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没有“新三座大山”

朝鲜没有“新三座大山”


    这些年来，国内妖魔化朝鲜的谣言、非议太多了。说句老实话，三人成虎，我或多或少也受了点影响。

    然而，当踏上这块父辈曾为之浴血奋战的神秘国土后，我却发现，那里有不少草根大众向往的基本制度及奇迹，被国内主流媒体屏蔽了。其中最典型的，是在住房、医疗、教育这三个被当代中国民众深恶痛绝的“新三座大山”领域，朝鲜全体民众都享受免费待遇，且质量都不低。

    免费住房

    赴朝之前，对朝鲜实行免费住房制度，我虽早有所闻，但过去总以为会像我们“改革开放”前面积狭小、居室简陋的“筒子楼”。

    这先入为主的想像，首先就被导游否定了。

    导游介绍，在朝鲜，城市的住房由国家统一建设，竣工后，分给各单位，再由各单位分配下去。分房标准，首先考虑的是家庭人口，通常刚结婚的小两口或三口之家能分到50—70平米的住宅，六口之家能分到90—100平米左右的住宅。除此之外，还要参照工龄、职务和贡献（英模等）。参与分房职工的这些因素量化打分后，张榜公布，而后按排队顺序分房。

    导游金京姬，我们叫他“小金东木”（“东木”，是同志的意思），她告诉我们，她2003年结婚，2005年分到70平米的住房，在7楼，两间卧室，1间客厅，1间卫生间，1个厨房，两个阳台。之后购置了彩电、冰箱、洗衣机，老公单位还为便利工作配发了电脑。

    导游说的居住面积，最初，我们都以为是我们购房常用的“建筑面积”。为了弄清这个概念，我们与导游之间真费了不少唇舌。导游周烈，刚参加工作，与父母亲住在一起，三口之家90平米的住房。我们索性同他一间一间地算账：两间卧室各20平米，过厅10平米（朝鲜传统住房特点是卧室大，过厅小），厨房10平米，卫生间10平米，储藏室4平米，还有3个凉台。算下来才知道，人家讲的是使用面积。

    小周也恍然大悟：“哦，你们是把墙算进来了！”

    “不但墙算进来了，楼梯、电梯也都要算进来。”

    我们的话一出口，刚刚恍然大悟的小周又迷茫了：“楼梯、电梯怎么能算进来呢？”

    不同的流行语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社会主流着眼点的不同：在中国，使用“建筑面积”一词更能反映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在朝鲜，通用“居住面积”，更能体现民众享有的实实在在的生存权益。

    导游还告诉我们，在平壤的统一大街，1992年国家建成了2万套居民住宅，1993年又竣工了3万套住宅，都分给了普通市民，居住面积在120平米左右。最近，又有10万套居民住宅快要竣工了，据说，户型面积更大。

    在平壤转了几天，我们看到，有不少高层、超高层楼房，夜幕降临后，几乎家家灯火通明，完全不存在中国常见的“空置楼”。

    分到的住房免交房租费，每月的水、电、煤气费只相当于工资的2—5%，冬天的取暖费也很低，不到100朝元，而他们的工资在三四千朝元。

    “我们不是靠工资生活，我们是靠政策生活。”导游的解释，让我们真切感受他们的自豪。

    城市住房福利化，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前也有过，但朝鲜更超过我们一筹的是，不仅仅是住宅质量，农村也一样——所有农民的住宅，都由国家统一设计，统一拨付资金，统一供应建材。

    出平壤一路上，我们看到的农村，每个村庄都是整齐划一的住宅，家家户户都一样，只不过不同村庄有不同的住房样式。当然，新旧程度也不同。国力有限，需要分批建设。

    免费教育

    朝鲜刚建国时，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1956年，朝鲜全国实施普遍的初等义务教育制。1958年，实施普遍的中等义务教育制。从1959年4月起，实施普遍的免费教育制。对新生代的学校教育自不用说，边工作边学习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和成人教育全部由国家负担。

