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杭州：担保之网如何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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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担保之网如何解套2012年06月29日 10:57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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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担保圈信贷危机给专心做实业的浙江民营企业带来了损害。 (CFP/图)
无数浙江的大中小企业，通过纵横交错的担保之网异常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与金融危机后的刺激政策，更加促进了这张网络的生长。于是，危机一旦出现，便成了火烧连营。
一道沉重的选择题——要么欠贷不还，要么让资金链断裂。这是许多杭州企业正面临的痛苦抉择。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无论选择哪个，都代价惨重：前者会造成金融资产的迅速恶化，后者则会牵连大批企业直接坠入破产深渊。
“办企业十多年，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我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资金感到如此恐惧。”一位卷入危机的企业主，心有余悸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场危机，被当地的银行业人士称为“史无前例”。来自银监局的数据显示，浙江省2012年4月底不良贷款为637亿，比年初增长145亿，增幅近30%。
杭州家具商会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仅仅是在家具行业，担保圈所涉及的企业就有100多家，债务金额超过100亿元。而根据上市公司公开资料，绿城、新湖中宝等13家浙江上市公司为23家非关联方提供了担保，涉及金额25.5亿元。
眼下的杭州，企业与银行都人人自危，政府也开始全力介入。
今年以来，杭州市政府及各区县政府已经密集召集受担保圈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和各家银行召开协调会，试图说服银行停止从企业抽贷，以控制危机的迅速蔓延，但收效甚微。
2012年6月20日，浙江省政府召开主题为“改善金融发展环境、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视频会议，省长出席，杭州市政府“针对当前企业出现的资金链断裂等风险”发言。
“到现在为止，整个盘子扩散到底有多大，我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杭州市经信委副主任徐虎忠曾这样表示。
自从2011年9月温州大规模爆发跑路潮以来，资金断裂企业名单就一直在不断刷新——中江控股、高盛科技、康辉铜业、广业钢铁……一些小公司的资金链紧张，如何引发了这场大面积的危机？担保圈信贷危机如何像黑洞一般，卷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南方周末记者记录了其中一个典型故事，一家公司如何直接将至少三十余家公司拖入危机。
据不完全统计，由于天煜建设出现问题，浙江已有六十余家公司受到牵连，图为这条担保链条的部分传导路线。(明镜/图)
担保链上，多米诺骨牌倒下
一家公司的危机，经由互保链，迅速放大扩散至其外围的数级担保圈，风暴由此升级。
掀起这场风暴的蝴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建筑公司浙江天煜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煜建设)，注册地为浙江东阳。
2011年12月20日，天煜建设下属江苏分公司经理因非法集资被法院立案，天煜建设全部账户和房产陆续被法院冻结查封。
很快，火烧到了家具制造企业嘉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逸集团)，因为嘉逸集团与天煜建设存在互保关系。
“互保”是指互相担保，也就是企业之间对等为对方保证贷款，当对方还不上时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浙江企业之间互保非常普遍，还有更多的采用“联保”，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企业自愿组成担保联合体，所有成员为其中任何一家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
十余天后，嘉逸集团及其关联公司陆续被建设银行、宁波银行等八家银行“挤兑”，被收贷1.15亿元，导致出现1.2亿元贷款逾期。
风暴由此迅速升级。根据浙江余杭区政府向浙江省银监局提交的一份文件显示，嘉逸集团互保圈有六大集团，涉及企业超过30多家，互保金额总计4.18亿元，资产逾55亿元。
一个月后，因与嘉逸集团有互保关系，家具行业的“大哥”荣事集团被北京银行率先收贷3000万元。为保障企业正常流动资金，荣事于5月3日出现第一笔贷款逾期。
同处第二级担保圈的两家企业同样遭遇银行收贷，而另一家互保公司高盛集团于3月初出现资金链断裂，董事长洪汉民出逃加拿大。
事实上，风暴仍在加速积聚。
2012年3月，因发现危机向家具行业扩散，杭州家具商会向杭州市政府及省银监局递交报告，希望银行停止收贷、返还贷款，并“在3年内不减少企业贷款额度”。
不料这份报告恰恰适得其反，浙江省银监局马上抄告各银行，家具行业因此被银行列入重点关注行业——荣事下游的二级担保圈企业接连出现银行收贷。
由于产业集聚，杭州家具企业大多由行业上下游公司提供担保。根据杭州家具商会的统计，由于互保圈扩散，牵涉关联行业内企业100多家，债务金额超过100亿元。
3月26日，担保链上体量最大的虎牌控股集团因与荣事的互保关系，被华夏银行收贷4000万元，第二天又被中国银行收贷4000万元，紧接着又相继被中行、建行及农行收贷共5500万。
虎牌告急，风暴由此升级，从建筑行业的小公司蔓延到家具行业、输配电行业，并继续向化工、纺织等其他行业迅速扩散。
虎牌传染“金融非典”
跟上一波民间借贷潮中许多企业是因老板赌博、炒房、放高利贷而出现资金链问题不一样，这一次担保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许多都是专注实业资产健康，甚至不少是像虎牌这样的行业明星企业。
虎牌控股是这个担保链中规模最大的企业，跻身“中国民企五百强”，坐拥35亿资产。它在输配电领域已经踏实经营了数十年，即使在炒楼风气极重的浙江，也始终恪守本业，没有涉足房地产。
银行上门收贷之时，恰逢虎牌由于此前的一次收购而处于流动资金吃紧的状况之中。
2010年11月，虎牌控股斥资7.98亿元收购浙江省电力公司剥离的三产企业浙江宏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希望借由产业链延伸“做大做强”。收购款的一半来自自有资金，剩下的3.82亿元由浙商银行提供并购贷款。
但虎牌与浙商银行的合作并不顺利。
浙商银行方面称，虎牌控股在完成并购后未按约定质押宏发能源下属两家合资公司的股权，所以收回贷款1.32亿元。
而虎牌的难处是，合资方西门子及德特公司并不愿提供股权质押。
“我们请浙商银行帮忙做并购尽职调查。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说清楚，外资股权到底能不能质押。”虎牌董事长虞成华说。
这意味着，1亿多资金缺口，需要由虎牌从旗下子公司的流动资金中抽调。
2012年1月，虎牌控股股东注资1亿多，希望帮助企业在这一年顺利转贷。但此时，从担保链上扩散而来的银行收贷潮，很快将虎牌储备的转贷资金抽干——长期的高速增长中，制造业短贷长用成为常态，大量银行贷款已经沉淀到设备和材料中，无法迅速变现。
“你叫我一下子还这么多钱，钱能从哪里来，现在即使想从民间借贷都借不到了，都叫银行收空了，”虞成华说，“这是金融‘非典’，就像传染病。”
