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战争总结及其后对苏联国家战略的影响！

贡献与代价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红军和苏联各族人民从1941年到1945年承担了对德作战的大部分苦难。只有从1931年开始就遭受着日本不断侵略的中国与苏联所遭受的损失相类似。

德国国防军到1945年4月30日共损失11,355,000人，包括6,035,000人负伤。其中大约900万人是在东线损失的。到战争结束，德国武装部队共损失13,488,000人（是其动员部队的75%，是德国1939年人口普查中46%的男性）。其中10,758,000人在东线损失或被俘。今天，成排成排遍布德国墓地的难以计数的干巴巴地刻着“战死于东线”的墓碑无声地见证着德国国防军的力量和意志就葬送在那里。在与纳粹德国的战争中苏联付出了2,900万人伤亡的代价。精确的数字也许永远也无法得到了.

双方军队

在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识到了苏联的巨大牺牲和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毫无例外地关注于国防军和红军是如何作战的。然而红军从来就没有盲目地照搬德军的做法，虽然他的确从他更有本事的对手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实际上他一直是按照自己的组织传统、战术传统和领导传统进行战斗的。在战争期间他建立了自己丰富的理论基础并实现了那些在30年代就已经为其理论家们所认识到但未能证实的东西。必要性驱使人们去学习，而且这种学习的代价非常高昂。随着战争的推移，经过了某种奇特的互换，德军越来越像它在1941年的对手，而红军则离闪击战的精髓越来越近，不过现在它有了一个新的标题“大纵深作战”。

1941年，德军为其“委托指挥”的传统而自豪,这种指挥方式建立在所有指挥官对于其上级的总体意图的透彻理解和彼此进行灵活的配合的基础之上，这种授权模式能够极大地发挥下级的主动性。德军各部队尤其是它的装甲部队早已以其能够根据形势需要而进行灵活编组而声威大震，他们会绕过敌人抵抗中心向其后方区域继续进行扩展突破。如果说德国国防军在1941年到1942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么就是在后勤领域。整个俄国战局的规模也许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德军的能力范围，德军最初的一些攻势往往因自身缺乏补给而不是苏军的抵抗而陷于停顿。

相反1941年到1942年的红军则是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的牺牲品。其部队缺乏训练和装备；缺少先进的战役和战术传统和理论；大清洗毁掉了红军的思想；它的军官团刚经历了一场屠杀而士气低落。德军的入侵正好赶上了红军的转型期，当时它缺乏有效的武器而且正在调整编制。红军的指挥官们经常不顾地形和敌情将其部队平均分配在整个战线上而且步兵与炮兵之间缺乏最起码的协调。

从1942年末开始德国国防军逐渐在失去它的一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却染上了它的对手的一些缺点。持续的伤亡意味着训练水平的下降而且由此导致了战术水平的下降。装备消耗严重而德国的经济却不在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高质量武器以保持其技术优势。至于领导层，阿道夫·希特勒开始步斯大林1941年的后尘。在1941年苏军第一次冬季攻势中正确地禁止撤退之后，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希特勒越来越多地插手作战指挥。尽管这种干涉被夸大到了成为德军所有失败的总的托词的程度，但是德军的确逐渐失去了曾经令它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灵活性和下级的主动精神。

在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之后红军终于有了有效的领导、组织、武器和战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回归了战前的战争理论。在战争的第二阶段，从1942年末到整个1943年，红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们不仅可以阻止神话般的闪击战攻势而且还能够在任何天气和地形条件下发动自己的攻势。德国人对苏军拥有压倒优势的兵力的报道实际上是对苏军成功的欺骗对手并将所有可用兵力都集中在敌人意想不到的要点的狭窄正面上的能力的赞颂。结果红军能够建立其对国防军的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从而大量地消灭敌人，这在最后两年中成为了战争的主要特点。但是尽管如此，苏联的人力也即将消耗殆尽，而苏军的指挥官们只要有可能就尽量避免代价高昂的正面进攻。