    2008年10月，在墨西哥举行的关于学前教育的第8届国际讨论会上，组委会主席说：要知道朝鲜式社会主义的真正面貌、教育制度与保育教养制度，一定要去朝鲜看看。

    1976年4月通过、1999年修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儿童保育教养法》规定，国家和合作社要按照“最好的东西要给孩子”的原则，负责保障儿童保育教养工作所需要的一切，特别是优先供给托儿所、幼儿园所需的肉、蛋、奶、水果、蔬菜、糖果等食品，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

    特别保护带孩子的母亲，也是我们中国望尘莫及的。在朝鲜，孕妇都被安排适宜的轻劳动。一般孕妇的产假是5个月，其中产前3个月，产后2个月。哺乳期间，保障母亲在工作时间内有给孩子喂奶的时间。生双胞胎的母亲，增加产假；生有3个以上孩子的多子女母亲，享受可以迟到1小时上班、早退1小时下班的待遇，并照发全日工资。

    导游“小金东木”有一个6岁的女儿，上幼儿园，因为小两口经常出差，就申请全托。有关部门审核属实，就批准了，不用缴费，也不用托关系走门子，因为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就这么简单。女儿的班上虽然只有30来个孩子，但却配备了1名任课教师、2名保姆、1名小提琴教师、1名乐谱教师，费用全免。这在我们中国，普通干部群众谁敢奢想？

    街头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书包不重，无家长接送，课余生活虽然不如中国白领阶层的孩子富足，但健康、安全，全无中国家长怕孩子“学坏”、“被拐”、“遇害”一类普遍的担忧。

    对于山区、海岛等偏远地区上学不便的孩子，国家建有一千多座分校，其中学生人数不满20名的分校有500座，学生人数不满10人的分校有100多座。笔者父亲所在志愿军部队解放的铁山郡炭岛、椵岛，也都设有不到10名学生的分校。国家甚至还在一些岛屿开设了保障分校教育条件的直升飞机停机坪。分校教师是从城市自愿报名来的，有的后来被评为令人景仰的“英雄教师”。

    上大学的，国家提供普通助学金、无依无靠助学金、金日成奖学金三类助学金。“小金东木”上的是旅游专科学校，学制4年，助学金相当于父亲工资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她是走读，回家吃、住，普通助学金照拿。

    在平壤，我们看了金日成综合大学。校园宽阔整洁，林荫花草郁郁葱葱，建筑美观实用，教学设备一流，高清晰的电子显示屏、电子图书馆、电教室、高质量的阶梯教室、远程教学设施，应有尽有，连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宏良教授看了都赞不绝口。尤其是游泳馆，连冲浪，水流按摩枪和按摩椅都有。每天上午由上体育课的学生免费使用，下午对教职员工和学生开放，门票50朝元。

    少年宫更是富丽堂皇，孩子在里面可以学书法，学刺绣，学绘画，学舞蹈，学跆拳道，学艺术体操，学各种乐器，等等，全都免费。少年宫里还有孩子们的专用舞台，演出的节目健康、精彩。

    免费医疗

    朝鲜的全民免费医疗，是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逼出来的。

    1952年1月28日，志愿军在铁原郡的外远地、龙沼洞等地首次发现美军飞机布撒带菌昆虫。随后，又连续在伊川、铁原、市边里、朔宁、平康、金化等地多次发现美军飞机布撒的苍蝇、跳蚤等带菌昆虫和其他小动物。2月底以后，在中国东北等区也发现了美军飞机布撒的带有病菌、病毒的昆虫等。

    经检验查实，美军飞机布撒的昆虫所带病菌、病毒主要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家禽和猪霍乱菌、植物炭疽菌等十余种。这些病菌、病毒经过人工变异培养，一般具有高度的感染性、毒性和抵抗力，有广泛的宿主。

