了自己的政治声望，为了竞选，历史上太多的政治人物制造肮脏的政治阴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面临莱温斯基丑闻缠身，曾下令攻打科索沃转移焦点。尼克松第二次竞选总统，想尽办法破坏越战巴黎和谈，他知道对手最大致命伤就在越战。台湾以前也有政治暗杀事件，林义雄家被灭口三人，陈文成莫名其妙死了。所有这些无法破案的暗杀，都被归结为政治阴谋。只有暗杀符合政治利益时，暗杀才能受到掌握公权者的保护。“3·19”枪击案，创下许多先例，第一是找不到凶手，第二不打致命的头部，第三到现在为止，什么枪、伤口怎么形成、现场的弹壳从哪里来，都没有确切答案。别的暗杀带来悲痛，“3·19”“暗杀”给了被暗杀者阵营无比的快乐和欢欣，从第一刻陈水扁“中枪”，邱义仁开记者会，一路微笑直到“3·20”，那是一个暗杀的狂欢派对，从“3·19”到“3·20”。
　　记者：吕秀莲成立枪击案真相调查委员会，到今天，你怎么看这个委员会的工作？
　　陈文茜：在民主的地方，政治人物枪击案，只有两个答案。预谋的，那么政治人物的行为是组织性犯罪；以公权进行一场有计划的犯罪行为。非预谋的，安全局长、特勤中心主任、侍卫长等必须下台，必须接受军法审判，必须被弹劾。如果陈水扁枪击案属实，他们全逃不了以上的命运。在民主的地方，传媒会比政治人物早一步发现真相，例如美国的水门事件。都是靠媒体发掘真相。但是在台湾，媒体能吗？陈水扁不能做到诚实，媒体不能发掘真相，这就是台湾今天的现实。
　　记者：1月17日，真调会查枪击案，公布百余页报告，你怎么看这个调查结果？
　　陈文茜：真调报告有两个突破，一个是我看到真调会跟李昌钰鉴识报告和刑事局报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陈水扁身上的清创，手术以后被切下来的皮肤、纱布等等在真调会的追查之下，在“3·19”之后，过了将近6天左右，由医师在垃圾袋里找出来。它根本没有经过应有的保存。没有在科学或物理方面不变质的保存，经过了6天，是由医师从垃圾袋里找出来，它很可能在中间被调包和造假；第二个突破点，就是真调会把陈水扁的伤口、衣服和子弹的关系做了清楚的分析，认为“3·19”枪击案从陈水扁身上找出来的子弹，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存在，如果存在它应该掉在车上，或者在他下车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下车走在集美医院的路上，或者是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而不是在他的夹克衫里。因为他穿的夹克，下边是没有松紧的，而且是非常宽松的。如果是在衬衫和夹克中间，它一定会掉出来，这是勿庸置疑的。
　　调查结果显示，陈水扁腹部枪伤的形成原因不合常理。
　　记者：你怎么看真调会提出弹劾相关失职官员、罢免陈水扁的建议？
　　陈文茜：我今天看了台湾宪法增修条文和相关法律规定，罢免的结果可能不会成立。但是要让罢免案在立法院成案，并且逼迫陈水扁到立法院做罢免案的陈述报告，只要四分之一的委员同意就可以。真调会不是最后的结论，但它会是以后司法调查的一个重要的理据。看起来，真调报告跟李昌钰的鉴识报告和刑事局的报告，3个报告结论不一，各执一词。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份历史文件，这3份文件在将来的历史中，真调会的报告可能价值最大。现在看不出这个报告的重要性，过5年，10年，当陈水扁失去权力的时候，这个报告的重要性会突显出来。
　　记者：你怎么看“3·20”之后的台湾社会生态？
　　陈文茜：我在台湾讲过很多次，“3·20”之后，能够制衡陈水扁的力量已经不在台湾，在华盛顿和北京。现在台湾在野阵营看起来人很多，参选还爆炸，但实际制衡陈水扁就像一栋空房子，不知道人在哪里。每次讲的时候，我都有种伤心。台湾的族群矛盾和冲突造成台湾的严重分裂。你把台湾当成你的家，你可能有很多不满，但是你看它陨落得那么快，一直在犯错，没完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家一把火烧掉，它都不自觉，还一天天地在闹，看到这些，你觉得真是很伤感的事情。
　　
　　我只是个入戏的观众
　　记者：1998年，你宣布参选“立法委员”后弃选，转而竞选民进党主席，并将竞选过程视为告别民进党。2001年，你又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委”，高票当选，你的政治行为看上去更多的像游戏。