事实上，跟上一波民间借贷潮中许多企业是因为老板赌博、炒房、放高利贷而出现资金链问题不一样，这一次的担保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许多都是专注实业的公司，甚至不少是像虎牌这样的行业明星企业。
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意识到了过去扩张的步伐太快，并没有为资金链危机作出足够的准备，也已经来不及从已经错综复杂的担保网中安全抽身。
据不完全统计，银行收贷之后，仅虎牌、荣事、正邦、新世、嘉逸、朗华和正见7家公司，其在29家银行或信用社的贷款余额就高达35.8亿元，并涉及共32家互保公司——这还不包括这些互保公司扩散开去的担保圈。
危险的不良资产
银行疯狂收贷的背后，是它的生存逻辑。“因为不良贷款出得太多，几家银行的支行行长都被就地免职。”
天煜资产被查封之初，嘉逸集团理论上可以通过变更担保人或者缩减借贷规模的方式建立防火墙。但现实的情况是——
2012年1月，嘉逸被建行收贷5000万元后，双方协商，建行同意重新放出2500万。但就在洽谈过程中，其他银行相继嗅到风险，也开始收贷。
结果是，建行反悔了。
“他们担心一放下来，就被别的银行收走，成了冤大头。”一位知情人士说，他所在的公司与嘉逸有互保关系，因此一直保持密切关注。
当时嘉逸因天煜出事而脱保的金额达到9000万，嘉逸的另外四家互保企业同意以每家两三千万的金额帮嘉逸扛起这部分担保额度。
但北京银行和建行均不同意，要求嘉逸必须寻找另外的互保公司，他们的理由是——火万一烧到嘉逸，原有的互保公司肯定要倒，因此担心担保效力不够。
“有风险的时候没人往里面跳，时间就拖下来了。”上述知情人士说。而最后的结果，是火势继续蔓延，至今仍无法熄灭。
在杭州，各家银行内部都已悄然将风险控制放到了比信贷任务更重要的位置。
据杭州银行一位客户经理介绍，年初的时候银行还在强调今年的放贷指标，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人那么关心业绩，风控是首要的任务”。其所在的银行，一笔在过去几乎畅通无阻的抵押贷款，也被审批人员以“用途不合理”否决。
多名消息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几乎所有被收贷的企业都曾遭遇银行“连哄带骗”。企业还贷前，银行承诺给予转贷，一切都按程序走，“保证金都打进去了”，结果到临签字的最后一秒钟说“对不起，没有额度了”。甚至有的银行将企业账上未到期的贷款直接划走。
银行疯狂收贷的背后，是它的生存逻辑。
银行内部不良贷款率通常有1%的容忍度，一旦越线，就会启动问责机制。
据一位城商行的高管介绍，以他所在的银行为例，如果一笔500万元贷款出现逾期，所有签字放贷的员工需要缴纳3%风险押金，即15万元，第一责任人客户经理缴纳金额最多，为6万元。如果这笔逾期贷款最终无法偿还，银行员工缴纳的风险押金将无法偿还。
“因为不良贷款出得太多，几家银行的支行行长都被就地免职。” 浙江一家城商行杭州分行的风险控制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新世纪》周刊公开报道，今年浙江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出现罕见的“双升”。
风声鹤唳之下，银行惜贷严重——有信贷客户经理完不成放贷任务，但宁可只拿到手500元的工资，也不敢将收回来的贷款放给这些快要断流的民营企业。
“为了控制风险又要完成任务，就只能把贷款放给国有企业。”中信银行一位信贷部人士说。
艰难的政府协调
金融改革十余年已经有了一定效果，要对股东负责的银行已经不再完全听命于地方政府。“乌纱帽和资金，这两个手段政府都没有，所以协调银行没什么效果。”
危机中的企业，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6月19日，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水电)“银企协调会”在杭州滨江开发区政府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
正邦水电与虎牌有互保关系，它正在承建一项防汛工程，因此这家公司的境遇颇受政府重视——跟大多数由区政府召集举行的协调会不同，这次协调会由浙江省金融办召集债权银行，显然级别更高。
但会议内容大致相似。
正邦水电为虎牌7000万元贷款提供了担保，因此受虎牌危机波及，被银行紧急收贷——从4月1日起，正邦在短短45天内，被平安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和宁波银行收贷共计1.05亿元。
“如大坝决口，势不可挡。”正邦董事长杨勇称，自己日夜煎熬，“不是在做人，是做鬼”。
为按时还贷，正邦借了3000万元的民间贷款。
在会上，杨勇反复强调公司经营正常，有正常现金流，且正在进行信贷规模瘦身，恳请各银行不收贷、不压贷、不改变担保形式，“在利率上适当上浮一点，不要加太多”。
各家银行的代表在会上问及正邦的两大问题是，“你的3000万民间借贷怎么还”以及“与虎牌的担保怎么化解”。
“银行对你的隐性债务心里没底，才会压贷，银行的审贷会需要明确的信息。”光大银行代表说。
杭州银行代表则直率地指出，目前形势下存在“羊群效应”，“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信贷政策、流程和授权，如果谁先动手(收贷)，我们在这里说要‘共进退’就都是一句空话。”他说，“即使滨江区的银行步调一致，区外的银行收贷怎么办？”
会上尽管各银行纷纷表态“支持正邦”，也提出建立银团贷款、引进国有背景的担保公司来解套等方案。但一位已多次参加类似协调会的与会人士对记者评论道，“没有实质性的协议签署，变数还是很大，一份会议纪要没有任何约束力。”
这正是地方政府在危机中面对的困境，类似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
在家具行业，杭州市政府协调信贷问题的专题会议召开十五天后，会议纪要终于姗姗来迟。这份会议纪要是市政府提出的解决信贷危机的“原则性方案”，被区政府称为“尚方宝剑”。企业主们一度对此寄予厚望。
现实让他们失望了。
由天煜案担保圈中涉及的新世公司曾应区政府的建议，带着杭州市政府发布的会议纪要，希望兴业银行将收回的抵押贷款重新放出——新世4000万房产抵押，被收贷后只剩1000万元。兴业银行连公司的人都没有见，直接回应称“如果虎牌危机没有解除，不可能变更方案”。
“乌纱帽和资金，这两个手段政府都没有，所以协调银行没什么效果。”一位杭州市金融办人士说。
事实上，金融改革十余年已经有了一定效果，要对股东负责的银行已经不再完全听命于地方政府。
这位金融办人士提出的两个方案是，由区政府拿出应急资金帮企业转贷以避免银行收贷，或者是，增加区政府在该银行的财政存款，“我给你利益，你帮助我，其余都是空谈。”
没有结束的尾声
“2008年是青蛙跳进开水里，而这一次，是‘温水煮青蛙’。”“这一波波及的企业数量呈级数增长。”
杭州辖区内，萧山区和建德市政府采取了财政资金池的方式。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萧山区政府成立了一个总额为5亿元的区政府应急专项资金。
这一资金池在2008年12月成立，到2009年初经济好转后停止。在2011年11月重新启动。
根据萧山区政府提供的数据，这一资金池设立以来，共为中小企业提供应急资金82笔，累计周转资金15亿元。具体做法是，企业提出申请后，人行萧山支行联络相关贷款银行，由贷款行出具《转贷承诺书》；由区财政与企业签订借款协议书，贷款银行确保政府应急资金进入企业贷款账户；银行放贷资金下达企业贷款账户的同时，应急资金本金及费用实时划拨至财政指定账户。
企业使用政府应急专项资金原则上不超过5天，其间的资金流转由人行萧山支行全程监督，确保资金运转安全。
这种做法相当于政府出面确保银企转贷过程的完成，防止银行收贷之后不续贷。“5亿元的资金池周转起来，一个月可以解决数十亿的资金流转问题。”
嘉逸公司正是通过萧山区政府的这项驰援，在被收贷1个多亿后，得以死里逃生。
而更多的萧山区以外的企业，依然挣扎在危机边缘。也有企业，如虎牌和荣事，选择了让出股权。
虎牌控股这场危机让董事长虞成华萌生退意，“有机会把资产都卖了，不想再干了。”
而荣事正打算与一家家具国企交叉换股，让渡荣事51%的控股权。
“这对企业发展也算是好事。”荣事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说，“在银行面前，民企的全部资产，也抵不上国企的一个图章。”