    同年7月1日，志愿军第67军代理军长李湘在剑布里地区实地查看美军飞机投掷的细菌弹弹壳时，不幸感染，于7月8日殉国，成为志愿军在朝鲜牺牲的最高指挥员。

    那年月朝鲜的普通老百姓，本来就叫日本军国主义盘剥得一贫如洗，绝大多数民宅又被美军飞机炸毁夷平，根本无力抵御美国佬穷凶极恶的细菌战侵袭。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于同年11月毅然颁布了关于实施免费医疗的内阁决定——自1953年1月起，由国家负担实施普遍的全民免费医疗制，人民军医疗预防机关也对一般居民开放医疗服务。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的免费医疗制度，依然为导游“大金东木”津津乐道，他骄傲地告诉我们：在朝鲜，只要是生三胞胎，不管多远，国家都要派直升飞机将孕妇接到平壤最好的产科医院护理、接生。三胞胎出生后，如果是女孩，领袖要赠送三只金戒指，分别刻上年、月、日；如果是男孩，则赠送银妆刀。

    朝鲜乡村的免费医疗条件，还真让我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见识了。

    那是在从金刚山回平壤的路上，曾经驾驶过强-5飞机的团友郭松民，因连日感冒服药无效，导致发烧，“迫使”导游“大金东木”（金成日）临时叫停大巴车，安排郭松民在公路附近的一家“里”卫生院就诊。郭松民回忆道：

    这家医院，据大金东木介绍，是一个“里”的卫生院，大约相当于过去中国的公社卫生院，是一座相当整洁的两层小楼，绝无今天中国一般农村医院的混乱与肮脏，我们一进门，就被要求先脱鞋，走廊上的地板革一尘不染，照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习惯，值班护士专门为我拿来了拖鞋。

    由于这天正好是星期天，医院里只有一位三十多岁的男性医生在值班，大概是因为经常要送医下乡的缘故（朝鲜的农村医生上午坐诊，下午巡诊，以方便老人或不能亲身到医院看病的人），他肤色黝黑，以至于让我怀疑他是不是个农民。

    ……确诊之后，就是治疗了。医生给我开了两种药，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消炎药，并亲自装进两个白色的小纸袋里，写上药名和服用时间交给我。然后又用肌肉注射的方式给我打了一针青霉素（当然，他先让我做了皮试），同时交给大金东木两个一次性注射器和相应的药物，让他带回宾馆再给我打（大金东木简直无所不能，还像阿妈妮那样耐心、细心和热心）……

    在做完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医生一直不苟言笑的脸上，忽然绽开了极为淳朴、真诚的笑容，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和他紧紧地握手，并且拥抱了他。

    ……离开医院时，虽然大金东木遮遮掩掩地不想让我参观，但我还看了几个办公室：在其中的一间，我居然看到一套相当不错的牙科设备，药品似乎也很充足，整个卫生院看上去井井有条，水平不低，满足周边农民的基本需要当无问题。

    回到车上一个来小时，还没有到元山，我的烧就退了，显然，治疗是有效的。

    由于朝鲜长期处于准战争状态，停车处又临近军事分界线，所以，当郭松民下车打针时，“大金东木”安排“小金东木”守住车门，以防止其他团友溜下车来。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众团友纷纷要求下车到卫生院的楼里“解手”。“顺便”实地参观的结果，真让大家感慨万分：人家乡村一级的卫生院，牙科设备和眼科设备都有，而且不差！

    饥饿背后的物质力量较量

    在朝鲜，我曾与多个来自中国的旅游团相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中国游客坦言，他们带了方便面、饼干等食品，因为来之前，有人告之：朝鲜人吃不饱饭。

    这话，似空穴来风。

    自朝鲜战争以来，朝鲜政府就一直对非农业人口实行粮食供给定量，就像我们改革开放前用“粮票”买粮那样。据了解，在朝鲜，年景最好的时候，有工作的人每月定量供应20公斤粮食，多为大米和白面，无工作的人和未成年人酌减。

    显然，长期以来，吃饭是朝鲜的大问题。

    较量，首先是自然力的较量。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土面积（不含南朝鲜）12.3万平方公里，为中国四川省面积48.5万平方公里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此狭小的幅员，又两面临海，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往往是全国性的。