当然红军指挥官们直到最后的柏林战役中还在犯代价高昂的错误，但其军官团毫无疑问已经更加的能干和值得信赖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位于爱国主义和战争的日常需要。政治军官忙于鼓舞士气和进行宣传，而且斯大林也开始信赖其作为军事专家的下级。包办一切的“大本营代表”开始让位于独立的方面军或方面军群司令部，而且最终实现了沿指挥链条逐级授权进行指挥。的确，斯大林在1945年最后的几次战役中亲自担任了战场总司令的角色以维护其政治地位。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行动中他也是信赖其指挥官们的。除了最关键的政治、战略和战役决策之外，斯大林能够而且的确将发动战役和作战的权力下放给了方面军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部。他对红军有充分的信任，明白其卓越的下属们的成功将只会提高他本人的声望，于是将结束战争的重任交给了他们。

而这些下属已经建立起了遂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程序和技巧。1944年苏军的典型的攻势将以详细的计划和隐蔽措施为先导，目的是在选定的突破点集中兵力。攻势开始时苏军将以一波侦查营的渗透行动潜入德军防线并夺取关键阵地，从而导致其余的德军阵地难以防守。渗透行动伴随着（或者继之以）精心协调的空中和炮兵攻击。当炮兵轮射火力从前沿向德军后方地域延伸时，步兵、重型装甲部队和工兵按常规发起攻击消灭残存的德军抵抗。苏军高级指挥官们会尽可能快地将其机动部队通过突破口投入战斗。尽管坦克集团军和独立机械化军这样的大兵团是在经验丰富的将军们的指挥之下，但其很多的战术性胜利却是依靠指挥先头分队的上尉和少校们取得的。这些机动性很强的、高度合成化的集群由800到2,000人组成，他们尽量避免陷入胶着的战斗，绕开德军的抵抗以建立起巨大的包围圈或为下一次攻势建立桥头堡。在后续步兵在日渐强大的红军空军的支援下消灭被围德军的同时机械化部队在继续扩大突破。在所有的这些攻势中，后勤部门为保持最远深入德军后方达400公里的先头部队的供应表现出了极其高超的应变能力。和1941-1942年德军的攻势一样，苏军后期的进攻也往往因自身的后勤过度延伸而不是敌军的行动而被迫停顿下来。就这样，在1941年6月，一条卓越的物理定律开始经受终极测试，举世公认天下无敌的德国国防军冲向了看似不可动摇的红军。那个岿然不动的物体弯曲了，流出了鲜血，但终究没有断裂。经历了四年的战斗，耗尽了无数的资源和能量，红军依然存在并占了上风。于是在这场其后果被斯大林比作核战争的搏斗中，无敌的德国国防军被彻底毁灭了。

战争与苏维埃国家

苏联巨大的战争能力不仅为斯大林而且也为苏联政府增加了声望。德国的入侵使得共产党的统治因其作为胜利的组织者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曾经对共产党的统治兴趣缺缺的男男女女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搏斗中去。通过强调爱国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教条，共产党人在全民族中确立了其祖国的救星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战士们发现他们更容易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了，这使得共产党对于整个国家和军队的控制更加深入而面对的阻力却变得更小了。在战争期间甚至战争之后，实际上促使全体苏联人民团结起来的动机就是驱逐德国侵略者的愿望和确保永不重复1941-1942年的灾难的决心。

然而在战后，苏联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其自身胜利的囚徒。尽管红军（后来的苏军）在规模上进行了裁剪，但它依然在苏联政府内部占据着显赫的地位，所有战后的苏联领导人都要费尽力气去限制军队的政治影响和防务预算。已经因战争消耗而受到影响的苏联经济又被迫把大量的宝贵资源用于防务开支。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德国的入侵进一步加强了俄国人唯恐受到侵略的倾向。伟大卫国战争，以其代价和苦难影响了整整一代苏联领袖的战略思维。战后的苏联政府精心建立了一系列的缓冲和代理人国家，以期使苏联避免任何可能的攻击。尽管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对苏联的防务和经济有所贡献，但其难以对付的群众却一再对统治者的安全感产生威胁。在古巴和越南这些地区建立起前哨阵地对于同西方的冷战来说是个不错的棋路，但是这也意味着对苏联经济的进一步拖累。从长远来看苏联政府从缓冲和代理人国家所得到的跟它所付出的可能一样多。

回顾历史，决心保住胜利果实并防止受到任何攻击的决心对于莫斯科政府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负担。这一决心，连同巨大的军事开销和设计拙劣的海外义务，共同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厄运以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国家的垮台。