在杭州，类似的故事正在不断上演，担保圈危机还在蔓延。“2008年是青蛙跳进开水里，而这一次，是‘温水煮青蛙’。”浦发银行一位当地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春节前高利贷、炒房炒地造成的信贷危机爆发，而春节之后则是担保圈信贷危机，“这一波波及的企业数量正呈级数增长。”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20629/6681155.shtml杭州：担保之网如何解套2012年06月29日 10:57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冯叶
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这场担保圈信贷危机给专心做实业的浙江民营企业带来了损害。 (CFP/图)
无数浙江的大中小企业，通过纵横交错的担保之网异常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与金融危机后的刺激政策，更加促进了这张网络的生长。于是，危机一旦出现，便成了火烧连营。
一道沉重的选择题——要么欠贷不还，要么让资金链断裂。这是许多杭州企业正面临的痛苦抉择。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无论选择哪个，都代价惨重：前者会造成金融资产的迅速恶化，后者则会牵连大批企业直接坠入破产深渊。
“办企业十多年，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我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资金感到如此恐惧。”一位卷入危机的企业主，心有余悸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场危机，被当地的银行业人士称为“史无前例”。来自银监局的数据显示，浙江省2012年4月底不良贷款为637亿，比年初增长145亿，增幅近30%。
杭州家具商会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仅仅是在家具行业，担保圈所涉及的企业就有100多家，债务金额超过100亿元。而根据上市公司公开资料，绿城、新湖中宝等13家浙江上市公司为23家非关联方提供了担保，涉及金额25.5亿元。
眼下的杭州，企业与银行都人人自危，政府也开始全力介入。
今年以来，杭州市政府及各区县政府已经密集召集受担保圈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和各家银行召开协调会，试图说服银行停止从企业抽贷，以控制危机的迅速蔓延，但收效甚微。
2012年6月20日，浙江省政府召开主题为“改善金融发展环境、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视频会议，省长出席，杭州市政府“针对当前企业出现的资金链断裂等风险”发言。
“到现在为止，整个盘子扩散到底有多大，我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杭州市经信委副主任徐虎忠曾这样表示。
自从2011年9月温州大规模爆发跑路潮以来，资金断裂企业名单就一直在不断刷新——中江控股、高盛科技、康辉铜业、广业钢铁……一些小公司的资金链紧张，如何引发了这场大面积的危机？担保圈信贷危机如何像黑洞一般，卷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南方周末记者记录了其中一个典型故事，一家公司如何直接将至少三十余家公司拖入危机。
据不完全统计，由于天煜建设出现问题，浙江已有六十余家公司受到牵连，图为这条担保链条的部分传导路线。(明镜/图)
担保链上，多米诺骨牌倒下
一家公司的危机，经由互保链，迅速放大扩散至其外围的数级担保圈，风暴由此升级。
掀起这场风暴的蝴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建筑公司浙江天煜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煜建设)，注册地为浙江东阳。
2011年12月20日，天煜建设下属江苏分公司经理因非法集资被法院立案，天煜建设全部账户和房产陆续被法院冻结查封。
很快，火烧到了家具制造企业嘉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逸集团)，因为嘉逸集团与天煜建设存在互保关系。
“互保”是指互相担保，也就是企业之间对等为对方保证贷款，当对方还不上时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浙江企业之间互保非常普遍，还有更多的采用“联保”，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企业自愿组成担保联合体，所有成员为其中任何一家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
十余天后，嘉逸集团及其关联公司陆续被建设银行、宁波银行等八家银行“挤兑”，被收贷1.15亿元，导致出现1.2亿元贷款逾期。
风暴由此迅速升级。根据浙江余杭区政府向浙江省银监局提交的一份文件显示，嘉逸集团互保圈有六大集团，涉及企业超过30多家，互保金额总计4.18亿元，资产逾55亿元。
一个月后，因与嘉逸集团有互保关系，家具行业的“大哥”荣事集团被北京银行率先收贷3000万元。为保障企业正常流动资金，荣事于5月3日出现第一笔贷款逾期。
同处第二级担保圈的两家企业同样遭遇银行收贷，而另一家互保公司高盛集团于3月初出现资金链断裂，董事长洪汉民出逃加拿大。
事实上，风暴仍在加速积聚。
2012年3月，因发现危机向家具行业扩散，杭州家具商会向杭州市政府及省银监局递交报告，希望银行停止收贷、返还贷款，并“在3年内不减少企业贷款额度”。
不料这份报告恰恰适得其反，浙江省银监局马上抄告各银行，家具行业因此被银行列入重点关注行业——荣事下游的二级担保圈企业接连出现银行收贷。
由于产业集聚，杭州家具企业大多由行业上下游公司提供担保。根据杭州家具商会的统计，由于互保圈扩散，牵涉关联行业内企业100多家，债务金额超过100亿元。
3月26日，担保链上体量最大的虎牌控股集团因与荣事的互保关系，被华夏银行收贷4000万元，第二天又被中国银行收贷4000万元，紧接着又相继被中行、建行及农行收贷共5500万。
虎牌告急，风暴由此升级，从建筑行业的小公司蔓延到家具行业、输配电行业，并继续向化工、纺织等其他行业迅速扩散。
虎牌传染“金融非典”
跟上一波民间借贷潮中许多企业是因老板赌博、炒房、放高利贷而出现资金链问题不一样，这一次担保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许多都是专注实业资产健康，甚至不少是像虎牌这样的行业明星企业。
虎牌控股是这个担保链中规模最大的企业，跻身“中国民企五百强”，坐拥35亿资产。它在输配电领域已经踏实经营了数十年，即使在炒楼风气极重的浙江，也始终恪守本业，没有涉足房地产。
银行上门收贷之时，恰逢虎牌由于此前的一次收购而处于流动资金吃紧的状况之中。
2010年11月，虎牌控股斥资7.98亿元收购浙江省电力公司剥离的三产企业浙江宏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希望借由产业链延伸“做大做强”。收购款的一半来自自有资金，剩下的3.82亿元由浙商银行提供并购贷款。
但虎牌与浙商银行的合作并不顺利。
浙商银行方面称，虎牌控股在完成并购后未按约定质押宏发能源下属两家合资公司的股权，所以收回贷款1.32亿元。
而虎牌的难处是，合资方西门子及德特公司并不愿提供股权质押。
“我们请浙商银行帮忙做并购尽职调查。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说清楚，外资股权到底能不能质押。”虎牌董事长虞成华说。
这意味着，1亿多资金缺口，需要由虎牌从旗下子公司的流动资金中抽调。
2012年1月，虎牌控股股东注资1亿多，希望帮助企业在这一年顺利转贷。但此时，从担保链上扩散而来的银行收贷潮，很快将虎牌储备的转贷资金抽干——长期的高速增长中，制造业短贷长用成为常态，大量银行贷款已经沉淀到设备和材料中，无法迅速变现。
“你叫我一下子还这么多钱，钱能从哪里来，现在即使想从民间借贷都借不到了，都叫银行收空了，”虞成华说，“这是金融‘非典’，就像传染病。”
事实上，跟上一波民间借贷潮中许多企业是因为老板赌博、炒房、放高利贷而出现资金链问题不一样，这一次的担保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许多都是专注实业的公司，甚至不少是像虎牌这样的行业明星企业。
