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元老:不带砸日货愤青登岛

　1970年，未满20岁的留澳香港学生柯华加入第一波中国保钓运动，他曾参加4次出海保钓行动。40多年过去了，现已六旬的柯华是组织15日成功登岛的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的元老及发言人。说到登岛，他声音激动，仍希望怀着壮士未老之心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

　　这位中国民间保钓运动史的亲历者和记录者，给保钓人士的定位仅仅是“屠狗辈”这看似粗俗的三个字。“像那些上街打砸日本商品的‘愤青’，绝不在我们出海人选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说。文/本报记者梁美兰

　　一位老人的“保钓史”

　　1970年：在“火红的年代”感染爱国风气

　　1970年9月，美日两国达成协议，美国将钓鱼岛的管治权交给日本。

　　一时间，全球华人义愤填膺，抗议活动遍布各地。大规模的保钓运动首先在美国纽约掀起，继而传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轰动全世界的保钓热潮也唤醒了大量海外华侨。

　　当时的柯华在澳大利亚留学，念大学一年级。“我们把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称做‘火红的年代’，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如火如潮。我们这些关心社会、关心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也感染了这种风气。”在澳大利亚，柯华与在悉尼、墨尔本等地的保钓人士串联去到首都堪培拉表威。

　　1996年：日外相言论“引爆”钓鱼岛问题

　　1996年是“保钓爆发年”。这一年，日本右派组织“日本青年社”登上钓鱼岛立起灯塔，还放了几十只羊到岛上以示主权。“结果羊把草都吃光了。”保钓人士纷纷抗议。志同道合的人就聚在了一起，包括柯华和现在的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妙德，总共100多人。这样，保钓委初现雏形。

　　这一年8月28日，钓鱼岛问题再次激化。当时的日本外相池田行彦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引起了香港人的很大反感。一个月之后，9月26日，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很快租了一条船出海，打算上钓鱼岛宣示主权。“结果很可惜，他跳到水里游泳，不幸身亡。”柯华说。

　　1996年10月：柯华的船离钓鱼岛仅20米

　　事故发生10天之后，保钓积极人士曾健成召集80名人员来到台湾，租用当地30多条渔船，与台湾的几十名保钓人士一同出海前往钓鱼岛。柯华就在这其中的一条船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出海行动。

　　陈毓祥意外身亡一事，给了保钓人士们很大警醒。由于遭到日本船拦截，柯华所在的船离钓鱼岛岸边仅20米。“当时我还年轻，而且是个游泳健将，跳下船游泳上去完全没问题。”但最终他还是服从安排，安心待在船上。

　　来自台湾的金介寿和香港的陈裕南成功登上钓鱼岛，拿出一面五星红旗插到了岛上，开启了香港人登钓鱼岛的第一次。

　　2006年：第四次出海如亲临“战争场面”

　　2006年9月，柯华第四次出海，他是总指挥。在他眼里，就如亲临“战争场面”：保钓船遭日方拦截，体积是保钓船4倍的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飞”上离保钓船驾驶室3米左右的地方。“当时我就在驾驶室里，看着日本船落在我们的船头上。导致他们的船底被我们的船头镗开了一道口子。日本人很愤怒。最终他们的船也报废了。”

　　随后，日本派出直升机，在离保钓船很近的上空侧飞盘旋，“再低那么一点点，机翼就能打到我们的船。”

　　那次出海“天公并不作美”，保钓船在海上遇到了9级风浪，在距钓鱼岛9海里的地方保钓船只能调头。

　　四十年保钓人说

　　“钓鱼岛问题是不义战争留下的疮疤”

　　钓鱼岛问题，在柯华看来，是“一场不公义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下的惨痛疮疤，如果还继续让侵略者这么蛮横无理，不排除军国主义的复辟。所以我们要挺起腰杆子，坚持保钓。”

　　“我本身是个和平主义者。”柯华这样描述自己。“但唯一一个我认为很难和平解决的，就是领土问题。领土一旦失去，很难再夺回来，除非爆发战争。我们保钓人士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避免打仗。希望各方能坦诚地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谈。”

　　“我们很辛苦，跟搏命差不多”

　　亲历民间保钓四十多年，柯华说，希望有朝一日钓鱼岛问题能够解决，不需要有保钓委等组织的存在。“我们这帮人的确很辛苦，跟搏命差不多。”

　　中国有句古诗“仗义每多屠狗辈”，讲的是每当国家民族遇到难题，往往是那些市井的小人物能深明大义、大公无私。对中国民间保钓人士，柯华认为用这“屠狗辈”来定位最为贴切。保钓委的组成人员大都是“小分子”。比如柯华就是从事进出口生意的个体户。有的成员是开计程车司机，有的修汽车，还有老师、打工仔等等。

　　“保钓运动还应跟日本民间讨论”

　　柯华此前在媒体的采访中表示，保钓运动应该更国际化：“我们要跟台湾、内地联系，了解两岸同胞的想法，也要跟日本民间联系，总不可以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一见面就打架。”