贡献与代价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红军和苏联各族人民从1941年到1945年承担了对德作战的大部分苦难。只有从1931年开始就遭受着日本不断侵略的中国与苏联所遭受的损失相类似。

德国国防军到1945年4月30日共损失11,355,000人，包括6,035,000人负伤。其中大约900万人是在东线损失的。到战争结束，德国武装部队共损失13,488,000人（是其动员部队的75%，是德国1939年人口普查中46%的男性）。其中10,758,000人在东线损失或被俘。今天，成排成排遍布德国墓地的难以计数的干巴巴地刻着“战死于东线”的墓碑无声地见证着德国国防军的力量和意志就葬送在那里。在与纳粹德国的战争中苏联付出了2,900万人伤亡的代价。精确的数字也许永远也无法得到了.

双方军队

在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识到了苏联的巨大牺牲和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毫无例外地关注于国防军和红军是如何作战的。然而红军从来就没有盲目地照搬德军的做法，虽然他的确从他更有本事的对手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实际上他一直是按照自己的组织传统、战术传统和领导传统进行战斗的。在战争期间他建立了自己丰富的理论基础并实现了那些在30年代就已经为其理论家们所认识到但未能证实的东西。必要性驱使人们去学习，而且这种学习的代价非常高昂。随着战争的推移，经过了某种奇特的互换，德军越来越像它在1941年的对手，而红军则离闪击战的精髓越来越近，不过现在它有了一个新的标题“大纵深作战”。

1941年，德军为其“委托指挥”的传统而自豪,这种指挥方式建立在所有指挥官对于其上级的总体意图的透彻理解和彼此进行灵活的配合的基础之上，这种授权模式能够极大地发挥下级的主动性。德军各部队尤其是它的装甲部队早已以其能够根据形势需要而进行灵活编组而声威大震，他们会绕过敌人抵抗中心向其后方区域继续进行扩展突破。如果说德国国防军在1941年到1942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么就是在后勤领域。整个俄国战局的规模也许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德军的能力范围，德军最初的一些攻势往往因自身缺乏补给而不是苏军的抵抗而陷于停顿。

相反1941年到1942年的红军则是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的牺牲品。其部队缺乏训练和装备；缺少先进的战役和战术传统和理论；大清洗毁掉了红军的思想；它的军官团刚经历了一场屠杀而士气低落。德军的入侵正好赶上了红军的转型期，当时它缺乏有效的武器而且正在调整编制。红军的指挥官们经常不顾地形和敌情将其部队平均分配在整个战线上而且步兵与炮兵之间缺乏最起码的协调。

从1942年末开始德国国防军逐渐在失去它的一些独一无二的优势却染上了它的对手的一些缺点。持续的伤亡意味着训练水平的下降而且由此导致了战术水平的下降。装备消耗严重而德国的经济却不在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高质量武器以保持其技术优势。至于领导层，阿道夫·希特勒开始步斯大林1941年的后尘。在1941年苏军第一次冬季攻势中正确地禁止撤退之后，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希特勒越来越多地插手作战指挥。尽管这种干涉被夸大到了成为德军所有失败的总的托词的程度，但是德军的确逐渐失去了曾经令它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灵活性和下级的主动精神。

在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之后红军终于有了有效的领导、组织、武器和战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回归了战前的战争理论。在战争的第二阶段，从1942年末到整个1943年，红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们不仅可以阻止神话般的闪击战攻势而且还能够在任何天气和地形条件下发动自己的攻势。德国人对苏军拥有压倒优势的兵力的报道实际上是对苏军成功的欺骗对手并将所有可用兵力都集中在敌人意想不到的要点的狭窄正面上的能力的赞颂。结果红军能够建立其对国防军的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从而大量地消灭敌人，这在最后两年中成为了战争的主要特点。但是尽管如此，苏联的人力也即将消耗殆尽，而苏军的指挥官们只要有可能就尽量避免代价高昂的正面进攻。