　　陈文茜：别人把“立委”当个宝，只有我和李敖把“立委”当个屁。现在我不选“立委”，成为最近身边人的主要话题。为什么不选了？我不厌其烦跟朋友们解释，说三道四，后来想想也不是办法，应该找一个三言两语的答案。我最新的回答是：想嫁人。当“立委”没人敢娶，因此不选了。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三年前我选择当“立委”，三年后我选择只做一届。我看穿自己只是一个入戏的观众，等我看着台上的戏演得如此之烂时，忍不住从观众席跑上去当演员；但我只是一个入戏的观众，终究要回到观众席。我内心一直有个强大的声音告诉我，人生不能这么过。于是自己亲手终结政治之路。我要圆小时候的梦，当一个作家。我要让自己离开这个岛屿。
　　记者：你20岁就开始闯荡政坛，但你现在形容政治是“照妖镜”，它照出“每个人生命中属于魔鬼的那一面”。
　　陈文茜：我年轻的时候，反对国民党是要坐牢杀头的。那时人们没有权力，也没有照妖镜可言。那个时候的照妖镜最多照出每个人的胆怯。胆小、怕死，就是对的话你不敢讲，对的事你不敢做。但是到了后来，台湾的这些问题不见了。可以大声说他想说的话，尽情做他想做的事的时候，再到后来，政治就成了权力。在我看来，现在就是浪漫主义政治受到现实主义政治的挫折。因为你今天要反对的不是你的政敌，也不是你看不起的人，很多人是你的同志，很多人曾经就是你身边的人。他们做一些你不同意的事情。你必须找一个理由说服自己，你要把他们跟你自己区别开，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还是一个浪漫主义政治者，只是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等于是在原谅我的老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不用攻击这个人，你为什么做了这个错误的事，你为什么说了那个错误的话。我用这个哲学性的抽象的语言去说他，用文学性的语言去说他，说服我们每个人。
　　李敖曾经有一句名言说：我们的悲哀并不是陈水扁是我们的敌人，而是国民党是我们的朋友。
　　在政治里有很多经不起权力考验的面相。包括我，曾经共同打天下，曾经很有理想的朋友。你没有上台之前还蛮有理想的，等到你摸到一点权力的时候就会变。比如说我们看以前的小马哥(马英九)多么纯真可爱，现在我们觉得他要2008，整个人就开始变了，等他得到了2008年的位置，还不晓得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即使连小马哥这么纯真可爱的人都很难说，何况别的人。
　　作为当代的人，我觉得我应该去阻止他(陈水扁)。但是我发现我再努力也阻止不了他，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你觉得他是前边驶来的一列火车，你不躲避就会被它辗死。火车会撞到墙，车翻了，无论是参与他们的人，还是周围的人，都会遭殃。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个极端的政治力量。极端主义兴起的时候它要闹个够，闹到垮台为止。人永远没有办法。你好像觉得苦难结束了，觉得好日子来了，但是很快等待着你的是更大的灾难。你永远也无法踩在一个踏实的地方。
　　记者：你说，这是个没有英雄的年代，英雄只会不小心戳破历史的纸，最后自己坠落悬崖。你有过英雄情结吗？你曾经定下人生终极目标是两岸谈判代表，为什么？
　　陈文茜：我没有英雄情结，我有历史地位情结，我很在乎我在历史中的位置。所以我很刻意地处理两种事情。就是我在面对权力的时候，我认为它在历史中有价值我会去做，否则我不去做。所以像现在如果说在台湾有一个位置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台湾辜振甫的那个两岸谈判代表。其他的我都不要。那个位置你要坐了，坐好了，你比任何“总统”、“副总统”都有历史地位。你看现在台湾的“县长”、“市长”，看起来权力很大，但是实际上是个二愣子。只是一个救火工。所以我在乎历史地位，不在乎名利地位。
　　第二个我在乎我做一个女人的历史地位，在乎我做一个女性典范的历史地位。这个我很在乎，而且我会刻意去经营。我觉得那么多女人在看我一步一步地过我的人生，写我的人生，度过一关一关的困难，我要做给她们看，我要让她们看女人是可以这样过人生的。无论你出生在台南的人，出生在台中的人，或者出生在河南的人，出生在英国的人，出生在1950年代的人，人都可以去找各种自我认同。我最强的认同就是当一个女人。当一个帅帅气气的女人，活得很好的女人。这非常重要。
　　
　　族群分裂，台湾的幽魂
　　记者：江霞出任华视总裁，她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封杀罗大佑、萧蔷、孙翠凤等台湾艺人。李敖和你也因各自政治立场受到台湾当局限制。《中国时报》有社论批评绿色恐怖袭击台湾岛。你怎么看当前这种局面？