    虽然，我们是每人交了7000元人民币的“北京至平壤双飞旅游团”，但全体成员一致请求朝方压缩了一些常规旅游项目，增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学校、志愿军烈士陵园等场所。朝方安排我们参观的青山里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理说，应该是最好的。我们在合作社负责人有准备介绍的内容之外了解到，2000年，该合作社遭受自然灾害最重，粮食减产一半。由此不难推断，当朝鲜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时，全国粮食供应会有多么紧张。

    曾有不少中国人自以为是地认为，朝鲜人民饿饭，是因为他们没有“改革开放”。

    这种论调说轻了，是无知。面对严重的粮食短缺，朝鲜不是没有外汇买粮食，是有外汇买不到粮食。因为，在救灾层面确保老百姓不被饿死的较量，是与列强的较量。小国朝鲜面对的，是超级大国的封锁——粮食禁运。

    也正因为买不到粮食，朝鲜才不得不大量进口禁运清单之外的“饲料”——大量购买玉米等饲料粮，以补充居民口粮。

    从导游那里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粮食供应定量最少的时候，每天每人只有400克到500克，细粮和粗粮的比例达到2：8，即每天只能得到50克到100克的大米，其余全是玉米面等粗粮。当时，政府的要求是，要力争居民的口粮供应不低于每人每天600克。所有干部、群众一样的口粮定量，领袖也不例外。

    也正是这种被当代中国精英嗤之以鼻的“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确保了朝鲜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一直没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继发性灾难。

    饥饿背后的意识形态较量

    说到口粮定量，“小金东木”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游客，动了点感情：“从记事起，长辈就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一直在封锁我们国家，是友好的邻邦中国，支援了我们粮食和食用油。”

    我们这个旅游团有名牌大学教授，有新华社高级记者，有三农问题专家，有国内著名网站负责人，有抗美援朝纪实文学作者，知道朝鲜最困难的时候，缺粮60万吨，而我们国家当时的政府也许是基于眼前得失，采取了一些令人汗颜的举措。

    “小金东木”未言“谢”字的谢意，引发了熊蕾大姐的一声叹息：“你这么说，让我们脸红。”

    的确，美国妖魔化朝鲜的意识形态战在当代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可小看的成就，不仅在中国知识界完成了颇有成效的“洗脑”，前些年我国政府参与美国对朝制裁的决策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

    大批朝鲜人饿死、带队参加奥运会的足球教练被罚下煤井、财政部长因货币改革失败被枪毙一类谣言在中国泛滥成灾，更是典型的例证。

    这，又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较量。

    在朝鲜，我们接触到的中国游客对朝鲜的评价，有着泾渭分明的认识分野：将“房改把我们腰包掏空，教改把二老逼疯，医改为我们提前送终”恨之入骨的中国游客，毫不掩饰对朝鲜的赞誉：“比我们不知好到哪儿去了！”而另一部分人，则熟视无睹朝鲜普通群众享受的福利，自以为是地数落朝鲜的贫穷、封闭、个人崇拜。

    这种认识分野的背后，是价值标准的分野：前者，以“中国式”的草根大众渴求的生存保障，为辨别是非的评判尺度；后者，以“美国式”的“普世价值”，为立言的唯一准绳。

    这种价值标准分野的背后，是阶级利益的对立：前者，主观诉求的是底层民众不再含垢忍辱备受盘剥的“权利”；后者，客观争取的是精英集团能凭借其强势继续横行霸道的“自由”。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们刚到平壤时的一段对话。

    当时，大家正在等候过关检查，闲着没事，便海阔天空地聊起天来。曾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上书国家总理的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告诉我，他受托于一家基金会，每年都要在朝鲜投下1000万元人民币。

    因为昌平先生带了夫人肖岚，我便开起了玩笑：“如此一说，咱们昌平先生在朝鲜可就是‘财神爷’了，尊夫人就是‘财神奶奶’啦！”

    这话，逗乐了“财神奶奶”，但“财神爷”却绷起了面孔：“朝鲜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

    我大惑不解，追问：“这话怎么讲？”

    昌平淡然相告：“朝鲜不是那种拿了钱就可以放弃尊严的国家！”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3f280f0102dqi6.html
朝鲜没有“新三座大山”