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意识到了过去扩张的步伐太快，并没有为资金链危机作出足够的准备，也已经来不及从已经错综复杂的担保网中安全抽身。
据不完全统计，银行收贷之后，仅虎牌、荣事、正邦、新世、嘉逸、朗华和正见7家公司，其在29家银行或信用社的贷款余额就高达35.8亿元，并涉及共32家互保公司——这还不包括这些互保公司扩散开去的担保圈。
危险的不良资产
银行疯狂收贷的背后，是它的生存逻辑。“因为不良贷款出得太多，几家银行的支行行长都被就地免职。”
天煜资产被查封之初，嘉逸集团理论上可以通过变更担保人或者缩减借贷规模的方式建立防火墙。但现实的情况是——
2012年1月，嘉逸被建行收贷5000万元后，双方协商，建行同意重新放出2500万。但就在洽谈过程中，其他银行相继嗅到风险，也开始收贷。
结果是，建行反悔了。
“他们担心一放下来，就被别的银行收走，成了冤大头。”一位知情人士说，他所在的公司与嘉逸有互保关系，因此一直保持密切关注。
当时嘉逸因天煜出事而脱保的金额达到9000万，嘉逸的另外四家互保企业同意以每家两三千万的金额帮嘉逸扛起这部分担保额度。
但北京银行和建行均不同意，要求嘉逸必须寻找另外的互保公司，他们的理由是——火万一烧到嘉逸，原有的互保公司肯定要倒，因此担心担保效力不够。
“有风险的时候没人往里面跳，时间就拖下来了。”上述知情人士说。而最后的结果，是火势继续蔓延，至今仍无法熄灭。
在杭州，各家银行内部都已悄然将风险控制放到了比信贷任务更重要的位置。
据杭州银行一位客户经理介绍，年初的时候银行还在强调今年的放贷指标，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人那么关心业绩，风控是首要的任务”。其所在的银行，一笔在过去几乎畅通无阻的抵押贷款，也被审批人员以“用途不合理”否决。
多名消息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几乎所有被收贷的企业都曾遭遇银行“连哄带骗”。企业还贷前，银行承诺给予转贷，一切都按程序走，“保证金都打进去了”，结果到临签字的最后一秒钟说“对不起，没有额度了”。甚至有的银行将企业账上未到期的贷款直接划走。
银行疯狂收贷的背后，是它的生存逻辑。
银行内部不良贷款率通常有1%的容忍度，一旦越线，就会启动问责机制。
据一位城商行的高管介绍，以他所在的银行为例，如果一笔500万元贷款出现逾期，所有签字放贷的员工需要缴纳3%风险押金，即15万元，第一责任人客户经理缴纳金额最多，为6万元。如果这笔逾期贷款最终无法偿还，银行员工缴纳的风险押金将无法偿还。
“因为不良贷款出得太多，几家银行的支行行长都被就地免职。” 浙江一家城商行杭州分行的风险控制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新世纪》周刊公开报道，今年浙江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出现罕见的“双升”。
风声鹤唳之下，银行惜贷严重——有信贷客户经理完不成放贷任务，但宁可只拿到手500元的工资，也不敢将收回来的贷款放给这些快要断流的民营企业。
“为了控制风险又要完成任务，就只能把贷款放给国有企业。”中信银行一位信贷部人士说。
艰难的政府协调
金融改革十余年已经有了一定效果，要对股东负责的银行已经不再完全听命于地方政府。“乌纱帽和资金，这两个手段政府都没有，所以协调银行没什么效果。”
危机中的企业，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6月19日，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水电)“银企协调会”在杭州滨江开发区政府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
正邦水电与虎牌有互保关系，它正在承建一项防汛工程，因此这家公司的境遇颇受政府重视——跟大多数由区政府召集举行的协调会不同，这次协调会由浙江省金融办召集债权银行，显然级别更高。
但会议内容大致相似。
正邦水电为虎牌7000万元贷款提供了担保，因此受虎牌危机波及，被银行紧急收贷——从4月1日起，正邦在短短45天内，被平安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和宁波银行收贷共计1.05亿元。
“如大坝决口，势不可挡。”正邦董事长杨勇称，自己日夜煎熬，“不是在做人，是做鬼”。
为按时还贷，正邦借了3000万元的民间贷款。
在会上，杨勇反复强调公司经营正常，有正常现金流，且正在进行信贷规模瘦身，恳请各银行不收贷、不压贷、不改变担保形式，“在利率上适当上浮一点，不要加太多”。
各家银行的代表在会上问及正邦的两大问题是，“你的3000万民间借贷怎么还”以及“与虎牌的担保怎么化解”。
“银行对你的隐性债务心里没底，才会压贷，银行的审贷会需要明确的信息。”光大银行代表说。
杭州银行代表则直率地指出，目前形势下存在“羊群效应”，“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信贷政策、流程和授权，如果谁先动手(收贷)，我们在这里说要‘共进退’就都是一句空话。”他说，“即使滨江区的银行步调一致，区外的银行收贷怎么办？”
会上尽管各银行纷纷表态“支持正邦”，也提出建立银团贷款、引进国有背景的担保公司来解套等方案。但一位已多次参加类似协调会的与会人士对记者评论道，“没有实质性的协议签署，变数还是很大，一份会议纪要没有任何约束力。”
这正是地方政府在危机中面对的困境，类似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
在家具行业，杭州市政府协调信贷问题的专题会议召开十五天后，会议纪要终于姗姗来迟。这份会议纪要是市政府提出的解决信贷危机的“原则性方案”，被区政府称为“尚方宝剑”。企业主们一度对此寄予厚望。
现实让他们失望了。
由天煜案担保圈中涉及的新世公司曾应区政府的建议，带着杭州市政府发布的会议纪要，希望兴业银行将收回的抵押贷款重新放出——新世4000万房产抵押，被收贷后只剩1000万元。兴业银行连公司的人都没有见，直接回应称“如果虎牌危机没有解除，不可能变更方案”。
“乌纱帽和资金，这两个手段政府都没有，所以协调银行没什么效果。”一位杭州市金融办人士说。
事实上，金融改革十余年已经有了一定效果，要对股东负责的银行已经不再完全听命于地方政府。
这位金融办人士提出的两个方案是，由区政府拿出应急资金帮企业转贷以避免银行收贷，或者是，增加区政府在该银行的财政存款，“我给你利益，你帮助我，其余都是空谈。”
没有结束的尾声
“2008年是青蛙跳进开水里，而这一次，是‘温水煮青蛙’。”“这一波波及的企业数量呈级数增长。”
杭州辖区内，萧山区和建德市政府采取了财政资金池的方式。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萧山区政府成立了一个总额为5亿元的区政府应急专项资金。
这一资金池在2008年12月成立，到2009年初经济好转后停止。在2011年11月重新启动。
根据萧山区政府提供的数据，这一资金池设立以来，共为中小企业提供应急资金82笔，累计周转资金15亿元。具体做法是，企业提出申请后，人行萧山支行联络相关贷款银行，由贷款行出具《转贷承诺书》；由区财政与企业签订借款协议书，贷款银行确保政府应急资金进入企业贷款账户；银行放贷资金下达企业贷款账户的同时，应急资金本金及费用实时划拨至财政指定账户。
企业使用政府应急专项资金原则上不超过5天，其间的资金流转由人行萧山支行全程监督，确保资金运转安全。
这种做法相当于政府出面确保银企转贷过程的完成，防止银行收贷之后不续贷。“5亿元的资金池周转起来，一个月可以解决数十亿的资金流转问题。”
嘉逸公司正是通过萧山区政府的这项驰援，在被收贷1个多亿后，得以死里逃生。
而更多的萧山区以外的企业，依然挣扎在危机边缘。也有企业，如虎牌和荣事，选择了让出股权。
虎牌控股这场危机让董事长虞成华萌生退意，“有机会把资产都卖了，不想再干了。”
而荣事正打算与一家家具国企交叉换股，让渡荣事51%的控股权。
“这对企业发展也算是好事。”荣事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说，“在银行面前，民企的全部资产，也抵不上国企的一个图章。”