　　提起“保钓”，很多人就会想到剑拔弩张，激烈相搏的场面，但柯华说，他们经常去日本，跟日本民间组织一起开会，讨论钓鱼岛等问题，争取相互沟通和理解。

　　“我们不要空谈日中友好，民间要多做交流。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东北亚紧张起来，对谁都不好。”

　　[表态] 保钓委不考虑让“愤青”出海登岛

　　香港保钓委是一个“百分百的”非政府组织，没有什么管理章程，甚至连例会制度都没有。

　　“松散的民间组织”，是主席陈妙德对保钓委的概括。他们互相只知道手机号，参加活动全靠会员自愿。

　　保钓委有50多名成员，最年轻也超过50岁，年龄最大的已经80多岁。柯华这个保钓“元老”，如今已到退休年龄。“如何进行薪火相传就成了保钓委最紧急的任务。”柯华说。

　　问及每次出海行动如何确定人选时，柯华表示，保钓委不会向外界透露如何选定出海人员的过程。该组织会跟选定的人员交流他们登岛的动机。“像那些上街打砸日本商品的‘愤青’绝不在保钓委的考虑范围之内。”柯华说。香港保钓委不接受任何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捐款，资金全部来自民间。但由于出海行动很“烧钱”，筹到的资金常常让组织“捉襟见肘”。

　　[讲述] 怀着“贼佬试沙煲”的心态出海

　　香港的保钓船今年出去了7次，此前6次由于各种原因被香港海警拦截劝返。这次香港保钓船能出海，柯华用香港本地的俗语“贼佬试沙煲”来形容保钓人士的心态。意思是“试探性地、走一步算一步地行动”。

　　为躲过检查，保钓人士把启丰二号上的控制室设在船最隐蔽的地方，并用几把大锁锁严。警察发现船并登船时，保钓人士们并不理会，一路向前驶。就在警察向上打报告的时间里，船已经接近公海，警察不得不跳下船。

　　意外“突破第一道防线”，船上的保钓人士禁不住欢呼雀跃起来。然而，最现实的问题摆在了面前：食物和水储备很不足，船上人员处于半饥饿状态。

　　登岛行动随行记者、凤凰卫视的蒋晓峰在21日的网上访谈中说，日本船从侧面方向用船头来顶启丰二号的船头。启丰二号抢滩搁浅前的几分钟最激动，也最紧张。“我在驾驶舱，目击射水过来，日本人是持续射水。启丰二号一度失去方向并熄火。好在轮机长满叔找回动力，并很快找回方向。”http://wap.ifeng.com/news/zhuanti/dydzd/zx/news?ch=qd_uc&aid=41972761&mid=4IeFqi&m=11970年，未满20岁的留澳香港学生柯华加入第一波中国保钓运动，他曾参加4次出海保钓行动。40多年过去了，现已六旬的柯华是组织15日成功登岛的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的元老及发言人。说到登岛，他声音激动，仍希望怀着壮士未老之心登上钓鱼岛宣示主权。

　　这位中国民间保钓运动史的亲历者和记录者，给保钓人士的定位仅仅是“屠狗辈”这看似粗俗的三个字。“像那些上街打砸日本商品的‘愤青’，绝不在我们出海人选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说。文/本报记者梁美兰

　　一位老人的“保钓史”

　　1970年：在“火红的年代”感染爱国风气

　　1970年9月，美日两国达成协议，美国将钓鱼岛的管治权交给日本。

　　一时间，全球华人义愤填膺，抗议活动遍布各地。大规模的保钓运动首先在美国纽约掀起，继而传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轰动全世界的保钓热潮也唤醒了大量海外华侨。

　　当时的柯华在澳大利亚留学，念大学一年级。“我们把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称做‘火红的年代’，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如火如潮。我们这些关心社会、关心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也感染了这种风气。”在澳大利亚，柯华与在悉尼、墨尔本等地的保钓人士串联去到首都堪培拉表威。

　　1996年：日外相言论“引爆”钓鱼岛问题

　　1996年是“保钓爆发年”。这一年，日本右派组织“日本青年社”登上钓鱼岛立起灯塔，还放了几十只羊到岛上以示主权。“结果羊把草都吃光了。”保钓人士纷纷抗议。志同道合的人就聚在了一起，包括柯华和现在的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妙德，总共100多人。这样，保钓委初现雏形。

　　这一年8月28日，钓鱼岛问题再次激化。当时的日本外相池田行彦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引起了香港人的很大反感。一个月之后，9月26日，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很快租了一条船出海，打算上钓鱼岛宣示主权。“结果很可惜，他跳到水里游泳，不幸身亡。”柯华说。

　　1996年10月：柯华的船离钓鱼岛仅20米

　　事故发生10天之后，保钓积极人士曾健成召集80名人员来到台湾，租用当地30多条渔船，与台湾的几十名保钓人士一同出海前往钓鱼岛。柯华就在这其中的一条船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出海行动。

　　陈毓祥意外身亡一事，给了保钓人士们很大警醒。由于遭到日本船拦截，柯华所在的船离钓鱼岛岸边仅20米。“当时我还年轻，而且是个游泳健将，跳下船游泳上去完全没问题。”但最终他还是服从安排，安心待在船上。