    这些年来，国内妖魔化朝鲜的谣言、非议太多了。说句老实话，三人成虎，我或多或少也受了点影响。

    然而，当踏上这块父辈曾为之浴血奋战的神秘国土后，我却发现，那里有不少草根大众向往的基本制度及奇迹，被国内主流媒体屏蔽了。其中最典型的，是在住房、医疗、教育这三个被当代中国民众深恶痛绝的“新三座大山”领域，朝鲜全体民众都享受免费待遇，且质量都不低。

    免费住房

    赴朝之前，对朝鲜实行免费住房制度，我虽早有所闻，但过去总以为会像我们“改革开放”前面积狭小、居室简陋的“筒子楼”。

    这先入为主的想像，首先就被导游否定了。

    导游介绍，在朝鲜，城市的住房由国家统一建设，竣工后，分给各单位，再由各单位分配下去。分房标准，首先考虑的是家庭人口，通常刚结婚的小两口或三口之家能分到50—70平米的住宅，六口之家能分到90—100平米左右的住宅。除此之外，还要参照工龄、职务和贡献（英模等）。参与分房职工的这些因素量化打分后，张榜公布，而后按排队顺序分房。

    导游金京姬，我们叫他“小金东木”（“东木”，是同志的意思），她告诉我们，她2003年结婚，2005年分到70平米的住房，在7楼，两间卧室，1间客厅，1间卫生间，1个厨房，两个阳台。之后购置了彩电、冰箱、洗衣机，老公单位还为便利工作配发了电脑。

    导游说的居住面积，最初，我们都以为是我们购房常用的“建筑面积”。为了弄清这个概念，我们与导游之间真费了不少唇舌。导游周烈，刚参加工作，与父母亲住在一起，三口之家90平米的住房。我们索性同他一间一间地算账：两间卧室各20平米，过厅10平米（朝鲜传统住房特点是卧室大，过厅小），厨房10平米，卫生间10平米，储藏室4平米，还有3个凉台。算下来才知道，人家讲的是使用面积。

    小周也恍然大悟：“哦，你们是把墙算进来了！”

    “不但墙算进来了，楼梯、电梯也都要算进来。”

    我们的话一出口，刚刚恍然大悟的小周又迷茫了：“楼梯、电梯怎么能算进来呢？”

    不同的流行语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社会主流着眼点的不同：在中国，使用“建筑面积”一词更能反映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在朝鲜，通用“居住面积”，更能体现民众享有的实实在在的生存权益。

    导游还告诉我们，在平壤的统一大街，1992年国家建成了2万套居民住宅，1993年又竣工了3万套住宅，都分给了普通市民，居住面积在120平米左右。最近，又有10万套居民住宅快要竣工了，据说，户型面积更大。

    在平壤转了几天，我们看到，有不少高层、超高层楼房，夜幕降临后，几乎家家灯火通明，完全不存在中国常见的“空置楼”。

    分到的住房免交房租费，每月的水、电、煤气费只相当于工资的2—5%，冬天的取暖费也很低，不到100朝元，而他们的工资在三四千朝元。

    “我们不是靠工资生活，我们是靠政策生活。”导游的解释，让我们真切感受他们的自豪。

    城市住房福利化，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前也有过，但朝鲜更超过我们一筹的是，不仅仅是住宅质量，农村也一样——所有农民的住宅，都由国家统一设计，统一拨付资金，统一供应建材。

    出平壤一路上，我们看到的农村，每个村庄都是整齐划一的住宅，家家户户都一样，只不过不同村庄有不同的住房样式。当然，新旧程度也不同。国力有限，需要分批建设。

    免费教育

    朝鲜刚建国时，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1956年，朝鲜全国实施普遍的初等义务教育制。1958年，实施普遍的中等义务教育制。从1959年4月起，实施普遍的免费教育制。对新生代的学校教育自不用说，边工作边学习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和成人教育全部由国家负担。