在杭州，类似的故事正在不断上演，担保圈危机还在蔓延。“2008年是青蛙跳进开水里，而这一次，是‘温水煮青蛙’。”浦发银行一位当地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春节前高利贷、炒房炒地造成的信贷危机爆发，而春节之后则是担保圈信贷危机，“这一波波及的企业数量正呈级数增长。”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20629/6681155.shtml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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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担保圈信贷危机给专心做实业的浙江民营企业带来了损害。 (CFP/图)
无数浙江的大中小企业，通过纵横交错的担保之网异常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与金融危机后的刺激政策，更加促进了这张网络的生长。于是，危机一旦出现，便成了火烧连营。
一道沉重的选择题——要么欠贷不还，要么让资金链断裂。这是许多杭州企业正面临的痛苦抉择。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无论选择哪个，都代价惨重：前者会造成金融资产的迅速恶化，后者则会牵连大批企业直接坠入破产深渊。
“办企业十多年，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我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资金感到如此恐惧。”一位卷入危机的企业主，心有余悸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场危机，被当地的银行业人士称为“史无前例”。来自银监局的数据显示，浙江省2012年4月底不良贷款为637亿，比年初增长145亿，增幅近30%。
杭州家具商会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仅仅是在家具行业，担保圈所涉及的企业就有100多家，债务金额超过100亿元。而根据上市公司公开资料，绿城、新湖中宝等13家浙江上市公司为23家非关联方提供了担保，涉及金额25.5亿元。
眼下的杭州，企业与银行都人人自危，政府也开始全力介入。
今年以来，杭州市政府及各区县政府已经密集召集受担保圈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和各家银行召开协调会，试图说服银行停止从企业抽贷，以控制危机的迅速蔓延，但收效甚微。
2012年6月20日，浙江省政府召开主题为“改善金融发展环境、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视频会议，省长出席，杭州市政府“针对当前企业出现的资金链断裂等风险”发言。
“到现在为止，整个盘子扩散到底有多大，我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杭州市经信委副主任徐虎忠曾这样表示。
自从2011年9月温州大规模爆发跑路潮以来，资金断裂企业名单就一直在不断刷新——中江控股、高盛科技、康辉铜业、广业钢铁……一些小公司的资金链紧张，如何引发了这场大面积的危机？担保圈信贷危机如何像黑洞一般，卷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南方周末记者记录了其中一个典型故事，一家公司如何直接将至少三十余家公司拖入危机。
据不完全统计，由于天煜建设出现问题，浙江已有六十余家公司受到牵连，图为这条担保链条的部分传导路线。(明镜/图)
担保链上，多米诺骨牌倒下
一家公司的危机，经由互保链，迅速放大扩散至其外围的数级担保圈，风暴由此升级。
掀起这场风暴的蝴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建筑公司浙江天煜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煜建设)，注册地为浙江东阳。
2011年12月20日，天煜建设下属江苏分公司经理因非法集资被法院立案，天煜建设全部账户和房产陆续被法院冻结查封。
很快，火烧到了家具制造企业嘉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逸集团)，因为嘉逸集团与天煜建设存在互保关系。
“互保”是指互相担保，也就是企业之间对等为对方保证贷款，当对方还不上时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浙江企业之间互保非常普遍，还有更多的采用“联保”，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企业自愿组成担保联合体，所有成员为其中任何一家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
十余天后，嘉逸集团及其关联公司陆续被建设银行、宁波银行等八家银行“挤兑”，被收贷1.15亿元，导致出现1.2亿元贷款逾期。
风暴由此迅速升级。根据浙江余杭区政府向浙江省银监局提交的一份文件显示，嘉逸集团互保圈有六大集团，涉及企业超过30多家，互保金额总计4.18亿元，资产逾55亿元。
一个月后，因与嘉逸集团有互保关系，家具行业的“大哥”荣事集团被北京银行率先收贷3000万元。为保障企业正常流动资金，荣事于5月3日出现第一笔贷款逾期。
同处第二级担保圈的两家企业同样遭遇银行收贷，而另一家互保公司高盛集团于3月初出现资金链断裂，董事长洪汉民出逃加拿大。
事实上，风暴仍在加速积聚。
2012年3月，因发现危机向家具行业扩散，杭州家具商会向杭州市政府及省银监局递交报告，希望银行停止收贷、返还贷款，并“在3年内不减少企业贷款额度”。
不料这份报告恰恰适得其反，浙江省银监局马上抄告各银行，家具行业因此被银行列入重点关注行业——荣事下游的二级担保圈企业接连出现银行收贷。
由于产业集聚，杭州家具企业大多由行业上下游公司提供担保。根据杭州家具商会的统计，由于互保圈扩散，牵涉关联行业内企业100多家，债务金额超过100亿元。
3月26日，担保链上体量最大的虎牌控股集团因与荣事的互保关系，被华夏银行收贷4000万元，第二天又被中国银行收贷4000万元，紧接着又相继被中行、建行及农行收贷共5500万。
虎牌告急，风暴由此升级，从建筑行业的小公司蔓延到家具行业、输配电行业，并继续向化工、纺织等其他行业迅速扩散。
虎牌传染“金融非典”
跟上一波民间借贷潮中许多企业是因老板赌博、炒房、放高利贷而出现资金链问题不一样，这一次担保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许多都是专注实业资产健康，甚至不少是像虎牌这样的行业明星企业。
虎牌控股是这个担保链中规模最大的企业，跻身“中国民企五百强”，坐拥35亿资产。它在输配电领域已经踏实经营了数十年，即使在炒楼风气极重的浙江，也始终恪守本业，没有涉足房地产。
银行上门收贷之时，恰逢虎牌由于此前的一次收购而处于流动资金吃紧的状况之中。
2010年11月，虎牌控股斥资7.98亿元收购浙江省电力公司剥离的三产企业浙江宏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希望借由产业链延伸“做大做强”。收购款的一半来自自有资金，剩下的3.82亿元由浙商银行提供并购贷款。
但虎牌与浙商银行的合作并不顺利。
浙商银行方面称，虎牌控股在完成并购后未按约定质押宏发能源下属两家合资公司的股权，所以收回贷款1.32亿元。
而虎牌的难处是，合资方西门子及德特公司并不愿提供股权质押。
“我们请浙商银行帮忙做并购尽职调查。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说清楚，外资股权到底能不能质押。”虎牌董事长虞成华说。
这意味着，1亿多资金缺口，需要由虎牌从旗下子公司的流动资金中抽调。
2012年1月，虎牌控股股东注资1亿多，希望帮助企业在这一年顺利转贷。但此时，从担保链上扩散而来的银行收贷潮，很快将虎牌储备的转贷资金抽干——长期的高速增长中，制造业短贷长用成为常态，大量银行贷款已经沉淀到设备和材料中，无法迅速变现。
“你叫我一下子还这么多钱，钱能从哪里来，现在即使想从民间借贷都借不到了，都叫银行收空了，”虞成华说，“这是金融‘非典’，就像传染病。”
事实上，跟上一波民间借贷潮中许多企业是因为老板赌博、炒房、放高利贷而出现资金链问题不一样，这一次的担保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许多都是专注实业的公司，甚至不少是像虎牌这样的行业明星企业。