　　陈文茜：在“3·20”大选中，江霞的升迁就是陈水扁的酬佣。他的策略就是，派你去就是让你去咬人，你这只狗居然不咬人，我就换只狗。“3·20”之后，华视换一只会咬人的狗，那只狗就叫江霞。陈水扁就是要让你知道你跟他对抗是生存不下去的。
　　记者：我很想知道台湾文艺界和知识界有什么作为。
　　陈文茜：台湾已进入动荡年代。选举意外引爆了早就存在于政治社会底层的族群政治——它谈的是血缘身份；它的力量源自排他与仇恨动员。“3·20”“大选”与其说是蓝绿对决，不如说是族群政治与非族群政治力量的对决。
　　侯孝贤导演领导的“族群平等联盟”尝试在大选中化解族群意识的幽魂。可我很清楚，族群的本质是一种宗教运动。无论是本省的、外省的。族群的和解，也必须是另外一种宗教运动。它很难是少数文化人偶尔的呼吁，试图平衡的批评。毕竟连一个坐牢25年的人都无法正常化自己族群平等的语言，几位得国际影展奖的文化人，又怎能对抗这族群意识的幽魂？侯孝贤他们跳出来，很孤单。他的联盟中间很多人胆怯，而且自命清高。胆怯就是要计算利害得失，清高就是陷于政治的漩涡之中。他们要算计各方势力给他的尊宠，所以他怕玷污了他的名誉。台湾知识分子没有足够的正义感，他们大多数的工作都是伪善的。南方朔、侯孝贤，还有杨度，他们在这样的工作中就会受伤很重。他们在这个环境中是孤立的。因为现在他们的情况跟殷海光时代不一样。国民党到台湾，国民党内部有一批反省成员。像雷震、殷海光，为了政治信念，雷震被抓起来，殷海光不惜被“中央研究院”解聘，颠沛流离，他们那时候人数是一样少的。但是他们很有力量。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记者：你的时事评论节目常被停，你怎么应对封杀？
　　陈文茜：到凤凰就是我的应对之一，我不在你的控制之中，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到凤凰就是给自己找一个碉堡，不轻易就被别人扑杀。你消灭不了我。你有办法封掉我的节目吗？就算你有，我还准备了另一套，我用网络、宽频、电视跟你斗。这世界没有投降两个字，只有困难两个字，比较麻烦而已。我到凤凰来开节目，就好像阿拉法特在黎巴嫩的难民营被歼灭以后，重建他的巴勒斯坦革命一样(笑)。
　　记者：你1996年开始主持政论性节目《女人开讲》，2000年开始主持《文茜小妹大》节目，但是你的《女人开讲》和《文茜小妹大》因为锋芒所向经常遭到阻力，三度转台播出。
　　陈文茜：以前知识分子的工具是报纸杂志书籍，现在知识分子的工具就是电视。人对自己不懂的事情他会想着到电视里去看。到底枪击案的真相是什么样的，李昌钰的调查取证是什么样的，报纸都封锁了消息。但是在电视上还能看到一个叫陈文茜的人在说话。他觉得她的话是可信赖、可依靠的，有来源，有分析，有解说，有发展。他就很想看。一个人打开电视的时候他想，都说陈水扁是一个狗屁，他打开电视一看陈文茜说陈水扁不是狗屁，而是牛屎屁，他就获得一个确证。这就是电视的力量，电视就是一种武器。
　　记者：“3·20”之后，台湾有知识界人士认为，“大选”中台湾媒体的表现很可耻，你能评价一下台湾媒体的表现吗？
　　陈文茜：我们的传媒是反智化的。电视和报纸都在娱乐化，电视里讨论严肃的问题，主办者会觉得太深。台湾的报纸现在已经没有一个报人应该有的理想了。不像早年的《中国时报》，当年的报纸可以带动整个文化的复兴。
　　现在台湾的媒体是掌握在投机商人手里。他们透过传媒不只是赚钱，他透过传媒去讨好上边的人，去交换贷款，保护投资事业。他做投资可能是特权，可能是犯法，他需要在银行超贷的，这样他就需要传媒做背景的力量，按照正常规则，他的企业可能是要被倒店的，或者他要去坐牢，或者有案在身的，所以他透过他控制的传媒跟权力者交易，所以他不在乎他在媒体是赔钱还是赚钱，他在乎的是保护他的投资的安全。台湾后来的媒体几乎全部落在了投机商人手里，几乎全部都是。《中国时报》、《联合时报》那种文人气质都不见了。台湾第一大报是《自由时报》，那完全是靠土地炒作起家的房地产商。把报纸作为力量，然后自己做“监察委员”，否则“监察委员会”调查他。这个人做到了“监察院副院长”，然后整天用社论反“三通”。因为“三通”对台湾的房地产商不利，他就跑到上海买房子。这就是台湾的第一大报，保护台湾的房地产商利益，跟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对抗。报纸在台湾已是夕阳工业。它占不到媒体影响力的20％。剩下的就是电视，电视都是高度综艺化，是投资商手里的工具。传媒是建立一个社会观念的主要平台，传媒沦落到投机商人手里，它不仅不能监督和制约权力，反而是向权力拍马的一个工具。
　　
　　女人要离开不适合的男人
　　记者：经常从电视看到你的雄辩，你犀利的锋芒，你强烈的攻击性，这些是你性情的全部吗？