    2008年10月，在墨西哥举行的关于学前教育的第8届国际讨论会上，组委会主席说：要知道朝鲜式社会主义的真正面貌、教育制度与保育教养制度，一定要去朝鲜看看。

    1976年4月通过、1999年修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儿童保育教养法》规定，国家和合作社要按照“最好的东西要给孩子”的原则，负责保障儿童保育教养工作所需要的一切，特别是优先供给托儿所、幼儿园所需的肉、蛋、奶、水果、蔬菜、糖果等食品，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

    特别保护带孩子的母亲，也是我们中国望尘莫及的。在朝鲜，孕妇都被安排适宜的轻劳动。一般孕妇的产假是5个月，其中产前3个月，产后2个月。哺乳期间，保障母亲在工作时间内有给孩子喂奶的时间。生双胞胎的母亲，增加产假；生有3个以上孩子的多子女母亲，享受可以迟到1小时上班、早退1小时下班的待遇，并照发全日工资。

    导游“小金东木”有一个6岁的女儿，上幼儿园，因为小两口经常出差，就申请全托。有关部门审核属实，就批准了，不用缴费，也不用托关系走门子，因为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就这么简单。女儿的班上虽然只有30来个孩子，但却配备了1名任课教师、2名保姆、1名小提琴教师、1名乐谱教师，费用全免。这在我们中国，普通干部群众谁敢奢想？

    街头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书包不重，无家长接送，课余生活虽然不如中国白领阶层的孩子富足，但健康、安全，全无中国家长怕孩子“学坏”、“被拐”、“遇害”一类普遍的担忧。

    对于山区、海岛等偏远地区上学不便的孩子，国家建有一千多座分校，其中学生人数不满20名的分校有500座，学生人数不满10人的分校有100多座。笔者父亲所在志愿军部队解放的铁山郡炭岛、椵岛，也都设有不到10名学生的分校。国家甚至还在一些岛屿开设了保障分校教育条件的直升飞机停机坪。分校教师是从城市自愿报名来的，有的后来被评为令人景仰的“英雄教师”。

    上大学的，国家提供普通助学金、无依无靠助学金、金日成奖学金三类助学金。“小金东木”上的是旅游专科学校，学制4年，助学金相当于父亲工资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她是走读，回家吃、住，普通助学金照拿。

    在平壤，我们看了金日成综合大学。校园宽阔整洁，林荫花草郁郁葱葱，建筑美观实用，教学设备一流，高清晰的电子显示屏、电子图书馆、电教室、高质量的阶梯教室、远程教学设施，应有尽有，连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宏良教授看了都赞不绝口。尤其是游泳馆，连冲浪，水流按摩枪和按摩椅都有。每天上午由上体育课的学生免费使用，下午对教职员工和学生开放，门票50朝元。

    少年宫更是富丽堂皇，孩子在里面可以学书法，学刺绣，学绘画，学舞蹈，学跆拳道，学艺术体操，学各种乐器，等等，全都免费。少年宫里还有孩子们的专用舞台，演出的节目健康、精彩。

    免费医疗

    朝鲜的全民免费医疗，是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逼出来的。

    1952年1月28日，志愿军在铁原郡的外远地、龙沼洞等地首次发现美军飞机布撒带菌昆虫。随后，又连续在伊川、铁原、市边里、朔宁、平康、金化等地多次发现美军飞机布撒的苍蝇、跳蚤等带菌昆虫和其他小动物。2月底以后，在中国东北等区也发现了美军飞机布撒的带有病菌、病毒的昆虫等。

    经检验查实，美军飞机布撒的昆虫所带病菌、病毒主要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家禽和猪霍乱菌、植物炭疽菌等十余种。这些病菌、病毒经过人工变异培养，一般具有高度的感染性、毒性和抵抗力，有广泛的宿主。