　　来自台湾的金介寿和香港的陈裕南成功登上钓鱼岛，拿出一面五星红旗插到了岛上，开启了香港人登钓鱼岛的第一次。

　　2006年：第四次出海如亲临“战争场面”

　　2006年9月，柯华第四次出海，他是总指挥。在他眼里，就如亲临“战争场面”：保钓船遭日方拦截，体积是保钓船4倍的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飞”上离保钓船驾驶室3米左右的地方。“当时我就在驾驶室里，看着日本船落在我们的船头上。导致他们的船底被我们的船头镗开了一道口子。日本人很愤怒。最终他们的船也报废了。”

　　随后，日本派出直升机，在离保钓船很近的上空侧飞盘旋，“再低那么一点点，机翼就能打到我们的船。”

　　那次出海“天公并不作美”，保钓船在海上遇到了9级风浪，在距钓鱼岛9海里的地方保钓船只能调头。

　　四十年保钓人说

　　“钓鱼岛问题是不义战争留下的疮疤”

　　钓鱼岛问题，在柯华看来，是“一场不公义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下的惨痛疮疤，如果还继续让侵略者这么蛮横无理，不排除军国主义的复辟。所以我们要挺起腰杆子，坚持保钓。”

　　“我本身是个和平主义者。”柯华这样描述自己。“但唯一一个我认为很难和平解决的，就是领土问题。领土一旦失去，很难再夺回来，除非爆发战争。我们保钓人士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避免打仗。希望各方能坦诚地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谈。”

　　“我们很辛苦，跟搏命差不多”

　　亲历民间保钓四十多年，柯华说，希望有朝一日钓鱼岛问题能够解决，不需要有保钓委等组织的存在。“我们这帮人的确很辛苦，跟搏命差不多。”

　　中国有句古诗“仗义每多屠狗辈”，讲的是每当国家民族遇到难题，往往是那些市井的小人物能深明大义、大公无私。对中国民间保钓人士，柯华认为用这“屠狗辈”来定位最为贴切。保钓委的组成人员大都是“小分子”。比如柯华就是从事进出口生意的个体户。有的成员是开计程车司机，有的修汽车，还有老师、打工仔等等。

　　“保钓运动还应跟日本民间讨论”

　　柯华此前在媒体的采访中表示，保钓运动应该更国际化：“我们要跟台湾、内地联系，了解两岸同胞的想法，也要跟日本民间联系，总不可以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一见面就打架。”

　　提起“保钓”，很多人就会想到剑拔弩张，激烈相搏的场面，但柯华说，他们经常去日本，跟日本民间组织一起开会，讨论钓鱼岛等问题，争取相互沟通和理解。

　　“我们不要空谈日中友好，民间要多做交流。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东北亚紧张起来，对谁都不好。”

　　[表态] 保钓委不考虑让“愤青”出海登岛

　　香港保钓委是一个“百分百的”非政府组织，没有什么管理章程，甚至连例会制度都没有。

　　“松散的民间组织”，是主席陈妙德对保钓委的概括。他们互相只知道手机号，参加活动全靠会员自愿。

　　保钓委有50多名成员，最年轻也超过50岁，年龄最大的已经80多岁。柯华这个保钓“元老”，如今已到退休年龄。“如何进行薪火相传就成了保钓委最紧急的任务。”柯华说。

　　问及每次出海行动如何确定人选时，柯华表示，保钓委不会向外界透露如何选定出海人员的过程。该组织会跟选定的人员交流他们登岛的动机。“像那些上街打砸日本商品的‘愤青’绝不在保钓委的考虑范围之内。”柯华说。香港保钓委不接受任何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捐款，资金全部来自民间。但由于出海行动很“烧钱”，筹到的资金常常让组织“捉襟见肘”。

　　[讲述] 怀着“贼佬试沙煲”的心态出海

　　香港的保钓船今年出去了7次，此前6次由于各种原因被香港海警拦截劝返。这次香港保钓船能出海，柯华用香港本地的俗语“贼佬试沙煲”来形容保钓人士的心态。意思是“试探性地、走一步算一步地行动”。

　　为躲过检查，保钓人士把启丰二号上的控制室设在船最隐蔽的地方，并用几把大锁锁严。警察发现船并登船时，保钓人士们并不理会，一路向前驶。就在警察向上打报告的时间里，船已经接近公海，警察不得不跳下船。

　　意外“突破第一道防线”，船上的保钓人士禁不住欢呼雀跃起来。然而，最现实的问题摆在了面前：食物和水储备很不足，船上人员处于半饥饿状态。

　　登岛行动随行记者、凤凰卫视的蒋晓峰在21日的网上访谈中说，日本船从侧面方向用船头来顶启丰二号的船头。启丰二号抢滩搁浅前的几分钟最激动，也最紧张。“我在驾驶舱，目击射水过来，日本人是持续射水。启丰二号一度失去方向并熄火。好在轮机长满叔找回动力，并很快找回方向。”http://wap.ifeng.com/news/zhuanti/dydzd/zx/news?ch=qd_uc&aid=41972761&mid=4IeFqi&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