当然红军指挥官们直到最后的柏林战役中还在犯代价高昂的错误，但其军官团毫无疑问已经更加的能干和值得信赖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位于爱国主义和战争的日常需要。政治军官忙于鼓舞士气和进行宣传，而且斯大林也开始信赖其作为军事专家的下级。包办一切的“大本营代表”开始让位于独立的方面军或方面军群司令部，而且最终实现了沿指挥链条逐级授权进行指挥。的确，斯大林在1945年最后的几次战役中亲自担任了战场总司令的角色以维护其政治地位。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行动中他也是信赖其指挥官们的。除了最关键的政治、战略和战役决策之外，斯大林能够而且的确将发动战役和作战的权力下放给了方面军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部。他对红军有充分的信任，明白其卓越的下属们的成功将只会提高他本人的声望，于是将结束战争的重任交给了他们。

而这些下属已经建立起了遂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程序和技巧。1944年苏军的典型的攻势将以详细的计划和隐蔽措施为先导，目的是在选定的突破点集中兵力。攻势开始时苏军将以一波侦查营的渗透行动潜入德军防线并夺取关键阵地，从而导致其余的德军阵地难以防守。渗透行动伴随着（或者继之以）精心协调的空中和炮兵攻击。当炮兵轮射火力从前沿向德军后方地域延伸时，步兵、重型装甲部队和工兵按常规发起攻击消灭残存的德军抵抗。苏军高级指挥官们会尽可能快地将其机动部队通过突破口投入战斗。尽管坦克集团军和独立机械化军这样的大兵团是在经验丰富的将军们的指挥之下，但其很多的战术性胜利却是依靠指挥先头分队的上尉和少校们取得的。这些机动性很强的、高度合成化的集群由800到2,000人组成，他们尽量避免陷入胶着的战斗，绕开德军的抵抗以建立起巨大的包围圈或为下一次攻势建立桥头堡。在后续步兵在日渐强大的红军空军的支援下消灭被围德军的同时机械化部队在继续扩大突破。在所有的这些攻势中，后勤部门为保持最远深入德军后方达400公里的先头部队的供应表现出了极其高超的应变能力。和1941-1942年德军的攻势一样，苏军后期的进攻也往往因自身的后勤过度延伸而不是敌军的行动而被迫停顿下来。就这样，在1941年6月，一条卓越的物理定律开始经受终极测试，举世公认天下无敌的德国国防军冲向了看似不可动摇的红军。那个岿然不动的物体弯曲了，流出了鲜血，但终究没有断裂。经历了四年的战斗，耗尽了无数的资源和能量，红军依然存在并占了上风。于是在这场其后果被斯大林比作核战争的搏斗中，无敌的德国国防军被彻底毁灭了。

战争与苏维埃国家

苏联巨大的战争能力不仅为斯大林而且也为苏联政府增加了声望。德国的入侵使得共产党的统治因其作为胜利的组织者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曾经对共产党的统治兴趣缺缺的男男女女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抵抗侵略者的搏斗中去。通过强调爱国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教条，共产党人在全民族中确立了其祖国的救星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战士们发现他们更容易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了，这使得共产党对于整个国家和军队的控制更加深入而面对的阻力却变得更小了。在战争期间甚至战争之后，实际上促使全体苏联人民团结起来的动机就是驱逐德国侵略者的愿望和确保永不重复1941-1942年的灾难的决心。

然而在战后，苏联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其自身胜利的囚徒。尽管红军（后来的苏军）在规模上进行了裁剪，但它依然在苏联政府内部占据着显赫的地位，所有战后的苏联领导人都要费尽力气去限制军队的政治影响和防务预算。已经因战争消耗而受到影响的苏联经济又被迫把大量的宝贵资源用于防务开支。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德国的入侵进一步加强了俄国人唯恐受到侵略的倾向。伟大卫国战争，以其代价和苦难影响了整整一代苏联领袖的战略思维。战后的苏联政府精心建立了一系列的缓冲和代理人国家，以期使苏联避免任何可能的攻击。尽管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对苏联的防务和经济有所贡献，但其难以对付的群众却一再对统治者的安全感产生威胁。在古巴和越南这些地区建立起前哨阵地对于同西方的冷战来说是个不错的棋路，但是这也意味着对苏联经济的进一步拖累。从长远来看苏联政府从缓冲和代理人国家所得到的跟它所付出的可能一样多。

回顾历史，决心保住胜利果实并防止受到任何攻击的决心对于莫斯科政府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负担。这一决心，连同巨大的军事开销和设计拙劣的海外义务，共同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厄运以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国家的垮台。