    同年7月1日，志愿军第67军代理军长李湘在剑布里地区实地查看美军飞机投掷的细菌弹弹壳时，不幸感染，于7月8日殉国，成为志愿军在朝鲜牺牲的最高指挥员。

    那年月朝鲜的普通老百姓，本来就叫日本军国主义盘剥得一贫如洗，绝大多数民宅又被美军飞机炸毁夷平，根本无力抵御美国佬穷凶极恶的细菌战侵袭。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于同年11月毅然颁布了关于实施免费医疗的内阁决定——自1953年1月起，由国家负担实施普遍的全民免费医疗制，人民军医疗预防机关也对一般居民开放医疗服务。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的免费医疗制度，依然为导游“大金东木”津津乐道，他骄傲地告诉我们：在朝鲜，只要是生三胞胎，不管多远，国家都要派直升飞机将孕妇接到平壤最好的产科医院护理、接生。三胞胎出生后，如果是女孩，领袖要赠送三只金戒指，分别刻上年、月、日；如果是男孩，则赠送银妆刀。

    朝鲜乡村的免费医疗条件，还真让我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见识了。

    那是在从金刚山回平壤的路上，曾经驾驶过强-5飞机的团友郭松民，因连日感冒服药无效，导致发烧，“迫使”导游“大金东木”（金成日）临时叫停大巴车，安排郭松民在公路附近的一家“里”卫生院就诊。郭松民回忆道：

    这家医院，据大金东木介绍，是一个“里”的卫生院，大约相当于过去中国的公社卫生院，是一座相当整洁的两层小楼，绝无今天中国一般农村医院的混乱与肮脏，我们一进门，就被要求先脱鞋，走廊上的地板革一尘不染，照顾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习惯，值班护士专门为我拿来了拖鞋。

    由于这天正好是星期天，医院里只有一位三十多岁的男性医生在值班，大概是因为经常要送医下乡的缘故（朝鲜的农村医生上午坐诊，下午巡诊，以方便老人或不能亲身到医院看病的人），他肤色黝黑，以至于让我怀疑他是不是个农民。

    ……确诊之后，就是治疗了。医生给我开了两种药，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消炎药，并亲自装进两个白色的小纸袋里，写上药名和服用时间交给我。然后又用肌肉注射的方式给我打了一针青霉素（当然，他先让我做了皮试），同时交给大金东木两个一次性注射器和相应的药物，让他带回宾馆再给我打（大金东木简直无所不能，还像阿妈妮那样耐心、细心和热心）……

    在做完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医生一直不苟言笑的脸上，忽然绽开了极为淳朴、真诚的笑容，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和他紧紧地握手，并且拥抱了他。

    ……离开医院时，虽然大金东木遮遮掩掩地不想让我参观，但我还看了几个办公室：在其中的一间，我居然看到一套相当不错的牙科设备，药品似乎也很充足，整个卫生院看上去井井有条，水平不低，满足周边农民的基本需要当无问题。

    回到车上一个来小时，还没有到元山，我的烧就退了，显然，治疗是有效的。

    由于朝鲜长期处于准战争状态，停车处又临近军事分界线，所以，当郭松民下车打针时，“大金东木”安排“小金东木”守住车门，以防止其他团友溜下车来。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众团友纷纷要求下车到卫生院的楼里“解手”。“顺便”实地参观的结果，真让大家感慨万分：人家乡村一级的卫生院，牙科设备和眼科设备都有，而且不差！

    饥饿背后的物质力量较量

    在朝鲜，我曾与多个来自中国的旅游团相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中国游客坦言，他们带了方便面、饼干等食品，因为来之前，有人告之：朝鲜人吃不饱饭。

    这话，似空穴来风。

    自朝鲜战争以来，朝鲜政府就一直对非农业人口实行粮食供给定量，就像我们改革开放前用“粮票”买粮那样。据了解，在朝鲜，年景最好的时候，有工作的人每月定量供应20公斤粮食，多为大米和白面，无工作的人和未成年人酌减。

    显然，长期以来，吃饭是朝鲜的大问题。

    较量，首先是自然力的较量。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土面积（不含南朝鲜）12.3万平方公里，为中国四川省面积48.5万平方公里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此狭小的幅员，又两面临海，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往往是全国性的。