　　陈文茜：那是我面对公众的一面。我还有一面就是孤僻。实际上我是个非常孤僻的人。回头看自己，我觉得基本上，如果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相对于多数的人类我就是一个比较孤独的，孤独的人。我养了很多狗，寂寞的时候就去养几只狗，所以我现在狗越养越多。有一只狗，也是我最心爱的狗死的时候，李敖就拿了十万块钱台币来，他说，今夜我们就去买一只狗，维持陈六条，你不能让陈六条变成陈五条。我说我现在是陈五娘，五只狗的娘。现在在我养的六条狗里有一只狗就叫做李敖大哥大，纪念他送给我的狗。
　　记者：看简历你1976年考进台大法律系，在台大法律系的学业带给你什么样的营养？
　　陈文茜：说起来考大学是我无聊的叛逆的后果，我其实是应该念历史系，台湾的女孩子都念这个系。我就不想跟别的女孩子一样。我觉得它们太冰冷了，我是个数学很好的小孩，历史系对我来说太无趣。后来我选择了法律系，一个是因为社会正义感，还有就是那时我觉得法律都是坏蛋专门给笨蛋制定让他们遵守的，所以我就念了法律系，其实一点乐趣都没有。进台大法律系第一年，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民法。我当时就觉得你要嫁就得嫁给一个糟老头，然后继承他的遗产，因为台湾的民法清楚的规定，女人一旦嫁了就什么都没了，她以丈夫的姓为姓，她的财产如果不公开宣誓，女人就没有任何财产，她只有一个丈夫，但是丈夫又不是她的。她怀孕10月，肚子好大，生出孩子哇哇叫，但这孩子也是她丈夫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女人的。只有等到她老公死了以后，她才可以继承老公的财产。这样的事情对我有影响，我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除非我傻掉了，我才去嫁人。我念法律系没有认真的学什么东西，惟一学到的就是看清了台湾女人的命运。
　　记者：对自己你有一个比喻，就是舞台上“翻滚的舞者”，你的悲剧意识很强吗？
　　陈文茜：我悲到一定程度就会笑起来，嘻嘻哈哈。我舅舅也特别喜欢看《纽约时报》讣文版。他已经是个有钱人，刚过60岁生日。我最近和他一起搭机从美国东岸飞西岸，他看完整份《纽约时报》最有感觉的，还是最后的讣文版。讣文，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有用没用，人生值不值，全看讣文。我现在如果死了，可能登个“陈文茜，46岁，留下六只狗，争议一生”。
　　记者：你“跑回纽约写小说”让你的同僚很意外，那是为什么？你会在政治失意的时候写小说吗？写小说、政治辩论和媒体主持，哪一种方式更靠近你的心灵？
　　陈文茜：纽约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一直想写一部小说。就像你说的，我一直在三个角色里转换来转换去，今天演完这个戏，明天就该演另外一个戏。我既不会满足政治，也不会满足媒体，更不会满足文学，我必须有三块。现在，我平生第一次像用手术刀切去肿瘤一样把政治切掉。“3·20”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肿瘤，你痛到一定程度就要把它切掉。今年我特别觉得老，老不是因为我的年龄。去年我一点也不觉得老，今年才觉得老，不是因为加了一岁感觉老，也不是因为靠50岁近了才觉得老。就是你知道你的人生走到了一个极限。你觉得你有永远打不完的仗。“3·20”之后，我第一次用结构性的语言说话，我说，制衡陈水扁的力量已经不在岛内。他非要闹个够，闹到非要撞墙，任何人都挡不住的时候。对我这样一个充满浪漫主义、充满行动哲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深、很残酷的现实，因为你不能改变这个现实。
　　记者：写作对你内心也是一种安慰吗？
　　陈文茜：我没有发疯跟我的写作有关。我觉得我足以当一个精神病的案例。我有两个个性，一个是写作，一个是游戏人间的态度。我喜爱自己写作的一面，因为很舒服；写作的我是最舒服的人，内心可以很干净、很多东西可以沉淀。我现在就是再忙也要写专栏，因为只有这枝笔，是我出生到现在，从来不变的精神力量。从来不变的家。从来不会失去或死去的亲情，它像我的亲人。
　　记者：你是一个经常被攻击的人，怎么应对各种攻击？
　　陈文茜：觉得需要认真对待就去回答，不值得就不管它。我常鼓励女人要离开不适合的男人，对我来说台湾的政治就是一个酗酒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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