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意识到了过去扩张的步伐太快，并没有为资金链危机作出足够的准备，也已经来不及从已经错综复杂的担保网中安全抽身。
据不完全统计，银行收贷之后，仅虎牌、荣事、正邦、新世、嘉逸、朗华和正见7家公司，其在29家银行或信用社的贷款余额就高达35.8亿元，并涉及共32家互保公司——这还不包括这些互保公司扩散开去的担保圈。
危险的不良资产
银行疯狂收贷的背后，是它的生存逻辑。“因为不良贷款出得太多，几家银行的支行行长都被就地免职。”
天煜资产被查封之初，嘉逸集团理论上可以通过变更担保人或者缩减借贷规模的方式建立防火墙。但现实的情况是——
2012年1月，嘉逸被建行收贷5000万元后，双方协商，建行同意重新放出2500万。但就在洽谈过程中，其他银行相继嗅到风险，也开始收贷。
结果是，建行反悔了。
“他们担心一放下来，就被别的银行收走，成了冤大头。”一位知情人士说，他所在的公司与嘉逸有互保关系，因此一直保持密切关注。
当时嘉逸因天煜出事而脱保的金额达到9000万，嘉逸的另外四家互保企业同意以每家两三千万的金额帮嘉逸扛起这部分担保额度。
但北京银行和建行均不同意，要求嘉逸必须寻找另外的互保公司，他们的理由是——火万一烧到嘉逸，原有的互保公司肯定要倒，因此担心担保效力不够。
“有风险的时候没人往里面跳，时间就拖下来了。”上述知情人士说。而最后的结果，是火势继续蔓延，至今仍无法熄灭。
在杭州，各家银行内部都已悄然将风险控制放到了比信贷任务更重要的位置。
据杭州银行一位客户经理介绍，年初的时候银行还在强调今年的放贷指标，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人那么关心业绩，风控是首要的任务”。其所在的银行，一笔在过去几乎畅通无阻的抵押贷款，也被审批人员以“用途不合理”否决。
多名消息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几乎所有被收贷的企业都曾遭遇银行“连哄带骗”。企业还贷前，银行承诺给予转贷，一切都按程序走，“保证金都打进去了”，结果到临签字的最后一秒钟说“对不起，没有额度了”。甚至有的银行将企业账上未到期的贷款直接划走。
银行疯狂收贷的背后，是它的生存逻辑。
银行内部不良贷款率通常有1%的容忍度，一旦越线，就会启动问责机制。
据一位城商行的高管介绍，以他所在的银行为例，如果一笔500万元贷款出现逾期，所有签字放贷的员工需要缴纳3%风险押金，即15万元，第一责任人客户经理缴纳金额最多，为6万元。如果这笔逾期贷款最终无法偿还，银行员工缴纳的风险押金将无法偿还。
“因为不良贷款出得太多，几家银行的支行行长都被就地免职。” 浙江一家城商行杭州分行的风险控制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新世纪》周刊公开报道，今年浙江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出现罕见的“双升”。
风声鹤唳之下，银行惜贷严重——有信贷客户经理完不成放贷任务，但宁可只拿到手500元的工资，也不敢将收回来的贷款放给这些快要断流的民营企业。
“为了控制风险又要完成任务，就只能把贷款放给国有企业。”中信银行一位信贷部人士说。
艰难的政府协调
金融改革十余年已经有了一定效果，要对股东负责的银行已经不再完全听命于地方政府。“乌纱帽和资金，这两个手段政府都没有，所以协调银行没什么效果。”
危机中的企业，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6月19日，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水电)“银企协调会”在杭州滨江开发区政府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
正邦水电与虎牌有互保关系，它正在承建一项防汛工程，因此这家公司的境遇颇受政府重视——跟大多数由区政府召集举行的协调会不同，这次协调会由浙江省金融办召集债权银行，显然级别更高。
但会议内容大致相似。
正邦水电为虎牌7000万元贷款提供了担保，因此受虎牌危机波及，被银行紧急收贷——从4月1日起，正邦在短短45天内，被平安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和宁波银行收贷共计1.05亿元。
“如大坝决口，势不可挡。”正邦董事长杨勇称，自己日夜煎熬，“不是在做人，是做鬼”。
为按时还贷，正邦借了3000万元的民间贷款。
在会上，杨勇反复强调公司经营正常，有正常现金流，且正在进行信贷规模瘦身，恳请各银行不收贷、不压贷、不改变担保形式，“在利率上适当上浮一点，不要加太多”。
各家银行的代表在会上问及正邦的两大问题是，“你的3000万民间借贷怎么还”以及“与虎牌的担保怎么化解”。
“银行对你的隐性债务心里没底，才会压贷，银行的审贷会需要明确的信息。”光大银行代表说。
杭州银行代表则直率地指出，目前形势下存在“羊群效应”，“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信贷政策、流程和授权，如果谁先动手(收贷)，我们在这里说要‘共进退’就都是一句空话。”他说，“即使滨江区的银行步调一致，区外的银行收贷怎么办？”
会上尽管各银行纷纷表态“支持正邦”，也提出建立银团贷款、引进国有背景的担保公司来解套等方案。但一位已多次参加类似协调会的与会人士对记者评论道，“没有实质性的协议签署，变数还是很大，一份会议纪要没有任何约束力。”
这正是地方政府在危机中面对的困境，类似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
在家具行业，杭州市政府协调信贷问题的专题会议召开十五天后，会议纪要终于姗姗来迟。这份会议纪要是市政府提出的解决信贷危机的“原则性方案”，被区政府称为“尚方宝剑”。企业主们一度对此寄予厚望。
现实让他们失望了。
由天煜案担保圈中涉及的新世公司曾应区政府的建议，带着杭州市政府发布的会议纪要，希望兴业银行将收回的抵押贷款重新放出——新世4000万房产抵押，被收贷后只剩1000万元。兴业银行连公司的人都没有见，直接回应称“如果虎牌危机没有解除，不可能变更方案”。
“乌纱帽和资金，这两个手段政府都没有，所以协调银行没什么效果。”一位杭州市金融办人士说。
事实上，金融改革十余年已经有了一定效果，要对股东负责的银行已经不再完全听命于地方政府。
这位金融办人士提出的两个方案是，由区政府拿出应急资金帮企业转贷以避免银行收贷，或者是，增加区政府在该银行的财政存款，“我给你利益，你帮助我，其余都是空谈。”
没有结束的尾声
“2008年是青蛙跳进开水里，而这一次，是‘温水煮青蛙’。”“这一波波及的企业数量呈级数增长。”
杭州辖区内，萧山区和建德市政府采取了财政资金池的方式。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萧山区政府成立了一个总额为5亿元的区政府应急专项资金。
这一资金池在2008年12月成立，到2009年初经济好转后停止。在2011年11月重新启动。
根据萧山区政府提供的数据，这一资金池设立以来，共为中小企业提供应急资金82笔，累计周转资金15亿元。具体做法是，企业提出申请后，人行萧山支行联络相关贷款银行，由贷款行出具《转贷承诺书》；由区财政与企业签订借款协议书，贷款银行确保政府应急资金进入企业贷款账户；银行放贷资金下达企业贷款账户的同时，应急资金本金及费用实时划拨至财政指定账户。
企业使用政府应急专项资金原则上不超过5天，其间的资金流转由人行萧山支行全程监督，确保资金运转安全。
这种做法相当于政府出面确保银企转贷过程的完成，防止银行收贷之后不续贷。“5亿元的资金池周转起来，一个月可以解决数十亿的资金流转问题。”
嘉逸公司正是通过萧山区政府的这项驰援，在被收贷1个多亿后，得以死里逃生。
而更多的萧山区以外的企业，依然挣扎在危机边缘。也有企业，如虎牌和荣事，选择了让出股权。
虎牌控股这场危机让董事长虞成华萌生退意，“有机会把资产都卖了，不想再干了。”
而荣事正打算与一家家具国企交叉换股，让渡荣事51%的控股权。
“这对企业发展也算是好事。”荣事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说，“在银行面前，民企的全部资产，也抵不上国企的一个图章。”