    虽然，我们是每人交了7000元人民币的“北京至平壤双飞旅游团”，但全体成员一致请求朝方压缩了一些常规旅游项目，增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学校、志愿军烈士陵园等场所。朝方安排我们参观的青山里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理说，应该是最好的。我们在合作社负责人有准备介绍的内容之外了解到，2000年，该合作社遭受自然灾害最重，粮食减产一半。由此不难推断，当朝鲜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时，全国粮食供应会有多么紧张。

    曾有不少中国人自以为是地认为，朝鲜人民饿饭，是因为他们没有“改革开放”。

    这种论调说轻了，是无知。面对严重的粮食短缺，朝鲜不是没有外汇买粮食，是有外汇买不到粮食。因为，在救灾层面确保老百姓不被饿死的较量，是与列强的较量。小国朝鲜面对的，是超级大国的封锁——粮食禁运。

    也正因为买不到粮食，朝鲜才不得不大量进口禁运清单之外的“饲料”——大量购买玉米等饲料粮，以补充居民口粮。

    从导游那里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粮食供应定量最少的时候，每天每人只有400克到500克，细粮和粗粮的比例达到2：8，即每天只能得到50克到100克的大米，其余全是玉米面等粗粮。当时，政府的要求是，要力争居民的口粮供应不低于每人每天600克。所有干部、群众一样的口粮定量，领袖也不例外。

    也正是这种被当代中国精英嗤之以鼻的“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确保了朝鲜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一直没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继发性灾难。

    饥饿背后的意识形态较量

    说到口粮定量，“小金东木”对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游客，动了点感情：“从记事起，长辈就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一直在封锁我们国家，是友好的邻邦中国，支援了我们粮食和食用油。”

    我们这个旅游团有名牌大学教授，有新华社高级记者，有三农问题专家，有国内著名网站负责人，有抗美援朝纪实文学作者，知道朝鲜最困难的时候，缺粮60万吨，而我们国家当时的政府也许是基于眼前得失，采取了一些令人汗颜的举措。

    “小金东木”未言“谢”字的谢意，引发了熊蕾大姐的一声叹息：“你这么说，让我们脸红。”

    的确，美国妖魔化朝鲜的意识形态战在当代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可小看的成就，不仅在中国知识界完成了颇有成效的“洗脑”，前些年我国政府参与美国对朝制裁的决策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

    大批朝鲜人饿死、带队参加奥运会的足球教练被罚下煤井、财政部长因货币改革失败被枪毙一类谣言在中国泛滥成灾，更是典型的例证。

    这，又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较量。

    在朝鲜，我们接触到的中国游客对朝鲜的评价，有着泾渭分明的认识分野：将“房改把我们腰包掏空，教改把二老逼疯，医改为我们提前送终”恨之入骨的中国游客，毫不掩饰对朝鲜的赞誉：“比我们不知好到哪儿去了！”而另一部分人，则熟视无睹朝鲜普通群众享受的福利，自以为是地数落朝鲜的贫穷、封闭、个人崇拜。

    这种认识分野的背后，是价值标准的分野：前者，以“中国式”的草根大众渴求的生存保障，为辨别是非的评判尺度；后者，以“美国式”的“普世价值”，为立言的唯一准绳。

    这种价值标准分野的背后，是阶级利益的对立：前者，主观诉求的是底层民众不再含垢忍辱备受盘剥的“权利”；后者，客观争取的是精英集团能凭借其强势继续横行霸道的“自由”。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们刚到平壤时的一段对话。

    当时，大家正在等候过关检查，闲着没事，便海阔天空地聊起天来。曾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上书国家总理的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告诉我，他受托于一家基金会，每年都要在朝鲜投下1000万元人民币。

    因为昌平先生带了夫人肖岚，我便开起了玩笑：“如此一说，咱们昌平先生在朝鲜可就是‘财神爷’了，尊夫人就是‘财神奶奶’啦！”

    这话，逗乐了“财神奶奶”，但“财神爷”却绷起了面孔：“朝鲜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

    我大惑不解，追问：“这话怎么讲？”

    昌平淡然相告：“朝鲜不是那种拿了钱就可以放弃尊严的国家！”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3f280f0102dqi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