在杭州，类似的故事正在不断上演，担保圈危机还在蔓延。“2008年是青蛙跳进开水里，而这一次，是‘温水煮青蛙’。”浦发银行一位当地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春节前高利贷、炒房炒地造成的信贷危机爆发，而春节之后则是担保圈信贷危机，“这一波波及的企业数量正呈级数增长。”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20629/6681155.shtml杭州：担保之网如何解套2012年06月29日 10:57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冯叶
字号:T|T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这场担保圈信贷危机给专心做实业的浙江民营企业带来了损害。 (CFP/图)
无数浙江的大中小企业，通过纵横交错的担保之网异常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与金融危机后的刺激政策，更加促进了这张网络的生长。于是，危机一旦出现，便成了火烧连营。
一道沉重的选择题——要么欠贷不还，要么让资金链断裂。这是许多杭州企业正面临的痛苦抉择。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无论选择哪个，都代价惨重：前者会造成金融资产的迅速恶化，后者则会牵连大批企业直接坠入破产深渊。
“办企业十多年，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我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资金感到如此恐惧。”一位卷入危机的企业主，心有余悸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场危机，被当地的银行业人士称为“史无前例”。来自银监局的数据显示，浙江省2012年4月底不良贷款为637亿，比年初增长145亿，增幅近30%。
杭州家具商会一份统计资料显示，仅仅是在家具行业，担保圈所涉及的企业就有100多家，债务金额超过100亿元。而根据上市公司公开资料，绿城、新湖中宝等13家浙江上市公司为23家非关联方提供了担保，涉及金额25.5亿元。
眼下的杭州，企业与银行都人人自危，政府也开始全力介入。
今年以来，杭州市政府及各区县政府已经密集召集受担保圈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和各家银行召开协调会，试图说服银行停止从企业抽贷，以控制危机的迅速蔓延，但收效甚微。
2012年6月20日，浙江省政府召开主题为“改善金融发展环境、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视频会议，省长出席，杭州市政府“针对当前企业出现的资金链断裂等风险”发言。
“到现在为止，整个盘子扩散到底有多大，我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杭州市经信委副主任徐虎忠曾这样表示。
自从2011年9月温州大规模爆发跑路潮以来，资金断裂企业名单就一直在不断刷新——中江控股、高盛科技、康辉铜业、广业钢铁……一些小公司的资金链紧张，如何引发了这场大面积的危机？担保圈信贷危机如何像黑洞一般，卷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南方周末记者记录了其中一个典型故事，一家公司如何直接将至少三十余家公司拖入危机。
据不完全统计，由于天煜建设出现问题，浙江已有六十余家公司受到牵连，图为这条担保链条的部分传导路线。(明镜/图)
担保链上，多米诺骨牌倒下
一家公司的危机，经由互保链，迅速放大扩散至其外围的数级担保圈，风暴由此升级。
掀起这场风暴的蝴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建筑公司浙江天煜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煜建设)，注册地为浙江东阳。
2011年12月20日，天煜建设下属江苏分公司经理因非法集资被法院立案，天煜建设全部账户和房产陆续被法院冻结查封。
很快，火烧到了家具制造企业嘉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逸集团)，因为嘉逸集团与天煜建设存在互保关系。
“互保”是指互相担保，也就是企业之间对等为对方保证贷款，当对方还不上时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浙江企业之间互保非常普遍，还有更多的采用“联保”，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企业自愿组成担保联合体，所有成员为其中任何一家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
十余天后，嘉逸集团及其关联公司陆续被建设银行、宁波银行等八家银行“挤兑”，被收贷1.15亿元，导致出现1.2亿元贷款逾期。
风暴由此迅速升级。根据浙江余杭区政府向浙江省银监局提交的一份文件显示，嘉逸集团互保圈有六大集团，涉及企业超过30多家，互保金额总计4.18亿元，资产逾55亿元。
一个月后，因与嘉逸集团有互保关系，家具行业的“大哥”荣事集团被北京银行率先收贷3000万元。为保障企业正常流动资金，荣事于5月3日出现第一笔贷款逾期。
同处第二级担保圈的两家企业同样遭遇银行收贷，而另一家互保公司高盛集团于3月初出现资金链断裂，董事长洪汉民出逃加拿大。
事实上，风暴仍在加速积聚。
2012年3月，因发现危机向家具行业扩散，杭州家具商会向杭州市政府及省银监局递交报告，希望银行停止收贷、返还贷款，并“在3年内不减少企业贷款额度”。
不料这份报告恰恰适得其反，浙江省银监局马上抄告各银行，家具行业因此被银行列入重点关注行业——荣事下游的二级担保圈企业接连出现银行收贷。
由于产业集聚，杭州家具企业大多由行业上下游公司提供担保。根据杭州家具商会的统计，由于互保圈扩散，牵涉关联行业内企业100多家，债务金额超过100亿元。
3月26日，担保链上体量最大的虎牌控股集团因与荣事的互保关系，被华夏银行收贷4000万元，第二天又被中国银行收贷4000万元，紧接着又相继被中行、建行及农行收贷共5500万。
虎牌告急，风暴由此升级，从建筑行业的小公司蔓延到家具行业、输配电行业，并继续向化工、纺织等其他行业迅速扩散。
虎牌传染“金融非典”
跟上一波民间借贷潮中许多企业是因老板赌博、炒房、放高利贷而出现资金链问题不一样，这一次担保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许多都是专注实业资产健康，甚至不少是像虎牌这样的行业明星企业。
虎牌控股是这个担保链中规模最大的企业，跻身“中国民企五百强”，坐拥35亿资产。它在输配电领域已经踏实经营了数十年，即使在炒楼风气极重的浙江，也始终恪守本业，没有涉足房地产。
银行上门收贷之时，恰逢虎牌由于此前的一次收购而处于流动资金吃紧的状况之中。
2010年11月，虎牌控股斥资7.98亿元收购浙江省电力公司剥离的三产企业浙江宏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希望借由产业链延伸“做大做强”。收购款的一半来自自有资金，剩下的3.82亿元由浙商银行提供并购贷款。
但虎牌与浙商银行的合作并不顺利。
浙商银行方面称，虎牌控股在完成并购后未按约定质押宏发能源下属两家合资公司的股权，所以收回贷款1.32亿元。
而虎牌的难处是，合资方西门子及德特公司并不愿提供股权质押。
“我们请浙商银行帮忙做并购尽职调查。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说清楚，外资股权到底能不能质押。”虎牌董事长虞成华说。
这意味着，1亿多资金缺口，需要由虎牌从旗下子公司的流动资金中抽调。
2012年1月，虎牌控股股东注资1亿多，希望帮助企业在这一年顺利转贷。但此时，从担保链上扩散而来的银行收贷潮，很快将虎牌储备的转贷资金抽干——长期的高速增长中，制造业短贷长用成为常态，大量银行贷款已经沉淀到设备和材料中，无法迅速变现。
“你叫我一下子还这么多钱，钱能从哪里来，现在即使想从民间借贷都借不到了，都叫银行收空了，”虞成华说，“这是金融‘非典’，就像传染病。”
事实上，跟上一波民间借贷潮中许多企业是因为老板赌博、炒房、放高利贷而出现资金链问题不一样，这一次的担保信贷危机波及的企业，许多都是专注实业的公司，甚至不少是像虎牌这样的行业明星企业。
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意识到了过去扩张的步伐太快，并没有为资金链危机作出足够的准备，也已经来不及从已经错综复杂的担保网中安全抽身。
据不完全统计，银行收贷之后，仅虎牌、荣事、正邦、新世、嘉逸、朗华和正见7家公司，其在29家银行或信用社的贷款余额就高达35.8亿元，并涉及共32家互保公司——这还不包括这些互保公司扩散开去的担保圈。
危险的不良资产
银行疯狂收贷的背后，是它的生存逻辑。“因为不良贷款出得太多，几家银行的支行行长都被就地免职。”
天煜资产被查封之初，嘉逸集团理论上可以通过变更担保人或者缩减借贷规模的方式建立防火墙。但现实的情况是——
2012年1月，嘉逸被建行收贷5000万元后，双方协商，建行同意重新放出2500万。但就在洽谈过程中，其他银行相继嗅到风险，也开始收贷。
结果是，建行反悔了。
“他们担心一放下来，就被别的银行收走，成了冤大头。”一位知情人士说，他所在的公司与嘉逸有互保关系，因此一直保持密切关注。
当时嘉逸因天煜出事而脱保的金额达到9000万，嘉逸的另外四家互保企业同意以每家两三千万的金额帮嘉逸扛起这部分担保额度。
但北京银行和建行均不同意，要求嘉逸必须寻找另外的互保公司，他们的理由是——火万一烧到嘉逸，原有的互保公司肯定要倒，因此担心担保效力不够。
“有风险的时候没人往里面跳，时间就拖下来了。”上述知情人士说。而最后的结果，是火势继续蔓延，至今仍无法熄灭。
在杭州，各家银行内部都已悄然将风险控制放到了比信贷任务更重要的位置。
据杭州银行一位客户经理介绍，年初的时候银行还在强调今年的放贷指标，到了现在，“已经没有人那么关心业绩，风控是首要的任务”。其所在的银行，一笔在过去几乎畅通无阻的抵押贷款，也被审批人员以“用途不合理”否决。
多名消息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几乎所有被收贷的企业都曾遭遇银行“连哄带骗”。企业还贷前，银行承诺给予转贷，一切都按程序走，“保证金都打进去了”，结果到临签字的最后一秒钟说“对不起，没有额度了”。甚至有的银行将企业账上未到期的贷款直接划走。
银行疯狂收贷的背后，是它的生存逻辑。
银行内部不良贷款率通常有1%的容忍度，一旦越线，就会启动问责机制。
据一位城商行的高管介绍，以他所在的银行为例，如果一笔500万元贷款出现逾期，所有签字放贷的员工需要缴纳3%风险押金，即15万元，第一责任人客户经理缴纳金额最多，为6万元。如果这笔逾期贷款最终无法偿还，银行员工缴纳的风险押金将无法偿还。
“因为不良贷款出得太多，几家银行的支行行长都被就地免职。” 浙江一家城商行杭州分行的风险控制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新世纪》周刊公开报道，今年浙江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出现罕见的“双升”。
风声鹤唳之下，银行惜贷严重——有信贷客户经理完不成放贷任务，但宁可只拿到手500元的工资，也不敢将收回来的贷款放给这些快要断流的民营企业。
“为了控制风险又要完成任务，就只能把贷款放给国有企业。”中信银行一位信贷部人士说。
艰难的政府协调
金融改革十余年已经有了一定效果，要对股东负责的银行已经不再完全听命于地方政府。“乌纱帽和资金，这两个手段政府都没有，所以协调银行没什么效果。”
危机中的企业，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6月19日，浙江省正邦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邦水电)“银企协调会”在杭州滨江开发区政府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
正邦水电与虎牌有互保关系，它正在承建一项防汛工程，因此这家公司的境遇颇受政府重视——跟大多数由区政府召集举行的协调会不同，这次协调会由浙江省金融办召集债权银行，显然级别更高。
但会议内容大致相似。
正邦水电为虎牌7000万元贷款提供了担保，因此受虎牌危机波及，被银行紧急收贷——从4月1日起，正邦在短短45天内，被平安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和宁波银行收贷共计1.05亿元。
“如大坝决口，势不可挡。”正邦董事长杨勇称，自己日夜煎熬，“不是在做人，是做鬼”。
为按时还贷，正邦借了3000万元的民间贷款。
在会上，杨勇反复强调公司经营正常，有正常现金流，且正在进行信贷规模瘦身，恳请各银行不收贷、不压贷、不改变担保形式，“在利率上适当上浮一点，不要加太多”。
各家银行的代表在会上问及正邦的两大问题是，“你的3000万民间借贷怎么还”以及“与虎牌的担保怎么化解”。
“银行对你的隐性债务心里没底，才会压贷，银行的审贷会需要明确的信息。”光大银行代表说。
杭州银行代表则直率地指出，目前形势下存在“羊群效应”，“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信贷政策、流程和授权，如果谁先动手(收贷)，我们在这里说要‘共进退’就都是一句空话。”他说，“即使滨江区的银行步调一致，区外的银行收贷怎么办？”
会上尽管各银行纷纷表态“支持正邦”，也提出建立银团贷款、引进国有背景的担保公司来解套等方案。但一位已多次参加类似协调会的与会人士对记者评论道，“没有实质性的协议签署，变数还是很大，一份会议纪要没有任何约束力。”
这正是地方政府在危机中面对的困境，类似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
在家具行业，杭州市政府协调信贷问题的专题会议召开十五天后，会议纪要终于姗姗来迟。这份会议纪要是市政府提出的解决信贷危机的“原则性方案”，被区政府称为“尚方宝剑”。企业主们一度对此寄予厚望。
现实让他们失望了。
由天煜案担保圈中涉及的新世公司曾应区政府的建议，带着杭州市政府发布的会议纪要，希望兴业银行将收回的抵押贷款重新放出——新世4000万房产抵押，被收贷后只剩1000万元。兴业银行连公司的人都没有见，直接回应称“如果虎牌危机没有解除，不可能变更方案”。
“乌纱帽和资金，这两个手段政府都没有，所以协调银行没什么效果。”一位杭州市金融办人士说。
事实上，金融改革十余年已经有了一定效果，要对股东负责的银行已经不再完全听命于地方政府。
这位金融办人士提出的两个方案是，由区政府拿出应急资金帮企业转贷以避免银行收贷，或者是，增加区政府在该银行的财政存款，“我给你利益，你帮助我，其余都是空谈。”
没有结束的尾声
“2008年是青蛙跳进开水里，而这一次，是‘温水煮青蛙’。”“这一波波及的企业数量呈级数增长。”
杭州辖区内，萧山区和建德市政府采取了财政资金池的方式。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萧山区政府成立了一个总额为5亿元的区政府应急专项资金。
这一资金池在2008年12月成立，到2009年初经济好转后停止。在2011年11月重新启动。
根据萧山区政府提供的数据，这一资金池设立以来，共为中小企业提供应急资金82笔，累计周转资金15亿元。具体做法是，企业提出申请后，人行萧山支行联络相关贷款银行，由贷款行出具《转贷承诺书》；由区财政与企业签订借款协议书，贷款银行确保政府应急资金进入企业贷款账户；银行放贷资金下达企业贷款账户的同时，应急资金本金及费用实时划拨至财政指定账户。
企业使用政府应急专项资金原则上不超过5天，其间的资金流转由人行萧山支行全程监督，确保资金运转安全。
这种做法相当于政府出面确保银企转贷过程的完成，防止银行收贷之后不续贷。“5亿元的资金池周转起来，一个月可以解决数十亿的资金流转问题。”
嘉逸公司正是通过萧山区政府的这项驰援，在被收贷1个多亿后，得以死里逃生。
而更多的萧山区以外的企业，依然挣扎在危机边缘。也有企业，如虎牌和荣事，选择了让出股权。
虎牌控股这场危机让董事长虞成华萌生退意，“有机会把资产都卖了，不想再干了。”
而荣事正打算与一家家具国企交叉换股，让渡荣事51%的控股权。
“这对企业发展也算是好事。”荣事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说，“在银行面前，民企的全部资产，也抵不上国企的一个图章。”
在杭州，类似的故事正在不断上演，担保圈危机还在蔓延。“2008年是青蛙跳进开水里，而这一次，是‘温水煮青蛙’。”浦发银行一位当地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春节前高利贷、炒房炒地造成的信贷危机爆发，而春节之后则是担保圈信贷危机，“这一波波及的企业数量正呈级数增长。”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20629/66811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